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素材 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т．1стр．57—66。
1927年4月5日 如果要为中国革命的今天的官方策略路线辩护，只能绕开问题的阶级提法，即实质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详尽分析过的《共产国际》杂志上那篇文章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这点。 也许，这篇文章仅是例外？ 不幸的是，并非如此。革命越是与官方推行的路线矛盾，为后者辩解就越是牵强附会。 鲁祖塔克同志在电车厂工人集会上的讲话中声明，“革命政府得到了中国所有阶级的支持”（《真理报》1927年3月9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阶级社会的政府是压迫机关，超阶级的、无阶级的政府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当初牢固地确立了这点。列宁的一部最杰出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像在其他无数文章和讲话中一样，他在其中解释并重申，最民主的共和国的革命政府，也是资产阶级掠夺、施暴、剥削劳动者的工具。现在发现，中国革命政府得到了所有阶级的支持。也许，鲁祖塔克同志的讲话传达得不准确？但为什么这没有引起编辑部和作者本人的注意？ 持此观点的并非只是鲁祖塔克同志一人。在他讲话的三天前，加里宁同志对国家印钞厂的工人说：“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中国所有阶级都仇恨作为外国资本代理人的军阀；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1927年3月6日，黑体字是我加的。——列·托·）这样，我们看到，他为莫斯科工人提供的是最庸俗的民主幻想。想想吧，“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 这首先对张作霖、吴佩孚和其他军阀来说是不对的。也许，他们不代表阶级？莫非买办资产阶级不是阶级？难道这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一部分？难道受农民运动威胁的地主不支持大小军阀？难道他们不与富农和高利贷者一起组织反革命匪帮来粉碎农民协会？这些阶级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因为它们与它处于内战状态中。“同样”压迫居民中所有阶级的抽象的民族压迫，也是不存在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中国本身的阶级关系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采取的是内战形式。 但也许，除了微不足道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主、上层官僚和农村富农之外，所有其他阶级真的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这个断言大致在这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二月革命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临时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但工人认为克伦斯基是自己的，这正好说明了他们的落后、政治上不成熟、布尔什维克党的软弱，而绝不是克伦斯基政府表达了工人的阶级利益。上海工人认为国民政府是自己的，由于这说明的不是中国的民族自由派表达了所有阶级的利益，而是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在自己的群众中澄清革命的基本阶级利益。只能从中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快地摆脱国民党的羁绊，帮助无产阶级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可能就是3月16日《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了。这篇文章责备“批评者”、“取消派”，因为他们断言右派在革命中居统治地位，革命“已经退化”（！！），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等。我们逐字引用它的主要论述： 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既然革命已经退化，就应该为它哭丧，中国共产党退回“自身”中，放弃“伟大事业”和宏伟计划，那些附和资产阶级，说什么中国革命中的右派“强势”的人的可怜的、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以此为右派国民党员做帮凶。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这会注定中国革命的失败。今天的“取消派”没有发现，他们退出国民党的说教，就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
如果不是此前对《共产国际》杂志社论的分析减轻了我们的任务，那么为了解开在15行报纸文字中的混乱思想，需要整整一篇报纸文章。我们首先听到，那些说中国革命中的右派强势的人，是附和资产阶级。《真理报》是否想说，国民政府掌握在左派手中，或是它否定国民政府在革命中的势力？但即使我们除了《共产国际》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所说的东西外对中国一无所知，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国民政府中，政权属于中派，而近一个时期，在多数情况下，中派一直明确地向右转”（第4页）。这说得十分委婉、甜蜜。《真理报》是否想说，甚至连《共产国际》杂志倒霉的社论都在附和资产阶级？为了捍卫错误政策，《真理报》不得不粗暴地粉饰国民政府的组成和政治路线。 接下来我们听到：“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既然革命已经退化，就应该为它哭丧。”为什么右派的统治意味着革命的退化？在二月革命的第一阶段，居统治地位的是李沃夫公爵[1]、米留可夫[2]和古契柯夫[3]，这是否意味着革命退化了？不，这只意味着它还没有展开。《真理报》评判说，“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只能“退回自身中，放弃伟大的事业和宏伟的计划”。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由于资产阶级还在革命中居统治地位，由于工人群众虽然英勇，他们还没有在革命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所以共产党员就应该……放弃伟大的事业。那些认为共产党人只有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它的纪律和放弃批评三民主义，才能从事“伟大的事业”的人，他们的致命的逻辑就是这样。我们则认为，只有独立的党才能为自己制定伟大的计划。 但那些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就是以此为右派国民党员做帮凶”。这也不新鲜。马尔丁诺夫们和唐恩们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推行独立的阶级路线，就是以此为反动派做帮凶。从1904（阿克雪里罗得[4]的地方自治斗争）到1917年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论战，有四分之三都是围绕着这个理由进行的。《真理报》的文章没想出任何新东西。它继续说：“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加入国民党”不知不觉地被“合作”所偷换。编辑部是否想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有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蒋介石的观点就是这样，他声称，只承认作为守纪律的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 诡辩地把“合作”等同于“服从”，《真理报》为右派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员锻造了武器，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领导核心于去年6月15日赞成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观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基本概念阉割到什么地步，才能声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领导角色和被领导角色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但就合作本身而言，《真理报》说得太过头了。结果是，中国革命完全局限于国民党中。事实上，无产阶级在与劳动群众和城乡居民受剥削的底层的合作之外，其领导角色才是不可能的。从国民党妨碍无产阶级展开这类合作时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被压迫群众之间合作的最可靠、正确、充分的方式，只能是也应该是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合作应该转移到苏维埃的基础上，即数百万群众的组织。在为苏维埃所做的宣传中，解释其意义时，在中国工业中心建立最初的示范型的苏维埃时，共产党应该占据领导地位。应该迫使国民党与苏维埃看齐，应该帮助那些想投到反动派阵营中的人公然这样做。《真理报》认为，这是为右派做帮凶。事实上这是为革命而斗争。当我们把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从革命的领导组织中抛开之后，我们在群众中就会强大十倍百倍。难道我们已经连这点都不能明白了？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是消灭革命，纯属胡说，可怜的、庸俗的胡说！说什么革命完全局限于右派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被封住嘴巴的国民党内，是胡说八道。 《真理报》的整篇文章都是建立在这些理由上的。就其基本倾向来说，它与《共产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加里宁和鲁祖塔克的原则性声明完全吻合。在这条路上的一切几乎都已经说尽了，早就应该离开这条道路了。 1927年4月5日 仅仅局限于工人，当然不行。国民革命军现在在革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军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其革命性的内在保障是完全不够的。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军队内部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速度可能是极其迅速的。革命性的保障在哪里寻找？答案是清楚的：在底层，在中国的群众中，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性中，在他们与工人的真正的合作中。这个合作怎么组织？我们的革命已经揭示了其历史形式：与工人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苏维埃。应该从最大的工业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士兵的思维和感受应该和上海、汉口等地的工人一样。上海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应该具有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国家生活发展中的意义。 但不能局限于军队。应该尽可能地把城市居民的半无产阶级下层吸引到苏维埃制度中，克服他们的分散性。 与此同时，需要把苏维埃扩展到农村，为此利用现成的农民组织，深化和激化它们与地主富农武装队伍的斗争。 但这些苏维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须知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然而在中国，存在着国民党任命的政权。会不会由此造成双重政权？这个双重政权是否会成为“反动派的帮凶”？ 这样议论的人是因为不明白，中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双重政权时期，即经过这样的时期后，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觉醒的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将与今天的政府争夺政权。双重政权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对今天的状态来说，它是革命的进步阶段。 但须知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过双重政权。对，那是在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从双重政权引到更高的阶段——单一的苏维埃政权——时。现在中国的任务还不是这样。首先需要创建苏维埃，即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活动，不是以肤浅的——现在已经是十分反动的——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形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合作，而是在苏维埃的广阔舞台上。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绝大多数劳动者还不知道苏维埃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荒谬的。应该从创建苏维埃开始，在现在的条件下，苏维埃就能开辟双重政权的时代。只有在这个双重政权的基础上，将能也应该能在“全部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工作。 1927年4月6日 列宁十分尖锐地把落后的、受压迫的国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压迫国家对立起来，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前者来说可以废除。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受压迫国家来说，其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不是作为失败主义者，而是祖国的保卫者出现，虽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其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支持民主革命，虽然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不把这两者进行对比，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交战双方——广州和英国——平淡的和平主义的中立。第二国际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这样。 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是阶级政治的形式之一。资产阶级甚至在其部分卷入革命或革命战争时，也力图以劳动者为代价进行革命或战争，尽快与反革命势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仍是以本国劳动群众为代价。因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所有基本革命战略原则，对民族解放战争也同样适用。中国民族民主统一的道路有两条，正如革命战争的两种方法一样：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列宁不仅尖锐地把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对立起来，要求支持前者并进行反对后者的斗争，还不懈地提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决议中，没有一字讲到无产阶级一定要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投入斗争，就不用说共产党一定要加入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了。相反，决议要求无产阶级反对担任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 1927年4月12日 在《真理报》（4月10日）的最近一篇文章中，马尔丁诺夫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来论证今天的中国政策。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殊性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阻止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就是它违背自己的意志，加入与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战线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说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是诽谤的原因。不，这“是四个阶级联盟龅政府”。谁不明白这点，他就必然会得出“理论和实践上都完全错误的结论”。 我们想注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马尔丁诺夫在这里捍卫的中国政策，就是他在1905年时和以后捍卫的俄国政策，而且一字不差。只是那时说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而是反动的专制农奴制，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妨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而迫使它“违背它的意志”，加入共同的革命阵线等。那时由此得出睿智地推动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必要性，而不是把它抛到反动派的阵营中。现在，在过了十多年之后，对中国革命的全部特殊性的需要，只是为了复活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原来，它的“特殊性”是无须介绍的。 但我们是在诽谤马尔丁诺夫。在他的理论中有一个新词。在保持自己整个旧理论的效力，只用外国帝国主义代替了反动的专制农奴制的情况下，马尔丁诺夫使事情完全符合时代精神：他承认，如果中国人遵循他的旧药方，“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将与把外国企业国有化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意味着转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开始”。 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在其这种形式中获得了最高的说服力。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四个阶级”联盟。它们建立的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政府。帝国主义妨碍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情况使资产阶级留在联盟中。从另一方面，马尔丁诺夫宽宏大量地对中国资产阶级解释，四个阶级联盟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的前景应该更加巩固民族革命的联盟：谁不知道，资产阶级宁愿要没有领导的本国无产阶级，也不愿与外国掠夺者合作。 我们看到，这整个理论干脆是低劣的笑话。马尔丁诺夫利用所有人熟知的中国发展的特点，把早就创立的、早已被整个发展进程所粉碎的理念和政策输出到中国。同时，他像过去一样，马上就走上了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道路。中国的国民政府对他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是联盟的政府。真是杰出的社会界定！令人惊讶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是阶级联盟的政府。甚至在内战中，都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厮杀，而是一个联盟反对另一个联盟。但这并不能排除在每一个联盟中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是以此为前提。中国四个阶级的联盟为谁做支柱？为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它支持谁当政？资产阶级。马尔丁诺夫的整篇文章都旨在抹杀和粉饰这个事实，渗透了为资产阶级的辩护。 但须知，中国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对，它仍在参加；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怎样参加的：作为内部制动器。它仍在参战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推行睿智的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是因为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 国民党束缚阶级斗争，让共产党服从自己，为资产阶级防止双重政权，以此给它机会，让它领导以军人政权形式出现的解放运动。我们知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扮演这种角色的不只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阶级和王朝。就其意愿和为自己的目的，这些阶级也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摆脱外来压迫的统一的祖国。中国资产阶级宽宏大量地把军队收为义子，宽宏大量地从革命手中接过了政权。国民党帮助它在革命的混乱中利用这些重要的工具。但那些构成革命运动实质的东西：工人的觉醒、罢工、在工会中联合起来，农民的觉醒、暴动，所有这些不仅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机关的直接斗争中完成的。在下层，在人民群众的深处，在城市和乡村，没有任何四个阶级的联盟，只有越来越残酷的阶级斗争，枪杀工人，杀死工贼，粉碎农民组织，烧死地主等。但这个数百万群众的斗争没有共同纲领和领导组织。 中国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国民党的共产党支部只是前者的招募机关。在这些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怀着希望：在自己的领导下，把统一共和国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收回外国租界当然都谈不上。资产阶级会与外国主子达成协议，即把香港、上海和南京的无产者的鲜血给自己卖出个好价钱。这个前景比马尔丁诺夫的要现实得多。 列·托洛茨基 [1] 李沃夫公爵（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1925）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大地主。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首脑之一。1917年3—7月的临时政府首脑。后逃往国外。——译注 [2] 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言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著有18—19世纪俄国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译注 [3] 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领袖，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4] 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1850—1928）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自19世纪70年代初起为民粹派分子，“柴可夫派”小组成员。1883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0年为《火星报》编委，1903年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敌视十月革命，流亡国外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