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巨浪翻腾

　　诬陷这剂猛药是一把双刃剑。假如布尔什维克真的是德国间谍，那么为什么这个传闻主要是来自最仇恨人民的那些人呢？为什么恰好就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把最卑鄙的动机归咎于工人和士兵，比任何人都更大声和更坚决地指控布尔什维克的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呢？为什么那些爆发革命时躲藏起来的反动的工程师或者工长如今突然就神气起来了，并且公开诅咒布尔什维克呢？为什么各团最反动的军官胆子大起来了？为什么他们在揭发列宁及其同伴的同时又在士兵鼻子前面挥舞拳头，恨不得把士兵当作叛国者呢？
　　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我像一个德国间谍吗？小伙子!”某个钳工或车工这样问道。他们的全部底细工人是知道的。在同反革命进攻的斗争中，妥协派分子自己往往比他们所愿意的走得更远，尽管他们不希望这样，结果却为布尔什维克开辟了道路。士兵彼雷科讲述道，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军医马尔科维奇是如何在士兵集会上拒绝指控列宁为间谍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坚决地驳倒列宁的政治观点，说它们是如何站不住脚和极其有害的。这真是枉费精力！“既然列宁是一个聪明人，他不是间谍，也不是叛徒，他想缔结和约，那我们就要跟他走。”——集会之后士兵们这样说道。
　　在自己的连队暂时遇到阻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再度满怀信心地展开了自己的双翼。托洛茨基在8月中旬写道：“报复没有姗姗来迟，遭到排挤、迫害和诽谤的我们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么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了。而且这一进程不会放慢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的步伐……全国的劳动群众将在新的考验中学会把自己的命运与我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彼得格勒一如既往地走在前面。看起来，威力无比的扫帚又在各个工厂清扫起来，把妥协主义者的影响从各个偏僻的角落扫除干净了。“护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垮塌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报道说，“护国主义先生们不是早就在巨大的奥布霍夫工厂建立了一统天下吗？……可是如今他们不能在那里露面了。”在8月20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城市杜马选举中，大约有55万人参加了投票，这比7月份各区杜马选举的人数少了很多，相比之下社会革命党丧失了375000多票，不过仍然获得了20万票以上或者说占到了总票数的37%。立宪民主党的比重只有1/5。苏哈诺夫写道：“我们孟什维克名册上的候选人只得到了可怜的23000张选票。”出乎所有布尔什维克的意料，他们几乎也得到了20万票，约占总票数的1/3。
　　在8月中旬举行的联合了15万工人的乌拉尔地区工会代表会议上，就所有问题做出的决定都具有布尔什维克的性质。在8月20日的基辅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以161票赞成对35票反对，13票弃权的多数获得通过。正好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期间举行的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城市杜马民主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102个席位中的58个，社会革命党得到24个，孟什维克得到4个。在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布列克曼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另一个布尔什维克波克罗夫斯基当选为市长。当然远不是每一个地方变化都如此明显，有些地方布尔什维主义仍处于落后地位，不过8月份它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发展壮大起来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使群众的激进化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斯卢茨基由此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革命需要时间，以便让反革命来督促它一下。危险不仅激起了动力，而且激起了洞察力。集体思维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运转起来了，得出结论所需要的材料也不缺乏。他们宣布联合政府是捍卫革命必不可少的，然而加入联合政府的盟友却是站在反革命一方的。他们还宣布莫斯科国务会议是对国民统一的检阅。只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过警告：“国务会议……不可避免地将变成反革命阴谋机构。”时局对此进行了验证。现在连克伦斯基也声称：“莫斯科国务会议……这是走向8月27日的序幕……在这里展开了力量较量，……俄国日后的独裁者科尔尼洛夫在这里第一次被推荐给了俄国……”好像克伦斯基不是这次会议的倡导者、组织者和主席似的，也好像他并没有把科尔尼洛夫当作革命的“第一士兵”介绍过似的，好像不是临时政府通过对士兵实施死刑而把科尔尼洛夫武装起来似的，也好像布尔什维克的警告没有被宣布为蛊惑人心的行为似的。
　　此外，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回想起来了，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前两天举行的苏维埃士兵部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表示过这样的怀疑：把进步团队调离首都是不是怀有反革命目的？对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以粗暴的要求作为回答：不对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战斗命令进行讨论。决议就是在这种气氛下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大概没有信口开河吧！”无党派的工人或士兵现在一定会这样对自己说。
　　如果按照妥协主义者自己过迟提出的指控，那些将军阴谋家不仅被控放弃了里加，而且被控导致了七月溃败，那为什么还要陷害布尔什维克和枪决士兵呢？如果军队里的挑拨者试图号召工人和士兵8月27日上街，那就能说在7月4日的冲突中他们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吗？还有，克伦斯基在这整个事件中的地位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召来第三骑兵军到底是反对谁呢？为什么他任命萨文科夫当总督，而任命菲洛年科当总督的副手呢？那个进入执政内阁的候选人菲洛年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意外地听到了装甲营的回答：在他们那里当过中尉的菲洛年科曾经让士兵受尽最恶毒的侮辱和嘲弄。令人怀疑的投机商人扎沃伊科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总而言之，这伙招摇撞骗者爬上自己的最高地位又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是简单的，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是清楚的，也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又是无法辩驳和令人难受的。野蛮师乘坐的列车、被拆毁的钢轨、冬宫和大本营之间的相互指责、萨文科夫和克伦斯基的证词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它们是对妥协主义者及其体制无可辩驳的指控证据！诬陷布尔什维克的意义变得一清二楚了：它作为必不可少的成分加入了发动国家政变的准备工作。
　　幡然省悟的工人和士兵为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强烈的羞耻感。可见列宁躲藏起来不正是仅仅因为有人卑鄙地诽谤他吗？可见其他人被关进监狱不正是为了讨好立宪民主党人、将军、银行家和协约国的外交官吗？可见布尔什维克并不去追求一官半职，而上层人士痛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愿加入取名为联合政府的股份公司！这就是劳动者、普通人和受压迫者的理解。而且，正是从这样的情绪，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负罪感当中产生了对党的牢不可破的忠诚和对党的领袖的信任。
　　直到最后几天，老兵、军队的骨干分子、炮兵、军士竭尽全力坚持下来了。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战斗成果、功劳和牺牲毫无价值，难道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地消耗了吗？但是当最后一根支柱从他们脚下倒塌时，他们就急剧地整个地朝左！——转而面向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带着自己的军士领章、带着老兵特有的坚毅性格，有力地咬紧牙关全身投入革命，他们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但是这一次他们要将事情一直干到底。
　　在各地军事和民政当局的报告中，布尔什维主义那时一般成了整个群众运动、坚定不移的要求、反抗剥削、向前推进的同义词；一句话，是革命的另一种称呼。这不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吗？罢工的工人、举行抗议的水兵、心怀不满的士兵妻子、起来反抗的农夫对自己这样说。群众似乎是在上层的逼迫下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要求跟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等同起来的，这样一来，革命便把反对它的武器用来为自己服务了。在历史上，不仅有理性的事物会变成无理性的事物，而且在其发展过程需要的时候无理性的事物也会变成有理性的事物。
　　政治气氛的改变在8月30日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当时喀琅施塔得的代表要求让他们在这个高级机关里拥有席位。这怎么可能呢？在这个没有教养的喀琅施塔得人以前只会遭到斥责和驱逐的地方，从此以后将会有他们的代表来出席会议吗？可是怎么加以拒绝呢？仅仅在昨天，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士兵前来保卫彼得格勒。“阿芙乐尔号”的水兵还在承担冬宫的警卫任务。彼此交头接耳了一阵以后，领袖们提议给予喀琅施塔得人4个只有发言权的席位。这个让步被默默地接受了，喀琅施塔得人并没有表示感激。
　　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契涅诺夫讲述道：“科尔尼洛夫暴动过后，所有部队都已经带上了布尔什维克的色彩……一切都令人吃惊，布尔什维克说的话……科尔洛夫将军很快就将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真的应验了。”装甲营的士兵米特列维奇回想起了那些在将军们叛乱以后一传十，十传百的英勇传奇故事。“只要多讲讲发扬勇气和建立功绩的故事，就会懂得，假若有这样的勇气，那么就可以同整个上流社会搏斗。布尔什维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复兴的。”
　　在科尔尼洛夫进军期间被释放出狱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旋即赶往赫尔森福斯。“群众中的巨大转变实现了”。在芬兰地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右翼社会革命党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着一个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斯米尔加当选为芬兰地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尽管他还十分年轻，但是已经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个有强烈左的倾向的人，早在四月危机期间就显示出了要撼动临时政府的志向。当选为依靠卫戍部队和俄国工人建立起来的赫尔森福斯苏维埃主席的是布尔什维克舍因曼，他是未来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经理，是一个具有小心谨慎和官僚主义性格的人，不过当时能与其他领导人保持步调一致。临时政府禁止芬兰人召开已经被它解散了的国会。苏维埃地区委员会则建议国会开会，并且承担起保卫它的任务。委员会拒绝执行临时政府关于从芬兰抽调各种不同部队的命令。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在芬兰建立起了苏维埃专政。
　　9月初，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写道：“从一系列俄国城市传来了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个阶段有力地壮大起来的消息。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使得我们党在最广大的民主派工人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如此有力地增强了。”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的布尔什维克阿韦林写道：“即使在那些起初不愿听我们的话的企业，工人们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也站到我们一边来了。”萨拉托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安东诺夫写道：“当卡列金动员哥萨克向察里津和萨拉托夫进攻的传闻传来时，当这些传闻通过科尼洛夫将军的叛乱得到证实和强化时，群众在几天时间内就抛弃了从前的偏见。”
　　9月19日，基辅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报道说：“在军械制造厂苏维埃代表改选中，有12位同志——他们全是布尔什维克——当选了。所有的孟什维克候选人都落选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许多工厂。”从此，类似的报道每日都能在工人报刊的版面上见到；敌方的报纸企图闭口不提或者蓄意贬低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是徒劳的，重新振作起来的群众好像在努力弥补因过去的动摇、迟疑和一时的退缩而耽误的时间。无法阻遏的巨浪又在普遍地顽强地掀起来了。
　　瓦尔瓦拉·雅科夫列娃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前面我们从她那里听到过关于七八月间整个莫斯科地区布尔什维克遭到极度削弱情况的介绍，现在她又证实发生了急剧转折。她向代表会议报告说：“9月下半月，地区执行局的工作人员跑遍了全地区……他们的印象是完全相同的，地区内各省都出现了群众普遍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农村也在召唤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后党组织出现瓦解的那些地方，如今它们重新恢复和壮大起来了。在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开展活动的地方，布尔什维克的支部也自发地建立起来了。即使在坦波夫省和梁赞省这样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地位稳固的落后地方，亦即以前布尔什维克绕道而行的、认为毫无希望的、难得看上几眼的地方，现在也实现了真正的转折：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逐日增强，而妥协派分子的组织正在日趋瓦解。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过后一个月和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一个月时举行的莫斯科地区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代表们的报告流露出了充分的信心和热情。下诺夫哥罗德的党组织在衰落两个月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全部生活。数以百计的社会革命党工人转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在特维尔，党的广泛工作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刚刚过后就开展起来了。妥协主义者正在走向失败，人们不听他们的话，并且将他们驱逐。弗拉基米尔省的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如此程度的加强，以至在省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共只能找到5个孟什维克和3个社会革命党人。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苏维埃、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全部工作都落到了作为全权主人的布尔什维克身上。
　　党的组织在发展壮大，不过它的吸引力更在无比迅速地增强。布尔什维克技术方面的资源与其政治上的比重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在党的影响巨大增长的同时而党员人数相对较少一事上反映出来了。时局是如此迅速和有力地把群众卷进了事变的旋涡，结果根本没有时间把工人和士兵组织到政党里面来，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弄明白建立特殊的党组织的必要性。他们自己吸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然。至于党是一个复杂的实验室，这些口号就是在那里面用集体经验制作出来的，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不清楚的。苏维埃身后站着2000多万人。而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夕，党本身的队伍人数也没有超过24万，它越来越有信心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带领跟在自己身后的数百万人。
　　在一个各地条件和政治水平极不相同而又根基彻底动摇的辽阔国家，不间断地进行着五花八门的选举：杜马、地方自治局、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军队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而且，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布尔什维克发展壮大就像一根红线把所有这一切选举串联起来了。莫斯科地区杜马选举反映出了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从而使全国感到特别惊讶。“庞大的”社会革命党6月份还有37.5万票，到9月底只剩下5.4万票了。孟什维克则由7.6万票降到了1.6万票。立宪民主党还保留着10.1万票，总共大约减少了8千票。但是布尔什维克从7.5万票上升到了19.8万票。如果说社会革命党在6月掌握了大约58%的票数，那么到9月，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把大约52%的票数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卫戍部队把90%的票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在有些部队——这个比例超过了95%。在重炮制造工厂总共2347张选票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2286张。颇有分量的选民抵制选举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小市民那里，他们在最初的幻想迷雾中追随妥协主义者，后来迅速地复归于零了。孟什维克渐渐消失了。社会革命党得到的选票比立宪民主党少了一半。立宪民主党又比布尔什维克少了一半。布尔什维克在9月所获票数是在跟其他所有政党展开的最为激烈的斗争中夺得的。这都是稳定的票数，它们是可以指靠的。中间集团受到冲刷、资产阶级阵营相对稳固以及备受仇视和迫害的无产阶级政党获得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危机准确无误的征兆。“布尔什维克确实开展了尽心竭力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本人属于业已失败的孟什维克党的苏哈诺夫写道，“他们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地来到群众中间，来到机床旁边……他们成了自己人，因为他们时刻都在那里，他们对工厂和兵营的全部生活实行领导，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生活和呼吸。他们掌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里了。”
　　前线政治版图的特征最为斑驳陆离。那里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和没有见到过布尔什维克的团和师。当它们自己被指控为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其中许多人真的感到无比惊异。另一方面，也会遇到这样的部队，它们把带有黑帮情调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情绪当作最纯粹的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接受。前线的情绪在向同一个方向转变。但是，在战壕就是其河床的巨大政治激流中，逆流、旋涡和不少的泥沙往往搅在一起。
　　9月，布尔什维克冲突破了警戒线，并且获准去前线。两个月来，他们与前线的联系一直被严格地切断了。现在禁令还没有正式取消。妥协主义的委员会采取了阻止布尔什维克渗入自己的部队所必需的一切措施。然而全部努力到头来都白费了。士兵们对自己特定的布尔什维主义听得太多了，因此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在期待看一看和听一听活生生的布尔什维克。就在布尔什维克前来的消息刚刚传到士兵们那里的时候，委员会负责人臆想出来的阻碍、拖拉和延误形式被士兵的压力清除干净了。在乌克兰做过大量工作的年长女革命家叶甫根尼娅·博什对自己勇敢地游历野蛮的士兵丛林一事留下了清晰的记忆。真诚的或虚伪的朋友提出的那些令人恐惧的警告结果每一次都被驳倒了。在一个曾被人描述为极其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师里面，十分小心地开始自己论题的这位发言人很快就确信，听讲的人和她融为一体了。“没有吐痰，也没有咳嗽和擤鼻涕这样一些士兵听众感到厌倦的最重要的迹象，真的是鸦雀无声和秩序井然。”为了表示对勇敢的宣传的尊敬，集会在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中结束。总之，叶甫根尼娅·博什沿着前线背后的旅行可说是一次凯旋式的游行。在其他次要一些的宣传员那里，情形不是如此富于英雄气派，也不是如此动人，但是实质上是相同的。
　　崭新的或者以新形式出现的令人信服的思想、口号、结论闯进了死水一潭的战壕生活。数以百万的士兵头脑对时局重新进行了研磨，同时对政治经验做出了总结。一位前线战士写信给报纸编辑部说：“……亲爱的工人和士兵同志们，你们不要让‘К’这个恶毒的字母胡作非为，是它把血腥的战争带给了全世界。这首先就是杀人凶手科利卡（Колька，指尼古拉二世。——托洛茨基）、克伦斯基（Келенский）、科尔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卡列金（Каледин）、立宪民主党人（кадеты），所有人第一个字母都是К。哥萨克（казаки）对于我们也是危险的人……西多尔·尼古拉耶夫。”没有必要在这里寻找什么迷信成分，这不过是政治记忆术的手法而已。
　　大本营策动的暴动不可能不令每一个士兵气得浑身发抖。表面纪律——为恢复它付出了多少力气和牺牲——很快再度崩溃了。西方战线特派军事委员日丹诺夫报告说：“总的来说，情绪是暴躁不安的……对军官疑心重重的，也是观望不前的，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下达给他们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命令本来就是无须执行的。”接替菲洛年科担任最高特派委员职务的斯坦凯维奇以同样的心情写道：“士兵群众……觉得自己被四周的背叛包围起来了。……谁要是说服他们不要这样想，谁就会被他们看作是叛徒”
　　对于骨干军官而言，科尔尼洛夫冒险的破产就等于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不过在那之前，指挥官们的自我感觉也谈不上意气风发。8月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彼得格勒的军人阴谋家还是醉意朦胧、大话连篇和意志颓丧的。现在军官们终于感到自己是遭人蔑视和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当中有个人这样写道：“这样的仇恨，这样的迫害，无所事事与长时间等待逮捕和可耻的死亡让军官们沉溺在这种醉后狂态之中。”与此相对照，士兵和水兵们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冷静的状态，他们充满着全新的希望。
　　据斯坦凯维奇说，布尔什维克“昂起了头，并且觉得自己在军队里面是绝对的主人……基层委员会开始演变为布尔什维克的支部。军队的各种选举让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有了令人惊叹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指出，不仅是北方战线而且可能是所有战线最优秀和军容最严整的第五集团军成了第一个选出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委员会的集团军”。
　　舰队的布尔什维克化更为明显、清晰和鲜明。9月8日，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在所有舰船上升起了战斗旗帜，作为自己为争取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里而斗争的表示。舰队要求立即在各个战线实行停战，把土地交由农民委员会支配以及由工人对生产进行监督。3天以后，比较落后和温和的黑海舰队中央委员会表示支持波罗的海人，提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9月中旬，第十二集团军的23个西伯利亚步兵团和拉脱维亚步兵团起来表示自己赞成上述口号。所有新编的部队都追随他们行动。从此以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再也没有从军队和舰队撤出过。
　　斯坦凯维奇讲道：“水兵会议的参加人员十分之九是由布尔什维克单独组成的。”这位大本营属下新任特派委员有机会在雷瓦尔当着水兵的面为临时政府进行辩护。他一开口就感觉到自己的尝试完全是徒劳的。当他提到“政府”这个单词时，大厅就不友好地关闭了。“愤怒、痛恨和不信任的浪潮马上席卷了整个人群。这是鲜明的、有力的、可怕的和不可战胜的，并且汇成了全体一致的吼声：‘滚出去！’”不能不为这位讲述者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忘记记录下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群众的坚毅之美。
　　两个月来被赶入地下的和平问题现在带着十倍的威力冒到地面上来了。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杜巴索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称：“无论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士兵再也不会去作战了。”旋即听到响起了一片呼喊：“连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这样说！……”可是这位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反驳说：我要转告的是我所了解的，是士兵们委托我向你们转告的。”另一个从前线来的人，一个身披浸透了战壕污秽和臭气的军大衣的脸色阴沉的士兵，也是在9月的那些日子里对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士兵们需要他们多么盼望的和平，哪怕是无论多么“可耻的和平。”这些酸涩的士兵语言使苏维埃感到惊慌失措起来。可见，事情居然走到了这种地步！前线的士兵不是小孩子。他们十分清楚，在现有“战争版图”的情况下，和平只可能是强制的。为了说明自己对这一点的理解，这位来自战壕的代表故意选用了最粗野的语言来全力表达他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平的极端厌恶。然而，这位士兵正是用这种不加修饰的评价坚定地迫使自己的听众明白了，别的途径是没有的，战争耗尽了军队的精神，无论如何和平都是马上必须实现的。资产阶级幸灾乐祸地抓住这位战壕发言人的话，并且把它们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语言。从此，关于可耻和平的说法便成了人民野蛮和堕落的极端反映，再也没有离开过议事日程！
　　根据一般规则，妥协主义者都像一知半解的政治瘾君子斯坦凯维奇一样，绝对不会欣赏要把他们从革命舞台上冲走的危险巨浪展现出来的壮阔场景。他们每日都非常吃惊和惶恐万状地确信，他们并不拥有任何对抗的力量。实质上从革命一开始，群众信任妥协主义者就掩盖着一种误解，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然而又是历时不久的误解；化解它总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妥协主义者被迫与工人和士兵对话，而且使用的语言与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在冬宫使用的语言根本不同。肩负重大责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越来越不敢走进开放的广场。二三流的宣传人员借助模棱两可的说法适应了人民的社会激进主义情绪，要不根本就是沾染上工厂、矿井和兵营的情绪，用它们的语言来讲话，并且脱离了自己所在的政党。
　　水兵霍夫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自认为属于社会革命党的水兵实际上是怎样为实现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纲领而展开斗争的。这种现象可以说随处可见。人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二月革命内在固有的“误解”具有大规模的和全民的性质，特别是在农村，比在城市延续的时间更长。仅凭经验只会导致秩序陷入混乱。大大小小的事件反复不断地对群众性政党进行审查，使它们的成员总数与它们的政策而不是与它们的招牌相适应。
　　有一个妥协派分子与群众误解（qui pro quo）的典型范例，那就是7月初2000名顿涅茨克矿工当着5000名同情者的面脱帽下跪立下的誓言：“我们当着自己的孩子、上帝、苍天和大地，以及所有神圣事物的面来发誓，为了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失掉1917年2月28日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我们宣誓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任何时候都不听列宁分子的话，因为他们——布尔什维克—列宁分子用自己的宣传把俄国引向毁灭，而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致表明，土地属于人民，土地不要赎金，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势必崩溃，而代替资本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宣誓跟随这两个政党前进，即使面临死亡也不停下脚步。”矿工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宣誓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月外壳和十月内核在这个朴素而激昂的宪章中反映得如此明显，从而使不断革命的问题本身得到彻底解决。
　　到9月时，既没有背弃自己，也没有背弃自己誓言的顿涅茨克矿工已经与妥协派分子分道扬镳了。最落后的乌拉尔矿工队伍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奥若戈夫是来自乌拉尔的代表，8月初他探访了自己所在的伊热夫斯克工厂。他在自己一份令人伤心的报告中写道：“我被我不在时所发生的急剧转变猛烈地击垮了，社会革命党在那个工厂的组织，其开展的活动就像它拥有的人数（8000人。——托洛茨基）一样曾经闻名于整个乌拉尔地区……现在它多亏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宣传人员已经趋于瓦解，减少到了500人。”
　　奥若戈夫的报告没有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感到任何意外，同样的情形在彼得格勒也可以见到。如果说七月失败以后，工厂里的社会革命党人暂时神气起来了，在有些地方甚至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那么他们日后的衰落也是越来越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党人弗·津济诺夫后来写道：“不错，克伦斯基政府当时是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示威人群被驱散了，布尔什维克的头目也被逮捕了，然而这只不过是皮洛士的胜利。”说得完全正确：像这位伊庇鲁斯的君主一样，妥协主义的胜利是以牺牲自己的军队作为代价的。彼得格勒工人斯科林柯写道：“如果说一方面直到7月3—5日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还能到某些地方来见工人，也不要冒遭到嘘声起哄的风险，那么现在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保证了……”总而言之，他们的保证已经不存在了。
　　社会革命党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影响，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成分。革命的工人要么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了，要么待在旁边经历着内心的危机。相反，战争时期躲避在工厂里的店主、富农和官吏的子弟现在确信，他们的位置正好就在社会革命党内。但是到9月，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决心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如此。工人和士兵，在某些省还有农民也已经在离开这个党，留在党内的是保守的小官吏和小市民阶层。
　　当为大变革所唤醒的群众把自己的信任赋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时候，这两个政党不厌其烦地赞扬人民的高度觉悟。当同是这些群众经历了时局的教训以后，开始急剧地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妥协派人士便把自己走向崩溃的责任归咎于人民的愚昧无知。可是群众不同意他们变得更愚昧了的说法，相反他们觉得，现在他们弄清了以前没有弄清的东西。
　　逐渐褪色和日趋衰落的社会革命党就这样被沿着社会成分的接合处劈开了，它的党员也被抛进了互相敌对的阵营。在各团和农村总是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致行动而且通常是在其领导下行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起来自卫，击退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两翼之间斗争的尖锐化激活了中间集团。在切尔诺夫领导下，中间集团企图挽救打击者和被打击者之间的团结统一，结果是一片混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通常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矛盾之中，并且进一步损害了党的名誉。为了让自己有可能在群众听众面前发表意见，社会革命党演讲者不得不坚持自称是“左派”，是与“三月社会革命党”集团毫无共同之处的国际主义者。七月事件以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公开反对派，尽管表面上还没有跟党决裂，然而他们仿效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口号，只不过稍晚了一些。9月21日，并非不带别的教训用意的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声明，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最后，他们分裂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政党，从而将其最奇异的一页写进了革命著作。这是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回光返照，十月革命过后几个星期，它就只剩下一堆不大的灰烬了。
　　分化同样深刻地发生在孟什维克身上。彼得格勒孟什维克组织采取了激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立场。策烈铁里领导的基本核心没有如社会革命党那样拥有农民后备力量，因此最终更为迅速地走向消亡。没有加入两个主要阵营的社会民主工党中间集团仍然企图把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他们还在死抱着三月幻想，3月时就连斯大林也认为跟策烈铁里的联合是适当的，而且他希望“我们在党内消除微小的分歧”。8月下旬实现了孟什维克与联合派本身的联合。右翼分子在联合代表大会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策烈铁里提出的关于战争以及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能以117票赞成、79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策烈铁里在党内的胜利加速了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失败。人数极少的彼得格勒工人孟什维克组织在跟马尔托夫走，同时又推动他前进，但是终因他的犹豫不决而生气，并且准备转向布尔什维克。到9月中旬时，瓦西里耶夫岛的孟什维克组织差点整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就加速其他城区和外省发生骚动。在联席会议上，孟什维克各派领袖互相猛烈地指责对方要为党的瓦解负责。属于孟什维克左翼的高尔基报纸9月底报道说，就在不久前还有大约一万成员的彼得格勒党组织“事实上不再存在了……最近一次全城代表会议由于法定人数不够而无法召开”。
　　普列汉诺夫从右边对孟什维克发起了攻击：“策烈铁里及其朋友在为列宁开辟道路，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希望出现这种结局，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九月巨浪的那些日子里，策烈铁里本人的政治心态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的回忆录里面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他当时情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面对布尔什维主义日益增强的势力而产生恐惧。我还记得，他在与我面对面讨论时说过布尔什维克有可能执掌政权。他说：‘当然，他们维持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三个星期，然而只须您试想一下这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话语当中流露出了实实在在的惊慌失措的忧虑。……”十月革命前，策烈铁里心怀的正是纳博科夫在二月革命时就已经熟知的那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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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非常贴近的开展活动的舞台，尽管是在同他们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开展的。苏维埃各政党力量对比的改变自然不是立即就在苏维埃人员组成及其公共职能方面得到自己的反映的，而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落后现象和人为的拖延耽搁实现的。
　　到七月事件前夕，许多外省苏维埃，如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卢甘斯克、察里津、赫尔松、托木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就已经是政权机关了，即使不是形式上的，那也是事实上的，即使不是持续的，那也是短暂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完全独自做主建立了个人日用品凭证供应制度。萨拉托夫的妥协主义苏维埃也被迫对经济冲突进行干预，采取了逮捕企业主的行动，没收了比利时人的电车，实行了工人监督，以及组织被弃置的工厂开展生产。在自1905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影响就一直占有优势的乌拉尔，苏维埃经常独自对公民进行审讯和判决；在一些工厂建立了自己的民警队伍，并且由工厂出纳室为其支付费用；苏维埃组织实行了工人监督，这种监督为工厂储备原料和燃料，监视工厂主的销售情况并且编制工资表。在乌拉尔有些地方，苏维埃还剥夺地主的土地用于公共耕作。苏维埃为锡姆斯克矿山工厂组建了—个区工厂管理处，它把全部管理人员、出纳室、会计室和接受订货的事务置于自己管辖之下。这一举动是对锡姆斯克矿区实行初步的国有化。埃里钦（我们从他那里借用了上述资料）写道：“早在7月份，乌拉尔的工厂里所有一切不仅都已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而且布尔什维克已经为解决政治、土地和经济问题提出了限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粗略的，还未成体系，也没有从理论上得到阐明，可是它们在许多方面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道路。
　　七月骤变给予苏维埃的打击要比党或者工会更直接得多，因为在那些天的斗争中，事情首先就是牵涉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党和工会既在“和平”阶段也在严重反动的时期保持了自己的重要性：任务和方法改变了，但是基本职能没有变。可是苏维埃只是由于存在着革命的形势才得以维持，并且将连同这种形势的消失而走向消亡。联合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苏维埃使这个多数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它超出各种个人的、集团的和行业的需要之上，也总是超出工资问题、修正和改良的纲领之上，也就是说，面临着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似乎与工人和士兵的七月示威一起被粉碎了。这次失败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当中的地位，更是无可比拟地削弱了苏维埃在国家当中的地位。“拯救革命的政府”意味着官僚制度将恢复独立地位。苏维埃拒绝掌握政权也意味着它们在特派委员面前卑躬屈膝，意味着逐渐衰落和萎靡不振。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重要性的式微在自己的外表方面明显体现出来了：临时政府要妥协派分子搬出塔夫里达宫，因为立宪会议的需要要对它进行整修。7月下半月，斯莫尔尼学院的建筑拨给了苏维埃，而到那时为止，学院一直是贵族女子接受教育的地方。现在资产阶级报刊用与谈论当初布尔什维克占据克舍辛斯卡娅宫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调来谈论苏维埃搬进了“白鸽子”家里。各种革命机关，其中包括占用了已被征用了的大楼的工会在住宅问题上遭到了同时发出的攻击。这件事情无非是要把工人革命从它已经占用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过于宽敞的宅第里排挤出去。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不知道这种因人民野蛮侵犯个人和国家所有权而产生的愤怒（固然为时已晚）的限度。可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在7月底的时候被印刷工人揭露出来了：聚集在国家杜马委员会周围的那些声名远扬的政党原来出于自己的需要早已占据了最气派的国家印刷厂及其发行处，以及它邮寄书籍文件的权利。立宪民主党的宣传小册子不仅免费印刷出来了，而且成吨成吨地免费与优先寄送到全国各地。身负必须对这种指控进行责任查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结果不得不确认了这一指控。立宪民主党也的确找到了发泄愤恨的新借口，难道真的可以把怀着破坏目的占据国家建筑（哪怕是片刻的占据）跟出于捍卫最崇高的价值的目的享用国家财产混为一谈吗？一句话，即使这些先生们稍微偷窃一点国家财产，那也是在国家自身利益范围之内。这个理由根本没有说服力。建筑工人坚持认为，他们比立宪民主党更有权利让自己的工会拥有这座房子——国家印刷厂。争执不是偶然的，要知道正是它引发了第二次革命。无论如何，立宪民主党也不得不咬住自己的舌头不说话了。
　　8月下半月，一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员遍访了俄国南方各地的苏维埃，在那些地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要比北方薄弱得多，但他报告了自己见到的不能让人感到心安的情况：“政治情绪显然发生了变化……在民众的上层，因为临时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引发的革命情绪增强了……而在普通群众中间，能感觉到对革命产生的厌倦和冷漠。对苏维埃极其冷淡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苏维埃的职能一点一点地缩小了……”至于群众因民主派这个居间者的动摇而感到疲惫不堪，这完全是无可争辩的。然而，他们所冷淡的不是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政权集中在妥协主义苏维埃手里的那些地方，不管是什么纲领，形势变得尤其不能令人容忍；受制于执行委员会向官僚制度彻底投降的局面，它们不敢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权力，结果只会损害苏维埃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此外，大量平凡的日常工作脱离了苏维埃，也转归民主选举产生的市政当局处理，更多的日常工作则转归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去完成。苏维埃还能存在下去吗？以及明天等待它们的将是什么？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不明确了。
　　在自己存在的头几个月内，远远超出其他所有组织的苏维埃承担起了创建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并且领导它们开展工作的任务。可是，这些工人组织一旦开始自主行动，便越来越处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托洛茨基在8月间写道：“工厂委员会并不是在一刹那间建立起来的。被群众推举进入工厂委员会的是在当地，在工厂的日常生活中证明了自己的坚韧不拔、认真办事和忠于工人利益的人。终究这些工厂委员会……绝大多数是由布尔什维克构成的。”再也谈不上妥协主义苏维埃对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实现监管的话题了，相反，在这里开辟了残酷斗争的战场。在触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那些问题上，苏维埃显得越来越没有能力来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抗衡。譬如莫斯科工会就发动了反对苏维埃决定的总罢工。各地也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发生了类似冲突，而且冲突的结果，苏维埃通常都不是胜利者。
　　被自己的方针赶进死胡同的妥协主义者到头来不得不为苏维埃“想出”一些次要任务，把它们领上从事文化工作的道路，实际上是帮它们排遣烦闷。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苏维埃是为了争取政权而成立的，对于其他任务而言，有其他更加合适的组织。萨拉托夫的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写道：“通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渠道开展的全部工作丧失了意义……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由于无聊而极不雅观地打起了哈欠，到了不体面的地步。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空谈馆是浅薄和空洞的。”
　　日渐凋萎的苏维埃越来越难以作为特定的彼得格勒中心支柱的作用。斯莫尔尼宫和各个地方之间的信函往来大幅度减少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什么建议可提，不论前景还是任务都没有留下来。脱离群众结果造成了极易感受得到的财政危机形式。各地的妥协主义苏维埃一直处于缺乏经费的境地，也不能对自己在斯莫尔尼宫的司令部给予支持，而左派苏维埃示威性地拒绝向执行委员会提供财政帮助，后者因亲自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玷污了。
　　不过苏维埃凋萎的过程与另一些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的过程交叉在一起。偏远的地区、落后的县份和荒僻的角落都苏醒过来了，而且建立了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最初显示出了革命的清新气质，暂时还没有陷入中心的腐蚀性影响和政府的压制之下。苏维埃的总数在迅速增长。到8月底，执行委员会办公厅统计出有近600个苏维埃，拥护他们的选民有2300万人。官方的苏维埃体系高居在茫茫人海之上，这个人海在有力地翻腾激荡，并且使自己的潮流向左方涌去。
　　苏维埃的政治复兴是伴随着它们的布尔什维克化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各城区首先坚决果断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7月21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代表团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要求清单：解散国家杜马，用政府法令的形式确认各种军队组织的不可侵犯性，恢复左翼报刊，暂停解除工人武装，停止大规模逮捕，控制右翼报刊以及暂停在前线解散团队和实施死刑。与七月示威相比，降低政治要求是十分明显的，不过这仅仅是恢复元气的第一步。在缩减口号的同时，各区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基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用外交辞令对各区苏维埃的“敏感”表示赞成，但是又把话题转为所有的灾祸都是七月暴动造成的。双方就这样客气而都又冷漠地分手了。
　　围绕各区苏维埃的纲领，开展了一场威力巨大的战役。《消息报》连日刊登了苏维埃、工会、工厂、舰队和部队的决议，它们要求解散国家杜马、停止镇压布尔什维克和消除纵容反革命的行为。在这种基本背景下，更加激进的声音高涨起来了。7月22日，远比莫斯科市苏维埃激进的莫斯科省苏维埃做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7月26日，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苏维埃“鄙视地抨击”与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斗争的方式，并且向“革命无产阶级的光荣领袖”——列宁致敬。
　　7月底和8月上半月在全国许多地方举行的改选，总的来说导致了各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加强。在遭受过沉重打击以及恶名传遍全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新产生的苏维埃计有100名布尔什维克，75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1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7名无政府主义者，超过90名的无党派代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对妥协主义者有好感。8月18日召开了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有86人，社会革命党40人，孟什维克23人。在成为资产阶级报纸特别仇恨的对象的察里津，不仅苏维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而且本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宁当选为市长。察里津被顿河阿达曼卡列金视为眼中钉，而克伦斯基在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借口下，派出讨伐队去进攻察里津，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摧毁这个革命的巢穴。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所有工业地区，一次比一次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提议。
　　8月底使各苏维埃经受了一次考验。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内部的分化改组非常迅速、全面，也发生了不那么严重的摩擦。在外省就像在彼得格勒一样，官方苏维埃体系的弃儿布尔什维克也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可是在妥协主义政党的成员中，“三月”社会主义者、进出部长和官吏接待室的政客暂时被经过地下工作锻炼的、更富于战斗精神的分子挤到后面去了。对于重新积聚力量而言，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无论何处革命自卫的领导权，都不曾集中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里。在暴动向它们发动突然袭击时，它们很少能在战斗行动中派上用场。如今到处都建立了防御特别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司令部，它们依靠的是各级苏维埃，向后者报告工作，但是它们是由新挑选出来的人员组成的，是与具有革命性质的任务相适应的新的行动方式。
　　莫斯科苏维埃正是在国务会议召开期间设立了六人战斗小组。它单独拥有指挥武装力量和实行逮捕的权力。8月底召开的基辅地区代表大会向本地苏维埃建议不要止步于罢免那些毫无指望的政府代表，无论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还要采取措施立即逮捕反革命分子，并且把工人武装起来。维亚特卡的苏维埃委员会授予自己特别全权，直至指挥武装力量。在察里津，全部权力都转交给了苏维埃司令部。下诺夫哥罗德的革命委员会在邮政局和电报局布置了自己的卫兵。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把民政和军事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这幅场景几乎在各个地方重现出来了，尽管带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有时是本质上的偏差。不过这绝对不是对彼得格勒的简单模仿。苏维埃的群众性给它们的内部进化赋予了特别的规律。对于重大事件，它们从各自方面发出相同的反应。在国内战争的战线从联合政府的两个部分之间穿过去的时候，苏维埃切实把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召集到了自己的周围。将军们的进攻撞上了这堵墙以后便烟消云散了。不能要求它提供更多的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布尔什维克的一份声明就此问题表示：“尽管执政当局在竭力排挤和削弱苏维埃，苏维埃还是在整体上显示出了它坚不可摧的性质……以及在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主动精神。在经历了这种新的感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种感受从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识里清除出去）以后，我们党在革命开始时发出的呼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了整个革命国家的声音。”
　　曾经试图同苏维埃一较高低的城市杜马在危急时刻就显得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了。彼得格勒杜马谦恭地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苏维埃，“旨在弄清总的形势和建立联系”。似乎由部分城市居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比由全体居民选举出来的杜马拥有的影响和实力本该要少一些，可是革命进程的辩证法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不可比拟地要胜过全体。就像在政府里面一样，妥协派分子在杜马里面同立宪民主党结成同盟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这个同盟就像使政府陷入了瘫痪一样，也使杜马也陷入了瘫痪。相反，苏维埃才是妥协派人士与布尔什维克一道开展防御合作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天然形式。
　　科尔尼洛夫叛乱过后，新的篇章为苏维埃揭开了。尽管还有不少衰败的市镇特别是在卫戍部队里有不少人仍然站在妥协主义者那边，可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以致使两个阵营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感到惊讶不已。8月31日深夜，还是由那位齐赫泽担任主席的苏维埃投票赞成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妥协主义党团的普通成员几乎全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策烈铁里提出的竞争性提议只获得15票支持。妥协主义的主席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右翼人士要求举行具名表决，投票一直拖到凌晨三点钟才结束。为了避免公开投票反对自己的党，许多代表离场了。尽管动用了全部高压手段，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在最后的投票中终究还是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这是终点的开端。大为震惊的主席团宣布要放弃职权。
　　9月2日，在芬兰的俄国苏维埃机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以700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通过了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决议。5日，莫斯科苏维埃也走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道路，它不仅以355票赞成，254票反对，反映了对作为反革命工具的临时政府的不信任，而且谴责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合政策。以欣楚克为首的主席团宣布辞职。于9月5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开幕的中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都走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之下。8日，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在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以130票对66票获得通过，尽管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5人。在10日召开的芬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15万水兵、士兵和俄国工人的是69名布尔什维克，48名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员。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选举布尔什维克谢尔盖耶夫为出席全俄民主会议的代表。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党通过工人和士兵与农村成功地建立起直接联系的地方，农民也愿意站到党的旗帜下。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统治地位在9月9日的历史性会议上戏剧性地得到了巩固。各个党团都在努力召集自己的成员：“事情关系到苏维埃的命运。”大约1000名工人和士兵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1日的投票到底是由与会人员的偶然构成导致的简单插曲呢，还是它标志着苏维埃政策的根本转变？——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担心不能征集到多数来反对主席团，因为所有妥协主义领袖——齐赫泽、策烈铁里、切尔诺夫、郭茨、达恩、斯科别列夫都是其成员，于是党团建议在按照比例制的基础上选举出主席团。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冲突在原则上尖锐性质，以及因此引起了来自列宁方面的猛烈抨击，但建议拥有策略上的优势，即可以确保得到动摇分子的支持。可是策烈铁里拒绝妥协。主席团想知道，苏维埃是否真的改变了方向：“我们不可能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右翼建议的决议条款内称，9月1日投票的结果不符合苏维埃的政治路线，苏维埃一如既往信任自己的主席团。布尔什维克除了接受这个挑战以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选择，他们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充分准备。出狱后第一次出现在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受到了会议大多数代表热烈欢迎。双方都在内心里估量这掌声：是不是多数发出的呢？他在举行投票之前要求解释清楚一个问题：克伦斯基是否像以前一样进入主席团？实在是因过错而处境难堪的主席团经过短暂的犹豫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结果是它亲手把沉重的铅球拴到了自己的脚上。反对者需要的正是这个。托洛茨基声明：“我们本来深信……克伦斯基不可能成为主席团的成员。可是我们错了。现在，克伦斯基的幽灵就坐在达恩和齐赫泽之间的座位上……当有人向你们建议赞同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你们不要忘记，其实也是向你们建议赞同克伦斯基的政策。”会议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举行的。由于大家和每一个人都希望不要走到爆炸的地步，秩序才得以维持。所有的人都想更快地统计出朋友和敌人的票数。大家明白政权、战争和革命的命运问题都正处在解决的过程中。退出会场的投票方式决定下来了。要求凡认为主席团应该辞职的人出去，因为少数人比多数人出去要容易一些。人们在大厅的各个角落进行热情洋溢的鼓动，不过都压低了嗓子。是保持老的主席团呢，还是选一个新的？是建立联合政府呢，还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许多人向大门走过去，在主席团看来，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布尔什维克领袖这边估算，他们距取得多数要差大约100票。“那也是很好的”，他们在提前安慰自己。工人和士兵一批接一批地向各个门口走过去。人群发出的嘈杂声还是颇为节制的，也爆发了短暂的争论。一边有人喊叫：“科尔尼洛夫分子！”另一边则说：“七月英雄。”投票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看不见的天平盘晃动起来了。勉强抑制住焦躁不安的主席团自始至终都待在主席台上。结果终于统计公布出来了：支持主席团和联合政府的414票，反对519票，弃权67票，新的多数派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极其热烈的和发狂似的掌声。它有这个权利，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后面还有整整一段路程呢。
　　被罢黜的领袖还没来得及从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就拉长着脸走下了主席台。策烈铁里不可能放弃做出一个可怕的预言。他转过半个身子对着门口，大声喊道：“我们在从这个讲台上走下来，内心里觉得半年来是我们高高地和令人起敬地举着革命的旗帜。现在这面旗帜交到了你们手中。我们只能表达一个意愿，那就是你们同是那样地举着它，哪怕是上述一半的时间！”策烈铁里在时间期限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就像他在其他一切方面所犯的错误一样。
　　作为所有其他苏维埃始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从此就处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了，而他们昨天还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动者”。托洛茨基在讲台上提醒主席团，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洗清为德国参谋部效劳的指控。“让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逐日讲出自己的生活吧。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每天都愿意报告自己的行为，我们没有什么要对俄国人民隐瞒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一项特别决议中说到，“十分鄙视地斥责谣言的始作俑者、传播者和同谋者”。
　　布尔什维克行使了继承权。它既是规模宏大的，又是极端贫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先就取消了它创办的两份彼得格勒苏维埃报纸，撤销了所有的管理机构，撤走了所有的资金，拿走了全部技术用具，包括打字机和墨水瓶在内。自二月革命以来就归苏维埃支配的大量汽车一辆不剩地转给了妥协主义的奥林匹亚山支配。新领导人没有钱柜，没有报纸，没有办公机构，没有交通工具，连自来水笔和铅笔都没有。除了裸露的墙壁以外什么都没有。当然，他们有工人和士兵非常热烈的信任。其实有这一条就完全足够了。
　　苏维埃的政策发生根本转折以后，妥协派分子的队伍开始更加迅速地消瘦下去了。9月11日，当达恩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面前为联合政府进行辩护时，托洛茨基则出面赞成拥护苏维埃政权，结果联合政府遭到了全体代表的抛弃，只有10票支持，另有7票弃权！就在这一天，莫斯科苏维埃一致谴责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妥协派分子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抛到了右边一块狭小的地方，与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在左边所处的地方相当。可是界线是如此明显！布尔什维克在群众当中总是比在苏维埃当中更有势力。相反，妥协派分子在苏维埃当中比在群众当中仍然保持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在其弱小期间还拥有未来。妥协派分子那里则只剩下过去，他们没有理由以它感到自豪。
　　随着方针的改变，彼得格勒苏维埃也改变了自己的外貌。妥协主义的领袖躲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而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在苏维埃里面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二三流的明星。与策烈铁里、切尔诺夫、阿夫克先季耶夫、斯科别列夫一起不再露面还有民主派部长的朋友和崇拜者，激进的军官和太太、半社会主义的作家、有教养和有名望的人。苏维埃变得更同质、更平凡、更灰暗，也更严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