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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民主有可能代替苏维埃吗？
托洛茨基
（1929-5-22）
“如果苏维埃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独裁制的领导危机越来越尖锐，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危险不能被排除的话，走民主的道路是不是好一点呢？”在许多篇专门评论苏维埃共和国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文章上，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坦白地提出来，也是文章的内在的主题。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哪一个制度最好，哪一个不是最好。我的目的是揭露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那就是说，从客观的事态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下一步会发生的事件是什么。我的结论是：最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绝对不会发生的，就是从苏维埃过渡到议会民主。
许多报纸很有礼貌地而且用通俗的语言向我解释，我之被驱逐出境是俄国缺乏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不应该埋怨。首先，我要指出，我没有向任何人埋怨；其次，我要指出，我也曾被好几个民主国家驱逐出境。如果苏联的对手说，目前苏联领导层的尖锐危机，是专政（我当然会对专政的产生负应有的责任）的必然结果，那是理所当然。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来，这个观察是真实的。我不会因被流放而推翻历史的决定论。但是如果领导危机并不是偶然从专政而来的，专政本身也不是偶然从1917年2月代替沙皇制度的短命的民主制度而来的，如果专政犯了镇压及所有其他罪恶的罪的话，为什么民主本身无力保持这个国家不致有专政呢？就因为民主已经被专政代替，我们从哪里找到证据来证明现在民主就能够牵制专政呢？
为了要更清楚地表达我的观念，我必须扩大地理参考范围。至少我必须回忆一下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政治发展的某些趋势，因为这个战争不但是一个事件，而且是新时代的血腥的前奏。
今天几乎所有的战争领袖都还活着。当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说，这个战争是最后的一次，这次完了以后就是和平的民主的政治了。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于相信他们所讲的话。但是，今天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重复这些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次战争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时代，而且还可能会发生更多次的大战。在这个时刻，各马力强大的火车正在统治世界的轨道上朝着彼此加速。我们不能以十九世纪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时代，因为十九世纪主要是扩大民主的世纪。在很多方面，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差别，比所有的近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的差别还要大。
哈里奥特最近在一份维也纳的报纸上指出民主制度在独裁的威胁下撤退的次数。自从俄国建立了革命政权，以及好几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南欧与东欧都建立了法西斯独裁制。我们怎样解释这个民主“圣坛之火”的熄灭呢？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或不成熟。这个解释对意大利就不合适了。但是即使在这个解释适用的国家，这个解释一点也没有用，因为在十九世纪，大家认为历史的一个规律，就是所有的落后国家都会在民主的梯级上升上来的。为什么二十世纪把这些国家赶下独裁的道路呢？我们认为要从事实的本身来解释。民主机构已经证明无法抵受现时代的矛盾的压力，不管这个压力是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事实。
以电机工程作比喻：民主可以被定义为安全开关和电流断路器的制度，它的目的就是对因民族或社会斗争而负担过重的电流作一保护。人类历史从来还没有一段时期，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充满了这么多的矛盾。电流过多的情况在欧洲电力分配网的不同点上发生得愈来愈频繁了。在电流太高的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冲击下，民主的安全开关不是烧坏就是爆炸了。那主要就是独裁制那种短路所代表的意义。
同时，在每个国家之内以及在国际规模上，矛盾的强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虽然这个过程仍只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发生，但这并不能令人安慰。痛风也许先在小手指或大脚指上发生，但结果会走到心脏。而且，不管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多强，民主的传统多厚，——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没法讨论——我们觉得，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情况足以对这篇文章的题目所提的问题提供足够的材料。
当人们拿民主来对抗苏维埃时，他们心中通常所想的只不过是议会制度而已。他们忘记了问题的另一面，也即主要的一面，那就是十月革命替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革命清理了道路。地主财产的没收、俄国社会的传统的阶级特权与阶级差别的完全消灭、沙皇的官僚与军事机构的摧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实现——所有这些是初步的民主工作。这些工作，二月革命差不多全都没有提到，只好原封不动地留给十月革命去完成。就是因为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破产，没有能力进行这个民主工作，所以苏维埃专政在工人、农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同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工作。阻止我国微弱的和历史上过迟的民主力量来实现它的初步的历史任务的种种因素，也阻止它在将来成为国家的领导。因为在这段时间中，问题愈来愈多，困难愈来愈大，而民主力量愈来愈弱。（这里的民主力量，是指资产阶级的力量——译者按）
苏维埃制度不能抽象地与议会制度比较，因为它不只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财产关系的形式，因为它在基本上牵涉到土地、银行、矿山、工厂与铁路的所有权。贵族、大地主、官吏、高利贷者、资本家、以及老板等人在沙皇时代的作威作福，劳动群众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在群众中间，一定还有人对苏联国家的目前情况感到不满，这不满是合情理的。但是群众决不要地主、官吏及老板返回来。人们在用关于民主的、平凡的话陶醉自己的时候，切不要忽视“这些琐碎的事情”。农民今天将会像十年前一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来阻止地主回来。大地主只能跨在大炮上才能从国外回到他的田庄上，他在晚上还要睡在大炮上。农民也许对资本家返回来会看得开些，因为国有工业供给农民的工业产品没有过去的商人所供给的那么好。这里我们要附带地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内部困难的根由。但是农民记得：地主与资本家是旧政权的联体双胞胎，他们同时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在内战时同时与苏维埃政权对敌，而且在白军所控制的区域，工厂主拿回工厂，地主拿回土地。农民知道，资本家不会单独回来，他们是会与地主一齐回来的。那就是为什么农民两者都不要。对于苏维埃政权，农民的力量虽然是消极的力量，但却是个很强大的力量。
我们必须以真名称呼实物。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不是引入支离破碎的民主，而是要俄国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第二版的俄国资本主义会像什么样子呢？在过去十五年，世界的面貌已改了很多。强国已变得更强，弱国已变得更弱。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规模已变得非常大型，而且以弱的及落后的国家为牺牲品。沙俄因世界大战的牵累已沦落为第三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却连第三等国家的地位都达不到。复活的资本主义俄国会变成没有前途的依靠他人的、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俄国的地位就会在旧日的俄国与印度之间。
苏维埃制度和它的国有化工业及对外贸易的垄断，虽然还有种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它是个保护国家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的制度。这一点连许多不被社会主义而被爱国主义吸引到苏联这一边的民主派份子也懂得。这些民主派已经吸收了一些历史的基本教训。许多土生的技术知识份子以及由于我想不出适当的名字而称之为“同路人”的新派作家，也属于这一类人。
有几个无力的教条主义者说要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但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却要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些人不但包括被剥夺了财产的财产拥有人，而且包括富农。由于这层农民反对革命，所以他们永远是波拿巴主义的支持者。
苏维埃政权的兴起是国内外的巨大矛盾的结果。以为自由派或者社会主义派的民主的安全开关就能抵挡这些矛盾，是个天真的想法，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这些矛盾已经累增至最大的紧张状态。以为自由派或者社会主义派的民主安全开关可以“消除”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贪求报复与复辟的愿望，也是个天真的想法。这些份子正在手拉手排成长队，商人与工业家拉着富农的手，地主拉着商人的手，皇朝跟在他们的后面，外国贷款人则排在后面。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抢着在胜利的时候占据国内的首要位置。
拿破仑用以下语句来正确地总结那个被极端派所主宰的革命时代的动力：“欧洲不是成为共和的，就会属于哥萨克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有根据地说：“俄国不是成为苏维埃的，就会成为波拿巴主义的。”
我刚刚说过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断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永久稳定性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假如反对派认为，我们所发动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话，我更不会主张苏维埃制度的稳固性不会受目前的苏联政府的特别的政策所影响。我们内部斗争的痛苦充分地证明，以为斯大林的弯弯曲曲的政策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的想法是多么危险。但是，我们进行斗争这个事实，也证明我们的态度决不是悲观的。我们是从苏维埃制度具有巨大的内部的后备力量与资源这个信念出发。反对派的方针不是朝向苏维埃政权的崩溃，而是朝向它的增强与发展。
我们的结论可以归纳成下面几点建议：
一、除了它的社会主义任务以外（支持社会主义的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最先进的部份），苏维埃制度的最深远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是在人民群众中，而且这个制度成为反对复辟的保险，以及独立的，即非殖民主义的发展的保证。
二、反对苏联的主要的历史的斗争，和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主要的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在以民主来代替独裁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是以资本主义的统治来代替目前的过渡政权的名义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必然会变成依赖性的、半殖民地的统治。
三、在这些情况下，除了长期的及残酷的内战，再加以外国势力的公开的或暗中的干涉以外，没有其他力量会使俄国转回资本主义的轨道。
四、这个转变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政治形式就是军事独裁，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现代的形式。但是，一个反革命的独裁，就会在它的基础上，成为一个新的十月革命的强大的主动力。
五、反对派的斗争不但是唯一地及完全地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发动的，反对派的斗争而且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路线的直接的继续与发展。这个斗争目前还不是处在决定性的阶段，而是处在一个危机关头。
六、苏维埃制度的继续发展，以及反对派的前途，不但依靠国内的因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整个世界局势的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需要在世界市场上扩张，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英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采取怎样的形式？
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不经思索地谈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的问题，但是对资本主义欧洲的主要的命运，则保持缄默。其实，这两个问题虽然不同，但却是息息相关的。
注释：《议会民主有可能代替苏维埃吗？》一文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本文曾以《俄国何处去》的标题刊登于《新共和者》，192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