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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Thompson: 1924-1993
悼E. P.汤普森
〔法〕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
1994年
卡卡 译、月影 校
原载美国左翼杂志《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双月刊，1994年1月-2月号，总第48期
E.P.汤普森（E.P. Thompson）于1993年8月离开了我们。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力量，最具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那富于感情、嘲讽式的语言比起一般学者别具一格。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Arguments About English Marxism，1980）中描述他为“今天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家──在英国范围内没有争议，在全欧洲也极有可能是”。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一篇悼词（英国《独立报》,1993年8月31日）中强调，他是他所认识的历史学家中，唯一能够提出高质量的新观点的人：“我们可以直接说这就是天才，按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当我们知道根据《艺术与文学引用目录》（Catalogue of Quotations in Arts and Letters）的统计，他的被引用次数在整个历史上排在前250名的时候，我们不应感到震惊。
爱德华·帕尔莫·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生于1924年，二战期间16岁时加入大不列颠共产党；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官参加了卡西诺战斗，隶属17/21枪骑兵坦克装甲连。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的兄弟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的自传，一名杰出的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大战期间志愿与保加利亚爱国者共同作战，被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逮捕并杀害。这篇文章与弗兰克的书信和诗歌一起发表在《在欧洲有一个灵魂》（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1947）中。
1947年汤普森和他的母亲一起访问了保加利亚，去协助新的共产主义政府举办一个纪念他的兄弟的活动；随后前往南斯拉夫，与其他来自全欧洲的数千名左翼青年一起，参加了伟大的青年铁路的建设。他的兄弟的榜样，以及这些在东欧所经历的，毫无疑问为他以后的奉献提供了道义和政治上的参照物。
他的第一本书《威廉姆·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1955），真正的脱离了空洞的官方党内教条。汤普森将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带回了劳工运动的集体记忆。通过一个漂亮的思想史的研究，他证明“只有孕育在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作家才能想象出出类似《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这样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莫里斯是济慈（Keats）、卡莱尔（Carlyle）、鲁斯金（Ruskin）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激进批判的继承者，马克思后来对这些批判进行了重新诠释与发展。
用陌生的眼睛去观察
怀着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哥特式的）典型的浪漫怀旧，莫里斯得以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去观察他所在的时代，并通过它自身的浪漫主义以外的方法，作为从中抽离的效果，来判断它，并将这种方法作为社会批判的支点：它完美的概括了E.P. 汤普森自己在他的史学工作中使用的方法。他的书常常被误解，那是因为，正如他在1977年再版时的附笔中强调的，批评家们忽视了它的中心思想：“关于莫里斯的浪漫主义传统及其演变的观点”。
经过1956年的事件后，E.P.汤普森与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民兵一样，脱离了共产党。他一开始在《新推理者》（The New Reasoner），后来又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文章，推动斯大林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方案（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由于他与年轻一代（佩里·安德森）之间的尖锐分歧，导致与“新左翼”在60年代初分裂，并造成了一定的政治隔离。但几年后，他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一起再次成为了左翼社会主义领军人物，合作出版了《五一宣言》（May-Day Manifesto）（1967）。
汤普森最著名的著作毫无疑问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它产生的回响远远的超出了英国的边境。并且，如果按照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它创造了一个以失败者的角度去阐述历史的新模式。放弃了悠久的为工业革命道歉的传统做法（既保守又是“进步主义”的），他试图以“过程的受害者”（victims of progress）的体验去理解“过程”。
他这样解释他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救助那些贫困的缝袜工，机器毁坏者（Luddite cropper），‘过时’的手工纺织者，‘乌托邦’式的手工生产者，甚至那些被误导的乔安娜·索思盖特（Joanna Southcott）的追随者，以造福我们的后代”，这后来成为了对整个新一代社会历史学家的旗帜与辨识标志。“过时”与“乌托邦”上的引号表明这是一种反讽，这标志了一个全新方法，质疑了主流史学的范畴。主流史学已经完全沉浸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历史进程是（在资产阶级的仁慈的领导下的）线性的、不可回避。
E.P.汤普森对传统智慧的反叛在他在关于机器毁坏者的卢德派（Luddites）的这一章里得到了全部展现：通过对法比安（Fabian）和学院史学的批判，他坚持认为这一运动不仅仅是“对机器的反抗”，而是“对野蛮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抗情绪的强烈爆发”，并且是“具有半起义的性质”的群体反抗。确实，他们对旧时代具有怀旧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诉求“既是向后的，也是向前的；他们蕴含着一个模糊的景象，不是家长式的，而是属于民主社区的，在那里工业增长必须按照道德的优先级进行调控，对利润的追逐必须服从于人的需要。”
类似的观点，可以在他的《辉格党人与猎人》（Whigs and Hunters，1975)一书中，以及他在六七十年代广受好评的一些文章中发现。比如这一篇：《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1967）中，他分析了在前现代社会中劳动的“自然”节律与现代生产中专制的时间纪律性之间的矛盾。在《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1971) 中，他描述了饥饿引发的对遵循传统道义的市场规则的暴动（道德经济学）。
他的文章的合集，以及一些最新的反驳文章已出版，名为《共有的习俗》（Customs in Common，1991）。在一篇反驳文章中的关于90年代的意识型态环境的一段讽刺评论中他写道：
当我刚发表《道德经济学》时，“市场”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今天这样飞上天。在1970年代，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席卷了西方学术界一些未设防的人的头脑，随后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取得了胜利，并几乎成为共识……《道德经济学》收到了怀疑，因为它以同情的心态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的经济要务……并对亚当·史密斯的绝对正确性进行了发表了几句怀疑的评论。
被席卷欧洲乃至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结构主义浪潮所激怒，E.P.汤普森发表了一篇针对阿尔图塞（Althusser）的辩论文章：《理论的贫乏》（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佩里·安德森在《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进行了回复，承认了汤普森的杰出的重要性（纠正了同期刊物中《新左翼评论》对他的单边驳斥），同时指出了他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缺乏对大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兴趣，包括托洛茨基（Trotsky）到葛兰西（Gramsci）。
1980年之后汤普森停止了历史写作，全力投入到核裁军的政治斗争中。他很快成为“欧洲核裁军”（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一运动联合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与东方的民主主义反对派。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对冷战“毁灭主义”（exterminism）逻辑的活动家。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又有时间从事学术工作，拾起了他从70年代就曾经想做的一个项目：杰出的浪漫革命主义诗人：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政治与学术传记。书已于去年秋出版，但是E.P.汤普森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他的悼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993年8月30日）中强调的，“汤普森始终敏锐的认识到历史与现在的关联。”在《习俗与文化》的前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浪漫的（也是现实的）表述：“人类永远不会回到前资本主义的人性了。但历史研究提醒我们另外一些需求、期望与行为准则的存在，它们让我们了解到人性的多重可能。“这完美的概括了E.P.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贡献，以及对刷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