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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斗争的任务和方法（摘录）
托洛茨基
（1915年5月）
说明：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上。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253—260页）
三 分裂和统一
在老的社会主义政党内，国际主义者处于少数，在俄国，则明显地处于多数。无论在那里或在这里，他们为了摆脱旧的派别集团或力图掌握这些派别集团的形式，都同社会爱国主义派别的分子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如果在平常时期，即在社会生活发生缓慢的分子变化的时期，对时代的不同评价和不同预测所产生的政治分歧，会由于以下的情况而得到缓和：双方都维护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以等待时机而使自己的分歧接受未来事变的检验而现在，在战争的条件下，各个国家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每天都有数千万卢布被吞没，人类被拖进贫困和野蛮的深渊，在这种条件下，在对待战争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矛盾——赞成或者反对，肯定或者否定——必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不容许长时间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拐弯抹角的解决办法，因此注定要把对立的双方推到两个根本无法调和的阵营里去。
当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集团一一民族改良主义集闭和革命国际主义者集团充分发展和壮大以后，它们之间今后的组织政治关系将会怎样呢？国际主义者当前为了争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优势和统治而进行斗争的组织方法又应当怎样呢？这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不容争辩的目标，就是要使国际摆脱社会民族主义，就是要创造条件，使革命社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不会受到民族主义多数的压制，而且不会受到那种珍惜同资产阶级民族的联系甚于珍惜无产阶级组织纪律的反对派的麻痹。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同组织委员会71有联系的那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指责我们报纸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在整个国际内执行分裂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聚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周围的同志们则指责《我们的言论报》采取所谓“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愿意从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一倾向于组织计裂的结论。这两种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摒弃一切过早的、人为的分裂尝试，即对群众来说不是从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必然产生的分裂的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着意见分歧），同时我们（在这一方面同我们另一个阵营的批评家们也有深刻的区别）决不认为我们国际主义的批评和鼓动的坚决性、充分性和不调和性的问题可以服从于担心会从这种工作中产生组织分裂的情绪。
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整个国际中都有政党和派别这些旧的组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它们的统一现在正经受着历史的考验。现在就已可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大批社会主义活动家干部正在从工人运动中永远消失：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机构结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简直会成为废物，另一部分人将被事变的逻辑拋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阵营。其次很有可能的是，如果说基督教工会、自由工会甚至黄色工会都搜罗到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在无产阶级的某些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中，或者在其思想最落后的阶层中，现在也会有一些人由于自己同资产阶级国家或爱国主义思想有联系而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经过内部的组织震动而进入新的历史时代，这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使整个工人阶级毫无痛苦地觉醒的奇迹，使休特古姆之流和帕尔乌斯之流在政洽上全部复活的奇迹。但奇迹是不会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仅是左翼的，而且还有右翼的，都把分裂看作最可能的前途。至少就左翼而言，的确是看作前途，而不是看作口号。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并没有想把分裂当作他们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政治工作的先决原则。相反地，从留有李卜克内西的国会党团和留有克拉拉·蔡特金的监察委员会，直到任何一个选区的工会，他们都竭尽全力争取留在旧组织的范围之内。为了什么呢？为了夺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的机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投票反对拨款的李卜克内西并没有退出国会党团，而是留在党团之内，以便促使吕勒投票反对预算，并以自己的行动使三十来个不大坚决的议员便于至少做到在表决时弃权。莫纳特当时退出了法国工会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勇敢的宣言，这是战争时期法国的第一个严肃的国际主义文件。但是五金工人联合会书记和莫纳特的志同道合者梅尔黑姆却继续留在联合委员会内，那里现在有八个工会支持他。不仅如此，莫纳特所代表的最强大的外省组织——罗纳省工会联合会完全赞同他的宣言，但是劝他回到联合委员会，以便坚持贯彻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走上国际主义道路的上维埃纳联合会根本没有想到退出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从战争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工党的爱国主义政策，但是不认为在组织上退出工党是适当的，尽管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机构。
因此，关于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最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原则教条，而不管国际主义派赖以吸取养料的唯一来源的工人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状况如何。现在，当广大工人群众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屈从参战国的后果时，现在，当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在新的基础上只取得了初步的重大成果时，在组织上划淸界限的口号就意味着仅仅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组织上同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这是一个自我孤立的口号。如果阶级组织的统一不是什么绝对的原则，，那么它也决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形式。统一的原则表达了被压迫阶级团结自己力量的深切要求，即使这种要求是建立在反击阶级敌人的最起码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以往的全部经验和阐述这一斗争的全部宣传工作，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这一原则。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把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状态看作是小事或有害的累赘。今后我们还将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建设。因此，国际主义者必须把在政治上争取这些组织而不是把分裂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目标。既然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斗争造成同他们在组织上的分裂，那么这种分裂首先应当让工人群众看清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结论，是局势的唯一出路；其次，在群众的认识中分裂的政治责任应当完全落在目前把无产阶级组织的纪律和统一的原则完全用来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服务的那些人身上。
我们国际主义者现在处于少数，但我们坚信，给群众带来最严酷、的考验和失望的局势的逻辑是有利于我们的，现在已经动摇的爱国主义的幻想，明天或后天将会烟消云散，而无产阶级的阶级不妥协性将更彻底地发扬起来。现在处于少数，——不仅在上层，而且可能在国际的工人群众组织中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我们的明天，正因为这样，不管危机多么悲惨，我们的工作仍充满着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乐观主义。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自我感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珍惜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另一些人自己也为把自己的党拖进去的那个深渊所吓倒。在他们中间可能而且必然还会出现决定性的变动。正是由于自己的地位不稳定，国会党团才不敢开除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利用了国会党团的这种犹豫不决，自己作为批判、揭露和推动的因素而留在它的队伍里，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处于多数，他们由于感到立足点正在脚下消失，因此在自我保全的斗争中明天会不得不实行分裂，以便为自己保持住那时在身边还剩下的东西。不过这就由他们那个正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走上坡路的缺乏胜利信心的派别去干吧。
我们坚决拒绝用某种最高的组织准则来对待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国际主义分子目前面临的巨大工作。我们使同社会爱国主义斗争的组织方法问题服从政治上是否适宜的考虑。我们深信，在目前时期，当国际主义者只能在旧的工人组织的范围内实施自己的纲领的时候，分裂在绝大多数场合下看来是不适宜的。
只有在一个基本条件下，即在不调和地同各种各样的社会爱国主义划清思想政治界限的条件下，这一总的组织方面的考虑才能起作用。如果李卜克内西由于害怕可能会被开除或考虑到党团关于它的内部纪律的决定，而仅仅限于默默无声地弃权，那么他要犯的政治错误无疑将会比他主动退出党团、放弃在党团内进行内部斗争的政治错误更大。对于我们来说，最高标准就是在工人阶级面前坚持和积极传播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的可能性。对这一政策在工人组织内部产生的组织上的后果，占少数的反对派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承担责任。我们现在不知道，也不能预先决定和预测什么时候以及究竟沿什么路线发生分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由于害怕分裂或由于对纪律问题抱盲目崇拜的态度而削弱或缓和我们反对腐化无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如果说国际主义者退出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是一种荒谬的行为，是从工人队伍中直接开小差，那么接受考茨基的建议，放弃凭借这些工人组织来在目前战争时期立即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最坚决、最不调和的斗争，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用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最后这一点上绝不会破例。因为，如果不允许为了工人群众组织统一的原则而磨掉社会主义中新的、决定性的矛盾的锋芒，而与此同时，这一组织的整个历史命运又取决于问题的有利于这一方或另一方的解决，那么就更不允许为了保持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别集团的统一而模糊或掩饰使我们区别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那些问题。由阿克雪里罗得签署的国外书记处的声明说，《我们的曙光》杂志[2]的社会爱国主义立场似乎是不反对同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根据上述观点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极端有害的。有个集团越过组织委员会本身而给王德威尔得写过一封起了同际重要政治文件作用的信，对于组织委员会对这个集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对这个集团赞同普列汉诺夫和正是由于它自己“接受战争”而享有同工人阶级取得合法联系的垄断权的总立场作出辩护性的思想评价，只会使它便于在政治上进行瓦解工作，同时给那些真诚地力求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与组织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和组织带来思想混乱。
当约诺夫同志想使恢复国际的斗争服从于“（各旧政党）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的原则时，他只不过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及其“不惜任何代价的分裂”的方式作了机械的补充而已。两者都把绝对的组织原则置于十分复杂多样的政治工作之上。我们不能同约诺夫同志一起闭眼不看下列事实：在最老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多数不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因此他们掌握着统一和组织纪律的钥匙。如果国际主义者，被驱逐的少数自愿不惜任何代价以纪律和统一的框框来限制自己，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会预先使自己的斗争的整个命运从厲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德国反对派出于党的统一的考虑而规避参加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会议和联合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就会是一种优柔寡断的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它参加了这种团结以后就宣布退出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么这从它那一方面来说就会是一种无可辩白的轻举妄动的行为。
发表于1915年5月15日—6月6日。译自《战争与革命》1925年俄文版第2卷第89—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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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一共出了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第255、299页。
[2] 《我们的曙光》杂志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