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莫斯科国务会议

　　如果说象征是集中的形式，那么革命就是造就象征的最伟大的巨匠，因为它把所有的现象和关系都赋予了集中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革命的象征意义实在是过于宏大，它对个人创作领域实行的干预是很不适合的。由于这一缘故，最厚实的人类戏剧的艺术复制品才如此贫乏。
　　莫斯科国务会议结果以事先注定的失败而告终。它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成，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它给历史学家留下了有关革命的宝贵痕迹，尽管它是照相底片一样的痕迹：在它上面，亮光处看起来是黑影，衰弱不堪显影为勇武有力，贪得无厌就像是大公无私，背信弃义就像是高尚忘我。再过10个星期势必要掌握政权的那个最强大的政党结果被国务会议当作不屑一顾的因素拒之门外。但是，一个谁都不熟悉的“进化社会主义党”反倒受到了认真对待。克伦斯基于是作为力量与意志的化身出场了。在过去就已经消耗过度的联合政府被说成是拯救未来的方式。千百万士兵所痛恨的科尔尼洛夫被当作军队和人民敬重的领袖而受到欢迎。保皇派和黑帮分子也证明自己是喜爱立宪会议的。所有很快就要走下政治舞台的人物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让自己在临时搭建的戏台上最后一次扮演最拿手的角色。他们声嘶力竭发出喊声：这就是我们想要扮演的，这就是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要是没人妨碍我们的话。可是工人、士兵、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妨碍了他们：数千万“站起来的奴隶”不让他们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忠诚。就在他们寻求庇护的莫斯科，罢工也紧随他们接踵而至。挤满剧院的这2500个人为“态度暧昧”、“愚昧无知”、“花言巧语”支使着，他们相互默契承诺不破坏舞台上的幻景。没有一句话提到罢工一事，也尽量不提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只有普列汉诺夫顺便提到了“留下骂名的列宁”，准确地说像是谈到一个彻底完蛋的对手。照相底片的性质就这样维持到了最后：在自命为“国家有生力量”的濒死幽灵的王国，真正的人民领袖无非是被他们当作了一具政治僵尸。
　　苏哈诺夫写道：“富丽堂皇的观众大厅十分强烈地分成两半：坐在右边的是资产阶级，坐在左边的是民主派。在右边的池座和包厢里，显然有不少身穿将军制服的人，而左边则有不少准尉和下级官吏。在舞台对面以前沙皇的包厢内，安排了盟国和友邦的高级外交代表的座位。我们这个极左的团体只占了池座不大的一角。”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缺席，马尔托夫的志同道合者结果成了极左的派别。
　　3点多钟的时候，克伦斯基在两位年轻的军官（一位陆军军官和一位海军军官）陪同下出现在拉开了帷幕的舞台上。象征着革命政权强大威力的他们一直纹丝不动地背朝主席站立着。为了不刺激共和国的右翼人士，——就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克伦斯基以“俄罗斯国家”政府的名义致词欢迎“来自俄罗斯大地上各位代表”。自由主义历史学家[1]写道：“在最近几天事态的影响下，发言时用以取代体面和信任腔调的基本腔调是……很难掩饰的恐惧腔调，发言人似乎想要用提高嗓门的威胁来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情绪。”克伦斯基没有直接点布尔什维克的名，然而他开始对他们进行威胁，称侵犯政权的新图谋“将被铁腕和流血来加以制止”。会场两侧汇成了一股暴风雨般的掌声。对还没有到场的科尔尼洛夫则发出了另外的威胁：“无论谁向我提出怎样的最后通牒，我都会做到让他的意志服从最高当局及其最高首脑——我本人。”——尽管这话也引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但是它的确只是从会场左半侧发出来的。克伦斯基反复提到自己是“最高首脑”，他需要这种提醒。“你们从前线来到这里，我是以你们的陆海军部长和你们的最高领袖的身份来对你们说话的……军队里面没有高于临时政府的意志和权力的意志和权力。”民主派人士由于这种放空枪进行威胁而异常髙兴，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诉诸子弹的必要性就会得以避免。

[1]指米留科夫。——译者

　　政府首脑要人们确信：人民和军队的全部优秀力量把俄国革命的胜利与我们在前线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希望遭到了践踏，我们的信念也遭到了污辱。”对六月前线进攻所做的抒情式总结就是这样的。他，克伦斯基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战斗到最后胜利。由于和平所遭受的危险要求牺牲俄国的利益（教皇8月4日提出的和平建议就暗示了这种途径），因此克伦斯基对盟国的宝贵信义予以了颂扬。“我以伟大的俄国人民的名义要说明的只有一点：除此之外我们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其他东西。”对盟国外交官的包厢热情欢呼使大家站了起来，只有一些国际主义者和来自工会组织的极少几个布尔什维克除外。从军官包厢里传来了呵斥声：“马尔托夫，站起来！”马尔托夫值得赞许之处就是保持了不向协约国的大公无私屈服的坚定立场。
　　对于力求要按新方式安排自己命运的俄国被压迫民族，克伦斯基发出了夹杂着威胁的训诫。他以别人所戴的枷锁自夸：“我们在沙皇专制的枷锁下遭受痛苦和牺牲，为了各族人民的幸福我们不会怜惜自己的鲜血。”用对被压迫民族的感谢之情来规劝后者忍受剥夺他们权利的制度。
　　出路在哪里呢？“……你们感觉到自己在激情燃烧吗？——你们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面对秩序、牺牲与困难的力量和意志吗？……在这里你们展示出了紧密团结的全民力量的面貌吗？……”这些话是在莫斯科抗议罢工时刻讲出来的，那天科尔尼洛夫的骑兵正在神秘移动。“我们在使自己的灵魂受伤，但是我们要挽救国家。”这个革命政府不能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东西了。
　　米留科夫写道：“许多外省人在这个大厅里第一次见到了克伦斯基，一部分感到失望和部分感到愤恨的人离开了，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疲惫不堪、脸色苍白的机械式装腔作势的年轻人……这个人似乎想要吓唬什么人，并且想给大家留下旧式力量和权威的印象。实际上只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怜悯。”
　　临时政府其他成员的发言与其说显露了个人的破产，不如说显露了整个妥协主义体制的破产。设立巡视特派委员制度是内务部长阿夫克先季耶夫提交全国评判的伟大创意。工业部长劝告企业主只限于获取微薄的利润。财政部长承诺在提高间接税的情况下减少对有产阶级征收直接税。会场右侧做出了用暴风雨般的掌声盖过上述发言的不慎重举动。在这掌声中，不无羞怯的策烈铁里流露出缺乏做出牺牲的热情。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奉命彻底保持沉默，免得因剥夺土地的幽灵来刺激坐在右边的盟友。决心装作根本不存在土地问题对全民团结一致是有利的。妥协主义者没有进行阻挠。没有从讲台上听到真正的农夫声音。然而，正好就在8月的这几个星期里，土地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了，到秋季则演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农民战争。
　　经过一天双方都去搜罗和动员力量的休会以后，国务会议于14日在紧张的气氛中重新举行。科尔尼洛夫在包厢出现时，会场右半部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左半部则几乎是全体坐着不动。从军官包厢里发出的“站起来”的喊声夹杂着粗野咒骂。政府成员出场时，会场左半部对克伦斯基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如米留科夫所证明的，“这一回会场右半部同样坐着不动，示威性地没有加入”欢迎行列。在这相互敌对的鼓掌声浪中，可以听到即将临近的国内战争冲突。然而，在这出以政府名义导演的闹剧中，分裂的大厅里两边的代表继续正襟危坐，而暗中正在对总司令采取军事措施的会议主席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俄罗斯人民团结统一”的化身。克伦斯基以这种角色的派头称：“我提议，通过光临此地的最高总司令向为自由和祖国而正在英勇做出牺牲的军队致敬。”关于这支军队，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的希望遭到了践踏，我们的信念也遭到了污辱。”不过反正都一样，拯救国家的人物总算找到了，整个大厅起立对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举国一致的团结再次得到了挽救！
　　被无法挽回的历史特性扼住了咽喉的统治阶级决心采用历史假面舞会的方式。显然，他们认为假如他们再次以焕然一新的形象出现在人民面前，那么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和强大。全部四届国家杜马的代表以全民良心鉴定者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曾经多么尖锐的意见分歧消失了，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在一批社会活动家提出的“超党派和超阶级纲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而正是这些人几天前曾向科尔尼洛夫发过致敬电报。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以第一届杜马（那是1906年！）的名义批驳“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意图本身”。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阐述自由主义政策，说他以及与他一道的许多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把单独媾和视为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其余各届沙皇时期的杜马代表同样首先要求的是革命以鲜血作为贡献祭品。
　　“您讲话吧，将军！”会议进行到了紧张的时刻，最高总司令将会说些什么呢？克伦斯基坚持劝说他就军事形势只说一个大概状况就行了，可是这个想法落空了。作为目击者的米留科夫写道：“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敦实而又强壮的人，他长着一张卡尔梅克人的脸，一双细小而黝黑的眼睛，发出锐利而又颇有穿透力的目光，并且燃烧着凶狠的火光，他出现在了舞台上，整个大厅为掌声所震撼。除士兵以外的所有人都站立起来了……”会场右半部冲着没有起立的代表“发出混杂着脏话的不满叫喊：‘混蛋！……站起来！’而从没有站起来的座位上也传出了喊叫：‘走狗！’喧嚣顿时转化成了风暴。克伦斯基提议大家静下来，听一听‘临时政府的第一士兵’讲话”。科尔尼洛夫就像一位着手拯救国家的将军理所应当的那样，用断续的和不容商量的口气，宣读冒险家扎沃伊科在冒险家菲洛年科指使下为他写的一张便笺。但是，根据提出的计划来看，与以便笺作为序言的那种意图相比，便笺本身的内容要温和得多。科尔尼洛夫对用最阴沉的语调和带着明显恐吓的目的来描述军队状况和前线形势并不感到难为情。他讲话的中心内容是军事上的预言：“……敌人已经在叩击里加的大门，只要我军一动摇，我们就不可能守住里加湾沿岸地区，那么通往向彼得格勒的大门就洞开了。”在这里，科尔尼洛夫还给了政府狠狠的一击：“因为由与军队的特性和理解格格不入的人在革命以后制定的一系列立法措施，这支军队变成了只珍惜自己生命的最为疯狂的一伙。”很清楚，里加是没救了，总司令向全世界公开挑衅性地说到了这一点，这就好像是在邀请德国人来占领这座没有设防的城市。彼得格勒呢？科尔尼洛夫的打算是这样的：如果我有可能执行自己的计划，那彼得格勒也许还会有救；但是你们得赶快做出决定！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写道：“这是什么——是警告还是威胁？塔尔诺波里的失败使科尔尼洛夫当上了总司令。里加失守可能使他成为独裁者。”这话说出的意思与阴谋家的意图完全吻合，超出了最富怀疑精神的布尔什维克所能猜测到的。
　　参加了欢迎科尔尼洛夫的豪华仪式的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现在派出了自己最反动的一名成员普拉东大主教去声援总司令。“你们现在看到了军队的濒死情景”，这位精力充沛的代表说道，“我之所以登上这个讲台，是为了从此处告诉俄罗斯：不要难为情，我敬爱的俄罗斯，不要害怕，我亲爱的俄罗斯——如果为了拯救俄罗斯必须要有奇迹出现，那么由于教会的祈祷，上帝会创造这样的奇迹的……”为了保护教会的领地，东正教的大主教们特别看重哥萨克部队。不过发言的中心不在这里，大主教抱怨说，在政府成员的报告里面，他“一次也没有听到上帝这个词，哪怕是言不由衷也罢”。如同科尔尼洛夫指责政府瓦解了军队一样，普拉东同样揭发了“现在正管辖我们热爱上帝的人民”的不信教的罪人。这些曾经对拉斯普京的遗骸毕恭毕敬的教会人士如今胆敢当众要革命政府做忏悔。
　　卡列金将军代表12个哥萨克军宣读了一份声明，他的名字当时在军人派系中最强硬的人物当中被接连提到了。据他的一个颂扬者所称，卡列金“是一个不愿意也不善于讨好普通百姓的人，并且由于这个缘故与布鲁西洛夫将军断绝了来往，这个与时代风气如此格格不入的人被解除了军队指挥职务”。5月初回到顿河地区以后，这位哥萨克将军很快当选为顿河哥萨克军的阿达曼（旧俄时代哥萨克军首领的称呼。——译者）。于是，他作为哥萨克部队最有资格和最有势力的一个首领受托提出了一个哥萨克特权上层的纲领。声明反射出了反革命性质的嫌疑，粗鲁无礼地提醒社会主义部长说，在危急关头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怎样向哥萨克求助的。这位阴森森的将军为了急于收买民主派的人心，大声说出了克伦斯基不敢说出的那个词汇：共和国。会场里多数人为哥萨克将军热烈鼓掌，而切尔诺夫部长特别起劲，因为他非常严肃地要求共和国提供专制制度没有能力提供的更多东西。拿破仑曾经预言，欧洲将成为哥萨克的欧洲或者共和制的欧洲。卡列金同意把俄国视为共和制国家，条件是它不要停止成为哥萨克国家的进程。在读完了“不应当给失败主义者在政府里安排职位”这句话以后，这位不知感恩的将军猛然转过身来面向倒霉的切尔诺夫那边。自由主义报纸的报道指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低身俯在桌面上的切尔诺夫身上。”不受官方身份约束的卡列金彻底展示了反动派的军事纲领：撤销各级委员会，恢复指挥官的权力，后方和前线同等看待，重新审查也就是完全取消士兵的权利。会场右部的掌声与左部的抗议声乃至嘘哨声混合在一起。“为了开展平静和系统的工作”，立宪会议应当在莫斯科举行！总罢工过去一天以后，卡列金发表了在国务会议召开前准备的讲话。在莫斯科开展“平静的工作”这句话当时听起来像是一种嘲弄。拥护共和制的哥萨克的演说最后使会议大厅的温度达到了沸腾的地步，并且促使克伦斯基出来展现权威：“在此次会议上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向政府提出要求。”可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召开国务会议呢？颇有点名气的黑帮分子普里什凯维奇在座位上喊了起来：“我们在政府眼里只是充当小卒的角色！”两个月前，这个暴徒还不敢把头伸出来呢。
　　受到左翼人士热烈欢迎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读了民主派的正式声明，这是一份十分冗长的文件，它企图回答所有的问题，结果连其中的一个都没有回答。“俄国革命的领袖万岁！”呼喊声使这个最不觉得自己是领袖的谦逊高加索人感到难为情。民主派用自我辩解的语调宣称，它“并不渴求取得政权，也不希望由自己实行垄断”。它已做好准备支持任何有能力保卫国家和革命利益的政权。但是不能取消苏维埃，因为只有苏维埃才能使国家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也不能撤销军人委员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保证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全局的利益，特权阶级应该放弃某些东西。不过，地主的利益应当免受侵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必须搁置起来。但是，需要进行最迫切的改革。声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主动实现和平的政策。总的来说，这个文件好像是特地要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在不让资产阶级满意的同时，也引起群众的愤怒。
　　一位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支支吾吾和平淡无味的发言中提醒人们注意“土地和自由”口号，在这个口号下“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做出了牺牲”。莫斯科某报的报道披露了不见于官方正式速记记录的一段情节：“整个大厅的人都站了起来并且向坐在包厢里的施吕瑟尔堡人热烈欢呼。”真是革命的怪现象！“整个大厅的人”都在为那些以前的政治犯举行庆贺仪式，而这些人还没有被阿列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卡列金、普拉东主教、罗将柯、古契柯夫，实际上还有米留科夫的专制制度来得及在自己的监狱里绞死。刽子手或者他们的同谋想用自己的牺牲品的殉道者光坏把自己装饰起来。
　　15年前，会场右半部的领袖们为彼得一世占领施吕瑟尔堡要塞两百周年举行了庆祝会。社会民主工党革命派的报纸《火星报》当时写道：在这个该死的岛上举行的爱国主义庆祝仪式将在我们胸中引起要多大就有多大的愤怒情绪，这座岛屿是对米纳科夫、梅什金、罗加切夫、施特龙贝格、乌里扬诺夫、格涅拉洛夫、奥西帕诺夫、安德留什金和舍维廖夫执行死刑的地方。岛上可以见到一些单人囚室，克利缅科在里面用绳子上吊而死，格拉切夫斯基在里面往自己身上浇煤油自焚身亡；索菲娅·金斯堡在里面用剪刀自杀了；在要塞堡垒的墙根，谢德林、尤瓦切夫、科纳舍维奇、波希顿诺夫、伊格纳季·伊万诺夫、阿龙奇克和吉洪诺维奇淹没在令人发疯的无尽长夜之中，还有好几十个人由于衰竭、坏血病和肺结核而丧命。你们就尽情沉湎在爱国主义狂欢之中吧，因为今天你们还是施吕瑟尔堡的主人！”《火星报》的题词就是摘自普希金写给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的一句诗：“一点火星足以燃成熊熊烈焰。”它确实燃烧起来了。它把专制制度以及它的施吕瑟尔堡苦役刑罚烧成了灰烬。你看，在国务会议的大厅里，昨天的狱吏今天在向被革命从他们魔爪中夺走的牺牲品热情欢呼，但是，最离奇的事终究还是狱吏和囚徒在对布尔什维克、对曾经是《火星报》激励者的列宁、对引用前述文字的作者托洛茨基、对塞满了共和国监狱的造反的工人、不驯服的士兵的共同愤恨中实际上合流了。
　　国家自由主义者古契柯夫在其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时不许左翼代表参加国防委员会，可是因此缘故他被妥协主义者任命为革命政府的首任陆海军部长。他做了最有趣的发言，不过在他的发言中，嘲讽口吻与绝望情绪在徒劳地进行搏斗。他在暗指克伦斯基的讲话时说道：“然而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掌握政权的代表们带着‘极度的担忧’和‘致命的恐惧’，我还要说是带着某种病态的歇斯底里绝望呼唤来找我们呢？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担忧、这样一种恐惧和这样一种呼唤呢？为什么他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找到了同样因濒死的苦闷而产生的纠缠不休的痛苦呢？”这位莫斯科大商人代表从前那些手握大权、发号施令、仁慈宽恕和滥施刑罚的人公开坦承有“濒死的苦闷”这样一种感觉。他还说：“这个政权只是一个政权的影子。”古契柯夫说对了。不过就连曾经是斯托雷平伙伴的他本人也仅仅是自己的影子而已。
　　刚好就在国务会议开幕的那一天，高尔基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说罗将柯如何因提供不合格的枪托木坯而发了财。这个由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和未来的苏维埃政府外交官卡拉汉不适时的揭发，并没有妨碍这位宫廷高级侍从在国务会议上体面地为军火供应商的爱国主义纲领进行辩护。所有的一切灾祸都是源自临时政府没有跟国家杜马这个“俄国唯一完全合法的和全民的代表机关”携手合作。这已经显得太过分了。会场左边的席位上发出了冷笑。并且传来了喊叫：“6月3日！”1907年6月3日这一天是践踏钦定宪法的日子，在过去它就像苦役犯的烙印一样在专制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政党的脑门上闪亮。如今它变成了暗淡的回忆。但是身材高大魁梧和具有一副男低音嗓子的罗将柯本人在讲台上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更像是过去时代一尊活的雕像。
　　临时政府是多么适时地用来自国外的赞扬来对抗国内的攻击啊。克伦斯基宣读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发来的贺电，电报允诺：“为了把两国人民紧密联系起来的共同事业取得成功，对俄国政府进行一切物质和道义的支持。在这个事业中，两国人民不追求任何自私的目的。”朝外交使节包厢的新一轮掌声不能消减会场右边对华盛顿电报的担心：大公无私的赞扬对俄国的帝国主义者来说等于是为饥饿者限制饮食开出的一个药方，这真是太明显了。
　　策烈铁里代表妥协主义民主派（他是其公认的领袖）为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辩护，就如以前用名誉为令人堪忧的事业辩护一样。“在俄国自由革命的大厦尚未建成的时候，还不能搬走这些木料。”革命爆发后，“除了自己，人民群众实际上不相信任何人”。只是由于苏维埃的努力才使有产阶级有可能维持其上层地位，尽管在最初时期没有他们习惯的那种舒适感觉。策烈铁里把“将全部国家职能转交给联合政府的特殊功绩”归于苏维埃。难道这个牺牲是“被暴力从民主派手里夺走的吗？”这位发言人很像这样一个要塞指挥官，此人公开夸耀自己未经战斗就退出了托付给他的堡垒……而在七月危机期间——“是谁当时用胸膛来捍卫国家使之免遭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呢？”会场右边传来的声音是：“哥萨克和士官生。”这两个名词就像鞭子抽打一样，甩向老生常谈的民主派人群。国务会议的资产阶级派别非常清楚是妥协主义者提供的帮助解救了他们。然而感谢并不是政治感情。资产阶级赶紧从为之效力的民主制度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日子结束了；以哥萨克和士官生为首的日子提上了议事日程。
　　策烈铁里特别小心地触及了政权问题。最近几个月，按照普选权原则举行了城市杜马以及部分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怎样呢？上述民主自治机关的代表结果与同样处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一起属于国务会议的左翼集团。如果立宪民主党打算坚持自己的要求——消除政府对民主派的一切依赖，那么在这种时刻立宪会议的境遇又会如何呢？策烈铁里仅仅勾画了这种推论的大体轮廓，因为一旦和盘托出，就会导致谴责同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的政策，它与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也是相矛盾的。有人不是指责革命妄谈和平吗？难道有产阶级还不明白，和平的口号现在正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唯一手段吗？资产阶级明白这一点。它想要的只是要把这种手段连同政权一起掌握到自己手中。为了对联合表示尊敬，策烈铁里以一段颂词结束了发言。在已经分裂和看不到出路的国务会议上，妥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最后一次带着希望的语调，但是就连策烈铁里实际上也已经是他本人的幻影而已。
　　米留科夫是被历史切断了实行清醒政策道路的那些阶级的清醒而又绝望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会场右半部对民主派做了回答。在自己所著的《历史》一书中，这位自由主义领袖尤其别有深意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务会议上的发言。“米留科夫对‘革命民主派’的错误做了……简单扼要确又合乎实际的评述，并且对它们进行了总结：……在导致古契柯夫辞职的‘军队民主化’问题上的投降，在导致外交部长（指米留科夫。——托洛茨基）辞职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投降，导致科诺瓦洛夫（工商业部长。——托洛茨基）辞职的对工人阶级乌托邦式的要求的投降，导致其他立宪民主党人辞职的对各种极端民族要求的投降。在土地问题上对民众侵占企求的第五种投降……导致了临时政府第一任主席李沃夫公爵的辞职。”这是一份不太难看的病历。米留科夫在治疗方面超出了警察措施：必须摧毁布尔什维克。他揭露妥协派人士说：“面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些比较温和的集团不得不想到，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罪犯和叛徒。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不认为把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战斗行动的追随者统一起来的最根本的思想是违法的。（鼓掌）”
　　最为温顺的切尔诺夫看起来仍然是把联合政府与革命连接起来的环节。几乎所有右翼的发言人——卡列金、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科夫和阿斯特罗夫都来攻击事前奉命保持沉默和谁也不为之辩护的切尔诺夫。至于米留科夫则提示说，农业部长“亲自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并且在那里提出过最激烈的决议”。这话说得非常中肯，在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部长之前，切尔诺夫确实在齐美尔瓦尔得的左派也就是列宁那一派的某些文件上签过自己的名字。
　　米留科夫并没有对国务会议隐瞒他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的反对者。他认为联合政府“不比由革命诞生的政府（也就是古契柯夫—米留科夫政府）更强大，而是更衰弱”。而如今他“非常担心现在的全体执行人员……不能为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提供保障”。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米留科夫都承诺给予政府“自愿和毫无疑问”的支持。两个星期以后，对这种宽宏大量承诺的背弃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发言的时候，他的讲话没有激起任何热情的反应，不过也没有为严厉的抗议提供什么口实。发言人受到了不冷不热的掌声迎送。
　　策烈铁里第二次发言转变成了提出保证、发誓和号叫：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苏维埃、委员会、民主派的纲领、和平主义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保护了你们：“谁能够比较容易调动革命的俄罗斯国家的军队呢？是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还是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呢？”策烈铁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列宁的话，只不过是这位妥协派领袖把革命领袖痛斥背叛的东西看作是一种功劳。接着，发言人为自己对布尔什维克态度过于温和进行了辩解：“我要对你们说：‘革命还没有同源自左翼方面的无政府状态做斗争的经验。’（会场右侧传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得出头几次教训”以后，革命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一项特别的法律已经得到了执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六人委员会（其中两名孟什维克、两名社会革命党人、两名布尔什维克）暗中领导着莫斯科，以免这个城市遭受政变的危险，而妥协派分子却向那些发动政变的人承诺要粉碎布尔什维克。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发言是会议最后一天最精彩的场面，此人的权威中体现出来的是旧军队办公机关的无能。在右翼遏止不住的赞成下，这位尼古拉二世的前参谋长和俄国军队一连串败仗的组织者谈到了这样一些破坏分子：“在他们的口袋里，德国马克叮当作响，悦耳动听。”为了恢复军队的元气就需要纪律，为了贯彻纪律就需要树立指挥官的权威，为了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纪律。“你们可以说这纪律是铁的纪律，可以说它是自觉的纪律，也可以说它是真正的纪律……而这些纪律的基础是完全相同的。”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历史是被机关内部的规章禁锢起来的。“先生们，在某个时期牺牲某些虚幻特权，即牺牲某些组织的存在就真的这么困难吗。（会场左边先是传来冷笑，接着喧哗和喊叫起来了）”这位将军劝说大家把解除了武装的革命暂时交由他来管理，不是永久的，千万别这样想，而只是“在某个时期”。他答应一旦战争结束，就会把原物完整地归还。不过，阿列克谢耶夫是用下面这句不错的格言来结束他的发言的：“需要采取措施，但不是不彻底的措施。”上述这些话是针对齐赫泽的声明，针对临时政府，针对联合，针对整个二月体制而说的。采取措施，但不是不彻底的措施！——布尔什维克也赞成这种说法。
　　支持“我们的最高长官”（陆海军部长）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左翼军官代表马上就跟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产生了对立。紧接着他们发言的是老孟什维克、“国务会议前线团体”的发言人库钦中尉，他以千百万士兵的名义讲了话，不过士兵们几乎不能在妥协主义的镜子里认清自己的模样。“我们完全预料到了卢科姆斯基将军在所有报纸发表的访谈，那里面说到如果没有盟国的援助，那么里加将会失守……”为什么这些总是拙劣地掩盖失败的高级指挥人员觉得需要浓重而阴暗的色调呢？会场左边对科尔尼洛夫发出了“可耻！”的喊声，而此人前一天正是在国务会议上发挥了同样的想法。库钦触及到的恰恰是有产阶级的痛处：资产阶级上层、指挥人员、会议大厅的整个右半部从头到脚都浸透了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失败主义倾向。这些持重而稳健的爱国主义者的座右铭是：越坏越好！可是这位妥协主义发言人急忙绕过这个话题，因为它会抽掉他的立足之地。“我们能挽救军队吗，我们不知道。”库钦说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挽救，那么指挥人员也不会去挽救……”“会挽救”，从军官席位传来了喊声。库钦紧接着说：“不，他们不会去挽救！”会场左边爆发出了热烈掌声。指挥官和委员们就是这样敌对地互相交锋的，而整顿军队的纲领正是建立在他们的虚假团结之上的。构成“真诚联合”基础的国务会议的会场两边就是这样互相交锋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令国家震撼的那些矛盾的议会制微弱而窒息的回声而已。
　　遵从波拿巴主义改编的剧本，左右两边的发言人尽可能相互均等地轮流上台。如果说东正教会议的主教支持科尔尼洛夫的话，那么福音派基督教徒的牧师则站在了临时政府一边。地方自给局和城市杜马的代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大多数附和齐赫泽的声明，少数人则附和国家杜马的声明。
　　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让政府相信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但是他们恳求不要继续欺骗他们了：在各地还是同样的官吏，同样的法律和同样的压迫。“不能再拖延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靠诺言过日子。”革命的俄国应当证明，她是“各个民族的母亲，而不是它们的后娘”。胆怯的责备和温顺的恳求几乎没有赢得同情的反应，甚至在会议大厅左半部也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的诸神与民族问题上的诚实政策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孟什维克奇亨克利代表格鲁吉亚人发表声明说：“迄今为止，外高加索各民族还没有采取任何分离行动，”“他们今后也不采取这类行动。”为掌声掩盖的责任很快就将破产。从十月革命时起，奇亨克利便成了分离主义领袖之一。但是在这里并不矛盾：民主派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畴。
　　那个时刻，过去时代一批最具悲剧性的新幽灵登上了舞台，被战争变成残废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同样不是统一的。失去手脚和双目失明的人也有自己的贵族阶层和自己的平民阶层。因自己的爱国主义而受到侮辱的一名军官代表“由俄国各地128个分支机构组成的强大有力的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联合会”支持科尔尼洛夫。（得到会场右边赞成）全俄重伤军人联合会则通过自己的代表同意齐赫泽的声明。（得到会场左边赞成）
　　刚刚成立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俄文名称缩写音译为“维克热利”）在随后几个月势必要发挥重大作用，它用自己的声音附和妥协主义者的声明，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温和的民主派人士和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存在于铁路系统中的反革命阴谋描绘出了一幅清晰的图像：对工人进行恶毒攻击，大规模解雇工人，任意取消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送交法庭审判。由隐秘而有影响的中心领导的潜伏势力显然在想方设法诱使饥饿的铁路工人起来战斗。敌人几乎是觉察不出来的：“反间谍机关在打盹，检察监督机关也在沉睡。”因此这位温和而又温和的人在发言结尾时发出了这样的威胁：“如果反革命的多头蛇抬起自己的头，我们就会行动起来，用我们的双手掐死它。”
　　一个铁路巨头马上就提出了相反的控告：“革命的洁净源泉被毒化了。”为什么？“因为革命的理想主义目标被物质目标取代了。（右边鼓掌）。”就在这种气氛中，立宪民主党人和地主罗季切夫揭发工人，说他们吸收了来自法国的“可耻口号：你们发财吧！”布尔什维克很快就将保证罗季切夫的公式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功，尽管它不是这位发言人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纯粹的学者和农业银行的代表奧泽罗夫教授激动地大声说道：“战壕里的士兵应当去想战争的事情，而不是去想分配土地。”这样说没什么可奇怪的：没收私有土地就等于没收银行资本，因为到1915年1月1日的时候，私有土地的债务已经超过了35亿卢布！
　　从右边上来发言的人代表着集合了高级参谋机关、工业联合会、商业界和银行、养马场主协会以及其他联合了数以百计的有名人物的组织的人。从左边上来发言的人则代表着苏维埃、军队委员会、工会、民主的市政厅、合作社以及处在这些组织之外更大范围内的千百万无名人物。在正常时期，优势总是在杠杆臂较短的一方。策烈铁里告诫大家说：“不能否认那些以财产分量而握有实力的人的比重和作用，在目前时刻尤其是这样。”可是问题就在于这种分量越来越变得……没有分量了。正如重量不是个别事物的内在属性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社会成分的分量比重同样不是人的天生属性，而仅仅是其他阶级不得不承认它的那种阶级性质。不过，革命紧紧地挨着了那条界线，而不承认统治阶级最根本的“性质”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发端的。由此一来，杠杆臂较短一方少数有名人物的处境变得如此难堪。妥协主义者使尽浑身解数来维持这种平衡。可是就连他们也已经没有权力了，处在杠杆臂较长一方的群众的压力实在是太难遏止了。大地主、银行家、工业家是多么悉心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啊。他们是在泛泛地捍卫它们吗？几乎不是的。他们是在竭力维持理想主义的权利、文化方面的利益、未来立宪会议的特权。重工业的领军人物冯—季特马尔甚至为了表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尊重，用颂词结束自己的发言。为利润而叫嚣的清脆男中音和为地租嘶鸣的男低音藏到哪里去了呢？从舞台上传出的只有最甜美的大公无私的男高音。但是，请予以片刻的注意，糖浆上面有如此之多的胆汁和酸醋！抒情的华彩歌调格外突然地滑落到了充满愤恨的假声上。全力拥护未来土地改革的全俄农业局代表卡帕钦斯基没有忘记感谢“我们真诚的策烈铁里”，因为后者颁布了捍卫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权利的通告。可是土地委员会呢？要知道是它们要把权力直接交给农夫的！“要把土地交给……愚昧无知的、半文盲的和因幸运而失去理智的他们。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了；连国内立法权也要委托给他们！”如果说地主在同愚昧的农夫的斗争中坚决捍卫自己的财产，那么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不是的，而仅仅是为了以后把它奉献给自由的祭坛。
　　社会的象征意义似乎完结了。但是就在此刻，克伦斯基突然产生了极为难得的灵感。他提议还让一个团体——“一个代表俄国历史的团体，那就是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克鲁泡特金和普列汉诺夫”——发表意见。俄国民粹派、俄国无政府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老一辈来发言；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过自己最有名的奠基人来发言。
　　克鲁泡特金请求把他的意见“列入那些呼吁全体俄国人民这次一劳永逸地跟齐美尔瓦尔得主义决裂的意见之中”。这位没有权力的圣徒立即加入了国务会议右翼的行列。战败不只是有割让大片领土和偿付赔款的危险：“同志们，你们知道有一种比所有这一切更糟糕的东西，这就是战败国的心理。”这位先前的国际主义者现在更喜欢谈论……在边界那一边的战败国心理。在提醒人们回想起当年战败的法国如何在俄国沙皇面前低声下气（他没有预见到，获胜的法国将会如何在美国银行家前面低声下气）的同时，克鲁泡特金激动地大声说道：“难道我们也要经受这种处境吗？无论如何也不！”整个大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何况战争揭示出来的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大家都开始明白，需要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新的生活……劳合·乔治发表了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演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形成了充满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劳合·乔治和普恩加莱还没有放弃“令人遗憾”的国家原则，那么克鲁泡特金就是在完全公开地走近这一原则。他说：“我想，我们不能预料立宪会议的任何一种权利，——我完全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严肃决定的权利应当属于它——如果我们这个俄罗斯国家会议大声地说出我们的愿望是俄国宣布为共和国的话。”克鲁泡特金坚持联邦共和国的立场：“我们需要的是如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那种联邦制。”这就是巴枯宁式的“自由村社联邦”的表现！讲话快结束时，克鲁泡特金恳请说：“最后，你们要互相承诺，我们不会在这个剧院里分成左右两个部分……要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我们应该保卫她并且为她牺牲，如果需要我们大家——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话。”地主、工业家、将军、乔治勋章获得者所有这些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的人都给了这位无政府主义圣徒应该受到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自由主义生存的原因不外乎是同警察制度互相结合，无政府主义就是企图清除自由主义的警察制度成分。可是，就如纯净的氧气不能供人呼吸一样，清除了警察制成分的自由主义也就意味着该团体的灭亡。总而言之，作为自由主义笨拙可笑的影子，无政府主义遭受到了与前者同样的命运。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毁灭自由主义之后，又毁灭了无政府主义。一旦到社会矛盾发展到战争或者革命的时候，正如不是把自己的学说奠定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而是奠定在将其某一个特点推到荒谬地步的基础之上的各种宗派一样，无政府主义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克鲁泡特金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恐怕是国务会议的全部幻影中最不切实际的幻影。
　　在巴枯宁主义视为典型国家的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所谓“独特的”或者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拒绝政治活动的同时，实际上重复了俄国孟什维克的政策。傲慢的国家否定者恭敬地屈从于国家，只不过后者刚刚稍微改头换面而已。在警告无产阶级正面对政权引诱的同时，他们又不顾一切地支持“左翼”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诅咒议会制坏疽病的同时，他们又暗中把庸俗共和派分子的选票送给了自己的盟友。不管西班牙革命怎样发展，无论如何它都将把无政府主义埋葬。
　　普列汉诺夫受到了整个会议大厅的热烈欢迎，左翼在欢迎往昔的导师，右翼则在欢迎新近的盟友。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他之口陈说出来的，不过在长达数十年时间内，它的前景在政治自由一事上遇到了障碍。在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革命才刚刚开始的地方，对普列汉诺夫而言恰恰是其结束的地方。在建议工业家“寻求跟工人阶级接近”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还劝告民主派人士说：“你们必须无条件地与工商业阶级的代表人物达成协议。”作为叫人害怕的样板，普列汉诺夫追究起了“留下骂名的列宁”，而后者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居然要号召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正是为了预防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因此国务会议需要把革命者最后一副铠甲放在革命门槛外的普列汉诺夫。
　　就在“代表俄国历史”的代表们发言的那天傍晚，克伦斯基让农业局和养马场主协会的一个同样叫克鲁泡特金的代表发言。他是这个古老公爵家族的另一成员，如果相信族谱抄本的话，这个家族比罗曼诺夫家族更有权获得俄国皇位。“我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位贵族领主说道，“但是我尊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当我看见侵占、抢劫和暴力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说……政府应当强迫那些混进社会主义的人离开创建国家的事业。”显然是在攻击切尔诺夫的第二个克鲁泡特金并不对劳合·乔治或者普恩加莱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表示反对。与自己家族的叛逆、无政府主义者一起，保皇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同样谴责齐美瓦尔得、谴责阶级斗争和侵占土地（可惜，他已习惯把这称作“无政府行为”），同样要求团结和胜利。遗憾的是，会议记录没有标明两位克鲁泡特金是不是互相给对方鼓了掌。
　　在备受愤怒情绪煎熬的国务会议上，有如此之多的人谈到了团结问题，以至它不会不在必不可少的哪怕瞬间象征性握手动作中体现出来。孟什维克的报纸用令人鼓舞的词句描述了这一情景：“在布勃里科夫发言的时候，发生了给国务会议全体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意外一幕……布勃里科夫宣称：‘如果说昨天革命的高尚领袖策烈铁里拉着工业界的手，那么我让他明白，这只手不会悬在空中不动……，就在布勃里科夫结束讲话之际，策烈铁里朝他走过去，并且与他紧握双手。会场里热烈欢呼起来。”
　　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热烈欢呼！热烈欢呼实在太多了。在上述情景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同是那位铁路巨头布勃里科夫在工业家代表大会上冲着苏维埃领袖大喊大叫：“让无耻和无知的人滚开！所有这些人……在促使它走向毁灭。”他这话还没有在莫斯科的空气里引起反响。作为工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国务会议的老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非常及时地提到了里昂主教拉穆列特之吻：“我说的是国民会议两部分——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的相互亲吻，你们知道，在这次亲吻以后，斗争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猛烈地开展过。”米留科夫也十分露骨地承认，这个团结，从工业家方面来说是“不真诚的——可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太多东西的阶级来说实际上又是必不可少的。布勃里科夫那次有名的握手正是别有用心的和解”。　　
　　多数与会人员相信握手和政治亲吻的力量吗？他们相信自己吗？他们的感受如同他们的计划一样是矛盾的。诚然，在个别人特别是边区代表的发言中，还可以隐约听到初期的兴奋、希望和幻想。可是，在左半部已经彻底失望和斗志涣散，而右半部则气势汹满的会场上，3月那些日子的余响听起来就像是在已经订婚的人的离婚诉讼过程中宣读他们的热恋通信。退入幻影帝国的政治家在用虚幻的方法来挽救虚幻的制度。一股令人绝望的寒气在“有生力量”聚会和注定要失败的人的会演场所的上空飘移着。
　　国务会议临近结束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显现出在被当作团结统一和国家组织典范的那个群体——哥萨克人内部存在着严重分裂。加入了苏维埃代表团的哥萨克年轻军官纳加耶夫宣布，哥萨克劳动者不会追随卡列金；前线的哥萨克士兵不相信哥萨克上层。这无疑是真实情况，而且戳中了某些人的最痛之处。后来报纸的报道描述了发生在国务会议全部剧情中最激烈的一幕。会场左边兴高采烈地为纳加耶夫鼓掌，并且响起了这样的喊声：“光荣属于革命的哥萨克！”右边则发出了愤怒抗议：“您要对此负责！”从军官包厢里则传来了“德国马克”的喊叫声。虽然作为最后的爱国主义论据，这些喊叫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造成了爆炸性的后果。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凶狠的吵嚷声。苏维埃代表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朝军官包厢挥舞拳头以示威胁。并且大声喊道：“挑衅分子……”主席铃不停地摇着。“看来，已经到了那个关头——眼看就要开始一场群殴啦。”
　　这一切过后，克伦斯基在闭幕演讲中宣称：“我相信甚至感受到……你们互相充分的了解和充分的尊重……”二月体制的两面性此前从未达到如此令人厌恶和漫无目的的虚伪地步。说最后几句话时，演讲人没有使自己保持住前面那种语气，而是意外脱口发出充满绝望与威胁的号叫。按照米留科夫的记述是这样的：“克伦斯基用断断续续的声音，一会儿是歇斯底里的喊叫，一会儿是悲剧式低声私语对假想的反对者发出了威胁，同时用红肿的双眼在大厅里来回不停地搜寻他……”其实米留科夫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反对者根本不是假想的。“俄国大地上的公民们，今天我不再继续抱有幻想……我要变成铁石心肠。”克伦斯基发狂似的说道，“让所有的花朵都枯萎，对人的幻想都消失。（上方传来女人的声音：‘不应该！’）今天，有人从这个讲台上……践踏了这些花朵与幻想。我自己也将这样做。再没有这些东西了。（上方传来女人的声音：‘您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您的良心不允许您这样做。’）我会把热爱人的心灵钥匙抛得远远的，我将只考虑国家。”
　　大厅里出现了恐慌情绪，这一次它笼罩了大厅的左右两个部分。国务会议的社会象征意义是以感伤话剧中一段令人难堪的独白结束的。高喊要捍卫心灵之花的女人声音听起来多么像是呼救的声音，多么像是和平的、充满阳光的和不流血的二月革命发出的SOS。最后，剧院的大幕在国务会议的上方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