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是国家生命中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块试金石，这年对主张、党派和人物进行考验。
在目前称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斯大林发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特别是在首都布尔什维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占了优势。1917年3月，在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曾参加1911－1914年运动的数量可观的群众实际上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人站起来了。由于军事动员，这些工人中有将近40％写是新工人。站在前线的是老工人，他们在那里起着革命酵素的作用。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为刚从乡间出来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来者、为农村小伙子和农妇所替代。这些新人必须经历像前一时期的先锋所经历过的那种政治经验，不管是多么短暂。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普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能够为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能为党取得政治权力。
各省的情况甚至更不好。乐观的幻想和一视同仁的博爱的浪潮，加上新近觉醒的群众在政治上的天真，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自然条件。工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论上不仅反对君主政体，而且还反对资产阶级的人们选入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而拥有无数的鼓动者听凭他们使唤，他们全都言称必须团结、博爱和具有同样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军队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即农民利益的传统维护者，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提高该党在新由农民中来的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因此各种妥协分子的党派和优势看来是确定无疑了——至少在他们自已看来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事变的进程使布尔什维克措手不及。它的久经考验的和可以信赖的领袖没有一个在彼得格勒。那里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名叫施略普尼柯夫和查鲁茨基的两个工人和一个名叫莫洛托夫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号召，“工人以及起义军立即把他们精选的代表选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项“宣言”的草拟者自己实际上并不重视他们的这项号召。他们根本不打算发动一个独立的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在今后许多年内起一个左翼反对派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的作用。
从开始群众就唾弃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它同贵族和官僚是一丘之貉。例如，根本谈不上工人或士兵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政府权完全学握在得到军人支持的社会妥协派手里，但是妥协派缺乏自信心，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后者遭到群众的憎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个政权是靠采取报复行动而存在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视为他们的敌人。在一些工人的集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要求把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丁盖尔施泰特（后来被清洗）作证说：“没有一次工人集会会拒绝通过我们提出的这种决议案……”，但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向妥协派压力屈服，停止了这个运动。先进工人竭尽全力摆脱上面的指导，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深奥论点。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有几派意见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从各种论点得出必要的推论。党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著名的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后来追述：“谁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不妙的情况。”
斯大林〔在旧历3月12日，新历25日，星期日〕从西伯利亚归来，列宁〔在｛旧历4月3日，新历16日，星期一｝从瑞士归来，其间的22天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说明了斯大林的政治面貌。他突然处于广阔的活动场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不在彼得格勒，加米涅夫在那里。加米涅夫由于他最近在法庭中的行为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并且一般说来以他的机会主义倾向闻名。还有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他在党内儿乎默默无闻，主要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容易发怒的斯潘达梁不在了，他死于西伯利亚。像在1912年一样，现在斯大林又一次暂时成了至少是彼得格勒的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领导人的话。迷失方向的党期望得到明确的指示。用保持沉寂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不再可能了。斯大林必须回答最紧急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府、战争和上地的问题。他的答复公布了，这些答复是很说明问题的。
斯大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三个成员，在几个作家的协助下，正在决定《真理报》的色彩。虽然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他们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着手工作的。斯大林让别人在工人和士兵集会上讲话，讲哑了嗓子。他自己却深居在总部里。四年多以前，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来自库莱卡的这个流放者对于控制党的机器有其妙诀：他仍然认为他的旧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协助下，他首先从领导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他干得相当粗糙，由于他不怕抵抗，急于显示他是头子，情况尤其是如此。
施略普尼柯夫后来写道，“回来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是挑剔的和否定的。”这些同志并不是对工作毫无特色和优柔寡断不满，相反是对人们为同妥协派划清界线而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满。像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编辑部易手后，早在3月15日（28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对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惟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场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军队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像帝国主义问题只是一个皇帝问题！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如果他在那些日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闪烁其词。《真理报》解释说：“一切失败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惟利是图的报纸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保护下称为失败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革命团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现时，就消失了。”这是公然否定了列宁的话（列宁在沙皇检查制度所不及之处宣传失败主义），同时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审时所作的声明。但是这一次，这篇文章是斯大林认可的。至于‘第一个革命团队”，它的出现只是意味着从拜占廷式的野蛮走到帝国主义文明的一个步骤。
施略普尼柯夫追述说：“改变了的《真理报》出版的那天是护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日子。整个塔夫利达宫，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心脏——执行委员会只谈一条新闻，即温和的和有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对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在执行委员会本身，我们遇到了恶意的微笑……当那一期《真理报》送到工厂时，它在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中间造成了混乱和愤怒，而我们的反对者则恶意地感到满意——边远地区的愤怒是极大的，当无产阶级发现《真理报》由最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三个前主编指导时，他们要求把后者开除出党。”
1925年，在当时统治党的“三人小组”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压力下，施略普尼柯夫修正了他的叙述，语调软了一些。但是这个叙述的确十分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在革命舞台上最初的步骤，记录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这些步骤的反应。《真理报》不久不得不在它的报上刊载的维堡分子的尖锐抗议，迫使编辑部以后在表示它的意见时更加谨慎，但是并不改变它的政策。
苏维埃政治充满了妥协和暖昧。群众最需要的首先是找到愿说老实话的某个人；那当然是革命政治的要旨。人人都规避这点；害怕打乱两个政权并存的微妙结构。
围绕战争问题讲的谎言最多。3月14日（27日），执行委员会向苏维埃提出了它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草案。这个文件号召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拒绝“充当国王、地主和银行家手里的征服和暴力工具”，但是苏维埃领导人自己丝毫无意同英国和比利时的国王、日本的天皇或者是同银行家和地主（他们本国的以及所有协约国的）断绝关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报纸满意地指出，“这个宣言正在发展成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共同持有的思想。”这番话是十分正确的——完全符合法国社会党部长们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所抱的精神。差不多是同时，列宁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到彼得格勒说革命受到把旧帝国主义政策用新的革命词句掩饰起来这样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宁愿跟我们党内的任何人决裂而不愿向社会爱国主义屈服……”。但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拥护列宁的主张。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致通过这项宣言一事不仅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米留可夫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胜利，而且还意味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左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有的人向假的爱国纪律屈服了。斯大林《真理报》写道：“应该欢迎……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宣言。这个宣言如能深入广大群众，无疑会使数百数千的工人重新记起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78实际上，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呼吁，它们所干的只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为民主而战这样一个幻想。
斯大林关于宣言的文章不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而且还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机会主义在时间和环境的逼迫下会暂时隐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则下，当事情到决定关头时，他的机会主义就抛弃了这些原则。他在文章的开始几乎是逐字重复列宁的论点：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后，俄国参加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当他要作出他的实际结论时，他不仅以含糊的限制条件欢迎社会护国主义宣言，而且还效法加米涅夫断然拒绝动员群众反对战争这一革命作法。他写道，“首先，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179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180借助对资产阶级施加友好感压力，（对资产阶级来说，征服是战争的整个目的），斯大林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来实现和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列宁一直给予最严重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市侩乌托邦主义。不论多少“压力”都不能使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必须推翻他们。但是斯大林完全由于害怕而不敢作出这个结论——正像妥协派那样。
斯大林的《论取消民族限制》的文章也是同样重要的〔载于1917年4月7日（3月25日）《真理报》。〕他的基本思想是从早在梯弗里斯学习小组时代的宣传小册子得到的，即民族压迫是中古时代的遗物。被视为是强国统治弱国的帝国主义，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一种概念。他写道：“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在英国，土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当然这里不包括战争时期的情况，在战争进程中政权一转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压迫就大大加剧了（例如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181他的文章所充满的荒谬说法——所谓种族和民族平等在民主国家里是可靠的；在英国，在战时政权转移到地主手里；封建贵族被推翻意味着民族压迫的废除——浸透了庸俗的民主主义精神和迟钝感。没有这样一句话：帝国主义进行了封建主义完全无法进行的（只是由于它的地方组织薄弱无力）那种规模的民族压迫。在理论方面，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他就没有前进过；不仅如此，他看来已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在1913年初在列宁的指导下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
文章得出结论说：“既然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已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即〔为民族自由〕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权……”182对我们的作者来说，革命已经完全成为陈迹。有望的是“草拟法律”并“依法批准这些法律”，这是完全符合米留可夫和策烈铁里的精神的。他仍未谈到的不仅有资本主义剥削（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要推翻这种剥削），甚至还有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他本人曾认为这种所有权是民族压迫的基础。政府是由像罗将柯和李沃夫大公这种俄罗斯地主统治的。这就是——即使是现在也是很难相信的！——斯大林在列宁宣布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前仅仅十天所持的历史和政治见解。
由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3月28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同时开幕的还有俄罗斯最重要的苏维埃代表会议。虽然自从革命以来已整整一个月，党仍然处于极端混乱的情况中，过去两周的领导工作进步加剧了这种情况。政治趋势的分化还不明确。在流放时需要斯潘达梁到来，现在党必须等待列宁到来。像沃依廷斯基和埃利亚娃等这种激烈的沙文主义者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并同那些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的人们一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护国主义者比经常退却和道歉的半护国主义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发表他们的意见。由于大多数代表属于Swamh〔看法不稳定的中间路线派〕，他们的发言人当然就是斯大林了。萨拉托夫的代表瓦西里也夫说，“我们大家对临时政府的看法都一样。”克列斯廷斯基高兴地赞同说，“关于实际步骤，斯大林和沃依廷斯基之间没有分歧。”就在第二天，沃依廷斯基加入了孟什维克，七个月以后，他领导一支哥萨克部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看来，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为并未被遗忘。在代表们中间可能还谈到他给皇太子的神秘电报，或许是斯大林提醒别人注意他的朋友的这种错误。无论如何，被委派提出有关对临时政府的政策的主要政治报告的不是加米涅夫，而是名气要小得多的斯大林。这项报告的记录是保留着的；对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来说，这是一项无价的文件。这项文件的主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直接得到武装工人和士兵支持的苏维埃同只是蒙苏维埃领导人之恩而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在报告的部分里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没有一个拥有充分的主权……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惟一革命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真正巩固革命人民的成就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保卫者的任务。”这一段摘录值得成为整套纲领！
报告人把社会中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分工。苏维埃即工人和士兵进行了革命，政府即资本家和自由地主阶级，“巩固”了革命。在1905年到1907年期间，斯大林一再著文重申列宁的话，“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更不用说领导革命了。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对它进行顽强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政治指导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由于二月革命的进程而失效。自由资产阶级领袖米留可夫在起义前几天在他的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正在火山上行走……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个巩固的政府。”当起义开始时，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抵抗，自由派除了站在起义的胜利所准备的基础上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正是米留可夫在昨天还说一个拉斯普庭君主政体比火山爆发好，而现在却控制着临时政府，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临时政府应该“巩固”革命成果，而实际上它是在千方百计地扼杀革命。对于起义群众来说，革命的意义在于废除旧形式的所有权，即临时政府所保卫的那种形式。斯大林把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尽管妥协派尽了一切努力，这个斗争日益紧张而要变为内战）说成只是两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也不会把问题说成是这样。这是策烈铁里——而策烈铁里是妥协派的圣人——的理论最庸俗的表现。“温和的”和比较“坚决的”两派力量在一个叫做“民主”的舞台上演戏。两者合演一出戏，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巩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1924－1927年）、在西班牙（1934一1939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阵线”中执行的现成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公式。
报告人继续说，“现在就加速事变的进程，加速资产阶级阶层的分离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制止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分离以争取时间……为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作好准备。”代表们半信半疑地倾听这种论点。“不要吓唬资产阶级”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口号，在高加索则是饶尔丹尼亚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在跟这种思潮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达到了成熟程度。“制止”资产阶级的“分离”就一定会制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两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1913年，斯大林本人在被捕前不久就曾写道：“‘不要吓唬资产阶级’的论调……只会引人发笑，因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吓唬’，而且要从阵地上打倒这个由其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183很难理解，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把自己一派的14年历史忘得一干二净，而在最紧要关头采取最可恶的孟什维克公式。答案可以在斯大林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他不善于接受一般概念，他的记忆力记不住这种概念。他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不时利用它们，然后毫不在意地加以抛弃。他在1913年的文章中指的是杜马选举。“从阵地上打倒”资产阶级仅仅意味着撤消自由派的委托书。目前所指的是用革命办法推翻资产阶级。斯大林把这项任务推到了遥远的未来。现在，他很像孟什维克，认为“不要吓唬他们”是必要的。
斯大林在宣读了他帮助草拟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之后，相当出人意外地宣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项决议案，他宁愿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提出的决议案。这种花招的秘密意义是不清楚的。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们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为离开加米涅夫一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决议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须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骗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简单的：资产阶级“必须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针”。几周以后，“只要……”就支持资产阶级这一公式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笑柄。但是有几个代表已提出抗议，反对支持李沃夫大公的政府；这个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第二天，社会民主党人斯切克洛夫（他本人是“只要”公式的支持者，同时是接近统治集团的“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在苏维埃会议上漫不经心地对临时政府的真正阴谋——反对社会改革，为君主政体和兼并而努力——作了如此阴暗的描绘，以致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感到震惊而不采纳支持临时政府的公式。温和派代表诺根表示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现在很清楚，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支持，而是对抗行动。”左翼代表斯克雷普尼克表示了同样的想法：“自从斯大林昨天作报告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临时政府阴谋反对人民和革命——但是决议案却说要支持它。”沮丧的斯大林（他对局势的估计甚至经不起24小时的考验）提出动议，要求“指示委员会修改关于支持的那句话”。但是会议更进一步：“以只有四票反对的多数票，从决议案删去了关于支持的那句话。”
人们可能认为，从此以后，报告人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工的整个计划将被遗忘。实际上从决议案中被删去的只是词句而不是思想。害怕“吓唬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实际上，这项决议是一项呼吁，敦促临时政府在忙于为君主政体复辟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之际，“为彻底消灭旧政权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会议除了对自由派施加友好的压力之外，不敢再做别的事情。它没有提到为取得政权即使只是为了民主目标——而进行独立的斗争。加米涅夫在同时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权力问题上他“乐于”作为布尔什维克投标支持右翼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所提出的正式决议案。他这样宣布好像是一心想要最为清楚地揭示已通过的决议背后的真正精神似的。从这些事实看来，由于1913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永久化的1903年分裂，一定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第几天的会议上考虑右翼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以最同情的态度对此表示了反应：“我们应该这样做。有必要阐明我们关于统一的条件的建议。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线统一是可能的。”所说的路线就是在瑞士举行的两次社会党会议上的“路线”，在这两次会议上，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占了优势。两周前由于左倾：“策烈铁里希望把不同的因素统一起来，……根据这个路线统一是错误的……”。查鲁茨基的抗议较为坚决：“只有市侩才会仅仅由于希望统一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这样……在表面遵循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提出一项明确的纲领。”但是，被称为市侩的斯大林坚持立场：“我们不应该跑在前头并促进分歧。党的生活是不可能没有分歧的。我们会忘记党内这些小分歧。”人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宣布同苏维埃内占优势的集团的鼓动者策烈铁里的分歧是在党内可以“忘记”的小分歧。这次讨论是在4月1日（旧历4月14日）进行的。三天后，列宁宣布对策烈铁里进行誓死斗争。两个月以后策烈铁里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
1917年3月会议对于了解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蛰居四年之后回来的斯大林的思想状况，特别重要。他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乡下佬，后来有了点名气，时势迫使他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在那几周里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立场。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略微接受一点列宁的思想，像人们20年后写的回忆录所声称的那样，他本来是不会像他在1917年3月那样无可挽回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的。由于列宁不在以及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发时显示他真正的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众，完全缺乏想像力，目光短浅，爱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以后的年代，每当斯大林有机会在重要的局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特性就继续暴露出来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十分彻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政客，因此三月会议今天己从党史中删去，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封存起来。1923年，有人为“三人小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秘密准备了三个副本。只是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反对斯大林时，我才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这项了不起的文件，这样，我才能够在国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发表。
但是，这项记录在本质上毕竟同他的《真理报》文章毫无不同，而仅仅是补充了这些文章。我们没有看到过斯大林在那个时期有一篇文章、建议和抗议或多或少能清楚地把布尔什维克观点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政策对立起来。当时的见证人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已经提到的宣言《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作者——在他的极为宝贵的《革命札记》中写道：“除了加米涅夫之外，当时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在他的没有什么特点的任期内……［他］给人们不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偶尔隐现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灰点。实际上，关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苏汉诺夫后来为这段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叙述付出了生命代价。
4月3日（16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穿过交战国德国之后，越过芬兰边境，到达了彼得格勒……以加米涅夫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前往芬兰欢迎列宁。斯大林没有去，这个小的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和列宁之间是根本没有个人亲密关系的。海军军官（后来是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屋坐下时就问加米涅夫：‘你们一直在《真理报》写些什么？我们看过几期，对你们很生气……。’”加米涅夫在国外同列宁工作的时期里，已经十分习惯于这种冷水了。但是他仍然爱戴列宁，甚至崇拜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热情、他的深奥之外、他的朴素、他的俏皮话（俏皮话还没有说出，加米涅夫就笑了）、他的笔迹（加米涅夫不自觉地模仿列宁的笔迹）。许多年后，有人追述：列宁曾在路上问起了斯大林。这个很自然的问题（无疑，列宁问起了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后来在苏联一部影片中成为情节的开端。
报道革命情况的一个观察力敏锐的和耿直的人，对列宁在成群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第一次公开露面作了如下的叙述：“我永不会忘记这篇演说，这篇演说像雷一样．不仅使我这个偶尔走进人群的异端分子，而且甚至还使所有的信徒受到震动和吃惊。肯定地说，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发表这种演说。”
这不是发表雷鸣般雄辩演说的问题（列宁是不发表这种演说的），而是他的整个思潮的问题。“我们不要议会制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我们不要除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外的任何政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即当时的“人民阵线”只是对人民的背叛。他强烈地嘲笑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粹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拉在一起的“革命民主”这个时髦名词。统治苏维埃的妥协派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苏汉诺夫说：“在当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听众头晕！”
党对于列宁，正如对二月革命一样，毫无准备。在革命的五周中积聚起来的一切准则、口号和说法被打得粉碎。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他坚决攻击党的领导集团和个别同志在他到来之前采取的策略。”拉斯科尔尼科夫指的首先是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最负责的党的工作者都在场。甚至对他们来说，伊里奇的演说都是全新的东西。”没有进行讨论，大家都惊愕不已以致无法进行讨论。谁也不愿使自己遭到这位厉害的领袖的攻击。他们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地说，伊里奇在国外住得太久了，他同俄国失去接触，他不了解情况，更糟糕的是，他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去了。昨天还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的斯大林默不作声。他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比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为分地辩护时或者比他在一年后一度成为抵制主义分子时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得多。肯定地说，最好是隐退。谁也不想知道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因此，谁也记不起斯大林在后来几周做了些什么，因而无法在自己的回旧录中作任何叙述。
同时，列宁远不是无所事事的。他用他的尖锐眼光观察情况，向他的朋友提问题，征询工人的意见。就在第二天，他向党提出了一项关于他的看法的简短纲要。这些看法后来成了作为《四月提纲》而著名的最重要革命文件。列宁不仅不怕“吓唬”自由派，甚至还不怕“吓唬”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他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自命不凡的领袖闪烁其词。他清楚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逻辑。他抛开了胆怯的、无用的“只要”公式，他向党提出了夺取政府的任务。但是首先必须断定谁是敌人。缩在角落里的黑帮保皇派是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参谋部是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由它鼓动的临时政府组成的。但是后者是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恩而存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由于群众的易受欺骗而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采取革命暴力。首先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必须在工人、士兵和农民面前揭露民粹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不是同他们团结友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184这个纲领中的一切都是质朴的、可靠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中肯的。在这个提纲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列宁”。党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都不愿在这项爆炸性文件上签名。
就在4月4日，列宁出席了斯大林曾解释过他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行和平分工理论的那次党代表会议。对比是太尖锐了。为了缓和这种对比，列宁一反他的习惯作法，没有分析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只是抛开它们。他把会议提到了高得多的水平。他迫使会议看到新的前景——姑息的领袖们甚至没有猜到的前景。这位新报告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他进而申述了当时流行的解释革命大概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是在初步阶段战争造成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等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是，无产阶级没有充分觉悟起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应当承认这一点。物质力量是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是十分警惕的和作好准备的。”列宁把问题从假客观主义领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人企图躲在这里而不执行革命任务）转到了觉醒和行动的领域。无产阶级之所以未能在二月夺取政权，并不是由于社会学规定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由于他们未能夺取政权一事使妥协派能够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欺骗无产阶级——问题就是这样！他继续说（而迄今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这只能用陶醉于革命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不能同意。我宁愿继续居于少数。”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不难认识到所指的是他们自己。全体与会者都知道这篇讲话指的是谁。代表们毫不怀疑，当列宁扬言决裂时，他不是开玩笑。这与“只要”公式和以前的一般陈腐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战争问题的轴心也同样坚决地转移了。尼古拉·罗曼诺夫被推翻了。临时政府部分地答应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一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呜？法国早就是一个共和国，而且不止一次是共和国。但是它参加战争的作法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性质是由统洽阶级的性质来决定的。“当群众宣布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我相信他们。当古契柯夫和李沃夫说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他们是在说谎。”这个简单的准则是极其科学的，同时是战壕中的每个士兵所能理解的。然后列宁直接进行了攻击，直接提到《真理报》的名字。“要求资本家的政府放弃兼并是荒唐的，是极大的笑话。……”这番话是直接攻击斯大林的。“要缔结……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185然而妥协派支持资本家，《真理报》则支持妥协派。“苏维埃的号召没有一个字表现了一点阶级觉悟。它完全是玩弄词藻。”这里指的是斯大林当做国际主义声音来加以欢迎的那项宣言。在保持着旧联盟、旧条约和旧目的的情况下，和平主义词句只能起欺骗群众的作用。“俄国的独特之点是，从无法控制的暴力异常迅速地过渡到极其阴险的欺骗。”三天前，斯大林宣布他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统一。列宁说：“我听说在俄国有一种统一倾向。同护国派统一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我认为，最好像李卜克内西那徉保持孤立，以一当十！”甚至要用孟什维克所用的那个书称即社会民主党，都不再容许了。“我提议更改党的名称，提议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与会者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刚同列宁道回来的季诺维也夫）支持这个建议，因为看来，它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的过去作亵渎神圣的决裂。
继续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编辑的《真理报》声称，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不同意他的意见，《真理报》本身将继续奉行自己的旧政策。这项声明是加米涅夫写的。斯大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须长时期保持沉默。列宁的思想在他看来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着瞧党机构如何反应。布尔什维克安加尔斯基（他经历了其他人所经历的那种演变）后来写道：“必须公开承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保持着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看法，抛弃这些看法是不容的。”事实上，问题不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而是全体老布尔作维克，没有一个例外。在全国党干部举行的三月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为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全都必须在思想上自我改造。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16个委员中，只有两人支持提纲，甚至他们也不是立刻支持的。齐霍夫追述说：“许多同志指出，列宁失去了同俄国的接触，未把目前情况考虑进去等等。”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列别捷夫谈到布尔什维克起初如何谴责列宁进行鼓动：“这种鼓动看来是空想的，这是因为他长期没有同俄国生活发生接触。”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之一无疑就是向轻视‘流亡者”的斯大林。几年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追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在我们党的策略中规定了断然措施。必须承认，在他回来之前，党内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人们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任务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人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临时政府就够了。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能够把它团结成一个单位，领导它。”1922年，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不会想到他会看到斯大林成为“有权威的领袖”。乌拉尔工人马尔科夫（在革命发生时，他在车床旁边工作）写道：“在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回来之前，我们的领袖一直在暗中摸索……随着他的著名提纲的出现，我们党的立场开始澄清了。”在列宁去逝后不久，布哈林说：“回想他的提纲所受到的待遇吧，当时我们自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四月提纲实际上是背弃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件。”“我自己党内”这个“部分”包括党的全体领导人，没有一个例外。莫洛托夫在1924年写道，“随着列宁在1917年回到俄国，我们党开始感到它站在稳固的基础上……在他回来之前，党只是怯懦而绝无把握地摸索它的道路。……党缺乏革命时刻所需要的明确性和坚定性。……”柳德米拉·斯塔尔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对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确切而清楚的阐述：“在列宁回来之前，所有的同志全都在黑暗中徘徊……”她是在1917年4月4日〔17日〕在党的危机最严重的对刻这样说的。“看到人民的独立的创造性，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我们的同志们满足于仅仅通过议会方法为制宪议会作准备，甚至没有考虑进步前进的可能性。由于接受了列宁的口号，我们就要做生活本身敦促我们做的事情了。”
党4月间在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使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拥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得到加米涅大和穆拉诺大的支持。他在思想上也开始进行自已的那种“重新武装”，他拒绝了当时的领袖们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过激，并通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在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和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草拟的决议案，而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活动当中（这种活动按其性质来说是领导人的工作），列宁出现了。他参加了会议，像个督学走进教室一样。他听了一会儿教师的讲课以后就撇开教师，用一块湿海绵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乱写的无用东西全部擦掉。代表们的情绪由吃惊和抗拒变成钦佩。但是斯大林并不表示钦佩。他非常不快，感到毫无办法并且深为嫉妒。他在全党面前丢了脸，丢脸的程度比他对《真理报》进行了不幸的领导之后在克拉柯夫的秘密会议上远为严重。讨此进行斗争是毫无用处的。他现在也看到了他在一天以前甚至没有猜到的新前景。他所能做的只是咬牙切齿和保持沉默。列宁在1917年4月实现的革命永远铭刻在他的意识中。这使他痛心。他掌握了三月会议的记录，企图把它藏起来，不让党看到，不使记录载入史册。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解决问题。1917年的《真理报》合订本仍在图书馆里保存着。此外，那几期《真理报》都再版了——斯大林的文章本身说明了问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历史刊物和各报出的创刊纪念号都充满了许多回忆四月危机的文章。因此，必须逐步使这一切不再流传，加以伪造，并以新材料来代替。我在1922年偶然使用了党的“重新武装”一语，这个字眼后来成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日益猛烈攻击的对象。
不错，退至1924年，斯大林仍然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在对自己表示应有的宽容以后承认自已在革命开始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写道：“竞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186为了在当时已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保护自己的后方，有必要公开承认这一点。这种承认在两年以后证明对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否认他在1917年3月所采取的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这是不确实的，同志们，这是流言！”仅仅承认他有“某种动摇……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暂时的动摇呢？”雅罗斯拉夫斯基曾以历史学家的资格提到：斯大林在革命开始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四年后，他受到了各方面强烈的压迫。不再容许甚至是提到“暂时的动摇”了。威信这个偶像是个贪心的怪物！最后，在斯大林自己编的“党史”中，他把列宁的立场说成是他自己的立场，把他自己的见解说成是他的敌人的见解。这部了不起的历史宣称：“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组织中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等人持着有条件赞助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的半孟什维主义立场。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187等等。这样，通过逐步把事实变成谎言，黑的就变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称之为“散播谎言”的这种方法贯穿着斯大林的整个传记。在莫斯科进行的审讯中，这种方法的表现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垮了台。
我在1909年分析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的基本思想时写道：“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面现在已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1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党的老干部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反革命特点得到了极端的表现，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问的区别看来已经消失。迫切需要把党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装起来，只有列宁伟大得足以担任这个任务，他在4月间完成了这一任务。显然，斯大林不愿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但是他也没有出来支持列宁。他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加米涅夫，正如十年前他抛弃抵制派那样，也正如他在克拉柯夫会议上不声不响地让调和派听任命运摆布那样。他不惯于为没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辩护。彼得格勒组织的会议从4月14日一直举行到22日。虽然列宁的影响已占优势，辩论有时仍然很激烈。参加的人中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甚至没有到场。显然，他想要暂时被人遗忘。
全俄代表会议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这次会议，要澄清三月会议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大约150个代表，共代表着7.9万个党员，其中1.5万个在首都。对于昨天刚从地下出来的一个反护国主义的党来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坏的。列宁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五个党员被选入主席团，而对三月机会主义政策负责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没有当选。加米涅夫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在会上作少数派报告。“由于认识到古典封建主义残余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还没有消灭,……现在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捷尔任斯基和安加尔斯基等人的基本思想。李可夫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原应来自西方。”反对派演说家支持加米涅夫，坚持说民主革命还未结束。这是真实的。可是，临时政府的任务不是完成革命，而是改变革命的进程。因此，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政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辩论很激烈，然而是和平的，因为在一切根本方面，问题已在事先决定了，列宁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使反对者易于后退。
在辩论进行期间，斯大林作了简短的发言，反对他昨天的盟友。加米涅夫在他的少数派报告中曾争辩说，既然我们并不要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我们就必须要求监督它，否则群众就不会了解我们。列宁反驳说，无产阶级对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监督”,特别是在革命条件下，不是空想，就是等于同它合作。斯大林认定，现在是表示他同加米涅夫有分歧意见的一个大好时机。为了装得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立场的改变作一种解释，他利用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4月19日发表的一项照会。米留可夫的极端帝国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态度，差不多使士兵走上了大街，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列宁对革命的看法是以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孤立的外交照会为基础的，这种照会同政府的其他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斯大林对一般概念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种明显的借口，以便他可能改变，而使他的虚荣心丝毫不受损害。他在“逐步”后退。最初，他说，“拟定纲领的是代表苏维埃，而现在拟定纲领的却是临时政府了。”188在米留可夫照会之后，“政府在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在退却。在这种情形下谈苏维埃监督政府的问题，等于讲空话。”189这番话听来是牵强的和错误的。但是诡计成功了：斯大林这样就设法使自己及时同反对派分离，当投票时，反对派只得到7票。
斯大林在他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中千方百计地弥合他的三月报告（这项报告认为，民族压迫的根源完全是土地贵族）和新的立场（党目前正在研究这种立场）之间的差距。他不可避免地反驳自己说：“支持民族压迫的不仅有土地贵族。除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力量——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把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国内部……。”190此外，追随大资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他们也分享掠夺的果实。”191这就是列宁在战争年代如此坚持不懈地反复讲述的理论。他的报告继续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支持民族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合唱队。”192为了结束这种压迫，必须“把这个合唱队从政治舞台上清扫出去”193。由于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二月革命肯定没有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例如，临时政府尽力反对为扩大芬兰的自治而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应当站在哪方面呢？显然应当站在芬兰人民方面……”194乌克兰人皮达可夫和波兰的捷尔任斯基表示反对民族自决纲领，认为这是空想的和反动的。捷尔任斯基天真地说：“我们不应该提出民族问题，因为这样会耽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因此，我建议从决议案中取消波兰独立问题。”斯大林回答说，“社会民主党既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应当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195这是斯大林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照帝俄时期的旧历，那一天是1917年4月29日。
代表会议具有一次代表大会的特权，因此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留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斯大林、费多罗夫；候补委员是泰奥多罗维奇、布勃诺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和普拉夫定。由于某种原因，在133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只有109人参加了秘密投票。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离开这个城市了。列宁得到104票（斯大林也许是拒绝支持列宁的5个代表之一？）季诺维也夫得到101票，斯大林97票，加米涅夫95票。斯大林第一次按照党的正常方式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当时38岁了。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次由党代表大会选入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时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代表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大错误。他又说，“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纠正。”列宁本来很难有什么理由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候选资格的。列宁只是通过通信了解他是一个不倦的职业革命家。反对意见可能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斯维尔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后在彼得格勒把情况纠正过来，改组了《真理报》；他们在库莱卡的共同生活仅仅增进了他的敌意。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事情。他显然企图在会议上进行报复，以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我们只能猜测他用了什么办法）设法赢得列宁的支持。但是他的图谋没有得逞，如果说在1912年列宁想使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时遭到了代表们的反对，那么现在，当他想排斥斯维尔德洛夫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时，遭到了同样的反对。在四月代表会议上选出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斯维尔德洛夫寿终正寝，其他所有的人——斯大林本人除外——以及四个候补委员，不是被正式枪决，就是被非正式地消灭。
没有列宁，谁也不知道怎徉利用这种空前的局面。大家都受了旧公式的束缚。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现在死抱住民主专政的口号就意味着“实际上倒向小资产阶级”。很可能，斯大林胜过他人之处在于他对倒戈以及对于愿意同妥协派和解、同孟什维克合并，毫无内疚。他丝毫没有由于对旧公式的尊敬而受到妨害。意识形态崇拜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他毫无内疚地抛弃了长期抱有的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的理论。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在他天然具有的机会主义的压力下凭经验行事，这种机会主义总是驱使他寻求阻力最小的路线。但是他在他的立场上并不是孤立的；在列宁回来之前的三星期中，他一直在表示的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内心隐藏的信念。
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的出身和生活条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跟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成职业革命家的工人们非常急切地参加到这派人中间去，他们参加进去以后就失掉自己的特点。党机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点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不止一次成为党动摇的原因，最后成了党堕落的原因。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表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党机构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比较有限的经验，只吸收这个理论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往往只是死记现成的公式，而闭目不视情况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同劳动群众的独立的日常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们易于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战时，党的上层大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人士的妥协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抵抗席卷全国的护国主义歇斯底里方面表现了大得多的稳定性。
革命为民主进程开辟了广泛的行动领域，在这方面，革命使各党的“职业革命家”感到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使战壕中的士兵，村庄中的农民和军火工厂中的工人感到满意的程度。昨天还在地下活动的一批无名之辈突然变成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他们不是成立了议会，而是成立了苏维埃，他们在苏维埃中可以自由地争辩和统治。对他们来说，引起革命的那种阶级矛盾看来正在民主日光的照耀下消失了。因此，几乎在俄国的各个地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了。即使在他们仍然分开的地方，须如在彼得格勒，两个组织对合并的要求肯定是迫切的。同时，在战壕中，在村庄中，在工厂里，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公开和强烈这预示着内战，而不是合并。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在行动起来的阶级和党机器的利益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裂痕。甚至受到特殊革命训练的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在君主制度被推翻后的那一天，就明确倾向于忽视群众，宣布自己的特殊利益同这个机器的利益是一致的。当这种干部成为权力强大的国家官僚时，能期望他们做些什么呢？斯大林是不会对这个问题作任何思考的。他是这部机器的精华，是其中最有力的骨干。
但是，列宁通过什么奇迹在短短几周内把党的道路变成了一条新的途径呢？应该同时在两方面——列宁的个人特点和客观情况——寻求答案。列宁所以强而有力，不仅因为他了解阶级斗争的法则，而目还因为他善于倾听在行动中的群众的意见。他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党机器，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肯定相信，在担负支持地下党的重责的那些工人中，现在有数以千计的人会支持他。当时群众比党更富革命性，党比它的机器更富革命性。早在3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真正态度在许多情况下已变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发出的指示完全不同。列宁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巨大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证实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党机器的权威，像它的保守主义一样，当时只是在形成之中。列宁并不是作为个人发挥影响的，而是作为他体现了阶级对党的影响以及党对它的机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谁试图抵抗谁就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动摇分子同在前线的人趋于一致。抱审慎态度的人参加了大多数。因此，列宁以比较小的损失及时规定了党的方向，并且使党对新的革命作好准备。
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没有列宁指导的情况下行事时，总是犯错误，通常是右倾。然后，列宁像救星一样出现，指明正确的道路。这是不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列宁就是一切，其他所有的人都无足轻重呢？在民主人士中相当普遍的这个结论是极偏的，因此是错误的。对于科学也可以这样说。许多年来，机械学没有牛顿，生物学没有达尔文，似乎就都无足轻重了。这一点也对也不对。为了搜集事实，加以分类，提出问题，为牛顿或达尔文的广泛解决办法准备基础，需要数以千计的普通科学家进行工作。这种解决办法则又影响了数以千计普通的新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天才并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创造出科学来；他们只是加速了集体思考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党有一个天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只是具有列宁的性格和气魄的革命家，才能成为最大无畏的党的领袖，这个党能够使它的思想和行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天才本身是最少有的。一个天才领袖在确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别人快，估计局势比别人透彻，看得比别人远。在一个天才领袖和他的最亲密伙伴之间产生巨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远见所具有的力量抑制了他的伙伴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列宁是“一切”，党没有列宁就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没有党，列宁就像牛顿和达尔文没有集体科学工作一样，将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问题不是大概受了集中和纪律等等东西影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罪恶，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的天才问题。有的作家企图贬低布尔什维党，说布尔什维党以不过幸而有一个天才领袖罢了。这些作家仅仅表明他们自己在思想上庸俗。
布尔什维克领导如果没有列宁，原会找到正确的行动方针，然而是缓慢地找到，并将以磨擦和内部斗争为代价。阶级矛盾原会继续否定和拒绝布尔什维克保守派的毫无意义的口号。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其他二流人物的抉择是，不是坚持表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倾向，就是干脆跑到街垒的另一边。我们决不可忘记，施略普尼柯夫、查鲁茨基和莫洛托夫从革命一开始就试图采取比较左的路线。
但是这并不是说正确的道路总会找到。时间因素在政治中特别是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阶级斗争不会无限期地等待政治领袖找到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天才领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通过可以作为教训的实例缩短了学习时期，使党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影响事变的发展。如果列宁未能在4月初回来，党无疑终于会摸索到他的“提纲”所提出的方针。但是，难道别人不能使党及时对十月的结局作好准备吗？这个问题不能直截了当地答复。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需要迟钝的党机器坚决地面对行动起来的群众和思想——斯大林是不能以必要的创造性主动行事的。他会成为一个制动器，而不是一个推进器。只是在有可能借助这个机器来利用群众之后，他才开始有力量。
很难追溯斯大林在以后两个月中的活动。他突然退居三等地位。列宁本人现在直接日夜负责《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不仅像战前那样从遥远的地方进行控制。《真理报》为整个党定下调子。季诺维也夫是鼓动工作的主宰。斯大林仍然没有在任何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对新政策不热情的加米涅夫，是党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的代表。斯大林实际上已从这个舞台上消失，甚至在斯莫尔尼也很难看到他。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了最杰出的组织活动的最高领导，给党的工作者分配任务，同地方人员打交道，调整矛盾。斯大林除了在《真理报》承担的例行责任和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外，还偶尔分配到行政的、技术的或外交的任务。这种任务远不是很多的。生性懒惰的斯大林，只有在直接涉及他个人利益时才能够因为受到压力而进行工作。否则他宁愿吸他的烟斗和等待。他一度真正感到不快。他到处都为更加重要或更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一想到3月和4月的事情，他的虚荣心就马上受到刺激。他一反自已的本性慢慢地改变了他的思想的趋势。但是，在决定性关头，这证明是一种半心半意的转变。
在风暴般的“四月的日子”里，当士兵们走上大街，抗议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照会时，妥协派像往常一样，忙于向政府提出劝告和向群众作出安抚性的保证。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和其他驻军发出了由齐赫泽签名的一封教书式电报，承认米留可夫的好战照会不值得予以赞同，但是又说，“谈判已在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之间开始，还没有结束”（这种谈判按其性质来说是决不能有结局的）。〔它继续说〕，“鉴于一切零星的和无组织的公开出动的危害性，执行委员会要求你们抑制自己”，等等。
我们从正式的记录中惊讶地注意到，电报的全文是由两个妥协派分子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委员会草拟的，而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斯大林。这是一个小插曲（在那段时期，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他的重要插曲），但是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插曲。这封安抚性的电报是说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监督”的一个小的典型例子。布尔什维克同这项无用政策发生丝毫接触都遭到列宁的特别猛烈的谴责。如果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公开出动不合时宜，这个委员会原应以党的名义，用自己的话对他们这样说，而不是由自己对齐赫泽和李沃夫大公之间的“谈判”负起责任。妥协派之所以把斯大林安插在这个委员会里，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享有任何威信。这就更加是拒绝这项任务的理由了。但是斯大林没有拒绝。在发出这封安抚性电报之后三夭，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恰恰选择了关于米留可夫照会的争执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监督”是毫无意义的。逻辑的矛盾从来没有使这个经验主义者感到不安。
在6月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党组织代表会议上，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基本的政治报告之后，斯大林作了关于《民族团队中的民族运动》的报告。在受到被压迫民族觉醒的影响的现役陆军中，部队自发地按民族重新编制。因此就产生了乌克兰军团、伊斯兰军团和波兰军团等等。临时政府公开反对这种“军队的瓦解”，而布尔什维克则出来保卫被压迫民族。斯大林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它是不会增加什么新东西的。
6月3日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拖了将近三周。来自各省的几十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们消失在大批妥协派分子中间）远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且仍然抱有3月的情绪。要领导他们是不容易的。我们早已知道的一个民粹党人（他在巴库的监狱中曾经一度观察过柯巴）有趣地提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维列沙克在1928年写道：“我用种种方法设法了解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作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克雷连柯坐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桌子旁，列宁、季诺维也失和加米涅夫是主要发言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默默地指导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他们是战术力量。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人的全部重要性。”维列沙克没有说错。斯大林在幕后使布尔什维克党团对投票作好准备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并不总是用原则进行争论。但是他的确具有说服普通的特别是地方上的领导人的妙诀。但是即使在这个工作上，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斯维尔德洛夫，他是在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常任主席。
同时，政府正在使军队对进攻作好“精神”准备，这种进攻使得在国内和前线的群众精神沮丧。布尔什维克党团坚决反对这种军事冒险，并且预言会有灾难。代表大会的多数都支持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决定用街头示威来对付，但是在考虑这一点时，产生了分歧意见。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支柱沃洛达尔斯基不能肯定工人们会走上大街。军队党组织的代表们坚持说士兵们不带武器就不会出来。斯大林认为“事实是，在士兵中间有激动情绪，而在工人中间没有这种明确的情绪”。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反抗政府。最后决定在6月10日星期日举行示威。妥协派很惊慌，他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禁止示威。布尔什维克屈从了。但是代表大会对于它禁止群众示威的命令所造成的恶劣印象感到害怕，因此它规定在6月18日举行一次大示威。结果是出人意料的：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团队都举着布尔什维克标语牌走出来。代表大会的威信遭到了一次无法挽回的打击。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感到了自已的力量。两星期后，他们尝试利用这点。因此就产生了“七月事变”，这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最重要的分界线。
5月4日，斯大林《真理报》写道：“革命正在扩大和探入……走在运动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说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后了。”196恰恰在两个月以后“七月事变”证明，各省大大落后于彼得格勒。斯大林在作估计时所想到的是组织，不是群众。列宁早在四月会议时就说过：“首都苏维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苏维埃吏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竭尽全力设法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各省的苏维埃（组成这种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许多情况下违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设法调节经济生活。但是首都苏维埃机构“落后”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走得太远，以致他们的要求的激进性吓坏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讨论七月示威时，斯大林说，工人们并不希望闹事。七月事变本身驳斥了这个论点，无产阶级无视妥协派的禁令，甚至无视布尔什维克党的警告，涌上了大街，同驻军们并肩前进。斯大林的两个错误特别表现了他的特点：他并未呼吸到工人集会的空气，他跟群众没有联系，不信任群众。他所掌握的情报是通过党机器得来的。但是群众同党比较起来更富革命性，党则比它的委员会委员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场合那样，斯大林表现了党机器的保守倾向，而不是群众的有生力量。
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新闻记者克劳德·阿奈在使法国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势时，指向涅瓦大街那边的一些最大的工厂集中地维波尔格区，“在那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几团驻军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就是朝布尔什维克方向动摇。“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夺取彼得格勒，谁会制止他们呢？”对局势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当时还不可能夺取政权。因为，尽管斯大林在5月写了上面引述的那样的话，各省仍是大大落后干首都的。
7月2日，两个情绪激动的机枪团代表进入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声称他们的团已决定立即全副武装走上大街。会议正式表示反对这个行动。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会议的这个决定。13年后斯大林的一个合作者、悔过的机会主义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这次会议：“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会议室容纳不所有与会者，部分群众从走廊通过开着的门倾听辩论情沉。我也在这部分群众中间，因此我不能清楚地听到这个报告……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出现。由于他说话声音不大，我从走廊里没有听出他说的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斯大林的每句话都很尖锐有力，他的讲话的特点是他的提法清楚……”
与会者分散后就前往自己的团队和工厂，以便阻止群众举行公开示威。斯大林在事后报告说：“在5点钟左右，我曾经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名义正式声明我们决定不举行发动。”197但是，到大约6点钟的时候，示威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198。稍后，斯大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叙述了七月事变的情况：“党不要举行示威，党希望等到在前线的进攻政策名誉扫地时为止。但是国内混乱、克伦斯基的命令和派遣军队赴前线一事所引起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发生了。”中央委员会决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质。“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199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暖昧的证词。这位桂冠诗人在1929年以兴高采烈的语调谈到斯大林如何在《真理报》总部接到喀琅施塔得来的电话，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是带武器还是不带武器出动。斯大林回答说：“步枪？……你们同志们知道得最清楚！……至于我们文人，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武器铅笔，我们到处都带着……至于你们和你们的武器……你们知道得最清楚！……”这个故事大概是夸大的。但是可以感到里面有一点真实之处。总的说来，斯大林倾向于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战斗准备。他总是不信任群众。但是不论什么地方发生战斗，不论是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在巴库的监狱里，还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总是力图使战斗的性质尽可能尖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总是可以用关于铅笔的比喻来审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们决不可夸大这个插曲的意义。这个问题大概是喀琅施塔得党委员会提出的。至于水兵，他们无论如何原会带着他们的武器出动的。
七月事变没有发展成为一次起义，它突破了仅仅是一种示威的范围。有人从窗户和屋顶上进行了挑衅性的射击。发生了没有计划的或者没有明确目的的武装冲突，但是有许多人伤亡。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偶然把彼得巴甫洛要塞攻下一半，塔夫利达宫被包围了。布尔什维克证明自己完全是首都的主人了，却故意把起义作为冒险而否定。斯大林在彼得格勒会议上说：“我们原能在7月3日和4日夺取政权。但是前线、各省和苏维埃会起来反对我们。没有各省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就没有手足了。”由于缺乏直接的目标，这个运动开始消失了。工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工厂，上兵们回到了自已的营房。彼得巴甫洛要塞的问题依然存在，喀琅施塔得驻军仍然占领着这个城堡。斯大林说：“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里终于说服了水兵卫戊部队不要应战……我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一同去找〔指挥官〕库兹明。库兹明……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劝他不要使用武力。我很清楚，社会革命党的军人们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给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教训’。我们阻碍了他们完成他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200斯大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执行这一微妙任务，只是因为他在妥协派的眼中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他们的仇恨是针对其他人的。此外，他跟别人不一样能够在这种谈判中采用避免过分行为并倾向于妥协的一个稳重而混和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调。他肯定没有提到他向水兵提出的关于“铅笔”的忠告。
不顾明显的事实，妥协派宣布七月示威是一次武装暴动，并指控布尔什维克进行阴谋活动。当运动结束时，反动军队从前线开回来。在报纸上出现消息（消息是根据司法部长彼列维尔节夫的“文件”写的）说列宁和他的合作者不折不扣地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接着，诽谤、迫害和骚动的日子开始了。《真理报》报馆被捣毁。当局发布命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造成“暴动”的其他人。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阴险地要求犯罪者自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列宁是应该到当局那里去针对诽谤进行公开斗争，还是应该躲藏起来？这个问题是否会发展为一次法庭审判？有人动摇，在局势发生这种突变时动摇是不可避免的。
在那些日子里谁“拯救”列宁和谁想“毁灭”列宁的问题在苏联的文献中占了重要地位。杰米扬·别德内依在若干时候以前谈到他如何乘汽车赶到列宁那里去，同他争辩，劝他不要效法基督“把自己交在自己的敌人的手里”。前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完全否定了他的朋友的说法。他在报上谈到杰米杨·别德内依如何在芬兰的别墅度过危急时刻。言外之意是，说服列宁的光荣“属于其他同志”。这含意显然表明，邦契为了使某个更有势力的人感到满意，不得不使他的亲密的朋友感到恼怒。
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说：“7日，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妹妹〕到阿利路也夫的住宅去看伊里奇。当时，正是伊里奇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援引必须出席法庭的理由。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激烈地反对他到法庭上去。伊里奇对我说：‘我和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已经决定上法庭去，你把这个决定去告诉加米涅夫吧。’加米涅夫当时躲藏在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我急忙要去，伊里奇叫住我说：‘我们来告别吧，也许我们再不能相见了。’我们拥抱起来了。然后，我去找加来涅夫，并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决定转告给他。傍晚，斯大林等同志来了，说服了伊里奇不上法庭去，这样便保全了他的生命。”201
奥尔忠尼启泽更为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困难的时刻：“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开始了……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列宁决不可躲藏起来，他必须上法庭……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认为。我在塔夫利达宫会见了斯大林。我们一起去看列宁……”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事实：在“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在继续进行时，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在敌人的总部塔夫利达宫平静地会面，没有受到处罚。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重新进行了老的争论：自首还是藏起来？列宁认为不会有公开审讯。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断然反对自首的是斯大林。“士官生〔相当于西点军校的学生〕不会把你带到监牢去。他们会在途中把你杀掉……”这时，斯塔索娃出现了，告诉他们一个新的谣言——根据警察局的文件，列宁是一个奸细。“这些话对列宁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强烈印象。他的脸色紧张起来。他以极大的决心宣称，他必须到监狱去。”奥尔忠尼启泽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试图说服执政的党派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士官生的私刊”但是吓坏了的孟什维克却为他们自己寻求保证。斯大林则在彼得格勒会议L报告说：“我个人向李伯尔和阿尼西莫夫〔孟什维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提出r发表宣言的问题。他们答复说他们不能提出任何种类的保证。”在敌人阵营中进行厂这种试探之后，决定列宁应该离开彼得格勒，稳妥地躲藏在地下。“斯大林着手组织列宁的动身事宜”指挥军队的军官波洛夫策夫将军后来的叙述证明，反对列宁自首的人们多么正确。‘前往贴里奥基〔芬兰〕希望抓到列宁的军官同我，我是愿意要这位先生的完整身体还是碎片一我笑笑回答说，被逮捕的人往往设法逃走。”对干假审判的组织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一个逮捕和杀害列宁的问题，像两年后在德国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比别人更加相信流血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他自已的想法。此外，他远不会担心“舆论”可能说些什么包活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内的其他人动摇了。诺根和卢那察尔斯基本来赞成列宁自首，后来在当天也反对自首。斯大林比别人更加坚决地坚持立场，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最近的苏维埃编史者对这个引人注目的插曲作了什么描绘。38年官方的一个刊物写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后来成为法西斯匪徒的托洛茨基要求列宁向法庭自首。赞成列宁自首的，还有以后被揭发出是人民之敌的法西斯走狗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斯大林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斗争”，等等。事实上，我个人并未参加这些会议，因为在当时我自己也不得不躲藏起来。7月10日，我写信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府宣布我完全拥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7月22日，我被逮捕了。列宁在给彼得格勒会议的信中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在困难的7月日子里，（托洛茨基）证明自己是跟得上局势的。”斯大林没有被捕，甚至没有在这个案件中受到正式控诉，原因非常简单对当局或舆论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我和其他人遭到严酷迫害的时候，报上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虽然他是《真理报》的一个编辑，并在他的文章上署名。谁也没有给予这些文章以丝毫注意，没有人对文章的作者感兴趣。
列宁最初躲藏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后来迁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在那里他同一个名叫叶梅里雅诺夫的工人住在一起。他绝对信任这个工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尊敬地提到了他，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阿利路也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动身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去的时候——那是在7月11日傍晚，斯大林同志和我护送伊里奇到谢斯特罗列茨克车站。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躲在拉兹里夫的草棚里和后来躲在芬兰时，他不时通过我送条子给斯大林。有人把条子送到我的寓所；由于需要立即回答，斯大林在8月间就搬到我处，和我同住在列宁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躲藏过的那个房间。”他显然在这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阿利路也夫的女儿娜杰日达，她当时只是个少女。另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工人，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芬兰人拉希亚，在报刊上谈到列宁如何有一次指示他，“在第几天傍晚把斯大林带来。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找到了斯大林。他们谈得很久”。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斯大林在那段时期里是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员，列宁无疑完全信任他，认为他是一个审慎的进行秘密活动的人。此外，一切情况自然而然地驱使斯大林担任这个角色：季诺维也夫躲藏起来了，加米涅夫和我在狱中，斯维尔德洛夫负责一切组织工作。斯大林比其他人都来得自由些，不像其他人那么受到警察的注意。
在七月运动以后的反动时期里，斯大林的作用变得重要得多了。培斯特柯夫斯基在他的表示歉意的回忆录中谈到了斯大林在1917年夏季的工作情况。他写道：“彼得格勒的劳动群众当时都不大知道斯大林。他也不去寻求群众对他的欢呼。由于没有演说才能，他避免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但是在党的每一次会议上，每一次严肃的组织会议上斯大林都要发表政治讲话。由于这点党的活动分子都很了解他。当有关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议会的候选人问题提出时，在党的活动分子的倡议下，斯大林的候选资格被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之一。”斯大林的名字在彼得格勒的候选人名单上占第六位。……迟至1930年，为了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并不享有声望，仍有必要指出他缺乏“演说才能”。现在，这样一个说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斯大林被宣称是彼得格勒工人的崇拜偶像，是一个第一流演说家。但是，的确，虽然斯大林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7月和8月在总部、在秘密会议上和一般会议上进行了极其负责的工作，同彼得堡委员会进行接触等等。
关于这个时期里的党的领导，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写道：“……直到七月事变为止，斯维尔德洛夫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起，可以说是在布尔什维克总部负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他升到最前面。”这点是真实的。在党遭到严重破坏的日子，那个带着眼镜、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的人的举动，好像什么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继续把任务派给人们，谁需要鼓励就鼓励谁，提供意见，必要时则发布命令。他是这个革命年的真正的“总书记”，虽然他并没有这个头衔。但是，他是党的书记，党的绝对的政治领袖。列宁仍然留在地下。列宁从芬兰送来了有关一切基本政策问题的文章、信件和决议草案。虽然由于他在远处，因而经常犯战术上的错误，但是这使他能够更加肯定地规定党的战略。日常领导工作落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这两个依然自由的最有影响的中央委员身上。同时群众运动大大削弱了。一半党员转入地下。党机器的重要性相应地增长。在党机器内部，斯大林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增长了。这个规律在他的整个政治传记里不变地发生作用，并且可以说是构成了它的主要动力。
7月间直接遭到失败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最后摊牌时，由于各省比较落后，他们的鲁莽行动被粉碎了。因此在首都群众中间的失败主义情绪要比其他任何地方浓厚。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周。在7月中旬，公开的鼓动恢复了，当时在这个城市各个地方的小型集会上，三个英勇的革命家出现了：后来在克里木被白卫军杀害的斯卢茨基；在彼得格勒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沃洛达尔斯基；以及在1936年被斯大林杀害的叶甫多基莫夫。在各处失去了偶然的同路人之后，党在月底再度开始发展起来。
7月21日和2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当局和报纸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次会议。在冒险的进攻遭到惨败之后，前线的代表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来到首都，他们抗议在军队里压制自由和继续战争。他们未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妥协派没有什么可告诉他们的。来自前线的士兵在走廊和接待室里彼此结识，以激烈的军人用语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身居高位之人交换意见。布尔什维克有使自己慢慢渗入各处的秘诀，他们建议这些感到迷惑和愤怒的代表们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商谈。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的有前线29个团队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工厂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周围几支驻军的代表。前线的士兵谈到了毫无意义的进攻，谈到了屠杀，谈到了妥协派委员和再次变得趾高气扬的反动军官之间的勾结。虽然大多数前线士兵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是措词尖锐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被一致通过了。代表们从彼得格勒回到战壕成了鼓吹工农革命的无比的鼓动者。看来在组织这次出色的会议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
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企图使群众不举行示威，但未成功。会议在长时间中断后，举行到7月20日晚上。会议活动的进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作用和他在党内的地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是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的，他谦虚地——没有一点假谦虚的样子——把理论和重要的政策问题留给其他人处理。会议主要是估计在7月的大破坏之后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在一开始时就宣布：“目前，只有季诺维也夫能够成为报告人……如果能听列宁讲话，那是很好的。……”没有人提到斯大林。由于群众运动而中断的会议在7月16日才复会。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正躲藏着，作基本政治报告的工作落到斯大林身上。他作为季诺维也夫的代替者出现了，他说：“很明显，目前反革命所以战胜了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孤立了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202报告人的主旨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但是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胜利。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只要经济崩溃没有得到克服，只要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203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再切合实际了。妥协主义的苏维埃帮助了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这样苏维埃自己就丧失了实际权力，就在昨天，它本来能用一道命令就消除临时政府，而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原能在简单的补缺选举中获得权力。但是现在，这不再可能了。在妥协派的协助下，反革命武装了自己。苏维埃本身只是成了反革命的掩护。为这种苏维埃要求政权，那是愚蠢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204现在谈不上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了。除了准备一次武装起义之外，别无可为。一俟最低微的村民和前线的士兵一起转向工人，马上可能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在出现了这个雄伟的战略前景之后，为就要到来的时期制定了一项极其审慎的战术指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巩固现有的组织并防止群众举行为时过旱的发动……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策略路线。”205
虽然这个报告在形式上是十分初步的，但它对过去几天发生的局势作了彻底的估计。辩论没有给报告人所说的话增加什么东西。1927年，会议记录编辑委员会说：“这个报告的基本主张是与列宁共同商定的，并且是根据列宁还未来得及发表的文章《三次危机》制定的。”此外，代表们知道〔非常可能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的〕，列宁为报告人写了特别提纲。记录说：“参加会议的人要求公布列宁的提纲。斯大林说，他手头没有这个提纲……”代表们的要求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对方针作了如此根本的改变，以致他们希望听到他们的领袖的真正见解。但是斯大林的答复是不容易理解的。如果只是把提纲留在家里，他原能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来，但是提纲从未提出。因此造成的印象是，提纲被藏起来了，不让会议看到，甚至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七月提纲》同列宁在地下所写的其他各项文件不同，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由于唯一的一份掌握在斯大林手里，我们必须假定，他已把它丢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谈及丢失的事情。记录编辑委员会假定：列宁的提纲是他根据他的文章《三次危机》和《论口号》的精神写的。这两篇文章是在这次会议之前写的，并且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在喀琅施塔得发表的，因为那里仍然有出版自由。事实上，把内容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报告只是阐释了这两篇文章，他没有加上一句独创性的话。显然，斯大林没有看到这两篇文章，并且没有想到有这些文章；但是他利用了提纲，提纲的思想内容同文章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报告人“忘记”把列宁的提纲带到会议上，为什么这项文件从未予以保留。斯大林的性格使得作这种假设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在代表会议委员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在那里，沃洛达尔斯基拒绝承认反革命在7月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得到了多数。现在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不再由斯大林在会议上辩护，而是由沃洛达尔斯基辩护了。斯大林没有要求提出少数报告，没有参加辩论。代表中间的思想很混乱。沃洛达尔斯基的决议案最后得到28个代表的支持，3个代表反对，28个代表没有投票。维波尔格区的一批代表为他们不参加投票提出的借口是：“列宁的提纲没有公布，报告人没有为这项决议案辩护。”这番话显然暗示把提纲藏起来是不适当的。斯大林一言未发。斯大林把提纲藏起来的做法引起不满，而且他未能为提纲得到多数票，因此他遭到了双重失败。
至于沃洛达尔斯基，他继续在实质上为布尔什维克的1905年革命纲要辩护：首先是民主专政；然后是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决裂；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为社会主义专政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莫洛托夫和其他几个人的支持下，为列宁的新概念辩护：只有依靠最贫困的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开辟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同沃洛达尔斯基比较起来，斯大林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沃洛达尔斯基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反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点，同列宁和斯大林比较起来，也是正确的。辩论还要在几天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斯大林写的一项呼吁，《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项呼吁有一部分说：“……被收买的仆从和卑怯的诽谤者敢于公开‘控告’我们党的领袖‘叛国’……?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像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206除了列宁以外，迫害和辱骂的主要受害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自已。当“资产阶级流氓”辱骂他们的时候，这些名字对斯大林特别亲切。
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在性质上是7月26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预演。那时，彼得格勒各个区苏维埃差不多全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在工会总部，像在工厂和车间委员会一样，布尔什维克势力占统治地位。代表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会集中在斯维尔德洛夫手里。政治准备工作由列宁从地下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报纸开始再次出版），从各个角度来说明政治形势。他为党代表大会草拟了一切基本决议案，并在同各个报告人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审慎地估量一切论点。
这次代表大会称为“统一的”代表大会，因为彼得格勒区联派组织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加入党。属于这个组织的有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尤列涅夫、卡拉汉和我，以及以种种方式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其他革命家。《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在战争年代，区联派很接近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这个组织大约有4000名工作人员。
报纸上登载了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代表大会是在两个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半公开地举行的。在政府人士当中有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说法。但是在摊牌时，克伦斯基决定，不冲进维波尔格区是比较明智的。对一般公众来说，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人们是不著名的。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后来著名的有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尤列涅夫、曼努伊尔斯基……主席团由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甚至在这里，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最著名人们缺席，斯大林的名字仍然列在末位。代表大会决定致电慰问“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柯伦泰和所有其他被逮捕和遭迫害的同志”。这些人被选入了名誉主席团。1938年出版的刊物只说列宁被选入名誉主席团。
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自从四月代表会议以来，党从8万人发展到24万人，即在人数方面增加了两倍。在七月事变的打击下，这种发展是健全的。全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发行总额的微不足道是令人惊讶的——这样一个大国只发行32万份！但是革命的主张像电流一样，布尔什维克思想渗入到成百万人的意识中。
斯大林重复了他的两个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活动的报告和关于国家情况的报告。斯大林在提到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首都赢得了大约20％的选票〕时报告说“中央委员会……竭尽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有意无意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战。”207自从三月会议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月会议时，斯大林曾经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革命民主”的一部分，并且曾经依靠立宪民主党人来“巩固”革命成果。
同惯例相反，从政治报告中摘出了战争问题、社会护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瓦解和世界社会主义内部成立集团的问题，交布哈林去论述，因为斯大林对国际问题是一窍不通的。布哈林说，通过对临时政府和其他协约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和平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能早日达到以民主方式消灭战争的目标。斯大林继布哈林之后作了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就两个报告联合进行了辩论，虽然不久就很清楚，两个报告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斯大林报告说：“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么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一切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条件下的必要的问题提出来了……”208此外，“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所有这一切排斥了劳动群众拒绝干预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在俄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现实基础就在这里。”209
他的主要论点的明显矛盾是惊人的。如果说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成为空想，那么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破坏并不会使社会主义时代更加接近，相反，会使这个时代空前遥远。事实上，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不是基于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的破坏，而是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战前以及在不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而且的确看到了。不错，战争加速了群众中的革命过程使它快到不可估量的地步，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革命的社会内容。应该补充说，斯大林的论点是从列宁的一些孤立的、没有得到发挥的言沦抄袭来的，发表这些言论的目的是要使老干部认识重新武装的必要性。
在辩论当中，布哈林设法部分地为这个旧的布尔什维克方案辩护：在第一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同农民并肩进军；在第二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欧洲无产阶级并肩进军。斯大林反驳说：“照布哈林看来前途如何呢？在他看来，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实行的是农民革命。但是要知道农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会师，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汇合在一起。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同时为其本身的要求而斗争。因此我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210这是绝对正确的。除了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农民革命赢得胜利。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无法取得政权。斯大林使用了到1917年4月为止一直被斥为“空想”的论点〔这种论点在1905年初第一次得到说明〕来反驳布哈林。但是在几年之内，斯大林忘记了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这种论点。相反，他同布哈林一起重新提出“民主专政”方案，这个方案将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占重要地位，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起致命的作用。
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改变基调，从和平地把政权转移给苏维埃改为准备武装起义。为了武装起义，首先必须了解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它的总方向是清楚的——从人民到资产阶级。要断定变化的程度则困难得多。只有阶级之间的另一次公开冲突才能衡量力量的新的对比。8月底，这个考验来临，因为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叛了。这次叛乱立即表明，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民或军队中间仍然得不到支持。因此，七月事变表明的变化是表面的和插曲性的。然而它是十分真实的，因此，建议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苏维埃是不能设想的。列宁在制订新方针时，首先关心的是使党尽可能坚决地正视改变了的力量对比。在一定意义上，他采取了故意夸大其词的办法：低估敌人的力量比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更加危险。但是过高估计原会使代表大会踌躇不前，像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发生的情况一样，特别是因为斯大林对列宁的主张作了过分简化的陈述。
斯大林说：“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211某些代表坚决认为反动派在7月的胜利是暂时的，反革命并未获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还未被废除而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他们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像他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一句陈腐的话来答复：“在革命期间并不产生反动。”事实上，每一次革命的轨道都是由上升和下降的特殊曲线组成的。敌人进行的或者由于群众本身非常落后而造成的反震动（这种反震动使得这个政权更加适应反革命阶级的需要）造成了反动，而没有撤换那些掌权的人。但是反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权不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那是不可设想的。在7月并没有出现这种决定性的政权转移。迄今，苏联历史学家和评论员继续从书上抄袭斯大林的公式，而不自问一下：如果政权在7月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得不在8月发动叛乱？直到七月事变为止，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影子，实际权力在苏维埃手中。在七月事变后，部分实际权力从苏维埃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但是只是一部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未消失。后来决定十月革命的性质的正是这件事情。
斯大林进一步说：“如果反革命竟然再苟延一两个月，那只是因为联合的原则没有废除。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212让我们注意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这就是党在以后几年的公式。在一切重要方面斯大林的报告对局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作了正确的预测——列宁的估计和预测。但是，像通常一样，他的报告缺乏对思想的阐释。这位报告人作出论断，他从不加以证明或争辩。他的估计是凭经验作的，或者是现成的；他的估计并没有经过分析性的思考，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些估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有机联系本身产生了必要的论证、演绎和说明。斯大林，作为一个论战者，喜欢不时以格言的方式重申人们已经表示过的主张，这种格言认为需要证明的事情已经得到证明。这些论点往往夹杂些粗鲁之词，特别是在最后，因为那时不必害怕反对者的反驳了。
1938年，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出版物写道：“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一起被提到的只是3个死人。但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说，有21个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党的半合法性，通过秘密投票当选的人的名字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得票最多的4个例外。列宁——在可能有的134票中得到133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他们以外，当选的还有下列诸人：诺根、柯伦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勃诺夫、阿尔乔姆、乌里茨基、米柳亭、别尔津、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穆拉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和邵武勉213。这些名字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8个候补委员的名字肯定地得到确认：洛莫夫、越飞、斯塔索娃、雅柯夫列娃、查帕里泽、基谢廖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
代表大会在8月3日结束。次日，加米涅夫从狱中获释。从那时起，他不仅经常在苏维埃机关中讲话，而且还对党的一般政策和斯大林个人施加了明确的影响。虽然他们二人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适应了新的方针，但他们要摆脱自己的心理习惯是不容易的。只要可能，加米涅夫就要磨平列宁的政策的锐角。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一点；他只是避免惹祸。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会议问题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会议的倡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挣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会议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列宁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会议。在8月6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赞成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为党的立场辩护。相反，斯大林没有发表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锐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10天以后，并且只是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斯大林也并没有公开支持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获释以后民主的司法部长就马上在报纸上造谣说，他同沙皇秘密警察有某种联系。加米涅夫要求进行调查。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郭茨（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袖）讨论加米涅夫案件中的一项任务”。他过去被派过同样的任务：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讨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案件，同孟什维克阿尼西莫夫“讨论”对列宁的保证。斯大林一直留在幕后，他比其他人更加适合担任各种微妙的任务。此外，中央委员会始终相信，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进行的讨论中不会让任何人蒙蔽他。
斯大林8月13日在论述对加米涅夫的诽谤的时候说：“反革命卑鄙的嘶嘶声又变得响亮起来了，令人厌恶的反动毒蛇从角落里出来，伸出了毒舌。它要蜇人，然后偷偷缩进它的黑暗蛇窟……”等等这是他的典型的梯弗里斯“变色龙”的风格。但是，这篇文章不仅在风格方面是有趣的。作者接着说：“恶劣的引诱，颠狂的谎言和诽谤，无耻的欺骗，低劣的伪造和捏造，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起初，他们企图诽谤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是德国的间谍。这一点失败之后，他们想要把这些战士说成是沙皇的间谍。这样，他们试图污蔑那些把自己的有觉悟的一生献给反沙皇政制的革命斗争事业的人是……沙皇的奴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反革命的头目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加米涅夫无能为力，把他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位公认的领袖加以消灭。”很可惜，在1936年审判加米涅夫时，这篇文章没有在检察官维辛斯基的材料中出现。
8月30日，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写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要做的事情》。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有必要正视现实：在彼得格勒，现在有许多情况有利于187l年巴黎公社所代表的起义的出现。”未提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列宁在9月3日写道“提到公社的话是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公社不可能立即向人民提供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时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即给农民以土地，立即实现和平的建议。”对季诺维也夫的打击也打击了报纸的主编。但是，斯大林吊持沉默。他准备匿名支持右派对列宁进行的任何论战。但是他很谨慎，不使自己牵涉进去。一有危险的迹象，他就躲开了。
对于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报纸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是中央机关报的主编，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是一位作家，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演说家，根本不适合进行任何公开活动。他没有写过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讨论，没有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遍传播。他关于时事的评论不是个人的，并且完全是在党当时的观点的范围以内。他是被委派担任报纸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不是一个革命的政论家。
群众运动恢复了，暂时脱离工作的中央委员重新进行活动，这自然使斯大林退出他在7月代表大会期间所据有的显著地位。自那以后，他的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群众既不知道，敌人也不注意。1924年，党史委员会出版了共分几大卷的革命编年史。第四卷共422页，所说的是8月和9月的事情。它记录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争吵、决议、演讲和在任何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文章。在这一卷中，三次提到在当时实际上是无名的斯维尔德洛夫，提到加米涅夫46次，提到我（8月和9月初我是在狱中度过的）31次，提到在地下的列宁16次，和列宁同样命运的季诺维也夫提到6次，斯大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甚至在约有500个专名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月中，报纸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或他听发表的一篇讲话。参加当时的事变的或多或少是著名的人，没有一个曾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
幸而有可能通过中央委员会在7个月（1917年8月到191吕年2月）中的记录，或多或少是详尽地追溯斯大林在党的生活中或者不如说是在党总部工作人员生活中的作用，这些记录得到保存，但的确是不完全的。在政治领导人米柳亭、斯米尔加、格列博夫缺席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比斯大林更适合于公开露面的人物被派参加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党的决定中很少出现斯大林的名字。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被委派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这三个人也被委派草拟关于斯德哥尔库会议的决议。斯大林被派同一家印刷厂谈判关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报的事宜。他还参加另一个起草一项决议的委员会，等等。在7月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关于根据“严格分配职务”的原则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动议被通过了。但是草拟这项动议要比付诸实行容易些。事变的进程在若干时候内继续使职责发生混乱，使决定被推翻。9月2日，中央委员会指派了一家周刊和一家月刊的编辑委员会，斯大林参加了这两个委员会。9月6日（在我出狱以后），在一家理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中由加米涅夫和我代替了斯大林和梁赞诺夫。但是这项决定也只是留在记录中。事实上，两家杂志各只出版一期，实际的编辑会同被指派的委员会完全不同。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即将举行的大会准备一项党纲草案。这个委员会由列宁、布哈林、我、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柯伦泰组成。斯大林未被列入，这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反对他的候选资格，而只是因为当问题是草拟一项绝顶重要的党的理论文件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但是党纲委员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在日程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党起义获胜并执掌了政权，而没有一项拟好的纲领。甚至在纯粹是党的事务上，事件并不总是按照党统治集团的先见和计划使用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一些编辑部、委员会、三人小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而在它们还来不及开会以前，就被新事件打乱了，人人都忘记了昨天的决定。此外，由于进行秘密活动，记录被稳妥地收藏起来，谁也没有提到它们。
相当奇怪的是，斯大林是比较经常地缺席的。在中央委员会于8月、9月和10月第一周举行的24次会议上，他有六次缺席，其他六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没有得到。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种不按时出席会议的作风尤其不可宽恕，因为他没有参加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在公开集会上讲过话。他本人显然并不重视他自己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现在却说他是参加这些会议的。在若干情况下，他缺席无疑是由于他的感情受到伤害和由于恼怒。他每当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就不高兴而躲起来，梦想进行报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载出席会议的委员的次序：9月13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15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辛可夫、诺根、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20日：托洛茨基、乌里茨基、布勃诺夫和布哈林等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缺席）；9月21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缺席）。名字的次序当然不是有规定的，有时候不按次序。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在前一时期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缺席时，斯大林的名字经常列在首位。当然，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关于斯大林，再也找不到更大的事情了。此外，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公正地反映了党的日常生活和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
运动的范围越大，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就越小，他就越难在普通的中央委员中间突出。在10月这个决定性年头的决定性月份中，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那么受人注意了。这个残缺的中央委员会（他的唯一的真正基地）本身在这些月份中缺乏固有的自信心。它的决定往往由于外部的因素而归于无效。整个说来，党机器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在革命动乱中有着巩固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口号的影响越广泛和深入，委员会委员越难掌握这个运动。苏维埃越是受党的影响，这个机器发现自己的地位越小。这就是革命的矛盾之一。
1917年的情况在后来局势较为平静的时候相当明朗化了，在提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是十分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把事情说得好像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政策是由中央委员会直接指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约在9月初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会议记录无疑表明，除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我参加的几次全体会议以外，中央委员会并未起政治作用。它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采取过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里的许多决定仍然决而未行，因为同苏维埃的决定发生冲突。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时间考虑之前，就付诸实行。只是在取得政权、结束内战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制之后，中央委员会才逐渐开始把对苏维埃活动的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到那时才轮到斯大林。
8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强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的政府会议。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人粗暴地操纵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8月12日在莫斯科工人举行抗议总罢工的紧张局势下开幕的。未被准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力量。资产阶级吓坏了，并且非常愤怒。科尔尼洛夫总司令在21日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在25日开始向彼得格勒进军，一心要建立个人专政。对科尔尼洛夫作了错误估什的克伦斯基宣布这位总司令是“祖国的叛徒”。甚至在那个紧要时刻，即8月27日，斯大林都没有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去。索柯里尼柯夫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到了委员会。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准备同苏维埃多数的机构就军事措施达成协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抱着谢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士兵和工人目前追随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没有经过流血被迅速镇压下去了，苏维埃在7月间部分丧失的权力完全恢复了。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在报纸上向妥协派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苏维埃接管政权，保证宣传的完全自由，布尔什维克将完全在苏维埃合法性的基础上采取他们的立场。妥协派好战地拒绝同布尔什维克达成折衷办法。他们继续向右派寻找自己的盟友。
妥协派的粗暴拒绝只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像在1905年一样，第一个革命浪头使孟什维克占有的优势不久就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烟消云散。但是同第一次革命中的倾向不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成长是同群众运动的高涨而不是同它的衰退一致的。这个重要过程在农村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一个左翼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农民中占优势）分裂出来，试图同布尔什维克齐步前进。大城市的驻军几乎完全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一个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作证说，“的确，布尔什维克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每日经常地在车床旁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与布尔什维克同生活，共呼吸。他们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中。”他们是在党的手中，而不是在党机器的手中。
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一项政治决议。力图不屈服的妥协派决定进行一次新的较量。9天后，问题在苏维埃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旧主席团和联合政府政策得到了414票，519票反对，67票弃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食其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之果。苏维埃用我作为其新任主席提出的决议欢迎它组织的新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将作为内战政府载入革命史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这是对拒绝我们的“折衷办法”的妥协派公开宣战。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的所谓民主会议于9月14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它表面上是为了抵消政府会议，而实际上是为了批准这个腐败透顶的旧联合政府。妥协派变得疯狂起来了。几天前，克鲁普斯卡娅秘密赴芬兰去看列宁。在一节满载士兵的车厢里，人们谈论的不是关于联合政府，而是关于起义的事情。“当我把这些士兵的言论告诉给伊里奇的时候，伊里奇立即深思起来，以后他无论说什么话脸上的深思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显然，他谈的是一个问题，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武装起义问题，在想如何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214
在民主会议开幕的那天——（一切假民主议会中最愚蠢的一个）——列宁给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及《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次他要求立即行动发动团队和工厂的人们，逮捕政府成员和民主会议成员，夺取政权。显然这项计划不能在当天付诸实行；但是它的确引导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和活动进入新的途径。加米涅夫坚持断然拒绝列宁的建议——说它是灾难性的！加米涅夫害怕这些信件在党和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他主张把副本全部毁掉，只留一份存入档案，他得到六票。斯大林建议“把这两封信发给最重要的党组织，并建议它们进行讨论”。最近的评论说，斯大林的建议的目的在于“组织地方党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力促它执行列宁的指示。”如果情况是这样，斯大林原会直接出来为列宁的建议辩护，原会以他自已的决议来对抗加米涅夫的决议！但是他的想法远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比中央委员会更右倾。把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列宁信件发给他们看，等于是表示不赞成这些信件。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发生冲突，就有可能申辩说，地方委员会违抗。中央委员会由于优柔寡断而陷于瘫痪。会议决定把列宁信件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列宁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答复。但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在五天后举行的下次会议上露面，信件问题甚至未被列入议程。气氛越热，斯大林的花招越冷。
民主会议决定在资产阶级同意下组织类似代议制机构的某种机构，克伦斯基答应给予这个机构以咨询权。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共和国国会或预备国会应持什么态度，立即成为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他们在走向起义的道路上到底是应当参加这个国会，还是不理它？作为中央委员会在民主会议党团会议上的报告人，我提出了抵制的主张。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分成了两半〔九人主张抵制，八人反对抵制〕，它把这个问题提交党团作出决定。为了说明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两项报告：托洛茨基的报告和李可夫的报告”。斯大林在1925年坚持说，“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加米涅夫和诺根）。215这番话几乎是对的。当党团决定结束辩论时，它决定再让每方派一位代表为已说话：斯大林代表抵制派，加米涅夫（而不是诺根）代表参加派。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得了77票；斯大林和我得了50票。地方人员使抵制策略遭到失败，他们同孟什维克的分离在国内许多地区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表面上看来分歧似乎是不重要的。事实上，基本问题是，党到底是准备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起反对派的作用呢，还是为自己规定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斯大林后来由于这次事件在官方历史中占重要地位而追述了他担任的报告人角色。这位厚道的主编自动地补充说，我支持“中间路线立场”。在后来的版本中，我的名字被完全删去了。新的党史宣称：“斯大林……坚决反对参加预备国会。”216但是除了会议记录的证词之外，还有列宁的证词。他在9月23日写道，“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217然后加了一个脚注：“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但是，克里姆林宫当然已正式规定从新版《列宁全集》中消除所有的这种过失。
l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预备国会。“我们向人民呼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等于号召起义。就在那天，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这个有意说得含糊的名称掩盖了一项具体任务：侦察和为起义进行准备。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和我被委派组织这个局。由于记录很简要，又没有其他文件，作者不得不在这一点上靠自己的记忆力。斯大林拒绝参加这个局，建议由没有什么权威的布勃诺夫代替他。他对这个主张本身持保留态度，如果不是持怀疑态度的话。他是赞成起义的，但是他不相信工人和士兵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他是孤立的，他不仅同群众没有联系，而且甚至同他们的苏维埃代表也没有联系，他满足于党机器的歪曲的印象。对群众来说，7月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实际上，盲目施加的压力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的信心已经带有怀疑色彩了：他们能够做他们答应做的事情吗？布尔什维克鼓动者不时抱怨说，群众对他们有些冷淡。事实上，群众对于等待、犹豫不决和说空话已感到厌倦了。但是在党机器中这种厌倦经常被称为“缺乏战斗情绪”。因此，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产生了怀疑。此外，在就要起义以前，甚至最勇敢的人也一定会在心窝中感到有点冷。这一点并不总是得到承认，但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自己的心情很暖昧，他决不会忘记4月，当时，他作为明智的“有经验的人”大受羞辱。另一方面，斯大林信任这个机器的程度远超过信任群众的程度。在一切最重要的场合，他的保身之法是同列宁一起投票。但是他并未主动支持所通过的决议，不直接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保护着后退的桥梁。像一个拖后腿的人影响别人，最后由于他越出常轨而错过了参加十月革命的机会。
的确，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毫无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群众的过错。9日，斯莫尔尼同政府发生了新的尖锐的冲突，政府下令把革命军队从首都调到前线。驻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保护者苏维埃的周围。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获得了具体基础。昨天发起组织这个情报局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转向在苏维埃本身内成立一个军事参谋部。第一步是在同一天即10月9日采取的。“为了对付总参谋部领导革命军队撤出彼得格勒的企图”，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因此，根据事情的逻辑发展，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任何讨论，起义就几乎是突然在苏维埃舞台上发动了，并开始利用它的苏维埃总参谋部，这个参谋部要比10月7日成立的情报局有效得多。
中央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举行的，列宁戴着假发参加。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列宁的动议，这项动议主张把武装起义作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困难在于时间问题，即使对最有信心的起义的支持者来说，也是如此。早在民主会议的日子里，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规定10月20日为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现在可以完全保证布尔什维克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至少在彼得格勒，起义必须在20日之前发动；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并将有被解散的危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15日左右在彼得格勒发动起义，这一点没有在书面上记录下来。因此，剩下的准备日子只有五天了。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够的。但是党是它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强加于妥协派的那个日期的俘虏。我宣布执行委员会已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参谋部，这项宣布并未造成很大的印象，因为这主要是一个计划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论战，他们两人坚决反对武装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似乎不是根本没有讲话就是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无论如何，在记录中，丝毫没有关于他可能说过的什么话的痕迹。这项动议以十票对二票获得通过。但是所有参加的人对于这个日期仍然抱有疑虑。
在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次会议持续到午夜以后），根据捷尔任斯基的相当偶然的倡议，决定“为在政治上指导起义而组织一个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组成的局”。但是这个重要决定毫无结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躲藏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调和地反对10月10日的决定。“起义政治指导局”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只有它的名字保留在用铅笔写的杂乱的记录里（在用墨水写的附言中）。这个有名无实的局以“七人”这个简称载入了官方的历史中。
组织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迅速地进行着。当然，吵闹的苏维埃民主机器使得不可能进行任何决定性的刺激。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列宁担心会有拖延，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他的要求，10月16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最重要的彼得格勒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在形式上，他们的态度比前更加强硬。六天过去了，起义还没有开始。季诺维也夫要求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时再作出决定，以便同各省的代表“磋商”。他在内心里希望他们给予支持。在辩论时，情绪很激动。斯大林第一次参加了这种讨论。他说，“起义的日子应该选择得适当。只能这样来理解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而不让反革命组织起来呢？”218他是在为党的选择攻击时刻的抽象权利辩护——而问题却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代表大会证明不能立即夺取政权，那只会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而损害这个口号。季诺维也夫坚持说，“我们必须坦率地对我们自已说，我们不会在今后五天内试图发动起义。”加米涅夫也力陈这一点。斯大林并未直接对付这个问题；他以这样的惊人词句作为结束语：“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赞同调走军队。”219他只是重申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最近提出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同他自己的抽象的演说毫无关系。但是，“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几天还是几周的问题吗？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作具体说明。他自己的头脑对局势是不清楚的。
10月16日的决议以20票对2票的大多数获得通过，3票弃权。但是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关于在彼得格勒的起义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发动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很难找到答案。从政治上说，在代表大会之前发动起义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付诸实行，剩下的时间太少了。10月16日会议从来也没有设法调和这个矛盾。但是这时，妥协派来救援了。第二天，他们由于自己的原因决定把他们根本不想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推迟到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出人意料的延期提出公开扰议，但是暗中表示感谢。额外的五天完全解决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困难。
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以及在起义之前最后几周出版的《真理报》十分详细地追溯了斯大林在起义的背景下的政治行径。正如战前他一方面在表面上支持列宁，同时寻求调和派的支持来反对“在墙上爬”的侨居国外的人那样，现在他一方面同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的多数站在一起，而同时支持右翼反对派。像以往一样，他是谨慎行事的。但是，事变的迅速发展和矛盾的尖锐性迫使他不时采取比他所想要采取的更进一步行动。
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反对起义的信。在党的领导人当中的情况立即变得极其严重。列宁在地下大为震怒。为了能够传播自己关于起义的观点，加米涅夫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个问题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斯维尔德洛夫公布了列宁的信件，这封信斥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由于在同一上午《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的声明，危机突然复杂化，声明说：“列宁同志的文章的尖锐语调并没有改变在基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这个事实。”这个中央机关报认为，指责列宁的抗议的“尖锐性”而不指责这两个中央委员反对党关于起义的决定的公开立场是适当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则”上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在当时还有比起义问题更为根本的什么问题一样！中央委员们惊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
斯大林在编辑部的惟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驳列宁的那篇社论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斯大林就在起义前四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反对他自己的编辑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愤怒。
斯大林继续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他争辩说，“我们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辞呈以五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项决议以六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这项决议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会议记录说：“斯大林说，他要离开编辑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惟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
从围绕着斯大林所创造的传奇来看，他的这个行动可能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他的内在性格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和猜疑性的谨慎在历史性的决定时刻迫使他隐退，等待时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保证自己可以来来去去。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辩护肯定不是由于感情上的考虑。4月，斯大林改变了他的正式立场，但是没有改变他的思想。虽然他投票支持列宁，他在感情上与加米涅夫要接近得多。此外，对于他自已的作用的不满自然使他要和其他感到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即使在政治上他和他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起义以前的整个最后一周中，斯大林在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我为一方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之间玩弄手法。在10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恢复了最近被打乱的平衡，建议指定列宁为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提纲，并建议指定我准备政治报告。这两个动议都一致通过。如果当时在我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任何分歧——这是在几年以后所捏造的一个谣——一的话，中央委员会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委托我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作这个最重要的报告吗？在这样使自己站在左边以后，斯大林再次隐退，等待时机。
传记作家对于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一事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不管他们多么愿意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提到他的名字的话——在文件中，或者许多回忆录中都是这样。为了设法弥补这个大的空白，官方的历史编纂学家把起义同所谓准备这次起义的某个神秘的党“总部”联系起来，这样来暗示他参加了起义。但是，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叙述关于这个“总部”的活动，关于它的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关于它指导起义所使用的方法等等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总部”。但是，这个奇谈是值得注意的。
在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同彼得格勒党的一些主要的组织者举行的会议上，决定组织由五名中央委员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列宁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仓促写成的一项决议案说，“这个总部将成为革命苏维埃委员会的一部分。”这样，按照这个决定的直接的意义，成立“这个总部”的目的不是为了独立地领导起义，而是补充苏维埃参谋部。但是，正像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临时想出的其他许多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从未实现。就在中央委员会在我缺席情况下在一张纸上组织一个新的“总部”的时候，由我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肯定地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完全负责了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斯维尔德洛夫——他的名字列在“总部”成员名单上的第一位（并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最近的苏维埃刊物所错误记载的那样）——在10月16日的决议前后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密切联系下进行了工作。迟至10月24日，“总部”的另外三名成员——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每人都是单独参加的，好像10月16日的决议根本没有通过一样。至于斯大林，根据他在那个时期的整个行动方针，顽固地不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者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参加它的任何一次会议。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根据正式发表的记录轻而易举地加以证实。
在10月2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四天以前成立的“总部”是应该报告它的工作的，或者至少要说它已开始工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只有五天了，而起义是应当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举行。斯大林太忙，不会有功夫来做这件事。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他退出《真理报》编辑部的辞呈。但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总部”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一个都没有提出关于这一点的暗示。10月16日会议的记录显然被谨慎地搁置起来，以便掩盖关于列宁“非法”参加会议的一切痕迹，而且随后的富有戏剧性的四天中，这个“总部”更加容易被忘记，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紧张活动已完全排斥了对任何这样的补充机构的需要。
在10月21日举行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参加的下次会议上，又没有关于这个“总部”的报告，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它。中央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好像从来没有通过关于一个“总部”的任何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再派十名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斯大林）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改进它的工作。但是这只是另一项仍然是在纸面上的决议。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迅速进行中，但是沿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途径进行。首都驻军的实际主人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寻求借口来公开与政府决裂。这个地区的驻军的司令官在10月22日提供了这个借口，因为他拒绝让委员会的委员控制他的参谋部。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局（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参加了）决定承认与驻军的决裂是一个既成事实并采取攻势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任何人都从未想到请他参加。凡是在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候，没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总部”的存在。
直接发动起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24日上午在斯莫尔尼（现在变成堡垒）举行的。会议一开始，加米涅夫220的一项动议就被通过了：“任何中央委员非经特别许可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议程上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就在起义开始的那个时刻，也没有提到所谓的“总部”。会议记录说：“托洛茨基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使用，以便同邮电工作人员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第三个委员则监视临时政府。”捷尔任斯基奉派同邮电工作人员进行接触，布勃诺夫奉派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斯维尔德洛夫则奉派监视临时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建议在彼得巴甫洛要塞派驻一批后备人员，委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实现这个目的。决定：‘派斯维尔德洛夫去同这个要塞保持经常接触’。”这样就第一次把“总部”的三个成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使用。如果这个“总部”存在并且忙于为起义进行准备，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是不必要的了。记录说，“总部”的第四个成员乌里茨基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但是第五个成员斯大林在什么地方呢？
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参加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中央委员规定是自己不得离开斯莫尔尼。但是，首先，斯大林甚至没有到那里去。1929年发表的会议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解释他缺席的原因。谁也没有把这一点当做问题提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关于发动起义的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没有斯大林参加、甚至在丝毫没有他间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当这出戏中的一些角色分派给各个演员时，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谁也没有建议派他担任什么角色。他只是退出了这场游戏。也许他从某个秘密隐藏地来领导他的“总部”？但是这个“总部”的其他所有成员继续留在斯莫尔尼。
在公开起义已经开始的时刻里，同别人隔绝的列宁很为焦急，他向地区领袖发出呼吁：“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221从这封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直到10月24日晚上，列宁对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动进攻一事还一无所知。同列宁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斯大林来保持的，因为他是警察丝毫不加注意的人物之一。必然要得出这样的推论由于斯大林那天早晨没有去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后来一整天都不在斯莫尔尼，他直到深夜才发现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在紧张地进行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懦夫。指责斯大林是懦夫是没有根据的。他只是在政治上不表示态度。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宁愿在紧要时刻作骑墙派。他在采取立场之前，先等待看看起义的结果如何。如果失败的话，他就能对列宁、我和我们的信徒说：“全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在那些日子的易于发怒的脾性，才能按照功过来估量这个人的冷静的勇气，或者如果你喜欢说的话，估量一下他的阴险之处。
不是的，斯大林并没有领导这次起义——既没有亲自领导也没有通过某个“总部”领导。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甚至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记录、回忆录、无数文件、参考性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谁也没有提到这个所谓“总部”，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领袖，或者是以其他某种资格参加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党没有记着他，只是在1924年，党史委员会在搜集各种材料时，才发现10月16日会议记录中有关于成立一个实践“总部”的决议全文。当时正在跟左翼反对派和我本人激烈进行的斗争要求对党史和革命历史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记得，到处有朋友和有联系的谢雷布里亚科夫有一次对我说，斯大林的秘书处对发现这个“总部”感到非常高兴。
我惊奇地问道：“这一点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精明的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他们将以此为依据编造一些东西。”
但是甚至在当时，关于这个“总部”的问题，仍只限于一再重新刊印会议记录并含糊地提到它。1917年事变对每个人来说记忆犹新。革命的参加者还没有被消灭。被列为“总部”成员的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仍然活着。由于纯粹的宗派狂热，捷尔任斯基当然完全能够同意把并非斯大林的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但是他不能把这种成就归功于自己，那是他力所不及的。捷尔任斯基后来去世了。布勃诺夫失宠和被消灭的原因之一，无疑就是因为他拒绝作假见证。其他人都记不得有关这个“总部”的任何事情。空洞的记录仍然是作为记录而存在——没有骨肉，没有耳目。
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它成为关于十月革命的新说法的核心。1925年，斯大林已经在争辩说：“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222这个论点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按照决议的确切意义，这个“总部”已经成了我担任主席的那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斯大林完全暴露出他打算在这部记录上“编造”一部新的起义史。他所没有解释的，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的来源。而这一点可能是值得考虑的。
在初版的《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在我的名字下有下面一段话：“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并且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这样，“传奇”就在《列宁全集》的作者在世的时候在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个地位。在1925年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自己一度赞扬过这种“流行说法”。他在1918年的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关于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坚定地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今天，这番话听来好像是赞辞。事实上，作者内心的目的是提醒党，在起义的日子里，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还存在着中央委员会，而斯大林是它的一个委员。但是，斯大林不得不使他的文章具有至少是一种客观的样子，他在1918年不能不说他所说的这句话。无论如何，他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周年把“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归功于托洛茨基。那么，这个“总部”的神秘的作用是什么呢？斯大林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它；这是在发现10月16日的记录六年以前的事。
1920年，斯大林不再提到托洛茨基了，他提出列宁而不是提出中央委员会作为这个错误的起义计划的草拟者。他在1922年重复了这一点，但是以“一部分同志”来代替列宁，并且审慎地暗示他（斯大林）与拯救起义使它免受错误计划之害这件事有关。又是两年过去了，看来好像是托洛茨基恶意地捏造了关于列宁的错误计划的谣言；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提出了这个错误的计划，幸而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拒绝。最后，在1938年出版的“党史”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个激烈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而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斯大林进行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艺术都被动员起来：诗歌、绘画、戏剧和电影突然要使这个神话似的“总部”具有生命，虽然最勤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用放大镜来找到关于它的任何痕迹。今天，在世界银幕上，更不用说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斯大林成了十月革命的领袖。
关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事实也一再以同样方式修改了，虽然也许不完全是如此明目张胆地修改，这取决于改变中的政治结合。1917年，斯大林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企图利用他们来反对列宁和我，为他的未来的“三人小组”作准备。1924年，当“三人小组”已经控制了政治机器的时候，斯大林在报纸上争辩说，在十月之前，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是暂时的、次要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223在“三人小组”垮台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为在若干年中成了谴责他们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主要理由，最后，这个理由被列入了使他们两人被枪毙的那项致命的起诉书中。
对于这种冷静地、耐心地，同时是残酷地、坚持不渝地为达到一贯是个人目标而奋斗的做法，人们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而叹息。正如这个年轻的柯巴一度在巴土姆千方百计地打击他的上级、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那样，正如他在狱中和流放期间唆使傻子反对他的对手那样，他现在在彼得格勒不倦地勾心斗角，以便推开、诋毁、诽谤和贬损在某个方面压过他或者妨碍他的野心的任何人。
当然，十月革命作为新政权的源泉已在新的统治集团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中央和各个支部是谁进行领导的呢？斯大林需要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来迫使全国接受一幅历史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他代替了起义的真正的组织者而把革命叛徒的角色派给了这些组织者。如果认为他在开始时就有一项个人扩张的拟好了的行动计划，那是不正确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的野心具有了甚至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规模。在一个方面，他是始终一贯的：不顾其他一切考虑，他利用每个具体情况，在牺牲他的同志们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毫不激动然而是毫不慈悲地这样做！正是在不间断地进行阴谋、审慎地提供真假情况和有计划地进行伪造方面，最好地反映出斯大林是一个人物，是新的特权阶层的领袖，这个阶层一般说来必须为自己捏造新的传记。
由于在3月间有了一个坏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并未在4月间得到改善，斯大林在这个革命年头的全年一直躲在幕后。他同群众从来没有直接联系，对革命的命运从未感到负有责任。在某些时候，他是参谋长，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宁愿保持平静，等待别人采取主动，注意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他自己则落后于局势发展。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有某种稳定的关系和许多时间供他支配。革命使他无法得到这两者。
斯大林从未在由直接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分析过革命的问题，他对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逻辑从来没有亲切的了解。因此，他对革命的回忆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分散和不协调，他后来对起义战略的判断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后来的若干革命（德国、中国、西班牙）中的错误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并不是这位前“职业革命家”的要素。
但是，1917年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阶段。他自己后来说，在梯弗里斯，他是一个小学生；在巴库，他成了一个学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个工匠。他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维克的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四年之后，这个革命年在他的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里，他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处在很有资格的同志们的圈子内。他第一次有机会学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许多东西。他抱着恶意（然而是锐敏和机警地）倾听和观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得到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他们是昨天在地下、监狱和流放地的同志们）支持的临时政府使他能够更加仔细地窥视这个神秘的实验室，人人知道，在那里，把锅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时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开的无法估量的距离缩小到零。政府变成为某个很亲切的东西，成为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摆脱了他的许多乡气，如果不是在习惯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锐地、愤懑地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同时，他考验了准备斗争到底的一批紧密团结的、有才能和有经脸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为群众拥之执政的党的总参谋部的一个公认的成员。他不再是一个柯巴。他肯定地成了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