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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的矛盾。但是，如果把这个定律运用到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那便是彻底的错误。官僚制度的统治与苏联的利益及革命的利益，已有绝大的和不可调和的冲突。
乌尔邦斯不懂得共产主义官僚制度有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他同奥托·鲍威尔一样，也高谈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但是与奥托·鲍威尔相反，他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找着它的例证。
另一方面，塔尔海默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苏联的腐化，怀疑（？）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工人政治》，1932年1月10日），是带着“中派”的色彩的。其实，这不过是表示塔尔海默怎样的把工人政府与共产主义官僚制度看成一个东西罢了。他要求必须经过斯大林的小组织的眼镜，而不可以国际无产阶级的眼光来观察苏联。换句话说，他不是自居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来推论，而是自居于斯大林派官僚的仆役在胡说。虽然被主人辱骂和申斥，然奴仆还是与以前一样，总是等待饶恕的。因此，当他立在“反对地位”的时候，还是不敢高声说及官僚制度：它，像耶和华一样，是不容许如此的，“你们不可妄渎我的圣名”。
这就是共产主义各集团的两极：一个只看见树木而不能看见森林，而另一个为森林所遮掩而不能办别树木。虽然如此，下边的事实却绝对未出人意料之外，即塔尔海默和乌尔邦斯互在对方的身体中，找着了同类的灵魂，并作了实际的联合，以反对对于苏维埃国家之马克思主义的估量。
近年以来，从旁边对于“俄罗斯的实验”加以总结（决不是义务的“拥护”），已经是普遍的和不值钱的商品。在世界各处，总不乏激进者或半激进者，人道主义者，和平家“兼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旅行家和女艺术家，他们对于苏联和斯大林，都同布兰德勒派一样地采取无条件的赞美态度。萧伯纳曾经凶猛地批评过列宁和本书的作者，现在却诚心诚意的赞助斯大林的政策。高尔基，当列宁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现在也以其全力赞助斯大林。同法国社会民主党手携手的巴比塞，也拥护斯大林。美国的《新群众月刊》，一个激进的和次等新信徒的刊物，拥护斯大林而反对拉柯夫斯基。在德国，奥西蔡基虽然很同情的引证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论文，但是他却必须指明我对于斯大林的批评是不公允的。老列德波尔说，“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主要问题，即是是否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以内开始而且能够愉快的完成的问题，我完全站在斯大林方面”。像这一类的人物，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所有这些苏联的“朋友”，他们研究苏维埃国家的问题，都是从旁边的，像一个观察者、同情者、有时像一个消遣者。自然，作一个苏联五年计划的朋友，比作纽约股票市场的朋友要光荣得多。虽然如此，消极的、左倾的中等阶级的同情，离开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很远的。莫斯科的第一次巨大失败，即足以像大风扬尘一样的吹散这些人的大部分。
布兰德勒派对于苏维埃国家的态度，较之这些“朋友”们的态度，不同之点究何在呢？或者就在于布兰德勒派更缺乏诚意吧。这种拥护，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关痛痒的。当塔尔海默教训我们，即左派反对派，即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对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嫌恶之感。
拉柯夫斯基曾经直接担任过保卫苏联边疆的责任；他参加过苏维埃国家经济的初步计划，和对于农民政策的决定；他是乌克兰贫农委员会的创造者，他曾经针对着乌克兰的特殊情形运用过新经济政策；他知道这个政策的每个曲折和转点，甚至现在，他还从巴纳尔以热烈的趣注视着它的发展，并一天一天的警告错误和提出正确的方法。在充军中死亡的老战士科捷·钦察泽，穆拉洛夫、克鲁恩斯坦、卡斯派洛华、索斯诺夫斯基、科西儿、亚色姆、爱尔金斯父子、丁格斯特、谢姆斯卡亚、索尔泽夫、斯托派洛夫、波兹兰恩斯基、色尔姆格斯，被斯大林枪毙的布拉姆金，被斯大林用酷刑打死在牢狱里的布托夫，以及许多成千成万被投入牢狱和充军的反对派——是的，这些都是十月暴动和内战中的战士，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他们不怕任何困难，只要听着第一次的信号，即准备在前线担负起他们的工作。是不是他们现在还需要进塔尔海默的学校，去学习对于工人国家的正确态度呢？
凡是斯大林政策中的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后来在官僚方面，为事实逼迫，才不能不尽力追上，为着提议开始计划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工业、反对富农和扩大集体农场，反对派所付过的代价是长期的监狱生活和流放，而现在还在付着这种代价。所有这些无条件的拥护者和同情的朋友们，连布兰德勒派也在内，究竟对于苏联的经济政策有过什么贡献呢？什么也没有！对于在苏联以内的一切事件，他们只有无批评的拥护和加以总结，而在这种拥护和总结背后，并未藏有国际的热忱，只是淡漠的同情而已；因为，啊，这些事情都是在他们祖国的边疆以外进行的。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心想，有时还公开宣布说，“对于我们德国人，斯大林的统治自然是不大好，然对于俄国人，他是太好了！”
改良派把国际形势看成各国形势之总和，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国家政策为国际政策的一个函数。在这重要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派）的集团争取国家改良派的立场，即是在行动上（如果不是在言论上的话），它拒绝了国际的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标准。
塔尔海默的最亲信的信徒和同伴罗易，为印度和中国所定的政纲，完全是从斯大林为东方所制定的“工农政党”的理论引申出来的。多年以来，罗易成为印度的国家民主政党的宣传家，换句话说，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布兰德勒派的中坚人物。[1]
在对苏联的腐化上，布兰德勒派的国家机会主义，表现得最为粗鄙。按照他们的话，斯大林派官僚的行为在它那自身落后的国家中，是绝无错误的。但不知怎样，这同一斯大林小组织的领导，对于德意志却是有害的。如何会这样呢？事情不是由于斯大林个人因为不熟悉各国情形而发生的错误，而是由于一定的错误路线，一种整个倾向。台尔曼和雷梅勒之知道德国，正如斯大林之知道俄国，亦正如卡新、塞马德、左列兹之知道法国。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际小组织，而且为各个国家制定政策。但是，似乎这个政策在俄国是无可责备，而对于其它各国的革命却是有害的。
布兰德勒的立场，若果搬到苏联境内去运用，就要特别表现其自欺性，因为在那里布兰德勒派的分子必须无条件拥护斯大林。拉狄克，在根本上之接近布兰德勒派远过于他之接近左派反对派，所以他投降斯大林了。布兰德勒自不得不赞助这种行动。但是在拉狄克投降以后，斯大林立即逼迫他宣布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是“社会法西斯”。然而，在柏林的斯大林统治的纯洁求婚者，甚至还不想从这种卑贱的矛盾之下爬出来。他们实际的目的，用不着解释，是非常明显的。布兰德勒向斯大林说，“如果你把我安置在德国党的领导地位，并允许我在德国问题上执行我自己的政策，那么我这方面，一定承认你对俄国问题的意见之绝对正确。”一个人对于这样的“革命家”还能有一点敬意吗？
但是布兰德勒派也曾极片面地并且在理论上不忠实地批评过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的官僚政策。据他们看来，共产国际的惟一罪过是“极左倾主义”。但是有谁能责备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四年联盟是“极左倾”吗？有谁能认为农民国际的产生是极左倾吗？有谁能认为与英国工贼的联盟，是由于盲动主义的错误吗？有谁能认为在亚洲的组织工农党和在美国的组织农民党，是“极左倾主义”吗？
进一步说，斯大林派的极左倾主义的社会质是什么呢？它到底是什么呢？暂时的情绪吗？一场病吗？我们从理论家塔尔海默那里得不到一点答复。
可是这个谜却久已为左派反对派所解答了：中派主义的极左的盘旋。但是，正是这个为最近九年的事变发展所证实的定义，不能为布兰德勒派所接受，因为它也要完结他们。他们支持斯大林小组织的一切右倾盘旋而反对它的左倾；因此，他们表现得他们是中派主义的右翼。他们像一枝枯树枝一样，从树的干向外分裂——这是很自然的；在中派主义之尖锐的变化中，某些集团和阶层不可免的会从右而和左面向外游离。
以上所说的话，并不是认定布兰德勒派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错误的。一点也不是这样。在反对台尔曼和雷梅勒的方面，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在过去是对的，而且现在也是对的。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机会主义者在反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也许会站着正确的立场。相反的，极左派的倾向，也许曾正确地抓着从争取群众斗争到夺取政权斗争之转变的时机。在对于布兰德勒派的批评中，极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底曾经说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犯过最大的错误。在对于“第三时期”的猴跳的批评中，布兰德勒派重复了许多陈旧的但是正确的意见，然而这种情形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一般立场是正确的。每个团体的政策，必须就各个阶段加以分析：在进攻战中和在防卫战中；在高潮中和在退潮中；在争取群众斗争的条件之下和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条件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会是单单擅长于处理某一问题的，如防卫的或进攻的问题；如联合战线或总罢工的问题。如果有能力去综合地估量整个环境；有能力去分析环境的各种动力，并划定建设和转点，并有能力根据于这种分析而制定一个既适合于当时环境又便利于下一阶段的行动步骤——这样，所有这些方法（指防卫和进攻等——译者）才会被正确地运用出来。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自认为是“争取群众斗争”的专家。这些绅士们，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坚持说左派反对派对于联合战线的论据，是抄袭他们——布兰德勒派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否认别人有权利存野心！但试想想看，这事情是多么有趣的，即当你向莱绮曼解释他的乘法错误时，忽然来了一位英勇的算术教员，说你抄袭了他的，因为他一年到头，正是这样去解释计算艺术的神秘的。
虽然现在情势急迫非演喜剧的时候，但布兰德勒派的自夸，无论如何，却不能不引起我的好笑。这些先生们的战略上的智慧，还没有晓得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以前的事情。三次大会时，我正在解释夺取群众斗争的A.B.C.，以反对当时的“左”翼。在我那本《新阶段》的书中，我曾致力于联合战线的通俗解释，我曾从各方面着重说明那里所提出的许多观念之基本性质，这本书共产国际曾以各种文字发表过。在德文版第71页，有这样的一段话：“已经说过的一切，从严正的革命经验看起来，都是A.B.C.的真理。但是大会上的某些左派分子，却在这个策略中表现着向右的移动”……这里所指的某些分子之中，除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马斯洛夫和台尔曼以外，还有塔尔海默。
他们对我们的攻击，不仅仅说我们抄袭而止。在他们看来，反对派偷用了塔尔海默的精神财产以后，又将它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这种鬼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把法西斯政策的问题弄得更清楚。
在以前我写的一本书中，我说明了希特勒不能经过议会的方法以取得政权；纵令我们假定他将来能够集合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数，然而经济的生长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必然要在这时期到来以前，即引起公开的大斗争。关于这点，布兰德勒派则诬我认为“不必经过工人方面超议会的群众行动，国社党即可以离开政治舞台”。这比《红旗报》的伪造有什么高明呢？
从国社党之不能“和平地”走上政权出发，我推论它不可免的要由别的道路去取得政权：或者直接推翻政府，或者先经过一个联合政府阶段然后再把政府推翻。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法西斯主义自动的消灭才有可能：倘若希特勒在1932年采取布兰德勒派在1923年所采取的政策。我决不过分估量国社党的战略家，但我总认为他们比起布兰德勒这班角色，是比较有点眼光和比较严肃的人物。
塔尔海默的第二个反驳更其深奥：照他看来，希特勒用议会方法或用其它方法取得政权的问题，没有一点意义，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无论在二者之那一种情形之下，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工人组织的碎屑上才能巩固它的统治。“工人们尽可以平静的让《前进报》的编辑们去研究，希特勒是合法地取得政权好，还是非法地取得政权好”（《工人政治》，1月10日）。如果先进的工人们听从了塔尔海默的话，那希特勒一定会割断他们的喉管。在我们这位贤明的学校教师看来，只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重要的，而且他还让《前进报》的编辑去判定这个“本质”如何表现于事实。但整个问题的要点却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凶残的“本质”，只有在它取得政权以后才能明显。而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不让它得着政权。因此我们必懂得敌人的战略，并向工人解释它。希特勒正竭力想在外表上把他的运动纳入宪法的轨道。只有自称是“唯物论者”的腐儒，才能认为希特勒这样行动不会影响到群众的政治意识。希特勒的宪法主义，不仅会向中派打开联盟之门，而且还要愚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正确地讲，要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更容易愚弄工人。如果希特勒发誓说，他只经过宪法的道路才取政权，决不争取其它手段，那么在今日，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显然还不怎样大。无论如何，总还有充分时间，好在各种选举中再证验几次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希特勒在宪法远景的掩蔽之下安慰他的敌人，他的目的在于抓住适当的时机来一个突然的攻击。这种军事的诡诈，不管其本身如何简单，但却暗藏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这种诡诈不仅是依赖在那些希望和平地合法地解决问题的中派政党的心理之上，而且更危险的还是依赖群众的易欺性之上。
此外，还必须说明希特勒的诡计是有两面刃的，他欺骗他的反对者，同时也愚弄他的拥护者。可是在斗争中，特别是在进攻战中，英勇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叫自己的军队了解公开战争之不可避免，才能保持他们的英勇精神。这样的观察又可说明一件事实，即希特勒不能长久延续他与魏玛宪法的温柔的浪漫，而不败坏他的士气。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从衬衫下面抽出刀子来。
只懂得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不够的。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活的政治现象，看成自觉的和狡滑的敌人去加以估量。我们的学校教员太带“社会学”学者的气味，而不是一个革命家。实际上，那不是很明白的吗？——塔尔海默的渊博对于希特勒的计算正是有利的条件；因为当一个人把《前进报》所散布的宪法幻想，和那建筑在这些幻想上的敌人的军事奸谋所加的暴露，混淆成含糊一团，皂白不分的时候，那这人就是帮助敌人。
一个组织之有意义，或者是由于它包含了很多群众，或者是因为它有一些主张能够输进工人运动中去。这两个条件，布兰德勒派一无所有。虽然如此，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却以极大的轻蔑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中派的沼泽呵！实际上，如果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布兰德勒派两个组织并列着看，那一切的优势都在前者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沼泽，而是一道活的河流。它的方向是从右向左，走向共产主义。这道河流并未澄清，它夹杂了许多垃圾和泥沙，但是它并不是沼泽。沼泽的名称，是更合于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特色，即是意识的完全停滞。
在布兰德勒派以内，很久就存在了它自己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对于它的领袖们主要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不按照客观形势，而按照莫斯科斯大林参谋部的态度去决定政策。
华尔迁、富罗利克等人的这个反对派，对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政策容忍了很多年（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于苏联的，不仅是错误而且带有自觉的虚伪和政治的不忠实的性质）。而且，自然地，也没有人相信和加入这个分裂出去的集团。虽然如此，最后华尔迁、富罗利克集团却认识了这个组织（布兰德勒派）的完全无望，和它的领袖对于他们的上司之奉命惟谨。华尔迁的少数派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的和独立的政策——不是反对不幸的雷梅勒，而是反对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的斯大林派官僚的统治和路线。如果我们根据十分贫乏的材料而观察得不错，那么华尔迁、富罗利克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中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与一个明显的死的团体分裂以后，少数派现在正碰着一个新方向的问题，关于国家的特别是关于国际的。
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说，从布兰德勒派分裂的这少数派，知道它的主要工作在最近将来是集中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在征取了这个新党倾向共产主义以后，即以它的帮助，消灭共产党的官僚保守主义。对于这个一般的不定形的计划，我们还不能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少数派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及其为实现这些原则所欲运用的方法，至今还不明了。一个政纲是十分需要的！我们所指的，不是一个概括共产党的陈旧教条的文件，而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之明白的具体的答复，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九年内分裂过共产主义的队伍，就在现在，它们还有急迫的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政纲，只会溶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内，阻碍而不是帮助它向共产主义发展。
我们左派反对派将留心地和不带成见地注视这个少数派的演进。一个无生气的组织之内部裂痕，会推动它的有生力的分子向前进步，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果这个定律在这次事件上，在少数派的命运上，重新证实一次，我们自然很欢喜。但只有将来能给问题以答复。
[1] 罗易不久以前，被麦克唐纳政府判决了长期的徒刑。然而共产国际的报纸，甚至于不觉得它们有提出抗议的义务：官僚们可以与蒋介石亲密的联盟，但是却绝对不能为印度布兰德勒派的罗易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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