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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位难友的复信
恩斯特·台尔曼
1944年1月
亲爱的社会主义的共患难的同志和革命战友：
读着你的来信，我曾希望能听到你的声音，接触到你本人，了解你的品格。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需要在知人这一方面具备天才和勤奋的研究。因此，我想和你直言无隐和推心置腹地谈谈，就象兄弟、朋友、革命战友之间谈话一样。这种谈话是政治性的、生动的，是严肃而坦率的，但却怀着最真挚的爱和巨大的热情，而且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因为，历史真相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其叙述必须符合可以确认的事实。有这样一种政治良知，它要求我们尊重真相。真相是不容长期被歪曲的，没有什么比事实真相更铁面无私的了。请你永远记住，我们的心地是善良而纯洁的；我们在对待如下这些问题上是无愧于德国劳动人民的，譬如战争罪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暴政、恐怖、独裁统治和对良心的胁迫，压制自由和专断行为，假社会主义，法西斯的种族理论，罗森贝格[1]哲学，傲慢、狂妄和欺骗宣传等等。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纯洁高尚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赏识现实世界；它根本不可能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要用坚定而明确的认识下的果敢和振作精神，要用健全的、但却无情而尖锐的批判去对待它。
诚然，我们也不是纯洁无瑕的天使，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无解可击。我们以前也犯过严重的错误，而且有些是重大的政治错误。可惜，我们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混乱中，忽略了和贻误了本来必须做的某些事情，去堵塞法西斯主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我们认识了我们的错误，逋过自我批评公开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并且在政治、宣传和群众斗争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在德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政府，更谈不上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我们对德国人民所负的责任比较轻，也比较小。这一事实和其它许多事实，特别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断作出的牺牲，现在是而且今后依然是我们党的政策上的巨大功绩，也使我们获得了信任。全面评判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否伟大，不仅要看他的成就，还要看他的意愿；只有这样才是完全公平的。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想指出时代的新道路，从而领导他 的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谁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放射出灵魂的火花，谁就会反对这个不可理喻的、否定一切的、敌视人类的现实世界。因为只有进行这种斗争，生命才有意义！
可惜，大多数德国人民在一九三三年还不理解我们。当他们领教了法西斯主义之后，他们才开始改变身己当时的态度。在改变这种旧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才开始注意到我们和我们的态度。如今，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人民已经领教了国社党[2]的政权。以前的左翼或具有左翼思想的一部分德国人民已经信任我们和我们的党，并且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突飞猛进，他们也憧憬德国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今天的情况。谁能知道，明天德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监禁我们的地方，的确是个狭小的天地。监狱的外面是广阔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去想象它，而不能直接处在其中。我常常问我自己，同那些享受金色的自由的人们相比，这儿的生活天地毕竟是多么的狭小啊！多年囚禁的孤寂，毁灭心灵的监狱环境，四面光秃秃的墙壁，以及多年与自由相隔绝，这不可避免地会暂时使人精神忧郁，以至发出绝望的呼号。
当我想到我在监禁期间有多少事情已经悄然溜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闭上眼睛。在这里，如果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身未亡而心先死，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孤寂之墙对人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也是这样。诚然，埋怨孤寂是渴望摆脱这种孤寂的一种表示。但是我们总能在困境中锤炼美德。这种孤寂多么严重地摧残着我们的身心。这除了多年直接经历过、亲身忍受过这种孤寂的 “专家”以外，是没有人能够加以证实的。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对朋友的怀念，对欢聚时互相说笑的渴望，对和同志们一起欢度休息时间的向往；总之也就是对金色的自由的渴望——所有这些，也许会强烈地揪住人的心弦。 某些人可能因此在这里沉闷下去，陷于自怨自艾，沉溺于陶醉和梦想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两人见面，细听着彼此的心声，衡量我们的毅力，那末我们就感觉到明确认识的力量，感觉到心灵的伟大对人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我们坚信不疑的信念。这会使我们不断地战胜这种令人压抑、死气沉沉、暗无天日的监狱气氛。
对事业的信念是一种鼓舞力量，它对狱中的每一个人毕竟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正是人的这种牢固基础，使他在一切艰难困苦中获得支持、勇气、力量和决心。我们两人都回忆了一番往事，但这种回忆是为了未来，而不是陷于沉闷，仅仅把往事看成已成定局就算了。我们现在勇敢地对抗着命运对我们的摆布，我们就能够通过总结记忆中的往事，通过寄期待和希望于未来而主宰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生存下来，就是生活在回忆和期望之间。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一生的来龙去脉，越是满怀回忆和期望，他的人格就越发伟大。这里，期待也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准备以坚定的态度迎接未来，同时牢记他记忆中一再认定是正确的政治目标。谁能经常认真进行回忆，谁也就能提高他的生活感受，增强他往后受到命运打击时的抵抗力。经常回亿我们过去值得自豪的伟大时刻和往事，我们就会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
你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刚刚十七岁就不得不进入阴森的牢房，面临长期监禁的恐怖。今天，这种充满不幸、忧愁和痛苦的岁月很快就要过去了！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岁月，但你并没有屈服，并没有消沉！在这段时间里，你证明了自己对未来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你已经在生活的湍流里学会了游泳。在汉略费赞德和哈尔克斯海德附近的格拉斯莫尔的监禁中，你度过了青春的岁月。从那里你被转押到鲍岑的所谓模范监狱（差不多每天吃蔓菁和粗粮糊做出来的“维生素”饭），也就是后来我们遥遥相知的地方。在汉堡地区，你了解了风土人情，港口和城市，贫穷和豪富，也了解了社会问题。这个城市是我出生和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并长大成人。后来，我又从一个较狭小的家乡地区的领导人成为广大祖国范围内的领导人。这城市也牢牢地印入了你的生活记忆之中。我这可爱的家乡对你来说，不仅值得自豪地回忆，而且也是你在社会主义生活道路上难以忘怀的一站。 与你后来的监狱生活相比，在汉堡（就你最初的监禁岁月而言），简直可以算是身在天堂了。
你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为理想、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在你青春的岁月里，生活是多么艰难，而考验又是多么严峻，多么困难，多么罕见，然而又多么丰富多采啊！为了领会生命的意义，你负担着多么沉重的心情啊！你不得不度过这样一种生活艰苦、毫无欢乐的青年时代；这种遭遇竟被强加于年轻的自由战士身上，这本来只是很罕见的。但是，你在监狱生活中是坚强而勇敢的，你内心深处的自我觉悟是坚不可摧的，你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勇敢和坚定不移的，你在青年时代的艰苦命运中所表现的高尚品质真正是令人钦佩的！
现在，也许你也想知道一些我的监狱生活的情况吧？
要写出大量各式各样的经历和事情，那是一本厚书也容纳不下的。因此，我想只把个别的插曲和主要的事实写出来，让你从其中知道一些情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我在柏林的一间房子里被捕。这间房子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向一个战争中受重伤的退伍军人租的。警察搜捕队（包括一名少尉和二十名队员）闯入了我的住处。他们端着手枪冲进我的房间。那个中尉倒还安静、沉着，可是他的队员们却十分紧张和慌乱。他们给我戴上手铐，然后把我推进汽车，送往最近的警察派出所，由那里专派一个警察队把我押解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总局。在那里进行了简短的审讯，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讲。我不得不在那儿呆了五个小时。最后我被关进那里的警察看守所。那里对我的安排还算好，不过可恶的警官们经常到我牢房门口来恐吓我说，总有一天要把我带走，那时他们就为我敲响丧钟了。
从那里，我立即致书最高检察长，希望加快程序，从速调查我的案件，因为我自知没有任何犯法行为。我采取这一行动，就是为了无论如何也一定要防止把我转送到集中营去。总算达到了目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我被转到柏林的旧莫阿比特预审看守所。那儿的待遇是一般的，最后那段拘押期间对我还不错。在两年半的拘留预审期间，由四名预审法官进行审问，有时一天长达十小时。党中央全部最重要的材料以及党及其各级组织的其它材料，都被用来当作控告我的证据，因而都提出来要我鉴定和回答。我的所有讲演和文章，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党的其它会议以及许多有我出席并讲过话的重要的群众大会和会议，都被提出来一一盘问。最后党的全部政策、工作和组织活动，党组织发出 的无数文件和文章，都遭到仔细查询，其中也夹杂一些伪造的以及由坐探拼凑的材料。各群众组织，包括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政策和活动，也受到同党一样的调查。同样，他们也要我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负全部责任。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有些太过分了。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政治上始终坚定不移。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我为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提出了辩护，并承担了全部责任；另外，对于一切叫我说出党的重要人员和干部名字等等企图，我都坚决予以拒绝，而且按照我应尽的责任予以果断处理。在整个审讯期间，尽管法官们对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诡计和谎言，都没有能够把我诱入陷阱，使我成为出卖战友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因此，有时出现讨厌的场面和激烈的争辩，使审讯不得不告中断。在法官强迫我承认所指控的罪状的企图失败之后，他们便转而求助于盖世太保[3]。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个盖世太保官员用一辆汽车把我从莫阿比特押解到柏林阿尔贝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下车后，立即把我带到这所房子四层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早已等在那里的八个中级和高级盖世太保官员向我举起拳头，用红色阵线的问候礼来接待我。
要写出从五点钟到九点半钟这四个半小时内在这间审讯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里用尽一切能想得出来的残酷逼供手段，无论如何想逼我说出那些被捕的同志们政治活动的情况。起初，他们用友好的、象对待老实人的方法对待我，因为在这些家伙中间，有几个是我早就在塞韦林的政治警察中认识的。他们用好话来劝说我，想通过闲谈的方式打听出我们某些同志的情况或者其它一些他们很想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们一无所获，于是，就用残暴的大打出手的办法来对待我。他们打掉了我四颗牙齿，但仍然毫无所获。第二幕戏就是使用催眠术，但是对我那时还很坚强的神经系统根本不起作用。虽然催眠师用了三刻钟的时间对我反复使用电磁催眠，并且在此期间一直要我跪在他面前，可是我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能完全安静地、清醒地回答。就这样过去了三个半小时，我满怀厌恶和愤怒，预感到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可是，最后的一幕才成为全剧的真正高潮。他们要我立即脱掉裤子，两个人随即把我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一个穿制服的秘密警察手里拿着河马皮鞭子，每隔一定的时间就照我的臀部抽打一顿。疼痛逼得我放声大叫了好几次！
接着，他们堵住我的嘴，猛击我的面部，又用鞭子猛抽我的前胸和后背。我摔倒在地上，为了把脸一直朝着地面而滚动着，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根本不作回答。当他们不时用脚踢我时，我总是掩着脸。然而我已经体力衰竭，出现了严重的心动过速，以致失去了听力和视觉。另外，我还感到非常渴，嘴唇四周起了泡沫，闷得简直要死。尽管有些发晕，但我神志还很清醒，却已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想摆脱这种折磨。这时，突然跑进来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到门边；他就在门边低声说，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以及楼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了这里的大声喊叫。他要求他们赶快结束。到了晚上九点半，他们才结束这场凶恶的演出，用一块手巾包住我的头，遮住还在不断流血的伤口，又用一条围巾围住我的脖子，命令我面对着墙坐在矮凳上，而且还要把额头贴在墙上。两个盖世太保官员拿着手枪对着我威胁说，如果我转身，他们就立即开枪。我当然转过身来，我要看看这帮家伙还想把我怎么样。但这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食堂的伙计被叫进来，给这些家伙送上吃喝的东西，他自己则满怀同情和悲痛地看着我。过了不久，我被拖上电梯，被送到大楼地下室的牢房里关起来。八天以后和第十天上，我又在这牢房里受审两次，当时只有两三个官员在场。因为我原先的态度毫无改变，他们又恐吓我说，如果我不改变态度，他们将不厌其烦地把已经对我用过的刑再用一遍，直到我改变态度为止。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赫尔曼·戈林突然安排了视察盖世太保总部的所有房间，因为他当时还负责盖世太保总部的工作，也要视察一下这个建筑物地下室里新设的牢房。戈林在视察时经过我的牢房门口，见我满脸伤痕，便问我怎么回事。尽管我无法预料这个杀人机关对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还是告诉他，我遭了毒打。我说，在地下室里过夜是令人恐怖的。虽然他们不来打扰我，但是夜里新关进来的人不断遭到毒打而且必须在一条为犯人特别布置的约三十米长的漆黑的过道里头顶着墙站着，有时要站几个小时。为了恐吓这些人，夜里每隔一定的时间就 在那里放几枪，有时还对他们搞些别的名堂。
我把身上有淤血和青紫块的地方以及血迹斑斑的床单和枕头给戈林看。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被带到这幢楼的二层迪尔斯司长的房间里。迪尔斯当时是盖世太保总部的主任（现在他是赫尔曼·戈林内河航运公司的总经理），戈林的好朋友。他接见了我，对我说了几句话，戈林随即走了进来。他说，他刚才同审讯过我的官员们谈过。他们都说我坚决拒绝在穿制服的盖世太保官员们 面前招供（事实上，在四个半小时的审讯中，在场的八个盖世太保官员中有七个是穿便衣的，只有拿皮鞭打人的那家伙身穿冲锋队制服。虽然也有另外几个穿制服的盖世太保分子不时走进室内，举止同样可鄙，但很快就离开了房间）。戈林后来还胡扯了一些政治问题，我只是静听着，没有说什么。这时，迪尔斯开起玩笑来，以便岔开话题。我很快意识到，这两个人对我的遭遇并不关心，而更关心的倒是掩盖这些事实。因此，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事实本身，只简短而坚决地说：“我请求总理先生听我说两分钟话。第一，对我进行四个半小时审讯并不断对我横施暴行的官员们说我坚决拒绝在穿制服的官员们面前招供，是与事实不符的。 因为当时在场的官员中只有一人身穿制服。因此，对这些官员的谎话，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了。第二，假如总理先生想满足我的一点愿望或请求的话，那就尽快让我脱离这座地狱，送我回莫阿比特去。”我苍白地，但坚定地站在他面前，他回答说：“可以，我可以答应你这个请求，但以后在预审法官审问口供时，你也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态度。”我对此声明说，在预审法官的历次审讯中，我的行为都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说完我就被带走了。大约二百名盖世太保人员和盖世太保官员 在外面站在走廊里看这场热闹。当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还要补充一下，戈林就我声明被打的事同迪尔斯和其他先生们大声地谈论，连我在牢房门口都可以听到.他问迪尔斯：“处理台尔曼案件的预审法官叫什么名字？”迪尔斯回答说：“高等法院院长布劳恩。”产戈林听了大声叫道； “就是那个从前审讯过我们那两个人的法官吗？ ”（这是指纳粹党的两个国防军军官舍林格尔和卢丁，他们俩曾因乌尔姆国防军案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过审。舍林格尔少尉被监禁在戈洛诺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卢丁虽然非常动摇，但还是留在纳粹党内。）他回答，是的！戈林说：“这个蠢货毕竟是不能审问台尔曼的，不管怎么说也不行！”（依我看，高等法院院长布劳恩的确是个大蠢货，无论就审讯安排还是就审讯方法而言他都是个蠢货。但他是我党的公开敌人，而且对我非常仇视，因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红旗》报经常抨击他。）
我和戈林谈话五天以后，就被四个盖世太保官员用汽车解回莫阿比特，这四个家伙在毒打我时都在场。在去莫阿比特的路上，这四个打手中的一个竟然极端厚颜无耻地恐吓我说，最高法院审讯我的时候，如果我把我的遭遇都说出来，那么他们就会把我弄出来，送到一个使我永远闭上嘴的地方去。我沉默地听着，但是我心里想，你们尽管对我横加恐吓，但我不会错过机会，把这骇人听闻的事讲出来的。当莫阿比特监狱的看守把我带进牢房的时候，他轻声地对我说，“台尔曼，台尔曼，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面色苍白，双颊也陷进去了，变得不象样子了。你出了什么事啦？”
几乎全世界和很多德国人都知道了盖世太保总部上演的这幕台尔曼戏。国外谣传，台尔曼已被打死。处在这种压力之下的希特勒政权，就请来了一切能邀请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当时萨尔选区的各党派代表联合组成的代表团，以便在莫阿比特让人看到台尔曼。这幕戏是这样演出的：我本人不能同代表团接触；代表团是在盖世太保的官员和预审法官的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出现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得以用眼睛盯着盖世太保，当着萨尔代表团的面喊道，“你们当然知道，我恰恰是受到你们的严酷虐待，而且你们都是在场的。”我刚说完这句话，代表团就被推出门外，这场戏就这样演完了。在我被监禁期间，即从被捕那天直到对我提出起诉时止，常有各种代表团（外国记者，世界著名的律师，瑞典的罗森伯爵，挪威、丹麦、瑞典，美国等国家的一些知名人士等等）前来看我。有一天，竟有一个由五十多名世界著名律师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莫阿比特。经过大约半年预审监禁以后，才拿出一份二百六十页的起诉书给我看。在对我进行预审期间，柏林设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法院”来取代通常主管审判的法院。我的案子就要交给这个“人民法院”来审理。奉命审理我的是“人民法院”第二庭，庭长是慕尼黑的布鲁纳。
在预审末期，为我辩护的有两个律师： —个是我自己挑选的汉堡的律师，一个是官方给我指定的柏林的律师。第三个来自多特蒙德的律师，也答应审判时出庭。起诉书本身就是谎言和胡谄的大杂烩，起诉的根据在审理台尔曼条件的最初几个小时就被推翻了。我是从控告我的四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上开始对这份用谎言编造的文件进行全面反击的。我不想以对起诉书进行答辩的被告身份出现，而要以控告那个制造弥天大谎的起 诉机关的原告身份出现。这不仅对主管的法院和在场的旁听者，对世界法学界、德国新闻界和世界新闻界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而且对我的德国朋友和全世界的朋友也是一次胜利。甚至我的最凶狠的敌人也会感到吃惊：一个从前的汉堡运输工人，既没有念过中学，也没有上过大学，却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的生活知识，居然能够戳穿司法当局和法院的全部滑稽戏，并使之当众出丑。坐在起诉席上的不是寻常之辈，而是检察总长维尔纳博士先生和他的第一助手检察官布伦内克博士，以及四个执行他们职务的预审法官，另外还有盖世太保总部人员和四名他们收买的内奸（从前他们是我们党内的高级或低级干部）。根据起诉书的内容，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应对这种枉法、胡谄、谎言、虐待和叛卖等一系列问题负有罪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有罪，因而也无法逃脱严重的法律上的谴责和政治上的破产。对预审中指控我的所谓国会纵火案，司法当局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这是为什么呢？连你也会明白，如果戳穿这一可恶事件的真相，其后果将如何。
在一九三〇年国会竞选时，我们提出的《国家和社会的自由纲领》和其中关于“争取自由、社会主义、工作和面包”，“争取一个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口号，以及其它许多使纳粹分子也感到惭愧的材料，在预审中同样没有向我提出来。
起诉机关所故意不提的事情，被我在审讯中提出来了。特别是，由我提名的全德各地的证人为数在二百人以上（但在预审中只请来了极少数几名，而且被请来的少数人中，大都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加重了我应负的责任，尽管他们不是存心或抱有恶意的）。此外，我还提出了在审判过程中应出庭的证人，以及在外国可参加辩护和提供证词的人（如斯大林，莫洛托夫，马努尔斯基和其它许多外国同志和人士）。
起诉当局在起诉书中提出了三十二个证人，其中单单盖世太保总部的高、中级官员就有十六人，另外还有那四名内奸。
一次，我妻子到莫阿比特监狱来看我的时候，来自阿尔托纳的在场监视人齐格尔博士（前地方法院法官，现任“人民法院”第二庭法官和陪审推事）告诉我说，除德国之外，全世界已经有一千多名法学家要求出席旁听。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怀疑，究竟能否在柏林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这种审讯。
我的两个律师（两个都是纳粹党员，但却是十分能干的律师，并且在政治上也不是糊涂虫），最初还不大了解我，所以常常因为我的进攻性态度和我提的要求（我要求收集必要的辩护材料和寻找可参加辩护的证人）而同我发生激烈的争论。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使他们俩人完全确信，我所持的法律根据是不可动摇的。由于我保持着主动地位，他们知道，在审判过程中，起诉机关想要它的起诉书能够站得住脚，那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的两个辩护人之一（我猜想是自聘的那一位），曾就此提醒并警告过起诉机关；他可能是这样做了。
在这期间，国外组织了一个台尔曼委员会，几乎包括了世界各国人民各阶层著名的上层人士，其中也有教会最有声望的人物。当时，这个委员会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它在台尔曼案件的预审和以后的审讯问题上，对世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使希特勒政权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以致不得不在德国报刊上让两篇有关台尔曼案件的评论刊登出来。这两篇评论由法学界人士——检察总长维尔纳博士和埃森的教授格里姆博士署名，专门谈到台尔曼案件中有关国家敌人和法律的问题，认为不应在给台尔曼辩护机会以及其它减轻罪责的可能性问题上制造困难。因此，起诉机关就受到了约束，并且可以肯定，我在提出辩护要求方面也居于大为有利的法律地位了。当然，这在当时的希特勒政权下还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那时还处在一九三五年；到了一九三八年，影响这样大、具有这种法律观点的审讯，就已完全不可想象和根本不可能了。这一对比最明显不过地反映出，随着德国内部形势的尖锐化，各个时期重大政治斗争的情况变化有时就是这样的。正如社会上的诉讼往往也如此那样，有时诉讼一方十分想打官司，而诉讼的另一方则不仅害怕打这场官司，而且认为一打这场官司就会给它带来政治上的不幸。这就是对我的审判后来未曾举行的原因。这使我十分扫兴和极度失望。可惜我竟不能经历这种巨大的愉快，不能看看这出大型的审判戏！同样，我们的党和我的朋友们也会感到遗憾，不得不放弃这次审判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的重大胜利。
在这期间，我也同样没有逃脱命运给我家庭的新打击。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我的心地善良的父亲因为我而紧张过度，患脑溢血去世。检察总长批准了我的申请，准许我参加安葬仪式，但盖世太保总部却死硬地拒绝了这一申请。一九三四年一月，和我很亲近的岳父去世了；大概从一九二〇年起，他就一直住在我那儿，并且由我供养。
我亲爱的妻子，是我的忠诚坚定的、同甘共苦的伴侣。在这整个期间，她受了许多苦难，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也为我做了许多好的、令人难忘的事情。最初几年，她一直受盖世太保的监视；就是现在，有时也还如此。在我长期监禁的岁月中，她内心深处对我的责任感是永远令人难忘的，使我牢记我们两人对命运所进行的艰苦搏斗！现在，我忠实的女儿已经同霍恩特维尔的辛根市电机工厂主的儿子很美满地结了婚。她的丈夫目前正在意大利南部当装甲兵（服惩罚役），随军作战。在我被捕时，我女儿还在上学。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有觉悟而又聪明的女子，比许多德国成年男子更了解世界大事及其后果。她喜欢并敬仰她的父亲，为父亲和父亲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她使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同时对她抱着衷心的希望。我的妹妹同一个严守教规的男人结了婚。她不过问政治，但是她敬爱并同情她的哥哥。在飞机轰炸汉堡时，她的家被炸毁了，现在住在萨塞尔城外的乡下。遗憾的是，我在汉堡的几位最忠实的好朋友以及在德国各地的其他一些朋友也没有能够逃脱命运的打击。他们被折磨死、被枪杀或被暗害致死。他们的血决不是白流的！
在这期间，我还了解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和意外事变。但是，空间和时间都不允许我把它们写出来，因此我只能保持缄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我收到两份文件。一份是“人民法院”第二庭检察官布伦内克博士签署的，另一份是由盖世太保总部党卫军大队长米勒签署的。这两份文件是关于判处我保护性监禁和可能释放我时必须采取的警察措施。
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两个盖世太保官员去到我汉堡的家里，要我妻子把我被捕以来给她和我女儿写的信以及明信片全都交出来。这些信和明信片每次都是经过司法机关和盖世太保检查过才允许发出的。我的妻子曾按次序把它们保存在家里，那时只好交给了盖世太保官员。
后来我跟妻子会面时，我问监视我的盖世太保官员，为什么他们要从我妻子那里把那些信件没收去。他回答说，那是为了防止信件公开发表，并且特别强调，假如那些信件日后一旦公开发表出去，就会对读者产生出人意外的重大影响。于是我向他指出，至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发表那些信件；但即使把它们公诸于众，我也对如下这一点感到诧异：纳粹政权竟然害怕台尔曼的信件，何况它们都是经过盖世太保和司法当局的检查才允许发出的；而且，其中一小部分不允许发出的信件，也 都被盖世太保扣留了。希特勒政权在我的信件上所表现出来的虚弱，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而且无论如何都使我感到惊讶。他还谈到那些信件的意义和影响，并且暗示，也许永远不会把它们还给我了。这对我是一个无情的、沉痛的打击。
我对这件事本身还有一点说明。
尽管我尽可能防止信件被扣，而把信写得很巧妙，以致特别耐人寻味，但是仍有许多次没有躲过去。我那些信件的内容有很高的水平，在政治上作了巧妙的伪装，是用满腔热忱写出来的，特别 是给我女儿的四封生日贺信。我从监狱里通过信件来教育我的女儿。在信中，上一代青年对新的 一代青年叙述了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岁月，叙 述了阅历丰富的生活见闻以及多年积累的大量生活经验和生活知识。在信中，父亲在对他的孩子讲话。那封专门谈世界诗歌艺术的伟人和大师的信，虽然提到的只是莎士比亚和席勒这样一些人物（长达十到十二页），也被没收了。有一封关于二十世纪的伟大奇迹，即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信，一定也被没收了。更不用说，那些回顾旧岁展望新年的、很长的贺年信，差不多都成了检查的牺牲品。
在我那高度紧张的、心情激动的监狱生活时期，我能把我灵魂深处料想不到的东西发掘出来。 作为一个有强烈感触、独立思考和非凡毅力的人，我能使我的书信具有特殊的内容、最生动的形式和必要的成熟程度。今天回顾这段对我具有创造 性的监狱生活，使我想即歌德的一句名言：“信件是每个人所能留下的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
后来，由于我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不能再交给她们而只能去住地派出所拆看，我从那时起（也就是说差不多已有七年都是那样了）就再也没有给我最亲近的亲属写过一封信或寄过一张明信片。这对于一个身系囹圄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而万分痛苦的牺牲。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如此沉重，要心平气和地加以忍受，看来几乎是没有人性的。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心平气和地回顾那一段我在莫阿比特令人激动的监狱生活，是因为 我在那里曾被关押过。我在这里还要记下自己经历过和忍受过的一系列遭遇，这些遭遇充满了高潮和低潮，充满了痛苦和幸运。我的监狱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我被押往汉诺威法院监狱。拂晓，把我从莫阿比特提出来，然后随同三辆坐满人的小汽车去到新的监狱。陪同前往的有司法机关的两位先生（玛克斯和霍夫曼），一个秘密警察官员（黑勒），以及莫阿比特的典狱长（施特鲁韦博士）和五名警卫人员，其中三名是莫阿比特监狱的，两名是秘密警察，但都穿着便衣。根据我的请求，我们半路上在公路旁的二个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喝点水，吃点饭。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汉诺威监狱，我生活得很好，待遇无可指 责；作为一个从小在汉堡生长的人，我就喜欢那里人们的性格、作风和语言。虽然如此，这里也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起初，放风的时候都有持枪的双岗警卫，除了能见那里的看守和管理部门的几个先生外，完全禁止会见任何人。由于我的抗议、由于我提出的消除紧张状态的申请被批准，完全禁止会客的规定就稍为放松了 一些。又过了不久，放风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官员，而没有持枪的警卫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的妻子给总理戈林上将写了一封信，挂号寄到柏林莱比锡广场总理府。信中就没收我的信和明信片一事提出了质问，并询及我的释放问题；虽然附上回信邮资，但却没有得到回信。
因此，一九三七年深秋，在我妻子来探望我的时候，我便就上述没有回信一事，当着盖世太保代表—刑事参议奥皮茨的面给戈林写了一封短信。这样，我就给了我妻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在遇有适当机会时把这封信交给戈林本人，以免他逃避责任。大约一九三八年初，宣布戈林要到汉堡来。因此，我的妻子决定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当时听说戈林要住在大西洋饭店。她不顾一 切禁止通行的严格措施，事先偷偷地进入饭店。当戈林从丹姆托尔火车站乘汽车到达饭店时，她还在饭店的五层楼上。饭店给戈林准备的房间在二层楼上，里里外外都布满了警卫人员。我的妻子动身从五层楼下到二层时只早了几秒钟，当她往下走到二层楼梯上时，看见戈林刚刚从饭店门口进来。她打算把拿在手里的信亲自交给戈林。但在最后一刹那，她被抓住了，并立即被带到二楼的一间房间里，简短审问了她的意图。她带的信交给了戈林的代表，而她本人当场就被逮捕了。
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卫用一辆敞篷汽车把她押到市政厅的汉堡警察总部。汽车上载了一位妇女，当然引起了聚集在饭店前面的人群的注意，其中个别人认得出她是台尔曼夫人。从早上十点钟到夜里一点半，她一直被关在市政厅，也就是一直关到戈林又从丹姆托尔车站离开汉堡时为止。她在被捕期间，一直受到各种官员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挨饿。
过了几天，她得到通知说，关于私人的事情，她可以找在空军部工作的戈林的副官佩绰尔德中尉接洽。后来，她曾写信与他联系过两三次，至于有没有结果，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关于没收我的僖和明信片，以及清求释放我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据说佩绰尔德不久就被调走了。因此，这种联系也就很快结束了。
后来，我得到通知说，如果我还想写信，是可以的，但有个条件，即只能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到住地派出所去看信，而不能拿走。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我和我的妻子会面时，第一次没有人监视，就是说没有看得见的旁听者。但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所以对这种优待事先就有很大戒心。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正确的想法和坚定的看法，即 我们的谈话可能被装在墙上或其它什么地方的窃听器窃听。我们并不笨，所以我们只谈了些可以让他们知道的话；至于我们两人都关心的事情，则用另外的方式谈。我后来知道，我们俩的猜测获得了证实。这种狡猾的手段，虽在我们初次会面时就使用过，但是后来很可能就不用了，因为它花费很大，而且使用起来很复杂，再加上在监狱中也不能长期保密。从这时起，我和我妻子及女儿在牢房里的所有会面都没有人监视了。当然并不排除这种情况： 一个盖世太保的代表随时会在我们 会面时或久或暂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一九三九年三月，司法部医学参事韦迪格和几个在监狱工作的先生来到我这里，给我检查健康状况。在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我提出了给我安排两间牢房的请求。同年五月，当着其他先生的面，检查总长施内林博士通知我可以享受下列优待：从即日起，我的妻子再以每两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批准了要两间牢房的请求；由于延长了我的放风时间，夏天我有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种种花卉等等（可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得不拒绝后者）。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我们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女儿来看我。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我女儿伊尔玛与霍恩特维尔的辛根市的海因里希·费斯特尔在汉堡我们的家里举行了婚礼。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我的妻子告诉我，女婿在辛根一家工厂里被捕。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康斯坦茨受审，并在那里被判处一年徒刑（包括预审拘留的时间在内）。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我女婿被从监狱转送到军队里，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只关了三个半月。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我的妻子根本没有犯罪，就被驱逐出辛根地区。后来，在同我妻子会面时，我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尽快取消这个由地方长官颁布的驱逐令.一九四三年一月，我的妻子从汉堡家里又重新搬回辛根我女儿的家里，至今还住在那儿。
我在汉诺威度过的六年期间，典狱长和我之间有过一种也许不能再好的谅解。总检察长（施内林博士）也把他最好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再加上在这六年中，每星期政府都派各种各样的法学人员来实地考察。时时来看我的有司法部的代表，如处长玛克斯，他至少来看了我六次；高等参议霍夫曼（我的同乡），也到这儿来看过我；还有盖世太保总部的各种代表，如审理我整个案件的高等参议黑勒，刑事部主任福格特，刑事参议奥皮 茨和盖斯勒。起初，那两个律师也各来看过我两次。
我在那儿还得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多次患阵痛型肠胃神经病和剧烈的头痛，上腭和齿龈时常肿胀，有一段时间患风湿性关节炎。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里亲身经历的日夜轰炸！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被从汉诺威法院监狱移解到萨克森的鲍岑刑事监狱。
这次解送只用了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由高等参议黑勒和汉诺威典狱长兼高等参议苏芬普兰护送。过了戈斯拉尔城不久，就到了哈尔茨山区，在一个高坡上的旅馆中休息了一会儿。凑巧在汉堡被炸得无家可归的一些人也在那里寓居。当我们坐在外边桌子旁的时候，那些汉堡妇女立刻就认出了我。她们会有什么想法呢？为了能准时吃午饭，我们赶到萨克森的奥沙茨（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之间）。在一家挤满了军人的饭馆里，我们停留了约一小时零二刻钟，那些空军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部下立即认出了我。随即就出现的惊讶、注视、进进出出的现象，长达整整一小时，甚至使那个平时镇静而老练的黑勒也不安和紧张起来，但是他也无能为力。饭馆主人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职工都跑出来看我。下午六点半，我们终于继续上路。这时候，大家都站在外边用微笑和沉默的祝福给我送别。主人的女儿抱着她的孩子向我示意告别。能意外地享受这种无声的快乐，使我热泪盈眶。
晚上十点半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在院子门口马上认识了那位典狱长。他当着这些先生们的面，大声地发号施令，摆弄自己的威风，但是我这样跟他见面，可把他弄得狼狈不堪。当他知道这个新送来的人是谁的时候，他的气焰完全消失而安静下来了。起初，我的牢房在侧翼的一座房子里，从这座房子能望见厨房大门。由于这间牢房便于向外观看，在短短几个钟头里，几乎整个监狱的人都知道台尔曼的确被解到这里来了。后 来的一切你都知道了。没有过几天，几乎鲍岑全市的人都知道，台尔曼解到这儿来了。但是，台尔曼本人和他的家属却不得不因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承担倒霉的后果。
一九四三年七、八、九三个月，我女婿的工厂得不到足够的储备原料，我女儿便利用这个机会回到我们在汉堡的老家去，同时看望看望她的老朋友。她在去汉堡的途中；曾到汉诺威去看过我，并且打算在归途中再去看我。她在汉堡期间，正好碰上空袭。她在城里不得不自始至终度过那烟尘弥漫、充满火药味的日日夜夜。由于飞机轰炸，并由于要让一家因房屋被炸而搬到我家来住，她在汉堡停留的时间比她预定的时间多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我曾请求盖世太保把我的新地址通知我那在汉堡的女儿，以便她从汉堡到这里来看我。她来监狱看我之后，就到上劳济茨的魏斯瓦塞我内弟家去了。两星期之后她又来看过我。在这当儿，我还听说我妻子也申请来看我。有一天，刑事典狱长普利施克博士到我这儿来，并且谈了他的希望；如果我的妻子到这儿来看我，她在鲍岑街上给我买东西的时候，不要说出她的姓名。这个问题使我很惊讶，我便问普利施克，究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对我说，他想防止他在城里走路时，可能有人问他，台尔曼是不是真的在这儿的监狱里。我回答说，几乎整个鲍岑都已经知道我在这儿，因此，关于我在不在这里就不再有什么好问了。在下一次谈话中，我再一次提出这件事，并且质问他，要他把实情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提出对我妻子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事在汉诺威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他说了实话。他说，上次他在我这里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女儿的情况，因此没有说起她。现在，他已经确切地知道，我女儿到这里来看我时，曾在罗迪希的水果店里说过，她是台尔曼的女儿，她的父亲被关在这里的监狱里，她的母亲不久也要来。于是我对普利施克说，我女儿的事与我的妻子有什么相干，她已经过了二十一岁，能够自立了。她不会因提到她父亲 的名字而感到羞愧。是的，她爱她的父亲，而且为她的父亲感到自豪。此外，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可以想象，她为了给她的父亲弄到必要的维生素，为了能在自由市场上买到苹果，不得不说出我的名字。因而拿这件事去责备她是错误的，而且这近乎剥夺自由。我在汉诺威六年，我妻子常来看我，而且总是在汉诺威买东西，那里的商人没有一个知道(反正没有听她说过）她就是台尔曼夫人。因此，你们现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使我非常惊讶。
我和我的妻子第一次在这里会面时，黑勒在普利施克陪同下突然出现。起初，谈起了人们已经知道我在鲍岑，而且具体情况谈得较多。然后，黑勒就对我妻子说，对她今后在鲍岑住旅馆，应该作这样处理：她必须带一张写着另一姓名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她可以向这里的盖世太保机关去领取。至于她原有的写着罗茜·台尔曼名字的身份证，要立即交给盖世太保，到走的时候再换回来。此外，凡是我妻子和我女儿寄给我的邮件和 包裹，一律不能象以前那样写我的名字，而要写明寄给处长普利施克博士或该机关代表之类的人收。我从这里寄出包裹，也必须将寄件人写作舒曼博士。我的妻子请求黑勒干脆给她一张写着别的姓名的长期身份证，可是他不同意。于是她再问他，她是否还要通知们的亲戚，叫他们在寄给我的邮件上不再写我的名字。黑勒对此迟疑了一下，然后作了否定的回答。
后来，为了使整个这出戏不再演下去，我建议责成监狱管理部门在随便哪一位官员家里，或者附近什么地方，弄一个房间给我妻子来看望我时居住。最初他们同意这个建议，可是到头来他们又由于明显的原因而有了顾虑。
整个这件事是十足的蠢举和瞎折腾。因为，单是我妻子就有八个兄弟姐妹。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寄侑给我时仍然可以写我的名字。当然，全德国的任何人也都可以如此，偏偏我们自己倒不行。而这些蠢货竟然相信，这样就可以防止我的名字传扬出去。
后来，黑勒还这样告诉我的妻子：
他们已经在军营附近为我们俩找到了一所布置好的小房子，并且有花园（什么地方，他还不知道），我们俩在那里可以生活在一起。在附近，她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而且我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为了安全起见，要从营房派少数警卫在那里值勤。我还可以使用一个花园、一块土地，可以整天在户外活动。我可以指望不久就能搬过去。我的妻子很坦率地表示反对，尽管措辞不那么尖锐，而后来她说得很好，那就请你释放我丈夫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了。我则根据以下的理由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你知道，在对我监禁方面，我比较相信司法机关，因此我不愿再受另一种监视。
二、我十分坚决地反对你还想强迫我的妻子，牺牲她至今享有的自由，使她事实上也受监视。难道我多年来不得不走的痛苦道路还不够险恶吗？为什么还要让我的妻子也来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呢？我妻子在我女儿那里管理家务，她们俩目前可以互相安慰。
三、对我个人的安全来说，警卫司令官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证，因为在特殊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四、几乎全萨克森州的人都知道我在鲍岑监狱，但这一事实并不是象普利施克主任和你，黑勒先生所试图解释那样，该归咎于我的家属，而是由于别的、我在这里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原因。国社党的政权多年来一直把我关押着，因而它也成了我名誉上的最大宣传员。所以，我和我的家属一点也没有必要去到处宣传我的名字，因为你们自己已经做了这件事。
反复商谈了很久，而商谈的最后结果犹如石沉大海。虽然现在我女儿在工厂里必须十分辛苦地干活，但她还是想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到这里来看我。然而普利施克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使我看出，甚至我的女儿在鲍岑逗留期间也必须改用另外的姓名。后来，当我同我的妻子再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所以我后来跟普利施克谈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他，我宁愿作出重大牺牲，不让我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来看望我。这个决定对我女儿来说也是个巨大的牺牲，但得到了我妻子的完全同意，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才会改变这个决定。我的女儿是完全洁白无辜的已婚的公民。就因为她是多年被监禁和被关押的台尔曼的女儿，因而想硬要她在看望我的日子里改用另外的姓名.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了：这太过分，而且近于剥夺自由。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滥用职权对我故意刁难 （因为我找不出别的词来表达它）的事情，但是关于这一桩事我只能谈到这里。此后，经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平心静气的谈话，我和普利施克的关系开始大有好转，尽管还不完全使我满意。
谁能估量我们在这段长期监狱生活中所具有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耐心呢？谁能估量这样的悲惨命运呢？我们之所以能对付这样的命运，就是因为我们能不让命运把我们驱赶到容忍的极限，不使我们堕入各种各样的失望中，而在胡作非为的种种暴行之下，我们依然是顽强坚定和不可制服的。
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过去的一切又历历在目！这里叙述的只是苦难深重的监狱生活中的个别重大阶段。除了写成文字的以外，还有几倍于此的没有写出来的经历。在你不得不献出并牺牲你最美好青春的今天，你已经到了日益成熟的青年男子的年龄，而我则不得不把我成熟的、壮年男子最有活力的岁月牺牲在监牢内，眼看着年龄渐增，精力开始慢慢衰竭。痛苦的监禁岁月夺去你宝贵的青春欢乐，而我的青年时代曾是伟大和 自由的，但同时也是我今天艰苦的监狱生活遭遇的序幕。
记住：生活把人们推向斗争，并不是为了屈服于斗争，而是为了驾驭斗争，为了懂得那种冷酷的但又必要的辞令，为了以后能返老还童似地跳出深渊走向新的生活。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已经不能改变了务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而只能加以推想或猜测。我们就以此开始，从当前出发，去考虑我们将来的生活道路问题。怎样做，做什么，向何处去，这类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关于苦难总会有个尽头这一合乎人情的希望呢？
在你面前，摆着如下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呢，还是到军队里去？去服正规军役呢，还是去服罚役去？你有两种可能性可供考虑，可能性较大的，就是你马上从这儿出去；不是先回家，而是立即入伍服役；另一个可能性是，先送到盖世太保去对你的政治态度加以审查。你被关进罚役队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几乎所有四十五岁以下的政治犯，今天都必须走这条路。例如，我曾经听人说起博登湖附近霍贝格山的一个罚役队军事训练营的情况。全国的政治犯，其中有许多是来自汉堡的政治犯（有从前判刑的政治犯和现在刚投入的），都在那里受训。那里在各方面都很糟，甚至随心所欲地枪杀士兵的事也屡见不鲜。但是你不要着急，因为在那里被当作老政治犯而一起关在集体军营里的人们，大多是彼此相好的同志。如果在你刑满之前也许有人来找你，想给你减刑几个月，那你无论如何不要答应。因为，对这样提前释放的人大多数都附有进罚役队的有约束性的义务。你无论如何不要同意。然而也有这种可能：鉴于你的情况特殊，或者因为这里是萨克森州，所以对你的处理同德国其它地方的一般情况不一样。你在盖世太保或警察局里同那里的人们交往要特别小心，因为暗探活动在那里是家常便饭。
同样，在政治方面应该谨慎，因为在你还觉察不到的情况下，这儿肯定正在对你现在的政治态度进行考查。
你就这样来迎接这个十月吧！要勇敢、大胆！ 对我们伟大的事业要有信心和决心！如果你能健康地、坚定地、首先是百折不回地去战胜你苦难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新的艰难险阻，那么我同你一起希望的那个时代定会到来，那时，社会主义各族人民的春天也会把你从这漫长的苦难岁月的折磨中解放出来，拯救出来！
我的命运正处在世界重大事变的中心，而与当前政治气氛的烈火、与劳动人民奔腾激荡的生活在思想上息息相关的。但是，有多少仍在难得的自由中勉强维持生存并且履行其革命义务的我们英勇的社会主义战友，还经常地和直接地与我们同样面临着危险的威胁。今天、明天或者后天，如果他们在进行革命活动和行动时被捕，他们就要受到残酷的打击。因为，革命的历史，在忍受牺 性方面是残酷而艰苦的。它不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其他人来说有一部分也是如此。然而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事业呢？这在今天就是挺立在艰苦而残酷的斗争中的千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它目前，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涉及整个劳动人类。在这个历史性问题的范畴里，也包括我的问题。我不是一个逃避世界的人，而是一个具有伟大民族经验、但也具有国际经验的德国人。我所属于其中的、我所热爱的人民，是德国人民。我怀着极大的自豪所敬仰的我国民族，是德意志民族；这是一个勇敢、自豪和坚强的民族。我和德国工人血肉相连，因此，我作为德国工人的革命的儿子，后来成为德国工人的革命领袖。我的生活和工作，无论在过去和今后都只有这样一个目标：为德国劳动人民献出我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精力；为德国的未来，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社会主义自由的斗争在新的国际春天中的胜利而献出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我曾经当过水手，到过美国和英国，到过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各国首都和世界其他地方，因而丰富了我的生活知识，积累了国际经验。在我参加的共产国际的许多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我同几乎全世界各民族的人物都进行过密切的接触。在那些场合，我有机会去研究和熟悉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性格，以及他们政治的、社会的和革命的生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通过丰富的经验，我熟悉了德国工人、职员和官吏、小商人、手工业者、劳动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景况。二十二年来我当过各种不同行业的、未受专门训练的工人。我的父母一直在汉堡独立经营了四十多年小生意和比较大的生意，而且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里来的，因此我从童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初期，就熟悉了小商人和劳动农民的生活。在这里，要详细和全面地说明我父母不让我上学这件憾事的动机，那就似乎扯得太远了。我父母方面的主要理由是：无论如何，我应该在做生意中成长，而且以后仍然做生意，以便将来能够自己接管那桩生意。虽然一切都变得不合他们的意愿，但也有好处。正因为这样，我才成了今天的我。我在二十世纪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作出的牺牲，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与德国人民分不开的；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坐牢同志（其中 也有你，亲爱的难友）也作出了这种牺牲。这种牺牲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伟大群众运动鼓舞和动员了全体人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获得了发展，因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至于我个人将来的生活，只能考虑到这些事实，并且同目前战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展（先不在这里谈论，而留到以后专门来谈）极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加以讨论。
谁也不能预言，我在明天或者后天将会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可能知道，我是否会重新遭到（迄今经常遭到的）新的困难和痛苦。难道他们会不横生枝节，这样痛快地让我出狱，重新回到广阔的世界去吗？不！肯定不会这样。甚至有这样一种说起来十分残忍和严酷的可能，即当苏联军队的推进使德国感到大难临头、并使德国整个战争形势恶化的时候，纳粹政权为了把台尔曼这个人置于死地，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政权是会毫不畏缩地这样做的，把台尔曼提前拉走或者永远把他消灭。只有历史本身必然得到的自救，才能带来另一种解决和结果，它们的实现届时将有利于革命运动。
两个战士，两种命运，两种监狱生活，两条痛苦的道路，但却有和谐一致的思想和目标，因而成了两个忠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同志。共同的监狱生活把人们彼此连结在一起，这是事实。这里有患难与共的感情，它已被两人思想上所表现出来（尽管只能用书信方式）的一致所加深和加强了。不管你将来走哪一条生活道路，你的品德总是你的态度的先决条件。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面貌，洞察彼此的心声，了解彼此的品德，虽然我们本人并 不相识。歌德在悲剧《塔梭》中说“在沉静中培养出天才，在世界的激流中培养出品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中又说，“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他的品德.”我们一般的说法也是这样：一个有品德的人就意味着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并且打上了经历的烙印；他身上有一些我们可以信赖的坚定的东西。“人格”，这个词是从“人”这个词发展而来的，总要表现人的一些本质，而比其裸露的外表含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即使在今天“人格”的意义也还是指一个人的一些伟大，重要的方面。有时会用它来描绘一个人物；于是，“人格”这个词就表示一个人的品德和他的精神面貌。如果一个人超出一般的标准，并用他的力量来为他的人民服务，那么，人们一般会用“伟人”这个词来称呼他。这种品德的完整统一，是一个进步的人物的前提，因为一个伟人的价值与地位取决于他的品德。什么是一个伟人的崇高品德呢？就是为理恩、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时刻准备献出他的生命，就是真正“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做任何事情气 我们生活的历 史是严酷的，这就要求所有的人——你、我以及所有为我们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战友们，都要坚强、坚定、英勇，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作为革命的战士就意味着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渝，经得起生和死的考验；意味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可靠，有坚定的信心，勇于战斗和朝气蓬勃；我们周围的火焰使我们得到锻炼，照亮我们的灵魂；它象一把火炬照着我们在生活的战场上前进！
品德上要忠诚、坚定、坚强，行动上要有胜利的信心。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我们的命运，才能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伟大历史使命去履行我们的革命义务，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思想。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只有那些天天为自由和生命而奋斗不息的人，才配获得自由和生命！”
致
革命的敬礼
你的忠诚的社会主义战友，
不屈不挠的共患难的同志
[1] 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反动哲学家。——译者注
[2] 希特勒纳粹党的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
[3] 盖世太保是Gestapo一字的译音；该字为“秘密国家警察“的缩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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