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过程正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社会制度的性质首先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的。土地以及工业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连同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掌握在国家手里，构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被十月革命剥夺的诸阶级以及正在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集团中的资产阶级部分只有通过反革命颠覆活动，才能重新建立土地、银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人所有制。苏联这一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就是由这些作为阶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为我们决定了的。
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外国干涉和不受国内敌人——从保皇党和以前的地主到“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本的和不容推卸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和有所隐讳，本质上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极端过激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之间的摇摆不定，因而是同坚持国际左派反对派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苏联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真正巨大的成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所有制关系从而为有计划地消灭市场无政府状态创造了先决条件的结果。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并且现在也不可能使经济发展取得目前在苏联领土上所出现的那种进度。不顾不肖门徒领导的预测和计划而自行开辟道路的工业化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已经断然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全部威力。帝国主义者抵制所谓苏联“倾销”的疯狂斗争，表示他们不由自主地但因此格外真实地承认了苏联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在落后、分散和未开化状态有其最深远的根源的农业领域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也成功地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创造力。不论将来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反冲和退却，只有在土地、信贷和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以工人为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目前高速度的集体化，表明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消除“农村生活愚昧状态”的开始。
纵使在历史上可以设想的最坏的情况下，即如果封锁、干涉和国内战争竟然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教训还会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保留它全部的力量。暂时遭到挫折的十月革命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因而必然会获得新生。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把它变成世界革命的序幕，借以防杜上面所说的那种最坏的历史演变。
今天官方盛传着这样一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的学说，即认为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不断迅速发展已预先有了保证，并自动地导致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这种学说是绝对虚妄的。
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做为一种和谐的、内部按比例的因而没有危机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那么，相反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则充满着种种矛盾，而且以后的矛盾还会更加深刻，更加剧烈。苏联并没有像统治的斯大林派所教导的那样进入社会主义，而不过是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经济困难、连续的危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极度紧张局面及其政治动荡的核心，存在着许多具有不同历史根源并以各种方式互相连结着的矛盾。让我们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
（甲）从旧沙皇资产阶级俄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主要是城乡之间的矛盾。
（乙）俄国一般的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和从这种状态中辩证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
（丙）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外贸易垄断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绝不带有短期的插话式的性质；相反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矛盾的意义将来还会有所增长。
五年计划的实现，同无产阶级从剥削者手中夺取的少得可怜的遗产相比，将是前进一大步。但即使在计划方面取得最初的胜利以后，苏联还不会跳出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一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的制度，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根据以人口计算的平均商品量来看，甚至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还仍旧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想要真正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将需要若干个五年计划纲领。同时，近年所取得的工业成就本身并不能保证将来的不断发展。恰恰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正在累积起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一部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从错综复杂的新任务中产生出来的，一部分则是由领导方面的方法论错误与直接怠工相结合而造成的。采用行政命令以代替经济指导的办法，同时又缺乏任何严肃认真的集体检验，其结果必然会使经济基础中也包含错误，并在经济过程内部层出不穷地制造“困境”。深入到内部的这些不平衡现象，在下一阶段必然会以生产资料和原料之间、运输业和工业之间、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失调的形式以及最后在币制的混乱中重新出现。现今的国家领导愈是不能及时地预见所有这些危机，它们所隐藏的危险就愈大。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贯彻实行了，也绝不会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如果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是无法防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发生分化并在他们中间出现资本主义分子的。要想真正消灭富农，就必须在农业技术方面实行一次彻底的革命，并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人和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但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农具以及农具占有者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恰恰在农业集体化获得比较顺利的发展的时候，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就必然会重新发生并且加强起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同新技术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因而也就难以维持），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现今已经人口过多的农村中造成一千万、两千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计划订得十分乐观的工业也无法加以吸收。随着过剩的、即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半贫民化的人口的增长，富裕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内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目光短浅，先验地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结果只有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更大的威胁。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的再现做了准备。
资本主义的俄国，尽管有它落后的一面，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部分依赖于整体的情况，是苏维埃共和国把它连同俄国整个地理的、人口的和经济的结构一并从过去接受下来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制定的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战后经济恢复的最初的、极端低级的时期，那时它的世界性要求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注意。现今争取扩大苏联输出额的紧张努力，已经十分生动地把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妄想驳倒了。对外贸易的数字就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和速度来说，愈来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数字。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问题、即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在初次开始显露出它的决定性的意义。
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在苏联的疆土以内建设一种闭关自守的、内部取得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走向这个“民族”理想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将经过许多巨大的经济变化、社会动荡和危机。仅仅把现在的收成翻上一翻，即接近欧洲的收成，就将使苏联的经济负起出售几千万吨剩余农产品的庞大任务。只有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彻底地重新分配群众巨大的人力并完全消灭城乡的矛盾，上述的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日益过剩的同样尖锐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将要求以空前的规模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归根到底，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地造成孤立的工人国家和它的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以愈来愈大的规模和愈来愈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现。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世界其余部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再维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毁灭。然而，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基础牢固或寿命很长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甚或是十分可能的。左派反对派同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通之处。但是它同样不能赞成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意味着向资本主义乐观主义投降。
对外贸易问题变成现今这样异常尖锐，完全出乎苏联领导机关的意料之外，并且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计划紊乱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问题面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也证明是破产了。世界规模的失业现象使得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关系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来说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面前曾经出现一个非常罕有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切身而急迫的问题的基础上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吸引过来，以便使他们了解苏联的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优越性。如果在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并用一个具体的纲领武装起来，共产主义先锋队本来是可以领导一场远比重复千篇一律的空洞谴责更为地道的斗争来反对封锁和干涉的。欧洲和全世界的计划经济问题本来也可以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从而给世界革命的口号增加新的养料。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当包括社会民主党报刊在内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为了反对所谓苏联倾销的煽动运动而被突然动员起来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心里很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苏联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寻求国外市场和贷款时，共产国际的官僚集团却宣称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口号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这种仿佛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陷于混乱而特意制造出来的可耻的愚蠢行为，乃是招致毁灭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直接后果。
过渡时期经济的经济矛盾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专政制度的政治矛盾即使归根到底是从经济矛盾中发展出来的，却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并且对专政的命运来说还具有一种比经济危机更为直接的意义。
按照现今官方的说法，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农庄的成长能自动地和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种说法是庸俗“经济的”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产物。实际上，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远为复杂和矛盾，而在革命时期更是如此。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时期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后来，根据国内和世界阶级斗争进行的情况，专政经历了加强和削弱的阶段。经济上的成就往往是以政治上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治制度的代价换来的。正是经济和政治的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直接产生了政府经济政策上的急剧转向，即从新经济政策起到最近集体化运动的摇摆为止的一些转向。
像一切政治组织一样，党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绝不是这些关系的种种变化的自动记录器。由于党是从无产阶级以及按某种意义来说从全人类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它超出于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临时的和插曲式的变化之上，这些变化只会给它那高瞻远瞩、进取精神和抵抗精神以必要的力量。
如果说俄国的专政获得了成就并在此后经受住了最严重时刻的考验，那是由于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形式中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中心——这个结论可以被认为是完全颠扑不破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后矛盾，以及归根到底，它们的反动性质，恰恰在于它们并不懂得革命政党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决定性意义。社会矛盾无疑地可以达到这种尖锐的程度，以致任何政党都找不到出路。由于党的削弱或蜕化变质，甚至经济方面一次可以避免的危机也会变成促使专政覆灭的原因。
苏维埃制度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在这个领导党内彼此交叉着。以后接踵而至的每一次危机，其危险的尖锐程度都直接取决于党的状态。不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的意义本身多么巨大，它在下面这一问题的面前还只能是居第二位：党是否保持了马克思的透彻的见地、意识形态上的坚固、集体地得出一致意见的能力以及自我牺牲地为此而奋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状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状况的最有效的试金石，是其稳固性的综合的尺度。如果借口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用一种虚妄的理论态度来蒙骗党；如果党内的群众被迫失去政治领导；如果先锋队化为漫无组织的人群；如果国家镇压机器迫使党的干部唯命是从——那么这就意味着：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专政的总的收支是有赤字的。
只有盲目的人、仆从或受骗的人才会否认，苏联的统治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已经被彻底粉碎并为机构所代替了。一九二三年的官僚主义和一九三一年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在这短短的几年期间，机构依靠党来安排人事办法的完全被废除；机构本身的全民公决的（plebiscitary）蜕化现象。
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地方的党组织由书记挑选并专制地加以改组。新的党员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党组织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任命，而中央委员会则正式地和公开地变成了总书记【斯大林】的一个咨询机关。代表大会被任意地延期召开，代表们是根据他们同那不能调换的领袖的团结一致的表现由上峰挑选的。下层对上面的监督已经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党员都受到消极服从精神的系统训练。独立、自信和坚定精神的每一星火花，即构成革命家的本质的那些特征的每一点表现，都受到摧残、迫害和践踏。
在机构中，无疑还有不少诚实的和忠心耿耿的革命家。但是，如果不是百依百顺的奴颜婢膝的官吏在机构中愈来愈占上风，列宁以后的时期的历史——一连串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下流的伪造、卑鄙的策略以及对党的无耻嘲弄——就不可能产生。
在假造的团结得像铁板一块这种说法的借口下，奸诈的风气弥漫着整个党的生活。官方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与此同时，党的各个阶层都遭到那些力图转弯抹角地爆发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侵蚀。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在投奔敌人阵营的前夕指挥了对付左派反对派的清洗。布鲁姆金一伙人被打倒而由阿加别科夫一伙人所代替了。接替“半叛徒”李可夫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西尔佐夫，不久就被控犯有反党阴谋的罪行。党的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梁赞诺夫，在人们隆重地为他庆祝五十寿诞之后被控参加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为了使自己免除党的监督，官僚集团就丧失了控制党的可能性，除非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阿加别科夫一伙人就是缅任斯基和雅戈达之辈在这个局里培养出来的。[3]
一个锅炉即使被使用得很粗暴，也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完成有益的工作。但是，一个流体压力计是个精巧的工具，遭到碰撞就很快会损坏。装了一个不重用的流体压力计，就是最好的锅炉也可能会发生爆炸。即便党只是一种测定方位的工具，像一个流体压力计或一条船上的罗盘一样吧，它的失调也会带来巨大的不幸。但除此之外，党还是操纵机构的最重要的部分。十月革命锻制出来的苏维埃锅炉即使机件简陋，也能做巨大的工作。但流体压力计失调本身却意味着整个机器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斯大林官僚集体的辩护士和代言人每每企图把官僚主义的清党说成是一种可以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来说明的、党溶解于阶级的前进过程。在这理论上的阵痛中，不学无术与招摇撞骗争相辉映。只有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即政治斗争的衰落、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减少到极限，以及主要是社会关系中高压作用的缩小，只有这个反面过程，人们才可以说是党溶解于阶级。然而，在苏联国内和统治党党内所发生的过程却在许多方面带有截然相反的性质。高压的惩罚不但没有消退——在现阶段连抱有这种希望也是可笑的——而且恰恰相反，它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内正在假装成一种异常严肃的性质呢。有组织地参加党和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等于零。官僚主义的放荡腐败是漫无止境的。在这些情况下，把斯大林主义机器的独裁说成是党的社会主义消亡，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党的嘲弄。
中派的右翼走卒即布兰德勒分子力图利用劳动群众的“缺乏文化”来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扼杀党的行径辩护，但是这种做法丝毫没有阻止他们同时给予俄国无产阶级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憎的垄断权。
毫无疑问，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一般都是落后的。但是，历史上受到阻滞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一种混合的性质：为了克服它们的落后性，它们不得不多方面采取和求取最先进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十九世纪中叶落后的德国的革命家们所创立的。由于德国的推迟的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后来就超出了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落后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工业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行动中表现了总罢工和起义的结合，首先建立了苏维埃，并首先取得了政权。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并没有妨碍历来最有远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有使它能够得到锻炼而壮大起来。
作为一个革命时代的革命阶级的出类拔萃的产物，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度过了一段丰富而变动剧烈的内部生活。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谁敢侈谈俄国无产阶级的“落后性”而为党内的官僚主义而辩护呢！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工人们的一般文化水平的确实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党内民主空气的活跃，反而是使它荡然无存。谈到工人们从农村大批涌来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因素一向都在起着作用，何况革命以后农村的文化水平也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最后，党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它的先锋队：它不能降低它的政治水平来作为党员人数增加的代价。布兰德勒分子根据工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对党的看法而为全民公决的官僚主义所做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自卫，因为在中派衰颓和堕落得十分严重的时期，右派是它最可靠的支柱。
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解释为什么中派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胜利不得不扼杀党，你就不应当从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而要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每一阶级的情绪的变化着眼。
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即充满着希望和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时期的英勇奋斗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不经历一段疲乏、精力衰退以及部分地对革命成绩直接感到希望破灭的漫长时期。在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下，无产阶级当中的这个反冲的结果就是，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实力陡增的国家官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大量新的希望和信心。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崩溃，一九二三年德国无产阶级可耻的失败，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暴动的被扑灭，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在被叛卖的情况下遭受的挫折，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倾覆，同所有这些灾难都有关的资本主义的稳定——这就是中派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进行斗争时的世界环境。凌辱“不断”革命、即本质上凌辱国际革命，摒弃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豪迈政策，依靠富农，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宗主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这就是拥有特米多尔力量的中派官僚集团的政治内容。由于依靠那力强胆壮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官僚为支柱，由于乘机利用倦乏而迷惘的无产阶级的消极情绪以及全世界革命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派机器在几年之间就击败了左派、即党的革命派。
斯大林主义机器在政治上摇摆，这不是偶然的。其中表现出官僚集团对各个极不兼容的阶级力量的适应。如果我们撇开偶然的动摇不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路线意味着官僚集团在国内对富农、在国外对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代理人的半投降。在感到无产阶级与日俱增的敌意并看见他们已经滑到其边缘的特米多尔深渊的黑洞洞的底以后，斯大林分子便一跳跳到了左边。这一跳的仓卒是符合于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曾经予以揭发的他们自己的政策的后果在他们队伍中所造成恐慌的力量的。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的路线——如果我们仍旧撇开不可避免的动摇和后退不谈——代表着官僚集团想要适应无产阶级但并不放弃其政策的原则基础、特别是其无限权力的意图。斯大林主义的摇摆表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因素，而是多阶级的一支服务力量或一个执行机关。左的摇摆证明了，不管以前的右的路线已经走的多远，它仍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官僚集团并不是一个仅仅间接反映阶级愿望的消极的机关。统治的机器虽然并不具备许多官僚所幻想的那种绝对独立性，却享有很大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官僚集团直接握有国家政权，它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给它们的发展盖上一个有利的官印，并且，即使它本身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它也能利用它的政策，非常容易地使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
在官僚集团看来，首要的问题是自保的问题。它的一切转向都是直接从它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权力这一点产生出来的。但是，需要完全行动自由的看风使舵的政策是同习惯于监督并要求说明的自我能动的党的存在极不兼容的。那个狂暴地破坏党的意识形态和有意识地散布混乱的体系就由此发生。
富农路线，孟什维克破坏分子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同柏塞尔、蒋介石、拉·福勒特、腊迪奇结成集团，农民“国际”的成立，两个阶级的党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相反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对党内民主的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名义反对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斗争，对农民国际、反帝联盟以及其它波爵姆金式模范村[5]的空洞和虚伪性的揭露——所有这些则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从一九二八年的转向开始，假面具油漆一新，但是假面舞会并没有停止。在反革命胜利的时候宣布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用行政命令的鞭子强迫在苏联实施冒险主义的经济速度，要在两年之内“消灭富农阶级”，不问时间和地点拒绝同改良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拒绝让历史上落后的国家提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宣告一次经济的上升为“第三时期”——所有这些那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相反地，要求实行适应工人们的力量和需要的现实主义经济计划，拒绝根据农民财产登记进行消灭富农的纲领，拒绝那种诡称以马克思的方法分析全世界和每一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后提出的“第三时期”的形而上学——所有这些那时都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
官僚集团假面舞会的两个时期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仍然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基本宪章，它使苏联官僚集团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上，并预先批准这个集团的一切行动、转向、错误和罪行。党的意识的结构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并且需要通过以马克思的方法估价所经历的道路、分析局势的变化以及用革命的眼光预测未来等办法来不断地加以补充修订。如果没有党内不倦的批评的工作，党就势必要趋于衰退。然而，官僚集团争取自保的斗争排斥了公开地把今天的政策同昨天的政策进行比较，即以一个摇摆检验另一个摇摆的做法。统治的派别组织愈是昧了天良，问心有愧，它就愈加变成一伙先知，他们讲一种神秘的语言，并且要求人们承认那位老资格的先知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党和革命的全部历史都被用来迎合官僚集团自保的需要。荒唐无稽的传说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被污蔑为异端邪说。因此，在近八年来在各阶级之间摇摆前进的过程中，党的意识的基本结构已被愈来愈割裂和撕碎。剩下来的就是行政上的有组织的屠杀了。
在征服和扼杀了党以后，官僚集团不容它自己享有在它本身队伍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奢侈，免得被迫要求群众来解决所争论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常设的裁决者、一个政治上的长辈。整个机器的人事选择是以“领袖”为中心而进行的。全民公决的机关制度就是如此产生的。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击败人民群众起义的方式之一。像考茨基那样把现今苏联的制度看作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同一回事，无非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有意识地不让工人们知道两者之间有阶级基础的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谈论斯大林主义机器或者那种把党当做国内建立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加以控制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已经完成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堕落。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的。掌握了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进行革命或反革命颠覆时手头拥有的分子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机器。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所领导的苏维埃，是克伦斯基时期资产阶级政权最后的政治资本。与此同时，主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形式组织的苏维埃乃是当时在准备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坩埚。今天苏联的机器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受到全民公决的歪曲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但是，它同时也是波拿巴主义的潜在的工具。在这个机器的现有职能和它可能有的职能之间，也许还必须流洒内战的鲜血。然而，胜利的反革命恰恰会在这个全民公决的机器中找到为确立其统治所需要的非常宝贵的分子，正如倘使这个机器的举足轻重的部分不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革命的胜利就会完全不可能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斯大林主义的全民公决制度已经变成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由于经济成就和行政措施相结合而产生的效果，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在工业和贸易部门尤其如此。农业集体化和非富农化运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特定时期农村上层的剥削作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无疑地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像极左派或庸俗的反对派那样不顾或者甚至否认这个事实而重复关于耐普曼和富农的一般说法，是完全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然而，把各种力量目前的比例关系看做已有了保证，或者更糟的是用苏联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比重来衡量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乃是同样错误的。对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加速肃清，连同所使用的令人眼花撩乱的行政方法，是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加速出现相一致的。所以，苏联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问题不应当脱离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问题而独立地提出来。
耐普曼、经纪人、富农无疑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前者的削弱同时意味着后者的削弱。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除耐普曼以外，还存在着国家官吏。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醒人们：历史上一个胜利的民族、至少它的上层，往往采用了它所征服的在文化上比较优越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念[6]，相似的过程也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出现。苏联的官僚集团是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上层同被推翻的阶级的广泛阶层的混合物，它在本身的结构中包含世界资本的一个强大的代办处。
两次审判——对进行破坏活动的专家和对孟什维克——给苏联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提供了一幅异常明显的图景。法院无可争辩地证明：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间，资产阶级专家在同资产阶级的外国中心密切勾结下，指望重新确立资本主义的关系，曾经顺利地实现了一项故意放慢工业化速度的计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两面政权分子（elements of thedual power）获得了这样重要的地位，以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代理人连同他们的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孟什维克，能够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经济中心充当主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当党的官方政策在若干年内能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和方法起一种合法的掩护作用时，中派已经朝资产阶级的方向滑得更远。
斯大林的左倾的摇摆，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使官僚集团环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强大生命力的客观明证，但这种摇摆无论怎样都制订不出一个始终一贯的无产阶级政策，也不能建立一种纯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官僚机器内的第二政权分子（elements of the second power）并没有随着新方针的开始而销声匿迹，而是把自己的色彩和武器改变了。由于这个机器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堕落逐渐有所发展，这些分子无疑地甚至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现在破坏分子使工业化速度带有冒险主义的规模，从而为凶险的危机铺平道路。官僚分子热心地拿出社会主义的盾牌来保护那些隐藏着富农的集体农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是组织上的反革命触角已经深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由于官方政党的全部生活都是仰仗谎言与伪造，使这些东西格外容易着上一种保护色。备受压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愈是不能及时地揭发第二政权分子并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他们就愈加危险。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专政的政治则是任何政治中最集中的。经济方面的远景计划不是在开头提出的一种武断的主张，而是一种作业假设。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计划进行集体的检查，那时查对的重要项目不仅有会计数字，而且有工人的体力和组织以及农民的政治倾向。只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办事的、自信的、积极主动的政党才能摸索道路，稽核、概括和归纳这一切。如果不能保证使经济过程的一切参加者、即一方面是工厂和托辣斯的经理人员另一方面是工厂委员会服从党的纪律，以及使非党工人不脱离党小组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五年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党的纪律和行政的纪律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官僚机器曾经——甚至今天还仍旧—显得是全能的，以致于有可能去浪费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资本。这个资本是庞大的，但不是无限的。官僚指挥部的过分紧张的努力在粉碎右派的时候已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再前进一步了。但这也就为行政纪律的破产准备了条件。
从某些人手里的党的传统以及其它一些人对这种传统的畏惧心理不再能够团结这个官方党的时候起，国有经济将突然感到政治矛盾的充分力量。每一个托辣斯和每一家工厂将取消从上面发下来的计划和指示，以便用它们自己的手段来保证它们的利益。单独的工厂瞒着国家同私人市场签订合同，将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工厂与工厂之间争夺劳动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斗争，将自动地引起工人之间争取比较优越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计划原则势必被完全打破，这将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的重新抬头，而且也意味着对外贸易垄断的瓦解。托辣斯的经理人员将很快地向外国资本的私人所有者或代理人的地位接近，因为其中很多人为了争取生存将不得不依赖这种地位。在农村里，不大有抵抗能力的各种集体农庄将无暇来吸收那些小商品生产者，那里的计划原则的崩溃将急转直下地把原始积累的成分释放出来。官僚机器将成为向外扩展的矛盾和离心倾向的第一个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足以使行政的压力无法挽救局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精神的和团结的力量，苏维埃国家和计划经济是必然要宣告破产的。
全民公决的纪律的崩溃将不仅波及党、行政、经济、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而且将波及红军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某些情况下，爆发可能正好会从这一端开始。这已经可以证明，权力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件事，绝不会仅仅限于简单的腐化堕落，而是势必一定会采取公开的暴力颠覆的形式的。
这可能以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发生呢？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指出一些主要的倾向。所谓特米多尔式的颠覆，左派反对派经常把它理解为权力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转移，这种转移本质上已经是明确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在官方党的一个派系反对另一个派系的旗帜下完成的。与此相反，波拿巴主义式的颠覆则看来是以那种为了资产阶级所有权而高举起来的锋芒毕露的马刀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比较公开、“比较成熟的”形式。党内右派的溃散及其放弃自己的纲领，减少了逐步隐蔽起来的第一种颠覆活动、即特米多尔式颠覆活动的机会。党机器的全民公决的蜕化变质无疑地增加了波拿巴主义式颠覆活动的机会。但是，特米多尔和波拿巴主义并不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类型，而不过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里，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在创造过渡的和复合的形式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资产阶级胆敢公开地提出政权问题，它将在阶级力量进行殊死决斗时所做的相互考验中获得最后的答案。
万一矛盾累积的分子过程导致一次爆发，敌方的阵营就将在昨天还是非法的那些政治中心周围的炮火下联合起来。中派作为发号施令的派别组织，连同行政机器一起，将立刻成为政治分化的牺牲品。它的组成分子将分裂开来而趋向防栅的两边。究竟谁将在反革命的阵营中最初占据主要地位，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布琼尼式的古罗马禁卫军冒险主义分子，还是别谢多夫斯基式的真正的废物，还是腊姆晋和和奥萨奇式的更加重要一些的分子[7]——这将取决于反革命派转而采取攻势时的时间和条件。这个问题本身还只能具有插曲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和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只能成为腊姆晋和奥萨奇之流的一个台阶；而后者又只将成为帝国主义专政的一个台阶，因为帝国主义专政即使不能立刻跳过这两个台阶，也会很快就把它们抛弃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同中派的禁卫军派结成集团，在革命急剧衰退时庇护帝国主义分子，正如一九一七年革命突然高涨时他们曾力图掩护这些分子一样。
在敌对的阵营里，一次力量的同样明确的重新集结将在为十月革命而奋斗的旗帜下发生。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军队中的革命分子，特别是工厂中的先进工人，面临着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将感到有必要在鲜明的口号下围绕着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不会投降和叛变的革命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不仅是中派，而且还有党内的右派，将产生许多决心拿起武器来保卫十月革命的革命分子。但为了这一点，他们将需要在内部痛苦地划清界线，如果不经过这一个时期的混乱、犹豫和蹉跎，这是无法做到的。在这个决定性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既然在它的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并在困难的考验中受过磨练，就将被要求起一种浸入饱和溶液中的结晶体的作用。在整个左派反对派的周围，将发生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和真正共产党的再生的过程。列宁主义派的存在将成倍地增加无产阶级在反对反革命颠覆力量的斗争中的取胜机会。
落后俄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才能获得解决。但是，在领导农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仍旧停留在民主任务上面。民主革命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交织在一起的。但后者非在国际舞台上不能结束。由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把十月起义看成这次起义与之密不可分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核心。
世界革命发展的异常迟缓，为苏联造成巨大的困难并产生特别的过渡方式，虽然如此，它却并没有改变那些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持久性的基本前景和任务。
国际左派反对派断然拒绝和谴责不肖门徒在一九二四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劣的反动，是特米多尔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对于在共产国际纲领中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在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以及苏联经济任务范围内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从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我们是否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因为没有一个统治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苏联现在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结论乍看起来固然完全无懈可击，却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而且是一幅反动的讽刺漫画，因为它不顾制度的创造可能性和专政的隐藏的潜力。即使党作为一个政党、即作为先锋队的一个独立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这也不是意味着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切分子都被清洗掉了。在工人阶级中，十月革命的传统是强烈的和生气勃勃的；阶级思想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论在老的一倍中没有被忘记；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还燃烧着对以前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仇恨。所有这些倾向合在一起，不仅构成未来的潜力，而且也构成今天使苏联仍旧是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动力量。
在革命的创造力和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机器在某些限度内经常适可而止，如果说它感到甚至不得不急剧左倾，那么，这主要是在这个革命政党的无定型的、松散的但仍然强大的分子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因素的实力不能用数字表现出来。总之，它现在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忽视这一点，意味着完全置身于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并在斯大林主义机器发号施令的地方而不是在任何其它地方去寻求党。
左派反对派坚决驳斥所谓苏维埃国家不但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没有阶级统治者的“中立的”国家的这种估计。两面政权分子的存在，决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政治平衡。在估计社会作用时，确定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和界限是特别重要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契机无论是在政治上和其它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契机的决定是革命领导部门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把苏联估计为介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家（乌尔邦斯）[8]，在理论上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等于是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坚强的阵地完全或部分地拱手让与阶级敌人。左派反对派断然地拒绝和谴责这一观点，认为它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格格不入的。
上述对一场反革命颠覆的可能性与机会的分析，决不应当被理解为现有的种种矛盾绝对地会导致国内战争的公开爆发。社会领域是有伸缩性的，并且——在某种限度内——按照互争雄长的力量所做的努力和渗透、按照取决于国际阶级斗争形式的国内的过程，而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职责是在任何情况下彻底估计各种局势，并且还要为最坏的结果预作准备。对特米多尔式—波拿巴主义式的颠覆活动的可能性和机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悲观失望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官僚集团的盲目无知和夜郎自大与革命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承认现今的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除通过武装叛乱外绝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意味着苏联的无产阶级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就范，恢复党的活力，改善专政的制度——毋需经过一次新的革命，而只是采取改革的方法并在改革的道路上迈进。
如果我们要来预先估计无产阶级改革以及资产阶级蠢动的机会如何，那将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学究气。认为前者唾手可得而后者毫无考虑之余地，那将是犯罪性的乐天态度。我们必须为一切可能的演变做好准备。为了在全民公决的制度不可避免地瓦解的时候迅即集合并推进无产阶级派的力量而不让阶级敌人有回旋余地，左派反对派绝对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派系并求得发展，同时它绝对必须分析局势的一切变化，阐明发展的前途，及时地提出战斗口号，并且加强它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联系。
左派反对派对中派的态度决定了它对右派反对派的态度，因为右派反对派不过是从中派到社会民主党的一座没有完成的桥梁。
在俄国问题上，像在其它一切的问题上一样，国际右派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主要依靠对共产国际的实际的和次要的错误进行批评而使自己得到养料，对于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它在基本问题上都是表示赞成的。布兰德勒分子的堕落行径在同苏联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上十分露骨地和无耻地表现了出来。在政府对富农做孤注一掷的时候，布兰德勒分子完全支持官方的方针，竭力论证只有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才是切实可行的。在一九二八年的转向以后，布兰德勒分子转而采取了默不作声的观望态度。当他们所料想不到的工业化的成就显现出来时，布兰德勒分子不加批判地采纳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这些右派分子同时还挺身而出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摇旗呐喊，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力量确定革命的方向和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机会主义的特征——匍伏于当今政权的面前——决定着布兰德勒分子对斯大林分子的整个态度：“我们准备无条件地认可你们在苏联的一切措施，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德国实行我们的政策吧。”美国的洛夫斯顿分子、捷克斯洛伐克的右派反对派以及其它国家同他们有联系的半社会民主主义的、半共产主义的团体等等的立场，带有类似的性质。
左派反对派特别地和主要地在俄国问题的基础上对中派的右派随军人员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力图把那些被中派的摇摆及其不足道的制度逼入右派反对派阵营的工人革命分子从布兰德勒派领导人的起分解作用的影响下释放出来。
小资产阶级追随者，苏联的“朋友”、即实际上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朋友，其中也包括各个国家内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工作人员，对于苏联发展中的种种矛盾，置之不闻不问，以便以后在最初的严重危机发生时立即背弃苏联。
然而，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冲突往往也把受了惊吓的中派或者更糟的是心怀不满的野心家推入了左派反对派的阵营。随着镇压的日趋严厉，或者相反地在官方路线获得成功的时刻，这些分子就变节投降，投奔到官方队伍中去，在那里组成流氓合唱队。季诺维也夫—皮达科夫—拉狄克之类的投降分子同格罗曼—苏汉诺夫之类的孟什维克投降分子或腊姆晋之类的资产阶级投降分子没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所有这三类人物现今都聚在一起，承认目前“总路线”的正确，其目的不过是想在下次矛盾加剧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左派反对派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队伍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来接近苏维埃制度的任务，大胆地撕破敌方的假面具和揭露真正的危险，以便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同那些危险相对抗，并教导别人也这样做。
列宁逝世以后的整个时期的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对苏联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无可争辩的影响。官方方针中曾经带有创造性的——并且始终带有创造性的——部分，都不过是左派反对派的思想和口号的过期的回声。右派—中派集团的不完全的决裂是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压力下被迫造成的。斯大林为了想彻底破坏左派反对派而采取的左倾方针，陷入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荒谬。狂热的抨击导致共产国际的真正的灾难，而这种抨击的被放弃又是左派反对派批评的结果。尽管左派在数量上比较薄弱，但是一般说来，凡是有这种批评的力量的地方，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存在：善于分析、预见和指出正确的道路。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派系今天已经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无产阶级不但是基本的生产力，而且是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依靠的阶级。如果专政的被歪曲的制度致使无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专政就会失掉抵抗的力量。如果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依靠过分的劳动强度，从而使工人们精疲力竭，这种速度就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经常缺少最必需的生活数据和不断地处于行政管理的鞭笞下的惊慌状态，会威胁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反对派纲领》[9]说，“党内民主的衰退导致工会以及其它一切非党群众组织中一般工人民主的衰退。”自从《纲领》发表以来，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更具破坏性的发展。工会终于降为统治的官僚集团的附属机关。行政压力的体系已经以突击队伍的名义建立起来，仿佛这是一段短短的山隘而不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问题似的。尽管如此，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经济将面临一个新的更加陡峭的高坡。借助于“赶上并超过”这一公式，官僚集团在关于所达到的阶段问题上部分地使自己、但主要是使工人们产生错觉，并为一个严酷的失望危机准备着条件。
必须从有步骤地实际改善城乡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状况这一角度来考核经济计划。必须使工会恢复它们的基本任务，即起集体教育者的作用而不是起皮鞭的作用。苏联的和世界其余部分的无产阶级不要再受种种夸大已有成就和缩小任务和困难的说法的哄骗了。必须把提高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以及它在各方面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放在全盘政策的最显著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不反对各个集团和阶层所享有的过多的特权，反对生活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反对不受管束的官僚集团的庞大特权和特殊地位。
1.尽管中派、右派、孟什维克和计划方面的破坏分子长期结成联盟，苏联的经济仍旧排除万难而取得种种成就，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最伟大的胜利和世界革命的一个强大因素。
2.保卫苏联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使它不受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攻击，是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最重要的任务。
3.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起源于由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起源于现代生产力的国际性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4.由于对后一种矛盾缺乏认识而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又成为引起危机和加深危机的一些实际错误的根源。
5.在苏联无产阶级在多年中发挥出最高威力之后政治积极性突然低落下来的基础上，由于国际革命的一系列失败，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加深，苏联官僚集团的势力已有所扩展。
6.在国内阶级矛盾和国外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远见的、积极主动的政党，作为计划经济和阶级调度的基本政治前提。
7.在得到敌视十月革命的社会力量的直接支持而掌握了政权以后，在击溃了党内革命的国际主义派以后，中派官僚集团仍然只有靠对党的监督、选举和工人阶级舆论实行压制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8.既然中派官僚集团已经扼杀了党，即已经丧失了耳目，它就只好摸索前进，在各阶级的直接推动下决定自己的道路，因而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9.发展的进程已经完全证实了俄国反对派《纲领》的一切基本原理，无论是它们的批判性部份，还是它们的积极要求。
10.在过去的一段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三个基本流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派和右派）的特征已经特别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极左派的倾向或者表现为把中派摇摆路线某一阶段发展到顶点，或者出现在左派反对派的外围。
11.中派官僚集团的政策和体制成为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危险。对当权的中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是为复兴、加强和发展第一个工人国家所做的斗争的最基本的部分。
12.忽视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政治情绪，乃是这个官僚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因为这种制度企图依靠赤裸裸的命令和行政压力来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王国。
13.以错误的理论见解为根据而且没有经过党的集体思想审核的强迫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意味着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的无情的累积，特别是在对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
14.苏联的所有制关系，同各阶级的相互政治关系一样，无疑地证明了，尽管苏维埃制度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尽管中派官僚集团实行灾难性的政策，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
15.资产阶级只有借助于反革命叛乱才能在苏联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适得其所、使它服从自己的监督并保证执行正确的政策，同时通过果断和勇敢的改革，使党、工会和苏维埃获得新生。
16.然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保持不动的条件下，官方党内部日益积累起来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可能重新有力地提出政权问题的政治危机。
17.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否能及时地站起来，团结自己的队伍，抵抗凭借世界帝国主义支持的特米多尔—波拿巴主义势力集团，这对于苏维埃制度的命运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8.左派反对派只有不断地进行批判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估计当前局势，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及时地提出生动的口号，毫不妥协地反对那种束缚工人阶级力量的全民公决制度，才能履行它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
19.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加强自己的组织，打入官方党的一切重要支部和工人阶级的其它组织，同时又仍然作为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条件下，这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任务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20.使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21.讨论、制定和检验经济计划的标准是：（甲）有步骤地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乙）缩小工农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证同农民的联合；（丙）缩小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卫对外贸易的垄断以防止低廉价格的袭击；（丁）提高产品质量，应当既重视产品数量又重视产品质量；（戊）稳定切尔文[10]的国内购买力，因为币制的稳定连同计划原则，在今后长时期内将始终成为调节经济的一个必要因素。
22.用行政命令追求“最大限度”速度的办法，必须让位于拟定出一种最适当的（最有利的）速度的工作，这种速度虽然不能保证满足当时为了炫耀经济力量而提出的要求，但能保证经济在能动地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在正确分配国内资财和有计划地广泛利用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不断增长。
23.因此，首先必须抛弃从一国社会主义论引伸出来的关于发展一种完备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希望。
24.苏联的对外贸易问题必须放在同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远景中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来提出。
25.与此相适应，应当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问题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适时的口号之一，在世界危机和失业的时期尤其应当如此。
26.农户的集体化应当转到农业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实际采取主动以及他们同中农结合联盟的轨道上去。对集体农庄的经验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反复检验，应该成为工人和先进农民的任务。建立集体农庄的国家计划必须同经验的实际效果、同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总的经济资源相适应。
27.应当拒绝根据农民占有的农具和牲口于两三年内“消灭富农阶级”的官僚主义空想。应当执行一个有步骤地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坚定政策。为此必须密切注意集体农庄内部以及集体农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分化过程，并且绝不应当把集体农庄和社会主义企业等同起来。
28.在经济工作中，被对官僚集团的威势的顾虑所引导的状况应该停止。不要浮夸，不要掩饰，不要欺骗。不要把苏联目前生产力水平很低和组织结构很矛盾的过渡时期经济冒充社会主义。
29.一劳永逸地结束革命政党所不应有的、根据罗马天主教关于领导永不犯错误的教条而进行的那种足以招致毁灭的做法。
30.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革命的方法论上来。
31.重新建立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
尽管一方面是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的极端脆弱，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革命比重同苏联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比较起来要重要得无法估计。当此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经济由于用尽一切办法而得到提高和发展的时候，必须保持对前途的正确看法，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世界资产阶级是一项比不越出苏联国境去“赶上和超过”世界经济要现实和迫切得多的任务。
资本主义经济当前的深刻危机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着革命的可能性。劳动群众战斗积极性的必然高涨将再度鲜明地勾画出所有的革命问题，并将使中派官僚集团丧失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左派反对派将用对于已走过的道路、已犯过的错误以及新任务和前途的清楚认识武装起来，进入一个革命的时期。
苏联将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革命舞台上，而且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完全和最终地克服国内外矛盾的道路。
[1] 原名《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S.R.（Draft of the The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 on the Russian Question）》，译自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 （Opposition）一九三一年在纽约出版的单行本。——译者注
[2] 原文是apparatus，又译机器。——译者注
[3] 别谢多夫斯基曾任苏联驻法大使，帮助“清洗”大使馆党小组内的左派反对派。他最近投奔反革命阵营，从而完全背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的这种行径曾轰动一时，变成国际上一件丑闻。雅可布·布鲁姆金是革命的内战时期的英雄，由于曾在君士坦丁堡访问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枪决。他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负责近东的情报工作。他的职位由一个名叫阿加别科夫的斯大林的佣仆接充，后着刚刚接任不久就公开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参加了白卫军阵营。——原编者注
[4] 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所执行的叛变政策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三年革命中遭到失败。——译者注
[5] 波爵姆金是叶卡特琳娜女皇手下的首相。在女皇巡视一部分地区之前，波爵姆金责令在大路两旁建立“模范村”，以显示俄国农民仿佛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由此产生“波爵姆金式的模范村”这一流行的说法。——原编者注
[6]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译者注
[7] 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曾领导西伯利亚游击队，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担任蒋介石军队的“军事顾问”。他现在是红军远东部队的司令员。布琼尼现在是红军骑兵的领导人。腊姆晋和奥萨奇在最近莫斯科审训被控犯有破坏活动阴谋的专家的案件中是主要的被告。——原编者注
[8] 乌尔邦斯是德国共产党汉堡党组织领袖，曾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后来因参与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叛徒活动，为共产国际开除。——译者注
[9] 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一九六三年三联书店版。——译者注
[10] 苏联的十卢布纸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