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退出预备国会和为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斗争

　　战争每一天都在撼动前线，削弱临时政府，恶化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10月初，德国的舰队和空军在芬兰湾发起进攻行动。波罗的海水兵英勇战斗，竭尽全力守卫通向彼得格勒的道路。但是他们比前线其他部队更清楚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处境的深深矛盾：既是革命的先锋队，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被迫参与者。他们通过自己军舰上的无线电台向地平线四面八方发出了请求国际革命援助的呼唤。“我们的舰队遭到德国优势兵力的攻击，正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蒙受着牺牲。我们舰队任何一艘舰船都不会逃避战斗。备受诽谤和抨击的舰队将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不是遵照任何一个因革命长期容忍而为王的可怜的俄国波拿巴的命令，也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执政者跟盟友签订的用镣铐锁住俄罗斯自由双手的条约。”不是的，而是为了保卫通向革命策源地彼得格勒的要道。“在波罗的海的波涛被我们兄弟的鲜血染红和海水淹没他们尸体的时刻，我们大声地发出自己的呼唤：……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举起起义的旗帜吧！”
　　有关战斗与牺牲的言谈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分舰队损失了一艘军舰“光荣号”，经过战斗以后分舰队也后撤了。德国人占领了蒙尊德群岛。战争史册中黑暗的一页还是翻过去了。政府决定利用这次新的军事打击来迁都：伴随每一个适当的理由，那个老计划就会浮现出来。当权者圏子里的人对莫斯科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对彼得格勒却充满了仇恨。保皇反动派、自由主义者、民主派轮番竭力贬低首都，迫使它屈膝，把它压垮。现在，最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对彼得格勒的仇恨要比对柏林的仇恨强烈得多
　　撤退问题以特别紧急的方式解决了。总共花两个星期时间来让政府与预备国会一起搬迁的决定做出来了。在最短的期限内疏散从事国防生产的工厂同样决定下来了。作为“民间机构”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则必须自己去操心自己的命运。
　　鼓励后撤的立宪民主党人明白，简单地搬迁政府还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打算用饥饿、围困与消耗的办法来清除革命传染病的老巢。国内对彼得格勒的封锁已经加足了马力。定制的产品就在工厂附近被抢走了，燃料供应缩减了四分之三，食品供应部阻止牲畜进入首都，货物滞留在马林水系的河道中。
　　好斗的国家杜马（10月初，临时政府终于决定解散它）主席罗将柯在莫斯科自由主义的《俄罗斯晨报》上十分露骨地谈论威胁首都的军事危险。“我想，不要管它啦，不要管彼得格勒啦……有人担心中央机关（也就是指苏维埃等机关。——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遭到毁灭。我反对这种担心，假如所有这些机关都毁灭了，那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它们给俄国带来的无非就是灾难。”当然，随着彼得格勒被占，波罗的海舰队也该毁灭。但是无须为此感到惋惜：那里的军舰完全堕落了。”由于这位宫廷高级侍从没有说话含蓄的习惯，因此人民也就知道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俄国最真实的想法。
　　俄国代办从伦敦发来报告称，英国海军司令部不顾俄方所有的坚决要求，仍然认为没有可能缓解自己的盟邦在波罗的海的处境。解释这种回应时，不单是布尔什维克认为，盟国与俄国本国的爱国主义上层一道，所期待的仅仅是因德国对彼得格勒的打击而给合伙生意带来的利润。工人和士兵并不怀疑——尤其是在罗将柯坦白以后——临时政府蓄意准备把他们交给鲁登道夫和霍夫曼来进行调教。
　　10月6日，苏维埃士兵部以迄今从未有过的一致通过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如果临时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彼得格勒，那么它就有责任缔结和约，或者让位给另一个政府。”工人不妥协的态度也不亚于此。他们认为彼得格勒是自己的堡垒，他们把它与自己的革命希望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不愿意放弃彼得格勒。至于说被军事威胁、后撤、士兵和工人的愤怒情绪以及全体居民的激昂情绪吓坏了的妥协派分子，也发出了警报，不能听任彼得格勒自生自灭。临时政府也确信迁都的企图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于是开始做出让步，说什么后撤主要不是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是考虑将来立宪会议开会的地点问题。不过，它也没能做到坚守这一立场。一个星期过后，临时政府被迫进一步宣布，它不仅准备自己留在冬宫，而且照旧打算在塔夫里达宫召开立宪会议。这一声明没有使军事和政治形势发生任何改变，但是它再次显示出了彼得格勒的政治实力，彼得格勒把终结克伦斯基政府当作自己的使命，它不允许这个政府走出自己的城墙。后来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敢于把首都迁往莫斯科。他们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个任务实在是出于战略考虑。他们不可能有逃离彼得格勒的政治原因。
　　这个保卫首都的忏悔声明是临时政府应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或者叫预备国会的妥协主义多数派要求发表的，这么一个古怪荒唐的机关最后还是出世了。喜欢并且善于开玩笑的普列汉诺夫很不恭敬地把无能和短命的共和国临时议会称作“盖在鸡腿上的小木屋”。这个定义在政治上并非很精确。只不过必须补充说明，作为小木屋的预备国会看上去还很不错，从前作为国务会议庇护所的富丽堂皇的玛丽亚宫拨给了它。这座外表漂亮的宫殿与无人照管的和充满士兵气味的斯莫尔尼宫的鲜明反差使苏哈诺夫感到惊讶，他坦言：“很想在这极其富丽堂皇的环境中休憩，忘记操劳和争斗，忘记饥饿和战争，忘记混乱景象和无政府状况，忘记国家和革命。”可是，为休憩和遗忘而留下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预备国会所谓“民主的”多数由308人组成：社会革命党人有120名，其中包括大约20名左翼分子，各种类型孟什维克共有60名，布尔什维克有66名，其余就是合作社工作者，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等等。有产阶级拥有156个席位，其中几乎一半为立宪民主党人所占据。在一系列问题上，右翼与合作社工作者、哥萨克以及相当保守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合在一起，就差不多快要构成多数。于是，在盖在鸡腿上的舒适小木屋中进行的席位分配与城乡各种坚决表达出来的主张处于难以容忍的矛盾状态之中。不过，与平淡无奇的苏维埃代表制以及其他代表制相反，玛丽亚宫把“全民之花”搜罗到了自己的宫墙之内。由于预备国会的成员不是由竞选的偶然因素决定的，也不取决于地方影响和外省偏好，因此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政党派出了自己最杰出的领导人。据苏哈诺夫的证实，个人构成情况是“极其出色的”。当预备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就是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感到放心了：“如果立宪会议不比这次会议更糟，那就好了。”“全民之花”心满意足地在宫中照镜子，它没看出自己不过是一朵不结果的花而已。
　　10月7日，克伦斯基宣布共和国临时议会开幕以后，没有放过机会来提醒大家，尽管政府拥有“全部完整的权力”，然而它还是准备倾听“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指教”。政府是绝对的，但它并非不再是有教养的。在以阿夫克先季耶夫为主席的五人主席团当中，有一个席位给了布尔什维克，可是它一直在空着。这场毫无价值和令人烦闷的喜剧的导演神情慌张起来了。在一个灰蒙蒙的雨天举行的开幕式同样是暗淡的，其全部重要性事先就集中到了布尔什维克当前的言行上。据苏哈诺夫说，在玛丽亚宫的走廊里传开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托洛茨基以两三票的多数获胜了……布尔什维克马上就会退出预备国会”。实际上，示威性地离开玛丽亚宫的决定是在10月5日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只有一票除外。此前两个星期内朝左边移动的步伐是如此之大！只有加米涅夫保持忠于最初的立场，说得更准确些，是他一个人敢于公开坚守这一立场。在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特别声明中，加米涅夫直截了当地把已获通过的方针说成“对党是十分危险的”。布尔什维克不明晰的意图在预备国会中引发了相当程度的不安：人们所担心的其实不是制度的动摇，而是怕在盟国外交官面前“丢脸”，因为多数派刚刚才用恰如其分的爱国主义整齐掌声向他们表示过致敬。苏哈诺夫讲述了把一个官方人物——阿夫克先季耶夫本人——派往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事先征询下面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托洛茨基回答说：“小事一桩，小事一桩，一次小小的手枪走火。”
　　会议开幕以后，根据国家杜马留下来的类似议事规则，托洛茨基获准有10分钟来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一项议程以外的声明。大厅里充满了令人紧张的沉默。声明是从查明下面的事实开始的，当局现在也像民主会议（它似乎是为管束克伦斯基而召开的）前夕那样如此不负责任，以致有产阶级的代表竟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了这个临时议会，他们没有丝毫这样的权利。假如资产阶级真的筹备一个半月以后召开立宪会议，那么其领袖现在就没有理由如此顽固地维护当局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哪怕是在歪曲了民意的代表制面前。“全部实质就在于资产阶级把破坏立宪会议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一击打中了要害。右翼的抗议越来越猛烈。发言人并没有偏离声明原文，他严厉抨击政府的工业、土地和粮食供应政策：即使把推动群众走上起义道路树立为自己的自觉目标，也不可能实行另外的方针。“把革命首都放弃给德国军队的意图……作为总体政策的一个自然环节而被采纳了，它势必……使反革命阴谋变得容易实现。”抗议逐渐增强成为一场风暴。“柏林”、“德国黄金”和“铅封车厢”之类的喊叫声，在这种总体背景下，它们就如同泥泞中的玻璃瓶碎片——泼妇骂大街一样。在泥泞的、被遗弃的和被士兵的口水吐脏了的斯莫尔尼宫，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时刻，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苏哈诺夫写道：“一进入玛丽亚宫良好的上流社会，就足以让我们想起曾经在充满有身份的国家杜马中的那种酒馆气氛。”
　　发言人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穿越仇恨爆发与短暂沉寂交替出现的道路，他最后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团宣布：我们与这个背叛人民的政府，与这个纵容反革命的议会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在离开临时议会的同时，呼吁全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提高警惕和鼓足勇气，彼得格勒在危急中！革命在危急中！人民在危急中！……我们要诉诸人民。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发言人走下讲台。几十名布尔什维克在送行的咒骂声中离开大厅。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之后，多数派准备轻轻松松地休息一会儿。布尔什维克独自离开了，全民之花还留在岗位上。只有左翼妥协派人士在打击面前弯下了腰，而这打击看来并非是针对他们的。苏哈诺夫坦承：“我们这些离布尔什维克最近的邻居因所发生的一切而处于非常苦恼的状态。”纯说大话的壮士感觉到了，说大话的时代过去了。
　　外交部长捷列申柯在给俄国驻外使节的秘密电报中通报了预备囯会开幕的情况：“第一次会议开得很平静，除了布尔什维克做出的胡闹举动以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历史性决裂被这些人理解为单纯的“胡闹”。资产阶级的报刊没有放过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态度来督促临时政府的机会：只有在“部长先生们表现出与托洛茨基同志同样的行动决心和行动意志的时候”，他们才能带领国家摆脱无政府状态。好像问题只涉及个人的决心和意志，而不是各个阶级的历史命运。又好像人物和性格的选择淘汰并不依赖历史任务似的。米留科夫谈到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国会时写道：“他们是作为感觉到了自己身后的力量，知道明天将属于他们的人而说话和行动的。”
　　蒙尊德群岛的失守、彼得格勒面临的危险不断增长和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国会来到大街上，这一切迫使妥协派分子去思索以后怎样对待战争的问题。在陆海军部长、特派委员和军队团体代表列席的情况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3天商讨以后，终于找到了挽救局势的解决办法：“坚决要求让俄国民主派代表出席盟国巴黎代表会议。”经过一番新的努力，斯科别列夫被任命为代表。一份详细的委托书拟定出来了：签订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和约，黑海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实行中立化（妥协主义者的地理视野要比政治视野宽），废除秘密外交，开展渐进的裁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说，其代表参加巴黎会议“带有向盟国施加压力的目的”。让斯科别列夫对法国、英国和美国施加压力！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提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如果盟国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斯科别列夫的条件，他将怎样应对呢？“他会用向全世界人民发出新的呼吁来进行威胁吗？”呜呼哀哉，妥协主义者早就已经因为自己原先发出的那个呼吁而感到难为情了。
　　在打算硬要美国让巴拿马运河实行中立化的同时，实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没有能力对冬宫施加压力。12日，克伦斯基给劳合·乔治发去了一封充满温和责备、凄切抱怨和热烈诺言的长信。信中称前线处于“比过去了的春天更好的状态中”。当然，失败主义宣传——这是俄国政府首脑向英国首相控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罪状——妨碍了所有既定目标的实现。可是，不能提及有关和平的问题。政府弄清了一个问题：“怎样继续进行战争？”在自己的爱国主义担保之下，克伦斯基自然提出了贷款请求。
　　摆脱了布尔什维克的预备国会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它在10日那天展开了关于提高军队战斗能力的辩论。占用了三次会议的令人难受的对话以一成不变的可笑方式进行着。“必须说服军队，让它相信是为和平与民主而战。”左翼这样说。“不能用说服，而要强迫它相信这一点。”右翼反驳说。“没什么可用来强迫，要强迫，也必须先说服，哪怕是部分说服。”妥协主义者回答说。“在说服部队方面，布尔什维克比你们更强。”立宪民主党人提出了异议。双方都说对了。不过落水者在沉到水底之前大声呼救，他也是对的。
　　18日，做出决定的时刻来临了，可是这也无法改变事情的本质。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公式得到了95票赞成，127票反对，50票弃权，右翼的公式——赞成的有135票，反对的有139票。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没有多数！据报纸称，大厅里“出现了普遍的躁动和尴尬”。尽管目标是一致的，结果全民之花就国家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连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也不能做出来。这不是偶然现象；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同样的情况在各委员会里以及全体会议上都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零碎的意见没有综合起来，所有团体都专注于政治主张难以觉察到的细微差别，而主张本身却又不存在。或许它与布尔什维克一道跑到大街上去了？……预备国会陷入的绝境乃是制度的绝境。
　　再要说服军队是困难的，而且也无法强迫它。鉴于克伦斯基对坚持战斗并且付出了牺牲的波罗的海舰队发出了新的呵斥，水兵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把“用自己无耻的政治恫吓来侮辱和危害这场伟大革命的那个人”从临时政府成员中清除出去。克伦斯基以前还没有从水兵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在芬兰，已经在作为政权机关而开展活动的军队、舰队和俄国工人地区委员会拦截了政府的辎重货物。克伦斯基以逮捕苏维埃特派委员来进行威胁。他得到的回答是：“地区委员会泰然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战。”克伦斯基不作声了。波罗的海舰队实际上已经处在起义状态之中了。
　　在陆上前线，事情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不过也是在沿着相同的方向发展。10月期间，粮食供应状态迅速恶化。北方战线总司令报告说，饥饿是“导致军队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虽然妥协主义，上层人士在前线仍然反复强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然只能背着士兵说，结果还是有一个接一个的团自下而上提出了公布秘密条约和马上提议举行和谈的要求。10月初，西方战线的特派委员日丹诺夫报告说：“极度恐慌的情绪是由于寒冬逼近和供应恶化而引发的……布尔什维克正在享用毫无疑问的成功。”
　　前线的政府机关悬在半空之中。第三集团军特派委员报告说，军事法庭无法起作用了。因为士兵证人拒绝出庭做证。“指挥人员与士兵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士兵认为军官对战事拖长负有罪责。”士兵对政府和指挥人员的仇视早已迅速扩及到了军队委员会，它们自革命初期以来就没有改组过。各团越过它们的首领，把代表派往彼得格勒，向苏维埃诉说战壕内无法忍受的状况：没有面包，没有衣服，没有战争信心。在布尔什维克势力非常薄弱的罗马尼亚战线，整团整团的人拒绝开枪。“再过两三个星期后，士兵们就要自行宣布停战，放下武器。”有一个师的代表通报说：“士兵们决定，下第一场雪便解散回家。”第三十三军代表团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发出威胁说：“如果还不马上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那么士兵就会自己夺取政权并且安排停战。第二集团军特派委员向陆海军部长报告说：“不少人在放话，随着寒冬的来临，他们将会离开阵地。”
　　七月事件后，几乎全被禁止的在前线与敌方士兵友好言欢的行为重新出现了，并且迅速地蔓延起来。一段沉寂过后，不仅士兵逮捕军官，而且杀死其中最令人痛恨者的事件再度开始频繁地发生。处决几乎是当着士兵的面公开进行的。谁也不出来为被害人说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少数人是不敢。行刑者总能成功地躲藏起来，在士兵群众中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位将军写道：“我们紧紧抓住某种不知什么样的东西，祈求出现某种奇迹，不过大多数人都明白，事态已经变得无可挽回了。”
　　集狡诈与愚钝于一身的爱国主义报刊还在继续登载鼓吹继续战争、发动进攻和争取胜利的文章。将军们不住地摇头，有些人则模棱两可地随声附和。驻扎在德文斯克附近的某军军长布德别尔格男爵在10月7日写道：“只有精神完全错乱的人才会幻想现在发动进攻。”刚过一天，他就不得不在同一本日记里记下：“我收到了一份预定不晚于10月20日发动进攻的指令，我被它惊呆和难住了。”什么都不相信和对一切都不在乎的各级司令部拟定了好些发动新战役的计划。也有不少这样的将军，他们认为最后的挽救方法就是大规模重复科尔尼洛夫在里加的经验，把军队拖进战斗，尝试用失败来猛击革命的头颅。
　　根据陆海军部长韦尔霍夫斯基的提议，把年长者从前线撤回来充当后备军的决定做出来了。在回撤士兵的重压之下，铁路轧轧作响。在超载的车厢里，弹簧断裂了，地板也塌陷了。留下的人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得变得好一些。“战壕正处在崩溃之中。”布德别尔格写道，“交通壕蒙上了一层污物，到处是垃圾和粪便……士兵断然拒绝干清理战壕的活……这一切将会引起什么，想起来就可怕；春季来临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开始腐烂和分解。”处在极度消极状态中的士兵甚至普遍拒绝预防接种，这也成了反对战争的一种斗争形式。
　　在进行了通过缩减军队人数以提高其战斗力的徒劳尝试以后，韦尔霍夫斯基突然得出结论：唯有实现和平才能挽救国家。在同立宪民主党领袖举行的一次私人会面中，这位年轻而天真的部长希望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韦尔霍夫斯基展示出了一幅军队物质和精神都在崩溃的场景：“所有继续战争的尝试只能加速灾难的降临。”立宪民主党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然而在其他人一言不发之际，米留科夫以蔑视态度耸了耸肩膀：“俄国的尊严”，“对盟国的忠诚”……这位资产阶级领袖并不相信上述任何一句话，但他顽固地追求达到把革命埋葬在战争的废墟和尸体下面的目标。韦尔霍夫斯基表现出了政治勇气：10月20日，在政府并不知情也没有事先告知它的情况下，他来到预备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宣称必须立即缔结和约，不管盟国同意与否。那些在私下会谈中曾经认同他的人都疯狂地起来攻击他。一份爱国主义报纸写道，陆海军部长“跳上了托洛茨基同志马车的仆从踏板”。布尔策夫暗示性地提到了德国黄金。韦尔霍夫斯基于是获准休假。而爱国主义者私下里反复说，实际上他是对的。布德别尔格甚至在日记中也显得十分谨慎，他写道：“从信守诺言的观点来看，建议当然是阴险狡诈的；不过从俄国一己私利的观点来看，它或许是唯一能带来挽救局势的希望的建议。”男爵顺便承认了自己对德国将军的羡慕心情，说“命运给他们带来了幸运，使他们成了胜利的缔造者”。他没有预料到，厄运很快就将轮到德国的将军们。一般说来，这班人什么都不能预见到，甚至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不例外。布尔什维克则预见到了许多事情。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
　　当众退出预备国会的举动摧毁了还在把起义的政党与官方社会连接起来的最后桥梁。布尔什维克带着新的能量——接近目标即能使力量倍增——开展宣传，敌人把这种宣传称之为巧言惑众，因为它把他们私自隐藏在内室和办公室当中的东西统统搬到了大庭广众之中。构成这种孜孜不倦宣传说服力的因素包括：布尔什维克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使自己的政策服从于它，他们不害怕群众，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性，相信自己必将取得胜利。人民也不知疲倦地倾听他们所说的话。群众有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通过他人来检验自己，而且大家都全神贯注和全力以赴地观察同一种思想是怎样在他们的意识中变成具有各种风味和特征的成分的。望不到头的人群站在马戏院和其他大房子附近，最受欢迎的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发表演说，他们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发出了最后的号召。
　　到10月时，从事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大地减少了。首先是少了列宁，他还不可能作为一个宣传家，更不可能作为直接和经常的鼓舞者出现。没有了他牢牢楔入群众意识的简单而深刻的总结，也没有了他从人民那里得来的又还给人民的鲜明语言。同时少了一流的宣传家季诺维也夫：由于七月“起义”的指控而遭到追捕的他躲藏起来了，结果转而坚决反对十月起义，因而在整个紧急时期，他离开了活动场所。作为党不可缺少的宣传家和经验丰富的政治指导员，加米涅夫却指责发动起义的方针，他不相信能取得胜利，他向前看到的是灾祸，因此苦闷地消失在僻静的角落里了。斯维尔德洛夫就其天赋而言，当组织家比当宣传家更适宜，他经常出席群众聚会，他那均匀、浑厚而不知疲倦的男低音传播着平静的信心。斯大林既不是宣传家，也不是组织家，他不止一次作为报告人出现在党的会议上。但是，你看见他哪怕是出席过一次革命的群众集会吗？在众多文献和回忆录当中都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任何踪迹。
　　从事卓越宣传的是沃洛达尔斯基、拉舍维奇、柯伦泰和丘德诺夫斯基这些人。他们后面跟着数以十计的次要一些的宣传人员。人们饶有趣味和满怀好感（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加上宽容）地倾听卢那察尔斯基的讲话，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宣传家，既善于告诉人们事实，也善于做出总结，既擅长慷慨陈词，也擅长玩笑嘲讽。但是他不奢望带领任何人前进，因为他本人就需要有人给他领路。随着十月革命的临近，卢那察尔斯基迅速失去神采而变得颓丧。
　　苏哈诺夫是这样描述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他经常放下革命司令部的工作，飞速地从奥布霍夫工厂赶到铸管厂，从普梯洛夫工厂赶到波罗的海舰队，从赛马场赶到士兵营房，仿佛他在所有的地方同时讲话。每个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都了解和听说过他这个人。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司令部里面，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人。他是这些日子的中心人物，是历史上这精彩一页的主角。”
　　但是在革命前夕这最后的阶段，那种基层宣传的影响要大得无法比拟，从事这种宣传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工人、水兵、士兵，他们逐个争取志同道合者，消除最后的怀疑，战胜最后的动摇。政治生活急遽转变的几个月时间造就了大批基层干部，培养了成千上万习惯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观察政治的人才。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对事物和人物做出远不是学院气质的宣传人员所总能企及的中肯评价。站在最前列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世代的无产者，他们当中产生了经过特殊锻炼的、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以及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独立的宣传者和组织者阶层。车工、钳工、锻工这些车间和工厂的教育者在自己周围形成了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教师，有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者。波罗的海水兵是彼得格勒工人最亲密的战友，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也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出身，他们选派出的宣传队通过斗争把落后的团队、县城和乡村争取过来了。随便哪位革命领袖在现代马戏场提出的概括性公式都在数以百计有思想的头脑里充满了血肉，然后在全国不断取得进展。
　　在俄国军队败退的情况下，数以千计的革命工人和士兵连同工厂企业或者单独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波兰和立陶宛后撤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对战争及其制造者的宣传员。离开故土后完全站在革命大地上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有坚定的信念，十分顽强和果断，他们每天都在全国各个地区从事爆炸性的工作。颧骨凸出的脸庞，显得发硬的口音，往往不太合乎语法的俄文句子给他们那些无法抑制的起义号召带来了特殊的表现力。
　　群众对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怀疑分子和中立分子已经不再容忍了。他们在努力把大家吸引过来，拉拢过来，唤醒过来，争取过来，工厂和团队一起派代表去前线。战壕与相距最近的后方的工人和农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靠近前线的城市，举行了无数次群众集会、协商会议和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士兵和水兵使自己与工人和农民协调一致了。靠近前线落后的白俄罗斯就是这样被布尔什维克征服的。
　　在那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不太坚定和还在观望的地方，例如基辅、沃罗涅日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群众通常还处在消极状态。领导人以群众消极悲观的情绪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解，其实这种情绪就是他们造成的。相反的情况，正如喀山的一个叫波沃尔日斯基的宣传员所写的：“愈是坚定和勇敢地号召举行起义，士兵群众对演讲者就愈加信任和友好。”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厂和驻军团队越来越坚定地敲响了乡村的木门，工人们共同出资派代表前往他们出生的省份。各团做出决定号召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分布在城外的企业工人遍访了周围的乡村，在那里散发报纸，建立布尔什维克支部。通过这些拜访，他们的瞳孔带回了农民战争烈火的反光。
　　布尔什维主义征服了国家。布尔什维克成为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人民跟他们走。通过普选产生的喀琅施塔得、察里津、科斯特罗马和舒亚的城市杜马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了。在莫斯科各区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52%的选票。在遥远和宁静的托姆斯克以及根本不是工业城市的萨马拉，他们在杜马中的席位居第一位。在施吕瑟尔堡县地方自治会，4个议员中有3个是布尔什维克。在利戈沃县自治会，布尔什维克获得了50%的选票。尽管情况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有利，但是它到处都在朝布尔什维克党的比例迅速提高的方向演变。
　　不过，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化在阶级组织中的体现得要鲜明得多。在首都，工会联合了超过50万的工人。仍然掌握着某些工会理事会的那些孟什维克也觉得自己不过是昨日的残迹而已。无论哪个部分的无产阶级聚集在一起，也无论其直接任务是什么，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布尔什维克的结论。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常设和临时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启蒙团体，都会迫于整个形势而提出与每一个局部任务相关的同样问题：谁是家里的主人？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在为调整与管理当局的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上，制炮局所辖工厂的工人在回答怎样做到这一点的问题时说道：通过苏维埃政权，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公式了，而是拯救经济的纲领。正在走近政权的工人同时也越来越具体地走近了工业问题，大炮制造工厂的会议甚至为制订把兵工厂转向和平生产的方案而设立了一个特别中心。
　　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由地方苏维埃依据法令来解决以后发生的全部罢工冲突，由自己的政权来重开被同盟歇业关闭的企业，还要通过向西伯利亚和顿涅茨克矿区派遣自己的代表来保证工厂的粮食和煤炭供应。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则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土地问题上，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拟定了—份告农民书，无产阶级不仅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导者。
　　10月下半月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把工人监督问题提到了全国性任务的高度：“工人比厂主更关心企业按照规章和连续不断地生产。”工人监督“符合全国的利益，必将得到革命农民和革命士兵的支持”。打开新的经济秩序之门的这个决议是由全俄国工业企业代表通过的，只有5票反对和9票弃权。为数不多的几个弃权者是那样一些老孟什维克，他们已经不能再同自己的党一道走了，但是也还没有下决心公开举手赞成布尔什维克革命。明天他们就将这样做。
　　不久前刚刚建立的民主市政机关与政权机关同时衰败了。诸如保证城市供水、照明、燃料和粮食供应等最重要的任务越来越多地落到了苏维埃及其他工人组织肩上。在彼得格勒，发电站工厂委员会在市区和近郊四处寻找，有时找煤炭，有时给汽轮机找油料，通过其他企业工厂委员会的帮助以及同工厂主和管理人员进行斗争，结果两样东西都找到了。
　　苏维埃政权绝不是空洞的幻想，不是独断专行的机构，也不是党的理论的发明物。它是从经济崩溃中，从有产阶级的无能中，从群众的需要中自下而上不可阻挡地成长起来的。苏维埃事实上就是政权了，对于工人、士兵和农民来说，别的道路是不存在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已经不是自以为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是需要实现它的时候了。
　　在6月举行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出了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仅没有如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且总是流露出不再召开它的意图，目的是为了避免面对敌对的多数。民主会议把取消苏维埃，并且用“民主派”机关取而代之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可是，这事没有这么简单。苏维埃不打算给任何人让路。
　　在民主会议行将收场的9月2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投票赞成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托洛茨基和莫斯科来的客人布哈林的报告，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份决议，它表面上是出于准备应对新一波反革命浪潮的必要而通过的。这份为将来的进攻开辟道路的防御纲领所依靠的是作为有能力开展斗争的唯一组织的苏维埃。决议要求苏维埃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阵地。在那些实际政权掌握在其手中的地方，苏维埃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出它。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应当继续做好准备：“为了统一和协调所有苏维埃在它们同日益临近的危险开展斗争中的行动，为了解决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必须立即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于是，防御决议就直逼推翻临时政府的主题了。从此以后直至起义爆发之际，宣传活动都是根据这种政治基调进行的。
　　前来参加民主会议的各苏维埃代表第二天就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布尔什维克要求在两个星期之内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提议，更准确地说是威胁为达到这个目的要建立一个依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特别机构。实际上他们也认为，代表大会由老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召集要妥当一些。这样做事先就排除了有关代表大会权限的争议，使在妥协派分子自己协助下打败他们成为可能。布尔什维克半遮半掩的威胁产生了效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暂时还没有想象如何跟苏维埃的合法性翻脸，他们宣布任何人都不得委托他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代表大会定于10月20日召开，也就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外省的代表刚一离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猛然睁眼着到了，召开代表大会不是时候，因为这将使地方工作人员脱离选举运动，因而对立宪会议不利。而真正的危险还在于代表大会将成为政权强有力的僭夺者。但是，出于外交式的考虑，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实在9月26日，达恩就已赶紧向没有注意做好准备的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提出了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召开的建议。
　　这些拥有专利的民主派人士极少跟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讲客气。他们刚刚推翻了本是由他们召开的民主会议做出的拒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决定。现在他们又显示出自己对苏维埃主权的蔑视，而他们恰恰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开始，踏着它的肩膀取得政权的。他们真的能做到不中止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同时，又考虑千百万拥护苏维埃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愿望与要求吗？
　　托洛茨基回答达恩的建议时指出，代表大会反正是要召开的，如果不是通过宪法途径，那就会通过革命的途径来召开。一般情况下那么俯首帖耳的常务局这一次却拒绝沿着苏维埃军事政变（coup d’État）的道路前进。但是一次小小的失败绝对不会迫使阴谋分子放下武器，相反，似乎还能激发他们的好胜心理。达恩在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该部决定“征询”各前线组织的意见，要不要召开代表大会，也就是说要不要执行最高苏维埃机关两度做出的决定。在这间隙期间，妥协主义报纸发动了一场反对代表大会的战役。社会革命党人表现得尤为猖狂。《人民事业报》写道：“代表大会召开与否，这对于解决政权问题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克伦斯基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屈服的。”不会向什么屈服呢？列宁问道。他接着解释说：“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15页）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基于自己的立场同样认为召开代表大会是“有害的和不合时宜的行为”。在苏维埃上层弥漫着不怀好意的混乱情绪。妥协主义政党派往全国各地的代表动员地方组织起来反对由苏维埃最高机关正式召集的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半官方刊物每天都在刊登妥协主义领导集团选定的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们的确完全是出自取了个庄严名称的三月幽灵。《消息报》的社论则埋葬了苏维埃，把它们说成是临时住房，只要立宪会议一建成“新制度的大厦”，它们势必随即就拆除。
　　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很少能给布尔什维克造成措手不及的冲击。早在9月24日，不信赖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就已经做出决定：通过地方苏维埃和前线组织自下而上地发起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运动。斯维尔德洛夫被布尔什维克指派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召集，更确切地说是为破坏代表大会而成立的官方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地方组织动员起来了。而通过它们苏维埃也动员起来了。9月27日，列维尔的所有革命机关都要求立即解散预备国会和为了建立政权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郑重承诺“动用要塞拥有的一切力量和手段”来支持它。一大批地方苏维埃由莫斯科各区苏维埃领头，提议把有关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务从不奉公守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收回来。来自各营、各团、各军以及各地方组织方面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跟军队委员会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迎头相撞。“苏维埃代表大会务必夺取政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停止前进。”乌拉尔克什特姆驻军士兵全体会议如是说。诺夫哥罗德省的士兵号召农民不要理睬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各省、各县以至最遥远角落的苏维埃、工厂和矿山、团队和战列舰、驱逐舰、部队医院、群众集会、彼得格勒的汽车连、莫斯科的卫生救护队——统统都要求撤销临时政府和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并不局限于宣传运动，在召开了由来自23个地方的150名代表组成的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为自己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这是一次盘算得很周密的攻击！在自己的琐事大师领导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北方地区代表大会是一次私自召开的会议。为数不多的几个孟什维克代表没有参与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出于报道的目的”留了下来。即便如此，好像也丝毫不能贬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因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了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以及莫斯科、喀琅施塔得、赫尔森福斯和列维尔的苏维埃，也就是说代表了两个首都、海军要塞、波罗的海舰队、彼得格勒周围的卫戍部队的苏维埃。由安东诺夫主持开幕的这次代表大会被有意染上了军队的色彩，大会是在克雷连科准尉担任主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是党在前线的一位优秀宣传人员，也是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军队最高总司令。处于托洛茨基所做政治报告中心位置的问题是临时政府想把各革命团队调离彼得格勒的图谋：代表大会绝不允许“解除彼得格勒的武装和扼杀苏维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问题是有关政权的根本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体人民都投票拥护布尔什维克。人民信任我们，并且托付我们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内称：“只有通过所有苏维埃采取坚决而一致的行动才能……解决中央政权的问题，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这个几乎是赤裸裸的起义号召获得了除3票弃权以外的全体票数通过。
　　拉舍维奇呼吁各苏维埃要以彼得格勒为榜样，杷当地卫戍部队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拉脱维亚代表彼得森答应召集4万名拉脱维亚轻步兵来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彼得森声明绝不是一篇空话。几天之后，拉脱维亚各团委员会宣布：“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做到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各军舰的无线电台于10月13日向全国播出了北方地区代表大会发出的筹备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呼吁。“士兵、水兵、农民和工人们！你们的天职就是扫除一切障碍……”
　　党中央建议参加北方地区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不要离开彼得格勒。以便等待已经临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受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局委托，有些代表带着大会报告和其他文件前往各军队组织和地方苏维埃，为在外省发动起义做准备。中央执行委员会看到了一个强大有力的机构和自己并排站立，这个依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机构通过战列舰无线电台同全国进行联系，在召开代表大会一事上时刻准备取代已衰败的最高苏维埃机关。在组织问题上玩弄小花招并不能给妥协主义者提供任何帮助。
　　赞成与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斗争给各地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以最后推动力。在一系列落后的省份，如斯摩棱斯克，只是在争取召开代表大会运动或者选举代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才或独自或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第一次获得了多数。甚至在10月中旬召开的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也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构成了稳固的多数，结果这个多数很容易使各个地方的苏维埃受到自己的深刻影响。10月15日，基辅苏维埃以159票赞成，28票反对，3票弃权投票的结果承认不久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拥有主权的机关”。16日，在明斯克亦即西方战线中心召开西北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认为召开代表大会是刻不容缓的。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为行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举行了选举：布尔什维克候选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沃洛达尔斯基、尤列涅夫和拉舍维奇）获得了443票，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162票，这些全都是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只有44票。由克列斯廷斯基担任主席的乌拉尔苏维埃代表大会的110名代表中有80名布尔什维克，大会以223900名有组织的工人和士兵的名义要求按预定日期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在同一天，10月19日，最直接的和无可争辩的全国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赞成立即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20日，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宣布全省所有苏维埃都处于“与临时政府进行公开和无情斗争的状态”，同时号召它们独立解决地方的经济和行政问题。反对这一等于推翻临时政府地方政权的决议的总共只有一票，另有一票弃权。22日，布尔什维克刊物登出了56个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新的组织名单：它们全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武装起来的群众。
　　未来革命的各支队伍之间强大有力的相互呼应却没有妨碍达恩在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做报告时说，现有的917个苏维埃组织中，只有50个答复同意派出代表，而且“毫无热情”。至于那些仍然认为必须相信自己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感觉的为数不多的苏维埃，它们对代表大会没有什么热情，这可以不难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简直忽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存在。
　　在召开代表大会一事上，妥协主义者暴露了自己并且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不过，他们不敢把事情一干到底。当无法阻挠代表大会召开显得十分明晰的时候，他们完成了一次急剧的转变，号召所有地方组织选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布尔什维克取得多数。可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忽然想到为时太晚，在距预定时间三天之际，它意识到自己只得把代表大会延期至10月25日召开。
　　多亏妥协主义者这个最后策略，二月体制以及与它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意外的宽限期，可是它们已经不能从中得到任何重要的东西了。倒是布尔什维克利用增加的5天时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后来敌人也承认为时已晚。米留科夫说道：“布尔什维克首先利用延期来巩固自己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的阵地。托洛茨基出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支队伍的集会上。他所制造的气氛的特征从下面这样的事实得到了说明。例如在谢苗诺夫团，士兵们不让接着他后面登台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斯科别列夫和郭茨讲话。”
　　谢苗诺夫团的名称早已用令人害怕的文字写进了革命历史，因此其转变具有象征意义：1905年12月，谢苗诺夫团的官兵在镇压莫斯科起义过程中担负了主要任务。该团团长米恩将军下令说：“不应该有被捕者。”在莫斯科—戈卢特维诺铁路段，谢苗诺夫团官兵枪杀了150名工人和职员。因自己的功劳而受到沙皇热情相待的米恩将军在1906年秋天遭到社会革命党人科诺普良尼科娃刺杀。身处旧传统中心的整个谢苗诺夫团比其他大多数近卫团队坚守得更久。它的“可靠”名声是如此牢固，以至尽管斯科别列夫和郭茨遭到了可悲的失败，然而直到革命爆发那天之前甚至那天过后，临时政府还是顽固地继续把希望寄托在谢苗诺夫团的官兵身上。
　　在从民主会议到十月起义之间的5个星期时间内，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始终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布尔什维克在民主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就已经宣告，未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是国家的主权机关。“目前这个会议的决定和提议……只有得到全俄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方面的承认，才能付诸贯彻执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一半支持，另一半反对的抵制预备国会的决议说：“现在我们认为我党参加预备国会的问题将直接取决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建立革命政权而采取的措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呼吁贯穿了这个时期全部布尔什维克文献，几乎无一例外。
　　在农民战争如火如荼、民族运动日渐剧烈、经济崩溃日益深化、前线趋于瓦解、政府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苏维埃成了创造性力量的唯一堡垒。各种问题都演变成了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会通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它必将对包括立宪会议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做出回答。
　　无论哪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还没有撤销立宪会议的口号。但是在革命事变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主要的民主口号在15年时间内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使群众的英勇斗争染上了自己的色彩，现在这口号变得苍白了，完全褪色了，仿佛被石碾磨掉了，变成了空洞的皮壳，变成了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它成了传统而不是前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令人费解的成分。革命的发展遇到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为政权而发生的直接搏斗。立宪会议实在不能给其中任何一个阶级带来任何好处。在这场搏斗中，城乡小资产阶级只能起到辅助和次要的作用。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能力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如果说前几个月时间证明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一点。然而在立宪会议中，小资产阶级还可以取得——后来确实取得了——多数。这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不知道怎样用这个多数来干什么。在这当中反映出了发生深刻历史转折之际形式民主的破产。传统的力量表现在，甚至在以立宪民主会议的名义开展的最后一次搏斗前夕，无论哪个阵营都还没有放弃。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为排除立宪会议而诉诸了科尔尼洛夫，而布尔什维克将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
　　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相当广泛的各人民阶层，甚至布尔什维克党某些成员对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抱有某种立宪幻想，也就是把它们与政权自动地和无痛苦地从联合政府手里转到苏维埃手里的概念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光凭投票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武装起义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正是在作为难以避免的杂质而伴随着各种伟大的人民运动甚至是最现实的人民运动而来的所有幻想中，综合全部条件来看，苏维埃“议会制”幻想是危害最小的。苏维埃实际上在为政权而斗争，它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用战斗来争取自己独有的代表大会。对于立宪幻想来说，确实没有给它留下多大余地，真有一点也在斗争的过程中被冲刷掉了。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口号使全国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努力协调一致，对其提出了统一的目标，规定了统一的期限，同时借助不断呼吁建立工人、士兵和农民合法的代表制来掩盖半秘密半公开的起义准备工作。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为举行革命而聚集力量变得容易了，然后它应当使革命成果合法化，并且组建人民没有异议的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