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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尔曼作总结发言
（9月14日上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主席：皮亚特尼茨基
同志们！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和革命高潮加速发展，政治局势空前紧张起来了。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经济斗争问题以及关于群众工会工作和工会内部策略方面的一系列策略问题的专门讨论与政治问题的讨论相比，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仍然可以断言，第十二次全会就第一、二两项议程所进行的讨论也在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教训问题方面给各国支部提供了战斗经验。
捷克的同志，尤其是哥德瓦尔德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际范例，以及他们使用特殊的新方法团结非共产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工会会员工人以改进革命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经济斗争和群众性政治罢工都与引导群众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战这个任务相关，在开展这些斗争和罢工方面，我们不应该将某一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搬到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各项决议也不应该生硬地搬用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这些决议必须由各国支部因时因地制宜，具体地加以贯彻。例如，波立特同志代表英国代表团向我们宣布：英国共产党开始更坚决地采取面向企业的方针。这对英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因此，“加入工会”这一口号在英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这一口号不能生硬地搬到其他国家去。例如，在德国和波兰这样一些国家，这一口号不久前被红色工会国际通过的决议撤销了。
洛佐夫斯基同志已经简要地讲述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和红色工会国际在经济斗争方面面临的任务。他还向我们的法国同志指出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对各个支部的革命工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我只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兄弟的日本共产党的斗争的重大意义。日本共产党在当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战火蔓延之际，成功地发动了经济斗争、政治罢工和其他群众运动，这对全世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但是，它以自己的革命反战工作在一定范围内驱散了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迷雾。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全世界的革命反战斗争阵线加强了。这也表明，在未来的世界大战和反苏武装干涉中，革命力量一定会冲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种种压力，更加迅猛地发动起来。
在大多数国家中，罢工浪潮汹涌澎湃。我们的伟大任务是发动无产阶级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参加总罢工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决战，从这个任务来看，作为预备学校，作为开展这些伟大的群众性革命斗争的重要杠杆，局部的斗争和局部的行动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总是彼此交错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估计到革命运动发展的势头随着资产阶级困难加深和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不断变化。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斗力如何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引导工人阶级群众反对资本的进攻，这将取决于我们。指出这一点，对共产国际的大多数支部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必须正确开展一切革命战斗行动、一切局部运动和各种各样的罢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加速革命危机的到来。
在关于经济罢工的教训的决议中，我们毫不含糊地说：
“……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时危机和革命高潮的发展，向工人阶级提出了革命的、政治的和组织的任务。各国共产党只有把群众工作提高到与这些任务相适应的水平，才能开展群众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才能使这些斗争和运动变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引导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战的主要杠杆之一。”
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在最近的将来改进我们的策略任务，了解并估计斗争性质的不断变化，大力促进斗争的发展。
各国总的革命高潮的发展速度，也如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的条件一样，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的策略也必须具体，并且随时随地都必须适应特定的条件。
可以断定，在现今形势下，斗争性质的变化比前一个时期更为激烈。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经济危机的出现及其后果，尤其是它的社会政治后果，具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形式。每一次罢工，尤其是每一次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其声势之大是过去望尘莫及的，在危机极其尖锐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更是如此。这同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活跃和工会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有关系。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稳定已告结束的情况下，罢工，特别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会使力量对此发生更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此外，各种罢工斗争会使整个资产阶级政权机构更加动摇。一系列新的斗争形式正在所有国家中发展起来。正是在经济斗争方面，我们积累了新的国际经验。消极抵抗；与政治罢工相联系的经济斗争越来越多，直接政治罢工频繁发生；个别的经济斗争引起其他企业的声援罢工和示威罢工；这些斗争越来越频繁地引起工人同国家机关的重大冲突；有的罢工发展到工人占领企业——这一切都有极其伟大的国际意义。同会主义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削弱反对“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的斗争火力。
工人阶级的所有敌人都越来越频繁地进行社会煽动。在这个方面，德国法西斯分子干得特别巧妙。
德国巴本政府为了便于实施其强盗计划，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口号下颁布了关于降低工资的强制的非常法令。关于振兴和资助大工业和大农场的种种方案，作为“改善局势的措施”和克服危机的手段纷纷出笼。正如我们全会上已提到过的波兰社会党“左”的蛊惑伎俩一样，这些事实证明：对于一切“左”的花招，对于社会民主党人、阿姆斯特丹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的社会煽动，只有经常坚决地揭露，发动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我们才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我们的威信，越来越激发我们独立领导战斗的主动精神。我们怎样才能更快地找到通向千百万工人群众的道路呢？
阶级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各个国家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改良主义首领和社会法西斯首领为资本主义采取“急救”措施，这一切对改良主义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中的群众发生最深刻的影响。群众奋起反对他们首领的反无产阶级政策；把矛头指向其领导的叛卖政策的反对派别——诚然，多半没有明确的形式——正在发展，并正在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工人贵族的经济基础日益缩小，反对派日益发展，此外，革命高潮产生着各种革命因素，这一切事实，都为我们的群众工作，为工会内部的斗争，首先为企业中和失业工人中的斗争，创造了新的有利的前提条件。在比利时大罢工时期，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感觉到，工人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阶级叛变行为极其愤慨，特别是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比利时的同志告诉我们：比利时大罢工是由群众自己——工会会员群众和非会员群众——由罢工浪潮中被群众推向运动前列的新的革命积极分子和新的工人干部进行和领导的。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首先铲除我们同志中那些妨碍工会内部工作的有害情绪。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低估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战斗力（例如“认为和他们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
第二，相反，过高估计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成熟程度，这种情绪常常反映在这样一句话中：“他们会自行靠拢我们。”
第三，许多同志还害怕在工会中同工人贵族发生激烈冲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太不巩固，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不够强大。
在这次全会上，与工会委员会的许多同志谈到了我们革命工会政策的主要弱点。这方面的事实，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有错误，有弱点，对发动、组织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方针执行得不够坚决，贯彻下层统一战线犹豫不决，不很得力；同群众的联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在我们的队伍中，尤其是在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组织中，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方法的残余还严重存在。
问题不在于如我们曾经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制定官僚主义的半年计划和纸上谈兵的突击计划，制定巧妙的制度。仅仅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我们需要直接的、坚持不懈的革命群众工作，其目标始终是加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我们需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坚定不移的斗争，加强这一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全会强调指出了工会内部工作的重大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必须指出，关于在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中间工作的问题，在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我们在大力强调争取企业中的工会会员群众和工人干部的任务时，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仍在工会大门之外这一事实。最近，在比利时总罢工期间，我们看到，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由于同参加组织的工人实行革命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想重提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德国问题时发生的一次意义非凡的争论。当时，斯大林同志特别坚决地指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巨大革命作用和意义。这一指示在当前的形势中仍保留着全部意义。当时就已强调指出，在德国必须组建新的革命工会。这是十分正确的。而有些同志却反对成立新的革命工会的思想。于是，我们同这些同志的机会主义观点展开了斗争。当时，我们采取了争取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坚定方针。现在，争取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仍然是我们革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低估和轻视。
下面，就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和组织经济斗争的问题讲几句话：
由于新的形势，在所有的国家中，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日益强烈。
在工人阶级内部，这种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是同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和危险的幻想掺杂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发展的速度不能满足某些工人的夙愿和希望时，这些观点和幻想就特别有力地发展起来。这方面，我们德国有很多经验。在那里，由于纳粹的恐怖活动，渴望团结统一的情绪十分强烈，但同时也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如“避开所有领袖人物实现团结统一”，“避开一切政党实现团结统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团结统一。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社会法西斯主义“左”派以及布兰德勒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提出了“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的口号，妄图以此把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引上政治岐途。当共产党坚持原则，拒绝这一要求时，群众中有时出现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叛徒，有时甚至是由社会法西斯分子蓄意煽动起来的。这种情绪之所以滋长，还由于某些地方党内曾一度筹备毫无革命性的联合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模糊和冲淡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原则区别。对统一战线政策，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解释，例如，“两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袖都要对统一战线的破裂负责”。这种情绪还频繁地渗入党的地方组织，在关键时刻会给党带来严重危害。由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持警惕，错误的上层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算，这才避免在实现革命群众政策中发生新的困难。凡在正确地大胆地贯彻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我们都在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时，动员群众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其决定性的方法是一视同仁地动员共产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徒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而斗争。同时，我们不把我们的领导权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我们提出下层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越坚决，我们就越容易根除在推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右倾错误。有些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单纯从情感上领会统一战线，他们有时会犯这种错误，以为这样就能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地位。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必须阐明我们群众工作的国际经验，以便把广大工人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引上革命斗争的轨道，清除我们队伍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糊涂认识。
在讨论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在一切罢工中，不管罢工是自发地发生的（情况往往如此），还是由我们组织和发动的，还是由改良主义者在群众的压力下宣布的，无论无何不可低估我们的领导作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得对：既然我们已经领导群众，我们就必须向他们强调指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领导你们为面包和工资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在实施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时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事实。这样才能争取群众，使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崇高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又如何能引导群众去追求更高的阶级目标呢？在各种运动和罢工中，无论如何不能在群众面前掩盖党的面目和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在第二项议程的提纲中已十分正确地加以强调：
“……最后，共产党在革命工会组织中放弃领导作用，在经济斗争中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些就是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中的主要危险。”
提纲的另一处，谈到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任务时说：
“现阶段开展经济斗争和独立领导这一斗争的主要条件，就是正确地、布尔什维克地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为此，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我们提出的是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不是联合的口号。如果我们在德国讲联合，那么，这样讲只会加强人们对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的幻想，而叛徒正是主张这种联合。联合的口号，原先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分裂时期，在革命的左翼形成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毫无疑问可以说，这些业已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革命左翼与共产党联合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共产党，它们比较成熟，已经成长壮大，它们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领袖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并给自己提出更高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在第十二次全会上如此尖锐地向各国提出问题，说我们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引导群众参加一切形式的斗争呢？因为我们不希望工人阶级在阶级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法西斯所击退，因为我们想用革命的群众政策使无产阶级这个唯一的革命阶级更高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使它的思想革命化，以便把这个阶级引向胜利，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正是在群众政策方面，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还应该向捷克共产党多多学习。我们必须在方法和态度问题上来一个转变。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就必须实现这一转变。诚然，近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但是，决不能到此止步。我们要再接再厉。
斯大林同志说得对：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必定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价我们的口号和政策，确信只有一个工人政党，一个革命政党，能捍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这就是共产党！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和在革命中认识我们党的领导作用，因为我们必须把他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教育他们为伟大的目标——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我们决不能让群众对团结统一问题存在任何的幻想和温情主义，另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团结统一”。同样，我们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任何工团主义观点，例如认为没有革命政党也能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国际上有许多实例表明，工人阶级非常易于抹杀或贬低革命政党及其领导作用这个原则问题。例如法国改良主义的总工会在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就玩弄了许多花招。由于这些花招，几十万工人一时被引入歧途，使我们党和法国总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协调。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段话：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中可能出现人数众多的反动阶层。共产主义的任务不是去迎合工人阶级的这些落后部分，而是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水平。混淆政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就会产生极大的错误和混乱。”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是什么。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毫不妥协的、始终联系群众的先锋队，没有一个站在其前列的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在当前严峻的局势下，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不能有任何削弱，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削弱，都必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群众工作经验，其中有的很出色。我们可以向捷克共产党学习到什么呢？这就是巧妙地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应该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尤其是德国共产党。但是，捷克同志也能从我们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指的是德国共产党过去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丰富经验。现在，我们的党日益壮大地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同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相比，我们还是进展得太缓慢了。这时我们革命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大胆地、生动地而灵活地采取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越是深入群众，对我们革命政党提出的要求就更高。我们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干部必须更加成熟、更有战斗力，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成长，必须真正具有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意识，认识到自己有力量，为将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在日益高涨的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中，在失业工人大规模行动时期和今后整个革命高潮中，工人干部革命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干部革命化对党内发展也很重要，在大规模群众斗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正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1906—1908年俄国罢工斗争时，列宁指出：这一时期俄国经济罢工之所以削弱，主要是因为“经济基础削弱”，因为大规模的解雇和逮捕等使企业中我们革命干部的人数减少。当然，当时的形势决不能同现在的形势相提并论。现在，虽然革命发展的前景大好，但是十分遗憾，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谈到过的那些事实，他用许多实例指出了我们党在生产企业中的支部的全部弱点和不足之处。
我们不妨把波兰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党员干部人数同党员总数的比例加以比较。德国只有12%一15%的党员在企业中，而波兰约有35%一40%的党员在大、中、小企业中。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在德国党内也要采取更加坚决的方针：把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集中在大企业中，以争取工厂工人来共同完成我们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企业、工会和失业工人中间的工作成绩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必须更加坚决地把青年工作和女工工作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在德国，我们打算借助于特殊的新方法接近女工，例如通过女工代表制度使女工更加接近革命的阶级阵线。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中的工作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改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也处处加强我们的组织阵地，那么，通过党和群众的联系，解决进一步开展群众大罢工的任务就容易得多了。开展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任务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我们的各项决议中。列宁总是特别强调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交错，强调群众罢工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群众罢工是新的阶级冲突的焦点，是帮助我们唤起、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意识和阶级力量的最重要的杠杆。我们应该通过开展局部斗争和群众政治罢工来加强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力量，以便更早更快地引导群众参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这就是应该根据所有支部第十二次全会决议全力以赴地加以具体解决的问题。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本次全会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和结论。第一，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工会会员争取到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这方面来，并为争取工会中的一切选任职位进行切实坚决的斗争。如果我们取得了选举的职位和领导职位，就能进一步争取各个工会内部的会员群众。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决定删去决议草案中“现在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提法。但是，要强调经济斗争对于吸引工人阶级中的落后群众参加革命群众斗争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红色工会工作中的主要弱点。在这个方面还特别指出的是，对工人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领导不力；对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不充分；在工会中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使会员群众的主动精神减弱，阻碍新干部的成长。
第四个问题——特别指出共产党党团在红色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甚至在反动工会和法西斯工会（例如德国国社党生产支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工会）中工作的意义。共产国际纲领中说：
“要正确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完成争取群众的任务，其一般前提就是在工会中进行系统的顽强的工作。”
最后就是我们在失业工人中间的活动问题。布拉格会议的决议，几乎没有一个支部加以贯彻执行。改良主义者企图成立自己的失业工人组织，以便取得压倒我们的某种优势。他们还在建立失业工人小组，有的地方则直接成立了失业工人组织。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失业工人运动活跃地、积极地开展起来，建立失业工人的革命组织；扩大现有的组织，首先是加强我们在反动工会中以及部分地在法西斯工会和失业工人小组中的反对派工作。
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大肆宣扬的“提供工作的计划”只不过是一张蛊惑人心的空头支票，实际上不能或几乎不能给失业工人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各支部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给予失业工人紧急救济的具体要求，例如，发放救济金，给失业工人子女提供衣服鞋袜，供应面包牛奶等等。在组织失业工人的群众示威游行和革命行动时，这些要求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促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开展联合斗争。
关于头两个报告的决议，我们特别郑重地强调，必须激发主动战斗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性。就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斗争而言，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某些支部所表现的机会主义错误观点。
例如，在法国革命工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它大致上可概括为一句话：“经济斗争本身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这一观点，当然必须予以最坚决的回击，因为它妨碍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反战革命斗争的口号、保卫苏联的口号等，因为它妨碍我们动员群众反对迫在眉睫的反苏武装干涉，妨碍我们在政治上强化这种动员工作。第二种倾向在法国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它断言：“反战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所以，这仅仅是党的事情。”这两种倾向互相补充。这是极其危险的工联主义，它有利于社会法西斯分子，它使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便于推行其叛卖性的战争政策。
各国支部都必须在这方面保持高度警惕，必须力求避免法国红色纺织工人工会的那种错误，该工会的书记拒绝将纺织工人的罢工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当前局势严峻、战争危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经济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对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稍有偏离，就会有叛卖无产阶级的危险。
同第十一次全会时期的情况相比，现在的情况有了如下的重大变化。当时，我们的罢工多半只发生在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群众罢工很少扩展到整个工业部门。而现在，在第十二次全会时期，许多国家的群众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且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结合达到较高水平，具有较明显的性质。我们的任务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力量于最重要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化工、冶金企业这样一些关键部门，因为我们在这些企业中的力量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薄弱的。
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日益加强地面向大型企业，首先是面向重要的军工企业和铁路。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党在这方面的阵地。
在工会内部的战线上，必须通过顽强的、系统的、毫不松懈的日常工作，更加坚决地采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政策。我们可以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危机业已开始。这就是说，其中群众的激进化过程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在许多国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群众成员几乎普遍出现不满情绪，这就让我们大有可能使改良主义工会的普通会员和首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强化，不断地利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激进化过程，把工会会员群众引上我们的群众革命斗争的轨道。我们必须率领那些奋起反对工会官僚的政策的群众。我们必须率领会员群众的优秀代表。我们必须把这些人培养成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战斗部队的英勇干部。
应该根据第十二次全会的非常有教益的材料和各项决议，研究不同国家的各次罢工的经验。应该分析我们自己的口号，分析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战斗，检查群众是否理解所提出的切身要求，是否认为这些要求是迫切需要的，这些要求是否能促进统一战线的巩固，是否符合工人阶级的总的战斗愿望和我们的战斗目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促使工人在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必须发现无产阶级最迫切、最基本的战斗要求，把最强的火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局部斗争和群众性斗争，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确的口号动员群众。社会民主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除了愿意为实现共同的切身要求而斗争外，还滋长着一种强烈愿望，那就是要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总罢工，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必须因势利导，把群众这种斗争愿望提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上，使他们接受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明确的斗争路线。波兰代表团个别发言人在这里生动地介绍的我们波兰同志在罢工斗争中的重大成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的成就，其根本都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明确性，在于党和群众的正确的广泛的联系。苏波两国党组织的支部成员所召集的非党群众会议和所建立的直接联系，是启发和教育群众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通过加强组织工作，通过发展企业和车间的革命代表制度，运用各种实施下层统一战线的新方法，把群众引向当前的革命斗争，以便在更高的程度上向更高的斗争形式过渡——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决战。
现在，到处都有干柴和烈火，极易触发革命的群众斗争。我们必须迅速应变，决不投降，必须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磨炼和发展我们的革命能力，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革命高潮加速发展的前提已经存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重大。在实现这些任务时，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的阶级敌人全副武装，在各条战线上反对工人阶级，尤其是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干部。正像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一样，他们也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吸取许多经验教训，并企图借助于反动的和法西斯的进攻方法来克服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日益增加的困难。我们知道，战斗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巨大的牺牲。我们有一部分优秀的同志和革命的工人，面临着监狱、苦役和饥饿。甚至在胜利前进的时候，在新的革命高潮中，我们也难以完全避免在个别国家的个别战线上遭受某些挫折。但是，这决不应该妨碍我们各党进一步广泛地开展斗争。尽管还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在全世界远大革命前景，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告终，新的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都将激励我们更加勇敢地向工人阶级的新的胜利迈进。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满牺牲的道路。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无条件地信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威力，我们应该满怀革命的战斗豪情去从事工作，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的兄弟党联共（布）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制度，战胜了资本主义，现在正在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让我们大家向她学习，学习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学习她大胆的革命的群众政策，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就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在几个国家消灭资本主义，借助工人阶级的胜利在那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鼓掌）
主席：
休息十分钟后，台尔曼同志就德国问题发言。
台尔曼（德国）：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的辩论在第十二次全会的讨论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反映了人们对德国事件的发展甚为关注。德国是凡尔赛体系的焦点。凡尔赛体系不仅加剧了德国国内局势，同时也加剧了债权国之间以至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关于德国的发展过程，这里已经有人说过，我就不重复了。我主要谈谈最近时期的发展：7月20日事件，法西斯主义问题，我们党的前途和实际结论，以及一些党内问题和我们目前的任务。此外，我还要说一说与德国发展进程有关并且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都有意义的一些国际问题。
首先，简单地谈谈德国共产党同另外一些党相比，在组织上的发展。我们可以指出，德国也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共产党在组织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尽管在党员组成上存在很大的流动性。然而，应该说，党员人数的增加并不总是标志着党进一步深入群众，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地位加强。组织上的发展，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发展，并不总是证明党达到高度的革命成熟。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向我们党提出极其重大的革命要求。如果我们在第十二次全会上不联系重要的、共同的政治问题来分析党内问题和全部党内生活，那么，我们就只是局部地而不是全部地向第十二次全会提出德国党的问题。
以今年4月24日普鲁士的选举为例，我们可以肯定，党开始脱离群众。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作出一些实际的结论。在从4月24日到7月31日为止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争取到了约一百万张新选票，由于在贯彻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方面采取了特殊的方法，并由于反法西斯运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和“钢铁阵线”中的积极分子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了。“钢铁阵线”在此以前仍然被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德国旗帜党成员看成是战斗的反法西斯同盟。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反法西斯运动取得了迅速而重大的成就。
但是，如果把德国党的成就同波兰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在罢工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说，波、捷两党，尤其是我们兄弟的波兰共产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方面，远远超过了德国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的成就，连斯基同志已在会上用生动的例子加以描述，这些成就是在极其严峻的困难环境中取得的。处于非法状态的波兰共产党，它的成就，首先对德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特殊的典范，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来说，也是如此。各国支部都应在这方面向波兰共产党学习。我们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在德国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况。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过：德国是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国家，它作为凡尔赛体系链条中决定性的一环，是阶级斗争表现得最成熟、最尖锐的国家，是面临着最高革命任务的国家。但是，雷梅尔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党所采取的是“一个前景不够明朗的方针”。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同志们，雷梅尔同志这种论断是不对的。在我们党中央二月全会决议中，关于前景问题，我们曾说过：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此外，我们在决议中还说了如下一段话：
“危机和凡尔赛体系奴役（容克地主的奴役）这两者的结合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处在凡尔赛体系枷锁中的资本主义德国来说，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化发展到了一个严重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败现象有增无减，工业依赖于外国资本，生产企业的兴建几乎完全依靠外国投资，财政面临崩溃，容克地主和富农的农业企业勉为其难地支撑下去，所有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千百万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因失业而赤贫化，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希望改善其生活状况）。下列特殊现象很能说明德国局势的特点：赔款问题和债务问题极其严重，德国资产阶级的内外政策十分密切地相互依赖，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愈益交错在一起。”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还不说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已告结束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已告结束的条件下，形势更加尖锐化了。
我们十分清楚，德国最近的发展进程不仅会使整个危机加深，而且
会使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使阶级斗争大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日益衰落，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采取新的形式；猛烈的革命风暴日益迫近——种种事实使本次全会有理由宣告：我们正在向革命和战争的新阶段过渡。
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有新的事物，因为在党面前经常地、每时每刻地提出新的任务。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条件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最初阶段。随着国内经济的衰落和危机的尖锐化，法西斯专政的基础将发生动摇，从而想巩固法西斯专政的企图也将难以实现。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的反击，法西斯主义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反抗。我们丝毫没有低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性，但是，我们毕竟可以断言，法西斯主义已出现明显崩溃的征兆。法西斯主义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尤其是同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尖锐阶级斗争的反映。利用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阵营中暴露出来的一切内部矛盾，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抵抗力，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看问题，以为法西斯主义会自行消失。法西斯主义是不会由于经济崩溃，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尖锐化而自动没落和崩溃的。打倒法西斯主义，主要靠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决定性因素。
有些同志，尤其是埃尔科利同志，根据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初几年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强调指出了现今的法西斯主义与当年的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区别，才能正确估计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意大利在法西斯主义攫取政权之后，比德国法西斯主义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因为当时意大利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而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此外，还有一个情况至今还未被充分强调：各国共产党现在比较成熟了，它们成长起来了，与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那个时期相比，与资本主义稳定的初期相比，已成为较有实力的因素了。这一事实相当重要，现在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不得不多加考虑了。解决一个国家（例如德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时，共产党在动员和唤起群众方面的革命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成熟程度，明确地将自己的革命任务规定为这次全会上所说的那样。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同时会使德国代表团易于理解本次全会上德国共产党的工作所受到的批评。
对德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我们竭诚欢迎。这一批评对我们大有帮助，这是一种教育，一种鞭策，促使我们借助于共产国际克服我们的弱点和缺点。俄国代表团对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尖锐而又同志式的批评，特别是有关7月20日事件的批评，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它使我们从中得出对我们今后革命工作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的俄国朋友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一事实：我们党的个别组织中存在着宿命论的情绪，以为早就应该承认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承认战争历史上不可避免。俄国朋友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应该低估它的危险性，因为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德国共产党内，而且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
迄今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革命发展的速度。我们还注意到，近来无产阶级的反抗、群众斗争和反攻不够猛烈。但是，德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不会总是这样。德国发展的性质将会迅速改变。我们不妨回忆一个历史事例，尽管它和现在的不完全相似。
1926年，由于皮尔苏茨基叛乱在波兰建立了法西斯专政。我们兄弟的波兰共产党历时三年之久才克服了严重的党内斗争。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波兰党及其团结一致的领导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严峻尖锐的群众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对法西斯的进一步发展给予日益有力的革命性反抗。德国法西斯现时已经遇到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反抗，受到无产阶级进攻的威胁，当然，这种威胁还没有达到足以使法西斯在今天或明天就崩溃的程度。但是，现在法西斯要打击无产阶级，必然遇到明显的反抗，甚至有时遇到共产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革命先锋队的群众性行动，从这一点来说，法西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这一事实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尽管我们丝毫不想以此来掩盖我们的弱点和缺点。当然，对德国法西斯及其走狗估计不足，也很危险。如果我们机械地提出法西斯会自行瓦解的问题，或者看不见法西斯很有可能在进一步发展其专政方面采取新的挑衅性措施，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对他们估计不足。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老奸巨猾的阶级敌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会随机应变，挑衅地、迅速地、突然地对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资产阶级。恐怖主义的宣传，新的非常法令，解散国会时所采取的阴谋手段等等，证明巴本-施莱歇政府企图用什么方法实施其挑衅计划、饥饿政策和对劳动群众进行法西斯进攻的政策。政府采取最残酷的挑衅手段，暴露了进一步加强残酷的法西斯专政的狼子野心。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德国有可能发生类似7月20日事件的各种意外。虽然我们党能够随机应变，但是它对一切事件的反应毕竟还太迟钝。正是7月20日事件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主要弱点。在形势惊人地急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党内从上到下创造这样的政治前提，使革命力量能充分发挥，并使总路线能顺应局势而迅速具体化。对于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必须同样迅速同样坚决地加以回击，迫使资产阶级退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完成第十二次全会提出的任务——引导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从局部斗争到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总罢工。在正确地提出中心任务之后，主要的问题是，不仅要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组织内，而且要在千百万群众中，为这种斗争和行动创造条件。如果德国的斗争依然脱离广大群众，如果它们不具有特别深刻的、动员群众的性质，那么，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就必然不会动摇，我们也就难于遏止法西斯专政的发展并使之趋于崩溃。新的形势和尖锐的局面，向共产党和革命无产阶级提出新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都肯定，所有的党都有落后于客观形势的现象。在当前形势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缩短“差距”，消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可能性之间脱节的现象。
我们应该以德国共产党在这里所受到的尖锐批评为契机，努力找出我们党在7月20日事件中软弱无力的根源。
如果以7月20日党的反应不灵为理由，认为党已失去作为一个战斗的党的分量，那当然是错误的。
我可以从历史上举出实例，说明我们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在复杂的形势下也曾错过良机。在德国目前的尖锐形势中，一个党的弱点和缺点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尖锐、明显。
德国7月20日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7月银行倒闭时，12月和1月非常法令颁布时，我们没有作出充分反应，其根子不就在于7月20日特别有力地暴露出来的那些弱点吗？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公开说明这一点，那就错了。
其次，我想请大家注意党内的一些缺点。俄国代表团关于7月20日事件的发言，无疑道出了这些日子暴露出的所有主要缺点。像德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如果不能严肃对待这一言之有据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革命政党。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对第十二次全会上受到的批评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不理解这一批评，如果不从中得出对今后全部工作极其严肃的教训，那么，它就不成其为革命的领导。
弗洛林同志受德国代表团的委托，已经就7月20日的教训问题作了发言。我想再补充几句。
7月20日事件、党在事件临头时准备不足和反应迟钝，这些对我们来说确是严重的警告。但是，如果雷梅尔同志在这一问题上说“我们根本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那就不对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曾明确地强调指出：党发出的进行总罢工的号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一口号适应当时的形势。我们只是未能把这一正确方针始终如一地贯彻到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去。我们未能举行游行示威、局部罢工、抗议罢工和群众行动。但是，谁要是指责我们采取“一个前景不够明朗的方针”，谁要是说“我们根本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这次全会上指出的我们党一系列弱点和缺点，同过去的党内生活是分不开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正确地谈到了我们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宿命论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我们的某些地方（因为不能说在全党）有哪些宿命论情绪呢？这种宿命论和失败主义表现在哪里呢？
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只有在法西斯全面掌权之后，德国的革命危机才会到来。德国的一部分失业工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选举希特勒，以为这样一来国家就会更迅速地出现革命危机。在社会民主党中和在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中有这样的情绪，说什么“法西斯主义一开始就必定会破产”。诚然，这种情绪在党内并不非常强大有力，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局部运动的开展，并使我们轻视局部运动。其次，在党内，尤其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认为如果我们被迫转入地下，那么，就有可能更加有成效地反对法西斯。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和消沉的情绪，例如断言：“如果法西斯夺取政权，我们都完蛋了。”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其中有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像现在已有可能阻止法西斯的巩固和发展，不像现在已有可能使法西斯阵营中发生大规模分化。所有这些情绪过去早已存在，表现为否认有可能在思想上争取拥护纳粹的劳动人民。有人不理解局部行动和局部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这种现象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局部行动和局部运动是工人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真正决战的重要革命手段。我们党向所有这些情绪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但是，必须说，不可能全面彻底清除这些此起彼伏的情绪。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如德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重大的意外政治事件，使整个工人阶级尤其是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产生并滋长一种向往大规模战斗、向往决战的情绪和主张。阶级矛盾的冲突迅猛激烈，工人阶级也看得很清楚，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情绪加强。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这种斗争的愿望贯穿在日常战斗之中，那就会忽视在这种特殊形势下组织和进行局部运动、局部战斗和局部罢工的绝对必要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蛊惑性地在其他宣传鼓动中发表“赞成总罢工”的言论，这决不是偶然的。用以削弱其追随者渴望斗争、渴望开展局部战斗的愿望。但是，当7月20日德国问题摊牌时，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就立即无条件地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
社会民主党有一种理论，认为危机时期的经济斗争不可能胜利。由于这一论调，不赞成大规模斗争的一般情绪更加增强了。甚至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在关于发动经济斗争和局部斗争的革命价值和重大意义问题上，也并不总是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
我们党并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把群众渴望大规模斗争和政治总罢工的战斗愿望和夺取政权的意志，引上局部行动和局部斗争的正确革命轨道，从而将这些局部斗争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成为伟大的大规模革命战斗的前奏。
在这次全会上，库西宁同志就引导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强调他提出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给予最充分的重视。这些斗争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战的重要前提。我们实现这些任务越迅速，德国整个局势的激化就越快，革命危机的到来也就越早。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指出了党的社会构成的意义，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党员中工人所占的百分数近来降低了。这意味着党同企业中群众的联系不够密切。我们在大企业中的组织状况和政治地位尤其不能令人满意。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在大中企业工人群众中占有一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大缺点：我们的生产支部在企业中不是安排全部重要和必要的工作的政治组织中心。现在的形势要求我们大家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遇事都能作出迅速反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生产支部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现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领导作用。
第三个缺点是：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都没有充分的当机立断的能力，缺乏充分的主动精神。中央的指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都能发出，并传达到党的基层组织。例如在7月20日发生的那种局势中，不能总是坐等上面的指示。
当然，有这样的指示是好事，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坐等中央的指示，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对党和工人阶级都极为有害。要知道，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设置种种障碍，割断我们同各级组织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不能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向每个负责人提出个人责任问题，同时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自行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使这种迅速决断带来某些小错误，也不追究。但是，如果群众的革命意愿由党的领导加以加强和锤炼，那么，这样的小错误也就不会像7月20日暴露出来的缺点那样严重。
德国共产党当然会根据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作出严肃的实际结论。但是，我们要向第十二次全会汇报：在7月底即31日国会选举结束后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在省委书记和重要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对7月20日事件作了评议，肯定了我们党的工作的重大缺点，并采取相应的实际措施来加以克服，使今后出现类似局势时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下面，我要从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中摘引有关7月20日事件的几段话：
“可以说，从来没有现阶段这样的局势，我们现在必须每时每刻考虑德国发生新事件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7月20日的教训要求我们全党和工人阶级在内部方针方面作出深刻的结论。”
“如果今后资产阶级能实现其法西斯专政的纲领，而不受到无产阶级巨大的反抗和新的革命打击，像7月20日和21日在德国遗憾地发生的那样——我说遗憾地发生；如果我们作为革命政党在这种形势下不从7月20日事件中，不从党不能对事件作出迅速反应这一事实中作出新的有实际意义的结论，那么，我们在今后发展进程中面对重大的意外事件，仍将束手无策。我认为，从这一观点来看，7月20日事件，以及党未能对事件作出充分反应这一事实，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另一段中说：
“我认为，7月20日工人阶级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甚至总罢工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我们党的同志发扬主动精神，成功地在一些地方号召罢工和上街示威游行，那么，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指出，1918—1919年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们发发传单就能发动罢工，但是，现在靠发传单号召罢工就不成了。”
最后说：
“在一些战略要点，除了必须动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街头和失业工人登记处举行集会外，还要在工厂号召游行示威、集体行动以及罢工。由于我们这些日子未能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在共产国际心中毫无疑问失去了我们的威望……”
我们还能从7月20日事件中得出什么特殊的实际结论呢？对于柏林的同志，我们把问题提得特别尖锐，因为事件是在柏林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在午后四五点钟在柏林（那里只有少数企业知道早晨发生的事件）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或许就能在德国动员突击队投入行动，这无疑会引起群众性的反法西斯运动。这样，7月20日就能为我们创造最良好的阵地。柏林的同志必须从中吸取特别的教训，使党今后不再发生这种麻木心灵、束手无策的现象。
7月20日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没有充分地加以说明。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队伍中曾有这样的情绪，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大战斗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绪现在由于泽韦林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首领的投降而改变了，所以，这些工人认为我们7月20日提出的总罢工口号是正确的口号。他们现在表示：共产党人建议改良主义工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7月20日联合斗争，采用总罢工的手段，是正确的。同志们，现在再说一说德国局势以及巴本政府究竟代表什么力量和反映什么趋向。
巴本-施莱歇政府上台，是德国法西斯化速度加快的反映，同时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困难不断加深的反映。巴本-施莱歇政府的基础是大工业、大地主和阶级联盟，其中德国国防军将领起着巨大的作用。巴本-施莱歇政府最重要的支柱是化学资本，“N.T.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大家知道，德国化学托拉斯受危机的影响最小。重工业基本上靠国家补贴。新法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缓和重工业人士中的某种不满情绪。大家知道，不久前重工业扬言要将钢铁托拉斯的一批股票转让给法国，以此给中央政府施加特殊压力，求得新的补贴。
由于任命布拉赫特为普鲁士国务委员，政府与西部德国重工业集团的关系才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布拉赫特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中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在西部德国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电站中。重工业大量地给国社党提供经费。现任的以兴登堡为首的巴本政府依靠“钢盔团”和德意志民族党。大地主与国防军军官关系甚好。国防军军官几乎清一色地由封建分子担任。作为所谓“总统制内阁”的巴本政府企图同一些政党建立不同于前几届政府的关系。不过这些政党必须直接服从政府的愿望和命令。
巴本内阁对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特别优待，使资产阶级阵营内部产生新的困难。中央政府同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南方各邦之间的冲突——迄今仍未消除——除其他原因外，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德国南方的中小工业主、富农，甚至北方的商业资本和轮船公司的某些集团，也因未能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反对政府给东普鲁士大地主、大工业家，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区的大工业家提交巨额补贴。以此为起因，资产阶级内部产生了新摩擦、新争吵。
巴本政府同“老爷俱乐部”紧密合作，这个俱乐部之所以能起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其中有一大批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直接联系的大工业家，有相当一批著名的大农业主以及国防部的领导人物。
可以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分歧，各资本家集团中日益增长的矛盾、不断加深的分裂和争吵，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上层出现危机的非常明显的征兆。国会解散也是所有这些现象的反映。国会解散是资产阶级阵营内局势进一步尖锐化的征兆。
德国近来的事件证明了我们的下列观点：法西斯阵营内各集团为争夺领导权展开斗争，而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以胡根贝格为首的德意志民族党徒和“钢盔团”。我请大家回忆一下胡根贝格与纳粹党徒之间在德国政治总路线方面的冲突。9月4日，巴本和施莱歇亲自参加的柏林“钢盔团”大游行，对于说明巴本政府各派力量的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钢盔团”领导人的新宣言也很重要，它反对国会的纳粹议长和整个国会，同时也是信任兴登堡的特殊表示。
国会事件，自命为人民利益代表的纳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不仅反映资产阶级阵营内的矛盾，而且反映法西斯分子周密策划的蛊惑行为和全部复杂的计谋，他们企图借助于这些计谋推动法西斯化过程，阻挠革命潮流的发展，阻挠我们党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巴本-施莱歇政府，以希特勒党为后盾，借诡计多端的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之手，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法西斯进攻。今后德国法西斯专政将以何种速度发展，这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反击的程度和力量，取决于无产阶级有组织地反击法西斯进攻之后以何种规模展开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在这个方面，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我们最重要的斗争武器。
形势正迫使我们迅速地积累在引导群众进行伟大决战方面的经验。
现在，我们在加强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原则斗争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有效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争取一切局部要求的斗争纳入革命轨道，使之适应革命发展的更高水平，汇合成为反对法西斯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斗争。
现在，就巴本纲领讲几句话。
这个巴本纲领的主导思想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法西斯专政。巴本-施莱歇政府的每项措施都表明：自从巴本-施莱歇政府取代布吕宁政府以后，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变本加厉的法西斯化。新的非常法令及其对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前所未闻的进攻，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广泛意图：妄图唆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互相攻讦，大幅度地降低工资，破坏社会保险和工资立法，在“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活跃经济”的幌子下，又给大资本家成百万成百万的补贴，缓和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困难，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下面，我只是简单地谈谈新非常法令的最重要的几点。应该说，从来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沙文主义的花言巧语企图将数十亿马克的新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巴本纲领是新的法西斯罪恶阴谋的完整纲领。
新非常法令将15亿马克以所谓税劵的形式暗中补贴给企业主。支付的形式应是，企业主缴税款的一部分以税劵的形式归还，每张面值为10至20万马克。
1934—1937年的全部税劵都将用来抵作税款。这些税劵在市场流通。小纳税人得不到这种优惠。此外，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9月30日平均雇佣工人多于1932年的企业主将得到总数为7亿马克的税劵。当然，在这里小型手工业企业也是被排除在外的。曾经颁布一个以“消除最大的不公正现象”为借口的补充法令，其中规定税劵发放方面的一些限制，恰恰是给予大企业更为明显的优待，他们得到十来亿马克的补贴。企业中每增加一个新工人，资本家每年就可得到400马克的税劵。
与这种给资本家送礼有直接联系的是，在每周开工40小时的企业中可以撕毁工资合同：企业主在雇用新工人时有权降低工资定额。工资额降低的幅度随新就业工人的人数而变动。如果新就业工人达到总数的25%，那么，该企业全体在业工人的工资将降低12%。
但是，对于那些为了降低工资而将工作周从48小时改为40小时的企业来说，雇用25%的新工人，实际上意味着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企业主只要张贴一纸降低工资的通告，就可轻而易举地实行，而这样降低工资早在9月15日就已经有人实行了。已经关闭的工厂如果愿在国家监督下重新开工，企业主可得到特殊补贴。
这些前所未闻的降低工资的措施，其险恶用心是挑起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争吵。除采取这些措施之外，还破坏社会保险。新的非常法令规定，中央政府有权对各部门的疾病保险、不幸事故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对劳动法庭、集体合同、仲裁、劳动保护、贫困救济、劳动力雇用的中介等制度进行任何修改。其次，还必须指出一些特殊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因无力按原工资表支付工资而面临倒闭威胁的企业，可以根据仲裁法官的裁决降低工资额。
市政府受权重新征收1932年废除的“公民税”。同时取消了过去实行的500马克的免税最低限额。
非常法所规定的降低工资的措施，完全符合1932年2一3月德国工业家联合会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这一点从我们手中掌握的1932年3月24日工业家联合会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
信中说：“情况的逐步改善不是取决于保持实际工资，而是取决于企业又能赢利。而这在企业现有的捐税负担和社会负担的条件下，不暂时降低实际工资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重新得到自由议定工资和工时的权利。”
在德国企业主最强有力的组织——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这次会议上，甚至仿佛是为政府政策通过了一个总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由大资本家签署的巴本-施莱歇政府的纲领。在这一文件中说道：
“不在赔偿军事债务、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调整国际关系，当前的危机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虽然如此，但是，中央政府仍然必须尽力推行上述措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局势的恶化。为了在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不致因国内的软弱状态而陷于不利地位，也必须这样做。
对国家来说，在解决失业者就业的问题上，只有为利润更高的经济创造前提，尽快消除现存的障碍，如人为的价格政策，僵化的工资制度，企业过重的社会负担，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良策。这些政策实施得越迅速、越切实，就能越早地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现在在德国为反对劳动群众而实行的那些措施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了，我只是简单地说说这一新法令的一般内容。巴本纲领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连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也已经指出来了。德国金融资本家的主要喉舌《德意志大众报》在9月6日写道：
“对危机发动总攻，决不意味着允许互相矛盾的原则。整个战略必须具有一致性。”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感觉到，人们担心一个措施会完全抵消另一个措施的作用。
但是，在对待工人阶级、职员、贫苦农民、中等阶层的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整个资本家阶级是团结一致的。
巴本的非常法所采取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1．降低工资额和薪金额（非常法也授权国营企业和市公用企业降低工资）；
2．延长工作时间；
3．取消社会保险；
4．通过提高价格和控制日用消费品的输入而提高工人阶级的最低
生活费用；
5．恢复公民税（巴本在上台时许诺完全废除公民税）。
巴本非常法的措施的矛头也指向小工商业者、中等阶层劳动居民和中小农民：
1．货郎、手工业生产者和家庭生产者，即恰恰是“中等阶层”中最无财力的一部分人，得不到税劵。
2．手工作坊主和所谓“中等阶层”得到的税劵，相对地少于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他们的周转税较低，而且不缴纳基本税和运输税。
3．雇用新工人的奖励（每增雇一个工人奖400马克），只有相当大的企业才能得到。
对企业家来说，巴本非常法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发行税劵。发行税劵实质上意味着政府许诺将来降低税额。这种税劵其实就是国债。同时，税劵的发行是通货膨胀性的隐藏措施，而出于“心理学”的动机，却力图避免通过国家银行的途径。在这个方面，指出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巴本政府的经济计划首先是在著名的国家统计局局长瓦格曼参与下制定的。这个瓦格曼曾制定过既为国社党所赞同又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党的头头所赞同的信贷政策计划（即沃塔巴计划，由沃伊廷斯基、塔尔诺和巴德根据瓦格曼的提议制定，以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来命名）。
税劵制度只不过是德国大资产阶级主要集团所构思的更加广泛的计划的前奏。巴本政府蓄意在加重劳动群众负担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税制。除了工资税外，政府几乎只注意日用品税，即向广大群众征收间接税。如果说这些税劵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们为彻底改变税制创造了前提。不久前，8月19日出版的一期《钟声》杂志（“老爷俱乐部”的机关刊物）就指出了这一点。
必须放弃完全错误的德国征税原则。我们不能长期拒绝以间接税代替直接税，既然今后必须继续推行直接所得税，那么，就应该像战前那样，把最微小的收入也纳入征税范围，除全普鲁士所得税外，再征公用事业附加税。
这就预示着在保留直接税的同时，将废除低收入免税标准。资产阶级的税收政策证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原理：
“现代的国家财政制度，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66页。——编者注）
下面，我要谈谈社会保险问题。
非常法的第二部分涉及社会政治措施。这一部分使政府可以有充分的权力来取消社会保险。
这样，巴本政府就能独断地实施那些在国会中只有超过2/3票数的多数才能通过的措施。这样，就“不声不响地”取消了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文。巴本政府毫无疑问要取消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站在其后台的老板们已充分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上面提到的《钟声》杂志写道：
“如果我们不决心使大多数国务部门，首先从社会政策方面……反过来服从个人的自由责任和私营经济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整顿国家和国家财政，也不能使经济困难得到真正的缓和。”
《钟声》杂志第35期就社会保险问题写道：
“为了共同的利益——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真正贫困者的利益——领导人现在必须着手任何一届国会都未曾着手过的一项艰巨而难以取得成效的任务，那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在仅仅维持绝对必要的支出的同时，大大缩小保险年金和津贴获得者的范围，从而使个人重新养成为自己及家庭负责的责任感。”
这样，取消社会保险就成为使劳动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明显恶化的总体系中的一个步骤。
大地主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成巴本纲领，因为这一纲领还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特殊愿望。
《前进报》已完全公开地声明：工会改良主义领导人力图抵制和破坏罢工，分散群众对非常法的反抗，而将群众的反抗纳入劳动法庭司法纠纷的轨道。
9月7日《前进报》上写道：
“重要的是规定：凡根据非常法不再实行工资合同的地方，工会就得到斗争的自由。从此，和平的工资合同政策宣告结束。人们将尽力使劳动冲突中的这一思想在法庭上取得胜利。”
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对巴本的非常法立即作出反应。在群众集会上、工厂大会上以及在各种组织中，纷纷作出决议，进行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使用罢工这一武器。我们提出了一定的口号，以便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动员群众进行联合反击和行动。基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饥饿政策和非常法。”“打倒巴本政府！”我们在宣传中把第二个口号同最后一个口号“为工农业共和国而斗争！”联系起来。此外，我们还提出“不许削减企业中的工资”“必须完全维持原工资才能缩短工作时间”等口号。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有联合斗争，失业工人不要在降低工资和没有固定工资的条件下到工厂做工，也是动员群众的重要口号。
为了回击巴本政府向大地主和大企业主补助22亿马克，我们要求把这笔款项用来增加工资和失业工人救济金。我们已经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基层组织提出这些口号，建议所有工人不问工会会籍和政治派别如何，进行共同斗争，以便全面地展开反对巴本法西斯纲领的群众性斗争。
德国资产阶级除了对内实施非常法外——不顾国内困难，而且正是由于国内困难——在对外政策上也力图施行比任何时候富于侵略性的政治计划。在世界报刊上对巴本-施莱歇纲领在武装方面的要求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例如，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赞同德国。英国开始持审慎态度，后来相当公开地反对这些要求。法国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这些新要求发出最富敌意的警告。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形势已经变化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力量的重新组合，使巴本-施莱歇政府的武装要求更加具有世界政治意义。
皮克同志在发言中已经分析了这一武装纲领的最重要的要求，并指出了这些要求的确切依据。他指出这里的关键是要破坏凡尔赛体系的新企图。这种企图，我们在布吕宁政府执政时已经看见过，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同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来削弱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但徒劳无功。
毫无疑问，巴本内阁在武装问题上的新行动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侵略性加强和德法冲突尖锐化。此外，巴本政府企图再次煽起沙文主义情绪，使群众不去注意国内的饥饿和压迫政策、非常政策等。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关于武装的备忘录中涉及建立德国法西斯民警部队的一段话，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备忘录中说：“至于防务体系，德国政府必须坚持，它也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在共同通过的决议和准则的范围内，根据本国的需要和经济、政治特点，组织自己的防务。这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组织变动（例如长期服役者现役期限逐渐变动）和自由决定本国军队结构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短期培训的特种义务民警部队，以维持国内治安和保卫陆海边疆的问题。”这一段话毫不掩饰地说明：纳粹的冲锋队和“钢盔团”的干部必然正式列入军队编制，以镇压革命运动。自然，这样的部队也一定会作为帝国主义军队使用。由此可见，把冲锋队编入军队，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既有对外政策意义、军事意义，又有内政意义。因此，巴本-施莱歇政府由于这个有内外政策意义的武装纲领，进行骇人听闻的进攻，决不是偶然的。德国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各种分歧，把自已的政策放在帝国主义力量的较量上，以便在武装方面取得一定的让步，同时使自己易于在国内推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残酷措施。资产阶级助长沙文主义情绪，假装很坚决地反对凡尔赛体系。它企图用这种方法使群众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对工资和社会保险的无情进攻，对工资合同法和其他类似措施的破坏。
正如我们第十二次全会提纲中所正确地指出的，德国是凡尔赛体系的焦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加剧的同时，德国革命高潮的加速发展使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更加尖锐化。德国资产阶级竭力遏制和镇压革命运动，继续走法西斯的发展道路。它采取一切手段，力图找到摆脱危机的资本主义“出路”——德国沙文主义浪潮的增长，是同国内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德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经历着破产和贫困化的新过程。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眼看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威胁他们的生存，但又部分地担心无产阶级革命会消灭他们，剥夺他们仅存的财产。这一切事实在劳动群众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间造成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情绪。
马克思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描述了我们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可以看到的这种特殊过程。马克思写道：
“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小资产阶级——台尔曼注）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中间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这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页。——编者注）
这一段描写对现今的形势也是适用的。十分明显，小资产阶级阶层期望由于法西斯上台而获得较多的好处和利益；他们希望捞到一官半职，替换社会民主党的官吏。
还必须估计到，纳粹分子在其蛊惑宣传中拼命利用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首领对马克思主义威信的破坏。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王德威尔得和赫尔曼·弥勒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法西斯分子以此为借口，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应对凡尔赛条约套在德国身上的枷锁负责。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能影响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这一群众运动，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相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给债权国施加外交压力。
十分明显，作为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社会民主党，也是阻碍工人阶级在更高水平上向资产阶级展开革命进攻的制动器。
纳粹的群众运动队伍不仅包括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而且有些地方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资产阶级企图借助于这两大群众运动（纳粹群众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以及中央党，实现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正在显露出土崩瓦解的苗头，特别是在国社党阵营内。这种苗头也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基本群众开始强烈不满。这个内在过程是总的左倾化和革命化的一部分，它所达到的程度比初看起来要高。集结在施特拉塞尔周围、企图最近用合法手段在行政和国家机关内取得领导职位并将冲锋队员安插到这些职位上去的法西斯活动家，现在部分地怀有反对希特勒的情绪，因为希特勒在兴登堡前面提出要求：“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施特拉塞尔主持参加政府。由于国社党内部的意见分歧，结果建立了所谓的北德意志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有柏林、汉堡、柯尼希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上西里西亚和西里西亚的各个州组织。希特勒党内拥护这一派的，倾向于进行战斗，以便通过叛乱迫使政府允许国社党参政。而以希特勒为首的较为强大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这一路线。这就是法西斯阵营内部重新组合和分化的征兆。
最近的事件证明：由于巴本现在的纲领，国社党内部，尤其是冲锋队内部，情况在发生变化。各地冲锋队的首领纷纷辞职。萨克森地方自治议会的一个国社党代表放弃了席位。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国社党党徒有组织地加入反法西斯斗争同盟，普通的法西斯党徒起来造反，反对冲锋队首领，例如科隆、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以及萨克森州某地就发生了这种事件。这种突发事件在有的地方异常尖锐，甚至达到火拼的程度。例如：在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中，无产阶级分子群情激愤，以致格罗尔德斯特拉斯兵营中的士兵们起来造反，反对一部分营私舞弊的指挥官。有几个军官把一个造反者关起来痛打一顿。第二天夜晚，一群冲锋队员手持上弹的左轮手枪冲入国社党徒宿舍，声言要“整顿秩序”。
头头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防止了严重的对射事件。他们不得不立即同意撤换众所痛恨的列姆大尉，把他调到科隆去。
杜塞尔多夫市的《自由报》报道说：
“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宿舍‘施拉格特之家’暂时关闭，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在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员中间形成了各种相互敌对的小集团。”
在克雷菲尔德，冲突十分激烈。在雷姆沙伊德，也有一些冲锋队首领造反，结果只好把三个人（休勒、施瓦哈特和库普费尔贝格）解决。据报道，伍珀塔尔市冲锋队营房中发生了冲突。上周，那里有18名冲锋队员加入反法西斯斗争同盟。汉堡法西斯组织的当地首领考夫曼于今年8月4日在齐勒塔尔发表声明：“我们必须立即掌握政权，否则，我们所有的追随者都会在短期内离开我们。”考夫曼的声明证明了首领们的情绪。
下面举例说明我们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些成果：番号为22/Ⅲ/107的冲锋队在莱比锡四处散发传单，都因群众自卫队的阻拦而未能得逞，最后，在警察保护下才发了传单。
下面是从关于反对“共党破坏”问题的一份法西斯通告中摘引的一段话：
“德国共产党的所谓破坏性传单这几天又会在冲锋队员中流传。冲锋队的领导人必须立即收缴这种传单……必须千方百计阻止使冲锋队瓦解和混乱的任意企图。”
法西斯营垒中业已开始的瓦解现象，也表现在广大职员日益革命化上。由于我们在这些阶层中加强工作，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国社党的政策了。
劳动农民进一步贫困化，法西斯分子为推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措施而采取公开的行动，革命工人积极反对拍卖农民财产，诸如此类现象也是法西斯营垒瓦解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丝毫也不能过高估计这些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决反对对这些现象估计不足。采取反苏方针，国社党首领和中央党谈判，义务劳动营中的国社党徒受到严格军事训练，但首先是没有公开宣布“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会产生不满情绪，积聚起进一步瓦解的爆炸性因素。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发言中已经强调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稳定结束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注意已露苗头的法西斯主义瓦解的现象。第十一次全会正确地驳斥了对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错误估计（所谓进攻论，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被堵死，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产物），因为这种观点就是对法西斯的发展估计不足，是有危害的；同样，当前的第十二次全会也必须批判对当前法西斯内部瓦解和崩溃的因素估计不足，必须与之斗争。
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法西斯瓦解的最重要征兆存在于下列现象中：法西斯营垒内部的意见分歧。国社党同“钢盔团”之间的矛盾。
国社党上层的分歧。北德意志同盟，希特勒，施特拉塞尔，戈培尔。国内社会矛盾。普通干部和军官之间因冲锋队加入资本主义国家机构而加深的鸿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动机的骚乱。对希特勒和中央党之间谈判的抗议，对巴本纲领等的抗议。义务劳动制实施后的失望情绪。对军事训练的抵制。对反苏方针的反对。由于法西斯组织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措施承担越来越多的直接责任而日益增加的困难。一部分组织对希特勒个人的信任丧失等等。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估计到埃尔科利同志根据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些话。我们现在就必须力求摧毁法西斯专政在群众运动中最重要的支点。我们必须努力使千百万群众摆脱法西斯思想的影响。
埃尔科利同志说：
“……正确的方法就是在法西斯队伍中成立支部。当然，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把阶级斗争引人我们的敌人法西斯队伍中去的问题，只有借助于这种方法，才能解决。”
在加强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时，群众性的思想斗争应该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创举。
在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方面，我们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中阐明了我们对民族压迫问题的观点。我们认为，在凡尔赛体系的条件下，民族压迫是与国际剥削相联系的。在这里我们力求接近各个不同的阶层，特别是接近国社党中的劳动人民，以便把他们引人无产阶级进攻的阵线。
一方面，洛桑协议、非常法、资本家对国社党运动的公开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动员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法西斯营垒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当前严重尖锐的局势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社会民主党的营垒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加强反法西斯战线，而且要把法西斯营垒中那些最积极但又误入歧途的人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我们在同拥有百万之众的国社党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向冲锋队中的杀人犯和匪徒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在当前阶级矛盾尖锐化，可以说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增长在如此高速度的条件下，我们德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第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采取一切措施，更加充分地发挥无产阶级的阶级威力来反对资产阶级。
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法西斯专政从来没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与社会民主党携手并进的群众运动（国社党就代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过，同时，在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德国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的共产党。
无论是第十一次全会已加批驳的特殊的“进攻论”（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被堵死），或者是后来出现的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取胜、法西斯专政已经全面展开的观点，都应该受到第十二次全会的谴责。对法西斯不论是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都会引起最危险的后果。
我还要就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讲几句话。我认为，近来我们在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洛桑协议的斗争中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在职员群众中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国社党营垒已经开始瓦解，群众日益左倾，群众对国社党的政策更加不信任，这一切使我们有新的可能加强这方面的群众工作。
我们提出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我们党中央二月全会所通过的宣言，是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及其拥护者的重要工具。前几天发出的新的号召书，给巴本政府的纲领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了对凡尔赛体系进行联合的、群众性的、国会外的斗争的道路，以及今后我们进行这一斗争的路线。我们提出武装无产阶级的宣传口号，来对抗巴本-施莱歇政府提出的帝国主义的武装纲领。
在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中，我们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话，使劳动居民的中等阶层也能理解。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使这些阶层也跟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参加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战斗。对于凡尔赛体系引起的一切问题，我们必须天天在广大群众面前以我们解放纲领的精神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革命态度，既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武装要求，又反对和平主义者解除武装的要求。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在1918年得以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毫不留情地实现以武装的工人阶级为依靠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非常法，不会有什么巴本，也不会有什么军事赔款了。
全党必须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在德国，我们是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最早的、唯一的战士，早在纳粹党出现以前很久就是如此，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使我们反对克扣工资和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同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枷锁的解放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战胜国的仇恨首先引向本国政府，引向本国政府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我们必须向群众讲清事件的内幕。必须向群众指出，本国资产阶级在掠夺劳动人民方面的宪兵工作同战胜国榨取军事赔款的镇压措施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德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注意边境地区的德国人和侨居国外的德国劳动人民。决不能让他们继续受国社党的影响。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只有在将来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废除凡尔赛体系枷锁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够取得自决和归并到全德意志苏维埃国家的充分权利。同样，我们必须加强工作，争取德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例如波兰工人）。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同法国共产党并肩进行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并使之家喻户晓。
为了纪念1923年的鲁尔区被占领十周年，德国代表团提出如下建议：1933年1月在德国和法国就鲁尔区被占领十周年举行广泛的群众集会，会上由占领区的前法国士兵和德国工人讲革命无产阶级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的解放斗争。此外，1933年1月还要向德国、法国、英国、波兰和比利时的无产者发表共同宣言，号召他们宣誓为反对凡尔赛体系的奴役压迫共同进行兄弟般的斗争，强调“敌人就在自已国内”这一口号。我们法国的兄弟党必须特别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工作（如“士兵从鲁尔冒险行动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此外，我们还必须组织大规模的边境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凡尔赛体系和进行国际革命解放斗争的口号。
（休会）
（9月14日晚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会议第三十次会议）
主席：库恩·贝拉和皮亚特尼茨基
台尔曼继续作总结发言
现在我来谈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上层及其政策法西斯化的过程如何表现在德国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专政发展的过程中呢？尽管资产阶级迫使社会民主党首领辞去最重要的国家职务和行政职务，但是，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法西斯化过程依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用“左”的理论，用蛊惑人心的欺骗花招引诱一部分工人阶级进入了法西斯化持续加强的过程（对布吕宁政府采取忍让政策，选举兴登堡，等等），而且他们的这一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主要企图是：支持法西斯，缩小它的危险程度，阻止群众对企业主和整个法西斯专政开展决战。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立场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表现呢？有一个时期，当法西斯专政还未发展到如此尖锐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一般地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不屑一顾、微不足道的现象。不久前，社会民主党还把法西斯主义说成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强调它对大工业的依赖性，不指出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大资本手中实行暴力和恐怖的工具。
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内阁忍让的一贯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借口同法西斯斗争，根据“作恶较少” 的理论，年年对布吕宁政府采取忍让政策，这样就为巴本政府和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人在根本谈不上法西斯叛乱的危险的时候，却大谈这种威胁。
社会民主党散布两个“理论”：一个是必须让国社党“自行破产”；第二个“理论”与第一个有联系，认为希特勒—施莱歇的可能掌权，尤其是巴本内阁的存在，毕竟胜于“纯粹”法西斯的希特勒政府。这样，也就为对希特勒内阁的忍让政策作好准备。由此我们看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社会民主党都是支持法西斯化措施的。就在不久前，资产阶级还宣扬所谓“第三阵线”（应当包括一切人士，从施特拉塞尔经施特格尔瓦尔德到莱帕特），企图以此创造条件，使几百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拥护法西斯专政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给巴本内阁起外号，叫做“希特勒贵族政府”，目的是专门掩盖这个政府对大工业的依附。他们闭口不谈这一点，因为他们想阻止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的群众不去进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首领们企图借此防止企业中反对巴本内阁的斗争扩大。
社会民主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在每一阶段都伴随着一定的“社会”蛊惑宣传和相应的吹捧。过去，他们大谈臭名远扬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大谈“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过渡。社会民主党企图用这种办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绑住千百万群众的手脚，以此支持法西斯化。近来，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某些“左”的欺骗花招和口号，如“改组经济”“社会主义股票”等。他们甚至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谈“社会主义建设”。近来，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互相接近和达成协议的各种尝试。众所周知，国社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就义务劳动和“就业计划”问题达成局部性的协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一高度法西斯化的过程使社会民主党营垒内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有些同志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倾化过程和分裂过程将与意大利、波兰等国不同。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上层人物现在已经同法西斯专政合作。在许多地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被撤除国家职务和行政职务。而社会民主党首领，如诺斯克和策吉贝尔则依然在法西斯专政的政府中担任职务。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中，也同在中下层工作人员中一样，由于他们的社会法西斯首领的这一政策，发生了新的、日益深刻的左倾化过程。这一切使我们有很大可能在社会民主党运动和改良主义工会运动中加强我们的革命群众工作。正是现在，在德国事态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明显地表现出“孪生兄弟”的相似性，斯大林同志曾十分正确地强调过，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相同。我们的提纲正确地指出，决不能简单地把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必须具体地揭露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派系各自的特殊方法和特殊策略措施。在当前法西斯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削弱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这个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原则性斗争，就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因为如果群众轻视这一斗争，就可能产生把社会民主党看成反法西斯力量的危险想法。社会民主党采取虚伪的反对派立场，它不参加政府，它以一定的“左”的蛊惑宣传来美化自己的政策，这些事实使千百万工人就难以了解其首领的这一叛卖政策的真正意图。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坚决地揭露所有这些事实，用阶级观点来加以阐述和论证。
近来，我们党根据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议，对主张削弱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性斗争的种种倾向，对认为同工人阶级内部敌人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不是指向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意见，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对这方面的所有倾向，我们将继续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巴本政府掌权以后，德国的个别同志在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基本问题上再次表现出偏离党的总路线的某些倾向。我们党的领导激烈反对一篇题名为《制度更替》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这篇文章提交书记处审阅后不许发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绝对错误的论断：“资产阶级暂时不会同其主要的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合作。”此外，还有其他不正确的提法。这里暴露出作者对社会民主党在当前形势下的作用作出了完全不能允许的评价。这篇文章由于不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而得出的策略结论，实质上同我们党柏林区委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建议是一致的。我们党中央曾以充分的理由指责和修改了这一建议。这篇文章还说：
“现在领导权已经不在‘民主派’手中，而在法西斯派（？）手中，而这个法西斯派还应该是革命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对象。在这样的打击方针下，我们将会执行和社会民主党假反对派所执行的同一条路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近来我们在议会制方面（？）和议会外斗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的策略变化。
但与此有关的首先是柏林—勃兰登堡州委向‘钢铁阵线’提出的举行反法西斯联合示威游行的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还有不正确的估计。我们尖锐地批评了柏林州委向“钢铁阵线”上层提出的建议，因为其中过高估计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成熟程度，而过低估计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通过下层统一战线组织广泛行动的力量，并且对团结统一问题上的温情主义倾向让步。十分明显，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如此歪曲我们党路线的文章在党内和社会上流传，否则它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我还要谈谈各个残余派别。这就是现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布兰德勒派和托洛茨基派。社会法西斯的这些“左”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布兰德勒派，就在最近这个阶段暴露了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真面目。斯大林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极大地帮助了所有的党、尤其是我们德国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 宗派主义，反对暗藏的卢森堡主义残余和托洛茨基主义残余。所举的例子表明，令人遗憾，这封信的全部意义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能及时地充分地得到理解和说明。在对卢森堡主义的评价方面，以及在我们自已队伍中的反革命思想体系——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糊涂观念。在对中派的正确评价方面，斯大林同志这封有历史意义的信件有力地帮助我们迅速纠正并消除德国共产党内的糊涂认识和《红旗报》的错误。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下，叛徒和脱党分子中的小市民发展了各种反革命理论。这些残余集团虽然在组织上很弱，但在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中却能够造成并在一定条件下已经暂时地造成某些混乱。近来，这些人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和工人阶级提出“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党联盟”的问题，以及在国会选举中“联合提名”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其事地希望共产党人同谋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同策吉贝尔、同巴本政府安插在岗位上压迫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警察总监一起行动。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把工人阶级诱入歧途，坚决主张德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上层进行谈判。他声明：
“必须切实地作好充分准备，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必须迫使社会民主党接受反法西斯同盟。”
这等于离开我们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采取比1923年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中央根据错误的国家理论、错误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同社会民主党结盟政策而采取的路线更坏的路线。
我们和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在1923年10月失败的日子里，最深切地经受到这一“左派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严重后果。
接着，托洛茨基在其对共产国际充满刻骨仇恨的文章中坚持这样的论断：“‘胜利了’的法西斯主义总有一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自身虚弱的牺牲品。”’
除了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工人阶级，这个宿命论观点，这个危险的失败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托洛茨基还要求：一旦在德国建立希特勒政府，苏联红军要立即开始向德国进军，即要苏联向德国宣战。这个“激进的”建议是一种挑衅，客观上丝毫也不亚于戈尔古洛夫、瓦西里耶夫、施特恩等人的犯罪行为。站在反苏的反革命先锋队前列的托洛茨基，竟敢指责共产国际“向法西斯主义仓皇投降”。
纠集在乌尔班斯周围的叛徒，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类似的路线。他们将自己的乌七八糟的著作冠以《共产主义旗帜》的书名出版。他们也企图在革命工人队伍中制造混乱。《共产主义旗帜》甚至作出这样的声明：
“共产党必须而且能够在工人面前提出明确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就是魏玛联合政府。如果有了共产党人的帮助，这个政府就可能建立。”
这样说来，德国共产党不仅必须同社会法西斯结成“同盟”，而且还必须同中央党，大工业家克莱克纳、路易斯、哈根的党，同巴本先生、布拉赫特先生、勒文施泰因公爵的中央党结成“同盟”。这些叛徒的这一反革命方针表明他们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赛德维茨和罗森菲尔德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德国的布兰德勒分子一起，也坚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党联盟”的口号。最近的国会选举（7月31日），德国共产党得89席，而以赛德维茨为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连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这表明了这些残余集团根本无足轻重。
但是，如果放弃或者削弱反对叛徒的斗争，那就是一个失误。必须估计到，他们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其理论适合无产阶级某一部分人的最落后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仍然会引起混乱，惹起许多政治灾祸。
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支持法西斯措施的政策，已经在他们自已的队伍中遭到最有力的反抗。
最仇视德国无产阶级的分子是冲锋队，是这些法西斯杀人犯。近几个月来更是这样。凡是群众对这些恐怖集团实行进攻的地方，凡是我们通过群众真正革命的回击成功地消除个人恐怖趋势，把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结成群众反法西斯战线的地方，我们都大大加强了我们在当地整个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行动。我们不仅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就，而且能够在许多场合发动局部的经济罢工、示威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通过反法西斯运动，我们把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基督教工人吸收进我们的群众自卫队伍。这样，这支自卫队事实上就是无产阶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的自卫武器和进攻武器。这些自卫组织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日益深厚的兴趣，它们越来越多地接受革命斗争的思想。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说，在这里我们已取得真正的成功。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些自卫队的成分。就拿汉堡来说吧。有一个自卫队有125名无党派工人，10名社会民主党人和65名共产党员。另一个自卫队有15名无党派工人，20名社会民主党人和30名共产党员。第三个自卫队有56名无党派工人，24名社会民主党人和30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个自卫队有158名无党派工人，6名社会民主党人和96名共产党员。
在杜塞尔多夫州、科洛以及鲁尔区，我们都在尽吸收基督教工人参加这些群众自卫队。在雷姆沙伊德市罗森休格尔区，我们有一支由75人组成的自卫队，其中有40名天主教工人和20名资产阶级射击协会成员。现在，对党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使无产阶级战斗队伍的深仇大恨、主动战斗精神和真正进攻情绪指向最可恨的阶级敌人，指向巴本政府和资本家的进攻。为了能真正发动失业工人群众，特别是在业工人群众反对削减工资的种种新花招，就必须这样做。例如，在发生重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后来在产业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也引起一定的运动。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与波兰性质相似但水平更高的新的斗争形式的萌芽：一支反法西斯同盟的队伍举着红旗来到一个工厂；有一个人发表演说，向工人说明情况，号召他们宣布反对非常法政策的罢工。在伍珀塔尔市，几个月前我们一天就使9个企业参加反法西斯的抗议罢工，每个企业至少各有300名工人。这9个企业都是团结一致地举行这次罢工。我们力求扩大和增加这类事件。
工人阶级根据过去的经验开始了解，在危机尖锐化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找不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出路的。现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比以前更加注意、更加乐于倾听共产党的日常口号和最终口号。这就大大加强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地位。
我们现在来谈谈德国共产党的内部发展问题，谈谈联系党内某些现象贯彻共产国际的总路线的问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反对社会党的复杂斗争中，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更加成熟了，加强了外部和内部的阵地。我们党拥有几十万无产阶级战士和经过考验的干部，其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了党以外，我们还有众多的反法西斯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政治上坚强，而且在组织上也得到发展，尤其是最近时期。由于我们的思想工作，我们有广泛可能通过召开专题讨论晚会、散发材料等方法加速国社党冲锋队，尤其是德国旗帜党中业已出现的瓦解现象。这一事实为成功地发展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开辟新的前景。近来，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群众组织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7月31日我们取得的选举胜利，这是德国共产党的群众力量的证明，在国会之外，也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根本不了解德国革命运动高涨和革命行动发展的条件的人，才会低估或缩小这一胜利的意义。谁要是不重视加强德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或降低其作用，谁要是在当前困难条件下企图削弱这一主导作用，他也就不能理解，在反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坚持原则的选举斗争中取得530万张选票这一事实本身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务必十分认真地满怀革命激情地善于找到革命群众工作的一切新方法，并通过新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勇敢大胆地以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回击来对付法西斯专政的突然袭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巩固这些胜利。
不错，选举结果再一次有条件地反映阶级阵线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革命工作总的状况，是党及其同群众联系的总的状况。8月3日，在全德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们指出：我们已经在选举中战胜了社会民主党，而现在，我们必须在企业中和工会中削弱它的群众影响，在这些阵地把它摧毁。尽管敌人采取不顾死活的手法，尽管他们对我们战线施加空前的压力，尽管他们挑拨性地企图在精神上瓦解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但是，我们在阶级战斗的烈火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各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在德国，要把我们党的指示和有关日常斗争性及其任务的具体指示生动地传达给几千名新党员和几十万各种群众组织的新成员，要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国际经验介绍给他们，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歪曲共产国际的总路线，避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防止陷入“左倾”宗派主义，要做到这一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德国的斗争经验也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使党内问题离开一般政治问题。
我想在这里指出党内问题、共产党内部发展问题同总形势的某种联系。在历史和政治发展中根本不可避免的转折点总会在党内引起一些特殊现象，为由于没有充分了解斗争所处的新条件而发生动摇。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低估革命的可能性，向阶级敌人投降，对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无能为力。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危险——貌似革命的过火行动，言之无物的夸夸其谈；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主义，对于这种危险，也必须坚决反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消除。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们确认战后第三个发展时期已经到来。当时有些同志就表现出各种倾向，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稳定，错误估计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有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屈服，过低估计主观因素在利用革命可能性方面的作用，等等。凡在表现出这些错误观点的地方，共产国际都以布尔什维克精神支持各国共产党无情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同右倾机会主义调和的怯懦态度，同时激烈反对估计当时革命可能性的一切貌似“革命”的过火行动。一切方面的事件进程都证明了共产国际总路线的正确。必须肯定，事件的发展空前地提高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威信，提高了它在千百万革命战士心目中、尤其是在各国共产党普通党员和干部的心目中的威信。第十二次全会确认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制定了共产国际总路线，并在当前形势下把它具体化。虽然我们丝毫不想把现在的形势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期的形势等同起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告终的条件下，又出现了某些低估革命可能性的情绪和倾向，有人不大理解我们在当前客观条件下应该进行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日益增加的战斗任务。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都必须警惕在这次全会上有所反应的所有这些情绪。我们党过去对一切倾向——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宗派主义，都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近来，当阶级敌人对党的压力大大加强的时候，我们党不遗余力地在我们战线的各个环节（不论在工会运动中，或在工厂工作中，或在失业工人斗争中）克服并消除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任何表现。
然而，在策略问题的一般评价方面，在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方面，特别是在革命家的群众政策方面，个别干部仍存在一些错误观点。
我们联共（布）党代表团的朋友们已经谈了与诺伊曼同志的意见分歧。我认为还有必要依据新的事实来阐明这个问题，并举些例子来说明我们与诺伊曼同志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者之间的政治分歧。
我们拿执行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问题来说。难道德国共产党在执行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方面，在法西斯主义发展问题方面，没有发生过某些动摇吗？没有某些糊涂观念吗？当然有过。但是，这些动摇已经克服。下列事实就说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估计不足：诺伊曼同志在谈到国社党在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时宣称，这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是这个运动的顶峰。结果就错误地估计这个有几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暂时地忽视了我们在这些群众中的工作。诺伊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1930年12月，也就是大约在国会选举后过了三个月，他坚持说，“法西斯专政已经存在。”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说服群众，动员并激励他们去反对法西斯专政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形式呢？这里一开始就有极其重大的意见分歧。
那时我们可以说，布吕宁政府只是一个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而现在，在法西斯进攻进一步扩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通过巴本政府这个同特定政党没有联系的法西斯专政政府，实现极端敌视劳动群众的法西斯措施。
当我们后来力图更灵活地实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说“我们兄弟般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伸出双手”时，不止一次地有人挖苦我们，如诺伊曼同志说我们“跟着社会民主党工人屁股跑”。
这一切证实了德国代表团的意见：诺伊曼同志不赞成我们正确的策略路线。在我们党内产生了如何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已经受到了批评。我们采取什么说法——“革命统一战线”，还是“红色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还是其他说法，这个问题决定于各国形势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在德国赞同诺伊曼所坚持的观点，认为必须用“红色工人战线”的口号来代替“红色统一战线”的口号，才能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这样只会使群众的团结愿望更难实现，并会把重要的阶层从统一战线中排斥出去。“红色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是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和一般劳动人民加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实现自身要求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在工会内部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口号为诺伊曼所支持，如“粉碎全德工会联合会”。号召在工厂中暂时停止缴纳工会会费，也是错误的。诺伊曼同志和其他同志那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创立红色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尽管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也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有一个时期，而且是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在反对国社党的斗争中提了一个错误的口号：“见法西斯分子就打”。特别是在第十一次全会上，德国代表团还不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严重错误。后来，诺伊曼同志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只不过已经不合时宜，不适应当时形势罢了。“见法西斯分子就打”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口号使我们难以向反对资本主义的国社党追随者发表意见而且妨碍我们向国社党开展真正群众性的思想斗争。在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一方面不应丝毫削弱群众性的战斗反击，同时也不应一小时、一分钟拒绝接近这个几百万人的运动，而应以更大的灵活性和毅力使无产阶级分子和具有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法西斯追随者脱离法西斯阵线。
当我们为了找出并克服在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方面的缺点，在我们自己队伍内开展思想斗争时，往往有人跟我们捣乱。在评估缺点的问题上，在为消除这些基本缺点而进行真正自我批评问题上，我们和诺伊曼同志之间没有任何一致的看法。这样就发生极其重大的分歧。诺伊曼同志甚至不能理解：理论和实践有着统一性，在总的形势尖锐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反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原则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我们对基本问题必须力求在理论上搞得十分明确，才能在实践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的革命任务。
第十一次全会结束后大约经过五六个月，在检查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时，我们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各个问题上仍然不符合第十一次全会提出的方针。当我们着力修正我们在个别问题上不明确、不准确的观点时，当我们开始取得思想进展时，我们在这方面又碰到了阻力，特别是诺伊曼同志的阻力，他不相信也不理解充分搞清第十一次全会的基本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这一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件出现以后，《红旗报》发表了这封信，加了一篇经诺伊曼同志审阅的序言。这篇序言有两个严重的政治差错，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加以纠正，这一点乌布利希同志已经在这里谈过了。
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党战胜了布兰德勒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左倾’思想泥潭。”
这样，这里违背斯大林同志的明确指示，没有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先锋队，而把它说成是“思想泥潭”。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中派主义政党，诚然是一个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采取无原则立场的小组织，但它再一次力图阻止社会民主党工人转向共产党阵营。”
这样说来，诺伊曼同志在最本质的问题上根本不了解斯大林同志的信的全部意义，而在理论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轻率。
另外，诺伊曼同志还文过饰非，企图用客观困难来掩饰自己，这正是第十一次全会坚决加以谴责的倾向。诺伊曼把党的工作的缺点说成主要是由于客观因素（这是同德国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相矛盾的）。在德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我们已谈到了这一点：
“我已……指出，为消极被动和斗争不力等辩护。不许用客观困难掩饰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已显示出完全一致，这是非常可喜的。至于因危机而额外造成的进行罢工的困难，如失业等，我们已经指出，虽然这些困难一方面使罢工斗争复杂化，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客观因素也有助于进行群众斗争。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看到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仅应该看到困难，而且应该看到来源于同一事实的革命因素。在讨论德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
尽管凡尔赛体系给德国革命带来了巨大困难，尽管与德国无产阶级相对立的，不仅有德国资产阶级阵线，而且还有广泛得多的全世界战胜国阵线，但是，同时，在这一凡尔赛体系范围内，德国的革命因素也在壮大。”
诺伊曼同志也反对《国际》杂志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由他审定的号召书的批评，这份号召书中出现了《三国劳动者同盟》的错误口号。
他反对党的领导因错误估计法西斯主义而作的自我批评，而这种错误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已加以纠正。他不同意我们对个别同志（如朗格纳）的文艺作品进行公正而十分必要的批评，而对他的朋友表现出庸俗的偏袒态度。在这几点上，我们同诺伊曼同志有严重的意见分歧。
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这些政治分歧点有许多在过去都没有公开过。在策略问题上出现观点分歧，这是常有的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些分歧影响到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坚定性、革命成熟性和革命群众政策时，如果我们各以自己的方法在工会、工厂和失业工人中贯彻统一战线政策，错过有利的客观机会，那么，就不得不如《国际》杂志的文章（尽管诺伊曼和其他一些同志反对，还是刊登在1931年12月号上）。那样，在这方面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后来发展的事实和我们的成就，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因为几个月的反法西斯运动已经表明，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干劲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并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阶级阵线中来。现在我们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必须表现出来的这种灵活性，使我们党更加成熟，使党的应变能力大大提高。
除了诺伊曼同志外，我们党内还有个别同志不仅时常在党员中散布他们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且采取捣乱措施来破坏领导工作的威信。在当前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到处蓄意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这样困难而尖锐的局势中，谁要是从党的内部来破坏这种威信，谁要是采取捣乱措施，他就是蓄意破坏整个党的统一团结。而当这种行为带有派别性质时，那么，我认为，这就不仅是破坏革命纪律，而且是践踏党章和组织原则，破坏党和基本原则了。如果身为中央委员的诺伊曼同志今后还要采取这种破坏党的统一的可耻手段，那么，这必然会使他的政治生命很快死亡。我必须向全会报告，1932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会议对采取捣乱措施和其他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领导的诺伊曼同志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个一致通过的决定中说：“把海因茨·诺伊曼同志开除出德共中央政治局，免去其后补委员职务。今后若再企图进行宗派活动，党和共产国际将采取进一步的组织措施，特此警告。”
我们拥护政治书记处关于诺伊曼同志的决定，并向他的朋友们提出警告。
对那些破坏和阴谋抵制党和共青团的工作的同志，如果他们继续企图败坏党的领导的威信，我们将作出而且不能不作出组织结论。
这不是个别同志之间的争斗，像有些人恶意煽动地、错误地武断的那样，而是群众政策问题和改进我们党全部工作的问题。这不是次要问题，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的基本问题。在当前异常尖锐的形势下，党中央的这些决议向领导提出要求：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削弱革命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认为，为了更积极地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党中央的决议，我们必须作出须克服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只限于宣传鼓动的倾向——克服这种由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培养和支持的，由议会选举培植起来的倾向。对党的负责干部，必须进行内部的调整。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的重大责任。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为真正集体的有能力的机关，必须加强自已的工作并改进工作质量。同样地，我们要努力改进我们党团在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以便在必要时刻能把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最重要的战略要点上去。
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党的领导机关和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直接联系。为此，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要取消枯燥无味、拖泥带水的文牍主义，而使我们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带决定性的要点上。
我们已经开始精简党的上层机构，扩大并加强基层机构，这一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德国代表团的同志在参观莫斯科“狄纳摩”工厂（莫斯科发电机厂）时看到，这个工厂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示，进行党的机关的改组工作，在加强基层干部的同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发挥我们基层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的独立主动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认真地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未来战斗中所负的全部直接责任。7月20日恰恰暴露出我们党内严重缺乏主动精神。由于我们的敌人每时每刻都可能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我们的干部必须能迅速地毫不迟疑地作出反应，这种能力是我们的革命政治所迫切需要的。
时不可失，我们不能让突然事件把我们搞得手足无措。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干部建成一个具有战斗力、时刻准备进攻、能随机应变的战斗的党，这个党将使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重演7月20日事件。
我们即将采取措施，着重激发我们那些秘密工作的工厂支部的革命主动精神。这些支部应该同党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党支部的内部生活必须极大地活跃起来，开展起来。如果，我们的基层单位不活跃，我们就不能消除党内严重的流动性。我们将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暂时派出突击队的办法只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企业中，我们将把优秀同志派到工厂去长期工作，在工作期间他们必须开展坚持不懈、细致耐心的工作，来加强并扩大我们支部的群众影响。
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贯彻第十二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努力提高我们党员群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迅速而坚决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要把思想斗争和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方法结合起来，保证在群众中贯彻正确的总路线。这方面的保证越大，那么，7月20日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和缺点，决议的通过和执行之间的脱节现象就会消失得越快。
最后，我们将以政治上尖锐的但充满同志友爱的方式给共青团提供迫切需要的帮助，并通过某些业务干预来加速这一过程，使共青团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运动，成为反法西斯的锐利武器，使共青团通过消除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群众影响，成为青年革命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战士的集合点。
最后，谈谈由于党即将被禁止而引起的问题：如何将一切合法机会同不合法工作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创造前提条件，给基层单位提出保证：共产党将准备好在遭到禁止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己的阶级任务。《红旗报》和其他报纸已被查封四个月，《反法西斯行动报》和其他群众机关报已被查封六个月，这一事实，如同法西斯化全面加剧一样，迫使我们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和进行不合法工作。
雷梅尔同志说过，党的主要任务是“党内步调一致。”
我们德国代表团宣布：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对法西斯主义，对资本的进攻，对法西斯专政的任何形式和任何侵犯，进行进攻性的群众斗争。我们必须在这一斗争中根本消除我们的一切弱点和缺点。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反对法西斯专政各项措施的斗争提到更高水平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在用革命方法摆脱危机和争取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
我已经谈过，随着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的初步形式，这些形式显示无产阶级和党的战斗力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第二阶段就是在工厂开展反法西斯行动。德国政治发展的新因素，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政党的措施，更加促使我们广泛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以引导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群众政治斗争，动员群众反对降低工资，反对饥饿政策，反对现在巴本政府所推行的武装政策。我们在阿尔托纳的反法西斯群众斗争的光辉典范，在全德反法西斯战士中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并使资产阶级惊恐万状。事实上，打退法西斯进攻，在工人区进行持续几个小时的武装搏斗，是反法西斯群众斗争开始的信号。
社会民主党现在开展了所谓《社会主义行动》的运动，企图再次以此来欺骗群众。希特勒党以其所特有的卑劣伎俩蛊惑性地宣传“反对反动派的斗争”。资产阶级借助于国社党虚假的反对派立场，借助于社会民主党，大力利用纳粹来实行恐怖措施，同时利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反对罢工等的主要社会支柱，企图巩固并扩大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国社党机关报《普鲁士报》在谈到同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达成的协议问题时顺便说道：
“特别需要读一读工会的纲领。为纯粹的、有权威的社会主义寻找共同的道路。工会同红色战线的犹太一莫斯科（！）领导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那些为劳动人民服务过的还没有官僚化的工会官员知道，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总有一天也会遵照犹太人的命令把他们就近吊死在路灯柱上。在坚持世界革命方针并充满布尔什维克激进情绪的新闻工作者同工会工作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在国家统一由于遵照犹太人命令行动的红色报刊不负责任的诽谤而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在三分之一德国人民有可能落人莫斯科红色国际的统治之下的时刻，工会运动的负责人员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保护德国工人，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使他们不被莫斯科拖入绝境，不被反动派拖入绝境。现在这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相互信任的时期开始了。现在我们应当消除任何误会和争吵……”（1932年9月3日 《普鲁士报》）
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这家国社党报纸多么郑重其事地评价国社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首领的迅速靠拢；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对德国革命运动害怕到什么地步。我们共产党必须切切实实地在企业和职业介绍所中组织群众行动，在各条战线上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善于提高群众的革命能力，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我们要拿我们的纲领，即用革命手段摆脱危机的纲领，将群众的直接要求同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性的最终革命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日常斗争的纲领，来对抗德国资产阶级的饥饿和战争的纲领，对抗国社党的虚伪的诺言，对抗社会法西斯首领的新的欺骗花招。
最近，我们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武装纲领、饥饿和非常法的纲领时，发表了一份号召书，号召书基本上包括了主要的局部性口号，但也结合我们的最终口号，以便现在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争取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问题。
这一新的号召书阐明了我们对非常法和武装纲领的原则性立场。它认定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对工资降低应承担的责任，建议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所有工人建立广泛的战斗行动统一战线，宣传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结成战斗同盟，更主要的是再次号召为德国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摆脱凡尔赛枷锁而进行革命斗争。
号召书中说：
“在企业和职业介绍所中应该做些什么事呢？工厂工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抗议来回击任何打破你们饭碗、剥夺你们工作权利的挑衅行为。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消极反抗！在一切车间和企业中组织罢工！
准备举行群众罢工和政治总罢工，来回击那个按照托拉斯头子和封建地主旨意办事的巴本政府的罪恶企图。
加强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
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我们的号召书中说：
“如果工人阶级在1918年采纳李卜克内西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工人阶级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夺取了政权，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凡尔赛体系，不会有什么巴本政府，也不会有什么非常法了。
我们共产党人向你们，准备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宣布：只有工农共和国，只有依靠武装的工人阶级与苏联结盟并同法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人民并肩战斗的工农共和国，才能粉碎赔款的枷锁，不付一文赔款，才能结束国内外掠夺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我们必须力求借助于我们这些要求把我们的整个政策提到更高的水平，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找到联系群众的新纽带，使我们在组织下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更大的、决定性的成就。
几乎所有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者都强调指出，德国共产党解决其任务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在德国，我们是在经济危机特别尖锐的条件下，同经验丰富而异常狡猾的资产阶级，同本国金融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作斗争的。我们根据巴本纲领和施莱歇的武装纲领，指出德国帝国主义如何力图改善自己的地位；如何力图贪得无厌地掠夺群众进一步扩大法西斯专政，从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角逐中加强；如何力图加强帝国主义武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说过：在凡尔赛签订的帝国主义掠夺条约和凡尔赛奴役体系，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壮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的加剧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走向崩溃。现在，资本主义稳定业已结束，开始进入了革命和战争的新时期。
我们在事实上已经看到：国内外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革命高潮的蓬勃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凡尔赛体系日益动摇。整个凡尔赛体系的焦点是德国。在这个国家中，现在原有的矛盾又激化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所以我们明白，历史赋予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如果我们发挥革命主动性，毫不含糊地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工作方法切实改进，如果我们做到使革命力量超过法西斯专政的力量，那么，即使德国的环境非常复杂、形势十分尖锐，我们无疑也能加速德国革命的发展。
我们必须从鼓动宣传转向真正开展积极的行动和战斗。群众罢工和政治总罢工是我们现阶段斗争的主要武器。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开展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反抗和无产阶级暴动。不能否认，尽管我们工作中存在重大弱点和缺点，但是，德国共产党已经壮大起来了，向前发展了。
现在重要的是，不仅要弥补速度上的损失，而且要尽力加速对法西斯专政和革命进攻，加强我们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
曾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谁也不能预言帝国主义链条首先在哪里被砸断，在德国，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角落。
我们的党在本次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主动性，取决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和作出相应的布尔什维克结论的能力。
德国转向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血腥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是革命在全球压倒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坚决行动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也卷入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漩涡。
但是，正因为局势如此复杂，正因为德国对历史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这样异乎寻常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反对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的简单化观点。我想与会同志们都不会忘记列宁曾把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他指出：在俄国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而在德国恰恰相反，夺取政权比较困难，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却比较容易。在德国，虽然阶级敌人阵营困难重重，资产阶级内部意见分歧，但是，我们看到的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势力。这不是说，这股势力不可能在明天后天失去自己的阵地和力量。这也不是说，资产阶级阵营的瓦解不可能在最短时期内引起新的、出乎意外的、令人震惊的冲突。这一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同这个敌人进行较量，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如果我们想同如此强大的法西斯势力相对抗，并完成第十二次全会向德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就必须使全党振奋起来，使全体党员毫无例外地积极行动起来，以便在革命的阶级力量冲突中引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近几周的事态表明，法西斯这股浪潮已经开始退潮，但这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这只是我们在群众中革命工作初步改善的征候之一。我们认为，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方法是在内部加强党，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形式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十二次全会、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兄弟党——联共（布）党，以兄弟般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忠告，向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同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武器。全会既为德国，也为其他国家和全世界对当今局势作了有根据的分析，并根据全会决议提出了革命任务。我们十分坦率地说，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帮助，特别是近来在德国如此困难的问题上，给予我们巨大支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加强并锻炼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的任务将不仅是在这个或那个环节给法西斯主义以思想上的打击，不仅是把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争取过来，不仅是开展争取面包和工资的群众斗争，不仅是使革命斗争达到更高的水平，而且是引导群众一步一步地接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决战，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吸引他们参加用革命摆脱危机的伟大斗争。
德国对中欧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在德国一举夺取了资本主义堡垒，推翻法西斯专政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将不仅意味着革命在德国胜利，而且意味着革命在全欧洲胜利。这对加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支持。
我们就是这样提出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家的胜利结局的展望。我们就是这样着手贯彻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同我们的兄弟党并肩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我们必须胜利，我们必将胜利！（热烈鼓掌）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