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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汤普森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刘 军
1996年
原载《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八章
E.P.汤普森（E. P. Thompson，1924 -1993）是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汤普森在史学领域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作品收入论文集《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中；第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代表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第三，18世纪英国社会史，主要是乡村民众的传统文化习俗、道德观念和集体反抗活动，主要著作有：《辉格党人和狩猎者》、《民众的习俗》和一系列论文。[1] 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研究，后两部分是经验性研究，尽管其中不乏理论色彩。汤普森作为史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兼顾理论与经验性研究，而理论性研究的地位尤为重要，以致有人评论说，“理论家汤普森提出的任务立刻就为史学家汤普森承担了”[2]。这不是说汤普森以历史为其理论作注，而是特别指出，尽管使汤普森享誉西方学术界的主要是其经验性研究，但这些研究中的理论成分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汤普森的理论研究是理解和评价他的其他作品的一种门径和依据。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认识论、方法论和阶级理论等，以下分三部分依次予以评论。
第一节 认识论
汤普森将人的认识过程比作主客观的对话交流过程。他认为，人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来自“两种对话”：“第一种对话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进行，这种对话产生经验”；第二种对话以理论构成为一方，以决定理论构成的证据为另一方。[3]大致而言，第一种对话指一般认识论，尤指来自个人亲身经验的直接认识；第二种对话指历史认识论，主要指通过知识客体媒介而来的间接知识。当然，实际上个人经验离不开间接知识，间接知识也与个人经验有关。但为叙述方便，还是将它们分别对待。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恩格斯在其晚年对此又作了重要补充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仅是在“最终意义上”；后者对前者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5] 虽然恩格斯未能进一步详细阐发这些观点，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由此出发反对曾在50年代登峰造极的经济决定论和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简化论。
汤普森认为，与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成了的真理”，不如'视其为“一种有着许多空白和不足的、暂时的和近似的、发展着的知识”，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推动历史，理解历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Marxology）。”[6] 也就是说，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理论一视同仁，他之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是因其比其他理论更好地解释着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恩格斯晚年的说明无疑有助于防止马克思主义简化论，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补充，它们至多是“一种警告”。[7]
汤普森在理论上所作的“实质性的补充”主要是“经验”（experience）概念。他指出“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经验是一个必要的中间词”，因为“社会存在中发生的变化，使经验变化；这种变化了的经验影响现存的社会意识，提出新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智力活动提供素材，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经验是决定性的”。[8] 在后来的另一篇文章中，汤普森进一步解释道：经验“一半在社会存在中，一半在社会意识中，我们也许可以称这些经验为：经验 1——活的经验；和经验2——理解的经验”[9] 汤普森这里要表达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或是直接的个人经验——对现存的社会存在的一种自发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反映”；或是间接的他人经验——以文字或无文字形式存在的各种社会意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实际上，人们同时以这两种方式获得经验和知识。
“经验”是汤普森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最重要的，但又是最令人费解的概念。它依上下文可以被理解成：（1）人们的实际生活经历或实践活动；（2）人们对这种经历和活动的感受和理解；（3）知识（直接的和间接的知识）。但可以肯定的是，经验程度不同地是一种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如汤普森的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仅是主观的东西。汤普森这里也没有以经验代替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意思，因为经验本身离不开社会存在。他解释说：“‘经验’在最终意义上是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以阶级方式累积而成。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结构仍决定着经验，只是从这一观点看，它的决定性影响有所减弱。”[10] 汤普森要强调的是，经验来自生活，既来自社会存在，也来自社会意识，经验只能是社会经验、生活经验。对经验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人的强调，因为经验只能是人的经验、人的感受。人本身既是 一种社会存在，同时又是社会意识的载体，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不论有多么复杂，都是在人身上体现的，都被人所“经验”。汤普森将经验（实际是人）放进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之中，使这个抽象的理论框架有了生气。如果说，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历史首先是人的（生活、生产和斗争）经验的历史。
汤普森关于经验的论述同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有许多一致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活动、阶级斗争和包括科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获取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这些经验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最终形成各种思想理论和文化传统。不同阶级的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
汤普森经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为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中提供了“相对独立性”的位置。一方面，汤普森的经验分为“活的经验”和“理解的经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来自人们亲身投入其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后者更侧重于来自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方面的体会。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是工人，但这没有妨碍他们写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为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代言人。显然，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理解工人阶级的前提，但并不是只有身为工人才能理解工人。另一方面，人们在参与某方面社会实践获得新的“活的经验”之前，他们的头脑中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着以往的各种经验，这些以往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新经验的形成。比如，工业革命带给手工工匠和土地贵族的感受显然是不同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
一般而言，人们的各种经验都离不开实践（否则经验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经验尤其是“理解的经验”（各种知识形式下的思想理论）与其所来源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经验中显然要包括一些文化和个人阅历等因素的综合。可以认为，汤普森对经验的强调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冲突，因为人的经验在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所有社会存在（包括社会意识）的产物，而在所有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汤普森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汤普森以经验为中介，从认识论的角度为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中提供了“相对独立性”的位置，同时也没有否认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因为社会意识毕竟是作为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其实，就人们的实际感受而言，社会意识确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被感知、经验和理解的。史学家伍德认为，汤普森用经验概念并不是有意要疏远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更不是要否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汤普森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是通过经验这个媒介而发生作用的。对社会意识的产生而言，经验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条件下，经验甚至是决定性的。[11]应该说，伍德对汤普森经验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
可以看出，汤普森所指的社会存在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存在 （主要指物质的、经济的内容），即与社会意识相对立的社会存在有很大不同：汤普森的社会存在中含有社会意识；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则似乎在社会存在之外或之上。汤普森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首先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他力求从现实和历史实际出发来从事研究，由此演绎出的概念，无 论它有多么复杂，都应首先符合实际生活的逻辑。这是汤普森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立场，这一立场始终贯穿于他的理论和经验性研究中。汤普森表示，如果取消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对话，则抽掉了马思主义所有的传统。[12] 显然，汤普森认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基础上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有着丰富的内涵。但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通俗化过程中，有一种只讲或着重讲存在决定意识的倾向，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在纠正这种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夸大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倾向。汤普森将经验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在上述两种倾向中选择的难堪，并有助于纠正上述错误倾向，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进—步趋于深化和全面。汤普森的这一观点在实践中亦有相当价值，因为强调人的经验不仅来自社会存在，也来自社会意识，就是强调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的作用。而任何对意识的强调（不是夸张）都可归结为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强调，这为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经验”这一概念虽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性和实用性，但仍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澄清，如它的含义过于宽泛甚至含混，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实在的，既指人们的客观经历，又指他们的主观感受。美国学者斯威尔提出，“经验”是一个模糊和不确定的概念，甚至是汤普森的一个“最致命的缺陷”。他说，“经验”不能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因两者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另外，“经验”也不能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起中介作用，因为按汤普森的说法，工人阶级形成本身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经验。[13] 还有，汤普森在赋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模式以新的意义的同时，没有重新界定这一对概念，因而引起了一些概念上的混乱。若不重新界定这两个概念，那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成为社会存在的这一部分决定社会存在的那一部分的同义语。无疑，汤普森理论上的这些不足招致了许多批评和误解，多少影响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对某些原理作出有创见有启发意义的重新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也需要有概念和逻辑上的严谨性。
汤普森的第二种对话大致可被看作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以被认可的、不充分的或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和假说为一方，和以原始的和繁杂的证据为另一方的对话和辩论。双方不断地相互选择、调整、修正，而使对话不断地持续下去。[14] 汤普森认为，这种对话因涉及的是历史过程本身、历史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而比第一种对话更为困难。因为思想和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 间接因素很多而变得极其复杂，以致使人觉得真正的历史和历史知识是完全不同的。还因为以历史知识建立和解释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再为那些实际历史活动者所证实；而史学家分析历史事件所使用的分类和概念也是当时历史事件参与者所不知道的。[15]
关于对话中的证据一方，汤普森认为，“史学家有权利在其工作中做一种认识论上的临时性假定：即他所掌握的证据是‘真实的’（决定性的〉，独立于思想形式而存在着，是实际历史过程的见证。这个历史过程（或关于这个过程的某些近似的理解）是历史知识的目的。没有这种假定，史学家就无法作。”[16] 但汤普森并不因此认为证据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因为他十分懂得历史资料有其思想倾向性，即前人关于自己的认识。在此意义上，作为历史记录形式的证据也不是纯客观的，有许多甚至是被前人有意识、有选择地留下来的。他认为有两种证据：一是前人留下的“证据性事实”，二是史学家为特定问题而从“证据性事实”中筛选出来的“历史性事实”。[17]“证据性事实”在成为“历史性事实”之前必须要经过审核。但证据性事实并不因此而削弱其自有的真实性和决定性。即使是那些被前人有意识留下来的证据也可以被当作无意识的、客观的资料来研究，而证据中潜藏的前人的意识本身也可以被研究。[18]
此外，汤普森深知，史学家是不能摆脱其自身特有的历史价值和观念的，实际上他们在向研究对象提出问题之前，头脑中已有一个模式，不如此他们就无法工作。但是，即使在这种意义上，汤普森也反对那种认为历史事实无非是史学家思想之实例的观点。他说：“历史证据是决定性的。尽管可以向它提出各种问题，但只有某些问题是适当的；尽管可以向它提出各种历史理论，但所有与证据的决定性不符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19]虽然不同时代，不同性别，不同民族或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可以向历史证据提出不同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史学研究产物的“历史”是会不断变化的。但汤普森仍相信，“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事实本身随着每个提问者而变化，或事实不是决定性的。”[20]
汤普森一方面坚持证据是决定性的，反对以任何既定的理论强加于史学研究（为研究所必需的假设、模式应当随着与证据的对话而不断调整、修正）；另一方面，他承认“历史性事实”是依据史学家的问题、视角和模式而挑选出来的。这种矛盾的情况使他认识到，“不能将历史知识与其对象间的关系设想为一方作用 （推论、揭示、抽象、归因或说明）于另一方。质询和反应是互相决定的，其关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对话。”[21]在汤普森看来，对话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双向交流。
关于对话的概念和假说一方，汤普森为防止史学家的主观随意性和滥用模式，提出了“历史逻辑”（historical logic）概念。他说，“历史逻辑”一词是指一种适合于考据历史资料的逻辑方法，尽可能地被用于检验诸如结构、因果关系等假设，排除自以为是的程序（举例、解释）。……这种对于证据的有训练的历史推理体现在概念与证据的对话之中。”[22]他提到了考据事实的各种具体方法，并指出它们的两种共同特点：（1）假定证据不是无限可塑或任意摆布的；（2）防止任何随意解释证据的倾向。[23]汤普森称历史逻辑为史学研究的最高法庭。该法庭对投诉的审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证据的，包括各种审核证据的方法。其中最首要和最基本的是考虑如下几个问题：这一证据是如何被记录的？为了什么目的？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可作其旁证？另一种是理论的，它要 求概念必须“连贯、充分和一致”，并且“与相邻学科的知识相一致”。[24]
汤普森所指的历史逻辑来源于史学发展中的经验总结，是史学专业所要求的一种综合分析判断能力。他解释说，用“逻辑”一词并不意味着这种历史逻辑存在于每一位史学家的研究中，或存在于哪一位史学家的所有作品中，而是说它不会自动地揭示自己，史学研究需要艰苦的训练准备。尽管史学是研究个性的，史学研究本身也在个性化，但史学毕竟有一套专业化训练程序，几千年 的史学实践多少给史家们留下了某些必须遵循的东西。汤普森对逻辑一词的理解是耐人寻味的，这个词虽不代表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它与任何主观唯心史学的界限应是很明显的。
汤普森认为，史学家的主观价值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和需要的。[25]因为历史不是死的过去，而是一种“有创造性资源的符号和证据，这种资源可以维持现在和预示可能性”。活着的人总是希望为了现在而评价过去的意义。[26]从此角度讲，历史的意义不是存在于过去，而是由活着的人们决定的。汤普森承认，“除了其他一些因索之外，过去总是价值争论的结果”，史学家所能做的，无非是“认同过去行动者信奉的某些价值，拒绝其他一些价值”。但他同时坚持，价值判断本身“必须置于历史控制之下”，“必须与材料相结合”。[27] 也就是说，史学家可以甚至应该在作品中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研究目的，但史学家不能以这些主观的东西来编排史料。相反，他们必须在“历史逻辑”的约束下与史料平等地对话，并据此相应地调整原有的观点。
显然，汤普森主张或希望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但是，他也了解这种希望和要求在付诸实际时的困难。他说：“历史逻辑〔不〕总是严格的，或像它自我意识应该做的那样，我们的实践也并不总是与我们的声明相符。”[28]但是，他并不因此对史学感到气馁，因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也都有类似的问题。他说：“一门成熟的学科与一门仅是意识形态构成的区别…… 恰在于这些〔检验〕程序和控制。”[29]这里所谓成熟的学科不是指自然科学门下的那些，自然科学与史学的区别在汤普森那里是很清楚的。汤普森认为，尽管史学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有类似“历史逻辑”的检验程序和控制方法，“历史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是：a. 暂时的和不完全的（但不是不真实的）； b. 有选择的（但不是不真实的）；c. 受证据所提问题（概念反映出这些问题）的限制和规定，因此仅在所规定的范围内是真实的。”[30] 尽管如此，历史知识仍然是知识。他反对那种认为既然历史解释是不完全的，就什么也不是的观点。
基于以上考虑，汤普森主张历史概念和规则必须富于“弹性和允许相当的不规则性”，史学家要“本着基本怀疑的态度”运用其模式。因为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有一种简化历史的倾向，使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失衡，特别是那些被详述的模式。但既然史学家的工作离不开模式，汤普森只能期望在模式和证据之 间保持一种“精致的平衡”[31]。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在上述两种对话中，汤普森一方面坚持社会存在和证据性事实一方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两种对话都是双向的。用他的话来讲，双向就是“互相决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其实，汤普森所谓的决定性是认识上的无主动性，即客体（社会存在和历史证据）不能主动地向主体（社会意识和史学家代表的历史认识主体）揭示自身的逻辑。他认为，“我们不能 脱离社会存在的组成概念和期望来想象任何形式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一天也不能在思想之外展现自身”。[32] 他还说：“作为历史记录的、有决定性的事实存在，决不意味着这些事实会揭示它们自身的意义和关系（历史知识〉，也不意味着它们独立于理论过程。”[33] 在汤普森看来，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不是以外在或内在于人 脑来区别的。“存在和思想共存于一体，这就是我们自身。”[34] 对于对话双方（究竟谁决定谁）的关系问题，他实际上建议用具体的 “历史的和文化的分析”，而不是以“理论声明”来解决。[35] 换句话说，汤普森主张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解决历史研究中无法避免但往往又争论不清的理论问题。
可以看出，汤普森所说的社会存在和证据分别在两种对话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出自一种哲学认识论的立场，而不是史学实践的立场。这不一定意味着他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为理论上客观不能自动地向主观揭示自身和在此意义上的客观决定作用，与实践中主客观交流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哲学可以抽象地探讨本原问题，史学则不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哲学中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不能被简单地搬入史学中来，因为史学中的一切都是有历史前提的，在史学中唯物史观只是指导原则，不能代替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否则，史学也就不成其为史学了。
第二节 方法论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汤普森受英国经验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很深。伊格尔斯（G. G. Iggers）曾将这种传统的写作特点概括为：“是真实人做真实事的历史”[36]。汤普森在他的名著《形成》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对工人生活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和栩栩如生的描述能力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汤普森认为，以静态的、结构的等社会学方法、抽象思辨的哲学方法、计量分析的经济学方法和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流派的模式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均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研究历史首先要考虑历史实际自身的特点：它是整体的，不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的相加；它是连续的、动态的过程，不是各个时代史的堆砌；它的发生基于各种因素的复杂联系和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和决定的），各因素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一切皆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 实际历史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史学方法的特点：要兼顾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其要素间的相关性。
一般而言，汤普森不反对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不反对理论抽象或综合，但前提是要明确意识到这些方法有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并有能力把这些方法的运用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例如，他认为计量方法的引入使工业革命期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问题的讨论有了进步，如史学家的注意力由假设的工人平均工资 率转向大众衣、食、住等具体消费项目，有些研究还以健康程度、 死亡率等指标来分析当时的生活水平。但他反对认为数字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和计量方法可以代替其他方法的观点。因为研究历史生活毕竟要面对许多定量分析的困难（如即使已知伦敦某年牛肉的消费量，人们仍无法判断究竟是人口中的哪部分人，以什么比例消费了这些牛肉。而用人均消费量并不能反映实际消费差别和生活水平），和不可定量的困难（如对生活的满意程度）。[37] 再如，汤普森不反对运用模式来研究历史，但因模式自身特点的局限性，他对模式应用的态度是严格、谨慎、怀疑甚至是苛刻的。他尤其反对将模式实体化、教条化和不加分析地到处滥用。他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观点典型地代表了他的方法论立场。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的最初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时针对的主要是无视甚至否认经济基础重要性的资产阶级学者，旨在确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原则，所以，他未能对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上层建筑如何影响经济基础予以详细具体的阐述。后来恩格斯于晚年作了重要补充和说明，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同时恩格斯指出，尽管“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8] 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仍有一些人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而且随着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的传播，这种谬见显得更有根据了。
汤普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较早较系统地从理论上批判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史学家。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分析目的而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来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实际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使我们理解存在的是什么——人的行动、经验、思想和人的再行动。自从斯大林将它作为一个机械的模式，而不是作为在社会中变化着的人们的一种比喻，它变成了一个坏的和危险的模式。”[39]
汤普森没有将这一模式的错误归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他不完全满意恩格斯晚年的补充说明，但他承认，如果恩格斯的建议被充分重视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能会是不同的”[40]。实际上，“理论的贫困”一文的抨击对象与其说是阿尔都塞，不如说是斯大林理论模式。在汤普森看来，阿尔都塞的错误主要有两点： 一是“将人的作用逐出历史，使历史成为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 二是将具体过程逐出历史，使历史成为“社会和经济形态的一种结构性表述”。[41]而这正是斯大林理论模式的本质：无视人在创造历史中的能动作用。[42] 斯大林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所代表的历史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汤普森认为，“将人的活动和属性分类，把一些（如法律、艺术、宗教、道德）列入上层建筑，把另一些（如技术、经济、实用科学）归入基础，而任其他一些（如语言、工作纪律）无所适从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这有 导致头脑简单化或一种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内在倾向。”[43] 概括起来，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汤普森强调，特定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的价值系统实际上是互为前提的。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谁依赖谁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就离不开那些复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观念。[44] 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只能“在头脑中或书面上”，真正观察实际社会时，人们就会发觉这种划分是无效的。[45] 另外，汤普森认为，“社会和文化现象不是远远地跟在经济后面的”，它们还有自己的继承关系和彼此间的连结方式。[46] 他的18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表明，古老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是如何经久不衰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并渗透到民族精神的深处，凝聚为民族性的某些特征的。在当今高度发达的西方现代生活中仍能感到昔日传统的存在和影响。汤普森一再提醒人们不要低估传统的影响，这是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但是，应当指出，汤普森这里所批评的是一种把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实体化、公式化和教条化的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 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47]
汤普森还指出，“经济” 一词很值得注意，因为在18世纪英国，这一概念指的是家庭内的所有事务；而在现代，这个词则特指与物质和财政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早期的英国社会，或在其他前工业化社会中，没有一个与现代意义上“经济”一词相对应的概念。所以，他说，即使经济分析的解释适用于工业社会，也不能充分地有助于解释早期社会，因为在那些社会中，“宗教和道德观念与经济需要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48] 所以，用与时代情况不符的经济一词，是不能充分理解当时人们的期望和动机的。汤普森的这一提示是有益的，特别是对那种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不加区别地用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研究方式。
那么，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经济”仍然是社会历史发展，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呢？汤普森认为，只有“抛弃现代经济概念的狭隘的用法，回到生产方式的充分意义上来”[49]。实际上，马克思经常根据上下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经济基础”、“经济”和“生产方式”等词汇来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 如G. A. 柯亨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依不同场合而有三种不同的意思：（1）物质形式，近似于“技术”一词，或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的劳动；（2）社会形式，指生产的社会属性，包括生产的目的，剩余劳动形式和剥削方式；（3）混合形式，即上面两种形式的结合。[50]
汤普森显然是在柯亨所概括的后两种意思上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在他看来，生产方式必然要包括社会方面的内容，“‘经济基础’不仅是对人们的物质—经济活动的想象性描述，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存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不仅是挖掘、搬运和食用，还是计划、组织和享受”[51]。历史的内容从一方面看是生产方式，从另一方面看是生活本身。
如果说汤普森这里强调的是应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进程，反对以人为的分类，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来破坏对社会的整体性分析，特别是在对这些分类概念缺乏认真考察和明确限定的情况下； 如果说汤普森反对将经济基础仅理解为物质性或技术性的，要求在更全面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我们会赞同他的立场，因为我们对以模式分析代替历史解释的教条主义做法同样深有体会。但 如果因为某种模式在实际运用中产生过某些弊端就要取消这种模式分析本身，则多少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它至少没有区别模式分析和其绝对化的做法，并且将抽象分析与具体描述，全面整体性研究与局部、个别方面分析对立起来。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将历史概念化实质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他们虽然认为科学的概念（也包括社 会学的概念）反映了实际历史事实的特殊方面或特征，但他们也反对把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尤其反对把这种概念的内涵同它们所指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52] 汤普森自已也承认，虽然任何模式都有局限性，但史学研究离不开模式。我们所能反对和防止的只是模式的滥用和绝对化。
汤普森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第二个理由，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一模式有内在的简化论或经济决定论倾向，将基础和上层建筑普遍化、实体化，忽视了历史的真主主体——人。他说，社会历史变化不是简单地因为基础变化而导致上层建筑变化。物质层面的变化仅提供了阶级斗争——人的活动条件和场所，具体的历史结果则由人的活动所决定。毕竟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化的是人们的经验和活动方式。在此意义上，“‘最终意义上’的决定通过文化形式起作用，与通过经济形式起作用是一样的”。[53] 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无论如何去研究，史学家都要将历史的主体——人放在首位。“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部分地是能动者，部分地是〔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牺牲者，正是能动者的因素使他们区别于兽类”。[54] 而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中却不见人的位置。所以，汤普森认为，“即使‘基础’不是一个坏的比喻，我们也不得不补充说，无论如何基础不只是经济的，而且是人——一种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独特的人的关系”。[55]
尽管汤普森上面的一些批评很尖锐，但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些观点与恩格斯晚年的重要补充性说明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例如，恩格斯说，“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56] 他还说，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7]。汤普森本人也曾表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工作的，只是因为各种条件限制，他不愿像他所批评的 某些教条主义者那样“引经据典”。其实，汤普森并不反对生产方 式“可以被大致地看作是经济的，因此我们可以同意‘经济运动’已证明是‘最基本的和最决定的’”。[58]
应该注意到，汤普森的理论性研究几乎都是以同其对手论战的形式产生的，或者说都是批判性文章。这多少妨碍了他系统、严密、准确地表述自已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也很难避免情绪化色彩。这应该说是其理论性研究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也是研究其理论的一个困难之处，因为说汤普森反对什么比说他主张什么多少要容易些。因此，评论汤普森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一是要根据 其一贯的观点；二是要不仅看他在理论上怎么说的，还要看他在经验研究中是怎么做的。此外，汤普森对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国际共运的状况及其本人的政治遭遇有紧密关系，所以，评价其作品也要考虑这个政治背景。[59]
可以认为，汤普森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这一模式简单化理解的批评。尽管其中不乏对斯大林政治模式不满的情绪色彩，但基本上反映了汤普森对模式分析及其滥用的观点。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另一个能反映汤普森方法论立场的例子，是他关于工业革命时期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问题的观点。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被称为乐观派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比以往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有大量统计显示，那一时期茶、糖、肉、肥皂等商品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种被称作悲观派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只增加了 资产者的财富，使劳动者更加贫困。当时大量的“文学性证据”表 明，那是一个劳动者的悲惨世界。乐观派强调工业化带来物质进步的巨大意义，以及绝对生活水平提髙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悲观派则看重工业化对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质量下降（伴随着绝对或相对生活水平下降）。两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在将物质生活指标的升 降与生活幸福程度高低相联系方面却有或多或少的一致性。
汤普森认为，乐观派依据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各项内容是可以计量的，悲观派依据的生活方式的许多内容涉及生活的质量，如健康、家庭生活、闲暇、教育、娱乐等，是不便计量的。生活水平的数量和质量虽关系密切，但不一定总是成正比，有时实际情况可能是相反的。汤普森的研究表明：“在1790年至1840年整个时期内，平均物质水平稍有改善。同时，剥削加重了。不安全感 增加了，生活更悲惨了。至1840年，大多数人的情况比他们50年前的先辈们要好些，但他们曾经而且继续将这种轻微的改善视为一种灾难性的经历。”[60]他在肯定乐观派研究意义的同时，支持悲观派的观点。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他极力强调以感情及心理动荡和忧伤形式作为工业化付出的社会代价”，“主要依据人道主义社会准则对工业化的影响进行评判。他似乎情愿认可物质条件改善的‘乐观’主张，但却进一步论证，这并下足以支持认为工业化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有利这样一个全面的评价”[61]。汤普森这里针对的仍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片面观点，他表明，文化传统和感情心理因素在任何全面的历史评价中是不可缺少的。应该说，汤普森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第三节 阶级理论
阶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汤普森看来，“没有任何其他历史概念比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受到更多的误解、扭曲、僵化和非历史性对待了”。[62] 他感到有必要阐述自己对阶级，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其他下层民众的理解，以纠正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谬见。《形成》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以实际历史描述的方式再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以及汤普森的阶级理论。
《形成》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英国劳动群众在工业革命前所具有的三种主要的文化传统，及其与早期无产阶级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三种传统是：宗教异端，暴乱和骚动的习惯，人生而自由的意识。在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英国劳动群众一般具有信仰自由，反抗不公正待遇和崇尚平等自由等意识或习惯。第二部分展示了劳动群众在近代工业革命冲击下的种种苦难经验，这些经验可概括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加重。第三部分论述了有着自己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劳动群众在社会经济变革的亲身经历中，在当时先进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与工业化相连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同时形成了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群体。其主题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历史过程，是在给定条件下的自我形成（self-making）过程。[63]
普森在《形成》的前言中申明：该书要进行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是针对政治上右翼保守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信奉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的社会学家、经济历史学家的。在这些人笔下，工人阶级只代表劳动力、统计数据，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分类。其观点的实质是，既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劳动人民的痛苦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代价，而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种种努力则被视为是逆历史潮流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政治上左倾的学者，如费边社会主义者同情但又无可奈何地将英国工人阶级视为工业化被动的和可怜的牺牲者，还有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指责英国工人阶级保守，在宪章运动后不可救药地在经济上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向资产阶级妥协，忽视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自身利益。以上两方面各种观点的出发点虽有 很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没有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当时工人阶级自身立场出发，去感受他们的种种经验，去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去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形成》正是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也正是汤普森阶级理论的出发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虽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指出过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的存在，但由于种种局限性，他们都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生产的发展解释阶级的起源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认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皆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着阶级结构。这一学说改变了以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
恩格斯1845年的专著《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集历史研究与社会调查于一体，可算作马克思主义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影响很大。恩格斯在该书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因为他们悲惨的经济状况会不可避免地推动这个阶级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社会主义。
汤普森不同意恩格斯书中的两个观点：（1）“第一个无产阶级是与制造业相联系并由制造业产生的”；（2）“工业革命的长子——工厂工人自始至终是劳工运动的核心。”[64]他认为，虽然棉织业是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门，棉织厂是工业制度的绝好模式，但当时棉织厂和棉织业工人的基本作用不应被夸大。
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在棉纺厂‘突进’的半个世纪之后，纺织工人在棉纺业成年劳动力中仍是少数，而且女工占大多数。在19世纪30年代初，手工纺织工人在人数上仍多于在棉纺厂、毛纺厂和丝厂纺织的男女工人的总数。”[65] 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出现并不必然是蒸汽机或工厂制度的产物，而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变化有关，这些变化也可以被看作工业化的前提或早期阶段。他反对那种将棉织厂简单地看作不仅是工业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的动因，似乎它不仅制造棉布，也生产工人运动的观点。[66] 汤普森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比人们习惯上认为的更为渐进的过程，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初，并不必然地与机械化生产相联系（这一点下面还将提到、因此“工厂工人远不是‘工业革命的长子’，而是后来〔至少是40年代以后〕出现的”。[67]
其次，从质量上来看，工匠或手工艺人对早期劳工史的贡献比史学家们所承认的要多。汤普森注意到，雅各宾派的影响主要在工匠中，卢德运动也主要是小作坊内的技术工人的活动。“在许多城镇，劳工运动的思想、组织和领导的实际核心是那些鞋匠、织 工、马鞍工、马具工、书贩、印刷工、建筑工、小贩等等。1815 年至1850年间，激进的伦敦的许多地区的力量不是来自主要重工业（造船业已趋衰势，制造业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有影响〉，而是来自众多的更小的行业和职业。”[68] 所以，汤普森提出：“工厂工人——除棉织业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期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疑问的。”[69] 后来的一些有关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汤普森的这一观点，即工匠是工业革命初期劳工运动的主力；工人阶级不是在工厂而是在作坊内诞生的。[70]
汤普森在《形成》中论述的英国工人阶级主要是工匠或手工艺人，而不是工厂工人，这一点曾引起非议：究竟谁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有关研究表明：在《形成》所涉及的这一时期（1780—1832）中，手工业者阶层的从业人数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绝大多数。与其他劳动阶层相比这一阶层更有技术、有组织、有文化，自我保护意识也强。工业革命前他们大多生活稳定。工业革命从技术上看是以机器代替手工生产，因此，手工业者在这场变革中首当其冲受害最大，反抗也最强。他们“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充当了工人政治斗争的主体力量——英国工人最早的政治斗争就是由他们展开的”。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构成了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主流。而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工人在人数上成为工人运动的主流则是1850年以后的事了。[71]
第三，从理论上说，汤普森认为笼统地讲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决定阶级的形成，会模糊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生产方式如何形成阶级，和人们如何能动地创造自已的历史。而这两个方面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强调的。汤普森指出，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是不对的，“因为过分地强调棉纺厂的新意，会导致低估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团体形成中的作用。”[72]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阶级”一词根据上下文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广义上的阶级泛指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因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群体，常被用来区别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种广义的阶级有时也被称作“自在的阶级”，常可被其他词，如阶层（rank）、等级（estate或stratum）所替代，指那些阶级意识尚未成熟的群体。狭义上的阶级特指19 世纪以来的工业化社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有明确或成熟的阶级意识的阶级。这种狭义的阶级也被称作“自为的阶级”。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既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分析方法，又是具体的历史实体。如霍布斯鲍姆所理解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是一种直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直接经验的历史实际，而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阶级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说明那些本来费解的复杂的事实。”[73]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就是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发展过程，而其最终标志是阶级意识的形成，因为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才算是“自为的阶级”。所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汤普森首先将阶级意识作为阶级成熟标志的重要尺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具体地对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在文化传统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而在其大量论著中，阶级基本上是以经济内容定义的，如它们的出现与社会分工相联系；它们作为 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以拥有生产工具或与生产工具相分离为标志；同时，阶级的经济地位则决定其特有的观念和意向。
汤普森在《形成》中是将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历史实体来研究的，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阶级一词，他不愿甚至反对在广义上或抽象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从这一角度看，人们也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汤普森在《形成》中如此关注阶级意识的形成，如此强调阶级的形成需以阶级意识的出现为标志。因为描述工人阶级的形成，必须涉及有关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如它的起源、萌芽和成熟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所代表的社会内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理论为基本框架的。
以往工运史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人组织、政党、纲领文件、领导人生平、政治事件和经济斗争等方面，这些研究也能反映工人阶级意识的某些特征和政治觉悟程度。但严格地说，它们更多地是工人阶级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并没有揭示出工人阶级意识内在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渊源。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方面的欠缺，机器和工厂才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作为工人阶级产生的唯一 原因。在这种意义上说，在汤普森以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形成史是不为过的。
的确，在汤普森以前很少有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地考虑过工人阶级意识的思想起源问题（卢卡奇是一个例外，但他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一般习惯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是工人群众对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变化的一种自然或必然的反映。似乎有了近代工厂，有了资本家和工人，有了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压迫，就会有工人组织、政党，会有阶级斗争、阶
级意识。然而，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工人的阶级意识不会自发地产生，在劳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只是工团主义思想。所以，他强调当代政治斗争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培养、灌输对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当然，列宁在这里是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74]
最能表达汤普森阶级定义的是这样一段话：“作为共同经历的 （继承的或共同具有的）一种结果，当一些人感到并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反对那些利益与他们不同（通常是相反〉的另外一些人时，阶级就出现了。阶级经验大致上是由人们与生俱来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些经验用体现在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和制度形式中的文化术语来表述就是阶级意识。如果阶级经验看上去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是。”[75]
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工人阶级意识中的思想文化传统因素。汤普森通过揭示劳动群众文化传统与早期工人思想和行为的潜在契合，令人信服地表明：工业革命中变化了的生产关系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作用于“一些无法形容的没有特性的人类的原材料上”，而是被活生生的人们所经验，这些人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生活期望和道德传统。他们不是消极地像工业原料那样被工厂制度所吞食，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方式对社会经济变化作出积极的反应。
汤普森没有为工业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化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冷静地看到了文化传统在其中的巨大作用。传统作为一种世代相袭的对社会行为的道德感召和规范化的力量，维持着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一代人无论怎样富于想象和创造力，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行事。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不例外，它实际是传统与工业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变革因素矛盾与冲突的产 物。因此，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应重视传统与变革两方面的因素，以及它们在新条件下的重新组合。我们以往的有关研究着眼变革的多，重视传统的少。汤普森的方法开拓了这方面研究的新视野，显示出优秀史学家所具有的历史感。
（2）阶级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关系有两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分别指阶级间的对立和阶级内的认同。这也是汤普森阶级意识的两项主要标志。汤普森强调阶级是一种关系，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学的分层理论（theory of stratification）和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关系混同于生产关系的观点。依据分层理论，无论分层的标准是经济收入、职业、社会地位，还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注意的是外在（通常是可以定量的）区别或不平 等，而真正的阶级实体则被掩盖其下了。如果说这种理论还适用于对阶级的静态分析，那么，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如何在历史发展中把握处于动态的阶级间的分界线？除了定量以外，跨越阶级间的质的界限定在哪里？汤普森关于阶级是社会关系的表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局限，为观察和研究阶级的 动态发展提供了可能。汤普森反对将阶级视为“物”或一种分类 概念。他说，如果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截取一横断面，人们看到的将不是如地下岩层般的分层式结构或阶级，而是有着各种经验的人们和他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当然，如果在社会变化的一定时期内考察这些人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组织中看出某些模式（pattern）的。[76]汤普森关于阶级是社会关系的观点还意味着，阶级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然后再发生联系（斗争），而是联系（不仅仅是斗争）本身才构成阶级。
汤普森承认阶级关系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认同阶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或有了生产关系就一定有阶级关系，因为仅仅生产关系本身并不能形成阶级关系。其一，虽然生产关系决定了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区别和矛盾，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一定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列宁说过，某个工厂或某一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一个或几个老板，不是阶级斗争，“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而已”；“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77]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法国小农的保守性时也曾指出：“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78]显然，被压迫者共同利益的存在和他们真正认识到这种利益的存在是有区别的，生产关系只能决定前者，而不能必然地决定后者。用汤普森的话来解释就是，生产关系决定阶级经验，是阶级的基础或条件，但不能决定阶级意识。其二，阶级成员或阶级阵线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依据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收入、职业、家庭出身等先天的、外在的或纯定量的因素来划分，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无产阶级营垒中，除了工农群众之外，还有知识分子、地主、资本家、官僚买办、旧军阀等家庭背景甚至亲身经历的人，为什么有着同样家庭、教育背景的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马克思早就指出：“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79] 然而，“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无论客观制约条件如何地重要和起决定作用，人的主观选择总是要起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客观制约条件和主观选择之间，个人的“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马克思本人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马克思当时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律师、大学教授或神职人员，然而，无论是他父亲的意愿，还是政治迫害和生活贫困都没能改变他的选择。应该说明：汤普森强调生产关系本身不能必然地决定阶级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或削弱社会客观条件对 人的制约作用，他反对的只是把这种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
（3）区别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汤普森认为，阶级经验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意识则是人们以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他们的阶级经验总结反思的产物。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不是完全自发地从阶级经验中生成的，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某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E. K. 特林伯格认为，汤普森关于阶级意识形成的表述，否认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是对既定经济结构的一种自发的和理性的反映的观点；也否认了列宁关于阶级意识是在先进人物引导下对社会状况的一种科学认识的教导。[80]特林伯格将汤普森与马列观点对立起来的见解有失表面化，因为汤普森实际上否认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简单化、绝对化。例如，承认阶级意识本质上是对经济结构的一种思想反映，并不等于承认经济结构和阶级意识是一对一的照镱子关系，也不等于承认阶级意识只能消极地，而不能积极地影响经济结构，因为两者间毕竟还有许多中介因素在起作用。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阶级理论首先是针对那些否认阶级、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原则的观点，所以，他们在考察阶级现象时总是着重揭示其背后的经济关系。限于各种条件，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阶级意识和经济关系之间的一切细节及其作用，只是指出了这些细节和中介因素的存在。汤普森补充了对某些细节的研究，其观点不能被看作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冲突的。尤其是他对文化传统意义的强调，表现出他对阶级意识形成中历史因素的重视，他反对的只是把阶级意识看成是对既定经济结构的一种纯本能的反映。
另外，列宁关于“真正的阶级意识”需要培养、灌输的论述，针对的是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忽视科学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的倾向。列宁指的阶级意识主要是政治意识，或者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标准来衡量的政治觉悟，与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的含义多少有些不同。所以，不能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特定场合下有针对性的观点，简单地理解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此外，还要考虑到汤普森与他们的研究角度也是不同的。阶级经验是汤普森阶级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也往往是争议的中心。前面提到汤普森说的“经验”包括“实践的”和“理解的”，具有物质和意识的特征。在《形成》中，这两种经验大致来自工业化对一般民众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的影响，和对他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工业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汤普森虽然反对阶级经验本身决定阶级意识，但他并没有主张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可以决定阶级意识。汤普森的批评者把他看作文化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一般忽视了其经验概念的实践性和物质性特点，想当然地将“经验”划入精神或意识范畴。其实，从汤普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推导不出文化决定论、主观决定论或任何一元决定论观点。
（4）阶级形成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汤普森将英国议会改革法案公布的1832年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年限。在此前工人群众是作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参与政治的，议会改革法案的公布使他们认清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他们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区别和矛盾，从此他们开始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81] 汤普森的一些评论者认为，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定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1832年，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出现是独立于生产方式变化之外的。如P.安德森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不可能形成于30年代，因为无论在工厂或其他技术部门的工人远未占工业部门劳动人口的多数。[82] 安德森实际提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形成与工业革命进程的关系问题。
工业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汤普森不同意不加分析地将这一时期的所有变化都与工业革命相联系。例如，他认为，外作制工人的生活困境不能简单地用被机器生产所替代来解释，它是由剥削方式造成的，这种剥削方式经常是早于机器竞争的。[83] 伍德解释说，汤普森将人的注意力从工业化转向了资本主义，或者说，汤普森更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而不是其中的技术因素。[84] 伍德的解释基本上符合汤普森的观点。习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是与机器生产相联系的，甚至前者是为后者所决定的。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初。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和超级市场内的售货员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所遭受的剥削，在理论上是同样的，虽然他们工作场所的机械化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伍德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的观点出发，“汤普森能够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解释工人阶级历史地出现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而且，这些关系正是工业化本身的前提条件”[84a]。汤普森正是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本质，以及由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共同的阶级经验，从而奠定了他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而没有拘泥于（不是没有注意到）工业化发展在英国各地区、各行业间的不平衡性。汤普森从未设想过整齐划一的工人阶级，但他不同意因为各地区、各行业工人间的差异，就将他们视为几个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而不是一个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因为他相信，是共同的阶级经验（而不仅是机械化的程度和规模的统一）使工人 群众感到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并达成为这种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共识。
那么，汤普森看重以共同的阶级经验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基本凝聚力，是否就是无视工业化进程，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呢？不是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工业革命内容和分期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定论。国内一般认为，它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于19世纪中期或30年代。虽然对工业革命下限的确定仍有分歧，但认为英国工业革命至1832年已近尾声应是不成 问题的。以1832年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与英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应该说是基本吻合的，至少是不相悖的。另外，恩格斯本人也表示过，从1830年起，英国工人阶级已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社会权力的角逐。[85] 当然，恩格斯的话不能用来证明或证伪汤普森的观点，但至少可以说明，汤普森以1832年划线并不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
汤普森阶级理论的内容很丰富，以上概括的只是其中几个主要特点。人们从中可以感到，虽然汤普森阶级理论作为整体并不够系统和严谨，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级经验的定义还不够严格和明确，但其独具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工人阶级意识到文化历史起源，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关系，如何看待前工业化社会中“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形成与工业革命或技术因素的关系等问题。总之，着眼于工业化浪潮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迁，以及它们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与影响，构成了《形成》一书和汤普森阶级理论的突出特点和最有争议之处。
以上三方面的论述表明，汤普森的整个理论框架和术语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在许多方面作了有个性的发挥。将汤普森视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其思想本质。汤普森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旨在恢复（不是夸大）历史主体——人的创造性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对这种地位的估计不足，不仅反映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也表现在过分依赖各种技术分析手段的某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汤普森独特的研究视角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薄弱环节，即如何保持实际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一种平衡。
汤普森的史学著作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其代表作《形成》被西方许多大学奉为社会史、劳工史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自此书发表30余年来，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与汤普森的对话。[86] 汤普森对18世纪英国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形成》主题的深入和发展，也受到该领域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学术角度看，这些研究比《形成》更加成熟。
汤普森对传统史学是破坏者和挑战者，在其开拓的新史学中，他是设计师兼建筑师。无论汤普森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结论的未来命运如何，它们在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伊格尔斯说：“历史科学的发展未必可能产出一个公认的历史，而历史科学也并不希望如此。它正在开始做的是，为力图描述和解释过去而提出一系列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为有助于提 供答案而发展范围同样广泛的概念。”[87] 汤普森正是这样做的。这似乎也应是我们评价汤普森的理论与著作的基本立场。
[1]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每周评论出版社1978年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企鹅出版社1968年版；《辉格党人和狩猎者》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企鹅出版社1975年版；《民众的习俗》（Customs in Common，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莫林出版社1991年版。
[2] E. M.伍德：《理论的政治学和阶级概念：E. 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E. M. Woo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and the Concepts of Class: E. P. Thompson and His Critics"），载《政治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1982年第9期，第62 页。
[3]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3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5] 恩格斯晚年的这些观点较集中地反映在写给J.希洛赫、C.施密特、F.梅林、N. F.丹尼尔斯等人的信件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6]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168，163页。
[7] 同上，第97、98页。
[8]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97、98页。
[9] 汤普森：《理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ory），载《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伦敦1981年版，第405页。
[10]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171页。
[11] E.M.伍德：《理论的政治学和阶级概念》，第62页。
[12]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289页。
[13] W.H.斯威尔： 《阶级是如何形成的》：评论 E. P.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W. H. Sewell, "How Clas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E. 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载《E. P. 汤普森：批判的观点》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H. J.凯依和K.麦克莱伦主编，费城1990年版，第59—60页。
[14]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43页。
[15] 同上，第18—19页。
[16] 同上，第28页。
[17] 同上，第27页。
[18] 同上。
[19] 同上，第39-40页。
[20] 同上，第40-41页。
[21] 同上，第40页。
[22] 同上，第39页。
[23] 同上，第30目页。
[24]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45页。
[25] 汤普森认为，人们的主观价值与人类的追求和社会变化的方向有关，虽然不 同价值观之间是无法比较的，但史学如果要在有意义的人文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就牵须关注价值问题。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485页。
[26] 汤普森：《理论的政治学》，第407页。
[27]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42页。
[28] 同上，第50页。
[29] 同上，第12页。
[30] 同上，第39页。
[31] 同上，第288页。
[32] 同上，第8页。
[33] 同上，第28页。
[34] 同上，第18页。
[35] 同上，第9页。
[36] G. G.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37]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一部分中“标准与经验”一节，第347-384 页。
[38]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698页。
[39] 汤普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见《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1957年第1期，第113页。
[40]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69页，
[41] 同上，第89-90页。
[42] 汤普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14页，
[43] 同上。
[44]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载《印度历史评论》（Indian Historical Review），1977年第3期，第262页。
[45]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7年第3期，第262页。
[46]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29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
[48]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第263页。
[49] 同上，第264页。
[50] G.A.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G.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9-84页。
[51] 汤普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31页。
[52]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9-30页。
[53]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第266页。
[54] 汤普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22页。
[55] 汤普森：《采访E. P. 汤普森》（Interview with E. P. Thompson），载《历史的视野》（Visions of History），曼彻斯特1983年版，第2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2、705页。
[57] 同上，第732页。
[58] 汤普森：《采访E.P.汤普森》，第294页。
[59] 限于篇幅，本章没有正面涉及汤普森理论研究与其政治经历的关系。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较新发表的有M.D.贝斯的文章《E. P. 汤普森：活跃的历史学家》（M. D. Bess, “E. P. Thompson: The Historian as Activist”），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3 年 2 月。
[60]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31页。
[61] G. G.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5页。
[62]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第46页。
[63]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13页。
[64] 同上，第209页。
[65] 同上，第211页。
[66] 同上，第210页。
[67] 同上，第211页。
[68] 同上，第211—212页。
[69] 同上，第211页。
[70] I. J. 普罗斯罗：《19世纪早期伦敦的工匠和政治：约翰·盖斯特及其时代》（I. J.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John Cast and His Time），伦敦1979年版，第3页。普罗斯罗认为，英国工匠对于劳工运动的重要性不仅限于19世纪上半叶，甚至延伸至19世纪中期。工匠们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生活条件在经济变化中受到的冲击和危害最大，他们在劳动群众中最具组织性，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他们在所有地方都是劳工运动的最初参加者和骨干，这似乎已是社会史学家们的共识，见第38页。我国学者钱乘旦也持这种观点，见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71] 见钱乘旦：《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第一编和结束语。
[72]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11页。
[73] E.J.霍布斯鲍姆：《历史上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历史方位和阶级意识》（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I. Meszaros编，伦敦1971年版，第8页。虽然霍氏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才是充分意义上的阶级，但他也承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阶级和阶级冲突。劳动群众反对上层权贵的斗争和农民战争都表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有某种阶级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同现代的相比在各方面均有很大区别。 换句话说就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阶级、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尽管它们发展至现代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与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有所不同。
[7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75]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9页。
[76]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0页。
[77]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80] E. K. 特林伯格，《E. P. 汤普森：理解历史的过程》（E. K. Trimberger,“E. P. Thompso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y”），载《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221页。
[81]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799、887页。
[82] P.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P.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伦敦1980年版，第45页。
[83]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88页。
[84] E. M. 伍德：《理论的政治学和阶级概念》，第57页。
[84a] 同上。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4页。
[86] W. H. 斯威尔：《阶级是如何形成的：评论E. P.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第50页。“形成”（making）一词自汤普森使用以来，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历史作品的标题中，不管该词的专利权属谁，它巳代表着一种趋势：史学研究更注重过程，更接近实际历史了。
[87]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193页。
感谢 江树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