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二章 鲍德温与“渐进主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先生在利兹向保守党的支持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命运的长篇演说。这篇演说的字里行间，正如鲍德温先生其它言论一样，充满了焦虑。在我们看来，尽管鲍德温和保守党的观点暴露了他们惊慌失措的状态，不过还是很有道理的。接下来，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同样的问题。鲍德温先生害怕社会主义，他为了证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充满危险和困难，竟然引用本书作者的话作为论据——这让人稍感意外。我应该有权利在这里回应鲍德温先生，希望不要有人指责我（但愿如此）这是在干涉英国内政。 鲍德温认为，不断发展的工党是他所拥护制度最大的危险，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鲍德温的语气中充满了获胜的信心：“我国人民天性温和，他们与武力革命格格不入。”尽管如此，这位保守党领袖却不忘在演说的末尾提醒他的听众们，说上次选举的情况不能代表最后的结果。 鲍德温深信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然而，他在自己演说中对自己观点所进行的论证却毫无独到之处。近期的局势让鲍德温先生心力憔悴，而且演说的听众都和他抱着相同的观点，所以他便对那些保守党听众老调重弹：人生来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更不是兄弟。他向在场的资产阶级妇女们问道：她们的儿女们生来平等吗？听众席间便传来一阵洋洋自得的笑声。早在英国群众争取信仰自由和自建教堂权利的时候，鲍德温先生那伟大的曾曾祖父就曾拿此类说辞来对付他们。在后来的争取法律平等斗争和不久前发生的普选权斗争中，统治阶级又用这种调子来反对群众。 鲍德温先生啊，你说人类生来不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同样的法庭里，按照同样的法律打官司呢？我们也可以告诉鲍德温先生，人的能力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母亲们却从来不管这些。她们让儿女们在同一桌上吃饭，而且如果条件允许，一定会让每个孩子都有一双鞋子。继母区别对待自己和别人孩子的情况例外。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使每一个人在肢体、生理和心理上都完全相同，而是要保障所有人在生活中都能得到同等物质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类简单的道理说下去，读者们肯定会感到厌烦。鲍德温先生若是感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考虑到他肯定更希望看那些的“经典的”和“纯粹的”英国作家的作品，所以我们向他推荐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老罗伯特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力量一窍不通，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优点的讨论很有价值，值得一看。 鲍德温先生反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过最让他恐惧的不是这种理想，而是实现理想的手段是武力。鲍德温先生认为工党内部存在两种倾向。在他看来，其中一种倾向以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代表，认为“必须采取渐进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另一种倾向则以库克（Cook）或惠特利（Wheatley）之流为领袖，相信武力手段。第二种倾向在惠特利辞去了部长职务之后变得尤其明显。就鲍德温所说，在政府中任职一般能对工党领袖产生有益的影响。政府的工作已经使不少人（譬如韦布夫妇）认识到：革命的方法对英国毫无用处，渐进方案优点显著。在这一点上，鲍德温拿最近俄国的内政胡说八道了一通，妄图藉此增加他反对英国社会主义的那些少得可怜的理由。 让我们从《泰晤士报》中引几段关于鲍德温先生的文字吧： 首相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话。他说，托氏在最近几年的工作中发现：「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托洛茨基还说了英国激进派领袖都没有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着去提高工作效率才行”。鲍德温先生表示很好奇，如果被别人告诉说革命唯一（!?）的结果是要他们提高工作的效率，到底有多少英国人会给革命投赞成票。（欢呼声和笑声。）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写道，“俄国在革命以前和革命之后，俄国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托洛茨基，这位活动家，终于开始正视现实了。他慢慢地且非常不情愿的发现了韦布先生早在两年前就发现了的规律——“渐进是不可避免的”。（笑声，掌声）。
能被鲍德温先生在里茨保守党听众前做这样一番恭维实在我的荣幸，我想世间只有极少数凡人能得到这种神仙般的礼赞。在我受到鲍德温先生恭维之时，还有一个人受到了同样高规格的待遇，那就是渐进主义的伟大先知——西德尼·韦布先生。但是，在接受这个荣誉之前，我们还要先请鲍德温先生好好的解释一下几点问题。我们的导师们和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甚至在“最近几年”的经验面前——去否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中存在的逐渐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我希望能稍微阐明一下这种逐渐演进的本质。因为鲍德温先生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以我就拿一件和他关系密切的事情来作例子。德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逐渐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并且成为了英国最危险的对手。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英德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结果。鲍德温先生是否认为战争是渐进和改良主义手段的表现呢？战争期间，保守党宣称要“彻底消灭德国佬”，而且要英国用武力推翻德皇。按渐进主义的观点来看，英国应该一边用道德感化德国人的心，一边逐渐改进自己和德国之间相互的关系。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这段时间里，鲍德温先生却坚决反对任何可能逐渐改进英德关系的方法，他极力试图用一大堆炸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我们看来，用炸药来解决问题可不是渐进-保守主义的行事风格。 战前的德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突然从浪花里冒出来，更别提还身着战甲了。不，德国是从一个经济上的无名小卒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德国逐渐发展的过程曾被打断过一两次。正如我们所见，一八六四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一八六六年对奥匈帝国的战争和一八七〇年对法国的战争，极大的增强了德国的力量。只有在这几场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上，德国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与英国展开竞争。 财富，人类劳动力的结晶，当然是以一定的方式逐渐积累起来的。但是鲍德温先生肯定会同意，一战期间美国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然爆发的战争在一瞬间打乱了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它让欧洲穷困，而让美国一夜暴富。 在一次关于工会问题的议会演说中，鲍德温先生曾提起他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年轻时曾经营着祖传下来的工厂，工人们也是子承父业，他们世世代代在里面工作。“渐进主义”的原则在他那工厂里向来都如同父权一般不可动摇。 但是后来爆发了煤矿工人罢工，工厂因为缺煤而不能开工，于是鲍德温先生被迫宣布工厂倒闭，遣散了“他的”数千名工人。鲍德温肯定会怪罪恶毒的煤矿工人，指责他们逼迫自己违背保守主义的神圣原则。矿工们也许会这样回答鲍德温先生，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恶毒资本家的迫害，他们之所以发动规模庞大的罢工（它打断了单调乏味的剥削过程），全是资本家逼得。 但是用这些充满了主观情绪的话来分析问题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人生方方面面逐渐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各种突发事件，比如遭遇灾难、碰到瓶颈、爆发和落魄等，我们懂得这一点就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竞争“渐渐”导致了战争；工人因被剥夺而产生的愤怒和不满“渐渐”导致了罢工；银行的管理不善“渐渐”导致了破产。 这位可敬的保守党领袖也许会回答道，像战争和破产，还有突然间欧洲穷困潦倒、美国一夜暴富这种破坏渐进程序的事情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本来这些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实际历史事实和鲍德温先生的美好希望却大相径庭，国家历史往往是战争史的一部分，无数的破产则点缀着经济发展史的星空。鲍德温先生可能会解释说这是人类的本性。让我们退一步，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仍然意味着渐进的发展和剧烈的变动如同一对夫妻一般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然而，人类的历史不仅是战争的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君主制花了好几个世纪发展壮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它终于被法国革命的一记重拳彻底击溃。无产阶级的斗争让德国专制政体风雨飘摇，一战中的败北让这个政权大有倾覆之势，最终它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革命给推翻了。英国政府有一句战争口号是：“彻底打倒德国军国主义！”那时候鲍德温先生也是英国政府当局之一员。鲍德温先生难道从来都没有想过，是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鲍德温先生对此也有责任）促成了德国的革命，而且这两件事情都严重打乱了“历史的逐渐发展”呢？也许有人要反驳，说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德国军国主义和贪得无厌的德国皇帝。我们很愿意去相信，假如让鲍德温先生来创造世界的话，他一定会让所有的皇帝都是最仁慈的皇帝，让所有的军国主义都是最善良的军国主义。但是这位英国首相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造物主；而且他甚至还说过，所有人（包括德皇）生来就不平等、人性本恶、人们之间本非兄弟等诸如此类的话。世界是怎么的就是怎么样的。再者：如果说打倒德国军国主义是件好事，那么将军国主义彻底击溃的德国革命就更是件好事了；换句话说，将那些逐渐形成并且已经腐朽了的东西一举推翻的革命，是件好事。 鲍德温先生可能又会反驳说，渐进的原则在英国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它只有在一些特定国家才有比较合适的表现。在这里，鲍德温先生也许要提起我说过的话，也就是说他想通过俄国来说明渐进的原则具有普遍绝对性质。他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无用功。从我个人的政治经验看来，他的观点是靠不住的。说起俄国，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话说二月革命还得到了布坎南（Buchanan）（想必鲍德温先生肯定知道这个人）不少援助，因为他显然是这样算计的（英国政府对此知情），比起拉斯普丁（Rasputin）的渐进主义来说，给彼得格勒来一点革命要对英国有利得多。 “英国国民性格和英国的历史”真的只体现了保守党渐进主义的传统吗？英国人民真的如此敌视“使用武力”吗？英国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充满了武力的历史，而且大多数武力是英国统治阶级施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举个例子，英国单靠渐进主义的原则能征服印度或埃及吗？索尔兹伯里爵士（Lord Salisbury）的话充分地表达了英国有产阶级对关于印度政策的态度，“印度非流血不可！”顺带一提，索尔兹伯里曾是保守党的领袖。我还要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新闻界一直对印度消息进行谎报和瞒报，直到现在英国人民都不知道印度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也许命运多舛的爱尔兰的历史就是英国统治阶级对各国人民进行“和平的、带来文明和进步行动”结果的绝佳例子吧。据我们所知，当英国要征服南非时，当罗伯特将军的军队打破布尔人的防线时，鲍德温先生连一丝异议都没发出过。这些武力行动，尤其是对布尔人的军事侵略，实在不能让人去相信渐进主义。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从英国的对外历史中找出来的。然而，被称作普世原则的渐进主义，竟然不能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地方。当英国为倾销鸦片而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时，当英国用武力夺取土耳其的摩苏尔时，英国强迫波斯和阿富汗向它屈服时，这种原则便不再适用了。 我们可以从上述例子中得出结论，说英国对其他地方人们的压迫越是成功，它就越能缓和国内的矛盾并实行“渐进”政策吗？完全可以，而且事实就是这样的！三百年来英国为开拓市场而不断地发动战争、掠夺别国的财富、扼杀别国的商业竞争、摧毁别国的海军。它在通过这些强盗行为和军事手段打击其他国家的同时，也使英国统治阶级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一个人只要去认真研究这些事实与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便一定会发现：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逃过革命的打击，是因为他们通过战争等各种手段成功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增强了他们的实力。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利用让步和改良来及时平息群众革命的怒火，而且这些措施总是被打了折扣。这无可辩驳的结论和鲍德温先生试图证明的东西完全相反，英国全部的历史都表明，“和平发展”是靠战争的胜利、殖民地暴行和血腥的镇压来保证的。“渐进主义”的表现形式还真是奇怪啊！ 知名的主流历史学家吉宾斯（Gibbins）在他的英国近代史概要里说：“一般来说，英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向来支持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这话说得真是精辟；一则，它代表着一种有深厚官方背景的“国家的”传统见解，没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伪善声明留下任何余地；二则，它证明了英国只会支持其他国家那些有利于自己商业和其它利益的宪政运动。另外，无与伦比的吉宾斯还补充了一句：“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外的情况”当然是指其他国家发生的运动对英国不利的情况了。在英国人民面前，英国全部的历史被描绘成了一副英国政府为全世界的自由而不懈斗争的壮丽图景。每一次新的欺骗和暴行──中国鸦片战争，奴役埃及，布尔战争，武装干涉苏俄等等──都被解释成“例外的情况”。总而言之，渐进主义的大厦到处都存在着巨大的裂缝，无论在“自由”还是专制方面都是如此。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完全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中武力是允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武力却要受到谴责。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必要说渐进的发展规律统治着自然和人类社会了。还不如这样说干脆一些：受压迫的阶级有义务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用武力达到其目的的行为；但是这个受压迫的阶级却没有动用武力为自己在这个以压迫为本的社会里取得较好地位的权利。这可不是什么“自然规律”，这只是资产阶级的刑法。 再来看英国历史本身，在这里，渐进原理和和平发展一点儿也不像保守党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么盛行。说到底，现在整个的英国都来自于十七世纪革命。在那个年代，大规模的内战催生了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这两个党交替支配英国达三百年之久。当鲍德温先生为英国历史的保守主义传统奔走呐喊的时候，我们必须冒昧的提醒他：保守党的传统本身就是坚实的构筑在这次十七世纪中叶革命之上的。鲍德温还谈到了「英国国民的性格”，我们只好再次提醒他，这种国民性格是被圆颅党和骑士党内战的巨锤锻打成型的。独立的小资产阶级、工匠、自由农和小地主们，他们那有条理、忠诚、节俭、努力、勇于进取的性格和英国旧日的统治阶级——懒惰、放荡且目中无人的宫廷贵族、有爵位的国家官僚和主教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英国人啊！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内战的铁砧上，用军队的重锤打造出这种国民性格，确保了英国资产阶级未来二三百年中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优势。直到后来，将近十九世纪的时候，这种国民性格保守的方面——甚至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显得太保守了——才显露出来。显然，英国先前的历史导致了后来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对查理一世（Charles I）专制的斗争和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治。简单而言，革命不是被人煽动起来的，它是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的产物。革命在一个国家的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会产生，这和国家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爆发战争一样不可避免。也许鲍德温先生能在革命需要一个逐渐准备的过程这点上找到些许理论的安慰吧？ 当保守派的老太太们──包括那位最近声称王室是社会上最辛苦阶级的斯诺登夫人（Mrs. Snowden）──想起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时候，她们肯定会在夜里瑟瑟发抖。但即便如此，像麦考利（Macaulay）这类反动作家对那件事的理解都颇为到位。他说， “那些逮捕他的人们并不是在午夜行刺的刺客。他们做事明目张胆，为天地共鉴，并且希望他们的行动能永远被人们记住。他们对自己做的那些可耻勾当颇为得意。对于决心发动一场彻底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政党而言，被英国古代宪法和社会舆论反对的弑君行为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必须把国家机器的每个部分都彻底打烂；这种毁灭的行径只会让他们倍感愉悦，他们从不会感到痛心……于是革命特别法庭便成立了。那个法庭宣布查理一世是暴君、杀人法和社会公敌；并且在他自己宫殿的宴会厅前当着数千人的砍下了他的头。”（见麦考利的《英国史》第一册一二六至一二七页──依纽约哈拍尔兄弟公司版本）。
清教徒的目的是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查理一世是不是一个暴虐无度、招摇撞骗和胆小怯懦的恶棍这种问题完全是次要的。清教徒不但杀掉了查理一世，而且还给了君主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直到现在，那些议会渐进主义的传教士们还在享受着清教徒革命胜利的果实呢。革命对英国政治的以及一般社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十七世纪。可以说——这话看起来也许有些荒谬——无数欧洲革命造成了英国后来一切的进步。我们在这里只大概总结一下几个重点，它不但有益于鲍德温先生，也许对其他人也颇有用处。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力的激刺了英国民主主义力量——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此之前，一七九九年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曾使英国工人运动消沉了好一段时间。当时，主张对革命的法国宣战的意见只流行于英国统治阶级之中；英国广大群众却愤怒的反对皮特政府，因为他们同情法国革命。英国工会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工人受法国革命影响的结果。后来欧洲反动派的胜利巩固了地主的地位，这导致一八一五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和英国谷物法的通过。 法国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推动力一八三一年英国第一次选举改革法案；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改革。 加拿大政府彻底改组之后，自主权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也是在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加拿大爆发起义后才实现的。 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的宪章运动（Chartism）导致了十小时工作制的实行，一八四六年还废除了谷物法。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失败不但意味着宪章运动的衰落，而且使英国议会民主化进程发生了长期的停顿。 美国南北战争导致了英国一八六八年选举改革。在这场在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爆发的战争中，英国工人表示自己支持北方，而英国统治阶级则完全支持蓄奴的南部各州。自由党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号称“叛乱者帕默斯顿”──和他的同僚们，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格莱斯顿（Gladstone）都是南方的支持者。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承认南方不是乱党，而是和北方对等的交战国。虽然英国船坞替南方造了不少战舰，但北方还是赢得了胜利。北方在内战中革命性的胜利使英国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的权利（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顺带一提，在英国选举改革的同时，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一八六六年的“七月事件”，严重的混乱持续了两日两夜。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削弱了英国工人，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则立刻让他们强大起来。一九〇六年大选结果显示，工党首次在议会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它获得了多达四十二个的席位。在这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显然功不可没。 一九一八年，在一战尚未结束的时候，英国通过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法案让拥有选举权工人的人数显著增加，并且初次承认妇女有投票权。即便是鲍德温先生也不会否认，这个选举改革法案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刺激之下才得以通过的。英国的资产阶级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避免革命。因此，渐进主义原则根本没有实现改良的能力，想要取得进步，来自真正革命的威胁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将英国过去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与欧洲和世界发展历程联系起来看，便可以发现英国在经济上剥削别国的同时，还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们。英国以欧美各国的内战为代价，减少了它自己的政治动荡。 鲍德温为了反对革命英国无产阶级的领袖，特意从我的书里挑了两段话出来。他把这两段话放在革命派的对立面上，这样做有何用意？要简明阐述这几段话的意义并不困难，而且它与鲍德温试图在这几段话中找出来的东西截然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这话我确实说过，现在我再在这里说一遍。 我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是很幼稚。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议会政治或民主主义的传统。因此，我们能比较容易的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资产阶级出现的很晚，做的很少，所以我们从他们那继承到的东西就非常少。我们现在不得不去修路、造桥、开办学校、教成人读书写字，换言之，我们现在必须去完成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完成的经济和文化的事业。这才是我说的“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真正的意思。 把这个浅显的政治定理反过来说：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和文明，议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越悠久，共产党要取得政权的难度便越大；但在取得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会进行的更快、更成功。具体而言，比如打倒英国资产阶级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即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是英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土地，和工商业以及银行的机关后，可以用比俄国小得多的代价，比俄国更快、更成功的完成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改组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任务。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出并且证明过这条逆反定理了，它与鲍德温先生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密切相关。 不过问题还不止这些。我说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困难时，心中想到的不但有俄国自身的落后，还有俄国外部强大的反动势力。作为英国政府中的一员，鲍德温先生肯定知道英国政府花了大约一亿英镑的钱，用于对苏俄的军事干涉和封锁。我必须提醒各位，英国花这么多钱的目的就是推翻苏维埃政府。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至少是在那个时候的自由党），在处理与工农共和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彻底地否定了“渐进主义”的原则。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不惜借助各种武力手段，给苏维埃俄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些渐进主义者的双重标准，我打个比方就够了：他们全部的思想和海纳（Heine）诗中描写的那些僧侣的德性极其相似──这些僧侣劝他们的徒弟喝水，自己却喝酒。（注） 首先取得政权的俄国工人，一开始受到了德国的反对，后来又有协约国（英法是它们的领导）为难他们。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情况要好得多，他们既不会碰到沙皇，也不会撞见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如此，他们还可以得到我们苏联强大的物质和人力方面的援助。不瞒鲍德温先生，英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正如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保守党人的利益一样。 我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困难的讨论，在这位英国首相的解释下，竟然变成了我说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不如一根蜡烛值钱。但是我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先锋队，我们的困难来自于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通过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不利形势转变成其它各国无产阶级的有利形势。因此我们每项革命努力都在影响着国际势力的平衡。 毫无疑问，正如鲍德温所言，我们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奋斗。如果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增长就无从谈起。而且，我们的努力是在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打下基础。俄国的工人现在是在为自己工作。他们从资产阶级那接手的是早已残破不堪的俄国经济——它饱受一战和俄国内战炮火的蹂躏，后来又遭到资本主义世界干涉和封锁的沉重打击。在俄国工人们的努力下，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几乎完全被毁灭的俄国工业得到了重生——它的生产率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 尽管和我们的理想相比，俄国目前的成就不值一提，但是我们确实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大进步。假如英国按照它渐进主义的观点，把用于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一亿英镑作为贷款或资本投资于苏联工业，我们现在的生产力一定会远超战前水平。英国资本主义在这桩生意中肯定会取得客观的利润，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得到日益增长的巨大的俄国市场。在渐进主义即将大展拳脚的时候，鲍德温先生却把他现在捧上天的原则弃之不顾，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业仍然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但是和几年前相比，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有改善了。等我们达到战前的水平——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年的任务——时，工人的生活水平与比战前一定要好很多。 正是因为如此，也只能因为如此，我们才有资格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船坞、矿山里工作是一回事，在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矿山里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区别可大了去啊，鲍德温先生！而且等到英国的工人夺取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本来就是由他们和他们祖先所创造的）后，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尽管英国工业取得过不少卓越的成就，但它现在急需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英国却被它的过去绊住了手脚从而寸步难行。鲍德温应该明白这点，无论如何他已经在自己的演讲中说：“我们历经艰险，把全世界带进了工业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和崇高的地位。但是我们也为这优越地位和世界霸权付出了不少代价：我们的城市缺乏规划且拥堵不堪，我们的房屋紧紧挤在一块，我们的工厂毫无美感可言，而且我们的国家到处都乌烟瘴气。”这里还必须补充几点，英国工业分布散乱、技术保守、组织死板。这就是英国工业被德国、美国工业击溃的原因。 只有坚决的全面改组才能拯救英国工业。若想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重建英国煤矿业，首先就要将地表和地底的产权都归入其中，使之成为这个经济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组散乱落后英国电气业的努力，每一步都会遇到私人利益的阻碍。从历史来看，英国城市的起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它们的规划非常不合理。英国工业也是这样的，它们全都是“渐渐”堆积出来的，缺乏系统性规划。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英国工业重获新生，我们必须将整个英国工业视作一个统一体来处理。 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重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经济实力。惟有在更高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创造一个更文明、更和谐、更快乐的人类社会。先不管鲍德温先生多么留恋英国的旧工业，假如有一天他被迫承认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托拉斯和辛迪加──是进步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将所有工业纳入统一计划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托拉斯先进到不知哪去了。要实现社会主义计划，非得把一切生产资料转移到给工人阶级的掌握之下不可，换言之，我们必须剥夺资产阶级。鲍德温自己也提到过“十八世纪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力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国民生活，使整个国家的面目为之一新。” 为什么在这点上，鲍德温说的是革命而非渐进发展呢？因为这场十八世纪末发者生的变革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导致了，尤其是，小手工业者的没落和破产。任何明白历史进程基本逻辑的人都明白，彻底重塑了大不列颠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若没有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是决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没有这场拥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事业，反对贵族特权和上流社会寄生虫的革命，英国工业界伟大的革新精神就永远都不会苏醒，也不会有人为经济的目的而利用这些发明。英国早期的发展造就了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而这次革命则为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现在的英国，包括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场经济革命，一场历史意义远超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经济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经济革命——它将按照社会主义的统一计划全面改造现有的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政治革命为它打开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和现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比起来，十八世纪的行会特权（它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在那个时候对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阻碍根本不算什么。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革命的力量逼迫他们就范。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的道路，英国也不例外。 至于鲍德温所引的第二句话，据他所言那句话是我说的，我对此感到莫明其妙。我坚决否认我曾说过俄国人的本性不可改变，革命也无能为力之类的话。他这段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从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并非所有人，也并非所有首相，会一字不差的引用别人的话。我偶然在我的著作《文化工作问题》中发现了一段文字，它刚好探讨了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我现在把它全文引在下面： “我们胜利的希望从何而来？
正如读者所见，鲍德温先生对我的描述和我的真实观点完全不同。不过鲍德温的行为也算情有可原，毕竟英国宪法没有规定首相有必须正确引用别人的话的义务。这种胡乱引用充斥着英国的政治生活，其中充满了无数的先例──光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一个人就够了，天知道他有多少次引错了别人的话。首先，人民群众的批判精神和主动性已经觉醒了。我们的群众靠这次革命为自己向欧洲──这里指的是“欧洲”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户，犹如两百年前彼得大帝的俄国为上层的贵族和政客们向欧洲开了一个通气孔（不是窗户）。官方意识形态和它愚蠢的追随者们一直把那些温顺和恭谦的消极性格称为俄国人民不变的、天生的特质，但是实际上这种性格只是他们充满奴性、饱受压迫和缺乏文化教养的表现，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才把这种可耻的不幸的品质一扫而光。我当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根除了一切过去的残余，它们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不会消失。不过我们已经通过了最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再也没人敢劝说俄国人民，说他们的命运是建立在谦卑、驯服和容忍的规则之上了。批判向上、团结互助和锐意创新的美德已经深入俄国人民的心中。因此，我们才能取得改变国家性质的伟大胜利，而这场胜利是我们一切工作胜利的首要保障。” 也许有人要问：和一个保守党领袖谈革命有什么用？一个保守党首相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有什么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位首相身上，而是在麦克唐纳（MacDonald）、斯诺登（Snowden）、韦布（Webb）等其它工党领袖身上，在工党领袖的观点和鲍德温的历史观如出一辙上。我会在下面一章说明这种情况，工党领袖们那形形色色的...渐进观念。 （注） 我不愿意说太不客气的话，所以我不问文明社会中所谓基督教道德的进化程序中，假造外国政府的文件用来达到选举的目的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认为“渐进”的工具。但是我们虽然不愿说到这个奥妙的问题，却还是不能自禁的要提及拿破仑当年的一句话：他说利用假造文件之普遍没有再比英国外交更甚的。不消说，从那时以后，巧妙的手段又进步了许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