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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格勒反对派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71


　　《真理报》和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发言者们都把列宁格勒反对派说成是1923—1924年反对派的继续和发展。应当坦率承认，这种类比不仅是一种论战手段，而且还包含着部分真理。要做的只是正确地加以阐明，这是什么样的真理。
　　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实质可归结成指责官方方针或者指责其右翼使农民开始压倒无产阶级，而在农民内部使富农排挤中农，中农排挤贫农。
　　现在，完全无可置疑的是，所谓富农倾向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指责它对农民估计不足。这种指责的关键何在？就在于反对派把工业及其发展放在首位，要求工业发展加快速度，即相应地重新分配资金，要求把计划原则引入工业，等等。这种立场被宣布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后者的主要条件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工农联盟，等等。在未曾忘记过去数十年经验的老一代人看来，这种简化的提法至少是立足于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同民粹派斗争所积累的经验之上的。至于说到缺乏阶级锻炼的广大青年，除去所有的积淀和歪曲，近几年来的争论在他们眼里成了这样一幅景象：一方面，承认“工业专政”和世界革命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同农民结合，同中农结盟，合作社，等等。其实，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一代就是在这种论战中形成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正是这种情况为农民倾向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广泛、最易于滋生的土壤。至于我国的整个社会生活，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由于工业落后，为这种倾向造成了良好的物质前提，——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因此，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尤其在党内较为年轻的几代人之中，在共青团中形成了苏维埃民粹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理论上还有待定形。布哈林学派使之定形了，尽管是十分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
　　（列宁格勒组织对于警告声最为敏感，这完全不是偶然的，正如反对派的首领们在为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得不去迁就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阶级敏感性不是偶然的一样。结果，就出现了表面上十分荒唐，但当时完全合乎规律的怪现象：列宁格勒组织同反对派斗争得最坚决、对农民估计不足抨击得最猛然、叫喊“面向农村”的口号嗓门最高，却率先避开已出现的党的转折的后果，这一转折的思想根源就是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对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无休止的叫嚷，“面向农村”的要求，闭关自守的民族经济和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提出，反对派早在1923〜1924年就曾指出存在一种危险，即党内的这种思想方针可能为慢慢滑向庄稼汉的热月作准备并为此提供方便。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列宁格勒人指名道姓所说的危险正是在其思想准备过程中其领导人曾起过领导作用的那种危险。）
　　列宁格勒党的和经济的领导方法、宣传鼓动上的大吹大擂、地方自大狂等在党内造成了对列宁格勒上层领导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除了这种不满情绪，又加上成千上万在不同时期被逐出列宁格勒、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人对列宁格勒制度的强烈愤慨——这些事实都完全无可置疑，其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在这一意义上，更新列宁格勒的上层领导，让列宁格勒组织学会少对全党打政委的腔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然而，不能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在敌视列宁格勒上层领导特点和作风的心态后面，还暴露出了敌视城市对农村地区的思想专政的情绪。各中心城市的预算都太大。它们都有工业，有报刊，有十分强大的组织，有思想优势，但有利于农村的事做得太少，而只提供响亮的空泛口号——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发言不过是这一思潮大大减弱了的余波。今天是列宁格勒，明天可能该轮到莫斯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相互攻讦使这种可能性更容易实现。外省抓住列宁格勒反对莫斯科的立场，是在为普遍打击城市作准备。现在当然仅仅有一些这种现象的初步征兆，发展下去却可能危及无产阶级的作用。（下面这一事实是个人纯粹无原则性的例证，同时又是最大的笑柄：今天，索柯里尼柯夫充当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一名领袖，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鼓吹从经济上解除无产阶级对农村武装的理论家。）
　　无论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还是格鲁吉亚都不能一笔抹煞。出现农民倾向是因为党在客观上必须关注农民。问题在于程度，在于积极的抗衡。最为积极的抗衡可以是工业中心城市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活跃而又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些组织内部生活的民主化是它们积极、有效地抵御农民倾向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相反的现象。机关制度使这两地的组织失去作用。任何削弱这种制度的要求都被污蔑成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投降，等等，等等。完全受机关制度束缚的列宁格勒曾经百分之百地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为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出过力，从而助长了民族—农村局限性倾向的发展，使其在本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足够鲜明的反映。尽管在形式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布哈林学派的“极端性”，但实际上全部“火力”都对准了列宁格勒。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