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而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值得争论的种族属性，而是被认为亚洲政治家共同具有的慓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等特点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已经发展到野蛮程度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不是按照旧的含意使用这个名词，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是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所谓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显著。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锅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安排适当的地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的颇繁的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人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18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
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却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的特点。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群众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
年轻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所有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
1844年在梯弗里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作出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没有其他高加索人那么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灭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4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最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搀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性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以外，还可以碰到淡漠中揉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例外，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领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形而上学这个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哥里县城位于库拉河畔，景色优美，距梯弗里斯76公里，在外高加索铁路线上。哥里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根据传统的说法，哥里城是公元12世纪为了躲避土耳其人而逃来的亚美尼亚人建立的。这座小城后来多次遭到袭击，因为当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形成一个从事商业的城市阶级，以家资万贯闻名，是掠夺者垂涎的对象。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哥里是一点一滴扩充起来的，逐渐把来自格鲁吉亚和鞑靼乡村的移民吸收进来。约莫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鞋匠从故乡吉第里洛村搬到哥里的时候，这座小城已经拥有6000左右的人口，各族人民杂居在一起，还有好几座教堂，许多商店和更多的供邻近地区农民留宿的客店，一所设有鞑靼系的师范学校，一所女子古文预备学校和一所初级中学。
梯弗里斯省的农奴制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总书记约瑟夫诞生前14年才废除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仍然反映出农奴制的影响。斯大林的父母是否能够读书写字尚可怀疑。诚然，外高加索当时出版五种格鲁吉亚文的日报，但是它们的发行量总共不到4000。农民的生活仍然不见经传。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这种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关于生活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50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而又非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就是按服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按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衷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
前面提到过的〔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包括的具体细节最丰富。这本回忆录是1932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的，书名是《Stalin und die Tragodle Georgiens》（《斯大林和格鲁吉亚的悲剧》）。由于作者过去是孟什维克，后来又迹近国社党人，他的政治记录不能使人深信不疑。但是也不能把他的文章完全撇开不管。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具有十分明显的说服力，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甚至有些初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事情也在几年以后发表的官方回忆录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我还要作点也许不是不恰当的补充：我根据苏联出版物故意保持沉默或闪烁其词的地方作出的某些猜测，从伊雷马什维利的书里得到了证实（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政敌的伊雷马什维利力图贬损斯大林的形象或者是把它描写得一团漆黑，那就想错了。情况刚好相反，他对斯大林的才干几乎是津津乐道，而且明显地给他加油添醋；他承认斯大林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牺牲个人利益；他多次强调斯大林对母亲的依恋，并且用最扣人心弦的笔触描绘斯大林初婚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位原梯弗里斯中学教师的回忆录就会使人感到这是一本由几层不同内容组成的文件。它的基础无疑是遥远的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基本内容必然经过记忆和想像的事后加工，受到斯大林后来的命运和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影响而且必须指出回忆录里有些细节描写是暖昧不清的（虽然从本质上说这是无足轻重的），其原因应当归诸某一类型的回忆录作者经常会有的缺陷——就是企图使他们的叙述达到“艺术上的”完整。在事前提出以上警告以后，我认为，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可以用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作为一种依据。
早期的传记材料总是说斯大林是一个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斯大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但是这个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和俄国大部分工人一样，朱加施维里父亲的护照仍然把他写成农民。然而困难并没到此为止。人们总是把这位父亲说成是：“梯弗里斯阿利哈诺夫制鞋工厂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和家庭是分开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乡村，这种假设可能说得通。然而家庭和养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却是极不可能的。此外，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戈戈希亚以及经常拜访斯大林的伊雷马什维利都肯定无疑地说，维萨里昂在邻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里做工。因此我们推测，这位父亲在梯弗里斯的工作是临时性的，可能他的家庭当时仍然住在乡村。但是在哥里的时候，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已经不是鞋厂工人——县城里根本没有工厂——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手艺匠。在这一点上故意含糊其辞无疑是为了避免削弱关于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血统的印象。
和格鲁吉亚大多数妇女一样，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最初生的三个孩子都在襁褓时期夭折。在1879年12月21日第四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她还不过20岁。斯大林7岁时患过天花。这场病为他的余生留下了证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环境的痕迹。法文斯大林传作者苏瓦里纳说，他除脸上有麻子以外，左臂还有恶病质。据他说，这种病和两个脚趾长在一起的情况证明，斯大林受到父亲嗜酒的遗传影响，一般地说，鞋匠，至少是中俄罗斯的鞋匠，是以酗酒著名的，所以“醉得像鞋匠”成了一句谚语。苏瓦里纳从‘各种人士”（极可能是孟什维克侨民）那里知道的关于遗传的种种推侧有多大真实性是很难判断的。沙皇宪兵在列举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明显特征”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萎缩了的手臂，倒是并连的脚趾曾经一度在1903年被沙贝尔斯基上校提到过。可能宪兵档案和其他所有文件一样，曾经在发表以前经过检查官不够彻底的删削。但是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后来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也习惯在左手上戴一只温暖的手套。当时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有风湿病。不过归根结蒂，无论是真是假，这种次要的身体特征现在来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远比这重要的，是分析他的父母的真正性格和他的家庭气氛。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官方搜集的回忆录很少提到维萨里昂，对他的情况几乎保持完全沉默，然而同时却用同情的语调大谈叶卡特林娜从事家务劳动的艰苦生活。戈戈希亚说：“约瑟夫的母亲为哥里有钱人家洗衣服或烤面包，收入非常微薄．她每月得付1.5卢布房钱。然而她并不是总能省下1.5卢布的。”我们因此知道付房租的责任落在母亲而不是落在父亲头上。此外，“贫穷和母亲辛苦劳碌的生活都在约瑟夫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仿佛他的父亲根本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只是到后来，作者才附带捎上这句话：“约瑟夫的父亲维萨里昂整天做工，缝补鞋子”。但是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和家庭生活或家庭谋生问题联系起来谈的。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提到父亲完全只是为了避免留下空白。
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另一个同学格卢尔吉泽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他写道，约瑟夫的母亲“靠剪裁和缝洗内衣为生”。这种并非无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并不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旧的山民极端顽固地保持着的古老的格鲁吉亚传统，妇女一贯屈居家庭奴隶的地位，几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严的老爷兼主人的面前出现，对家庭事务毫无置喙余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责罚。甚至在教堂里，母亲、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亲、丈夫和兄弟的后面。回忆录的作者们把母亲放在通常应由父亲占据的地位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完全避免谈到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在评论格鲁吉亚极端节约粮食的情况时补充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格鲁吉亚人喝那么多的酒。”诚然，维萨里昂迁往哥里以后很少可能独自维持一片葡萄园。但是作为补偿，城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dukhans（小酒店），店里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样吃香。
在这一点上，伊雷马什维利提出的事实特别令人信服。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然而比他们早五年，他在描写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时是满怀同情的。叶卡特林娜对自己的独养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对和他一起玩耍和念书的同伴也和蔼可亲。卡佳（人家都这样叫她）是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虔诚信教。她劳碌一生，为牛为马，从未间断：为上帝服务，为丈夫服务，为儿子服务。由于经常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做针线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镜。不过当时格鲁吉亚所有年逾30的已婚妇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苦，使邻居们对她更为同情。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维佳（维萨里昂）性情严厉，是一个毫无心肝的酒疯子。他把自己赚的一点点钱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养活家庭的双重负担都落在母亲头上。她束手无策地、悲哀地看着维佳虐待儿子，“从他内心驱走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的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冷酷无情。”约瑟夫在苦痛中开始思索永恒的人生之谜。父亲的早死并没有使他伤心，只是使他感到更为自由。据伊雷马什维利推断，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把他对父亲的满腔怒火和渴望报复的心情扩大到一切对他拥有或可能拥有任何支配权的人身上去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即使承认这句话是根据事后的评价说的，也丝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
1930年，叶卡特林娜已经71岁。当时她住在原梯弗里斯总督府几间普普通通的下房里。她在通过翻译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沙夏（约瑟夫）一向是一个好孩子。……我从来没有机会处罚他。他刻苦学习，不是念书就是讨论，什么都想了解……沙夏是我惟一的儿子。当然，我很宝贵他。……他父亲维萨里昂希望沙夏成为一个能干的鞋匠。但是沙夏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想让他做鞋匠。我只有一个希望——他会成为教士。”苏瓦里纳从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人当中搜集来的消息的确完全不同：“他们认识沙夏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冷酷，毫无感情，对母亲缺乏尊敬。他们还提出一些‘微妙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记得不错。”但是这位传记作者自己也说，他的消息来自斯大林的政敌。这批人当中还流传着不少传奇性故事，只是内容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伊雷马什维利在谈到沙夏对母亲的热烈依恋的时候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当然，孩子对家庭的女恩人和在他父亲面前维护他的女保护人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
我们时代的宫廷人物画家、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又找到一次机会来运用他的提启发性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较好的心理洞察力和政治敏感结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先生，你爱好大自然吗？马萨里克博士5，你对叔本华6有什么看法？罗斯福先生，你相信将来会比现在好吗？在类似这样的质询中，斯大林在这位鼎鼎大名的外国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不停地用颜色铅笔画小花小船。至少路德维希是这样说的。这位作家曾经根据威廉·霍亨索伦的萎缩的手臂，用心理分析方法为这位前德皇写了一篇连老弗洛伊德都冷嘲地感到难以理解的传记。路德维希没注意斯大林的姜缩的手臂，更不必去说他并生在一起的脚趾。但是他企图从斯大林幼年遭受父亲痛打这件事上找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革命生涯的起因。在熟悉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以后，不难了解路德维希这种想法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7如果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文件价值就未免有些轻率，因为不仅斯大林的肯定和否定回答——正如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样——容易毫不费力地发生变化，而且在类似情况下，任何其他的人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无论如何，人们不能责备斯大林拒绝公开抱怨他早已去世的父亲。令人惊讶的倒是这位恭谨的作家的缺乏体贴。
但是，痛苦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形成这个孩子严厉、任性和复仇心很重的个性的惟一因素。广泛得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促进了这种性格的形成。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曾谈到无上显赫的阿米拉赫维里亲王不时骑着高头大马到这个穷鞋匠家来修他刚在狩猎中扯破的靴子；也谈到鞋匠的儿子，一头蓬松的头发覆盖着低矮的额头，紧握小手，如何用利剑似的充满仇恨的眼光瞪视着亲王。我们认为，这个写得活灵活现的场面本身属于幻想的领域。然而他的贫苦环境和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封建主的相对的奢侈豪华间的对比不能不在孩子心灵中留下尖锐持久的印象。
哥里市民本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高踞在下层居民头上的是以沙皇和他的高加索总督戈利津亲王——一个普遍受到罪有应得的憎恨的阴险毒辣的酷吏——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县吏。土地所有者和亚美尼亚商人同县政当局狼狈为奸。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平民，虽然他们大家的地位都很卑微——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分裂成森严的等级壁垒。一切曾经略微出人头地的人都兢兢业业，惟恐有失自己的身份。吉第里洛村的农民对城市的疑虑在哥里就变成了穷手艺人对卡佳不得不为他们缝缝洗洗的比较兴旺的家庭的敌视。社会等级在学校里表现得同样露骨。教士、小绅士和官僚的子弟不止一次让约瑟夫显著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从戈戈希亚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鞋匠的儿子很小就开始感到——而且是尖锐地感到——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屈辱。“他不喜欢拜访生活优裕的人。尽管我一天去看他好几次，他却很少来看我，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我的叔父生活很阔绰。”这就是社会抗议的最初源泉。当时抗议仍然出于本能。后来，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气氛中，这种抗议就把这位正教中学学生改造成为一个革命家。
在小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天赋不凡的儿子或者是独生子只有两种高尚的职业：文官或教士。希特勒的母亲梦想自己的儿子会成为牧师。在她以前大约10年，在一个比她还要卑微的环境中，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也怀着同样愚蠢的梦想。希望看见儿子穿上教士法衣的梦想附带也说明鞋匠维佳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精神”是多么稀薄。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未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结果。
尽管正教教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是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缴人头税，……不挨皮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只是在废除农奴制度以后，农民才有可能进入教士阶层。然而这个特权受到警察当局规定的限制：农民的儿子必须得到总督特许才能得到教会的职务。
未来的教士是在几十所正教中学里培养出来的。正教小学是预备阶段。在政府教育系统中，正教中学的地位相当于普通中学，不同的是正教中学里的世俗课程按说只是神学的一根细弱支柱。在旧俄时期，大名鼎鼎的boorsy（神学校）以野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中世纪的教育学和暴力统治法则而臭名远扬，更不用说其中的龌龊和挨饿受冻的情况。圣经谴责的一切罪恶在这些虔敬的温床上得到繁荣的发展。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作为无情揭露真相的《神学校随笔》〔《Ocherki boorsy》，1862年出版〕的著者而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永垂不朽的地位。这里不能不直接引用波米亚洛夫斯基传的著者在谈到波米亚洛夫斯基本人时说的一句话：“这个时期的学校生活在他身上造成了怀疑、弄虚作假的习惯、敌对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憎恨。”诚然，亚历山大第二统治时期进行的改革给宗教教育最腐臭霉乱的角落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改进。然而迟至19世纪最后10年期间，正教小学——特别是位于遥远的外高加索的正教小学——仍然是俄国“文化”地图上最黑暗的污点。
很久以前，沙皇政府已经通过并非不流血的手段摧毁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性，使它从属于彼得堡宗教会议的统治。但是在格鲁吉亚的下层教士中，对使他们俄罗斯化的人的敌对情绪仍然在隐隐燃烧。对他们的教会的奴役动摇了格鲁吉亚人传统的宗教虔诚，在城市和乡村都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正教小学里的恶劣气氛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使学员俄罗斯化，而且要培养他们为教会充当灵魂警察的角色。师生关系充满尖锐的敌对。讲授用的是俄文；格鲁吉亚文一星期只教两次，而且经常遭到轻视，被认为是一个劣等种族的语言。
1890年，显然是在他父亲去世不久以后，11岁的沙夏就夹着洋布书包进入正教小学。8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这个孩子在学习教义答问和祈祷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戈戈希亚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沙夏从教师的讲授中就能把功课记住，不需要复习。事实上，斯大林的记忆力——至少是对理论的记忆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无论怎么说，要当堂记住功课必需格外专心。毫无疑问，僧侣的职务当时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决心对颖悟和记忆力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同学卡帕纳则证明说在他13年的学习和以后35年充当教师的整个时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样具有天赋和才干的学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梯弗里斯写书的伊雷马什维利也认为，沙夏是正教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证据投下了许多阴影。格卢尔吉泽说：“最初几年，在预备班的时候，约瑟夫成绩很好。随着时序推移，他显示了愈来愈灿烂的才华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奉命写的一篇歌功烦德的文章。在这样一篇文章里出现“最优秀之一”这种谨慎说法，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约瑟夫并不是最优秀的，并不比全班同学高明，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另外一个同学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回忆具有同样的性质。他说，约瑟夫“是最贫苦、最有天赋的人里面的一个。”换句话说，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测：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级的成绩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学习成绩就很落后的回忆录作者在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时缺乏眼光。
戈戈希亚没有明确说明约瑟夫在班上的具体名次。他说，约瑟夫在发展上和知识上都“大大超过他的同学”。沙夏阅读学校图书馆里可以得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古典著作。当然，这些书籍是经过当局仔细筛选的，毕业考试以后，约瑟夫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牧师，只是一个鞋匠”。真是画龙点睛！
整个说来，在梯弗里斯写的关于“领袖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是相当枯燥无味的。“沙夏把我们拖进合唱队，用他那嘹亮愉快的歌喉领我们唱心爱的民族歌曲。”在打球的时候，“约瑟夫懂得如何挑选最优秀的球员，所以我们的球队总是打胜仗。”“约瑟夫学会了绘画，画得好极了。”但是所有这些特点一个也没有发展成一种才能：约瑟夫既没有成为歌手，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艺术家。像下面这一类报道听起来更难令人信服，“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具有惊人的谦逊，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多情善感的同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觉得他高人一头”，等等。倘若这些话都是真的，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光流转约瑟夫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人。
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更生动，而且更接近真实情况，是其他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9描绘成一个身材瘦长、肌肉发达和满脸雀斑的孩子，非常顽固、难于接近和任性。无论是指挥游伴还是扔石子或爬山，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尽管沙夏显然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他对自然界的生物却缺乏同情。对人或动物的怜悯是和他格格不人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沙夏对于同伴的喜怒哀乐只会挖苦嘲弄。”和激流冲击过的石块一样，所有这一切可能经过记忆加润饰，然而并非虚构。
伊雷马什维利说，约瑟夫的反叛行为早在哥里念书时就已经开始。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据说，沙夏因为领导学童抗议，特别是用嘘叫起哄来反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受处分。然而官方回忆录的作者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却说约瑟夫在整个这些年代甚至在态度上都是一个足资楷模的学生。戈戈希亚写道：“他一般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不喜欢胡作非为和恶作剧。他一做完作业就赶忙回家。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埋头读书。”据同一位戈戈希亚说，学校每个月都给约瑟夫发津贴。如果对上级、特别是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墓”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这种津贴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忆录作者都认为，约瑟夫的反叛气质是他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书时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没有人提到他参加激烈的抗议风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马什维利和其他某些人对个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记忆错误，显然是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是正教小学的直接继续。除伊雷马什维利以外，任何人都没提到约瑟夫领导嘘叫起哄的事。这一点较难解释。这纯粹是记忆的偏差吗？是否约瑟夫的确曾经在某些“音乐会”上起过一种隐蔽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作用呢？这种做法和这位未来阴谋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
约瑟夫是什么时候和他父亲一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据同一位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暑假期间和另外两个学童喜欢在乡村教堂里唱歌，虽然当时——即在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超过虔信宗教的年龄。另一方面，根据格卢尔吉泽的回忆，13岁的约瑟夫有一次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约瑟夫在回答他的谈话对方的惊叫时，暗示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从中清楚看出“关于上帝的谈论完全是胡扯”。这是什么书呢？“达尔文。你一定得读读这本书。”提到达尔文就使这件轶事带上了令人怀疑的阴影。生长在一座落后城镇里的一个13岁的孩子不大可能读到达尔文的书并从中得出无神论的信念。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是15岁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梯弗里斯。诚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脱离了关系。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和斯大林同样从正教小学升入正教中学的格卢尔吉泽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了几年。对学童的残暴行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干出来的。否定上帝的存在无疑并不困难。无论如何，把教员和整个当局的道德依据从他们脚下抽掉，就使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报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力气大就横施残暴。无论这次谈话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是在哥里还是一两年后的梯弗里斯，沙夏的生动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
至于约瑟夫何时考入正教中学，各种官方出版物提出了三种不同说法：1892年、1893年和1894年。他在正教中学念了多久呢？《共产党人历书》的回答是6年。斯大林的秘书为他写的传略说是5年。他过去的同学戈戈希亚断然说是4年。从正教中学原址的一张照片可以依稀辨认出来，那里有一块纪念牌上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在这座房里念书的时间是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7月21日；也就是5年。是否有这种可能：官方传记避免提到后述日期，是因为这个日期说明朱加施维里已经远远超过正教中学学生应有的年龄？无论如何，我们宁愿依据纪念牌，因为纪念牌上的日期很可能是以正教中学本身的文件作为基础的。
书包里夹着哥里学校颁发的品行良好的证。15岁的约瑟夫在1894年秋天首次来到格鲁吉亚历代帝王的古都梯弗里斯。这座大城市必然使他感到惊异不置。如果说这座半亚洲、半欧洲式的城市给年轻的约瑟夫造成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种说法不算夸大梯弗里斯在它将近1500年的历史里曾经多次沦于敌人统治之下，遭受过15次摧毁，几次被夷为平地。用武力一路杀入梯弗里斯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对当地的建筑和人民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俄罗斯征服格鲁吉亚以后，原来的首都成为外高加索地区的省会和行政中心，这座城市的欧洲部分得到了发展。在约瑟夫进正教中学的那一年，梯弗里斯的居民已经超过15万。占人口1/4的俄罗斯人不是外高加索为数颇多的被放逐的异教徒，就是军人和文官。工商业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人数最多（占38％）而且最富裕的亚美尼亚人手里，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的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约占人口的1/4。他们属于由手艺人、小商小贩、低级职员和军官组成的下等阶层。1901年出版的一篇描写这座城市的文章说：“除了具有现代欧洲风味的大街以外……还有错综复杂、令人讲不出方向的狭窄、弯曲而肮脏的纯粹亚洲式的胡同、小广场和市场，周围是东方式的门面完全敞开的铺子、小摊子、咖啡室和理发店，到处是脚夫、运水工人、信差、骑者，成群结队的骡驴驮子和骆驼商队等等，摩肩接踵，喧闹不堪。”缺乏污水排泄系统，供水不足，夏季酷热街道上灰尘呛人、无孔不入，市中心用煤油灯照明，偏僻街道则一片漆黑——这就是20世纪开始时外高加索的行政文化中心的特点。
和约瑟夫一同到达梯弗里斯的戈戈希亚说“我们得到许可，搬进一栋四层楼房，搬到我们宿舍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大房间里去。这座建筑物就是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由于他在哥里正教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正教中学录取，并且得到包括衣服、鞋子和课本在内的全部供应。必须再次指出，如果他曾经表现反叛性格的话，这些待遇都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谁知道呢，或许当局对他可能成为格鲁吉亚教会的装饰品这一点是寄予厚望的吧？和预备学校一样，正教中学也用俄文授课。大多数教员从民族上说是俄罗斯人，从职务上说是俄罗斯化的执行者。只有表现加倍热心的格鲁吉亚人才能担任教员。校长赫蒙格尼斯教士是俄罗斯人；督学阿巴希泽教士是格鲁吉亚人，也是正教中学里最阴险最可恶的人。最早谈到正教中学的情况、而且谈得最全面的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
“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似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像丝毫没有触犯刑法却得坐几年牢的囚徒。我们大家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青年的欢乐受到把我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的房间和走廊的窒息，几乎从来得不到表现。青年人的气质偶尔冲破樊笼，也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对学校的监督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甚至世俗当局允许我们阅读的少数文学作品，也受到教会当局的禁止，因为我们是未来的教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都是我们难以到手的。”
正教中学的日子过得和监狱或兵营里一样。学校生活从早晨7点开始。祈祷，喝茶，上课，然后又是祈祷。除课间休息以外，讲课一直继续到午后2点，然后是祈祷，晚餐食物又坏又少。只有3—5点的间歇时间才准离开正教中学监狱的大门。5点以后门都上了锁。点名。8点吃茶。准备功课。10点钟——在再次祈祷以后——全体上床就寝。戈戈希亚证实“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进了一座石牢。”在星期天和假日的宗教仪式中，学生们一连得站三四个钟头，而且总是站在教堂地面的同一块石板上，一只脚站麻木了就换另一只，不断受到教士们的监视。“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仪式的影响下，甚至最虔诚的信徒也会被弄得不知如何祈祷是好。我们装出一副虔诚的鬼脸，不让值班的教士发觉我们的思想。”
虔诚的精神照例和警察镇压的精神密切结合在一起。满怀敌意、疑心重重的阿巴希泽督学监视着寄宿生，注意他们的思想状态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学生们吃罢晚饭回到房间不止一次发现，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曾经遭受搜查的新证据，教士们还经常搜查正教中学学生的身体。惩罚的方式包括粗暴的斥责、坐黑房（黑房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扣操行分数（从而可能使一切希望尽成泡影）,最后就是把学生从这个圣中至圣的地方开除出去。体弱的学生直接从正教中学进入坟墓，得救的道路可真是崎岖难行、充满荆棘！
正教中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耶稣教徒为了箝制儿童的灵魂而创造的方法的一切特点，然而采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无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很难培养忍气吞声的驯服精神。在俄国几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学里面，都有些学生——多数是在大学生影响下——甚至还没有机会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绝充当教士。他们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阅读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俄国激进报刊和阐述达尔文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从民族主义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养的革命激情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这种激情过去曾经通过和教员发生尖锐冲突、公开表示愤怒、甚至打死校长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斯大林进正教中学的10年前，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曾经殴打教员，因为这个教员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格鲁吉亚的语言。季布拉泽后来成为高加索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约瑟失·朱加施维里的老师之一。
1885年，梯弗里斯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正教中学的毕业生在这些小组中立刻取得了领导地位。除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以外，还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未来的领袖诺·饶尔丹尼亚、未来的杜马代表和1917年2月革命期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尼古拉·齐赫泽和注定后来要在高加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的其他一些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阶段。正教中学所以成为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纯粹是因为梯弗里斯没有大学。在格鲁吉亚这一类落后的非工业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即使不能说是学究式的，也是极为抽象的。正教中学的学生至少受过某种逻辑推理的训练。但是，促使人们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对社会和民族状况的深刻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迫使豪放不羁的青年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寻找出路。
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在梯弗里斯开辟新的道路，虽然苏联的历史大师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季布拉泽打出的一拳在正教中学校园内还可以听到它的余响。正教中学过去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左翼舆论的领袖，他们和自己的后娘正教中学——并没有失去联系。对于那些只需要一声号召就会醒悟过来的心怀不满、满腔激愤的骄傲的年轻人，任何机会、一次个人会晤或极为轻微的推动，都足以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上革命的轨道。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必然是弃绝宗教。如果这个孩子有可能从哥里带来残余的信仰的话，那么一到正教中学，这种信仰无疑就消灭殆尽了。从此以后，约瑟夫对神学肯定毫无兴趣了。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的野心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倘若真是如此，这句话也只适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格卢尔吉泽说，在正教中学的课程中，“约瑟夫爱好普通历史和逻辑学”，对其他课程的研究只求考试及格。他对圣经的感情冷淡下来以后，就对凡间的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得到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戈戈希亚说：“他们发现了能干而且勤学好问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开始和他交谈，并为他提供书籍杂志。”格卢尔吉泽也说：“书籍是约瑟夫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一般说来，如饥似渴她读书是萌芽时期的显著特点。等到晚间最后一次检查结束、教士们熄灯以后，这些年轻的阴谋家就拿出暗藏的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把整个心灵浸沉在书里。约瑟夫熬夜读书的时间很长，开始露出病容和睡眠不足的样子。伊雷马什维利说：“当他开始咳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夺过他的书来，把他的蜡烛吹熄。”格卢尔吉泽曾经追述正教中学学生暗中狼吞虎咽似地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雪莱、里别尔特的《文化史》、俄国激进主义宣传家皮萨列夫……的情况。“有时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也躲在椅子后面读书”。
格鲁吉亚民族文学作品当时给沙夏的印象极为强烈。伊雷马什维利曾经描写这种革命气质最初爆发的情况。在这种气质里，清新的理想主义揉杂着陡然觉醒的野心。伊雷马什维利追忆说：“沙夏和我经常谈论格鲁吉亚的悲惨命运。我们被诗人肖塔·鲁斯塔维利的作品弄得如醉如痴……”《卡兹别克》的格鲁吉亚作者写了一篇传奇故事《努奴》。这篇故事的男主角柯巴成了沙夏模仿的对象。
受压迫的山民在反对沙皇当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丧失了他们仅剩的一点自由。山民起义的领袖为祖国、为妻子努奴牺牲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从那时起柯巴“就被沙夏视若神祗。他希望成为另一个柯巴，一个和‘柯巴’同样闻名的战士和英雄……”约瑟夫把这位山民领袖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名字，不愿意别人用任何其他名字叫他。“当我们把他叫做柯巴的时候，他脸上容光焕发充满自豪和快乐。沙夏把这个名字保持了许多年。他开始为党写文章和进行宣传时用的第一个笔名也是柯巴10……甚至现在，格鲁吉亚所有的人还把他叫做柯巴或柯巴－斯大林，官方传记作者丝毫没有提到年轻的约瑟夫对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热烈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斯大林一出现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初期那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柯巴”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和平共处是不难理解的。
据戈戈希亚说，约瑟夫在这年里已经发展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成为正教中学一群同志的领袖。如果相信贝利亚11这个最正统的历史学家的话，“斯大林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领导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领导。伊雷马什维利的故事可能比这个说法真实得多。据他说，包括沙夏·朱加施维里在内的10个正教中学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小组。“年龄最大的学生杰夫里亚尼被选为领袖，工作态度极为严肃”。他拟订了——毋宁说是从校外的推动者那里拿到了——一个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小组成员必须在6年以内把自己训练成熟练的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这个纲领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秘密的小组会上要宣读论文并热烈交换意见。戈戈希亚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小组的工作并不限于进行口头宣传。约瑟夫“创办和编辑了”一份手写的、供大家传阅的格鲁吉亚文半月刊。十分警觉的阿巴希泽督学有一次曾经在约瑟夫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篇为我们的手抄杂志写的文章”。类似这种刊物，无论内容如何，不仅在神学校、甚至在普通学校也是严加禁止的。阿巴希泽的发现结果只带来一次“警告”和扣操行分数的处分。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份杂志是无伤大雅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一切事情都讲得很详细的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份杂志居然只字不提。
约瑟夫在正教中学一定比在预备学校甚至更尖锐地感到自己的穷困。戈戈希亚有一次附带提到“……他囊空如洗，而我们可以收到父亲寄来的包裹和零用钱”。在学校准许外出的两个钟头里，境遇较好的家庭的子弟可以买的东西约瑟夫一样也买不起。这使他对未来的幻想和打算更加荒唐，对他处理同学关系的本能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是一切接受他专横跋扈的意志支配的人的好朋友。”但是仅限于这些人。在教师面前愈有必要约束自己，在小组同志当中就愈加任性地作威作福。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的秘密小组成为约瑟夫考验自己的力量和其他人的耐心的天赐的场所。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认为由任何其他同学担任小组的领袖和组织者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大部分论文都是他宣读的。”无论是谁只要胆敢驳斥他，甚至只要胆敢企图对他做什么解释，就会立刻引起他“无情的仇视”。约瑟夫懂得如何迫害人，如何进行报复。他懂得如何打击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开始时的团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柯巴的“刚愎冷酷、恶毒嘲弄在他的朋友当中引起了个人纠纷”。对柯巴的“恶毒嘲弄”、粗暴和喜欢报复的性情的这一类指责，在他的一生中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
在埃萨德贝写的一本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传记中，据说年轻的约瑟夫在梯弗里斯的时候（大概是进正教中学以前）曾经和“金托”——街头英雄、碎嘴子、歌者和无赖汉——厮混在一起，过着流浪生活，并且从他们那里学到粗暴的习气和满嘴粗话。这一切显然是捏造。约瑟夫一离开正教小学就直接进正教中学，因此中间根本没有时间使他可以过流浪生活。不过问题在于，“金托”这个绰号在高加索字典中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一个善于出谋划策的、愤世嫉俗的、能够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拿这个名字来指斯大林是在1923年秋天，说这句话的人是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菲利普·马哈拉泽。约瑟夫或许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得到这个称号的，因此后来引起了他曾经在街头流浪的传说。这种情况是否不可能呢？
同一位传记作者谈到“沉重的拳头”，大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和平手段失效时曾经利用“沉重的拳头”取得胜利。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按照斯大林的性格，他从来不会冒险采取“直接行动”；即使在早年，他十之八九也不会这么干。碰到需要真刀真枪的时候，他宁愿而且善于驱使别人去干他自已即使不是完全躲在幕后，也只是暗中行事。伊雷马什维利说：“人们是因为害怕他的粗暴的怒火和刻毒的讽刺才追随他的。他的党徒觉得受他控制就可以相安无事，因此他们服从他的领导。……只有精神空虚而又好勇狠斗的人才能和他交朋友……”不久以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些人离开了小组，还有些人对讨论愈来愈缺乏兴趣。“不过几年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柯巴，另一派反对柯巴；为一种事业进行的斗争变成了令人作呕的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是约瑟夫生活道路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勾心斗角”，然而并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情况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
这里不能不提到下面这件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后。当时已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各地党委当中滋生的个人明争暗斗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然后出人意料地插出这么句话：“但是，这些争执也有它们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们能够使领导像磐石般地团结起来。”听众惊讶得面面相觑；而演说家却不动声色地继续作他的报告。即使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所谓的“磐石般的团结”从本质上说也是名不符实的。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关心的并不是发现真理、作出判断；他可以对自己过去肯定过的东西表示反对，也可以为自己过去谴责过的东西进行辩护。对他来说，胜利比这一切都宝贵得多。”
约瑟夫当时的看法属于什么性质现在已无法考察，因为这些看法并没有形诸笔墨。据和他同名的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主张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并且主张“少数人专政”。在这里，回忆中显然故意搀杂了想像；在19世纪末期，根本还不存在“专政”的问题。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柯巴的极端看法并不是‘客观研究’的结果，而是支配着他整个身心的个人权力欲和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自然产物。”这位过去的孟什维克的判断无疑是带有偏见的。人们必须懂得如何从这种偏见后面找出真实的核心。在斯大林的精神生活中，个人的实际目标的永远比理论上的真理重要，意志比理智起着无可估量的更大的作用。
伊雷马什维利还对约瑟夫的心理状况提出了虽然带有事后评价性质的、然而非常贴切的看法。他说，约瑟夫“随时随地只看到消极的、坏的一面，根本不相信人们有理想主义的动机或属性。”青年时代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一般总还蒙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观点在约瑟夫的青年时代已经表现出来，后来更成为贯穿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思想。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性格还有其他显著特点，在历史进步时期，当群众的大公无私和英雄主义等最优秀的品质被唤醒的时候，斯大林总是默默无闻的。相反地，在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等品质得到体现的反动时代，斯大林的冷眼看人的、多疑的性格和他善于迎合人们最恶劣的天性的特殊能耐就得到了充分施展的余地。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但没有像他母亲梦想的那样成为教士，而且连一张可以为他敲开某些省立大学的大门的文凭也没有拿到。关于这种情况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现在有几种难以调和的说法。显然是为了消除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造成的不利印象，阿维尔·叶努基泽在1929年写的回忆录中写道，约瑟夫在正教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具有不良倾向的禁书。他的违法行为没有逃脱督学的目光，所以这个危险学生“逃离了正教中学”。官方的高加索历史学家贝利亚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因为不可靠而被开除”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类似原因开除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奇怪的是正教中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至今尚未发表。前面提到的纪念牌至少是一种迹象，对文件的命运绝口不提则是更显著的证明，说明这些文件既没有焚于火警，也没有在革命年代的风暴中散失。把文件扣压起来不予发表是因为这些文件包含不幸的事实，还是因为它们会驳倒后来制造的某些传说呢？
最常见的说法是，朱加施维里因为领导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而遭到开除。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一位不很可靠的证人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指示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有“100名到120名”正教中学学生参加。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洪水遍野、整个当局已经完全仓皇失措的1905年和1906年，也许还是可信的。但是就1899年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完全是想人非非如果这个组织真拥有这么多的成员，问题就不可能仅限于开除，宪兵的干涉将很难避免。然而约瑟夫不仅没有立即被捕，而且在离开正教中学以后还保持了将近三年的自由。因此，对所谓斯大林被开除是因为组织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说法必须断然予以拒绝。
一向注意不和事实基础距离太远的戈戈希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谨慎得多。他写道：“约瑟夫不再注意功课，只求分数及格，考试过关。性情暴戾的阿巴希泽教士猜测到天赋聪颖、智力成熟而又具有难以置信的良好记忆力的朱加施维里只求分数及格的原因……设法使当局作出决定，把他开除出正教中学。”至于教士究竟猜测到什么，现在只能再加猜测。从戈戈希亚的话里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是，约瑟夫和神学的超级智慧脱离关系以后，学习成绩不及格，因此被正教中学开除。从卡帕纳则关于这种“脱离关系”的叙述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脱离关系”发生在正教中学时期。卡帕纳则说：“他不像从前那样用心读书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帕纳则、格卢尔吉泽和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对约瑟夫在正教中学遭到开除的问题完全避而不提。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的母亲晚年——当御用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开始对她感兴趣的时候——曾经矢口否认开除的事。据她说，当这个15岁的孩子进正教中学的时候，身体十分健壮，但是他读书非常用心，身体消耗过度，以致医生们说他可能患了结核病。叶卡特林娜接着说，她的儿子不愿意离开正教中学，是她硬把他“领”出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很真实。由于健康不佳而暂时停学是可能的，但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完全离开学校并且使一个母亲完全放弃她为儿子安排的如此诱人的前途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在1899年，约瑟夫已经20岁。他不是以驯服出名的人。他的母亲不大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他的命运。最后，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以后，如果真是患病，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回哥里去享受母亲的照顾。但是他没有回哥里，而是留在梯弗里斯，一无职业，二无钱财。年迈的卡佳和记者谈话时并没有完全讲真话。可以设想的情况是：他的母亲当时认为儿子被开除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由于这件事发生在梯弗里斯，所以她对哥里的邻居们说她的儿子并不是被学校开除的，而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自动退学。此外，这位老妇人一定认为，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学校开除这件事对国家的“领袖”说来是不光采的。几乎不必再寻找其他更深奥的理由来说明卡佳为什么一再坚持说“他不是开除的是我自己把他领出来的”。
但是，也许从严格意义上说，约瑟夫的确不是被开除出校的这种说法来自伊雷马什维利，可能最符合实际情况。据他说，学校当局在失望之余，开始对约瑟夫愈来愈不喜欢，经常挑他的错。“柯巴深信认真学习是毫无好处的，所以逐渐成为正教中学最坏的学生。教师如果责备，他就用恶毒的、蔑视的眼光瞪着教师。”学校当局在他从第六班升到最后一班去的时候给他的证书写得非常不佳，所以柯巴自己决定在毕业前一年离开正教中学。为什么叶努基泽说他“逃离了正教中学”，而避免使用“被开除出校”或“离开了正教中学”等比较明确的说法；为什么约瑟夫的大多数同学都绝口不提他正教中学生活中这个重要时刻；为什么文件都没有发表；最后，他的母亲虽然给这件轶事涂上了一层不同的色彩，把责任从儿子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但是为什么她感觉自己有权利说她的儿子并没有被开除呢？考虑到伊雷马什维利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就立刻清楚了。从描绘斯大林个人的性格或为他写政治传记的观点来说，他和正教中学脱离关系的细节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些细节很好地说明集权主义的历史学甚至在这种次要问题上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
约瑟夫是1890年他11岁的时候进正教预备小学的四年后，他进入正教中学，1899年离开这个学校。因此他在正教学校总共住了九年。格鲁吉亚人成熟得很早。戈戈希亚写道：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时已经成年，“没有文凭，但是对生活已经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看法。”研究神学的九年对作为一个人的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他的性格、思想方式和作风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影响。
朱加施维里一家和他们周围的人都说格鲁吉亚语。他的母亲甚至到老还不懂俄语。他父亲的情况不大可能有什么两样。儿子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念俄语，而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又都是格鲁吉亚人。俄语的精神、他的自由奔放的特性和它内在的节奏是约瑟夫从来没有学到的。此外，他是在正教学校那种矫揉造作的气氛中被迫学习这种异族语言来代替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的。他把俄语的表现方法和经院哲学的信条一同吸收进去。俄语本身他是学会了但是对他说来，这种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精神上的器官，而是用来表达属于异族的、令人憎恶的神秘主义的一种人为的、外来的工具。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对这种语言更不可能熟悉起来或融会贯通，准确地运用这种语言或加以发挥，因为他习惯于用语言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表达自已的思想感情、因此，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做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
不难理解，约瑟夫从内心和宗教断绝关系时起就感觉学习讲道和祈祷式是无法忍受的痛苦。难于理解的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双重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沙夏早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用达尔文的学说反对圣经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整整七年期间他研究神学的耐心是很大的，虽然热情愈来愈低。斯大林本人认为，他是15岁或16岁开始具有革命世界观的。他抛弃宗教的时间完全可能比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时间旱两二年。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两种变化发生在同时，我们仍将看到，这位青年无神论者对正教的神秘观点的钻研整整继续了五年。
诚然，沙皇的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但是这主要是指大学，而大学的管理制度是以颇为放任自由出名的，官方的伪善已经减少到礼仪需要的最低限度。在中学里，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更难忍受，但通常只是在青年们已经看到具有相对的学术自由的大学的门的时候，为时不过一两年的事。年轻的朱加施维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在世俗学校里，学生每天只有一部分时间受到监视，所谓“宗教”实际上是一门次要课程。但是他念的不是世俗学校，而是一所闭关自守、整个生活必须服从教会的要求、一举一动都受到教士监视的学校。对这种制度忍受七年，即使是五年，也需要超人的谨慎和异乎寻常的弄虚作假的能力。当他在正教中学念书的几年里，谁也没见过他提出任何公开的抗议或者有过任何大胆表示愤怒的行为。约瑟夫在背后嘲笑教师，当面从来不冒昧行事。他从来没有像季布拉泽那样打过任何发表沙文主义言论的教师的耳光；他最多不过用“蔑视的眼光瞪着”他们。他的仇视是有节制的、秘密的、小心谨慎的。我们听说，波米亚洛夫斯基在正教中学做学生的时候“对周围的人”充满“猜忌、鬼祟、敌视和憎恨”。伊雷马什维利说，柯巴几乎具有所有这些特点，甚至表现得更尖锐。他说：“1899年他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对学校当局，对资产阶级、对这个国家里存在的一切体现沙皇制度的事物，怀着恶毒的、刻骨的仇恨。对一切权威都表示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