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4日）

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70

　　判断阶级也好，判断政党也好，都不能单凭它们本身关于自己说了胜什么，单凭它们在目前提出什么口号。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内部的派别。不能就口号论口号，而要同整个形势联系来看，特别是同某一派别的昨天、同其传统、同其所选拔的人才等等、等等联系起来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口号不具有任何意义。如果说它们不能界定某一派别的整个面目，那么，它们就是这种界定的组成因素之一。且让我们就事论事地分析一下某些基本口号，然后根据已出现的政治形势对它们作出评价。
　　尖锐地提出农民分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单凭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由关于中农合作化的纯粹抽象概念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现实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党对农民分化问题的重视使我们明白，单靠农村本身的内部手段没有也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加米涅夫的立场由此出现变化，现在他提出如下想法来反对布哈林：社会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加合作化，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再加合作化，而所谓电气化应理解为整个工业技术。这样提出问题同成为工业不断落后的原因之一的1923年的立场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把这一想法说透了，大致应当是：合作化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可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如果让农村经济发展放任自流，则合作化无疑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成为富农手中的工具；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即在工业对农业的优势日益增大的基础上，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才能保证朝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发展速度越快，工业超过农业越快，就越能有把握地指望抑制农民分化过程，防止中农群众无产阶级化，等等。
　　然而，就在加米涅夫提出工业是推动力以此来反对布哈林的农业合作化前景的时候，布哈林就评价工业本身的社会性质问题发表了反对加米涅夫的见解。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续认为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两、三年前曾经相当普遍，在1923〜1924年争论时期更是一再被提出来过。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工业是整个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这一体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农民经济、财政、合作社、由国家调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所有这些由国家调节并监控的经济过程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它经过一系列阶段应当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构想中工业的领导作用完全消失了。计划原则几乎完全被财政信贷调控排挤了，财政信贷调节具有了农民经济和国有工业之间的中介者的作用，把工农业看做讼争的两造。正是由这一构想产生了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构想，加米涅夫反对这一构想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构想还产生了对国有工业的如下估计，即不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杠杆，而看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从属部分，现在，布哈林反对这种看法，这也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双方如何部分地否定了他们在1923年的共同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一方面导致了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导致了布哈林的中农合作社构想——它表现为“发财吧”的口号决不是偶然的。
　　1923年的立场不应当部分地加以否定，而应当完全否定。应当坚定、明确地说明，问题实质不在于今天农村分化的程度，甚至不在于分化的速度，而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只有工业才能够使农村经济发展基本进程发生质变。由此可推导出，“面向农村”意味着首先“面向工业”。由此还可推导出，计划工作并不是工农业间的中介活动，而是国家首先而且主要通过工业来实施的目标明确的经济方针。计划工作的核心可以而且应当是发展工业的规划。脱离工业的计划工作不可避免会造成舍本求末，造成不断提出各种修订，不时就要协商一番。这既适用于国家计委，也适用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既然计划工作已变成在滞后于市场的国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半消极的中介工作，那么，财政人民委员部自然就把国家计委推到一旁，因为比起国家计委的统计数据来，财政是中介性调节的更根本、更现实的手段。不过财政和信贷调节就其实质而言本身不包含任何计划原则，它虽促进全部经济过程，但本身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
　　在我们经济工作伊始之时，列宁提出了电气化思想作为经济计划的基础。电气化是工业因素的最高反映。电气化思想在形式上仍然被列为主导思想。实际上，它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相对地占有愈来愈小的地位。电气化同经济计划思想联系得最为密切。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只有通过工业技术才能实施计划管理这一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反映。如果国家计委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既不会有正确、完整的工业发展规划，也不会有首先通过工业实施的、现实且目标明确的积极的经济计划工作。这是因为农业、运输业，还有切尔文纸币的坚挺都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性质和速度。在整个经济链条之中工业是基本的、决定性的环节。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