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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局的决定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5
关于政治局认可布哈林同志对我们的声明所作修改的决定，我们认为有必要申述如下。
如果不去考虑那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上次要的、仅仅有损原文的微小改动，那么还有四处改动有独立的政治意义，我们认为不能把它们加进以我们的名义发表的声明。
1．关于“派别和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完全准备在声明中加进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这些决定至今尚未取消，而且我们的看法和这些决定完全相符。我们认为布哈林同志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事关我们在党内的行为路线，我们坚决声明：拒绝派别手段和集团，解散已经或正在形成的集团，采用这些手段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等等。这些话清楚、直接、明确地反映了我们显然打算彻底履行的义务。
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派别和派别活动问题同党的制度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在声明中只字未提过去那些促使派别活动产生和传播的条件。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份反应表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派别活动的充分意愿的文件中援引这些条件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不仅提出关于我们的直接、清楚和明确的义务问题，而且提出了关于“派别活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认为只能用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确切文本来回答这个总的问题。
2．我们承认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有关决定的情況下开始辩论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说“破坏了代表大会（第十四次）关于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代表大会没有这样的决定，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中央一月全会确定了关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运动的形式，禁止中央委员在其中发言。我们压根不知道任何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只要向我们指出说的是哪个决定，我们就立刻把它加进我们的声明。尽管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但因为事关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追根究底。
3．很明显，中伤共产国际或苏联的行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如果德国共产党员乌尔邦斯同志和维贝尔同志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情况属实，就有必要按照党的有关制度对他们进行谴责。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材料，所以不能谴责这两个党员犯有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样严重的罪行（如果对“中伤”一词确实按它所包含的意思理解的话）。
对于被开除出共产党的路特·费舍[1]和马斯洛夫[2]我们同样不了解他们的中伤事实。我们知道，他们和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云云的科尔什划清了界线。如果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走上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他们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共产国际的大门将永远对他们关闭。我们没有材料作出如上判断。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把他们同科尔什相提并论。
至于谈到以700份签名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德国左派，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和它断绝联系，至少是在它的这一部分观点上。说到派别活动、我们声明拒绝支持任何派别集团。
4．有人指责梅德维捷夫同志，说他在差不多三年以前写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取消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同社会民主党人融合或接近以及租让国家工业等等想法。这些怪异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对此谁都不会有片刻怀疑。梅德维捷夫同志对《真理报》所评论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我们在声明中没有追究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信的准确性，只表示绝不同意信中表述的思想。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鼓吹取消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等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证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赞成过这些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以我们的名义声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持有上述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告诉我们，这种“划清界线”是必要的，以使同工人反对派的联盟成为泡影。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联盟到现在为止表现在哪里、在什么文件、哪些行为或声明中。这样的文件、声明和行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正如联盟本身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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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所述，我们不能以自身名义向党说出得到政治局认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中的内容。我们当然完全认为，对党中央的服从必须以少数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公开维护他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为前提。如果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按党纪原则”采纳布哈林写的修正案，我们将会服从并签署中央委员会认为符合当前党的利益的任何声明。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政治局要求我们签署这类声明的正式决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16日
[1] 费舍，路特（1895-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2] 马斯洛夫，阿·（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1918年加入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