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晚6时15分
（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代表们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托洛茨基同志作报告。）
同志们！
每个革命政党的伟大的、核心的政治目标都是夺取政权。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在第二国际，这一目标是一种原则性的观念，也就是一种与实践关系不大的相当渺茫的东西。只是在几年前，我们才开始按照国际的精神，学会将夺取政权变成一个实践的目标。我们在俄国有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日子，即1917年11月7日，在那一天，一个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表明，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而且尤其是一个实践的观念。
我们如何夺取了政权，这段历史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但是我不想这样做。然而这一历史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自动地、“客观地”完成的事件，而是非常实际的政治努力和政治措施。
在夺取政权的时刻，我们的政治策略发展成了最具体的革命战略。11月7日，我们党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以前所有政策潜力的这种革命战略夺取了国家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才完全清楚地证实了这点——国内战争的结束。相反，在夺取政权之后，我国的国内战争才全面展开。这一事实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而且也可从中使西欧乃至国际各党吸取某些重要的教训。
我们的国内战争11月7日以后才全面开始，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在北方，南方、西部和东部地区连续进行了将近5年的国内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十分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经常有人说，我们对我国的有产阶级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错的！我国在政治上只不过刚刚摆脱沙皇的野蛮统治。农民几乎没有政治经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极少，中等资产阶级由于杜马等组织经验多些，贵族在地方自治中有某种组织。因此，反革命的巨大的后备军就是富农，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中农，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全部小资产阶级。这些后备军可以说是尚未受到触动，几乎是原封未动。直到资产阶级开始明白他们失去了政权意味着失去什么之后，他们才力图用一切手段动员潜在的反革命后备军，当然他们把十分重要的岗位让给了贵族和贵族军官等。因此，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是对我们轻易地取得政权的历史报复。
但是，结局好，全局皆好！在这5年之中，我们毕竟保住了政权。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肯定地向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指出，你们那里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会更困难，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容易多了。在德国，一切可以动员起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力量均被动员起来了。意大利就更不用说了，那里即使在暂时成功的革命爆发之前，即在今天就已存在完整的反革命力量了。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徒——由于1920年革命只是缺少一个革命政党而失败，后来法西斯在全国扩大了影响——现在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将这一政权交给了他们。于是这个墨索里尼就体现了一切反对革命的力量，包括革命可以争取的某些力量的总和。我不想详细地论述这一题目，因为这是另一个报告的任务。
在法国，英国，我们到处都看到了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先例中学乖了，他们吸取了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历史经验，组织和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表明，所有这些力量现在就在给无产阶级制造障碍，而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使所有这些力量中立和失去活动能力，同这些力量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真的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反革命就几乎不会再有新的后备力量了。无产阶级在西欧和世界其它地方夺取政权后，将比我们在俄国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去从事其创造性的工作。
国内战争在我们俄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现象——当然，如果尊敬的和平主义者允许这样说的话，这是军事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现象。这是一场争取政治后备军，主要是争取农民的斗争。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以其严格的策盼向农民表明一个事实：他们只能在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由于这种坚定而严格的革命战略，无产阶级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因为农民不断在资产阶级，民主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在确无第三条出路的最后时刻才决定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不仅用选票，而且用武器支持了无产阶级。
民主政党，包括社会党，过去一直是封建反革命的帮手，我认为，这在西欧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同志们，你们知道，数日前我们的红军占领了海参崴，从而结束了各条战线上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我认为，自由党著名领袖米留可夫在巴黎出版的报纸上对这一结局写的几句话，是颇为精采的。他在这里描述了民主政党的作用。
“这一悲惨的历史”——民主政党的历史总是很悲惨的（笑声）——“是以反布尔什维主义阵线宣布（文章写于9月7日）同心协力开始的。梅尔库洛夫（东部地区反革命首领）承认，非社会党人，即右派分子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民主党人。可是民主党的支持——米留可夫说——只被梅尔库洛夫用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接着是本来把民主党人视为暗藏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掌握了政权。”
这些话可能显得很乏味，因为我们对这类言论已经厌倦了。可是回忆一下就知道，这种历史总是重演的。最初是高尔察克如此，接着是邓尼金、尤登尼奇如此，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如此，从前在乌克兰的彼得留拉亦如此。在我国所有边境地区老是单调地重复同一过程：农民被社会民主党赶到反动派那边去了，他们被反动派欺骗和利用，接着是悔恨的时刻到了，最后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然后，同样的历史又在国内战争战场的某一其它地方开始。虽然这一机械的过程是简单的和尽人皆知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说，这一过程在各国内战的最尖锐的时刻仍将被社会党人所重复。
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昨天列宁同志已经提到这点。可是我认为，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做得相当好，行动坚决，毫不留情。我相信，从内战的角度为国际无产阶级写一本关于这几年我们的革命政策的书会是一部颇有教益的书。
夺取政权后不仅开始了以国内战争的手段捍卫国家，而且也开始了国家的建设和——特别困难的是——“新经济”的建设工作。我可以放弃许多我本来想讲的话，因为我们昨晚和今天听取了蔡特金同志的确实十分精彩的报告。我将只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在作为首要前提条件的政权巩固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决于多种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的一般文化水平，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
我按其基本意义的顺序列举了这3个因素。但是，作为主观历史因素的苏维埃政府发现这3个因素的顺序颠倒了：首先是政治形势，其次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最后才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以主要由国内战争所要求的那种规模和速度来进行我们的经济活动，而经济适宜性并不总是同政治必要性并行不悖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理解（如果人们确实想对我们的所谓左右摇摆的政治路线的历史有所了解）政治必要性和必然性并非总是与经济适宜性并行不悖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中就学过，人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如此机械地解释过恩格斯的名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1]
，谁都不曾相信，人们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社会。在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一个长的时期，从长期的历史立场看，这意味着真正的“飞跃”。现在，我们在搞国有化和进行社会化的试验中确实相当迅猛（用这个词的狭义）。我已在此提到过，我们主要是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因为如前所述，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不可能确信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和他们必须屈服于无产阶级的约束，他们在11月7日以前不可能取得这一重要的教训，只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才使他们受到教训。这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每个工厂、每家银行，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和医生的诊所（当然指的是操业的，即比较富有的律师和医生）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
为了在夺取政权后仍将中小工厂交给厂主经营一个时期，必须同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必须要求他们服从新政权的法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没有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这是一桩坏事。那时我们相当困难的任务是教训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必须真诚地对待我们，而这只能通过没收他们的政权赖以存在的东西由国家管理。不这样做怎么行呢？他们之中有人将工人赶出了工厂，关闭了企业，或者将其住宅变成反革命的避难所，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战争的需要高于对经济适宜性的考虑是完全自然的。因此，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不是有步骤地进行，不是按照我们当时在组织和利用资产阶级财产的工作上所能胜任的程度逐渐地进行，而是为了我们必须制服以死亡直接威胁我们的敌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西欧各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如能或多或少地更容易从事，那么它们也将有可能更有计划地、更谨慎地进行剥夺。人们将根据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也能利用剥夺来的财产的程度来进行剥夺。但是，政治军事考虑当然总是优先于经济安排。现在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
在我们所没收的工矿企业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利用的范围以后，在我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机构均作为敌人的堡垒破坏以后，我们就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将这一巨大的、相当杂乱无章的遗产组织起来。国内战争在继续，经济的组织工作也是在国内战争的军事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战时共产主义。这首先意味着必须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力量为国家和军队筹集口粮。此外，这也意味着不得不迫使被资产阶级及其掌握技术的走狗们破坏了的混乱的工业提供军队和国内战争所需要的东西。鉴于从前居领导地位的全部机构已被打碎，我们现在除了试图通过一个集中的国家机构来代替这一机构外，
别无其它的可能性。可是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需要的一个临时性机构。
你们会问，我们是否曾指望，不经过大的挫折，即通过大体上直接的道路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时期我们确曾希望西欧革命发展的速度更快些。的确如此！现在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德国、法国、乃至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夺取了政权，那我们这里的全部发展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1883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民粹派的一位理论家的信
[2]
中说，假如欧洲的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农村公社——农村土地公有制——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之前夺取政权，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能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的论断完全正确。我们更有理由设想，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1919年取得了政权，当时就会带动我们这个拥有临时性组织和临时性经济机构的落后的国家，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帮助我们，我们尽管需要对我们原始的战时共产主义作许多修正，但却可不经过重大的挫折逐渐地向前迈进，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曾这样期望过，这不是犯罪，因为不言而喻，没有人能够预言这一发展速度将会比较慢还是比较快。甚至第二半国际在1919年也承认了专政。这的确并非幻想，即使不仅从发展趋势，而且从发展速度的角度观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我们曾向前跃进，后来又曾向后倒退过，并向一次像这次大会这样的国际会议汇报大体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说：1917年3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1917年10月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来又开始保卫其政权，同时开始了组织国家和经济；在5年期间，他们将土地，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全部铁路和最主要的水运公司变成了国家财产，只将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企业——我还将更详细地谈论这点——留给了作为租赁者的资产阶级。工人国家控制了商业，对市场有决定权。国家向耕种属于国家的土地的农民征收实物税，并利用这些税款来发展由国家承办和为国家生产的工业。每个人都会说：是啊，对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很大的。可是现在的不幸在于，这一进步不是通过普遍的，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道路，而是跳跃式地或通过走“迂回曲折的路线”取得的。于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说，这是投降的开始。关键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退却呢？这个问题必须更详细地回答。经济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生产力和劳动力分配给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首先分配给农业和工业。而对这些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组织，又需要一套办法，这套办法，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制订出来。我们的弥补措施只够用于军事工业。为什么呢？很清楚。请设想一下整个局势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分配是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和供求的法则进行的。由于危机和繁荣周期，某种平衡总是恢复之后又被破坏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后来爆发了战争。在经济学上，战争意味着经济的大破坏和最大的混乱。接着发生的两次革命，也从生产机构的财产上严重损害了经济。我们面临着这种混乱，还有我们一直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的“谐调”的副作用，从它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必要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讲，它也的确是某种“谐调”。我们面临的这些副作用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走了样，又因技术人员的破坏而复杂化了，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向军队提供食品和给工人一块面包的问题。
我们早期的集中的方法足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后一个问题。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下子就为社会主义经济搞出一个先验的统计表来，即首先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组织方法，然后根据对经济的需求、劳动能力和原材料的全盘计算使社会主义诞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首先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物质财富生产机构、经济组织、生产和劳动力的分配。根据经验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调整：一方面是现有的物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被革命改变了的需求。
通过这些调整，我们就越来越接近于能够真正通过集中的计划来领导经济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集中的计划是建立在事先取得的经验和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是很灵活的，足以发展对地方需求乃至个人需求的必要的适应能力。
也就是说，正在形成的、利用资本主义手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上述这种状况之间发展的。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不喜欢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列宁也曾说过，人们只能在某种限度内有保留地使用这一术语，因为在我们目前经常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改良主义者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逐步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在法国，饶勒斯的纲领是这样说的：逐步使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化。与此相反，我们总是强调，这样最多只能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只要资产阶级在进行统治，作为资产阶级集体工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只能服务于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
但是我们俄国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的形势是，工人国家掌握了工业并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核算的方法领导这些工业。在俄国的发展中，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认为，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情况——，俄国资产阶级在农奴制时期就有了利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那时人们称之为封建领地式的工厂。这是按照旧法统的形式发展现代生产。但是，这是在沙皇和贵族的统治下发生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试验，它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在试验中，一个新的阶级建设一种新的经济和使用仍无法取代的旧的方法，因为没有新的方法可供使用，新的方法只能从旧的方法中发展出来。
我们从农民那里开始了这种向新政策的转变，其政治原因列宁也曾提到过和解释过。这首先是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分配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总任务的一个部分。由于农民经济分散和文化落后，做起来最困难，因此我们就恰好从这一广阔的领域开始执行新的经济政策。
我将举一个例子说明，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农民的一个让步，而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我指的是铁路。恰好是铁路，铁路运输和铁路网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大部分国有化了，而且是通过技术自己达到了某种程度合理化和集中化了的企业。铁路的一半是我们从国家接收过来的，另一半——较少的一半——是从私人公司没收的。现在，全部铁路网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当然，真正社会主义的行政机构不应当从这条或那条铁路线的所有权的立场，而应从全国运输利益的立场出发，把铁路视为一个整体。它应当按照国家经济生活利益的需要把机车和车厢分给各条路线。机车有不同的型号，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的，不同的车间重新组装并同时修理不同型号的机车。应当将机车按型号分类，将路段分给不同的车间。应当要求实行机车及其部件标准化，即技术一致化，并严格执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生产机构部门繁多和臃肿庞杂而浪费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有必要着手推行运输业和铁路的标准化，因为这些部门的标准化最容易进行。
如同我们这里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标准化是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经济标准化与使经济电气化是同等重要的。没有标准化，技术就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现在我们已试着这样做，但是立刻遇到很大的障碍。铁路属于一个公司的事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条路线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市场同整个经济结算，它们的帐单总摆在桌面上。这一事实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技术上是很有害的。从经济上讲，这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人们是否经营一条路线，这完全取决于经济上有多大的必要性。人们是否用这条铁路运东西，这可以通过市场规律或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总统计报表来控制。后面这一方法我们尚未使用。这是社会主义结算的最精密的方法，这种方法还有待发展。由于战争和革命，人们已丢弃了旧的方法。新的方法尚未出现，旧的方法就被取缔了。如果人们愿意，虽然可以实行铁路网的这种标准化和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技术建设，但是却失去了各铁路线同整个经济之间的联系。应当如何分配车厢和劳动力,
目前只能用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来确定。通过对每次人员旅行和每次货物运输收费并进行结算，人们就能计算出每条铁路和全部运输业的总体情况，并在以后也能进行集中领导。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退却，让各条铁路线或数组铁路线作为或多或少独立的企业存在一定的时间。这表明，人们只有抽象的技术目标和本身完全合理的需要，即只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无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些经济阶段过渡的。
当然，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工业企业。例如，我们在乌拉尔、南方和勃良斯克州等地有机械制造厂，就必须根据莫斯科中央机关的统计表册中记载的情况给它们分配煤炭、原材料和其它物资。这样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同实际的接触，这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工厂生产状况的好坏，它是否节约用煤，因为中央统计相当不准确，而我们又不掌握那些企业的经济和商务的核算，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社会主义有机体的细胞的每个企业，不能作为自主企业而进行经营，还必须向工人国家表现出自己的效益。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工人国家通过利用核算、结算和估价企业的实用性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方法来比较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市场。
但是，市场需要一种普遍的等价物。我们这里的这种等价物的状况相当糟糕。列宁同志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必须使卢布稳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我们的工业现在不断地抱怨缺少企业资金，在这些抱怨中人们经常听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腔调，尽管我们没有资本主义了。我们确实没有资本主义了，因为我们虽然把我们的情况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一种因袭的叫法，我宁愿避免使用这个词。然而拜物教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并仍然存在于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我们立即又扶起了这个魔鬼。
人们抱怨说，我们的财政委员会没有给足够的钱。如果我们稍微再多给我们的工厂几个可怜的卢布，我们就能继续进行生产了。作为这些可怜的卢布的补偿，我们就会立即得到亚麻布、鞋或其它必需的东西。我们正经历一场企业资金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利用资本主义方法分配生产力，因此我们的一切困难当然都具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司空见惯了的模样。比如冶金企业没有足够的企业资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很穷，要振兴工业必须从将我们的技术和财政力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着手。但是，最需要的地方是消费开始之处——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因此很清楚，财政资金首先流向那里。只有当成品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才可能健康地发展。现在成品工业在为市场生产，这就是说，它已进入各种国营的和私营的企业竞争的场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习惯于很好地劳动。这一目标既不能通过道德教育和说教达到，亦不能靠集中的经济完全达到，而只能通过每个工厂的经理都不受上边的，即国家的监督，而是受下边的，即消费者的监督，监督其产品是否有销路和是否合算，即产品是否好，才能达到。这样可以最好地监督企业主的行为及其管理。由于成品工业使我们有可能取得国家的实际财富和获得利润，我们也就为重工业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工业的财政危机可以从整个经济发展得到解释。当然，我们的财政委员会不可能立即以发行债券来支持每个自称可以用企业资金进行生产的企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首先这意味着市场会出售这些多余的债券，并出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使卢布下跌到极其可怕的程度，即全部债券的总购买力比现有的卢布数量还低。其次，这意味着我们将使债券成为造成使经济混乱的一个因素，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必然谨慎地纠正它，不能用抛出债券和使经济完全混乱的办法来肆意进行干预。
诚然，人们完全有理由评论新经济政策说，这里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你如果将手指给魔鬼，你也必须将手、胳膊乃至整个身体给他。市场，竞争，自由买卖粮食——这一切的后果如何？首先是商业资本的作用提高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在日益增加。一旦有了商业资本，它也会挤进生产活动，挤进工业，它也会从国家租赁工业企业。因此我们不再限于商业，而且在工业里也有了积累。这样我们就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投机者、中间商和承租人是在工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资本家——在日益强大，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部门，并以此来消灭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最后也将夺取国家政权。因为我们同奥托·鲍威尔一样清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由于新经济政策让资本主义力量自由发展，而资本主义力量又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通过资本积累来壮大自己的倾向，我们就时刻有被资本主义完全击败的危险，可是的威尔却总是把这视为赖以自救的和避免完全垮台的唯一前景。从理论上抽象地讲，并不完全排除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占领莫斯科。我们那时在进行斗争。这是军事斗争。当有人问我们是否真地存在高尔察克攻进莫斯科或者在此之前霍亨索伦王朝的师团到达莫斯科的危险时，我们曾回答说：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在战斗巾如果我们的军队失败了，这种可能性就能变成现实。但是我们想胜利，而不想失败。今天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也处于一场战斗中。农民的农业是基础。如果说在国内战争中其实是为了争取农民的心；如果说以红军为一方，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曾为争取农民站到自己一边来而进行过斗争，那么今天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则主要不是争取农民的心，而是夺取他们的市场。在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地估价敌人的手段和自己的手段。我们的手段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国家政权，这是经济斗争中极好的手段。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和我们时间不长的历史均证明了这点。其它的手段是：掌握最主要的生产力包括掌国家的运输工具和占有土地，后者使我们有可能向农民征收实物税。此外还有军队和一切其它的手段。这是我们的强点。
尽管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它不会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而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接近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危险，危险在于获得了自由天地的真正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同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国营工业进行竞争。那么我要问：它有什么手段呢？它没有国家政权，得不到国家政权多大的同情。相反，国家政权尽力限制它。为防止年轻的小伙子过于高傲和防止他的树木长到天上去，这种限制是必要的，用以剪除多余的树枝的剪刀总是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里。
主要的手段有税收。此外，国家也掌握租赁出去的工业企业。在这里我得引用几个数字，因为恰好在这一点上人们说我们投降了。如果我们不去谈运输业（全部运输工人为956952人），因为运输业完全由国家掌握，而只是计算纯粹作为托拉斯管理的工业企业，那么目前我们在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100万工人有了工作。相反，我们租让出去的工厂只有8万工人。然而不仅这是重要的，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很重要。关于技术水平，下面的事实会给你们一个概念：租让出去的企业中工人数目平均为18人，而国营企业中则为250人。
由此可见，最重要的，技术设备最好的企业完全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由国家经营。我刚说过，在国营企业有100万人就业，在租让出去的，特许的企业中有8万工人。可是即使这8万工人也并非全在私人的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的半数不是由私人资本家，而是由消费合作社或是租赁国家企业并自负盈亏的个体代销处经营的，这样在从国家租赁的纯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就业的人不多于4—4．5万，而在国营企业中有100万工人。这些都是最新的情况。在这种私人资本真正超过国家资本之前，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去考虑一切，并在必要时去改变一切。然而我认为，如果在今后几年西方不爆发革命，我们的私人资本将能获得较长时间的发展，但是绝对不会达到国家资本的发展规模。
在商业领域私人资本现在就已起较大的作用了。用数字去估价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专家们并非如他们所自诩的那样是专家，这不仅是由于缺乏诚意，而且也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认为，私人商业资本现在约占商业流动资金的30％，另外的70％则属于由国家资助的和原来由国家领导的国营机构和消费合作社。
这两个过程并驾齐驱，同时也互相对立。尽管如此，它们在同一时间内却互相支持。私人资本聚集在我们的国家托拉斯的周围，同它们进行竞争，但也由它们来养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一定不要某些较小的私人企业的供货，自己就不能进行经营。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我们得不到贷款，我们就不得不作为受到孤立的民族国家——尽管不尽符合李斯特所提出的原意——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积累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又重新开始了。两个过程哪一个进展得快些，现实将得出结沦。较多的有利条件和王牌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当然，人们也可能失去这些有利条件和王牌。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我们发现一切有利条件均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在我们这里现在第二次经历原始积累时期的私人资本的背后有世界资本。我们仍然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因此，人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刚开始的仍以资本主义手段经营的社会主义是否会被真正的资本收买过去。
但是收买总是有两方，一为买方，一为卖方。我们这里的政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被垄断了。因此，垄断对我们具有原则的意义。它是对想收买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防范。关于让步的情况，列宁同志已经说过：大辩论，小让步。
（笑声。）人们经常强调，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人们需要苏维埃俄国，英国需要俄国的市场，德国需要粮食，等等。抽象地讲，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从人的健全的理智——它总是和平主义的（笑声）——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看来好便是英国资本将以全力驶向俄国，以便在经济上占领俄国，而德国则将趑趄不前。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处于经济平衡被破坏了的危机时期，资本没有可能制定和实现庞大的经济计划。对英国而言，俄国固然是一个大市场，但并不是明天的市场。在一天之内俄国市场消除不了仍然高达100万人的英国失业大军。俄国市场也许在3年、
5年或10年后会达到这一目标，可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必须制定10年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现在一切都如此不稳定]
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全部经济政策都只从今天计算到明天。这就决定了世界的全局。因为人们意识到俄国并不是明天的救星，所以他们一再拖延开始提供已经宣布了的许可证和贷款，等等，等等。担心我们可能被这些许可证淹没和压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在我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刊登了关于一个大的租让——对厄克特
[3]
的租让——的一系列长文，文中我们冷静地估计了——我承认，也许有某些计算错误
——这一租让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决定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工人国家在考虑，它是否愿意捉供这些或那些租让权。
总而言之，如果将自由市场让给真正的资本主义，那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国家失去对真正的资本主义控制的危险比欧洲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坚持政策，直到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我认为，对业已寿终正寝或者至少已生命垂危的第二中国际的自作聪明者的回答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为纪念我国革命4周年，奥托．鲍威尔写了一本关于我国经济的小册子，他在书中以完美的逻辑就新经济政策讲述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敌人习惯讲述的一切。首先，新经济政策当然是一种投降，但却是一种很好的投降。因为1917年他就曾预言，俄国革命的最终结局不是别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据我回忆，在1919年，这些先生们，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半国际的这些先生们的预言却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当时承认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没有人会相信，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它会在由工人阶级统治的革命的俄国开始其黄金时代。
就在1917年奥托·鲍威尔还纯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坚如盘石的时候，他写道，俄国的革命只能以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告终。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总是印象主义的。因受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于1919年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时代的开始。可是现在鉴于——谢谢上帝——革命的浪潮并未掀得那么高，他又急忙回到了他1917年的预言，因为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预言供他随意选用。
（笑声。）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在俄国看到的正在恢复的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由新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依靠数百万个农户，国家的立法和行动必须适应它。”可见，他在一年前即已宣布，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是由新资产阶级控制的。此外，我已向你们讲述过的企业租让，大约有4万工人在比较差和比较小的企业工作，而在国家最好的企业里有100万人，这当然也是“苏维埃政权向工业资本投降”。为了更好地烘托这一切，他还讲道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苏维埃政府现在终于（！！）决定承认沙皇时期所欠的外债。”
当然，鉴于某些同志并非总是准确地记住了我们的历史，我想提醒你们，1919年2月4日我们通过广播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下面一些建议：
1．承认前俄国历届政府所欠的债务，
2．以我们的原料作为支付债款和利息的保证;
3．出租开发权——按照各国政府的意愿；
4．以协约国的军队对某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的形式作出领土让步。
这些都是我们于1919年’2月4日通过广播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建议。同年4月，我们又对非正式的美国全权代表布利特更详细和更准确地重申了这些建议。同志们，现在如果你们将这些建议同我们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提出的或者确切地说拒绝的建议相比，你们就会看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朝着逐步退让，而是朝着对其它国家更坚定地坚持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了。
当然，这一发展导致了“民主”，这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已在奥托·鲍威尔和马尔托夫之间商量好了。鲍威尔教训我们说，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继之以全部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的学说。诚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变化，可是首先，经济基础并非完全按照奥托·鲍威尔的指挥，也不是按照在这个问题上更有权威的厄克特先生的命令改变的。其次，如果经济基础真地改变了，也是以我们不致对这一过程失去政治控制的速度和范围为限度的。资产阶级也对工人实行某些改革，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我们不应该忘记，某些试验一开始就相当大胆，如普遍选举权。马克思曾把英国在法律上规定缩短工作时间称作一个新原则的胜利。什么原则呢？工人阶级的原则。但是从这—未来的原则的局部的胜利到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然而我们不需要拖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并且能够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方法的让步以及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让步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地积累，深化，成倍地增加和强化，当然我们最终也会达到基础难免变化，致使工人国家的上层建筑必然崩溃的地步。可是这正是事物的辩证法：首先，上层建筑一旦建立，它本身又成了影响基础的因素；这个基础也在这个上层建筑中获得了最牢固伪支持，其次，我们估计，必然会成为先锋队的西方广大的后备军走上舞台不是十分遥远的事，而是要经过某一段历史时期.如果人们不是从数量上，而只从质量上衡量历史事件（诸位作为辩证论者都知道，量会转化为质的），如果人们进一步将历史的发展从时间的因素（即使用爱因斯坦相对论去解释）中解脱出来，如果人们认为历史不受时间的限制并把它看作是永恒的，那么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有致命危险的。因为如果新经挤政策永远执行下去，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取得胜利，奥托·鲍威尔先生的全部智慧大致就是这样。只是他最后还是认为，我们必须加速上层建筑的变革。他说：“重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在共产党专政下实现的。在国民经济中实行新的方针要求在政治中也实行新的方针。”
因此，在奥地利已经做到了这点的人（笑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资本主义在贵党的独裁统治下是繁荣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保持我们党的专政！（与会者大笑。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指的是生产率、劳动效率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另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通过作报告，而只能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证明。因为，正如同使人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优越于封建的经济方式一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也有同样的优越性。我们现在很穷，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们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那我们的敌人就可以提出许多更严重的理由来反对我们。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同战前相比下降很多。去年的农业收成约为战前平均收成的3／4，这一年的工业产量约为战前工业产量的1／4。乍一看来，这里好像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我们依靠工业，而农业则为私人资本积累提供基础。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农民为自己，为自己的需要生产其绝大部分的产品。如果他们在这一年获得了战前的3／4的收成，他们在向国家缴纳3．14亿普特的实物税后，最多只能向市场出售1亿普特的粮食。投放到市场的这部分农产晶，只能是为了私人资本和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业资本的需要。而这一数量是相当小的，其增长速度不会比工业发展更快。
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方法，因为我们的国家比战前，也比革命前穷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由另一个事实决定的，即作为经济变革体系的革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动。世界上的一切革命均证明了这点。试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专家、现任法国司法部长科勒拉特在热那亚对李维诺夫（或者契切林）说：“你们根本无权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因为你们将贵国的状况同我国作一对比就清楚了。”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今天法国的状况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及其财富、文明和腐败，没有法国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同一位科勒拉特在7月14日当然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之母。读到他的言论后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泰纳的著作和饶勒斯撰写的社会主义史，发现了下面一些事实:首先，热月9日，即反革命时期开始之后，法国的贫困化真正出现了。革命开始10年之后，即在第一执政波拿巴的统治下，巴黎每天只得到300—500袋面粉，实际上每天至少需要1
500袋。这就是说，当时拥有50万人口的巴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只得到它最需要的粮食的1／8到1／4。
再举一个例子。在同一时期，在法国革命的第九个和第十个年头，全国58个省中37个省的人口减少了，原因是饥饿和瘟疫等。请看，这是在第十个年头！而我们则刚处于革命的第六年的开始。我们现在所介绍的情况不值得羡慕，但却比统计数字提供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0年后的状况要好得多。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历史虽然经受了暂时的破坏，但是由于它通过提高人类的劳动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历史的不和谐的表现，对此我们是没有责任的。刚好在最近几天，我读到一篇讲演，我想特别推荐给法国同志。这是著名的贝特洛之子、法国化学家贝特洛的讲演，他作为法国科学院的代表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从《速度》杂志上将它翻译过来了）: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科学领域同在政治和社会现象领域一样，武装冲突的可观而可怕的特权总是在于用血与铁来加速新时代的诞生。”
当然，他主要指的是战争。他关于战争特别是关于捍卫新的历史原则的战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武装冲突只是泛泛而论。那种意味着破坏的革命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的诞生。由此人们可以断定，革命的费用和代价并不是“额外的费用”
（faux
frais），不是无谓的开支。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的——再给我们5年时间，以便我们在革命的第十年在经济上不仅通过推测，而且通过有形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力量。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数十年，如果确实会这样，那么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俄国判处死刑。然而我们在这方面不需要怀疑或者改变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观点、论断和命题。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在他11月9日，恰好在德意志共和国诞辰那天所作的一篇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我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读过这篇报告。因此我想读读其中的几段话。他在本月9日说：
“由于战争，各国的力量均受到了削弱和挫折。我们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压力，这使我国的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一切劳动部门均有大批失业者。至于法国的境况，这个国家债台高筑，并且得不到赔款。德国处于政治动荡的状态，其经济生活因可怕的货币危机而陷于瘫痪。俄国仍然处于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外，它仍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俄国并不完全同意奥托·鲍威尔的意见）
（笑声）并在全世界进行其共产主义的宣传。 （事实并非如此！） （笑声。）
意大利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动荡和政府危机。 （危机远未过去，而是刚刚开始。） （笑声。）
近东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
俄国共产党人也作不出比这更漂亮的世界性的宣传。欧洲最强大的帝国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5周年时断言说，“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他说得对。只是人们必须改变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
有一次，一位意大利记者问我们现在如何看国际形势，我以相当陈旧的方式回答说:
“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寇松先生完全证实了这点——，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三四天前，我从住在柏林的一位朋友那里收到最近一期《自由报》的剪报，上面写道：“考茨基战胜托洛茨基”（笑声），还说，
《红旗报》不敢反对我向考茨基投降，——虽然《红旗报》总是敢于反对我，尽管有时我是正确的。可是这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情，而不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事情。（掌声和笑声。）因此我当时才说：“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现在《自由报》洋洋得意地对此解释说：“托洛茨基在这里称之为其观点的，是以前考茨基的意见。”因此是一种抄袭行为！是啊，你们知道，答记者问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从来都不是自愿搞的，而总是听从我们的朋友契切林的命令。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事情集中了，答记者问须经外交委员会批准。
（笑声。）如果必须答记者问，当然总是讲些随时可讲的老生常谈的话。
（热烈的掌声。）我并未想过，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而社会主义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这一论断是我的一个发明。现在人们发现这一论断的精神之父是考茨基。我曾真诚地作过努力来了解我在何处投降了。无产阶级还没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恰好在于工人阶级的身上还存在着考茨基主义的强有力的传统和影响。
（笑声。）这恰好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我对意大利记者表达了这一思想，但是并未提及考茨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次历史性危机之中。今天，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通过夺取政权来结束这次危机。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应当在此处提及——我们曾不仅在发宫中，也在提纲中努力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同经济危机的区别。你们也会记得，当时由于这一原因，一方面在委员会里，一方面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利益要求我们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证实这些论点，因为一些同志当时从历史性危机的条件出发曾设想事情会这样发展：危机自动加剧，在经济上使无产阶级革命化，无产阶级强化其进攻方法，直至举行起义。我们曾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范围内，周期性的波动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继1920年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某种改善，即首先停止恶化，然后多多少少有所改善。但是当时一些同志认为，这是一种蓄意寻找推迟革命手段的机会主义倾向。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关于危机不断加剧的机械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面临着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已被好转或停滞所取代——危机之后的停滞已意味着好转——的事实，我们今天的形势会怎样。在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我们看到的是繁荣。繁荣会延续多久和是否具有保证较长时期的进一步发展的坚实的基础，还是一个问题。欧洲的情况是大家所熟悉的。全世界的分化亦如此。这些事实存在着并决定着历史性大危机。但是也存在着经济的好转。有些同志当时认为，危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繁荣更革命的因素，他们要求我们承认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承认，没有理由将经济形势好转的可能性列入我们的提纲，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意见
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改变、修正以及重新从理论上检查我们对当代革命性质的看法。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将是一大错误。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对手面前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视为革命的时期，不仅因为1920年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取代了1919年的表面的繁荣，而且由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及其有关问题的估计。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对某些同志颇为有益的教训，因此我们极为关心我们的提纲能获得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准。
虽然我们当时在我们的提纲和讲话中宣布了新阶段的开始，虽然某些同志指责我们将新阶段定得过长，目标定得太远，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提纲是正确的。我回忆起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或者在代表大会的某一委员会上发言中讲过的话：“同志们，我们当然极为关心加快革命的速度，但是如果革命一年后尚未到来，两年后亦未到来，那么我们在俄国就坚持到底和等待下去。我们决不要求你们急于从事。”一些同志互相看了看并想:两年！这对某些同志来说是可怕的事。现在已经过去一年零三个月了。我们比较接近了革命，但是尚未完全接近。俄国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和有最大的把握说：如果世界革命还需要一年或两年时间，那么人们将发现苏维埃俄国比现在还要稳固得多。
正是由于事实上我们在1919年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打倒资产阶级，才形成了这种前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展了争取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发展我们的组织和改进我们的方法的斗争。我们曾不得不将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写在我们的旗帜上，并在这方面带领工人阶级前进。当我们也主张局部要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同旧的社会民主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对时代性质的估计上。这是最主要的。战前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是能够作出让步的。整个19世纪可以看作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作了让步的时期。这些让步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小算盘做出的，以便它的政权，它的统治不被动摇。新的时期——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而是在1913—1914年就开始了。1913年的危机不仅是繁荣阶段之后的经济危机，而且是已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开始。资产阶级失去了继续让步的可能性。战争更加剧了这一形势。
但是这没有给我们以权利去机械地或宿命论式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因为甚至在新的革命时期也很可能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党走向堕落，
而我们也可以想象，为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正是通向堕落的一条道路。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曾劝告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中的那些人遵守纪律，指出他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他们有可能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消极被动和尚未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很稳固的情况下，仓促冒进，而使先锋队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这是最大的危险，而第三次代表大会警告的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退却，那么这种退却是同俄国的经济退却一起进行的。这些或那些同志可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即认为共产国际总的倾向是反对“左”的危险。
这当然完全颠倒了事实。当时通常称作“左倾危险”的东西仅仅是我们自己可能犯错误的危险。与此相反的右倾危险，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共产党由于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而堕落，这种影响是由准备时期的相应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1919年不满的巨大浪潮席卷了各个国家，全部政策都反映着这一革命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确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今天，在相对安定的时期，在为了局部要求人们也必须争取工人的心灵的时刻，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又拥有在我们的世界性的革命政党中建立代理机构的较大可能性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仅有权指出时代的革命性质，而且有义务加速这一时代的进程。其方法是认真地整顿共产国际，使国际在决战的时刻完全武装起来并做好战斗的准备。因为西欧各党所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在革命中遇到的困难要大，简直无法相比。例如，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还远未消除。假如在法国由于出现了事先未预见到的新的形势而使革命没有较早地发生，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兴旺时期。在对战争的幻想和对胜利的陶醉之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将在法国以左派集团的形式占上风。在这一时期，这种幻想的巨浪也可能波及到工人阶级，我们的法国党最为关切的是将那些在我们的队伍中可能充当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传播者的人及时地从其队伍中清除出去。
这同样适用于英国。我不知道现在举行的大选将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如果保守党同国家自由党重新执政，这一好景就不会延续多久。在英国，保守党思潮被和平主义一民主主义思潮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请你们设想这样一个形势吧：在法国是“左派集团”，即民主主义一和平主义政府，在英国是同独立自由党联合组成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会出现什么形势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我们将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看到威尔逊主义的翻版。我们绝对无法预防和平主义一改良主义倾向巧妙地愚弄和麻瘅工人阶级的这一新的时期的到来。由于时代是革命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矛盾是极其严重的，所以，这一时期只不过相当于行将燃尽的腊烛的最后的闪烁。当然，如果在此以前革命没有爆发——对此尚无把握——，在这种和平主义处于高潮的过程中，不言而喻会出现最大的心理危机，待这一高潮过后，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就会从中认识到，寻找一个没有欺骗过他们的政党的必要性。一定有这么一个党，一个在这种和平主义谎言可能乃至不可避免盛行的年代里没有欺骗过世界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个讲真话的政党，讲出严峻的残酷的真情的政党。这个党必然是共产党。
因此，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义务严格考查和不断监督我们的队伍。一位法国同志——弗罗萨尔同志曾说过，“政党是伟大的友谊”，后来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表达方式，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我才愿意引用它。我们切不可忘记，只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党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而且这种筛选必须是认真的，如有必要，还必须是亳不留情的。换言之，党必须首先是最优秀的，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1页。——译者注
[2] 指1881年（不是1883年）
3月8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的复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以及注释164。——译者注
[3] 约翰·莱斯利·厄克特（John Leslie
Urquhart，1874--1933），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十月革命前曾在俄国巴库油田任工程师，后任在俄开办的一些英国公司的经理。为了从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好处，1921年就取得对其原有产业的租让权问题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他所提的条件被苏候拒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