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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城市是现代历史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在彼得一世统治的末期，亦即在18世纪的头25年，城市人口的数目是32万8千多一点，也就是约占全国人口的3%。18世纪末，城市人口达到130万零1千人，约占总人口的4.1%。到了1812年，城市人口已上升到165万3千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4.4%。到了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仍然不过是348万2千人，即总人口的7.8%。最后，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城市人口的数目达到1628万9千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3%。[1]
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而不仅仅作为一种行政单位，那末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数字并不能提供城市发展的真实图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情况，往往为了很不科学的理由而颁发或撤消建立城市的敕书。但是这些数字仍然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城市在农奴改革以前并没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城市在最近几十年来迅速成长的情况。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城市人口在1885年到1897年间增长了33.8%，比全俄人口总增长速度（15.25%）快一倍多，差不多是农村人口增长速度（12.7%）的三倍。如果再加上独立的工厂小区和小镇的人口，那末城市（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尤其明显。
但是现代俄国城市和旧俄国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居民的数目，而且社会形式也不同：现代俄国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生活的中心。我国旧时代的大多数城市在经济上差不多不起什么作用，它们是军事行政中心的堡垒；它们的居民都是国家雇员，靠国库的开支生活，一般说来，城市只是行政、军事和征税的中心。
如果非国家雇员在城市内或郊区定居以防止敌人侵袭，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以前的农业。据米留可夫先生说，甚至旧俄国最大的城市莫斯科也仅仅是「沙皇的采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都这样或那样地同宫廷联系着，充当随从、卫士或是仆役。根据1701年的人口调查，在莫斯科1万6千多户中，仅仅7千户亦即44%是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即使这些住户也是为皇宫工作的城郊居民。其余9千户属于僧侣（1千5百户）和统治阶级」。因此，俄国的城市同亚洲专制统治下的城市一样，只起到消费的作用，而与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不同。同时期的西欧城市多少成功地确立了「手工业工匠无权住在农村」这一原则。但是俄国城市从没有追求这类目标。那么制造工业（即手工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农村，附属于农业。由于国家横征暴敛下的经济水平低，积累和社会分工都没什么生存空间。此外，俄国的夏季较西方为短，因而冬闲较长。由于这些因素，制造工业没有同农业分开，没有集中在城市，而是留在农村作为农业的副业。到了19世纪后半叶，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广泛发展，当时基本没有城市手工业，主要的手工业都在农村。米留可夫先生写道：「至今为止，俄国最多有150万工厂工人，此外还有不下四百万农民在自己家里从事制造业，同时继续务农。欧洲工厂的兴起……所依赖的就是这个手工业工人阶级，但是俄国这个阶级却丝毫没有参与……建立俄国的工厂。」
当然，人口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为社会分工创造了基础，这也适用于城市手工业。但是，由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压力，这个基础随即被大资本主义工业所夺走，因此城市手工业便没有发展的机会了。
数以百万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正是欧洲城市人口的核心来源。他们先是作为师傅或工匠参加行会，然后又愈来愈被排除在行会之外。大革命时期巴黎最革命街区的多数人口是手工业工人阶层。单单这个事实（我国的城市手工业很少）对我们的革命就有不可估量的后果。[2]
现代城市的经济实质是：利用农村提供的原料从事制造业。因此，运输条件对于城市具有决定性意义。采用铁路就能扩大供应城市的农村地区的范围，使城市有可能集中数十万人口。集中人口的需要是由大工业的发展引起的。现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城市）人口的核心是急剧分化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还不大为人所知的阶级，注定要在我国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
现代工业制度不仅把无产阶级推到了最前列，并且剥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在旧的革命时期，后者曾得到城市市民阶层，即手工业工人，小店主等等的支持。
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起到不成比例的巨大政治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资本大部分来自外国。考茨基指出，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增长同无产阶级的数目、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不相适应。
正如以上所说的，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它依靠整个欧洲的经济文明征服了俄国，而它面临的竞争者，是无依无靠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工人或可怜的城市手工业工人，还有半沦为乞丐的农民这个劳动后备军。专制政府则用各种办法帮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奴役全国。
首先，它把俄国农民变成了国际金融圈子任意盘剥的对象。国家经常需要钱而国内缺乏资本的情况，为盘剥重利的外国贷款创造了活动的天地。从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代到维特[3]和杜尔诺沃[4]内阁为止，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和巴黎银行家，一直竭力把沙俄专制制度变成一个巨大的投机交易所。相当大的一部分所谓内债，也就是通过国内信用部门筹得的贷款，同外债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这些债款也是由外国资本家贷给的。专制政府以沉重的赋税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把欧洲交易所贷给的大量钱款变成了士兵、军舰、单人监狱和铁路。这些开支的大部分，从经济观点来说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很大一部分国民财富以利息形式被送往国外，使欧洲的金融巨头更加富有和强大。最近几十年来欧洲金融资产阶级在议会制国家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迫使商业和工业资本家退居次要地位，它简直是把沙皇政府变成了它的附庸；但是它不可能也不愿意、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成为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分。它的好恶原则早在1798年荷兰银行家霍普对俄贷款时就规定了的，那就是「不论政治情况如何利息必须偿付」。欧洲金融界甚至希望专制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再没有别的政府能够保证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国家贷款并不是欧洲资本进入俄国的唯一途径。俄国国家预算支付的那些利息钱，很大一部分又以工商业投资形式回到了俄国，吸引它们的是俄国尚未开发的天然资源，更主要的是没有组织的、还不懂得反抗的劳动力。1893年到1899年是我国工业繁荣时期的尾声，也是欧洲资本大量涌入的时期。因此，在俄国土地上把俄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的，大部份仍然是欧洲资本，即正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议会里取得政治权力的资本。
为了在经济上奴役这个落后国家，欧洲资本为它带来了主要的生产部门和通讯部门，跳过了一整批中间的技术和经济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西欧国家过去发展资本主义必须经过的。但是，这些资本在争取经济统治地位的道路上所碰到的障碍愈少，在政治上的作用却越是微不足道。
欧洲资产阶级是从中世纪的第三等级发展起来的。它以人民的名义举起了旗帜，抗议上面两个等级的掠夺和暴虐，但它自己也是想剥削人民的。中世纪的阶级君主制度在转变为集权君主制度过程中，曾在反对僧侣和贵族特权的斗争中依靠过市民。资产阶级也利用市民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集权君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而当两者在1789年互相冲突的时候，资产阶级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俄国专制制度是在西欧国家的直接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它早在本国经济条件足以产生大资产阶级以前，就抄袭了西方的行政和管理方法。在俄国城市所起的经济作用还微不足道的时候，它就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和集权官僚－财政机器，并陷入了对欧洲银行家的难以自拔的债务关系。
西方资本在专制政府的直接合作下闯进俄国，并在短时期内把许多古老的城市变成了工商业中心，甚至在短期内把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工商业大都市。这些资本常常以大股份公司法团的形式出现。在1893到1902年工业繁荣的10年中，股份公司的固定资本增加了20亿卢布，而在1854到1892年仅仅增加了9亿卢布。无产阶级迅速成为集中而广大的群众，而在这些群众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国的，没有历史传统，激励他们的只是对利润的贪欲。
[1] 这些数字摘自米留可夫的《论文集》。全俄的城市人口，包括西伯利亚和芬兰的城市人口在内，据1897年人口调查1712万2000人，占总人口的13.25%（门捷列耶夫：《了解俄国》第二版，1906年彼得堡版，第90页表）。——列．托．
[2] 当人们把俄国革命不加批评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加以模拟而成为老生常谈的时候，帕尔乌斯（Т. Парвус）曾经有远见地指出了这个情况，即指出了俄国革命具有特殊命运的原因。——列．托.
[3] 维特，1905-1906年任沙皇内阁总理。——中译者注
[4] 杜尔诺沃，于1895年起任总理。——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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