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在登上以色列国王王位之前曾放牧羊群和吹弄笛管。当我们考虑到，几乎所有半游牧的以色列人的子孙都牧羊，而且那时治理人民的艺术并不比牧羊复杂得多的时候，他的奇特的经历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然而，从那时以后，社会和统治艺术的复杂性已大大地增加。当〔一个现代的〕帝王〔不得不〕让位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在牧人中间寻找他的继承人。这个微妙的问题是在王朝的自动世袭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风云人物。尤利乌斯·恺撒是权力的自然候选人，他的出身使他成为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寡头政权中的一员。拿破仑第一并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像我们时代的主要独裁者一样〔是暴发的新贵〕。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出色的军人〕。至少，〔在这方面〕他〔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忠实于同样的古代〔传统〕，那就是：一个武士既已表现出在战场上指挥武装人员的能力，那他就更有资格用这种能力来统治非武装的、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假拿破仑（一般人这样称呼小拿破仑或拿破仑三世）〕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完全缺乏军事天才的人。但是，即便他也不完全是一个暴发的新贵。他是或者被认为是他的〔伟大的〕伯父的侄儿。此外，是那只飞翔在他头上的驯服的鹰288在关键时刻〔使他变成了伟人〕。〔作出下面的结论应该说是无情的：〕若不是这只象征性的鹰，路易·拿破仑亲王的脑袋〔的外边也会像他的脑袋里边一样地空空如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甚至连拿破仑三世的业绩也仿佛成了荒诞无稽的历史陈迹。民主制度稳固地建立起来——至少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是如此。它在拉丁美洲国家里的进展〔与其说是重大的〕，无宁说是富有教益的；它在亚洲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它唤醒了非洲的人民。立宪制度似乎是文明的人类所能接受的惟一方法和惟一的政府制度。因为文明在继续发展和扩大，民主制度的未来仿佛是所向无敌的。
俄国在那次战争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给这一历史概念以第一次打击。在死气沉沉的状态和混乱的民主制下度过了八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来临了。但是，这毕竟仅仅是革命的“插曲”，而革命本身仿佛只是俄国的落后的产物，是英国在17世纪中叶和法国在18世纪末期所经历的那些震荡在20世纪的重演。列宁仿佛是莫斯科的克伦威尔或罗伯斯庇尔。这一新的现象至少还能够加以类比，这一点是聊以告慰的。
〔然后出现〕了“常识神经病”——这是施马尔豪森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它给〔历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出与墨索里尼和11年后的希特勒相同的先例。可以听见将他们比作恺撒、西格弗里德和卡庞的喃喃低语。〔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在经历了长期代议制熏陶的文明的民主国家内，神秘的陌生人突然掌握了政权，他们在年轻时所做的工作几乎同大卫或约书亚一样微贱。他们没有军事上的英勇武功。他们不曾向全世宣布任何新的思想。他们背后并没有立着头戴三棱帽的伟大祖先的影像。罗马的“母狼”289不是墨索里尼的祖母。“万”字不是希特勒家族的徽章，而只是从埃及人和印度人偷来的标志。自由民主思想〔仍然〕对法西斯之谜束手无策。〔毕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上去都不像天才。然则，他们的令人头脑晕眩的成功又怎样解释？
〔这两个法西斯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时代里，这个阶级本身不能够提出独创的意见，也不能产生有创造性的领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上向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进行剽窃和模仿。墨索里尼偷盗布尔什维克和加布里尔·邓南遮，并向大企业界寻求灵感。希特勒则模仿布尔什维克和墨索里尼。因此，依仗资本主义〔大亨们〕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是典型的二流人物——正好像不管你从上面或从下面来看，小资产阶级本身在阶级斗争中也总是在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
小资产阶级专政在18世纪末仍然是可能的。但就在那时，它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罗伯斯庇尔被右翼推下了深渊，〔克伦斯基的悲惨的挣扎并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无能；连那么能干和富有进取心的帕尔钦斯基，也被证明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克伦斯基仅仅是这种社会软弱性的更为合适的代表。若不是布尔什维克攫取了政权，在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五年之前，世界上就有了一个俄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俄国不能摆脱20年代初期席卷战后欧洲的深刻的反动，是本书作者在别处讨论的主题。这里只消谈到这一点就够了：〕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领导下第一个法西斯内阁在意大利的组成：1923年9月13日〔使普里莫·德·里维拉上台〕的西班牙政变；1923年10月1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对46名布尔什维克的宣言的谴责；——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时代的这些迹象将会引起认真的考虑。〕
然而，在〔他能加以利用的〕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内，墨索里尼已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随机应变的才能、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宽容的气度。他继承了意大利即席而作的悠久的传统。即席而作的天赋本是这个民族的习性。他是机灵的和不同寻常地野心勃勃的，为了贪得无厌地谋求成功，他抛弃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事业。他对政党的愤怒变成了一种动力。他在前进的过程中创立并且破坏理论。他是无耻的个人主义和在自夸掩饰下的怯儒的化身。希特勒表现出疯狂和唯我独尊的特性。个人的创伤在他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脱离了本阶级而又不肯当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常的工人安分守己地认为自已的地位是正常的。但希特勒是个狂妄的、有病态心理的不安于位的人，他把对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憎恨作为垫脚石而提高了自已的社会地位。他拚命地决心爬得更高。在行进的过程中，他为自己确立了充满无数矛盾和内心保留的一套“理论”——一种德国帝国野心和一个被本阶级遗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怨气冲天的白日梦的混合物。在试图找出与斯大林相同的历史人物时，我们不仅必须把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列宁排除出去，而且也必须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排除出去。当我们想起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或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我们〕就比较能对斯大林有所了解了。
在我站起来宣读左派反对派宣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经常被口哨、喊叫、威胁和咒骂所打断。我遇到的情况，非常像十年前我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开幕那天站起来宣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的情况，我记得伏罗希洛夫叫喊：“他的做法就跟他在预备国会里的做法一样！”这个说法要比发出叫喊的这个人当时所意识到的更为确切得多。
到了1927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变成了真正令人作呕的奇观。问题是不经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在幕后召开的有斯大林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的。斯大林当时要同右翼集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政治交易。每届中央委员会确实至少要举行两次正式会议。攻击反对派的方针是事先准备好的，任务和讲话是预先指定的。喜剧上演时，每次都更像酒吧间的下流、暴乱的滑稽戏。诬蔑人的语调更加放肆无忌。更加粗暴无礼的委员们，仅仅是由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粗暴才能而新近被吸收入中央委员会的向上爬的人。不断地用翻来覆去的毫无意义毫无根据的指控和闻所未闻的粗话和辱骂，打断老革命家的讲话，所有这一切的导演是斯大林。他在主席团的后面走来走去，不时用眼盯着那些被指定发表演说的人，而当辱骂某一反对派成员的话达到完全无耻的程度时，他毫不掩饰表示他的赞同。会上说出的话是如此下流，出席会议的人是如此粗野，真正使这些蠢人道德败坏的那个人是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至很难设想，我们是在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梯弗里斯街头的习惯已经搬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来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回忆起斯大林的老合作者菲利普·马哈拉泽时，对他的评语：“他简直是一个‘金托’!”
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的另外一位高加索的老同志布杜·穆吉瓦尼，将他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官内的一次谈话告诉了我。穆吉瓦尼企图说服斯大林，有必要同反对派达到某种协议：不然党就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斯大林默默地听着，在室内走来走去，显然不赞同。他然后煞有介事地以轻盈的步伐走到房间的远远的一角，又回转身来默默地走向穆吉瓦尼。他肌肉紧张，提起脚跟，举起一只手臂，突然停住脚步，用可怕的声音叫喊：“一定要粉碎他们。”穆吉瓦尼说，“他简直是可怕……”
据别洛博罗多夫说：
“杀死沙皇是斯大林的主意，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将王室安置在叶卡特林堡，而斯大林怕的是，只要尼古拉二世还活着，他就会引起白卫军之流的注意。1918年7月12日，斯大林已经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好了。7月14日，他使戈洛舍金参与他的计划。7月15日，戈洛舍金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意图给负责看守王室的政治委员别洛博罗多夫一封密电。7月16日，别洛博罗多夫给莫斯科发一个电报说，叶卡特林堡在三天内将要陷落。戈洛舍金去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将别洛博罗多夫的报告放进口袋内，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沙皇落到白卫军的手里。’这句话等于是死刑判决。”
我的计划：审判——无线电——文件。
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库监狱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间囚室的一个人曾经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问他：“你渴望血吗？”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只裤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给你。”在他当上苏维埃的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咙或将煤油倒在蚁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这些独立的旁观者说出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是很少的。这些恶劣的自然本能发展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他将他的一切创伤、憎恨、怨愤、忌妒和爱慕从一个省的狭小范围带到全国广大范围内。他任何事情都没有遗忘。他的记忆力是最善于记恨的。他制订了他自己进行报复的五年计划，甚至十年计划。
（审判）
赫夫苏尔族有格斗的习惯。倘若赫夫苏尔人想在某人身上报仇雪恨，他就把一只死猫丢在他敌人的坟墓上。
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说，斯大林会说：“在死人的墓上躺着一只死猫。”
斯大林同希特勒的联盟满足了他的报仇之心。首先，他想羞辱英法政府以报复在张伯伦放弃追求希特勒之前克里姆林宫所受到的侮辱。他自已以下面的做法得到最大的乐趣：暗地里同纳粹谈判，而表面上却同英法的友好代表团公开谈判以欺骗伦敦和巴黎，然后出乎意外地把他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突然公布出来。他是个悲剧性的小人。
如果将全能的和不忠实的神话即对社会主义及革命的强烈憎恨除掉是可能的话——如果说，关于大裁判官的诗——关于复仇主义的悲剧的诗——能够用世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堕落的概念——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15世纪……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诗以基督默歌地吻大裁判官的嘴唇而结束。基督教官僚主义的后裔之一的告别。列宁尽管是谨慎的，也要向他脸上吐唾沫。
雅罗斯拉夫斯基主义。
老人苏尔茨——市侩主义的狭隘性。
莫罗茨——党的良心，只是没有良心。
希克尔雅托夫——一个被压服的、顺从的和稍带醉意的工人。矮小的希克尔雅托夫会对列宁说：“走开，别打搅我们，不然我们要烧死你！”
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俄国知识阶层的精华。在亚历山大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结束了它的可悲的过去；在弗拉基米尔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建造了通向未来的桥梁。
领袖不是天生的，正好像罪人不是天生的一样。德施塔尔夫人认为，缓慢的、然而不间断地趋于完美的过程，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得到。
可以这样说，所有历史上的天才人物、一切创造者、一切首创者，在他一生的前25年或30年间，都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的精髓。随后而来的只是它的发展、深化和应用。在斯大林一生的早期，我们除了听他用粗俗的言语重复现成的老一套的话外，没有听到他说过别的东西。
斯大林只是在官僚机构在它自己的总书记的领导下完全消灭了列宁的全部工作人员后，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论题上都没有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人，在他年龄远远超过40以后，自动地升到他的官僚机构的顶峰，——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这是完全用不着证明的。
据尼古拉也夫斯基说，布哈林把斯大林说成是“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天才＂(apportioner of genius)。这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只是他并没有“天才”。这是我第一次从加米涅夫听来的。他指的是斯大林一点一滴地、在一个分期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他的阴谋的才能。要使阴谋的实现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治机器。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工作包括逐渐地顺着迁回的道路钻进机器内部，然后控制这个国家的舆论。如果加速这个过程，一下子将这变化全部摆在人们面前，就会引起惊惧、愤怒和抵抗。
在基督的12个门徒中，只有犹大是一个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权在握，他会将其他11个门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门徒（路可说，耶稣有70个次要门徒）都说成是叛徒。
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在工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会上说：
“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到10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徉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他在文集第二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290。
我当然没有说过关于党特别是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不能胜任或没有价值的话。我只说明了内部倾轧的性质。但真正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其2/3的委员由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特务组成，又怎能赢得胜利。我们还没听见过对这个神秘的谜的解释。自1918年开始，奸细们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占绝大多数。换句话说，在革命的关键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完全全是由奸细们决定的。不用说，在1924年，斯大林不能预见到，在15年内，他的方法的逻辑会使他走向可悲的极其荒谬的地步。斯大林的典型特点是他抹煞关于往事的回忆——除了个人的宿怨和得寸进尺的报复欲以外的本领。
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已经设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能不能根据1936年到1938年而对1924年作出结论呢？1924年，他还只是在为夺取权力而斗争。斯大林在当时是否能进行这一阴谋呢？有关他的履历的全部材料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起，他就留下了最恶毒的怀疑和指控的记录。在他看来墨水和白报纸在政治斗争中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再醒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后，都将信件存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倘使我们突然丧命了，那么，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
他们劝我照样做。加米涅夫对我说，“你认为斯大林在忙着答复你的论点，没有的事。他在盘算着怎样把你除掉而又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你记得1923年前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苏丹－加里也夫被逮捕的事吗？”加米涅夫继续说：“这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第一次逮捕一位重要党员。不幸，季诺维也夫和我同意逮捕。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尝到血的味道。我们一同他决裂，就写下遗嘱性质的东西。我们在其中警告说，倘若我们‘意外地’死去，斯大林应对其负责。这个文件存放在可靠的地方。我劝你同样做。你要料想到那个亚细亚人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
季诺维也夫又说，“倘使他不是怕报复——害怕青年人的恐怖行动，他早在1924年就能把你弄死。这就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决定第一步先消灭反对派干部和推迟杀死你，直到他有把握能杀死你而不受惩罚。他痛恨我们，特别是加米涅夫，主要是因为，关于他的事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来杀死我们。”这不是猜测之词；在三人统治的蜜月期间，他们相互间是交谈得相当坦率的。
斯大林的不间断的胜利开始于1923年，那时，他逐渐越来越深信历史的进程是可以藐视的，莫斯科审判是这一欺骗和暴力政策的顶峰。同时，斯大林开始忧虑地觉察到，他脚下的地在崩陷和垮下去。每一新的欺骗需要加倍的欺骗来支持它，每一暴行扩大了需要支持这一暴行的新的暴行的规模。一个明显的衰退时期开始了。在此时期，全世界与其说对他的力量、意志、深仇死怨感到惊讶，无宁说对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惊讶。
斯大林的狡诈本质上是非常粗糙的，是适合于原始人的头脑的。例如，倘若我们研究一下莫斯科审判的全部情况，我们就看得出，它们的设计和执行的粗糙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1925年4月，我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我的继承人伏龙芝是个在西伯利亚做多年苦工的老革命家。他命中注定不能长久担任此职——只有〔7个〕月。1925年11月，他死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在他任职的几个月中，伏龙芝在保卫红军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督问题上，表现出来过多的独立性：这就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2年后丧命的那种罪过。巴让诺夫曾说，伏龙芝是一个军事阴谋的中心人物；这是荒唐的胡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冲突中，伏龙芝反对斯大林。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位新任军事人民委员的反对，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才智有限而驯服的伏罗希浩夫对他似乎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工具。党内流传的谣言说，伏龙芝的死是因为斯大林的需要。
根据可用的材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伏龙芝患了胃溃疡；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脏受不了哥罗芳麻醉剂；伏龙芝于是坚决反对动手术。斯大林派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医生——他的心腹特务——召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医生小组，这个小组建议动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伏龙芝不得不服从，就是说，不得不接受死于麻醉的结局。伏龙芝死的情况在文学著作〔鲍里斯·皮尔尼亚克著《不陨落的月亮的故事》中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斯大林立即没收了这本书，并使作者丧失了官方的宠信。〔皮尔尼亚克〕后来不得不公开地、而且非常谦卑地“悔过”。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紧跟着发表一些间接证明他无辜的文件。很难说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这种怀疑的性质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到1925年底，斯大林的权力已经如此强大，以致他能够依靠一个驯服的、用哥罗芳和外科医生的刀子武装起来的医生小组。然而，那时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l/l0。
巴让诺夫在提到我于1929年2月被放逐到土耳其一事时写道：
“这仅仅是手段的一半。我不认得我的斯大林……自从凯撒·波尔吉亚的时代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当时，人们机敏地在法莱纳斯－阿杰尔291酒杯里投放一种速效的药粉，或者是敌人咬了一口苹果就死去。最新的科学成就启发了今天的行动措施。科施杆菌的培养液掺在食物内，经常给人吃下去，可以逐渐使人患奔马性肺结核而遽然死去。……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因为这在他的习性和特点中占有很大地位。”
当巴让诺夫的书于1930年出版时，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文字上的练习。莫斯科审判之后，我比较认真地看待这本书了。谁曾使这个年轻人作出这种推测呢？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呢？巴让诺夫曾在斯大林的会客室里受过训练。在那里，早在l926年，即巴让诺夫离开斯大林的秘书处那一年，科施细菌和波尔吉亚施毒的方法显然就被讨论过了。两年后他逃出国，随后变成一个反动的亡命徒。
当叶若夫充任国家政治保安部的领导时，他改变了施用毒药的方法。天公地道地讲，雅戈达必须被承认是这种方法的创始人。可是，他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1938年2月的审判里，雅戈达的秘书布拉诺夫的被控罪名之一就是施毒，他因此而被枪决。布拉诺夫得到过斯大林的信任可以由下列一事得到证明：他是受令押送我和我的妻子流放到中亚细亚而后流放到土耳其的那个人。为了大力营救我以前的两个秘书塞尔穆克和波兹南斯基，我要求将他们同我一起送出国。布拉诺夫害怕在土耳其边境遇到难堪的张扬并希望将一切事情安排得平平静静的，就同莫斯科打了直通电报。半个钟头后，他将克里姆林宫答应把波兹南斯基和塞尔穆克在我之后立即送出来的电报纸带给我看。我不相信。我对布拉诺夫说，“你总会使我受骗的。”
“那么你可以叫我无赖。”
“那对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的，”回嘴说。
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作证说，雅戈达对他说，“有必要减少高尔基的活动，因为他妨碍了‘高级领导人’”。关于“高级领导人”的这个说法被重复了好几次。在法庭上这个提法被解释为指李可夫、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言。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时他们是最下贱的人和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牺牲品。“高级领导人”是克里姆林宫主子们的别名，主要是指斯大林。让我们回忆一下，高尔基正是在季诺维也夫受审的前夕死去的。斯大林没有预见到第一次审判的后果。他希望把问题限制在消灭他最痛恨的几个敌人的范围内——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已计划了用十年工夫去消灭他们，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官僚机构害怕了，恐惧了。官僚机构第一次看到斯大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当中的领袖，而是一个亚细亚的暴君，一个专制君王，成吉思汗——布哈林曾这样称呼他。斯大林开始害怕他会丧失他的权威地位并且对苏维埃官僚机构老资格人士失去号召力。他无法使他们忘掉他的过去，不能使我们对他自封为驾乎他们之上的仲裁者佯作不知。惧怕和恐怖随着危及人的生命和利益的事例的增加而迅速地增长着。没有一个老革命者相信这种控告。后果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他不得不超出他的原订计划的范围。
就在准备1936年大规模清洗的期间，斯大林建议起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所有瓦尔特·杜兰特和路易斯·费舍斯之流对新世纪的民主备加赞扬。对斯大林宪法的这一切无耻的叫嚷，其目的是在于争取全世界民主舆论的赞同，然后在这个可庆可喜的背景之下，将斯大林的一切反对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而加以粉碎。这是斯大林智力上近视的典型，他对私人报复比对抵挡法西斯对苏联和全世界工人的威胁更加关怀。在准备“最民主的宪法”的同时，官僚机构忙于举行一系列的宴会，宴会上大谈特谈“幸福的新生活”。在每一次宴会上，给斯大林拍了照——被男女工人围绕着，膝上坐着笑容可掬的儿童等。他的自咎的内心不得不服用这种镇痛剂。我说，“很明显，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策划中”。被引进克里姆林宫机构里的别的人也对斯大林的过度的仁慈和宽厚心存疑惧。
某种类型的莫斯科记者重复说，苏联在清洗之后比以前更加团结一致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甚至在清洗之前就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的团结大加赞许。但很难理解，任何头脑健全的人能够相信，很多最重要的政府、党、外交和军队的代表人物能被证实为外国代理人，却又不是一个政权存在着深刻的内部不满的标志。清洗是一种严重病症的表现。消除症候很难说就是治好病症，我们有沙皇政府专制政权的先例。这个政府在战争时期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苏霍米尔诺夫。协约国的外交官对萨宗诺夫说，“你们的政府是个强大的政府，竟敢在战争时期逮捕它自己的国防大臣。”事实上，那个强大的政府当时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苏联政府不但逮捕了和处死了它的现任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它消灭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全部高级指挥人员。斯大林宣传机器在通情的驻莫斯科外国记者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就苏联的实际情况欺骗了世界舆论。所谓固若磐石的斯大林政府是一个神话。
斯大林用他的罪恶审判证实了比他想要证实的更多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没有能够证实他想要证实的东西。他仅仅暴露了他的秘密试验室。他强迫150人供认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但是，这些供认的总和构成了斯大林自己的供状。
斯大林在一两年内处死了伏罗希洛失的所有副职人员和同僚，他的亲密的合作者，他的最可靠的人。这该怎样去理解呢？是不是伏罗希洛夫在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上开始有独立的表现呢？更加可能的是，伏罗希洛夫被他亲近的人所怂恿。军事机器是非常贪得无厌的，不轻易忍受文职人员加之于它的限制。斯大林预见到，他同那个强大的机器有可能发生冲突。于是决定在伏罗希洛夫变得不能控制之前，就使他安分守己。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安全部、即通过叶若夫，背着伏罗希洛夫进行了消灭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准备工作，而在最后一个时刻内使他面临一个必须抉择的局面。这样，伏罗希洛夫既落进了斯大林的预谋和不忠不义的圈套，只得默默地同斯大林合作，消灭了指挥人员的精华。此后，他命中注定只能充当一个丝毫不能反对斯大林的可怜而无力的人物。不靠赢得一个人的钦佩，而靠迫使他参与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来使一个人依附于自己，——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个老手。这些人就是筑成以斯大林为顶峰的金字塔的砖石。
“朕即国家”这句话比起斯大林的集权政权的实际情况来说，几乎是一句自由主义的格言。路易十四只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罗马教皇把他们自己同国家和教会等同起来——但也只是在教皇统治俗世的时代。集权国家远远超过恺撒－天主教。因为它还干预国家的全部经济。斯大林不像太阳国王292，他可以正确地说：“朕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