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和革命

托洛茨基

（1905年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如今已成为人们普遍注意的中心。它是理应占据这个地位的。

　　自由主义把它的活动看作是对“自由”和“秩序”的一种危险。反动派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生存的一种威胁。两者的看法都是对的。昨天我们还是一个地下的小组。诚然，警察对我们的注意大大超过了对我们有利的限度，但是，警察的工作实际上是要灭绝地下的“阴谋分子”。民主派知识分子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他们仅仅是把我们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代表来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今天的情况大大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完全站起来了。它领导着站在革命事变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切报刊——反动的、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报刊的敌视中心。

　　昨天人们还从各方面责备我们把欧洲的学说和欧洲的策略搬到俄国的独特条件中来。今天他们又向我们拚命地叫喊，说我们不配享用我们现在的光荣名称，因为我们的策略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毫无共同之处。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在这些问题上颇有威望的司徒卢威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变节分子断然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同雅各宾主义的混种”。

　　《新时报》[24]如今在一切主要政治问题上同司徒卢威先生意见一致，它引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地声称，社会民主党“如果是地道的、德国式的——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在德国政党中可能是最光荣的”。据该报报道，在俄国也存在这种“诚实的、和平的社会民主党”团体。但是它受到“硬把诚实的德国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排挤。

　　躲在立宪民主党报纸《我们的生活报》马车脚镫上的神秘“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合唱中也不甘落后，指责我们是社会革命的冒险主义。这家资产阶级报纸认为，“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在反对我们“一举埋葬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意向。根据《我们的生活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本来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对它充满信任，并准备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它”。知识分子同情社会民主党的理想。民主派资产阶级会跟着知识分子走。社会民主党会成为领袖，并能领导民族走向胜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得有一种“集中”一切民主力量的、似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党却没有这样做，它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使它成为孤家寡人，从而为民主挖掘坟墓。

　　民族主义的《新时报》对于我们丢掉“诚实的”德国样板表示愤懑，这对我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反动的蠢人们总是把本国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党人同别国的“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对立起来。当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需要对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实行镇压时，它总是以“爱国主义的”和忠于祖国的德国社会党人来为自己辩解。

　　尽管毕洛夫公爵禁止饶勒斯到柏林作宣传旅行，但是，他认为自己出于大臣的贤明有责任把倍倍尔和其他“不知祖国”的社会党人同像饶勒斯这样一类具有高超“国家”风度的法国社会党人区别开来。曾为沙皇政府服务过数十年的《新时报》的御用文人曾经连一句欧洲社会党人的言论都不让入境，现在为了消灭我们的党，竟把我们欧洲同志的才略和政治上的虔诚拿来反对我们的雅各宾主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反动报刊都对那位以无知的自信责备我们把欧洲的理论搬到异己的俄国特殊条件中来的加邦先生的忏悔性赞歌表示同情，同时又对司徒卢威说我们无政府主义地弃绝欧洲样板的那番自由派－检察官的讲话表示喝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追求半官方报刊的光荣地位而丧失任何尊严的司徒卢威先生，在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颇有远见地放开了手脚，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彼得堡的检查官只是在对“战斗组织”案件的起诉中恭敬地引用自己这位未来庇护人的话时，才发现这种报效的意义。

　　因此，我们且不管反动派的可耻袭击，而只来谈谈《我们的生活报》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疑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德国兄弟党所走的道路是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把他们联合成一股社会革命力量。我们的道路也完全如此。作为争取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从最右的到最左的，都毫无类似和共同之处，而我们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却血肉相连。但是我们的策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有区别的，正如革命时期同反动时期是有区别的一样。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四十年是紧张的资产阶级反动时期。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公社被粉碎了，红旗被资产阶级汪达尔人扯了下来，到处是呆板而傲慢的军国主义象征——普鲁士钢盔，沾满公社战士鲜血和蒙受普鲁士凌辱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参加了同沙皇俄国的联盟。过去曾进行过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供养着亚洲的专制制度，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充当世界反动派岗警的理想角色。资本主义在无数默默牺牲的人们的白骨堆上创造自己的“和平”业绩；资产阶级的民主已不再关心本身的存在；过早流逝的1848年所留下的革命传统已被叛卖性地忘却，——资本主义盘剥致富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乌烟弥漫着欧洲的政治气氛。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反动气氛中形成和成长起来的。它过去既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斗争经验，又没有直接的革命传统，但它以惊人的坚定步伐前进着，一砖一石地垒起现在国际社会主义为之骄傲的党的民主的壮丽大厦。

　　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步伐所迈过的是一条“超法律”的道路。对“合法性”的崇拜在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政治教育中是最不得人心的。

　　相反，专制制度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一种笨拙的、公开暴力的国家制度的象征，它立即使无产阶级相信，编纂的“法律”是统治阶级力量加在企图取得统治的力量身上的枷锁。革命的斗争方法向无产阶级表明了直接“超法律的”革命较量的全部优越性。

　　红色无产阶级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年复一年地在议会策略的框框里徒劳地反对三级选举制，而“农民”俄国的无产阶级只用革命的一击就把关于国家杜马的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现在，由于这个时期的革命性，俄国无产阶级比起英国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工联可能更接近于实现八小时工作日。

　　工人们掌握了革命的方法，他们不会自愿放弃它。社会民主党把工人阶级的根本要求变成革命的口号，从而以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毅力充实了革命。

　　在这种条件下，“集中民主力量”的策略会怎样表现呢？或者是无产阶级应该放弃自己的阶级要求，或者是——实际上都一样——放弃独立的策略。如果民主派的“集中”不单纯是一种说法，那么它就意味着使无产阶级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但是这将使我们倒退半个世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革命中，曾经出现过《我们的生活报》的民主派所说的那种政治“集中”。革命民主派违背阶级斗争的逻辑，力图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拉萨尔曾号召工人为了统一而放弃共和的要求。但是，企图用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分裂的民族联合起来的民主派，最后表明它既不能引导自由资产阶级前进，又不能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不定形的阶级摩擦使“集中”策略变得虚弱无力，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治上的依赖性使无产阶级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阶级力量去独立地组织革命。英雄的维也纳无产阶级通过公开的战斗粉碎了君主制。但是资产阶级不愿要这一胜利取得的共和成果，他们挑不起民主的担子，而无产阶级也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去维护这些成果的程度。

　　在我国，资产阶级民族的阶级解体的情况比1848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情况更严重得无可比拟。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最高潮以前就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国的知识分子民主派每当危机时刻都只能表现自己的无能。农民整个说来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那种力量才能使之为革命服务。

　　剩下的就是无产阶级。

　　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可怕的反抗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我国革命所发展起来的、至今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计划性。俄国工人阶级在克服专制国家的强有力的反抗和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中，发展成为一支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使这支为阶级利益的钢铁逻辑所驱策的战斗力量平静下来。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

　　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地位，它同革命农村直接建立的联系，使军队听命于它的那种魅力——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推动它去夺取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统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刻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这不是一次“打击”，这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这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要想预测这个时代有多长，那是荒唐的。

写于1905年11月。
最早发表于《开端报》。
译自《我们的革命》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68—173页。

注[24] ：《新时报》是俄国反动的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日报，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