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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澄清事实——回复马克斯·沙赫特曼
泰德·格兰特
（1947年2月）
出版时间：1947年2月
出处：《新国际》第59-60页（1947年2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在《工人国际新闻》8月，有一篇文章讨论了欧洲政权的性质[4]。在回应皮埃尔·弗兰克同志关于西欧是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或波拿巴主义政权的论点时，文章指出：
“弗兰克同志说，民主自由的存在不足以构成民主政权。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那么接下来呢？波拿巴主义措施的存在也不足以使政权成为波拿巴主义的，弗兰克同志！这一论点的深刻性，与‘官僚集体主义者’所提出的论点差不多。他们认为：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布鲁姆治下的法国、罗斯福治下的美国（国家复兴法案）以及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都有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因此，这些政权都是一样的。关键不只是相似之处——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决定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对政权的定义。”
对于任何认真阅读这篇文章的人来说，都应该清楚，这一类比旨在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压迫性措施并不一定会将政权转变为波拿巴主义独裁。然而，1946年10月号的《新国际》中，马克斯·沙赫特曼[5]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这一观点的引入是出于歪曲马克斯·沙赫特曼所代表的“官僚集体主义者”学派观点的险恶目的。马克斯·沙赫特曼写道：
“据格兰特说，‘官僚集体主义者’必然指的是《工人党》和《新国际》中的同志们，他们提出并捍卫这样一个理论：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代表了我们所谓的‘官僚集体主义国家’。”
“……据格兰特说，‘官僚集体主义者’主张（他们在哪里这样主张过，对我们和格兰特来说都是一个谜），罗斯福、希特勒、布鲁姆和斯大林的政权是完全一样的；但再次根据格兰特——这次他用了一个英语中所谓的‘可以击倒对手’的讽刺——这一论点并不十分深刻。”
我们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斯·沙赫特曼在第二段中的引用。他改变了时态。原文中写道：“‘官僚集体主义者’中的某些人曾主张”；而沙赫特曼改成了“‘官僚集体主义者’主张”。
如果我们采用沙赫特曼的争论方法，就会用他的话问他：他属于哪一类读者——是那些阅读并歪曲内容的，还是那些阅读却不理解内容的？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争议中的文章提到了“‘官僚集体主义者’中的某些人”，而非具体指代所有“官僚集体主义者”，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学派。因此，马克斯·沙赫特曼不仅改变了时态，还改变了句子的核心含义。这种方法倒是颇为新奇，特别是对于一个对批评和论战的严谨性如此正义的人来说。
沙赫特曼似乎以为自己是池塘里唯一的小鱼。他忘了有许多前辈。我们可以让他“了解”一个“秘密”，即我们所指的“官僚集体主义者”是哪些人。
在1940年，托洛茨基与伯纳姆[6]讨论时，早在马克斯·沙赫特曼推出他自己的“官僚集体主义”版本之前，托洛茨基写道：
“最近，一位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者’布鲁诺·里奇
[7]，他以前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得出结论认为‘官僚集体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布鲁诺·里奇将苏联的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归为一类。这些政权确实有共同点，其最终分析是由现代经济的集体化倾向决定的……集权化和集体化的特征既决定了革命的政治，也决定了反革命的政治；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将革命、热月政变、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改革主义’等同起来。”
如果我们决定讨论沙赫特曼特有的“官僚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将就其代表的思想展开讨论，而不是其他思想。如果这能让马克斯·沙赫特曼感到安慰，我们特此声明，上述提及的并非他所属的学派。如果他认真阅读了这段内容，在发表他那篇不负责任的《澄清事实》之前，他本该对此一清二楚。
泰德·格兰特
回复格兰特
格兰特同志指责我未能认真阅读他的文章，不仅更改了时态，还改变了文章中一个重要句子的“实质”，并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情绪宣泄。对此，我急忙承认更改时态的指控——但除此之外不认任何罪。然而，我认为这种指控完全可以从轻处理。格兰特提到了那些“曾经主张”的官僚集体主义者，而我在转述时提到了“现在主张”的官僚集体主义者。我愿意把脑袋伸到刀下——当然是很不情愿，但如果我确实罪有应得，也愿坦然接受——但只有当有人能指出，我因更改时态而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句子的“实质”。要证明这一点，格兰特只需要做一件事：证明那些“官僚集体主义者”——无论他们是谁，无论属于哪个“学派”，无论格兰特心中是哪条“小鱼”——过去持有他所否定的观点，但现在已不再持有，即“曾经主张”但现在不再“主张”。我非常怀疑格兰特是否能找到这样的官僚集体主义者。不管怎样，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
格兰特说，在有争议的句子中，“那些”（those）一词指的不是“论点”（argument），而是“官僚集体主义者”（bureaucratic collectivists）。当时我阅读文章，现在再次阅读，我的理解是，“那些”指的是“官僚集体主义者”所提出的论点。看来我是错了；对此，我愉快地承认错误。根据格兰特同志，这句话应被理解为指那些特定“官僚集体主义者”的论点，他们主张（原谅我，说“主张过”！）“所有这些政权都是一样的”。我不想在语法问题上纠缠，这一领域我心甘情愿让位于格兰特。然而，尽管他是这样写的，我不得不再次问一个问题：当提到“官僚集体主义者”时，格兰特可能指的是谁，如果不是《工人党》的同志？
或许是伯纳姆及其追随者？但伯纳姆甚至从未提到过官僚集体主义，按照我们对其观点的理解，他也没有主张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布鲁姆治下的法国、罗斯福治下的美国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政权“完全相同”。
或许是麦克唐纳及其同意者，因为他们确实使用“官僚集体主义”这个术语？但如果我们理解麦克唐纳在这一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上的观点，他“非常明确地主张”，尽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政权“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的非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性质，与罗斯福和布鲁姆的政权存在根本不同。
那么，不是伯纳姆派，也不是麦克唐纳派。而为了安抚马克斯·沙赫特曼，格兰特声明我们“特定的倾向也未被提及”。
神秘的布鲁诺·里奇 那么是谁呢？他毫不犹豫地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秘密”。显然，他指的是布鲁诺·里奇。这位难以找到、难以引用、似乎不具实体且完全神秘的布鲁诺·里奇，作为“那些官僚集体主义者”出现在我们眼前。很好。我不会再提到布鲁诺的复数化。但如果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并未指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位未知且难以找到的小鱼至少应得到一些辩护。[8]
布鲁诺是否认为“因此所有这些政权都是一样的”，或者他是否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无知并不比格兰特，甚至任何我们知道的人更严重，除托洛茨基本人外。除了托洛茨基，没有我们知道的人读过布鲁诺的著作；没有人引用过哪怕一句话；没有人见过这本书的影子（如果这是一本书，而不是尚未出版的手稿，也是可能的）。格兰特、我们或任何我们听说过的人对布鲁诺·里奇观点的了解，仅限于托洛茨基1939年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写下的内容。但即便是托洛茨基对布鲁诺观点的转述，也没有赋予我们权利，将“这些政权在四个国家中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归于这位神秘的作家。例如，托洛茨基写道，布鲁诺·里奇将苏联和法西斯政权都归入“官僚集体主义”的范畴，因为“苏联、意大利和德国都由官僚统治……”（同上，第52页）。他写道，布鲁诺“得出结论认为‘官僚集体主义’即将取代资本主义”（同上，第10页，我加重）并且布鲁诺“将苏联的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归为一类”（同页）。但尽管这些相当简略的描述可能允许对布鲁诺在其著作中实际阐述的观点得出各种结论，它们却未赋予我们权利，断定布鲁诺认为所有这些政权是一样的。
一般来说，关心严谨性和认真性的同志，在理论和政治讨论中，最好避免对自己未读过、不能读、不为任何人所用以检查和验证的观点做出明确表述。遵守这一规则将有助于我们所有人将自己的错误限定在无害的时态更改，而不会更糟。
格兰特同志通知我们，“如果我们决定讨论沙赫特曼特定的‘官僚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将就其代表的思想展开讨论，而不是其他思想。”我不会通过问为什么这么久才“决定”或是什么妨碍了这一决定，来增加我的罪行。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支持官僚集体主义的仅限于我们所知的那些基本上同意《工人党》观点的人。无论其他小鱼游在哪个池塘里，它都不在第四国际的范围内。我们怀着适度的谦逊建议，现在是公开讨论我们关于“俄国问题”观点的时候了。与格兰特一起，我们建议，“如果”决定讨论我们的立场，它将就其代表的思想展开讨论，而不是其他思想。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我们运气不佳。格兰特同志的承诺让我们对未来寄予厚望。
马克斯·沙赫特曼
[1] 矿工工会（Miners' Welfare Federation）是由工人国际联盟于1943年成立的，旨在组织工人阶级的基层激进分子，特别是在工程和采矿行业。此时，斯大林主义在工会中的组织机构正在利用其所有资源，阻止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2] 芬纳芬纳·布罗威（Fenner Brockway）在整个1930年代担任独立工党的主席或秘书。
[3] 译者注：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年－1977年）、昆廷·霍格（Quintin Hogg，1907年－2001年），和丘吉尔一样均为英国保守派政治家。
[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与英国革命共产党之间围绕战后时期的性质展开了一场辩论。皮埃尔·弗兰克的文章《欧洲的民主还是波拿巴主义？》，发表于1946年2月的《第四国际》，对此，泰德·格兰特在1946年8月的《工人国际新闻》中发表了《欧洲的民主还是波拿巴主义——对皮埃尔·弗兰克的回复》进行回应。
[5] 马克斯·沙赫特曼，《澄清事实》，《新国际》，1946年10月。
[6] 译者注：伯纳姆（James Burnham），曾加入第四国际，1940年转向保守主义和托洛茨基决裂，提出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冷战时期以反共立场闻名，为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出谋划策。
[7] 译者注：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早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法西斯统治时期接受托派左翼反对派理论，他以对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探讨而闻名，他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著作《世界官僚化》（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启发了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span>
[8] 译者注：这一段其实可以省略，马克斯·沙赫特曼完全是在阴阳怪气的诡辩了，认为格兰特没有靶子的情况下胡乱射击。1943年里奇就不在从事左翼运动，从事鞋类销售，只是定期写一点文章投稿给《社会批判》（Critica Sociale）、《摩登时代》（Tempi Moderni）和《社会评论》（Rassegna di Sociolog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