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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
托洛茨基
（1923年9月23日）
“当然不能。只有火车才能按时发出，但也不总是如此”……
思维的准确性到处都需要，而在革命战略问题上更是这样。但由于革命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革命的概念和思想也就会蒙上一层油污，轮廓变得模模糊糊，问题勉勉强强地提出，又马马虎虎地解决。
墨索里尼按事先公开规定的期限完成了他的“革命”(即反革命)。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在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没有实现革命。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完成了自己的“革命”，采取的办法是搞军事阴谋，规定了准确的日期并分配了角色。西班牙的军官们也是这样干的。反革命政变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反革命政变往往安排在这样的时刻，即当群众由于对革命或民主产生失望情绪而采取漠然态度，从而给组织-技术上业已作好准备并预先规定日期的军事打击造成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很明显，有利于反动政变的政治形势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用说规定一定的日期。但是，我们看到，一旦这种形势的各种基本因素都已具备，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就能事先选择有利的时机，并根据这个时机配置政治、组织和技术力量，实行确有把握的攻击(如果估计无误的话)。
资产阶级不总是进行反革命的，它过去也进行过革命。它是否为革命或反革命规定过日期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典型的或非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这是我们年青马克思主义者的课题！)，那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颇有教益的。但是，即使不作这样的细致研究，那也可以确定问题的下列基本因素；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即获得政权的那部分“人民”并没有进行革命，而是在等待革命的实现。当基层的运动冲破了界限，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或旧的政治制度时，自由资产阶级几乎总是自动地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自由派学者宣布这种革命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打着历史规律的旗号，制造出一大套毫无意义的废话；革命与反革命(即卡烈也夫过去说的动与反动)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因而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或任意规定日期的，如此等等：这些规律从来没有妨碍过有充分准备的反革命政变。然而，这种模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维往往钻入革命者的头脑，使之造成极大的空虚，带来实际的危害……
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远不是在它的所有各个阶段都按照自由派教授的“天然的”规律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平民民主派推翻自由派时，是通过密谋和发动预先安排好日期的起义实现的。法国革命的极左翼雅各布宾派就是这样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自由资产阶级(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和1917年2月的我国资产阶级)来说，往往只要等到发生一个强大的自发运动，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和自己同国家机关的联系在最后时刻施展出来，从而掌握舵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因为他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社会影响和联系，他们往往只好以考虑周密和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计划来代替，而这种计划要求有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有规定的期限。
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这样。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孟什维克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这样：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阻挠革命，当革命胜利了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享受革命的成果，并竭力阻止革命完成。共产党掌握政权，不能是从旁利用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只能是直接地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技术上领导革命群众的结果，在长期准备时期是如此，在决定性的革命关头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
我们设想有一个国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条件业已成熟，或者显然在日益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对起义和确定起义的日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如果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如果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任务。
我们且不去剖析一个抽象的国家，而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十月革命。当时俄国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处在巨大的危机中。国家机关瘫痪了。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涌到我们党的旗帜下。自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后来又在莫斯科苏维埃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时起，党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准备按照一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日期夺取政权了。大家知道，这个日期实际上也就是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一部分中央委员事先就认为，实际出击的时间应该安排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另一部分中央委员担心，资产阶级会在这以前作好准备并驱散代表大会，因而要求把出击的时间提前。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规定武装起义的时间不迟于10月15日。这个决议在执行中被有意识地推迟了十天，因为宣传和组织准备过程证明，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举行起义就意味着在工人阶级相当多的阶层中散布疑虑，因为他们认为夺取政权应该是苏维埃，而不是党及其秘密组织。另一方面，已经完全弄清，资产阶级士气十分沮丧，他们不可能在两三个星期内组织有力的反击。
这样，党在起领导作用的苏维埃里取得了大多数，从而保证了夺取政权的基本政治前提之后，军事问题就完全按明确的日程摆在我们面前。在尚未具备这个多数以前，组织技术计划当然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假设性和灵活性。对我们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初期建立的苏维埃，是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标尺。苏维埃既是我们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政治掩蔽所，而后来在实际掌握政权后又是政权机关。
如果当时没有苏维埃，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很明显，我们首先必须求助于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其它标尺，如工会、罢工、街头示威游行、各种形式的民主选举等等。虽然苏维埃在革命时代是衡量群众实际积极性较为可靠的标尺，但是，即使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看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多数什么时候拥护我们。很明显，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向群众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把整个问题摆到军事冲突的范围里去了，所以当我们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规定有日期的武装起义计划。
既然大多数劳动者拥护我们，至少在起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州里是如此，那么根据我们的号召建立苏维埃就有了保证。较落后的城市和州或迟或早也会跟着起先导作用的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项政治任务即确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和一项军事任务即保证政权转到这个代表大会手里。显然，这只不过是同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在上述形势下，也就是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群众已经自发地向我们涌来，但还不能保证取得明显的绝对多数的时候召开决定性的会议，那我们怎样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呢？我们是否确定起义的日期呢？
答案可从上面所说的全部情况中得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明显的绝对多数，但是群众中的变动如此巨大，取得我们所必需的、无可争辩的多数也就是最近几周内的事情了。假定说，为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争取工人的多数，我们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并在这些中心城市集中必要的力量来解决它。一旦争取到了多数——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实际检验这一点——，我们就号召劳动者建立苏维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要做到这一点绝不会超过一两个星期；可以确信，其它城市和州随后也会在两三星期内按照中心城市的榜样跟上来。这样，建立苏维埃网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在最重要的一些州里有了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以后，我们就号召它们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代表大会再外加两星期左右时间，这样，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就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应该准备好夺取政权，而且应该把它付诸实现。
据此，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军事组织作出计划，规定在两个月、最多两个半月时间内，准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铁路沿线等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我之所以用假定语气说话(即假如这样做，假如这样规定)，是因为虽然我们实际上干得并不坏，但并不是如此有计划地进行的，这倒不是因为“历史规律”妨碍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举行无产阶级起义还是第一次。
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会不会失算呢？夺取政权意味着战争，而在战场上就可能有胜有负。但是，我们概括地描绘的那条道路是最正确、最直接通往目标的道路，也就是说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可能性。的确，如果在中央委员会开过上述决定性会议一个月以后，我们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那我们当然就不能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等于悬在空中(我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反对苏维埃的)。相反，如果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无可争辩的多数已站在我们方面，这就会缩短我们的计划，使起义的决定性时刻提前到来：计划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即建立苏维埃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如上所述，如果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正式建立苏维埃还得不到保证，我们就不能提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口号。由此可见，我们每个阶段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是由前一阶段计划的完成情况提供和保证的。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
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作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
写于1923年9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