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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创不治将成坏疽
──此次争论的意义──
托洛茨基
这次争论正按照其自己的内在的逻辑发展。每一营垒都按照其社会的性质和政治面目，设法打击其敌对者的最弱和最易受伤之点。决定这次争论的方向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反对派领袖们的一个先天的计划。现在来悲叹争论的爆发已经太迟和无用了。现在唯一必需的就是用锐眼注意斯大林派挑拨离间者所尽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挑拨离间者藏在党内，他们是奉了命令来毒害这次争论的气氛，并把这次思想上的斗争引向分裂的。认识这些先生们并不很困难；他们的热心是过度的，当然又是做作的；他们用偶语和造谣来代替思想和议论。他们一定得经过两派的共同努力来暴露和驱逐出去。但这个原则的斗争一定得进行到底，即是说，一定得进行到严格的弄清那些已提了出来的更重要的问题。必需利用这次争论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美国支部和我们整个年轻的国际相当大部分的党员，不是从没落时期的共产国际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就是从第二国际走到我们这里来。这两个国际都是腐败的学校。这次争论已暴露出我党的广大部分缺乏一种健全的理论教育。比方我们参考一下我党的纽约地方支部的情形就够了，它并没有用一种强烈的防卫的反射行为，来回答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纲的轻浮的修正的企图，恰恰相反，它的多数却拥护这些修正派。这是不幸的，但这是可救治的，因为我们的美国支部和整个国际乃由最忠贞的个别分子构成的，这些人正诚实地寻觅途径走向革命的这路去。他们有学习的渴求和愿望。但现在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正因为党深入工会以及一般的深入工人的环境里去，才要求提高我党干部的理论资格。我所称的干部，并不是指“机关”而是指整个党。每个党员都应该而且必须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军队里的一个军官。
“在哲学问题上，你们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专家的？”反对派们现在讽刺地问多数派的代表。讽刺在这里是完全不得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亦即是无产阶级想按照共产主义的初步计划来改造社会的本能的和基本的内心推动力。在今日恐慌与战争的时代，工人心理这些有机的倾向，非常迅速的活跃起来。这次争论已毫无问题的暴露出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冲突。小资产阶级倾向企图把党纲变成为“具体”问题的小铜元，它在这件事中暴露出它的混乱。无产阶级倾向则相反，它竭力使一切部分的问题连贯成为理论的统一体。目前最要紧的倒不是多数派的个别成员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至何等程度。目前重要的是，整个多数派都倾向于用无产阶级的态度来提出问题，且正为这一倾向，他们才逐渐领会辩证法，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据人家报告我说，反对派们听人提起“辩证法”，即报之以狂笑。没有用处。这种不值钱的方法一点帮助也没有。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已不止一次残酷地惩罚那些妄想嘲侮它的人们。
夏克曼同志最近一篇文章，《给里昂·托洛茨基一封公开信》，是一个危险的象征。它暴露夏克曼拒绝从这次争论中学习，而且他倒还坚执地要加深他的错误，因此他不仅利用党的不够格的理论水平，而且利用它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的特别偏见。每一个人都觉察到夏克曼的敏捷，他凭借这一灵敏能够把各种各式围绕于某一轴心的历史插话交织起来。这个本领使夏克曼成为一个能干的新闻记者。可惜这一点本身是不够的。主要的问题在选择的是什么轴心。夏克曼往往受文件和报章中的政治反映所吸引。他对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群众生活，工人阶级内部各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等，均不感兴趣，我已读过不少夏克曼写的卓越的，甚至精彩的文章，但我从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有半句话是真正考虑到美国工人阶级或其先锋队的生活的。
当然，我们这种说法要有个限度──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夏克曼个人的失败，而且还是革命的一整代的命运，这一代人因为历史条件的一个特殊的结合，生长于工人运动之外。在过去我已不止一次的说及和写及这些有价值的分子虽然尽忠于革命，仍有堕落之虞。在青春期间成为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者已变成了一个弱点。弱点招惹疾病。如果疏忽，这个疾病是能够变成致命的。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必需在党的发展中自觉地揭开新的一章。第四国际的宣传家和新闻记者必须凭他们自己的自觉来开始新的一章。必需重新武装。必须把自己的轴心翻转：背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人。
认为目前党内的危险的原因是──它的工人部分的保守主义；想经过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胜利来解决这个危机──这对于党将很难预想有比此更危险的错误。事实上，目前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保守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纯粹宣传的学校中毕业但尚未找到一条到阶级斗争之路的门径。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分子为了自保的最后战斗。每一个反对派，就个人说来，假如他坚决要求的话，都能够在革命运动中给自己找到一个有价值的地位的。但当作一个派别，他们却命定死亡。在这次斗争中（它正在发展），夏克曼并非处在他应该置身的阵营里。在这样的场合中，他的强的方面已照例退到后面去，而另一方面，他的弱点则已达到一种特别完成的表现。他的《公开信》可以说是代表他的弱点的结晶。
夏克曼忽略了一件小事：他的阶级立场。因此生出他的反常的摇摆，他的即兴之作和跳跃。他为着掩盖他自己的变化这一个唯一目的，为着隐瞒他昨天与今天之间的矛盾，他把不相关的历史掌故来代替阶级的分析。这就是夏克曼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他自己的党的历史，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历史的方法。他在这样做时，他是错上加错。我们不久就知道，他所采用的，谈及的一切历史的类比都在驳倒他。
改正错误比犯错误困难得多。我必须请求读者耐着性子跟我一步一步的观察夏克曼的心智活动的一切摇摆。在我这方面，我答应你们不仅仅自限于暴露错误和矛盾，而且还从头到尾，拿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对抗折衷派的立场。按照这个办法，或许我们通通都可以从这次争论中学到一点东西吧。
“先例”
“我们，不可调和革命家们，怎能这样突然的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夏克曼怒冲冲的质问：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在少数派的代表的发言人当中，去年（！）或两年来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1940年1月《内部生活》第2卷第7期第11页）我们在过去为什么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让步呢？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们为什么没有……诸如此类。这就是夏克曼在他开始驳难我时的高论，而且他用一切调子弹出的诸种变奏曲也就是凭它，因此这一论调分明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但夏克曼心里却料想不到我能够拿这一论调反转来驳倒他。
那篇反对派的文件，《战争与官僚的保守主义》谦让地说，托洛茨基十次中有九次是对的，或许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是对的。我非常懂得这一谦让的条件性和极端慷慨的性质。我的错误的部分实际上大得多啦。那么，怎样解释这一事实：上述的文件写出两三个星期之后，夏克曼突然断定托洛茨基：
（一）对人们供给他的情报不能采取一个最严格的态度，虽然十年来他的情报员之一就是夏克曼自己。
（二）不能辨别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布尔什维克倾向与孟什维克倾向。
（三）是以“官僚革命”的荒谬概念来代替群众革命的祖师。
（四）对波兰芬兰等具体问题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五）表现一种投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
（六）不能了解民主集中制的意义──诸如此类以至无穷。
一言以蔽之，在两三个星期的期间内，夏克曼已发现我在100次中有99次是犯下错误的，尤其是恰好与夏克曼本人有牵涉的地方。我认为最后这个百分比仍嫌有点夸张──不过这一次却采取着相反的方向罢了。但夏克曼之发现我倾向于以“官僚革命”来代替群众革命，较之我发现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突然得多啦。
夏克曼同志约我拿出证据来证明过去一年或甚至两三年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存在。夏克曼不愿指出更远的过去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且听从夏克曼的邀请，只限于前三年。请留神吧。我将用几篇精确的文件来答复我的严厉批评者的修辞性的质问（Rhetoric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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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25日，我写信到纽约谈及社会党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政策：
“……我一定得引证两个新近的文件（一）麦克思谈论党大会的私人信，和（二）夏克曼的文章：《走向一个革命的社会党》。光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就表现一个虚伪的远景。在我看来似乎各种发展（包括最近一次党大会）已证实党并非在变成一个‘革命’的党，而且正变成独立工党一类的党，即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任何前途的中派政治流产中的党。认定美国社会党现在‘较之第二或第三国际任何政党都接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一种绝对不得当的捧场：美国社会党只有较之欧洲的类似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独立工党，社会主义工党等更落后……我们的义务是揭破诺门·汤麦斯辈这种害处，而不是说什么‘（这个战争）决议案优于该党已往通过的任何决议案……’这是一种纯粹字面的评价，因为每一道决议案的采用必须与历史事变，与政治形势及其迫切需要联系起来……”
在上面一信提及的两个文件中，夏克曼已暴露出他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过分迁就──政治的模仿──一个革命政治家的最危险的症候！最重要还是注意他之过高赞赏诺门·汤麦斯对战争（欧洲战争）所取的“急进”立场。机会主义者离开事变愈远，则倾向于愈大的激进主义，这一点已尽人皆知。了解这一法则，就不难估计夏克曼及其盟友指责我们有“投降斯大林主义”倾向这一事实的真实价值。唉，安坐在布伦克斯对克里姆林宫比较对美国的小资产阶级表示不可调和性容易得多啦。
-2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是冒然把派别的阶级成分牵入这次争论的。在这里也让我们来参考一下最近的过去。
1937年10月3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已说过几百次，一个工人在党内生活的‘正常’状况时虽不为人注意，但形势一变化，他就表现种种卓越的品质出来，那时一般的公式和流畅的笔已不够，而对工人生活的熟习和实际才干是必需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有天禀的工人就表现出他自身的稳固性且也表现出他的一般的政治才能。”
“知识分子在组织内占优势，在组织发展的头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它同时又是较有天禀的工人的政治教育的一个大障碍……在下次党大会中尽可能的把许多工人提拔到地方和中央委员会中去是绝对必需的。对一个工人来说，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活动同时就是一个高级政治学校……”
“困难就在一点，即，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有传统的委员会人员，而且种种不同的次要的，派别的，和个人的考虑在候选名单的结构中占一个太大的作用。”
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从没有见过夏克曼同志加以注意或发生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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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把阿本同志的一派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插进这个问题是勉强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但在1937年10月10日，当夏克曼和加农携手共进而且正式认为阿本没有派别的时候，我写信给加农：
“党只有少数真正的工厂工人……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分子代表一极必需的酵母，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以这些分子的良好品质为荣……但是……我党可能被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淹没的，而且甚至还可能丧失其革命性质的。这个工作自然并不是借人工的办法来阻遏知识分子的流入，……而是在实际上把整个组织的方向转向工厂，罢工，工会……”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不能致充分或同等的力量于一切工厂。我们的地方组织在下一个时期能够在它的区域内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工厂来活动，而且集中它的全力于这些工厂。假如我们在这些工厂之中有两三个工人，我们就能够由五个非工人成立一个特别的辅助委员会，其目的是在这些工厂中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工会之中我们也可以同样做法。我们不能介绍非工人党员入工会。但我们能够有效地成立一些口头和文字活动的辅助委员会，和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发生联系。牢不可破的条件应该是：不要指挥工人，只是帮助他们，贡献意见给他们，用事实，思想，工厂报纸，特别传单等武装他们。”
“这种合作无论从工人同志方面，或从非工人（他们需要一切坚实的重新教育）方面看来都有惊人的教育的重要性。”
“比如在你们队伍内你们有一个重大数目的犹太非工人分子。假如党不久把他们从一个闭塞环境中拉开得到成功，而且借日常的活动使他们和工厂工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能够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酵母。我相信像这样一个方向一定保证党内得到一种更健全的气氛。……”
“我们能够马上成立一条一般规则：凡是一个党员在三个或六个月内不替党发展一个新工人的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假如我们认真的确立这个总方向，而且假如我们每一个星期检查这些实际的成果，我们将免除一个大危险。这个大危险就是说，知识分子和白领子工人可以压制工人的少数，迫它缄默起来，把党转变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争论俱乐部，但是对工人却是绝对不相宜的。”
“我们应该按照同样的方式替青年组织的工作和征收团员做出同样的规则，否则我们便有把青年分子教育成为革命玩赏家而非革命战士的危险。”
从这一封信看来，显然的我相信我并不是从斯大林──希特勒公约签订之后或波兰瓜分之后，才提到一种小资产阶级偏向的危机，而是在两年之前或更早就执拗地把它提出的。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念念不忘那个“不存在的”阿本派，我当时指出，为了廓清党的气氛，纽约支部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他们的习惯的保守环境而溶解于真正的工人运动中，是绝对必需的。正因为如此，上列的信（它不是这一类信的第一封），即在目前争论开始之前两年余写的信，当作一个证据来看，较之反对派领袖们的一切作品都重要得多，这些领袖们的作品所怀的动机迫使我出来保护“加农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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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克曼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影响（尤其是学院的和文学的影响）的倾向，从来对于我就不是一个秘密。在杜威委员会的时期中，我于1937年10月14日写信给加农，夏克曼和挪伐克：
“我坚决主张：为了沟通这个委员会与群众的关系，必需由工人团体的代表来包围这个委员会……挪找克，夏克曼及其他同志们已亲自声明在这一点上和我一致。我们共同分析过实现这个计划的实际可能性……但后来，尽管我三番四次的提出问题，我永不能够获得关于这件事的报告，我只是偶然听说夏克曼同志反对它。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夏克曼从来没有把他的理由告诉我。我在我的信里用非常外交的口吻来发表我的意见，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夏克曼虽然口头上同意我，但实际上却害怕损伤我们的暂时的民主同盟者的过渡的政治敏感：在这一方面，夏克曼表示非常之“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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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5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有点奇怪在《新国际》上竟让依士特曼的信用这样的发表方法刊出来。这一封信的发表是对的，但在封面都把它标出来，而对依士特曼发表于哈拔杂志的文章又保持沉默，这在我看来，《新国际》似乎有点妥协。许多人将把这件事解释成为仿佛我们顾虑到友谊时就自愿对原则闭目无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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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
“我在这里很难了解你可以对友仁·黎昂斯先生那样宽容，甚至那样友好，好像他在你的聚餐会上演说；同时他又在白卫军的聚餐会上演说。”
这封信继续为了对所谓“自由派”采取更独立和坚决的政策而斗争，这些“自由派”虽然进行反对革命，却愿意与无产阶级保持“友谊关系”，因为这件事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倍加他们的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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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6日，差不多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一年，我写信谈到我们的党报有断然面向工人的必要：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态度。它无疑是一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但它并不是政治行动的一个真正工具……我曾设法引起《社会主义呼声报》的编辑注意这个问题，但没有效果。”
在这些字里行间分明有不满的表示。而且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夏克曼同志表示对于久已结束的斗争的文字的插话，比较对于他自己的党的社会成分或他自己的报纸的读者，怀着更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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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30日，在我那封已引证过的，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信里，我再度谈及夏克曼倾向于小资阶级文字交谊的环境。
“我不能了解何以《社会主义呼声报》几乎漠视斯大林党。这个党现在代表许多矛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的重大收获将来一定从斯大林党方面来。我们的政治注意力应集中于它。我们应一天一天一点钟一点钟的注意它的矛盾的发展。编辑部应有人花大部分时间注意斯大林派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何以发起一个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发表那些动摇的斯大林派的信。”
“这件事将比之邀请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贡献他们的个人杰作有千倍的重要。我有点奇怪，你为什么把篇幅让给依士特曼最近那篇无足轻重的和自骄自大的文章……但我最难索解者就是你亲自邀请这些人来玷污《新国际》的并不很多的篇幅。这种论战的持续能够引起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兴趣。”
“我坚决认为把《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报》加以某种改组是必需的：更远离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更接近工人，又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斯大林党。”
说来可惜，最近的事变已证明，夏克曼并没有离开依士特曼之流，而相反的，倒还更走近他们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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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27日，我又写信谈到《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性质并谈到党的社会成分：
“我从议事录里看到你们编辑《社会主义呼声报》有了困难。这份报纸从新闻报纸的观点看来是编得很好的；但它只是一份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并不是一张工人报……”
“其实，这份报纸是由各门作者分担的，他们中之任何一个都是呱呱叫的，但集体地说来，他们却不容许工人们插入《呼声报》的篇幅。他们中每一个都为工人说话（而且讲得好极）而没有一个人听到工人自己的话。这份报纸尽管有其文学上的辉煌，但在某种程度内却成了报纸的墨守成规的牺牲品。他们一点也不听一听工人们怎样生活，斗争，和警察冲突或喝威士忌酒。这一点对于这份作为党的一个革命工具的报纸是很危险的。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经过一个熟练的编辑局的共同力量来造成一张报纸，而是鼓励工人们自己说话……”
“来一次激进的和勇敢的改变是必要的，这是成功的条件……”
“当然这不仅是报纸的问题，而且还是政策的整个方向的问题。我继续认为你们有太多小资产阶级少年和少女，他们虽然很好且献身于党，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义务不是在自己中间争论，而是深入到工人的新鲜环境里去。我再提一次我的建议：党的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员，在某一定期间内（我们且说3个月或6个月吧）不替党发展一个工人，便应该降为候补党员，再经过3个月之后（如仍没有发展），就开除出党。在某些场合中，这个办法也许不公正，但整个党一定要得到一次有益的震荡，它是非常需要这一着的。来一次极激进的改变是必需的。”
当我提出这样严峻的手段，竟主张开除那些不能和工人发生联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时，我心里面并没有想到“保卫”加农派，而只是想挽救党的堕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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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怀疑的议论传到我的耳鼓时，我于1939年6月16日写信给加农同志加以解释说：
“战争前夜的形势，民族主义的变本加厉等，就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自然的障碍，而且就是我们的队伍沮丧的深刻原因。但现在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党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越是大，它越是依存于官家舆论的变迁。这是一个补足的论据，证明勇敢的和积极的转向群众之必要。”
“你在你的文章中提及的悲观主义的理论，当然是官方舆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压力的反映。”“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胜利……”，“假如法西斯主义在英国胜利……”等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更重要。”
因此党的小资产阶级一翼之依赖于官方舆论这个问题，是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数月提出的，一点也不是为了破坏反对派的名声而勉强拉出来的。
X X X X
夏克曼同志要我拿出过去时期内反对派领袖们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先例”。我为了答复这一要求，光是从反对派领袖中选出夏克曼本人来说，就说了这许多。我还没有说完我手头的材料哩。有两封信──一封是夏克曼的，另一封是我的──也许可以作为更有趣的“先例”，我将在另一个有关的地方加以征引。愿夏克曼不要反对说：通信里所谈到的过失与错误，也可以用来攻击别的同志，连现在多数派的代表们都包括在内。可能的，或然的。但在个通信里夏克曼名字之频频提到，不是偶然的。别人只犯了插话式的错误，而夏克曼则显出了一种倾向。
夏克曼现在说我对他的评价是“突如其来的”与“出人意外的”，与此完全相反，无论如何，我能用现成的文件来证明──并且我相信已经证明了──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不过是我过去3年间（实际上是过去10年间）与纽约通信的总结。夏克曼很带威胁性地向我要“先例”。我已经给他“先例”了。它们都是对夏克曼不利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
反对派认为可以说这样的话，即我之所以提出辩证法唯物论问题只因为我对于芬兰，拉脱维亚，印度，阿富汗斯坦，俾路支斯坦等等的“具体”问题无法答复。抛开其本身所含的一切是非不谈，这个论据是有趣味的，虽然其间表明了反对派内某些个人的水平，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与对于基本的思想忠诚的态度。因此，在这里提一下过去的事情该不是不适当的吧。1937年1月在我刚到达墨西哥以后的火车里，我和夏克曼及挪伐克两个同志的初次严肃谈话，就是专谈须不断宣传辩证法唯物论之必要的。在我们美国支部脱离了社会党以后，我曾最坚决地主张尽早发行一种理论机关报，这时我就是再次注意到须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精神教育我们党，首先是教育新党员。那时我曾写道，美国是资产阶级有系统地把庸俗的经验主义灌输给工人的地方，在这里最有必要加速把整个运动提高到适当的理论水平。1939年1月20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论及他和盘纳姆同志合写的那篇“论知识分子的退却”的文章：
“谈辩证法的那一部分，是你个人，你这个《新国际》编者，所能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大的打击……好的！我要公开和你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在一年之前我已预先送了一个公开通知给夏克曼，说明我要发动一个公开斗争，以反对他的折衷倾向。那时还没有人说到未来的反对派；无论如何我脑筋里完全没有假定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已准备一种政治联盟的基础，以反对第四国际的政纲。
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不同意见之性质，恰恰证实了从前我对于党的社会成分，及对于干部的理论教育所有的忧虑是对的。一点没有需要我改变认识，或我给以“人工的”说明的地方。问题的实在情形是如此。我还要加添一句说，现在我们还几乎必须证明在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内出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使我觉得有点羞赧！
夏克曼在他的“公开信”中，特别说到文生·邓同志对于那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曾表示满意。但是我也曾称赞这篇文章：“许多部分是极好的。”可是，如俄国人的格言所说的，一勺黑油可以毁坏一桶蜂蜜。现在成问题的，就是这一勺黑油。文中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那一部分，表现了许多极异于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观念，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明白了，乃在于为一个政治联盟准备基础。夏克曼顽强地说我抓住这篇文章作口实，为答复这一点，我要再从那篇文章有关的部分中，引证一些中心句子：
“……也还没有人证明，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较抽象学说之赞成或反对，必然要影响到（！）今天或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新国际》，1939年1月号，7页）单这一点还不够么？最叫人吃惊的，是革命者所不应有的这一公式：“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什么政党？什么斗争？在这里，一切政党与一切政纲都混淆在一起了。无产阶级的党与其它一切党不同。它绝不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就其根本说来，它是与资产阶级马贩子及小资产阶级补缀破布者的政党，正相对立的。它的任务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新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上完成人类再生。为想在资产阶级舆论与警察压迫之下不至于溃退，无产阶级革命者，尤其是一个领袖，便须具有明了的，远见的，完全透彻的世界观。只有站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具体”问题。
恰从这里开始了夏克曼的背叛──并不仅仅是一桩过失，如我在去年所希望相信的；现在已经很明显，这是一桩无可讳言的理论背叛。夏克曼照着盘纳姆的脚步走，教育幼稚的革命党说，大概“还没有人证明”辩证法唯物论会影响到党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还没有人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用处。因此，党在现在连一点学会与保卫辩证法唯物论的意愿都没有。这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一般的科学方法，向实验主义作可怜的投降。恰是这一点构成了夏克曼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经过盘纳姆又与资产阶级“科学”的教士们组织哲学联盟。我在去年1月20日的我的信中所提到的，正是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
3月5日，夏克曼答复道：“我已重新读了你所提到的盘纳姆与夏克曼在1月间合写的那篇文章；假如这篇文章必须重写，我可以在某些地方（！）根据你所写的指示，采用别样表达方式，但我不能同意于你的批评的要旨。”
这个答复，实际上一点意思都没有，夏克曼在严重局势中总是如此；但也还表示出了一点什么，即夏克曼还留下了一道桥梁，以便退却。今天他被小派别的欲望所迷惑，答应“明天多作几番”。作什么？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投降吗？抛弃马克思主义吗？
夏克曼详细对我解释（马上我们就可看出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某种政治联盟的用处。但我现在所说的是理论背叛的致命性，一个联盟存在之是否正当，由它的内容与环境来决定。而理论背叛则没有联盟能证明其正当。夏克曼说，他的文章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我们谈的不是整篇文章，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那一节。如果在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中，只要两行说道上帝是万物之源，那我就有权利作了结论说，著者是个蒙昧主义者。
夏克曼不答复攻击，而企图以不相干的问题来分散注意力。他问道：“你说‘我和盘纳姆在哲学上是个联盟’，但你所谓的这个‘联盟’，与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那个联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后者是有原则的，而我们的就是无原则的呢？如果我能获得这个问题的回答，那我就会感到极大兴趣。”马上我就讨论到这两个联盟的政治差别，或毋宁说是政治对立。这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你问有什么不同吗？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为了波格丹诺夫的利益，而宣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解决“具体政治问题”是一种赘物。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在理论上拿布尔什维克党与一般政党混同一起。他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混账话。不但他自己，任何一个严正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如此。这就是不同处。你懂得了吗？夏克曼带讽刺地允许我，他对于清楚的回答要发生“兴趣”。我相信我已经给了回答。但我却不要求这种“兴趣”。
抽象与具体，经济学与政治学
夏克曼的可悲的文章中之最可悲的部分，是论《国家与战争性质》的一章。“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该著者问。“立场仅仅如此：从作战国家的阶级性质之抽象辨别，不能直接地推论出我们对于一个特殊战争之政策，从这个国家的现有财产关系，尤其不能如此。我们必须根据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对这战争之特性作具体检查，从这检查求得我们的政策。”（同上引自《内部生活》，13页，重号是我加的）。怎样的混乱！怎样的诡辩！如果不能从国家的阶级性质直接推论出我们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也不能非直接地推论出呢？为什么对于国家性质的分析就一定是抽象的，而对于战争性质的分析就成了具体的呢？从形式上说，人们同样有权说，事实上更加有权这样说：我们对苏联的政策，不能根据抽象的性质的辨别推论出来（如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而只能从对这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局势中对这国家的性质作具体分析，据此以推论出来。夏克曼所用作基础以建筑一切东西的基本诡辩术，是很简单的：因为经济基础并不立即地决定上层建筑物的变动；因为单单国家阶级性质不足以解决实际任务，所以……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检查经济及国家的阶级性质了；反之，如夏克曼在他的记者式隐语中所说的，只须抓住“活的事变的真实状况”（同上，14页）就可以了。
夏克曼所用以辩护他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的那同一巧计（辩证法唯物论并不立即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因此……它一般地也影响不到“具体的政治任务”），现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又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因为财产形式并不立即地决定国家的政策，所以在决定“具体的政治任务”时一般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可以的了。
但是仅此而止吗？既然劳动价值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价格；既然自然淘汰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乳豕之产生；既然万有引力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酒醉警察之从梯子上跌下来，所以……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达尔文，牛顿，以及其它一切爱好“抽象”的人都高置到书架上的尘封中去。这无异于把科学加以尊严的埋葬，因为究根说来，科学发展的整个道路是从“直接的”与“立即的”原因进到较远并较深的原因的，从许多非常驳杂的现象与变化不居的事件进到推动力的统一的。
劳动价值律虽不“立即地”决定价格，但总还可以决定着它们的。像美国“新政”破产这样一个“具体”现象，也须在“抽象的”价值律之最后分析中找到其解释。罗斯福不懂得这一点，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敢前进。财产形式不是直接地，而是经过整串的中间因子及它们的交互影响，而且还决定道德。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如果有心忽视国家的阶级本性，则定然要得到像那忽视地心吸力的警察的同样结果，这就是说，要碰碎鼻骨。
夏克曼显然没有注意到抽象与具体的区别。在致力于具体时，我们的头脑要使用抽象的概念。甚而像“这个”“特定的”“具体的”狗，也同样是个抽象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用指头指它的那一“刹那”，它也在变化的，例如，正在垂下它的尾巴。具体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在某一场合是具体的概念，到另一场合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了；即变成为该特定目的未曾充分规定的概念了。为要获得一种足以满足一个特定需求之“具体的”概念，就必须结合若干抽象的概念成为一体──恰如为要想映演生活的片断到银幕上（它就是一套活动的影片），那就必须把许多的静止照片联结到一起。
具体就是许多抽象的结合──并不是一种任意的或主观的结合，而且符合一种特定现象的运动规律的结合。
夏克曼乞灵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以对抗国家的阶级本性；他在这个特定例子上所提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就是一种最模糊的抽象东西。归根说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恰是这样的，即采取什么具体道路我们才能增进革命的利益？这里提醒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也不是不对的，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创造工人国家。因而在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便必须学习怎样去区分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家国家与工人国家这些“抽象”的东西。
夏克曼浪费自己的时间及别人的时间，证明国有化的财产不会“本身自行”，“自动地”，“直接地”，“立即地”决定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关于经济“基础”怎样决定其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上层建筑物”，已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有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直接地立即地决定一个乐曲作者的创造力，甚或一个法官的裁判，这个意见为各国资产阶级教授们所不断嘲笑了许多年，用以遮掩他们的智力之无能，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古旧的讽刺画罢了（注）。
至于说到那个直接关涉到我们的问题，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基础与克里姆林宫政策间之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提醒心不在焉的夏克曼道，17年来，我们把在10月革命所奠的基础与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物”的倾向之间的那种日益长大的冲突，公开不断地揭明了出来。我们把官僚阶层之日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及其日益依赖于国内外的其他阶级与集团，随其进展而一步一步地指明了出来。在这一方面，夏克曼究竟还有什么意见想增加到我们已经作过的分析上去呢？
可是，虽然经济并不直接地或立即地，而只是在最后分析上说才决定着政治，但无论如何，经济总还是决定着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确定这一点，有别于资产阶级教授及其门徒们。在我们分析并暴露官僚们之日益脱离无产阶级而政治上独立时，我们从不曾忽略过这种“独立”之客观的社会的界限；这就是说，国有化的财产加上对外贸易独占。
奇怪！夏克曼还继续拥护那举行政治革命以打倒苏维埃官僚的口号。但他曾郑重思索过这个口号的意义吗？如果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自动地”反映在苏联的国家政策中，那么为什么举行打倒官僚的革命又是必须的呢？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已完全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那么所须举行的就不会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夏克曼所继续拥护的这个口号是根据以下两点得出的：（1）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2）苏联国家的社会基础与官僚集团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但是在他重复这个口号时，他却想从根掘毁它的理论基础。这是否是为了想再证明一次他的政策对科学的“抽象”之独立性呢？
（注）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青年同志们推荐，去研究恩格斯（“反杜林”），普列汉诺夫与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的著作。
夏克曼假装要举行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讽刺画，但他却对历史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门。财产形式与国家的阶级性对于他分析政府政策，是一个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国家本身对于他是一个无两性区别的动物。夏克曼两只脚稳插在这样一种鸡毛基地上，旁若无人地向我们解释说──在1940年之今天！──除了国有化的财产以外，还有波拿巴主义者的秽物和他们的反动政策。好新鲜！夏克曼是否以为他是在托儿所里说话呢？
夏克曼甚而企图和列宁结成联盟
夏克曼为遮掩他不懂得苏维埃国家本性问题的本质，便跳到1920年12月30日所谓工会问题讨论期间列宁用来反对我的那些话上面。“托洛茨基同志说到工人国家。允许我说一句，这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自己，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卫工人免受自己的国家侵犯，又必须利用这些组织由工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夏克曼在指点着这段文字而仓促宣布我已重犯了我在1920的“过失”时，却仓促地没有注意到这段引文里关于苏维埃国家本性的定义含有一点重大错误。第二年1月19日，列宁对他在12月30日的谈话，曾亲自写了如下的话，“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现在我在读过这个讨论报告时，我知道我错了……我当时应该说：“这个工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具有如下的特点的工人国家，（1）占人口中之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2）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由这件小事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列宁如此重视关于国家的恰切的社会学定义，竟不惜在论争正热烈的时候改正自己的意见！但夏克曼如此不关心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以致20年之后他既没有看出列宁的错误，也不知道列宁的改正。
这里，我不多说那个问题，即列宁拿他的论据来反对我究竟有多大的正确性。我相信他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关于国家定义方面，我们2人之间并无不同意见。但这不是现在要说的问题。列宁在上面征引的那段文章中在理论方面提出国家问题──加上几日以后他自己提出的大改正──是提得绝对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听听夏克曼如何莫名其妙地应用列宁的定义。他写道：“20年前既然可以把‘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那么现在也可以把‘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同上引文14页）这是显然的，夏克曼完全不懂得列宁。在20年前，“工人国家”这个名词，无论如何不能一般地视为一件抽象东西，即不能视为一件不存在或不真实的东西。“工人国家”的定义就本身说自然是正确的，但对于特殊的任务来说则是不充分的了；即在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这一点上说，是不充分的──而且惟有在这个意义上，那定义才是抽象的。然而对于保卫苏联以抵抗帝国主义这一方面说，则那定义在1920年同在现时一样，毫无疑义是具体的都要工人负起责任来保护这个国家。
夏克曼不同意。他写道：“当初有一次讨论工会问题时候既然必须具体地说出究竟是那一种工人国家存在苏联之内，那么讨论现时的这场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确定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程度了……而且政治堕落的程度是不能抽象地引征国有财产权之存在来确定的，仅能借助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确定。”根据这话，就完全无法明白：1920年苏联性质问题何以因工会而提出，即因这政治的特殊的内部问题而提出；而今天因保卫苏联问题，即因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问题而提出来。在前一情形之下，工人国家是与工人相对立，在后一情形之下则与帝国主义者相对立。类推法行不通，并没有什么奇怪。列宁拿来对立的，夏克曼就拿来混同了。
然而即使我们拿夏克曼的话照字面解释，那也不过说他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关于堕落程度（什么东西堕落呢？是工人国家么？）的问题；即是关于估计上量的差异的问题。我们试假定夏克曼比我们更精确地确定了那个“程度”（在何处说过了呢？）但在估计工人国家堕落时的那个纯粹量的差异又如何能影响我们保卫苏联的决定呢？这真是莫名其妙。就事实说，夏克曼依然忠实于折衷主义；即是他之所以提出“程度”问题，仅仅为着努力在阿本和盘纳姆之间保持他的均衡。其实在争论中的，绝不是什么被“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何等精确的“科学的”“具体的”“实验的”名词！）所决定的程度，而是这些量的变化是否已经转为质的变化，即是说：苏联虽然堕落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呢？或者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剥削人的国家？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夏克曼没有回答；他觉得没必要回答。他的论据纯然是拾列宁的牙慧，而列宁的话是在不同的关系之下说的，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含着一种毛病。列宁在他改正过的定义中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夏克曼则宣告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而是……”而是什么呢？夏克曼没有说下去。说的人和听的人相对望着，张着大口。
在我们的纲领中，“堕落的工人国家”一词表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的纲领相当具体地回答了，如此具体，完全足够解决保卫苏联的问题。即是说：（一）那些特点，在1920年时还是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毛病”，如今则变成一个独立的官僚政制，吞食了苏维埃；（二）官僚专政本是与社会主义对内和对外的任务不能相容的，它又给全国经济生活带来了而且继续带来深重的毛病；（三）根本上说来，建立在生产工具国有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却仍保存着，而且继续成为人类的一个巨大胜利品。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之失败，将不仅表示推翻官僚专政，而且表示消灭国家计划经济；而且表示国家被肢解为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又来一次稳定，而世界无产阶级又受一次挫折。
由于“官僚主义毛病”扩大成为官僚专制政治，我们就做出结论说：想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利益（工会已经同国家一样堕落了），今天，与1920年相反，是完全行不通了；必须推翻官僚；这个任务，唯有在苏联成立一个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做到。
由于政制堕落尚未达到毁灭国家计划经济的地步，我们就做出结论说；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帮助苏联无产阶级向官僚斗争──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
我们关于苏联的定义中，究意有什么被夏克曼认为是抽象的呢？他提出什么具体的修正了呢？如果辩证法教我们“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这个法则也同等适用于批评。仅仅指出某个定义是抽象的，那还不够；必须指出其中究竟缺少了什么。否则批评本身便无意义。夏克曼认为那个定义是抽象的，但他并不加以具体化或另换一定义，却拿一个真空来代替。这是不够的。一个真空，甚至一个最矫饰的真空，都须认为是所有抽象物中最坏的一个，──因为可以随便拿什么内容来填充它。怪不得这个理论的真空，一面排去阶级的分析，一面就吸取了印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
“集中的经济”
夏克曼又征引列宁说的：“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而且在这个意义之下，即：“政治必然支配经济。”夏克曼从列宁这话做出结论来反对我，即说：我仅仅注意“经济”（生产机关属于国家）而疏忽了“政治”。这次利用列宁的话也不见得比第一次高明。此处夏克曼错得太厉害！列宁意思是说：经济过程，任务和利益，一旦具有一种自觉的和普遍化的性质，便自然而然进于政治领域，而构成政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下，政治作为集中的经济来看，是高出于日常个别的，不自觉的和未普遍化的经济活动之上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政治是否正确恰是看它深刻地和普遍地“集中”经济至何种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说看它表现经济的进步倾向至于何种程度。所以我们的政治首先立足在分析财产形式和阶级关系上面。惟有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更详细地和更具体地去分析那“上层建筑”中诸元素。举例说，我们如果要说敌派是“官僚保守主义”，那我们就要立刻寻求此现象的社会的即阶级的基础。若非如此，我们就成了“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倘使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的话。
“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这话应该也能适用于克里姆林宫。难道莫斯科政府的政治，与一般法则相反，独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官僚们自由意志的表现么？我们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还原于财产权属于国有的经济，不过经过官僚利益而折射出来，──这一点，夏克曼特别热烈反对。他对于苏联的判断，不是从经济之自觉的普通化出发的，而是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出发的；即是说，从一时的感受，即兴之作，同情或反感出发的，他拿这个印象主义的政治来对抗我们的有社会学根据的政治，同时骂我们……忽视政治。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然而确有这个事情！实在说，夏克曼那种怯懦的无常的政治最后分析起来，也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但可惜这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
拿资产阶级战争来相比
夏克曼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有一个时期是进步，另一个时期是反动的，所以一个参加战争的国家，光给他以阶级定义，那是不够的。这话没有使问题更明白，反而使问题更胡涂了。惟有当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进步的时候，资产阶级战争才是进步的；换一句话说，即是当资产阶级财产制与封建财产制相反，成为一种进步的和建设的因素时候。一旦资产阶级财产制成为社会发展的制动机了，资产阶级战争就是反动的。难道夏克曼要说，在苏联，生产机关属于国家所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制动机，而扩大这个财产形式至其它国家也为经济的反动了么？夏克曼显然不愿这样说。他简单是不从自己的思想推出逻辑的结论。
资产阶级民族战争的事例果然是很有用的教训，但夏克曼随随便便就带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奋斗。1870─1871年战争中，他们是站在德国方面的，虽然这个统一斗争被那些王统寄生虫所利用了，所歪曲了。
夏克曼提起了那个事实，即：阿尔萨斯─洛林一被兼并，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转过来反对普鲁士。但这个转变只是更加显得我们观点的正确。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战争的问题。如此，两个敌对营垒有一个共同的阶级基础。如要决定二者之中那一个是“害处少些”，那只有根据辅助因素。德国方面有创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场之问题。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因素。在此限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站在德国方面，不管霍亨佐伦王朝及其贵族地主如何。阿尔萨斯──洛林之兼并，违反了民族国家的原则，无论对法国说，或对德国说；而且由此生下了将来复仇战争之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转过来激烈反对普鲁士。故他们绝不至帮助一个较低的经济制度以反对一个较高的经济制度之危险，因为，再说一句，在敌对两方都是资产阶级关系占优势。如果1870年法国是工人国家，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开始就站在法国一方面的，因为──这一点也须说起，未免难为情──他们的活动一向是以阶级原则为指针的。
今天，在资本主义诸国家中，民族任务之解决再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反之，人类正在因那生产力和那太狭隘的民族国家相冲突而感受苦痛。解除民族籓篱，在社会公产之上建立计划经济，──这乃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欧洲无产阶级的使命。我们的口号：“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正是表示这个使命。波兰和芬兰有钱人之被剥夺财产就本身说，乃是一种进步因素。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方法，在这件事上的作用，正如霍亨佐伦王朝方法在德国统一上的作用。以反动的手段保卫反动的财产制，和以官僚手段推行进步的财产制，二者之中我们若是必须选择一个，则我们绝不会将两方面一视同仁的，我们要选择“较少害处”那一方面。这里绝非“投降”于斯大林主义，正如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绝非投降于霍亨佐伦王朝。差不多无需要声明说：霍亨佐伦王朝在1870─1871年战争中的作用，既不能辩护它的一般历史的作用，也不能辩护它的存在。
时势的失败主义──或哥伦布与蛋
我们现在试看一看，夏克曼借助于理论的真空，如何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应用于一个特别有生气的问题。他写道：“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但什么是战争呢？战争是其它手段所行的政策之继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护战争呢？既然战争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拥护的国际政策之继续？”（同上引文件）这个议论之完整性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完整的失败主义理论写成明白的三段论法形式。这和“哥伦布与蛋”一般简单！我们既然从未拥护过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自然不应拥护苏联，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我们排拒克里姆林宫的国内和国际的政策，还在德苏协定及红军侵入波兰以前哩。这是表示去年“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对此问题毫无关系。过去我们若曾采取保卫苏联的立场，那不过是不彻底而已。夏克曼不仅修改了第四国际现在的政策，而且修改了它过去的政策。我们既然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就必须反对苏联。斯大林早就存有这个意见。夏克曼则是最近才有这个意见。从他的排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便自然而然生出完全而不可分的失败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但夏克曼自己不能说这话。在前一段里，他写道：“我们说──少数一派继续这样说──如果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意图粉碎十月革命最后胜利品，并转变俄罗斯为一堆殖民地，则我们将无条件地拥护苏联。”（同上引文15页）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我问几句话！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是反动的；战争是它的反动政策之继续；我们不能拥护反动的战争。那么何以忽然变成了：倘若那些恶毒的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而且意图转变苏联为殖民地，则在此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夏克曼就将拥护苏联……“无条件地”呢？这话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夏克曼学了盘纳姆的榜样，也将逻辑送到宗教领域或其它博物馆中陈列去了么？
这个疑团之解释，乃在于此事实，即“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这句话本是一句抽象的话。这话必须加以解剖，加以具体化。官僚层现行的外交和内政政策，首先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寄生利益。在此限度之下，我们发动决死斗争反对他们；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利益是以一种很歪曲的形式由官僚的利益反映出来。这些利益是我们要保卫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如此，我们绝不发动一个斗争反对官僚之守护（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国有财产，反对垄断国外贸易，反对拒付帝制时代的借款。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若是发生战争──不管诱发此战争的是什么偶然事件，亦不管这个或那个政府意图如何──则受危害的正是那些历史的胜利品的命运，那些胜利品正是我们要无条件地保卫的，即是不顾官僚的反动政策如何都要保卫的。问题归根结的转到苏联的阶级性去了。
列宁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推论出失败主义政策；但他并不停在此处。他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推论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战争的性质既然是由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性来决定，所以列宁教我们决定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的时候，不必去理会那些“具体的”情况，如民主制和君主制，自卫和侵略之类。与此相反，夏克曼则提意我们应当从那些时势的条件推论出失败主义。这个失败主义不理会苏联的阶级性，也不理会芬兰的阶级性。有了官僚的反动特征及其“侵略行为”，便够了。倘若英法美诸国运飞机大炮到芬兰，那一点也不能改变夏克曼的政策。但若英国军队在芬兰登陆，那么夏克曼就要插一根温度表在张伯伦舌底下，测探张伯伦的意图，──仅仅是要把芬兰从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政策底下救出来呢，还是兼要破坏“十月革的最后胜利品”？严格依照温度表上度数所指失败主义者，夏克曼就将转变为一个保卫主义者。这便是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代替抽象原则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夏克曼坚决要求拿出证据来：反对派诸领袖过去何时何处曾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之表现？关于此点，我已经回答了他，但这里必须补引我和他来往的两封论保卫主义问题和方法，及关于西班牙革命事情的信。1937年9月18日，夏克曼写信给我说：“……你说：‘我们若有一个国会议员，则他要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军费预算。’这个若非印错了，则我们认为是不一贯的。倘若如我们大家所认识，在现在的西班牙斗争中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并不占支配地位，倘若其中有决定意义的元素仍是没落的民主政治和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但若我们应当从军事上帮助反法西斯的斗争，──那就不明白，我们何能够在国会里投票反对军费预算……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虎斯加前线，受一个社会党同伴的质问：他的国会代表为什么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建议，拿一百万卜西塔去购买来复枪给前线使用，─那时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如何回答呢？我们觉得他找不出一句切实的话来回答……”
这封信使我吃惊。夏克曼情愿根据那个纯粹消极的理由，即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在西班牙不占支配地位，来表示信任尼格林那个无信义的政府。
1937年9月20日我回答夏克曼：“投票赞成尼格林政府的军预算，无异于投票信任他的政策……这样做，是一件罪恶。我们如何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解释我们的投票呢？很简单地：我们一点也不信任这个政府有能力领导战争并保证胜利。我们攻击这个政府保护富人和让穷人挨饥。这个政府是必须推翻的。当我们力量尚未足够，不能代替它时，我们就接受它的命令而作战；但一有机会，我们就公开表示不信任它。这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从政治上动员群众以反对这个政府，并准备推翻它。任何其它的政策都是背叛革命。”
我的回信的口气仅仅是微弱地反映出夏克曼机会主义的立场引起我心中的……惊讶。个别的错误自然是难免的，但在今天，两年半之后，这次通信却发现了新的意义。夏克曼推论说，我们既然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反对法西斯，便不能够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把这理论应用到苏联来，就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一面──我们既然不信任克里姆林宫政府，便不能保卫工人国家。在此事上，假激烈主义也不过是机会主义的背面罢了。
抛弃阶级准则
我们再一次回到ABC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分析某现象，如国家，政党，哲学倾向，文学潮流等等，是以它的阶级定义为出发点的。但在许多情形下，仅仅阶级定义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个阶级是由不同阶层组成的，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出现，而且受其它阶级的影响。为了完成那个分析，必须列入这类次等的或三等的因素；是部分列入或全体列入，则随特殊的目的而定。但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论现象若非给以阶级的说明，则分析为不可能。
知道了一种动物的骨骼和筋肉构造，并不能说：这动物的解剖尽于此矣；然而一篇解剖文章若企图把骨骼和筋肉“抽象”出去，则必陷于空洞。战争不是一个器官，而是社会的一种机能，即统治阶级的一种机能。要确定和研究一种机能而不明白它的器官，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要从科学上去明白这个器官，而不明白整个机体，即社会之构造，那也是不可能的。社会的骨骼和筋肉，就是生产力和阶级（财产）关系。夏克曼认为一种机能，譬如战争，可以不管其依附的器官即国家如何而“具体地”研究之。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么？
这个根本的错误还加上另一个同样显明的错误。夏克曼将机能从器官分出以后，就去研究机能本身；他竟违反一切诺言，他不是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反而是将具体的溶解于抽象的之内。帝国主义战争，是财政资本的机能之一，此时资产阶级发展至某个阶段而依据于一种特殊结构的资本主义之上，即垄断资本。这个定义是充分具体的，足够我们做出基本的政治结论之用。但把帝国主义战争一词扩大，连苏维埃国家也包括在内，夏克曼就把自己的立足地掘空了。将同样的词语使用于财政资本的扩展和工人国家的扩展两方面，而寻找一些肤浅的理由替这样使用做辩护，夏克曼便不得不抛开这两种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称之为──一种抽象。像这样的与马克思主义捉迷藏，夏克曼就将具体的说做抽象的，又将抽象的称为具体的了！
这种骇人听闻的玩弄理论，并不是偶然的。美国每个小资产者毫无例外地都准备将占据他人领土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的”，尤其今日美国尚未准备去占据他人的领土的时候。但是假使有人对这批小资产者说：财政资本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帝国主义的，不管它当时是在准备兼并他人土地，或在“保卫”芬兰反对他人兼并，──那么我们的小资产者就会义愤填胸的。反对派的领袖们自然在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政治水平方面与普通小资产者大不相同。但可惜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小资产者总是想使政治事变与它的社会基础分开，因为以阶级观点处理事情的方法，与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之间，有天生的冲突。
再论波兰
我说克里姆林宫以其官僚的方法给波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一种推动，──这个意见被夏克曼转化成为：我认为无产阶级的“官僚式革命”是有可能的。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不诚实。我的话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不是“官僚式革命”的问题，而仅是一种官僚式推动的问题。否定这个推动，无异于否定事实。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无论如何感觉到了这个推动，明白其意义，而且利用之在财产关系上造成一个急剧的颠覆。一个革命的党不能及时发觉这个推动，而且拒绝利用这个推动，那它除了做垃圾桶外就没有别的用处。
这个朝着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推动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苏联的官僚分子是骑坐在而且托根在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上面。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这个“推动”作革命的利用所以是可能的，也只有经过在占领地实行阶级斗争和依照十月革命的榜样。最后，这个革命的群众运动之被迅速压平所以是可能的，又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孤立和莫斯科官僚的权势。谁不懂得这三个因素──工人国家，被压迫群众和拿破仑主义官僚──之辩证法的交流，还是少谈波兰事变为妙。
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选举国民会议时，选举的纲领（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授意的）含有非常重要的三点：两地并入苏联，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大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乌克兰那些民主派，以他们的行为来判断，是认为并入于一个国家统治之下害处比较少些。由将来争独立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见解是对的。至于纲领中其它二点，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是进步的。夏克曼避开了现实，即避开了：正是苏联的社会基础迫得克里姆林宫采取一个社会革命的纲领这一事实，而说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去，那里一切事情都同旧时一样。一种令人难信的议论！没有人说过，苏维埃官僚无论何时何处都愿意或能够成就那剥夺资产阶级财产之事业。我们不过说，克里姆林宫虽然与希特勒联盟，仍不得不许可波兰东部的那种变革，其它的政府则不能成就那种变革。若非如此就不能将那些地方并入于苏联之内了。
夏克曼知道了这个变革。他不能否认它。他不能解释它。但他还想顾全自己的面子。他写道：“在波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阶级的剥削因民族压迫而更加厉害了，那里农民开始自动地夺取土地，赶走地主，地主早已吓得要跑了……”（同上引文16页）结果是红军与这一切全无关系。红军仅仅以“反革命武力”的资格进入波兰，为的是扑灭此运动。但在希特勒夺去的西方波兰，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不来一个革命呢？为什么那里主要是些革命家，“民主派”和犹太人逃亡出来，而在东方波兰则主要是地主和资本家亡命呢？夏克曼没有工夫想这事情，──他忙着向我解释说：“官僚革命”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做。我没有理由再说一句么？──我说：夏克曼显然觉得他是站在一个托儿所里面。
在巴黎的孟什维克机关报上──他们对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态度，是比夏克曼更加“不可调和的”──有个报告说：“在乡村里，苏维埃军队一经开近（即是说尚未开到当地──托注），到处都产生了农民协会，那是革命农民初步的自治机关……”军事当局自然急忙把农民协会置于官僚机关之下，那是他们开到后在城市中心设立的。然而他们非依靠于农民协会之上不可，因为没有这些农民机关，就不能够实行土地革命。
孟什维克派领袖，但，10月19日写道：“根据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苏维埃军队和官僚机关的出现，供给了一种推动（！）于社会纷扰和社会改革，不仅仅限于他们占领的区域而已，而且越出这个区域的界限以外。”应当注意，“推动”二字并非我发明的，而是“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他们有眼睛和耳朵。他甚至更进一层，揣测说：“这个推动所引起的浪潮，不仅于较短时间内重重打击了德国，而且要多少扩展于其它国家的。”
另一个孟什维克派道：“然而克里姆林宫的人无论如何企图避免包含有大革命意味的事情，仅仅苏维埃军队进入那带有苟延残喘的半封建土地关系的东方波兰领土一事，已经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土地运动了。苏维埃军队一开近，农民就开始夺取地主土地，并组织农民协会。”注意：是苏维埃军队开近，而不是撤退去，如同夏克曼所说的。我征引孟什维克派的见证，因为他们消息很灵通，他们的消息是从那些于法国的亡命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得来的，又因为那些先生已经投降法国资产阶级了，就不会被人猜疑投降于斯大林主义。
孟什维克的见证，以后又经资产阶级报纸的报告所证实了。
“在苏维埃波兰的土地革命，具有一种自发性运动的力量。红军已经越过芝布鲁士河的消息一传来，农民就将地主土地拿来瓜分。土地首先给予那些小佃户；以此方法，大约30%的耕地从地主没收来了。”（纽约时报，1940年1月17日）
作为一种新的论据，夏克曼拿我自己的话来抵抗，即是说：东方波兰地主土地之被剥夺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于克里姆林宫一般政策之估计。自然不能！没有人说它能。克里姆林宫借助于共产国际，领导工人阶级走错道路并使之灰心丧气至于如此程度，不仅促成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暴发，而且使得利用此战争以进行革命这件事成了异常的困难。与此罪恶相较，那两个省份的社会变革（此外还加波兰被奴役为代价）自然退于次要的地位，不能改变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般反动性。但是由于反对派自己所倡议，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一般政策的问题了，而是关于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此政策之具体的折射。对于加里西亚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土地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国际不能根据此事倡始于反动的官僚为理由而抵制这个革命。我们目前的责任就是站在工农方面参加这个革命，在此限度之下也是站在红军方面。同时必须孜孜不倦地警告群众以克里姆林宫政策之一般的反动性，及其对于占领区的危险。懂得配合这两个任务，或宁可说这同一任务的两方面，──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再论芬兰
在了解波兰的事变中，夏克曼既表现了如此可笑的判断力，接着关于芬兰的事变他又用加倍的威权来攻击我。在我的论文“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我写道：“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此内战发展至某一阶段，红军一定要与芬兰的小农和工人同在一个营垒……”这个极端谨慎的意见并未得着我的爱吹求的判官之赞许。我关于波兰事变之估计，已经破坏他的均衡了。“你关于芬兰的使人惊讶的意见，我更难得着证据，”夏克曼在他“信”的第16页写道。我很惋惜，夏克曼宁愿惊讶而不肯把事情透彻地思索。
在波罗的海诸国，克里姆林宫将其任务限制在谋求战略利益的范围之内，无疑也有这个打算，即将来那些战略上的根据地也足使俄罗斯帝国那些旧领土苏维埃化。以外交威吓手段在波罗的海方面得到的成功，却遇着了芬兰的反抗。若是对此反抗让步了，则克里姆林宫的“威望”将有丧失的危险，因此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成功也有丧失的危险。如此，与当初计划相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由此事实，每个能思想的人都要自问道：克里姆林宫仅仅是要恐吓芬兰资产阶级，迫使它让步呢，还是不得不走得更远些？对此问题自然不能有“自动的”回答。必须在一般倾向光照之下，依据具体的征兆来决定。对反对派诸领袖不足以语此。
军事行动开始于11月30日。同一日，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疑设在列宁格拉或莫斯科）广播一篇告芬兰劳动民众的宣言，其中说：“在芬兰历史这是第二次芬兰工人阶级开始一个斗争，反对富豪统治。1918年工人和农民的第一次经验，归结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但此次……劳动民众一定要胜利的！”这篇宣言就明白表示：并非企图恐吓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计划，要煽起芬兰国内暴动，并以国内战争代替红军的侵入。
12月2日发表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宣言，说：“全国许多部分，人民已经崛起，宣告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话显然是伪造事实，否则一定会写出发生暴动的地点的。然而从国外准备的个别暴动归于失败，也是可能的，正为此故，宣言中才不肯详说。无论如何，“暴动”新闻成为对暴动的号召。此外，宣言中提到了成立“芬兰第一军”的消息，“在战争中将由革命工农出身的志愿兵加入而扩充起来”这一“军”无论有千人或仅百人，其在决定克里姆林宫政策上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同时，电讯也报告边区大批地主被剥夺财产。毫无一点理由可以怀疑：这正是红军初期进军中发生的事情。但即使认为这些电讯是伪事实，那也含有号召土地革命的意义。如此我就有一切理由来宣告：“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的话了。12月初，我还只晓得这些事实的一部分。但以一般局势为背景，我敢说，又加上明白了其内在的逻辑，那些单个的征兆就令我做出必要的结论，推断整个斗争的方向。若无此种半先天性的结论，则可以做一个观察者，解释事变，但绝不能做一个积极参加此事变的人。但“人民政府”的号召为什么不能立刻得到群众回答呢？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芬兰完全受一架反动的军事机器所统治，它不仅受资产阶级，而且受农民上层与劳动贵族所支持：第二，克里姆林宫政策已将芬兰共产党转变成一个不重要因素；第三，苏联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芬兰的劳苦群众中引起热情。即令在1918至1920年的乌克兰，农民响应那夺取地主产业的号召，也很迟慢，因为地方苏维埃政权还弱，而白党的每次胜利，总行残酷的报复。因此芬兰贫农迟迟不响应土地革命的号召，那就不足惊异了。要使农民行动，则红军必须有重大的胜利。但红军在头一次准备不足的进攻中，遭受的只有失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农民暴动甚至谈都谈不到。在目前，要期待在芬兰发生一次自发的内战，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估计说得很明确，以内战方法来补充军事行动。我心目中所想的──至少在芬兰军队被消灭之前──只是占领区域及其邻近地带。今天，即在1月17日，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一个由芬方传出的消息说：边界的一省被芬兰亡命者的队伍所侵入，那边同胞们确实在自相杀。如果这不是内战的一节，到底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红军再度进入芬兰，将在每一步骤证实我们关于战争的一般估计。夏克曼既无对于事件的分析，又不能有一点预测。他只以高尚的愤激自限，因此，他逐步愈加深陷于泥淖之中。
“人民政府”的宣言主张工人监督生产，这能有什么意思！夏克曼惊叹道。现在苏联并没有工人监督；芬兰将从那里来这个制度？说起来真叫人不快，夏克曼暴露出对于局势之完全缺乏了解。在苏联，工人监督是一个久已完成的阶段。那边，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监督，过渡到国有化生产的管理；从工人的管理，过渡到官僚的指挥。新的工人监督现在只能指对官僚的监督。这监督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一次反官僚的胜利暴动的结果。在芬兰，工人监督所指的还不是别的，只是要把本地资产阶级逐走，官僚想代替他们的地位。再则，人们不该以为克里姆林宫竟蠢得要由输入的委员们去统治东部波兰或芬兰。克里姆林宫急迫待做的事情，就是要从占领区域的劳苦民众中提拔出一个新的行政机关。这任务只能分成几个阶段来解决。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委员会与工人监督委员会（注）。
夏克曼甚至热烈地抓住这个事实，即顾锡宁的政纲，“形式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他这话的意思是否想说克里姆林宫与其把芬兰并入苏联的境界内，倒更愿意在芬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夏克曼自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在西班牙，莫斯科并不准备叫它跟苏联合并，那里的问题实际是要证明克里姆林宫有保障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力。这任务乃由克里姆林宫官僚在这特殊国际局势中的利益发生的。今天的局势不同。克里姆林宫并不准备对英，法，美表示它的有用。它的行动证明，它坚决要使芬兰──一下子或分两个阶段──苏维埃化。顾锡宁政府的政纲，就令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无异。诚然，夏克曼把这事实大加利用，就是说我一般地看重“傀儡”顾锡宁的宣言。不过我将放肆一点说：奉克里姆林宫敕令行动的“傀儡”顾锡宁得到红军的援助，代表着比几十个肤浅的自作聪明者远较认真的一个政治因素，这些人不愿彻底想想事件的内在逻辑（辩证法）。
（注）本文写好之后，我读1月17日的纽约泰晤士报，有如下几行关于东部波兰的记载：“在工业中，激烈的剥夺行为尚未大规模实行。银行系统的主要中心，铁路系统，以及许多大工业，在俄国占领之前好几年便已国有化了。在中小型的工业中，工人现在实行着对生产的监督。”
“工业家在名义上对他们的产业还保持着全部所有权，但他们被逼要说出生产费用等项，提供工人代表审核。工人代表们会同雇主，确定工资，工作条件，与工业家的‘公正利润率’。”
由此可见，“活事件的实情”完全不按照着反对派首领们那些书生气的与无生气的模型。同时我们的“抽象”却变成有血肉的东西了。
夏克曼根据他非同寻常的分析，这回公开对苏联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同时又声明（供紧急之用）他仍旧是“爱他阶级的人”。我们能得到这个声明是很快活的。但讨厌的却是那位孟什维克的首领但氏，在11月12日早就写了：在苏联侵犯芬兰这个场合中，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对这暴行采取明确的失败主义立场”。（见社主义消息报第19－20期合刊，第43页）我们必须附带指出，在克伦斯基政制的整个时期中，但是一个激烈的保卫主义者；甚至在沙皇治下，他也不曾成为失败主义者。只有红军侵入芬兰方使但变为失败主义者。当然他并不因此不复为“爱阶级者”。什么阶级呢？这不是一个无味的问题。仅就事件的分析而论，夏克曼并不同意但氏，后者更接近于行动的舞台，不能拿虚构来代替事实；然就“具体的政治结论”而论，这是用以补偿的，夏克曼却爱着但氏所爱的同一阶级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如果反对派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阶级就叫做小资产阶级。
“联盟”的学说
夏克曼为要辩护他与盘纳姆及阿本缔结联盟来反对党中的无产阶级派，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并没有避免采用革命运动的历史，据他自己说，为要把伟大的传统转授给年轻的一代，他还特别研究了这方面的。这目标本身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但它要有一个科学方法。夏克曼却为联盟之故，一开始就牺牲科学方法了。他的历史例子是任意拾取的，未经思索的，全然错误的。
就联盟这个名词的本来意义说，并非指每一合作而言。有些插话性的同意，并不转变也不企图转变成为一个长期的联盟，这绝非少见的。另方面，一个政党内的同志关系，也不能叫做联盟。例如我们和盘纳姆同志已同属于（我希望能继续到底）同一个国际的党；但这还不是一个联盟。两政党能缔结一个长期联盟来反对一个共同敌人，例如“人民阵线”的政策。在同一个党内，接近的而非完全一致的诸流派，能缔结联盟来反对第三派。
为要估计党内联盟的价值，两个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1）第一与最重要的，这联盟反对谁或反对什么？（2）联盟内部的力量关系怎样？例如国际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联盟反对自己党内的沙文主义，那是完全允许的。在这情况中，联盟的结果须视国际主义者的政纲的明确性，他们的团结与纪律为断，因为这些特点，在决定力量的关系时，常较数量上的力量更为重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夏克曼借用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联盟。我已经说明列宁对波格丹诺夫未作丝毫理论上的让步。现在我们将考察“联盟”的政治方面。首先应该说明的，就是问题实际上并不涉及联盟，只是涉及一个共同组织中的合作。布尔什维克独立地存在着。列宁并非同波格丹诺夫成立“联盟”来反对他自己组织中的其派别。相反的，他甚至和布尔什维克──妥协派（杜勃劳温斯基，赖可夫等）联盟来反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的异端。本质上，关于列宁的问题是：能不能和波格丹诺夫留在同一组织里，这组织虽称为“派别”，但具有政党的所有特点。如果夏克曼并不视反对派为一个独立组织，那么他之引用列宁和波格丹诺夫“联盟”便完全不能成功。
但这一类比的错误，还不限于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党进行着反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这主义在那时已完全暴露出是自由资产阶级之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比那所谓“官僚保守主义”的罪名要严重得许多。而夏克曼对于“官僚保守主义”的阶级根源甚至不想加以确定。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合作，是无产阶级倾向联合了教派的中派倾向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阶级的界线是明白的。“联盟”（如果你在这一情形中应用这个名词的话）是正当的。
那次“联盟”往后的历史，也不乏重要性。在夏克曼征引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表示一种希望：许能把政治问题与纯粹哲学问题分开。夏克曼忘记加上一句话：列宁的希望完全不曾实现。从哲学的高峰起，一直到其它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切近的问题在内，都发生着异见。如果这联盟不曾辱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那只因为列宁有一个完成的政纲，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个融和巩固的派别，其中波格丹诺夫派只占一个不稳定的少数。
夏克曼跟盘纳姆与阿本缔结了一个联盟来反对他自己党内的无产阶级。这是不能闪避不提的。联盟内的势力关系完全不利于夏克曼。阿本有他自己的一派。盘纳姆得到夏克曼的帮助，能创立一个类似派别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幻灭的知识分子。夏克曼没有独立的政纲，没有独立方法，没有独立派别。反对派“政纲”的折衷性质，系由联盟内部相互矛盾的各种倾向决定的。当联盟崩坏时──崩坏是必不可免的──夏克从斗争中出来，除了害党害己之外，将一无所有。
夏克曼又援引这个事实，列宁与托洛茨基经长期斗争之后在1917年联合，因此提起他们的过去异见是不对的。这例子的价值打了一点折扣，因为他从前已用过它来解释他另外一次联盟──是和加农联盟反对阿本。不过即令放开这不愉快的情形不谈，这个历史类比还是错误之至的。当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时，他完全并由衷地承认了列宁建党方法之正确。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不可调和的阶级倾向，业已改正了一个不正确的预测。我之所以在1917年不再提起“不断革命”的问题，因它已被事变的发展替双方都解决了。我们共同工作的基础，不是由主观的或插话性的勾结，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构成的。这是个巩固的基础。再则，此地的问题不是“联盟”，而是统一于一个党内，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党的内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十月联盟是反对在暴动问题上之小资产阶级动摇的。
夏克曼援引托洛茨基与齐诺维也夫在1926年的联盟，也是同样地浅薄。那时进行斗争来反对的不是少数气味不相投的个人之心理特征──“官僚保守主义”，而是反对着世界上最有力的官僚制度，它的特权，它的专横统治及其反动政策。一个联盟中可允许的异见的大小，系由敌对者的性质来决定的。
联盟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关系也完全不同。1923年的反对派（即托派──译注）具有它自己的政纲及自己的干部（它绝非像夏克曼响应斯大林所说的系由知识分子构成，而主要系由工人构成）。在我们的要求之下，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反对派在一特别文件中承认1923年反对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之正确。但因我们有不同的传统，又因我们绝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意的，所以从未实行混合。两者都保持着独立的派别，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诚然1923年反对派在1926年对不同意见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我个人是投票反对的──这些让步我当时认为而现在仍旧认为是不许可的。我之不会公开对此等让步抗议，宁可说是一个错误。不过一般说来并没有多大公开抗议的余地──我们是秘密工作的。无论如何，双方都很熟悉我关于争论问题的见解。在1923年反对派中，至少有一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同意我的观点，而不是同意齐诺维也夫或拉狄克的观点。联盟中两派的关系既然如此，自能发生某种部分的错误，但不会有像冒险主义那样的东西。
夏克曼的情形完全不同。过去谁是对的，究竟在何时与何处对的？为什么夏克曼最初和阿本，然后和加农，现在又回来和阿本在一起？夏曼关于过去激烈派别斗争的解释，不是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的态度，而是保姆式的：──约尼有点儿不对，麦克斯也有点错，大家都有点不对，现在我们都有点对了。谁不对，不对在那里，不提到一个字。没有传统，昨天是不在计算之内的，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党的机构中，夏克曼同志起着一个气质浮动者的角色。
夏克曼在寻找历史类比时，避免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确实与他目前的联盟有点类似。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的8月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孟什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于布尔什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庞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厉害的打击落在我的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个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什维克也被邀请来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孟什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有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向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借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示出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
今日，我把27年前列宁对我而发的同样的责骂奉送给夏克曼：“你的联盟是非原则的”。“你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我以整个的心表示着希望：夏克曼从这些责备中，能得出我曾经得出过的同样结论。
斗争中的各派
夏克曼对于这个事实，即“1923年反对派的领袖”托洛茨基会拥护加农这个官僚派，表示惊奇。在这一点上，也和在工人监督这一问题上一样，夏克曼再度暴露出他对于历史远景之缺乏感觉。不错，在替他们的独裁辩护时，苏维埃官僚曾利用布尔什维克集中主义的原则，但在这同一过程中，它把这些原则转变成它们的正反面。而这绝不会污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在许多年中，列宁以无产阶级纪律与严格的集中主义来教育党。这样干的时候，他曾几十次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派别与私党的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是一极其进步的因素，且最后它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不难懂得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此次反对派的斗争，与1923年俄国反对派反对特权官僚层的斗争并无共同之点，它倒与孟什维克之反对布尔维克集中主义的斗争类似。
加农及其一派，依反对派的意见，乃是“一种政治的表现，它最适宜称为官僚的保守主义。”这是什么意思？保守的工人贵族，这是分尝本国资产阶级利润的人，如果它得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与间接的支持，则其统治便不可能。斯大林官僚的统治，如果没有格柏乌，军队，法庭等，则属不可思议。苏维埃官僚之拥护斯大林，恰恰因为他比其它任何人更能保卫他们的利益。工会官僚之所以拥护格林与路易斯，恰恰因为他们的副手们，这些能干与熟练的官僚，能保障劳动贵族的物质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僚保守主义”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显然不是建筑在物质利益上，而是在对于干部之官僚式的选拔上，而相反的一个营垒则集合着改革家，创意家与机动精神。反对派不替“官僚保守主义”指出任何客观的，即是社会的基础。一切都归之于纯粹的心理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每个能思想的工人都会说：加农同志也许真的犯了官僚倾向的罪恶──我这住得远远的人，颇难判断──但假使全国委员会及全党的大多数（他们对官僚的“特权”绝不关切）拥护加农，他们之所以这样干，不是因为他的官僚倾向，却是因为他虽有官僚倾向而仍然拥护他的，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有某些其它的德性，远超过他个人的缺点。这是一个严肃的党员将说的话。而我的意见觉得他是对的。
反对派的领袖们为使他们的抱怨与控诉有所依据，便举出了许多不相关联的插话与故事来，这些事情在每一党内都可以举至几百与几千件，而大半的例子，都不能客观上加以证实的。反对派文件中的故事部分，我极不愿加以批评。不过有一件小事，我想以参加者及证人的资格发表一点意见。反对派领袖们骄傲地叙述着：加农及其一派怎样无批评与不经考虑地便轻易接受了过渡要求的纲领。这里是我在1938年4月15日关于该纲领的制作写给加农的一些话：
“我们已送给你过渡纲领草案与关于工党的一个简短声明。如果你不来墨西哥，那我永不能写出这个纲领草案，因为在讨论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它使我更加明确与具体……”夏克曼完全知道这些情形，因为他是那次讨论的参加人之一。
谣言，个人的猜度，与简单的咬耳之谈，毫无用处，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班人不是为党的纽带所联系，而是由个人的关系，他们那圈子里完全没有养成以阶级立场处理事情的习惯。人们交头接耳地传说：来访问我的人全是多数派的代表，又说我被他们欺蒙，以致不明真相。亲爱的同志们，不要相信种无意识的话吧！我用以采集政治情报的方法，是与我一般工作的方法一样的。对情报的批评态度，乃是每一政治家政治面貌的一个有机部分。假使我竟不能分别假的与真的报道，那我一般的判断还有什么价值？
我个人所认识的属于阿本派的同志，不下20人。其中有几个，我很感激他们对于我工作之友谊的帮助，而且我认为他们全体，或差不多全体，都是有价值的党员。但同时我一定要说，他们中间每一人的特征，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环境的气氛，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且在某种限度以内，缺少与无产阶级运动之必要的联系。他们正面的特点使他们与第四国际相联结，他们反面的特点则把他们束缚于一切派别中最保守的那一个。
论“官僚保守主义”的文件（见《内部生活》第二卷，第6号，12页，1940年1月）抱怨道：“一种‘反知识的’与‘反知识分子的’态度，喋喋不休地向党员宣传。”这个论据是用一根头发拉进来的。成问题的不是那些完全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而是想把我们的党转入小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立场上去的那些分子。那同一文件声明道：“一种‘反对纽约’组织的宣传在进行着，实质上是投合那不健全的偏见。”（见上引文件）此地所指的是什么偏见？显然是反犹太人主义。如果我们党内有反犹主义或其它种族偏见的存在那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用公开的打击而不是用含糊的暗示反对它们。但是纽约犹太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民族的问题。在纽约有极多犹太人的无产者，但阿本的小组织并不建筑在他们身上。这一派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至今已证明不能找寻到犹太工人之路。他们以自己的环境自满。
历史上不止一个例子──更正确些说，历史上不曾有相反的例子──说明政党从一个时期转入次一时期时，那些过去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分子，证明不能及时地适应于新的任务，他们便在危险之前更亲密地联结起来，暴露出他们不是正面的，而是差不多完全反面的特点。这正是今天阿本派所起的作用，它以夏克曼串演新闻记者的角色，以盘纳姆作理论的智囊。夏克曼固执地说：“加农知道把‘阿本问题’注入此次讨论中是怎样的虚伪。他和每一个消息灵通的党领袖与许多党员同样地知道：至少在过去几年中，并没有‘阿本派’那样东西的存在。”让我放肆地说一句，这里如果有人歪曲实情的话，那便是夏克曼自己。我注视美国支部中内部关系的发展，大约有10年了。纽约组织的特殊组成及其所起的特殊作用，对我是比其它任何事物更加清楚，夏克曼也许能够记得，还当我在泼林吉卜岛的时候，我就动全国委员会从纽约及其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空气，搬一个时期到外省的工业中心去。来到墨西哥之后，我得到了更加认识美国生活，更加熟习英语的机会，又幸亏北方朋友们之时常来访，所以对于各派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心理，获得了一幅更生动的图画。根据三年来我亲身与直接的考察，我断定阿本的派别是不断地，稳定地（如果不是“机动地”）存在着。
阿本派的成员，只要你有一点儿政治经验的话，那不仅由他们的社会特性，而且从他们对一切问题的观察法，都可以容易认出来的。这些同志们老是形式上否认他们派别的存在。有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某些人确实想溶解于党中。但他们企图做到这一层所采用的方法，乃是加害自己，而在一切紧要的问题上，他们对党都以集团的立场出现。他们对于原则问题，特别是对改变党的社会组成这个问题所感到的兴趣，远不如他们对于上层拉拢，个人冲突，与一般在“总部”发生的事情所感到的兴趣。这就是阿本的一派。我坚决地对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提出警告：沉湎于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一定要使他们迟早遭遇到新的派别冲突的爆发。
反对派的领袖们讥讽地与轻蔑地说到加农派的无产阶级的组成：在他们的眼中，这一偶然的“细节”并没有重要意义。如果这态度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轻蔑加上盲目，又是什么呢？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那次大会，几十个代表中只有3个工人，这3人都属于多数派。孟什维克取笑列宁，因他说这事实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孟什维克自己解释那3个工人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但事实大家知道，结果证明列宁是对的。
如果我们美国党的无产阶级部分“政治上是落后的”，那么政治上“先进”者的第一个任务就应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水平。但为什么目前的反对派不能设法去接近这些工人呢？为什么他们把这工作让“加农私党”去干？这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工人不足以赢得反对派的垂青呢？还是反对派不适于接近工人呢？
如果说党的工人部分是十全十美的，那当然是蠢驴。工人们只是逐渐地达到明显的阶级意识。职工会老是创造一种文化的媒介物，来促成机会主义的偏向。在次一阶段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将碰到这个问题。党将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那些职工运动家：在教育方法上迁就于无产阶级中较落后的阶层，切莫转变成对职工会保守官僚之政治上的迁就。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次党的队伍之增加，与党的工作方法的复杂化，总是不仅开辟新的可能性，也发生新的危险。工会工作者，甚至那些在最革命的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常能发生一种企图脱离党的控制的倾向。不过，在目前，这完全不成问题。在目前，非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背后拖着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青年，在企图修改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纲领，我们的传统──而这一切又都是那样轻率地干着，并为更加方便起见，顺便反对着“加农的私党”。在目前，对党的不敬态度并非由职工运动者，而是由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表示着的。正为要在将来不让职工运动者背离党，现在必须坚决地斥责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
更不允许忘记的是：这些在职工会中工作的同志的真实的与可能错误，反映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的压力。这是我们的阶级。我们不准备在它的压力之前投降。但这压力同时昭示我们以自己主要的历史道路。另方面反对派的错误反映着另一个异阶级的压力。在思想上与那一阶级相决裂，乃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反对派关于青年的论辩错误之极。当然，如果争取不到无产阶级青年，革命党便不能发展。但麻烦的在于我们所有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青年，而且带着不少社会民主党的，亦即机会主义的历史。此种青年的领袖们具有无疑的德性与能力，但是，唉，他们曾在小资产阶级拉拢勾结的精神中受了教育，假使他们不能积极地脱出他们习惯了的环境，假使他们不被送到工人区中，不冠以煊赫的头衔而在无产阶级中进行日常的“龌龊”工作，他们便可能永远脱离了革命运动。在青年问题上，也和在其它所有问题上一样，夏克曼不幸采取了错入骨髓的立场。
是停止的时候了！
夏克曼的思想，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已堕落至何种程度，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来：他把我的立场描写为对于“加农私党”的袒护，他曾几次反复说着这样的事情，说我在法国也同样错误地支持了“莫林尼哀私党”。一切事都变成为我对于某些个人或派别的拥护，完全与他们的政纲无关。莫林尼哀的例子只是加浓了雾气。我将试行加以消散。莫林尼哀的罪恶不是脱离我们的政纲，而是他的不守纪律，专横，以及用各种冒险方法，获得经济来帮助党和他的派别。只因莫林尼哀是一个很有力的人，且无疑地具有实际行动能力，所以我认为不仅为了莫林尼哀本人的利益，而首先又为了组织本身的利益，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用无产阶级的纪律精神，说服他与重新教育他。因为他的许多敌对者具有他所有的缺点，而没有他的一个优点，所以我竭力劝他们不要急于和他分裂，而要一再予莫林尼哀以试验。正是这个用意，使我在我们的法国支部的少年时代，采取了“袒护”莫林尼哀的立场。
对那些盲进的，或不守纪律的同志采取忍耐态度，并一再努力用革命精神来从新教育他们，这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个方法我决不是应用于莫林尼哀一人。我曾几次企图使下列的人更接近党并拯救他们：德国的柯脱·朗陶，费尔特，惠斯堡，奥国人佛来，法国人脱朗脱，以及其它许多人。在许多情形中，我的努力证明为没有结果；在少数场合中，它却挽救了好些有价值的同志。
无论如何，我不曾对莫林尼哀做了丝毫原则的让步。当他决定以“四个口号”，而不是以我们的政纲作基础来办一种报，并独立地执行这个计划时，我是坚决主张把他立即开除的人中之一。但我不愿隐匿这个事实，即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我又一次地赞成给莫林尼哀及其一派在第四国际范围内以试验的机会，看他们是否承认了他们政策的错误。这一次，那企图又无结果。但如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我并不放弃重新进行这种努力。在莫林尼哀的最凶狠的敌对者中，如凡里根与斯尼夫里脱诸人，一旦跟第四国际分裂之后，便能与莫林尼哀联合起来，这是最古怪的。
有计多熟悉我的文献的人，曾友谊地责我浪费这么多时间，来说服“无希望”的人。我回答道：我曾很多次看见人怎样随环境而改变，因此我不预备根据于少数，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便宣布他是“无希望的”。
当我清楚地知道了夏克曼正在驱他本人与党中的一部分人进入死巷之时，我便写信给他说，假使我有这个机会，那我将立刻坐一架飞机，飞往纽约，以便同他一次讨论72个小时。我问他愿否设法让我们弄到一起。夏克曼不回我信。这完全是他权利以内的事。将来那些熟悉于我的文献的人，也许会说我给夏克曼的信是一个错误步骤，会和我过分固执地“袒护”莫林尼哀的“错误”，一起引征的吧。他们是不能叫我信服的。在目前条件之下要形成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牺牲原则来追求个人，自然是一种罪恶。但是用尽一切可能方法来替我们的纲领争回一些杰出的然而是错误的同志，我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是我的责任。
从夏克曼那样文不对题地加以利用的职工会讨论中，我引征列宁的话，夏克曼是应该铭记于心的：“一个错误往往开始是小的而逐渐增大。不同意见总是由微末开始。任何人有时总要受点小创，但假使这小创影响开去，可以成为致命的疾病。”列宁在1921年1月23日说了这样的话。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犯的多些，有些人少犯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是不要固执错误，不要置野心于事业的利益之上，而在于及时停止。这是夏克曼同志止步的时候了！否则，那个业已酿成溃疡的抓伤，是能够变成坏疽的呀。
L．托洛茨基。
1940年，1月24日，考约奥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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