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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
（1927年1月28日）
· 附录：索恩采夫《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78
亲爱的同志：
我粗粗（不得已）看了您的讲话，没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讲话内容丰富而有意义。
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撇开国际因素”（用布哈林的语言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国的经济中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价值规律既共处又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那些规定着国民收入在两种体系之间的分配的条件，其中包括政策。结果形成了平等地进行决战的局面。但我们是世界经济的部分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我国的”价值规律的决战受制于世界价值规律，这将极大地改变两种规律的力量对比，如果仅就经济范畴及其无限发展这一范围而言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撇开国际因素”即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际革命的话。
您对这一切当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您讲话的结尾对此也有暗示，然而这里光是暗示是不够的。否则，我国那些在《共产党宣言》问世80年之后才琢磨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即“自己的”价值规律这样一个天才思想的哲学家们，就会抓住您对问题的提法做文章，尽管您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有一些哲学家也曾这样抓住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篇大做文章，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第1篇同第2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在该书第2篇中提出旨在证明不能“撇开国际因素”的论据时，哲学家们就大叫大嚷起来，好像我背离了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观点。今后我们也免不了会碰到这些论据。
我记得，我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1]，这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大家，在《资本论》第3卷问世后认为，他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讲授给学生们的不是应当讲授的东西，他指责马克思放弃了自已的观点：你们看，马克思所说的价格不是像它理应这样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的基础上。“自己的”价值规律同“自已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的斗争是“第1卷”。把这一斗争纳入世界价值规律的体系是“第3卷”。第1卷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应当转而研究以后的几卷。
大约在3年前我们驳斥了我国的哲学家们，他们可耻地歪曲列宁的话，把我国的整个经济体系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社论和“学术”论文，甚至还出版了教科书（该好好清理这些教科书了！）。我们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体系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些哲学家勉勉强强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却要求我们“撇开国际因素”，以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安宁。我们除下述可能性，即这些哲学家今后为了寻求救命稻草而抓住两种规律斗争的理论做文章并指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而他们本来打算宣布他的理论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完美论证。当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这种解释没有多大责任，就像马克思对斯克沃尔佐夫教授（另一位，不是这位，不过也包括这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不负多大责任一样。然而为了杜绝理论上的舞弊行为，我们自己还是应当不撇开“国际因素”，即使是在一个20分钟的讲话里。
您的 列·托洛茨基
附言：我想提酲您，除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外，还有一个可敬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规律的现状。
1927年1月28日
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
索恩采夫
（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77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而且激发了新的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具有特殊的性质，并且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产物。而且这些矛盾和困难似乎是对金融资本为克服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部矛盾而采用的方法的回应。列宁写道：“矛盾的这种激化是自世界金融资本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起开始的过渡性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生产的卡特尔化、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和高额卡特尔利润的出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银行把额外的卡恃尔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卡特尔稳定的高额利润促使资本从利润率低得多的非卡特尔部门流出。这样一来，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大量增加，从而加剧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所有这一切极大促进了用于积累目的的大量资本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卡特尔对供给的调节过程本身恰恰意味着对生产的限制。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对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的利用。可见，垄断的本质自身就阻碍资本的无限积累。摆脱这种新产生的矛盾的出路就是符合垄断的特殊本质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了下面的矛盾链：（1）为了创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一定水平的集中基础上产生垄断。（2）垄断使得有可能打破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规律，人为地规定了一定的利润率，从而使得有可能在这一利润率的基础上将剩余价值资本化。（3）这样，垄断就打破了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规律，导致社会资本的重新分配，使资本从非卡特尔部门流向卡特尔部门，从流向轻工业流向重工业，从而造成资本在卡特尔部门的过量积累。
可见，垄断虽然部分地消除了一个矛盾，但同时却产生了一系列其他的矛盾，当然，这已经是在另外的生产结构的基础之上。垄断导致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为了认识所有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即所谓重工业中的积累过程的条件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在工业繁荣时期大工业处于比轻工业有利的地位。但到危机时期，在此前时期吸足了资本的重工业由于固定资本占大多数而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而与此同时轻工业却能比较顺利地压缩生产并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升时期重工业资本增加的过程，还是危机时期资本减少（限制资本）的过程，都具有越来越大的突变性质并加剧了生产中的不平衡关系。所有这些情况都使矛盾更加尖锐。对于卡特尔工业来说，资本输出是惟一一条能够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垄断所产生的资本输出成了垄断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正像希法亭[3]所写的那样：“卡特尔本身在资本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中，在积累对价格形成的影响方面，什么也不可能加以改变，从而就不可能阻止不平衡关系的产生……因为比起非卡特尔部门的竞争来，卡特尔领域的竞争是在更高的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无法输出资本的情况下，卡特尔的出路就是限制生产，但这样一来就使得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压力都落到了非卡特尔部门头上，一旦出现萧条，卡特尔部门和非卡特尔部门之间的矛盾就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资本输出也是卡特尔打开矛盾的结子，从而给自己开辟在有利于取得高额利润率的条件下利用新积累的固定资本的惟一方法。资本输出具有怎样的性质和规模呢？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出的规模不取决于资本输入国的商品生产水平。资本输出的限度取决于：（1）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2）输出国家的资本积累规模或生产资本的剩余量（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超过了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限度）。随着欧洲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资本从一开始就已经很少这样输出了。因此工业资本的输出越来越提到首位，同时工业资本还是平均各国利润率的手段。原料、金属在各国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角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输出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影响。由于金属、铁、煤、铅、铸铁、石油以及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赶不上重工业的飞速发展，为销售和出口这些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一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铁和矿石的出口和进口为现代经济联系打下了主要基础，并决定了资本向这些或那些市场运行的主要方向。这使新的市场资本化并扩大了这些市场的消费容量。由于力图保持利润的稳定和保护投入的固定资本，而导致世界市场的个别部分被纳入了国内市场。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对原料产地、殖民地等等的垄断统治，即对投资领域的垄断。这一过程导致作为金融资本基础的经济版图的扩大，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世界经济务个部分的社会发展得到平衡。但这决不意味着在世界市场的这些部分中资本在积累和增长。尽管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工业有了增长，尽管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它们却越来越依赖更发达的国家的金融资本。因此，社会发展的同一决不意味着财富、收入等等的分配实现了同一即平均分配。事实是，世界金融资本的80%集中在4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手里——这一事实既说明了这些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垄断地位，也说明了附属国剩余价值分配的形式和途径。
超帝国主义问题
考茨基在其小册子《中欧的统一》中写道：“有人臆造了一条规律，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经济原因而使小国失去了政治生命力。”考茨基在这里是想对伦纳[4]进行反驳。伦纳根据下述事实即“社会生产力不仅超越了小国，而且也超越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大国”得出结论说，世界经济需要世界国家，“帝国主义通过一个民族统治受其支配的许多民族这种形式而实现了国际化”。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推动了国际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被取代这种事实。”（《中欧的统一》）无疑，考茨基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分析最新的资本主义结构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经济倾向是存在的。这种倾向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下述事实，即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国内市场，集中垄断的增长早已给资本主义工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资本主义工业不仅已成为大规模生产，而且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也就是说，只有世界市场才能成为其销售产品和投资的市扬。然而当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却没有给在当代世界经济范围内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一经济倾向形成纯粹形式的机会，并导致“几个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而这些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构成金融资本时代的历史内容。当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谈论跨国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可能性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中完全正确地揭示了一种情况，他写道，世界市场上地位的平等（生产费用，这是竞争的主要因素），和经济结构的同一（因为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反映往昔力量对比的协定的变化创造了基础）是缔结牢固的协定的条件。
由于一系列历史和社会条件，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中至今也没有出现。希法亭说的“全面的托拉斯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尽管历史和社会条件永远不会给已经出现的过程发展为全面的卡特尔的机会”，指的正是这一点。列宁也曾这样写道：“金融资本的统治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状况和矛盾。”从我们所引的有关铁路建设和殖民地增长的材料以及各国家生产力增长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增长速度的差别（顺便说一下，近来从石油工业的增长这一事实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排除以下事实的存在，即“民族经济”现在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的（见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因此布哈林是完全正确的，或者说他至少有一定的权利把帝国主义看作世界经济问题。从这一观点来看，从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资本现在所处的货而－商品阶段，——当代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并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提出更迫切的需求，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对世界资本的再生产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果再考虑到重工业的跳跃式发展，那么就能明显地看到整个工业的不均衡增长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的矛盾的深化。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分配失调。原料和农产品价格昂贵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垄断只能加剧这种价格昂贵现象和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均衡状况。这样一来，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冲击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比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这里数量上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质量上的变化。这样一来，正是缩小了销售市场的那个过程（生产的大规模性质，世界的地域划分，资本向农业国的转移等等）也缩小了原料市场。但是在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变化导致采取了扩张政策的新方法。在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缩小、工业不均衡增长、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资本财富如何进行国际转移呢？在布哈林看来，资本输出的起因在于资本的相对过剩，即增加后的资本带来的利润只相当于资本增加前的利润。这样就具备了向国外输出资本的条件。资本的转移体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资本的转移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极同作为一极的劳动力的转移是一致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各国利润率平均规律的调节；在第二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工资标准国际拉平规律的调节。像布哈林正确指出的那样，劳动力的流入流出抅成世界劳动市场的一种现象。同时，资本再生产、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同国家资本主义民族占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每一次集中就像垄断取代自由竞争中的每一个步骤一样，只能导致矛盾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交织成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可能的出路是：（1）消灭财富或者（2）根本改变斗争力量的对比。第二种出路的实现靠战争。因此，战争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生产力的一种手段。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这种重新分配是否意味着原殖民地和其他对象分配中的不平衡状况以及金融资本的剥削被消除呢？无疑，这样的战争将会使这些对象在战胜国之间的分配更加平衡，因为战争将给予这些国家在这种重新分配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前进的机会。但最终战争将使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中原有的一切矛盾再次产生，从而使金融资本时代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在扩大了的范围内再次产生。然而这些矛盾已经是在生产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作了另外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发展的。战争可以将发展的重心移向完全不同的世界市场，它削弱了一大批国家并为迄今为止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除此以外，战争无法阻止一大批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索恩采夫
（1927年1月）
[1] 斯克沃尔佐夫，亚·伊·（1848〜1914）——俄国经济学家、农学家，教授。
[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36〜18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3] 希法亭，鲁·（1877～1941）——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
[4] 伦纳，卡尔·（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