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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3年6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2734
关于政治局管辖分工的问题我当时就已发表过意见，而且是完全否定的意见。问题早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就第一次提出了，那时政治局否决了这一建议。现在建议通过了。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认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首先反映了错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有必要以具体的形式表达我对这一决定的评价，因为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将不得不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为了更明确起见，我举对外贸易为例，正如租让总委员会那样把对外贸易从其他经济问题中突出出来。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作过决定，指出对外贸易不可能也不容许有一条独立的路线，对外贸易只应是总的经济计划的手段之一。可以输出什么，需要输出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只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基本因素。
既然决定谈到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准备材料”，那当然不是指从技术方面，而是指从原则上和实践上阐明上面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但是对外贸易问题是在对外贸易之外来阐明的，确切些说，是通过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国内贸易来阐明的。应该从这4个部门来准备材料，才有助于政治局解决对外贸易的问题。但由此可见，对外贸易问题不能不由那些主管基本经济问题的同志来阐明。李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掌握着对总的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他们是政治局在这一领域的天然的情况通报者，对此自然不需要作什么专门的决定，正如斯大林同志自然是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情况通报者一样。
很不明白，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正式交给季诺维也夫同志负责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大概只会引起关于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合并的传闻，而这对这两个机构未必有利。
责成我准备关于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斗争的材料的决定同样在实际上不适宜，而且基本上实现不了。只有掌握材料来源，时刻注意这些材料的人才能在这方面进行认真而一贯的观察，这就是中央书记处。我认为，即使不作任何专门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就这一问题准备材料也会比我干得好得多。我不去谈其他具体的分工了，因为这种分工无非是确认理所当然的事情（加里宁同志通报农民的情况，托姆斯基同志通报工人的情况），或者未必会带来什么实际结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面已经指出的人为地把经济问题分割开的做法，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纯粹形式地对待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的结果。不久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收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的信。这封信的中心是什么呢？由于承认有计划的即协调一致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十分广泛的一定范围内甚至应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否应同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毕竟只具有次要的组织技术上的意义。我的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整个经济模式中保证国有工业利益具有足够的影响。现在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得多的步骤，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合而为一。很明显，用不同的组织手段和套路可以达到同样一个目的，而这些手段和套路还有待于经验的检验。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要保证对一切经济问题的处理采取统一的态度和统一的方法。
我在给列宁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简单地阐明了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必须有一个总的经济的有计划的处理方法的观点。列宁同志在他的回信中同意我阐明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在这封信后附上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件，即我给列宁同志的信和他的复信，因为这两封信与上面所谈的种种看法直接有关。
列·托洛茨基
192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