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十月的教训(1924.9.15)
我们的意见分歧
托洛茨基
（1924年11月）
编者注：在手稿左上角有托洛茨基手迹：“仅此一份。未付印。”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文集《1917年》写了一篇前言《十月的教训》，该文发表后立即遭到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埃·克维林、奥·库西宁、格·索柯里尼柯夫、约·斯大林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尼·布哈林）的猛烈批评。为回答这些批评托洛茨基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但未发表。
本说明的目的
现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的争论（争论过程表明，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借口）提出了数不胜数的涉及事实、原则和个人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就那些按我的理解触及党的利益的最大的问题作出说明。
1．说我打着隐蔽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号修正（修改、篡改）列宁主义，是这样吗？
2．说我从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视角为自己的《1917年》一书写了前言，甚至为了贬低列宁主义而错误地说明了一系列问题，是这样吗？
3．说我的前言是一个“纲领”，说我总的来说把在党内组建“右翼”作为自己的任务，是这样吗？
不言而喻，问题不仅在于我想说些什么，而在于如何能说得明白。要知道，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并没有有意识地力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对他的这种指责太没有根据了。不过，托洛茨基不理解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因此，托洛茨基尽管并不愿意也并未使劲去做，实际上却歪曲了列宁主义，为与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集团提供了思想纲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如下假设或设想：过去的条件，列宁逝世后形成的严峻形势，以及这样或那样的个人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成见，以致在根本不存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地方，或者至多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基于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的思想差异的地方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党作的说明可以和应当达到什么目的呢？
第一，我觉得应当把我想说的说清楚。第二，至少在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消除曲解，如果有这种曲解的话。通过这种办法至少可以设法消除出于误会或带成见的诠释所造成的凭空虚构的分歧。光是这一条就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这有助于揭示，说我——有意无意地——用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路线来对抗列宁主义这一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指责，是否多少有一点儿严肃的切实的依据。倘若在消除各种误会、个别错误、带成见的诠释等等之后，仍然发现存在着这样两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当然就不能掩饰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党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严厉措施来保证自己的革命方法、自己的政治路线、自己传统的统一，即列宁主义的统一。如果这样，某些指责我在推行特殊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同志却发誓不予“惩处”，则是不正确的。然而我丝毫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结局，尽管争论已扯得很远，尽管已经向全党就我的书和我的立场作出了一定的解释。
我这一说明的任务是，试图证明把“托络茨基主义幽灵当作党的危险是没有根据的”。不言自明，我不可能全部涉及近来撰文谈“托洛茨基主义”和抨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同志所引用的数不胜数的论据、文字、语录和暗示。这样做既不合适也办不到。我想，如果我从解释我的前言的一些结论入手，对于问题的实质和对于读者将更为有利，因为正是这些结论被说成“托洛茨基主义”最为突出或最为明显的表现，并且恰恰因此成了当前整个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我希望就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来证明，我对十月革命的阐释不仅遵循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且与列宁就同一些问题的十分精确具体的评价和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也不能仅囿于这种解释。问题在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本身，如果其依据仅仅为近几年来我的声明、言论和文章，看起来也是相当缺乏说服力的。为了使这一指责能有分量，有作用，还把我过去的过去的政治经历即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的革命活动也牵扯了进来。我认为有必要对这方面也作出说明。这就是本文的基本内容。
倘若我认为，我的说明会对争论火上浇油，——或者有权决定本文是否刊登的同志直接并公开对我说出这一点，——我会放弃刊登此文，尽管蒙受否定列宁主义的指责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会对自己说，我只有等待，党内生活较为平静的时刻会给我机会，哪怕是迟到的机会，来驳倒错误的指责。不过，我感到，公开的说明——即就对我的基本指责作出答复——在目前的时刻不会更加激化党内的气氛，相反会使之缓解，使问题适可而止。
确实如此。如果党内确实存在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这可能就意味，这是不同阶级倾向的初始斗争。那么，任何说明都无济于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清洗自身，才能存在。可是，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幽灵，一方面是革命前的过去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列宁去世引发的多疑虑的结果；如果不从档案中翻出托洛茨基致齐赫泽[1]的信之类就无法真的再现托洛茨基主义幽灵——那么，公开的说明就有所助益，就可以消除积淀下来的旧成见，就可以驱散幽灵，就可以净化党内气氛。这就是本说明的目的。
过去
上文业已述及：在争论中把我的《1917年》一书的前言同我的全部活动联系了起未，把它说成是极力想取代列宁主义、成为党的学说和党的政治方法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
这样来提出问题，就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党的注意力从现在和未来转向过去。党内经常引用旧的文献，旧时论争中说过的话，等等。在这些材料中，尤其是印发了1913年4月1日——即几乎12年前——我写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杜马代表齐赫泽的一封信。这封信不能不使每一个党员产生甚为恶劣的印象，特别是对那些未曾经历战前侨居国外条件下派别斗争考验的党员来说更是如此，这封信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封信是在派别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写成的。现在再来谈写这封信的一些细节已经毫无意义。只要提一下造成写信这一事实本身的原则性原因就足够了。这种原则性原因就在于，我当时对孟什维克所持的立场大大有别于列宁的立场。我当时认为必须争取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必须进一步同孟什维克决裂，以期从党内清除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基本根源。很久以后，我曾经写道：我的基本政治错误就在于，我未能及时看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性鸿沟。正因为如此，我未能理解列宁既反对孟什维主义又反对我本人所维护的调和主义路线的组织—政治斗争的意义。
那些使我在好些年中与布尔什维主义分道扬镳，在许多情况下同布尔什维主义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深刻分歧，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恰恰是如何对待孟什维克派的态度。我根据的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前景，即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终究会迫使两个派别走上同一条道路。因此，我认为分裂是使革命力量毫无必要地在组织上瓦解。而由于布尔什维主对分裂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列宁认为，只有通过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无情地划清界线，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后来的整个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于是我的“调和主义”在许多剧烈的转折关头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了敌对冲突。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必须再加上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后者常常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所有读过列宁著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隐瞒”，这很可笑。现在，在事过境迁之后，我当然不可能再想去否定列宁对俄国“调和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原则正确性和巨大的历史远见。俄国“调和主义”的基本特征同国际中派主义思潮相似。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是十分明确的和不容置疑的，况且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文章，有过很多体会，检验和证明了许多东西，在这之后还来争论这些问题，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如上所述，我反对“大分家”和分裂，于是就同列宁据以培养、创建并教育我们今天的党的那些思想和组织方法一再发生严重冲突。当时，“列宁主义”一词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中尚不存在。况且列宁也不会允许使用它。只是从列宁患病以后，特别是他逝世后，党像是一下子概括出了列宁一生所体现的巨大的创造，才使用起“列宁主义”一词。这个词语当然并不同马克思主义对立，不过，它包括了在列宁的领导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切新贡献。至于革命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才用“列宁主义”一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最反面最有害的东西。当时在我这样的“调和分子”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分裂活动、派别斗争、组织上的分家，等等。正是在这种含义上，我当时，在激烈论战之时，使用过“列宁主义”一词。现在，倘若问起一个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的党员：“请问，什么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列宁主义？”，随后再向他读一通对列宁主义进行派别攻击的旧文章或旧书信，他当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做法未必正确。这是拿不了解情况作文章。现在，引用的这些话我听了同其他每一位党员一样也觉得刺耳。只有看过过去的历史亦即布尔什维主义同调和派的斗争史才能理解引用的这些话。而在那场斗争中历史真理和胜利都完全属于布尔什维主义。况且，列宁的全部活动经历表明，只有接受他的历史观，他的目标，他的斗争方式和手段，才有可能理解他这个政治人物和有个性的人。评价列宁不能撇开列宁主义，评价列宁不能只说一半。列宁的政治形象排除任何模棱两可。他用自己的方式迫使所有人或者与他同行，或者与他对立。因此，很显然，对于意味着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模棱两可的调和派，列宁的形象本身既格格不入，又在许多方面无法理解。为了工人运动虚幻的“统一”而去争取社会民主党各个派别的统一时（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这条道路上同作为政治人物的列宁发生过冲突。
一个革命者只要未能正确对待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及其工作方法，他就不可能正确、顽强并始终如一地参与工人运动。学说、口号、策略和党组织的工作之间不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列宁在自己的声明中不止一次雄辩地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即认为我的革命思想或建议只不过是“空谈”，因为我持调和主义立场，正在同构成无产阶级运动基本核心的布尔什维主义发生矛盾。列宁说得对吗？无疑是对的。
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巩固。因此，真正的革命事业只能是能够有助于这个党壮大、巩固的事业。任何其他离开这条康庄大道的革命工作，都不具备对本身可靠性、成功性的内在保证，在许多情况下对当时的主要革命工作造成了直接损害。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是正确的。当时他说，调和派观点在为孟什维主义打掩护，从而往往会把革命口号、前景等等变成空谈。列宁对中派主义的这一基本评价是完全无可置疑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此问题掀起争论，是极其荒谬的。起码就我而言，没有看到有必要进行这场争论。
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变始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按照我从1907年开始不止一次发挥的整个估计，欧洲大战应当能促成革命形势。然而出乎我的预料，这种革命形势却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背叛。我逐步地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政党和阶级、革命行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相互关系所作的估计。在国际孟什维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背叛行为的影响之下，我一步又一步地得出结论：不但必须同孟什维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确，我过去也有所承认，但不甚彻底），而且必须不调和地同它在组织上决裂。这种转变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大战期间我的文章和讲话之中还看得出有时不甚彻底，有时有所倒退。列宁在反对我的中派主义的种种表现时加以强调甚至故意加以夸大，他做得完全对。不过，如果把整个战争时期当作整体来看，则会一目了然：战争爆发时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惊人损害，成了我在一无例外的所有问题上由中派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转折点。随着我得出关于阶级和政党、理论和政策、政治和组织相互关系的越来越正确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对资产阶级社会总的革命立场自然就补上了更有生命力、更为现实的内容。从我明确必须无条件地同护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接受了列宁的立场。我曾视为“搞分裂”、“瓦解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成了争取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独立性的力挽狂澜且颇有远见的斗争。我开始从新的视角，从布尔什维主义即从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视角来看列宁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手段，以及他的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只有成为布尔什维克，才能理解列宁并接受列宁学说。此后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作为特殊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视角来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我入党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或偷换列宁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荒唐的。我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有一次，列宁在谈到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合并问题时问我，在我看来在我的志同道合者中还有谁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对我并不存在，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能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分歧。
当然可以指责我过去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不正确。这意味着指责我未能自1903年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道路才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我在走那段路时，除了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并没有其他利益。我曾经同列宁主义作过斗争，当时我确信列宁主义错误地分裂了工人阶级。许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我便走向列宁主义。对自已经历的这段复杂道路，我无疑负有政治责任。
然而当我1917年5月从美国回来并把自己交给布尔什维克党来安排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所有老党员对我整个的过去是完完全全清楚的。这一过去有过政治错误，可是却没有玷污我的革命荣誉的一点点的污点。如果说我走向列宁主义比其他许多同志晚，但是还可以说相当早，因为我作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参与了七月事件，参与了十月革命，参与了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时期的其他工作。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而这被算作我的一项特别罪过），我认为我走向布尔什维主义之路的可靠程度未必低于其他道路，我这自然是指知识分子的个人道路，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道路。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就一个人该对自己作出评价来看，我走过的道路使我永远不变地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为了说明自己的这―思想，我惟一想援引的是一个历史例子。弗兰茨·梅林[2]，这位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晚，而且是在经过重大斗争之后。不仅如此，梅林起初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后来又离开了它，只是最后才彻底参加了党。在旧档案中能找到梅林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暴言论和恩格斯对梅林的毁灭性评价。在党内斗争中人们不止一次向梅林提及他的过去。然而梅林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是彻底的，终生不渝的。他去世时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加米涅夫同志十分细致地收集了列宁揭露我的立场错误的所有文字。加米涅夫同志把列宁在许多年论战中的抨击变成了对我的最终鉴定。然而读者却可能会产生这一鉴定是不完整的印象。例如，读者据此完全找不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我的前期（1914年前和1917年前）革命活动是否只有错误，或者其中也有使我接近布尔什维主义，走向并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方面呢？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后来参与党的工作的性质就难以解释了。与此同时，加米涅夫的鉴定还必然引出另一个纯属事实性质的问题。难道列宁说过和写过的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所收集到的这些吗？难道列宁根据革命年代的经验没有作过其他评价吗？难道现在，在1924年末，只向党通报革命前的评价而根本不提及通过共同工作、共同斗争所作出的评价，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诚实的吗？这就是每一位严肃的读者不可避免会提出的问题。引用过去的文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引文只能使人得出别有用心、充满偏见的结论。
党的作用
为了把我现在的某些观点或者文章说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为此把它们同过去的错误挂上钩，需要跳过很多事实，首先是跳过1917年。为此就需要事后再来证明，我不理解1917年的事态，我由于阴差阳错才毫无保留地赞同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不理解党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我无视党此前全部历史的意义，等等，等等。而根据1917年的事件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这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指责我推行某种特殊路线。因此，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不能同这些事件以及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挂上钩，而是同我评论这事件某些教训的文章挂上了钩。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指责我搞“托洛茨基主义”具有重大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下问题：我在阐述1917年事件时曲解了列宁主义，用另一种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特殊倾向来同它相对立，这个说法对不对？因此，说我的《十月的教训》搞“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就成了基本的关键，由此把党内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种种编造都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实质就在这里）这一把所有人为编造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却是一个靠不住的关键。只要认真看一下这个关键，它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刻意吹毛求疵再加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先入之见才能提供借口，把我的《十月的教训》说成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真老实地对列宁主义的运用。这就是现在我就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想要表明的看法。
尤为令人惊诧，因此也就大错特错的是，竟然断言我在叙述十月革命时忽略了党的作用。然而前言的中心思想以及撰写前言的立意，却完全是承认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前言第14页）。我是以一系列国家战后革命的失败教训为背景来阐释这一思想的。我们的错误——我再说一遍，再重复一遍，由于我们过早地期待过大战结束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到来——恰恰就在于，我们仍然未能充分估计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德国工人们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都未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获胜的基本武器——布尔什维克党。我在前言中两次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可以利用自己这个阶级的一系列优势，无产阶级则只有用革命政党来顶替这些优势。
如果说自德国革命失败后有过某种我一直在重复，在强调，并以十倍的执著在发挥的思想，那就是如下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得到能保证胜利的真正革命政党的领导，那么哪怕最为有利的革命条件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梯弗利斯报告《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1924年4月11日）以及我的报告《东方的前景和任务》（1924年4月21日）、《五一节在西方和东方》（1924年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前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等等的主要思想。例如，上面提到的梯弗利斯讲话在分析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我说：“为什么德国至今未能获胜？我认为，回答只能有一个：因为德国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所拥有的那样一位领袖……党也未经受我们党所经受过的锤炼。同志们，这就是中心问题。欧洲各国的党都应当学习这一经验。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它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西方和东方》，第11页），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尤其是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我所有的报告和文章的基本观点，主导观点。我可以引用数十段文字来证明这一点。能设想我在写作《十月的教训》时会忽然忘掉、抹杀或者歪曲从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一主要观点，主要结论吗？不，这是不可设想的。情况也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通篇前言依据的就是我在梯弗利斯报告中所勾画的中心思想：“我们大家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是党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取得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当然，我没有重新去论证这一思想，因为我认为十月革命的这一“教训”是早就经过证明、经过检验了的，是毫无争议、无可置疑的。不过，恰恰是有关党及其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构成了我的前言的中心思想。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得把通篇前言再引述一遍，用黑体字把其主导思想标出来。很遗憾，不可能这样做。我只能恳请感兴趣的读者手握铅笔按上述视角去读一下或重读一下这篇前言，并且特别注意以下几页：第12、第13和第14页，第41、第43、第46页，“评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一节（第57页、这里，我仅举一例。在前言的结尾我批驳了近年来我国报刊出现的一个观点，即认为英国革命“不必通过政党，而可以通过工会”来进行。我就此在前言中写道：“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重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斯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第9页）。对我的指责恰恰是，我放弃了或轻视了这个结论！经过上文说明，只举出这一段引文即足以证明，强加给我的名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倾向不仅同我的前言的精神和行文直接对立，而且同我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直接对立。用这种观点来指出我忘记或有意不谈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革命中的作用，这完全是一种不恰当的挑剔。我的前言不是在叙述党的个别机构或组织的作用，也不是在阐释事态的发展，而是试图阐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总的作用。我没有列举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总的来说是众所周知的。我根据的基本论点是党（自然是指它的活生生的在起作用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对于我在叙述时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我并没有忽视，我也没有避而不谈。任何牵强附会，任何诡辩都推翻不了这样的事实：对我的主要指责（即贬低党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是同我实际所说、所论证的一切完全矛盾的。
说我在评价党时不注意党内群众而只注意“上层”、注意领袖的断言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据此有人甚至扯到了什么“英雄”和“群氓”的理论。然而问题的整个实质在于，我在界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总的作用并且以一种未必可再增添一分的断然决然的态度来作出界定时，提出的是关于中央领导在革命时期的作用这个特殊的、局部的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所谓“领袖”的问题。在评述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工作时，我曾两次指出，列宁在与一切动摇对抗时，其力量就在于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依靠“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如果我把整个革命问题或者哪怕把整个党的领导问题都归结为“领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断为基础，作为一个专门的但又对革命极端重要的问题来提出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同全党和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完全是合理的，而在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则更是双重必要的。顺便提一句，下文我还要谈到这一问题。
不过，人们对我说，需要党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为了保持政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国际上纵横捭阖。难道我这一点也没有想到吗？然而实质是，欧洲各国的党面临的还是十分繁重的夺取政权的任务。它们应当集中精力于这一点，致力于这一点。在夺取政权后会出现新的困难。我在此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由胜利的武装起义转为必须放慢速度的“有机”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在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党内激发新的危机，即不满的左翼的分离。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会各不相同。不过，这是下一阶段的危险和困难。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对付得了。需耍的只是夺取政权。
说我在阐释十月的教训时无视我党的过去即其大战前和革命前的历史，这一指责具有同样的性质，即明显不公正、十分牵强附会。不过我已经说过：我的行为必然导致如下结论：如果在前期，在准备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成为真正革命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就利用不了最有利的革命形势。这就是十月的中心教训。其他所有教训都从属于这一教训。党不能为了应付一时之需而临时拼凑起来，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武装起义才匆匆忙忙建立起来。战后欧洲无产阶级的经验十分确凿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我一个字也未直接提及十月革命前的党史，但光凭这一点也就完全充分地确定了这段党史的意义。然而，我实际上已经十分具体而且确切地谈到了使党能在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后发挥作用的发展条件。我在前言第62页是这样说的：“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地下条件下养成的革命的自我牺牲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牛争，1905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1905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这哪有“无视”党或者其十月前准备工作的意思呢？不但前言的整个思路是在阐明党的准备工作和锻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使党成为现在的党的那些发展条件作出了完全准确、具体，尽管简短却几乎十分全面的概括。不言而喻，我未在前言中讲述党的整个历史。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党史，而是十月革命，即党史中个特定时期。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能驳倒我对保证了党“具有完全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的发展条件的概括。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指责我“避而不谈”布尔什维主义同我本人过去坚持的那种思潮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这一回完全可以加以拒绝，因为我考虑的毕竟不是在谈此前的党史，不是在谈革命前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而是在谈十月革命。然而连这个理由都没有必要去谈，因为列举出使我党经受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和空前的革命气魄的那些条件时，我指出的不仅有反对孟什维主义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而且还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
我从来都没有暗示过有这样的想法：即有过革命前那段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来改变自己的本质，相反，我却直截了当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形成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反对那些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而出了名的思潮的斗争。换言之，我说的与强加于我的截然相反。不说我贬低党的作用，不说我无视党在十月革命前空前的准备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编造再次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根据。况且，我根本就没有贬低过，也没有无视过。上面已经引述了我的主要思想，而我的其他思想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而展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思想再重复一遍：“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它才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东方和西方》第11页。）这是列宁主义的观点。我没有偷换它，也没有冲淡它。我是在捍卫它，鼓吹它。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我们已经看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党的作用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还采用了其他手法，而且是双重的办法来勾画我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首先，凡是我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其他反对起义同志的“十月”立场的评论，都被说成是我以批判列宁当时的对手为幌子来反对列宁本人。指责我批判列宁主义的第二个手法是，说我直接描绘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错误”以及我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谈一谈。
加米涅夫同志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的分歧的实质表现在哪里呢？表现为加米涅夫同志主张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列宁则根据已经展开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和号召无产阶级率领农村下层群众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这就是十月革命时期两种倾向的实质。列宁坚决反对加米涅夫的提法。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已经过时了。他说：“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3]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简单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呢？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丝毫也未想把这一“放弃”强加于他。相反，我直截了当地说（第17页），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从劳动解放社起就有的僵化的西欧派传统正相反，他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政治上体现出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对他来说，这一公式如同其他所有的政治策略公式一样具有能动的、有效的因而是具体制约的性质。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在前言中问道：在1917年革命的条件下实施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吗？我坚持列宁的观点，回答说：它曾以不想完全掌权的半政权工兵苏维埃的形式实施过。列宁通过这瞬息万变的现实认清了自己的公式。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旧公式的实施只能这么半半拉拉。而反对夺取政权的人则认为，我们应当“完成”民主革命。列宁回答说，按照“二月革命”的路线所能做到的一切均已做了，均已实现了；旧公式已经过时了；应当从现实的发展中推导出新的行动公式。列宁指责自己的对手说，他们未能按照在二月革命的条件下业已实施的形式来认识“民主专政”。早从四月初起，列宁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上册第29页[4]）。列宁坚持重复说，他的对手们用过时的公式来同革命的需要相对立，从而“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5]这就是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我则是按照原样加以阐述。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同列宁意见一致而未同加米涅夫同志意见一致，就成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了呢？为什么在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的列宁主义观点能容纳曾同列宁截然对立的加米涅夫，却要排斥曾追随列宁的我呢？在这方面列宁主义一词是否变得过于灵活，过于随心所欲了呢？
为了引导人们得出十月革命期间这样一种完全出人意料、令人难以思议的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对立，就需要把问题说成这样：是我把加米涅夫等人的布尔什维主义彻底性看成是他们的错误；是我说：“看，就是这些同志确实按列宁的公式一直坚持到底，才最终沦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俘虏。”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十月革命时反对列宁的人的错误是他们“彻底”运用了列宁的公式。不，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对待列宁的公式；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公式在现实中的特殊矛盾；他们不理解1905年公式的过渡阶段性质；他们说的是列宁的话，却把背得烂熟的公式同对现实的研究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理解列宁的公式。列宁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对这一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同样为了达到把我（确切地说，是列宁）对加米涅夫同志等人的批评变成我对列宁主义的批评这一目的，需要从我1909年写的文章而不是1924年写的前言之中摘取引文。我在1909年写的文章中谈到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革命特定阶段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反革命特点。不错，1909年我曾在罗莎·卢森堡的杂志上这样写过。该文已收入我的《1905年》一书。1917年以后，该书曾经用俄文和多种外文多次再版，从未见任何方面的人士提出过质疑或者反驳，因为大家都知道，看该文应当考虑到撰写文章的时代条件。不过，不能把1909年一篇论战文章中的一段话硬塞进1924年写的一篇前言中去。关于这段1909年写的文字完全可以说，我撰写的时候并不清楚我对之提出质疑的这一公式对列宁只具有阶段性、准备性的意义，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样指责我是对的，我接受这种指责。然而要知道，恰恰是加米涅夫同志等人试图违反列宁的意愿把这一能动的公式变成教条，并把它同正在发展的革命需要对立起米。恰恰是列宁对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这种立场阻碍了革命的必要发展。我仅仅是扼要地且用十分缓和的形式复述了列宁的批评和评价。怎么能由此得出修正列宁主义的结论呢？既然非要把“托洛茨基主义”同这一件历史早已勾销的事扯到一起，那就只能说：托洛茨基在前言中赞同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提法；然而托洛茨基根本不提他放弃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由此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托洛茨基根据1917年革命的经验按列宁的精神来阐释自己的老公式。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所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即使如此，也不是根据未提及历史已勾销了的不断革命问题的那篇前言，而是通过把这篇前言同我反映不同政治发展阶级的旧著作比较才得出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所谓不断革命这一公式的根本是，深信俄国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将不可避免地以社会主义专政而告终。正如我上文论及的，如果说中派策略倾向使我离开了布尔什维主义并同它对立，那么，俄国革命必然将政权交给无产阶级这一根本政治信念又使我同孟什维克对立，并使我历经所有阶段投入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不过，这与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不是一回事。无论怎么说，我反对那种说列宁或者布尔什维克党在深信自己的公式错了之后接受了“我的”革命公式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十分可笑，是强加于我的。
然而，我不得不预先承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引用20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宇，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特别是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活强加给我，那么只要愿意，就可以在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这一点上得出任何结论。众所周知，在这场争论中“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一公式最吃香。我认为，不下十位作者（发言者就更多了！）一个接一个地把这一错误的政治公式算到了我的头上。然而我不得不说明，题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那份著名传单是1905年夏由侨居国外的帕尔乌斯[6]撰写的。当时我匿居在彼得堡，同他根本没有联系。这份传单由帕尔乌斯个人署名在国外印刷，在俄国没有任何人翻印过。我任何时候对帕尔乌斯这一简单化的公式都不负任何责任。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撰写过一系列传单，其中较为重要的都是在巴库布尔什维克秘密印刷厂印制的（1905年夏）。此类传单中有一份是专门写给农民的。在现在大都能查找得到的我的这些传单中，没有一份要“跳越”民主革命阶段。它们都提出了立宪会议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诸如此类的错误在批判我的文章中不胜枚举。然而没有必要就此再多费笔墨。要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我个人在自己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如何表述革命的前景和任务的，而在于我现在，在1924年，对列宁依据与十月革命进程的内在联系对基本策略问题的提法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
在这一方面，没有人指出过我有任何错误。在对十月革命进行理论阐释时我完全依据列宁主义，正如在实施十月革命时我始终同列宁走在一起一样。
某一位作者竟然想得出说我是……按照苏汉诺夫[7]的提法来评价十月革命的，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却援引了列宁那篇评论苏汉诺夫著作的著名文章。一凊二楚：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列宁主义！这位可敬的作者却大错特错了。1923年2月5日，即在我们得知列宁的评价之前很久，我就曾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其中是这样评论苏汉诺夫那本书的：“最近我翻阅了已出版的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一卷。我感到应当给予这本书以毁灭性的评价。很难设想还有更厚颜无耻的知识分子自我中心主义的丑恶表现……他（苏汉诺夫）起先拜倒在克伦斯基[8]脚下，在左边又抓着策列铁里[9]和唐恩[10]的胳膊肘，向他们灌输高尚得不得了的生活方式，而后来……又向布尔什维克灌输正确的革命行动方式。当七月事变后列宁隐蔽起来时，苏汉诺夫为自己的高尚简直伤心得不得了。他苏汉诺夫从来也没有这样过”……等等，等等。当时，在《真理报》上曾出现过按我这封信的精神写成的书评，甚至把信的一部分也引进了书评中。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按照苏汉诺夫的提法”评价革命。
列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现在，我们必须来谈一谈一项既用心险恶，又论证拙劣的指责：我竟然把列宁描绘成“布朗基[11]主义者”（！！！），而把自己几乎描绘成从列宁的布朗基主义手中拯救革命的人。只有由于争论而一叶障目才能说得出这样一种指责。
然而是什么成了引起这种关于“布朗基主义”的无稽之谈的由头呢？
9月召开民主会议的时候，列宁从他藏身的芬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包围正在举行民主会议的亚历山大剧院，逮捕会议参加者，占领彼得保罗要塞，等等。在9月还不能以彼得堡苏维埃的名义实施这一计划，因为苏维埃组织还未真正布尔什维克化，还不适应这一计划，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尚不存在。我在自己那本书中有关列宁的九月建议是这样写的：“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本来打算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一胜利。”某些同志不知为什么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把列宁的九月建议看成布朗基主义（！！！）。我完全不明白，这跟布朗基主义有什么相干？布朗基主义应当是极力想以不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少数派的名义去夺取政权的主张。然而要知道，1917年9、10月间形势的根本实质是，劳动人民的多数站在我们党的一边，而且这一多数还明显地在不断增加。因此，当时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拥护的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夺取政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使已发生的革命合法化。就这一建议侈谈什么布朗基主义，这就是荒谬绝伦地歪曲基本政治概念的含义。起义是一门艺术：起义的任务允许有几个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可能是较为成功的，另一些则是不那么成功的。列宁的9月建议无疑有其长处：可以使敌人措手不及，不可能组织起可靠的部队转入反攻。9月建议的缺陷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仅使敌人措手不及，而且也使部分工人和卫戍部队也措手不及，引起他们的惶惑，从而削弱我们的攻击力。这个问题很重要，但纯属实际问题，同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矛盾没有任何关系。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纳列宁的9月建议，在就该问题表决时我同所有的人持同样立场。这里的问题并不涉及对整个发展方针的总的确定，并不涉及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涉及对起义完全实际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技术性的条件的具体估计，而起义的政治前提则确已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到，列宁当时不得不“从地下”来估计彼得堡形势的纯粹实际条件。我的这句话激起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抗议。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也只不过是重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就此说过和写过的话而已。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安慰”某些在大会的前夕因立场极“左”而遭到他严厉痛斥的匈牙利同志。他写道：“当我自己流亡国外时，我曾几次采取‘过左’的立场。1917年8月，我也流亡国外，曾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个过‘左’的建议。这个建议幸而遭到断然拒绝。流亡国外的同志常常采取‘过左’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12]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自己的建议称为过“左”的，并且用他流亡国外来解释他的“左”倾。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阐述了列宁的看法。
况且这一被中央断然拒绝的建议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正面作用。列宁懂得，当时缺少的不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以至横加阻拦的态度，因此他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每一个和所有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都把武装起义当作刻不容缓的实际任务。列宁的9月来信同布朗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他影响党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是适当的，它促使大家更具体、更坚定、更勇敢地对待起义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段十月革命时非常重要的插曲，这就是克伦斯基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图谋，我提及这段插曲并不是因为对此又有什么新的补充，而完全是因为，我对这段往事的叙述使加米涅夫同志有借口把事情说成是当时我用自己的“正确”政策对抗了列宁的“错误”（布朗基主义的）政策。我不想再去重复所有那些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令人厌恶透顶的结论和暗示。我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前言的相应部分，当然，我早就确信，文中丝毫也没有强加于我的那些东西。不过，我在前言中却找到了重要得多的东西：文中有一处完全明确、断然地排除了就我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一事上有“特殊”战略计划问题进行胡编乱造的可能性。请看，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权以后，只是继续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査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第50页）因此，这段话无论如何也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党的名义（“我们布尔什维克”）说的。况且后来围绕卫戍部队的斗争发展也决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由于我们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承袭下来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制度。克伦斯基想调走卫戍部队；而按照惯例未经苏维埃士兵部同意就不能这么做。司令部提请士兵部主席团审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牢牢掌握了士兵部，于是出现冲突；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十分重要的后果。因此，我所描绘的有关卫戍部队的情况完全符合实际的事态发展。然而还不仅如此。我好像有意要排除加米涅夫同志编造谎言的可能性，在下文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说我们那次‘诡计’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诡计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及其出现的严重矛盾自然造成的。”（第51页）因此，此处的“诡计”一词被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这不是某个人的主观的诡计，而是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所造成的关系客观发展的结果。前言直截了当地说，这并不是“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因此。不但上述说明是用党即其在苏维埃的代表的名义作出的，而且还直接而明确地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个人的计谋或者个人的花招。那种说我在这个问题上贬低列宁来抬高自己的政策的断言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一点根据也没有。列宁身处芬兰，当然不能在这一事件刚发生时就发现和了解它，并且在事态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跟踪研究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列宁能及时而详尽（即依据个人的观察）了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事件，他对革命进程的担心可能会小一些。然而不言而喻的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妨碍他不断增强他已经施加的压力。他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夺取政权无疑是对的。而且正是多亏他的这一压力，这一点才真的实现了。
“配合形式的国家”
十月革命期间分歧的焦点是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不能彻底理解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自然就无法理解十月革命期间的分歧。然而我现在想通过一个目前在争论中起首要作用的例子来揭示，许多同志指责我背离列宁主义，其实他们对列宁所知甚少，对列宁关于夺取政权问题的提法也不甚了了。
在前言中我顺便提及，《论时局》一信的作者们反对夺取政权，因为不得不持类似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领袖希法亭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时所持的立场。希法亭曾建议，把苏维埃纳入民主宪法。我的这一对比，曾遭到格外严厉的批判。对我的指责首先是，说我完全错误、甚全“居心不良地”把加米涅夫同志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与此同时，还向我一再论证说，列宁也主张过把苏维埃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因此，我又修正了列宁主义。还指责我说，我不理解当时那个过渡关头，当时党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但同时并没有摒弃立宪会议。最后，还揭发我说，我本人在鼓吹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说过要召开立宪会议。然而如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主要的指责是，我把列宁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因此就是修正列宁主义，贬低列宁主义。让我们看看是否是这么一回事吧！弄清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将有助于澄清1917年的分歧问题。
其实，党当时既争取苏维埃政权，又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当时一个最为普及的宣传口号就说，苏维埃不夺取政权，立宪会议就召开不了，即使召开了，也会成为反革命工具。列宁和党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通向立宪会议之路不是通过临时政府和预备议会，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立宪会议不应是预备议会的扩大版，而应是工农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反对夺取政权的人把对立宪会议的期望与列宁的起义道路对立起来。他们一再论证说（见《论时局》一信），资产阶级“不敢”破坏立宪会议”没有能力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作弊。他们还论证说，我们党将在立宪会议中成为拥有将近三分之一席位的强大反对派。这使他们设想出这样的前景：“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就连立宪会议在自己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配合形式的国家机关。”因此，这种配合形式国家就是，政权通过临时政府、预备议会和由其召开的立宪会议仍旧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在立宪会议中起反对派作用，同时仍然是苏维埃的领导政党。换言之，这是一种继续两个政权并存的前景。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在存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职业跨阶级妥协主义分子时才可能出现。而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多数，而在立宪会议中占少数的条件下，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不言自明，列宁的立场与此毫无共同之处。他曾经说过：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召开立宪会议，如果有必要，再把它同苏维埃配合在一起。列宁的立场同《论时局》一信作者们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在列宁看来，立宪会议也好，苏维埃也好，都是同一个阶级或者非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联盟的机关，立宪会议同苏维埃配合的问题对列宁来说具有组织－技术性质。在反对列宁的人眼里，苏维埃代表着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贫民），而立宪会议却是各有产阶级的机关。只有出于某种幻想，即指望无权的苏维埃会成为“一支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认为资产阶级将使其政策“配合”苏维埃，才可能采取这种实行配合形式的方针。这就是同希法亭立场的相似之处。希法亭在其最为“左”倾的时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将苏维埃作为向有产阶级施压的工具即作为不开枪的手枪而纳入宪法！
或者所有上述这一切还不清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我们大家最具权威的见证人和阐释者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如果批评我的人能及时而认真地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不完全地把读者弄糊涂。让我们打开第14卷[13]，在《给同志们的信》（10月16〜17日）中能找到以下一段充满真知灼见的话：“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惟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14]、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在他们的统治下简直等于零。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是不够的。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271〜276页）读到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使人感到列宁简直像是对当前这场争论在发表自己的见解。列宁没有等到任何人再就此作出解释就指出，在配合形式的提法下有人“偷偷摸摸地”推出同列宁他所捍卫的思想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可是，当我在自己的前言中用极为温和的形式重复列宁对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基础上“配合形式的国家”的评述时，批评家们却提出，我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偷偷摸摸地推行……“托洛茨基主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这不正是揭露了在党内制造“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全部奧秘？如果“托洛茨基主义”一词（就其旧的、战前的含义而言）是指调和本质上无法调和的倾向，那么，无疑理论上可以把不夺取政权的配合形式的国家归结为上述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推行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是我。现在也不是我在事过境迁之后以它来反对列宁。
我想并且希望，现在问题一清二楚了。至少我不能讲得再清楚了。谁也不能替列宁讲得比列宁本人更清楚。要知道，有人指责我说，连共青团员都发现了我的错误。唉，共青团员们紧随某些老同志之后发现的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问题上对列宁著述研读得很差或者领会得很差。
能结束我们整个争论的列宁这段关于“配合形式”的文字，是10月中旬即起义10天之前写出的。列宁后来回过头来还谈过这一问题。1917年12月26日，即在我们引用的《给同志们的信》发表两个半月之后，十月起义早已过去，列宁以彻底的理论透析力表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政权已经由苏维埃执掌了。列宁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性，从来不愿人为地挑起业已平息的分歧。然而，12月26日，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却认为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列宁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虑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列宁全集》第15卷第53页[15]）
如上所引，列宁认为，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恰恰是在有关“配合”形式国家的争论中暴露出的错误，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在起义胜利两个月以后，他认为有必要用相当严厉的语调作出这样的提醒。然而，我们却看到，对于某些同志，这一提醒的含义却有一半被忘却了，一半被歪曲了。可是，在国际范围内——因而也包括我们——时至今日这一提醒仍有着十足的威力。要知道，所有的共产党要经历的都还只是实际推翻民主国家的阶段。这一任务是极端艰巨的；老的民主国家则要比我国更困难一千倍。在形式上所有共产党人都站在“否定”形式民主制的基点上。然而要知道，这还未能解决问题。还有最主要的一点：用革命方式来推翻已经化作民族习性的民主制，切实推翻它。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在这条道路上会作出最猛烈的反抗。这一点应当事先就明白并估计到。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也会进入共产党的内部，导致其内部出现相应的集团。勿庸置疑，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妥协”的最流行、最标准、最典型的形式正是如下思想：“配合形式的国家”——绕开起义并绕开夺取政权。这自然是由于整个形势，全部传统，阶级间各种相互关系所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警告所有的人”都要提防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对于缺乏锻炼的党来说这一危险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告诫欧洲同志：“看，在我们俄国，尽管我们的党是卓越的党，民主制的幻想虽然有所克服，但在关键时刻仍然控制了优秀革命家的意识；在你们那里这种危险还要大得难以估量；对此应有所准备；要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思考十月革命的经验及其全部革命的具体细节，把它化作自己的血肉！”作出这种警告并不意味着要取代列宁主义。不，这将意味着全心全意地为列宁主义服务。
季诺维也夫同志发问说：反对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前和革命时的反对派是右的集团，右倾思潮或者右翼吗？对这么一个看来根本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回答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所以它在十月革命时就不可能有右翼。可是十分明显，说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并不是说其内部从未出现过右倾思潮，而是说它一直能成功地克服右倾思潮：有时同它们一刀两断，有时加以化解。十月革命时期亦然如此。看来，这一点无可争议：既然在革命时机已成熟时党内发现有反对革命的反对派，那么，这是右翼反对派而不是左翼反对派。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限于对反对派作心理评述，说“动摇”、“怀疑”、“犹豫不决”等等。要知道，这种动摇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其他别的性质。要知道，这种动摇是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相对立的。要知道，这种对立是经过理论论证，打着政治口号的。对在关键时刻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党内反对派怎么能不作政治鉴定呢？为什么必须放弃政治定性？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可以从心理角度和个人角度来提出问题。譬如，某一位同志是偶然地还是非偶然地置身于反对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之列？我根本不想涉及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对党的发展的各种倾向的评价无关。一些同志参加反对派几个月，另一些同志则参加几个星期，这一事实只具有个人履历意义，它不影响对立场本身的政治评价。这一立场反映了当资产阶级社会上空密布致命危险的那个时期资产阶级舆论对党的压力。列宁斥责反对派代表人物，说他们对资产阶级“必然”表现出乐观主义，而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却表现出“悲观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下册第276页[16]）。只要大致翻阅一下这一时期列宁的书信、文章和讲话，任何人都能亳不困难地得出结论：贯穿这些著述的一条红线是，把反对派定性为右倾，它反映了在夺取政权之前时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压力。而且这一定性还不仅仅局限于同右倾反对派作直接尖锐斗争的时期，许久之后列宁还重申过这一点。例如，1918年2月末，即十月革命已过4个月之后，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残酷”斗争时，列宁把十月反对派称作“十月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可以攻击这一评价：难道在坚如磐石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中还可能有机会主义？然而既然是政治评价，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理由自然落空了。这一政治评价是列宁作出的，是经列宁论证的，而且是全党公认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对它打上问号？
为什么对十月反对派作正确的政治评价很重要？因为它具有国际意义；它在将来才会充分显示其意义。这里我们遇到我国十月的一个主要的教训，现在，在取得德国十月的反面教训之后，这一教训又有了新的、巨大的分量。在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我们都将遇到这一教训。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困难中有一个完全特定的、具体的特殊困难：它是由党的革命领导的任务所产生的。在斗争急剧转折之际，正如列宁多次说过，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也可能落后，把昨日的口号或斗争手段来与新的任务和新的需要对立。然而再也没有比导致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义的转折更为急剧的转折了。这时才出现了党的领导之间、党的整个政策之间和阶级的作为之间不相符合的危险。在“正常”条件下，即在政治生活进程相对缓慢的时候，这种不符合尽管会造成损失，但不会造成灾难。而在出现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恰恰没有时间去消除这种不相符合，或者说，冒着炮火去取齐战线。革命危机最为尖锐的时期，就其本质而言，常常是转瞬即逝的。革命领导（犹豫、动摇、等待时机……）同革命客观任务间的不相符合有时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间导致一场灾难，导致丧失掉多年工作准备好的成果。不言而喻，领导同政党（阶级、整个形势）间的不相符合还可能具有相反的性质：这就是领导超越了革命发展，把怀孕4个多月当成了十月怀胎。1921年3月德国提供了这种不相符合的最为明显的例证。当时党内的“左派幼稚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结果是盲动主义（革命冒险主义）。在将来，这种危险也完全是现实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的教训将一直保持其效力。不过，去年德国的经验却极其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出完全相反的一种危险：时机成熟了，而领导却落在后面。领导刚刚赶上形势，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群众纷纷后退，力量对比已急剧恶化了。去年德国的失败当然存在其本国的许多特点，但是，也存在表明普遍危险的深刻的典型特点。这一危险可以称之为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下层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要少得多，但是党的上层和中层的一些人士将不可避免地在关键时刻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物质恐怖和思想恐怖。对这一危险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也不存在对付这一危险的万能的解救办法。不过，同这一危险斗争的第一步——是弄清它的根源和实质。每一个共产党内，在“十月”时期都出现了右倾集团（或有所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极大的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倾集团的本质和含义即在于此。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内恰恰在动摇和犹豫最为危险的关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动摇和犹豫。在我们这里，这种动摇和摩擦性质最轻。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实现十月革命。德国共产党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它们那里的革命时机已经被错过，而党内危机十分尖锐，以致必须全面更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各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十月”时期大概会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使革命领导的必然危机变得最小，这是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要达到这一点，就只有领会我们的十月经验，领会我们党内十月反对派的政治含义。
现今的问题
为了从对过去的估价和教训转到现今的问题，我首先谈一谈一项具体的但格外猛烈而尖锐的指责。这项指责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某一位批评者甚至说，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把红色恐怖的“责任”（？！？）推给了列宁。说实在的，这种想法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种想法认为，有某种必要推卸对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恐怖手段的责任。然而怎么会出现这种必要的呢？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心理上对此都无法理解。不错，通过革命、宫廷政变、阴谋等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总是感到有必要用忘却的帷幕遮盖住自己取得政权的条件。用暴力手段攫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站稳脚跟，有所巩固并且自身培育出必要的保守素养之后，总是把粉饰、伪造自己“不合法”的过去，抹掉对所采用的血腥暴力的回忆当作自己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竟然也会有这种需要呢？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7年多了，我们甚至同最保守的英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们，但是我们丝亳也不放弃那些使得我们党执掌政权并且作为十月革命的经验已被纳入世界革命运动武库的方法。我们现在如同在为了拯救革命而不得不采用革命暴力方法时一样，也很少有理由放弃或避而不提我们曾经采用过的这些方法。不错，我们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我们允许私人资本流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现了苏哈列夫卡[17]舆论。当然，全俄苏哈列夫卡虽然不得不服从于苏维埃政权却总是在向往用极端“非法的”、“野蛮的”手段夺取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能有所改观，能变成真正“文明的”、“可敬的”的民主政权亦即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我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国际资产阶级，都将很乐意宽恕苏维埃政权的“非法”出身，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自己也不会再加以提及。然而既然我们丝毫也不想改变自己的阶级本质，既然我们仍毫不动摇地以革命的态度对资产阶级舆论嗤之以鼻，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否认自己的过去，去“推卸”自己对红色恐怖的责任。那种想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的想法是非常不光彩的。谁能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列宁本来就承担着这一责任。对十月革命，对变革，对革命，对红色恐怖，对国内战争，——对所有这一切列宁在工人阶级面前，在历史面前都承担着责任，而且将“永生永世”承担着它。或许这里说的是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革命会没有“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呢？这个简单的道理列宁曾经对那些因为4月、7月和10月的过火行为而大惊失色的凡夫俗子讲过多少遍啊！是的，什么也不能解除列宁对红色恐怖的“责任”，什么都不行，谁也做不到。即使那些过于巴结的“捍卫者”们也做不到。红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没有红色恐怖，革命就可能夭折。有多少次革命由于劳动群众的意志薄弱、犹豫不决和心慈手软而夭折了。即使我们的党，尽管经受过以前的锻炼，也保留着心慈手软和革命麻痹大意这些因素。任何人也没有像列宁那样事先就深思过革命的难以置信的困难，其内在和外部的危险。任何人在革命前也未曾那样明确地认识到，不镇压有产阶级，不采取历史上最严厉的恐怖措施，无产阶级政权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就永远无法坚持下去。列宁一点一滴地灌输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们，再通过他们并同他们一起灌输给全党和劳动群众的，正是自己的这一认识和由此而产生的顽强斗志。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谈到的正是这一点。我描绘了列宁如何在革命初期观察到处存在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和面对重重危险和灾祸的盲目自信，时刻教导自己的战友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性格使之变得更为严厉，并且用红色恐怖之剑武装自己，革命才能得救。我在回忆文章中谈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列宁伟大的洞察力，就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毫不留情的革命精神——同时他有着个人的伟大人性。想从我的话里找出另外的意思，想从中发现有把对恐怖的责任“推给”列宁的意愿，这只能是政治上的愚蠢和心理上的龌龊。
如果我也像某些批判我的人那样无端恶毒怀疑，我满可以说：不应当在我这里寻找“新经济政策”倾向，而恰恰应当在那些竟然想要否定红色恐怖的人那里去寻找。倘若苏哈列夫卡那帮家伙中有谁真的相信了诸如此类的指责，并且因此想入非非，那么，这只能说明，是指责我的人造出了苏哈列夫卡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同这一幽灵有什么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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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苏哈列夫卡——国内的也好，侨居国外的也好——提出的证据总的说来应当慎之又慎。当然，形形色色的敌人都对我们的每一个分歧、每一场争论悲剧兴高采烈，都竭力扩大每一丝裂缝。不过为了从他们的评价中得出某些结论，就需要验证：首先，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所说的事，因为只有有头脑的敌人的严肃、务实、确凿的评价才具有对症的作用；其次，他们是否是为了煽起我们的分歧、对争论火上浇油才专门炮制自己的评价？对待侨民出版物尤应如此，因为侨民出版物没有自己的直接政治任务，没有大量读者，主要利用苏联报刊上对它们见解的反响投机。
我举一个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的报刊曾经报道说，在去年争论期间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18]杂志把极大希望寄托在“反对派”或其个别人士身上。我未核对过这种消息，不过完全可以设想，像唐恩一伙那种毕生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者，现在把满怀希望都寄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孟什维克化上。不过我完全偶然地翻阅了孟什维克右翼的《曙光》[19]杂志第7期，看到斯捷·伊万诺维奇[20]的文章对唐恩一伙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蜕变所作的如下批评：“或许他们（唐恩一伙人）对这个反对派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情况。然而倘若他们知道的只是众所周知的情况，那么他们不会不知道，正是在俄共内的反对派中有最空想的专政拥护者，最死硬的正统专政派。其影响才表现为最近的左派疯狂大爆发、反新经济政策路线等等。单凭行动纲领的字句，如何才能恰恰从这种‘十月’正统派中区分出‘由于自己的地位，对准备民主地取消专政事业能……起相当大作用的人士’呢？行动纲领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并导致阶级觉悟的压力之下’实现。然而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假设，而且未待它被纳入行动纲领就已被生活所推翻。在一连串有时甚至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风潮的影响下，俄共反对派要的是强化专政、资产者的血和实行新方针。生活表明，反对派是专政的最死心塌地的煽动者，而行动纲领却要从中区分出民主分子来。与行动纲领大相径庭的生活是多么不合理啊！”（第197页）
我满怀正常的厌恶才在探讨我党内部问题的著述中引用了这个孟什维克白匪骗子文章的一段文字。我决没有想从上述引文之中得出什么政治结论；只有一点除外：对境外侨民的反响和议论要多加小心！对信手拈来的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议论要多加小心！考虑敌人的见解从来都是有益的。然而这要批判地做，不能赋予敌人以超出他们实际所有的洞察力。我们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总是在盲目议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的、构成我们工作主要内容的问题。我们不会忘记，世界资本主义报刊在整个苏维埃制度时期不止一次地宣称，列宁在努力把俄国重新纳入民族保守主义轨道，但是“左翼”在阻挠列宁，被点出姓名的“左翼”分子有时是布哈林，有时是季诺维也夫，有时是本文作者。除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任务一窍不通，这种议论难道还能显示出别的什么吗？决不能这么办：我们先是用自己有失公允、牵强附会的指责把望眼欲穿的资产阶级报刊引入歧途，然后再把其中对我们言论的歪曲反映当作颇有说服力的资产阶级评价。我们这样做就是把我们自己炮制的那个幽灵的幻影当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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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家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使引用旧著的文字拼凑而成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多少具有某种现实性（轰动性）提出了——诚然，采取的是最为泛泛而且模棱两可的形式——现行国内政策问题。我从未就此类问题挑起过任何争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此类问题也未能提得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冲突。我的前言根本未给讨论此类问题提供任何口实。我在任何场合都未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提出过异议，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严格加以贯彻。然而总是把我的前言的背景说成是去年的争论，而不是德国革命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的前言才成了提出我的整个“路线”问题的借口。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在他看来可以把我的路线说成是反党路线的罪状。
我似乎极力想削弱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我决不能接受这指责。为了使这一笼统的问题能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提一下，近来中央通过一系列决定重新断然决然地反对由党的机关来替代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这一决定是否会削弱党的作用呢？不，正确执行这一路线只能加强并且强化党的作用。不在而喻，在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实际的意见分歧。然而就是对这样的纯实际的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没有举出任何新的例证，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歧。
我还根本不能接受另一项指责：说我极力想把党变成派别和集团的总和——就像英国工党那样。这种断言的似是而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论我对十月教训的理解正确与否，根本不可能把我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看成派别集团的工具。我没有给自己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以为在一个群众性的执政党里根据历史评价就能组织起“集团”来，这种想法十分荒谬！
我不想去谈诸如“专家”、财政、国家计划等等问题，因为我完全没有发现这方面有什么可供“争论”的材料，而且从未为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提供任何借口。
最后，还有我对农民估计不足的问题，据说这是我的错误——真实的和虚构的——的主要根源。我不想再谈过去，因为这会让我们钻进死胡同。我不想多说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错误是由于期望德国革命运动能更快地发展，而不是由于“忽视”农民（我没有估计到农民会参加革命战争而造成的）。然而对于现在和未来，我认为必须谈一谈这一基本指责，模糊不清却一再提出的指责。
不过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库西宁[21]完全随心所欲地歪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照他的说法是：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了党的指示（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签约），却自作主张地违背这一指示并拒绝签字。这一谎言简直不着边际。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只带有一个指示：尽量拖延谈判，而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争取缓期并返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决策。只有季诺维也夫同志一人提出给我立即签约的指示。但是这一建议被其他所有人投票否定了，其中包括列宁的一票。当然，大家都同意，继续拖延谈判会使条约的条件更为不利，但是都认为，宣传上的所得会大于所失。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是怎么做的呢？在真的提出最后通牒时，我争取到了暂时休会，回到了莫斯科，然后由中央来作出决策。不是我自作主张，而是根据我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决定不签署和约。全俄党的会议多数与会者的决定也是如此。我最后一次回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有党的完全明确的决定：不签署条约。这一切完全可以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加以核实。库西宁粗暴地歪曲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不过我还是认为，他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不明底细，又不知就里。
首先需要驳斥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即认为“不断革命”这一公式对我来说是某种偶像或信仰的象征，我由此推导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判断和结论，而同农民有关的问题则更是如此。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丝毫真理可言。自从我为了弄清未来革命事态发展进程而写了关于不断革命的文章以来，业已过去许多岁月，革命也发生过了，苏维埃国家也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认为我现在对待农民的态度是由对某一年我关于俄国革命发展设想的理论回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党的集体经验和我个人的经验来决定的，这种想法难道是严肃的吗？要知道，后来有了——而且我们都得到了教益——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克伦斯基政府统治、土地委员会、农民代表大会、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的时期；有了在斯莫尔尼宫不断举行士兵代表集会，我们在会上为争取影响武装起来的农民而斗争的时期；还有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经验，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虽然同“不断革命”毫无关系，他们领导的党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指望打一场革命战争，他们使得全党通过错误汲取了颇多教训；有了红军建军的时期，当时党以一系列经验为基础创建了工农军事联盟；有了余粮收集制并由此出现严重阶级对抗的时期……后来党又奉行针对中农的方针，这一方针逐步导致党的方针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自然还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之上；后来又完成了向粮食自由买卖和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且造成了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难道可以在天平的一头放上我们大家共同享有的这一宏大的历史经验，另一头放上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把这个公式说成是处处、时时、在一切条件下都使我对农民估计不足？这样做不对，也不符合实际。我断然决然地反对这种对不断革命公式的神学式态度。这一公式本身反映了早已过去了的一个发展阶段。重又搬出并夸大这一公式无非是因为否则就难于论证今天的“对农民估计不足”并炮制出“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列宁在关于工农检査院的文章中写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党的分裂根源的主要政治危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基本阶级分裂的危险，它们的合作无疑是保持并发展十月成果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从两个基本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危险性，那么可以这样说：只有保持工人和农民物质利益的一定平衡，才能保障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稳定。执政党要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来建立这一平衡，因为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变化，两个股东各自对共同事业的投资在变化，私人资本从他们手中窃取的份额在变化，两位盟友各自从共同劳动中获取的股金在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对农民的实际估计不足或轻视农民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表现在：在两位盟友中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通过党极力尽可能快地确保自己的基础，工业，或者提高文化，却过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就可能导致政治分裂，其首先发难者则可能是农民。我们不止一次把这样一种急躁的狭隘倾向——它已经有所表现——概括为行会倾向、工联主义倾向，而不是共产主义倾向。不能把今天无产阶级在总的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问题——这一问题当然极端重要——置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上。应当认为，我们大家都赞同这一点，而且不是自昨日始。
然而我们大家都完全明白的还有另一点。这就是这一分裂的历史危险有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倘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保持联盟而不得不承受过大的粞牲，如果工人阶级在几年内得出结论，认为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专政它不得不作出过多的阶级自我牺牲，那么，这也会从另一端来动摇苏维埃国家。
我们现在谈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分裂这一历史危险的两个结果，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危险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不是的，我们之中没有谁会这样认为。我们是从历史前景上来探讨这一危险的，其目的在于更正确地确定今天的政策。完全无可置疑的是：这一政策只能是灵活的，需要十分谨慎地探查河底，留心浅滩，不敢旁骛地观察两岸——右岸和左岸。同样完全无可置疑的还有，在现今阶段，利益平衡被破坏首先会有损于农村，对此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要严肃考虑。
上述一般设想都首先关系到发展工业的问题及这一发展的速度。
如果说苏维埃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那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则以国家工业和运输业为基础。苏维埃国家没有社会主义专政，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它不可避免会发生资产阶级蜕化。然而工业作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依赖于农民经济。不过这一联系是相互的。反之，农民经济也依赖于工业。在这两个组成部分之中，工业是较为能动的（向前运动的、推动的）因素。苏维埃政权能向农村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是通过工业和运输业的渠道进行的。其他影响方法本身也很重要，但仍然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不正确增强国家工业的作用，不强化它对农村的组织影响，其他所有措施都终将无能为力。
城市和农村都在关心工业的加速发展。不言自明，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这存在客观制约：农民经济的水平、工业本身的装备、流动资金、国家的文化水平，等等。试图人为地跨越这种制约，当然会遭受严酷的报复，遭受打击的。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农民。然而工业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危险也并不会更小，因为由此不可避免会造成商品紧缺和零售物价高昂，而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私人资本大发横财。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业发展的速度不是任意的，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不仅受到已知的最大值而且也受到已知的最小值的限制。这一最小值直接由国内的私人资本的竞赛和国外的世界资本的压力所决定。
我们整个发展中出现的危险具有两面性。工业不能过于冒进，否则工业可能会缺乏国民经济基础。然而滞后也同样危险。工业发展迟缓，丧失时机，每一次都意味着同它竞争的私人资本的增长，农村富农的增多及其对农村经济、政治影响的增强。工业的滞后意味着力量对比变化由城市向农村倾斜，而在农村内部，则贫苦农民向新苏维埃型富农倾斜。这种重心的偏移削弱了无产阶级，必然会使得无产阶级今后为了维持工农联盟而不得不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作出让步。然而非常明显，倘若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内容就会丧失殆尽。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小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所有困难和危险，我们所有困难合在一起和其中的每一个，都总是如上文所述具有两面性，而不是一面性的。过分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如同工业发展速度过慢一样是危险的。
我希望，这些想法都完全无可争议。或许可以指责说这些想法过于空泛。不过那种说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要更为空泛、模糊，而且极端片面。“估计”农民不能对其本身就事论事，而应当放在阶级动态平衡的框架内迸行。世界上不存在事先设定的数学公式，说协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可以直走到哪一条界线，在哪里必须止步。需要通过经常的、积极的机动来确定方针并且摸清形势。然而这种机动对我们党来说过去和将来都不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如同孟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我们的机动，经济的也好，政治的也好，都属于这样一整套措施：借助它们，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得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能保障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一而再，再而三地片而提出关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尤其有害，因为它必然会造成完全毫无根据（这不言而喻！）的担心，以为这仅仅是改变方针——由社会主义专政转向农民工人民主——的理论准备。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党保持着实行机动的完全自由，并且自上而下地由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大家必须万众一心、彻底履行的列宁的一条主要遗训。我们也一定能加以履行！
1924年11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1] 齐赫泽，尼·谢·（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后流亡国外。
[2] 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艺学家。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144页。
[4]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4页。
[6] 帕尔乌斯，亚·李·（1869—1924）——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按近左翼。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在俄国，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
[7] 苏汉诺夫，尼·（1882—1940）——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903年起是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起是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是《新生活报》主编之一，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著有多卷本《革命札记》。
[8]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俄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任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临时政府总理、最高司令等职。后流亡国外。
[9] 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10] 唐恩，费·依（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
[11] 布朗基，路·奥·（1805〜188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革命专政。但把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的密谋上。
[12] 行文有误：此处所说建议是9月而不是8月提出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8页。
[1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14] 李伯尔，米·伊·（1880〜1937）——崩得领袖之―，孟什维克。1917年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6页。
[16]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17] 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市场，在国内战争期间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1920年12月13日封闭。
[18] 《社会主义通报》是马尔托夫在国外办的孟什维克杂志，1921年起在柏林—巴黎—纽约出版。
[19] 《曙光》——孟什维克的出版物，1922～1925年在柏林出版。
[20] 波尔土盖斯（伊万诺维奇），斯捷·（1880～1944）——俄孟什维克，政论家。
[21] 库西宁，奥·威·（1881～1964）——芬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