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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社会力量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进行的公开较量。
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手中的工作机器。和各种机器一样，国家也有动力、传达和执行的机构。国家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和学校宣传，政党，街头集会，请愿和起义。传达机构是以上帝意志的形式（专制制度）或国民意志的形式（议会制度）表达派系、王朝、等级或阶级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执行机构是拥有警察的行政机关，拥有监狱的法庭和军队。
国家本身不是目的，但却是组织、解散和改组社会关系的最大工具。它可以是深刻革命的杠杆，也可以是有组织的反动工具，这要看掌握它的人究竟是谁。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要尽力取政权，从而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效劳。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要尽力争取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在1871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心，无产阶级却连一个小时也没能掌握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在马克思总结1848到1849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时候，他在美国报纸《论坛报》上写道：「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法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法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 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之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1]这段引文也许是读者所熟悉的，因为近来一些死啃书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次滥用这段文字。它被用来作为反对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这一思想的最高论据。「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他们争辩说，如果俄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执掌政权，那末更谈不上建立工人民主，亦即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了。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软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软弱，这对于俄国说来难道是真的吗？对俄国来说，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前，当真不能有独立的工人运动吗？仅仅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在这个把马克思的附有历史条件的话语变为超历史的定理的企图后面，隐藏着多么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
在经济繁荣时期，俄国大工业的发展是有点「美国」味道，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实际规模，同美国工业比起来只能算是婴儿。现在俄国有五百万人（占经济上独立人口的16.6%）从事制造工业；而美国的相应数字是六百万和22.2%。这些数字本身还说明不了太多情况，但如果我们想一想俄国人口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这些数字就更有说服力了。但是为了理解俄国和美国工业的实际规模，必须指出：在1900年，美国工厂和大手工业作坊生产和销售的货物达二百五十亿卢布，而俄国工厂和作坊同时期生产的货物的价值还不到二十五亿卢布。（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99页）
毫无疑问，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政治分量，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它的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每个特定时刻，都夹杂着许多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发生偏差，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国高十倍，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本国的政治影响以及在最近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却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难以比拟。
在最近论美国无产阶级的作品中，考茨基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他说：「现在存在着两种情况完全相反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有一种生产因素过分地发展，也就是发展得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不成比例，在另一个国家是另一生产因素过分发展。在美国这个因素是资产阶级。而在俄国，这个因素是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具备资本专政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像在俄国那样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应该而且无疑会继续增长，因为这个国家只是最近才开始参加现代的阶级斗争，只是最近才为阶级斗争提供某种回旋的余地。」在指出德国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俄国得到警示时，考茨基继续说：「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是，正是俄国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了我国的前景，但不是表现在资本组织方面，而表现在工人阶级的抗议方面。」他评论说：「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大国当中最落后的国家这个事实，似乎同唯物史观矛盾，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他继续说：「但实际上这只同我们的敌人和论敌所描述的唯物史观相矛盾，他们认为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现成的死板公式。」（考茨基：《美国工人和俄国工人》1906年彼得堡版第4、5页）。我们特别把这几行推荐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用一些精心搜集的万用条文得出的推论来代替对社会关系所作的独立分析。再没有比这些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严重地损害马克思主义了！
根据考茨基的意见，俄国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而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大资产阶级力量很小和革命无产阶级很强大。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1906年版，第10页）
难道所有这些还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仆人」将比他们的「主人」更早地取得政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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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现实斗争逻辑必然迫使我们打破的。
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
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
十八世纪末，在其客观任务是建立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无套裤党的专政被证明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世纪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
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现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
我们是否应该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马尔的高见？在谈到1871年的公社社员时，福先生说「他们不该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
[1] 马克思：《1848到49年的德国》俄译本，阿列克赛耶维奇版，1905年第8-9页。——列．托．（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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