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第三部分：留下我们的印记——英国革命共产党
作为合并的结果，英国的革命共产党于1944年3月成立了。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各派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讨论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问题，由我本人提出。哈伯，然后罗宾逊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但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哈斯顿提出了关于打入主义的决议案，遭到阿切尔和罗宾逊的反对，但决议案以压倒性多数的支持通过。接着，特尔斯提出了工业活动政策决议案，只有「左派」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案仍然通过。最后，我向大会上呈了工人国际联盟的综观文件《世界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任务》（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Working Class）。同样只有「左派」才反对它。
经过一番辩论，我们选择了革命共产党这个名称。在随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除了随即出走的罗宾逊「左派」，其他各派系都宣布解散。库柏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发言人站起来说：「我们与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分歧」。这在当时是真的，我们的确没有任何政治分歧。他最后说：「因此，我们不能作为一个派系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要解散这个派系。」此话一出，与会的代表们哄堂大笑。同志们与这些人相识多年，早就知道他们讲这种话是一文不值的。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坎农的傀儡曼根站了起来举起双手，神圣又惊恐地说：「同志们，当好的同志作出这样的承诺时，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我们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没有人去回答他。
虽然会议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但我们并没有强迫大家服从。我们从来都不主张坎农的「铁的纪律」手段，在党内事务上总是灵活处理问题。那些曾经在工党内的人可以暂时留在工党内。我们不会坚持让他们离开工党。相反地，我们说他们应该参加我们在工党内部的团体，无论如何，这些党内团体在工党内的党员人数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两到三倍！虽然他们自称为托派的「工党党内团体」，但由于我已经解释过的原因，他们已经垮台了，而我们在某些地区的工党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工党之外，但我们的方法在其他人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只要官方的立场是公开的，我们就接受这些反对派同志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活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内部公报上发表文章。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团结」，但就在当天晚上，曼根在多尔切斯特旅馆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秘密派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希利、约翰·戈夫（John Goffe）和库柏——「托派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决定如何最好地摆脱以哈斯顿和格兰特为首的英革共「反对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他们没有一点政治分歧，却开始组织一个反对领导阶层的集团，因为这么做就是它的意义。这些人想与坎农合作，摆脱现有的领导团队。但这个团队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以及在战争时期中的政治正确性，并已经证明它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表明，我们正在进行可能是任何托派组织中最有效的战时革命工作。但他们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解决个人恩怨。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中没有比私怨更有破坏性的东西了。
在战争期间，坎农开始变得越来越嚣张。托洛茨基死后，他和其他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认为，他们必须控制第四国际的运动，就像他们控制了美国托洛茨基运动一样。因此，他们需要那些愿意遵循他们路线的顺从者。他们忘记了，用这些手法，亦即季诺维也夫的手法，以及后来斯大林的手法，他们将一事无成。他们忘记了列宁曾试图教导布哈林的主要原则：「如果你（只要求）服从，就会得到一批听话的蠢材。」不仅如此，而且——正如我们对坎农和C. L. R. 詹姆斯所预言的那样——当第一次大冲突发生时，傀儡们最终会站在他们昔日「领袖」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其实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发生了好几次。
在1938年第四国际世界创立大会之前的合并谈判中，坎农曾带着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的两位年轻同志弗兰克·丹比（Frank Denby）和内森·古尔德（Nathan Gould）来英国。我们当时就预测，坎农的犬儒行径会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完全错误的教育，并开始有类似的行为。我们预测，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次严重的党内危机时，他们会与坎农发生冲突。结果就是这样。古尔德与沙赫特曼结成集团来反对坎农，并成为敌对的美国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的领导人。在英国，我们看到坎农把希利变成了一头怪物。虽然希利成了坎农和巴布洛听话的工具，最后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殭尸和叛徒，但我们预测他迟早会猛烈地反对坎农，百分之百的支持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反对。一段时期过后，这样的场景也如是发生了。
我们特意取了革命共产党的名字，因为它与破坏罢工的爱国主义「共产党」完全相反。我们想把托洛茨基主义真正的毫无瑕疵的革命纲领，与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英革共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延续了工人国际联盟的革命传统。哈斯顿被选为英革共的总书记，我被任命为政治书记。我们的成员中有六分之五是工人阶级。我们有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层，我们没有真正的政治对手。似乎我们趋势组织的未来和工人阶级的未来是有保障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宗派斗争的问题。我们已经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运动这一真正重要的任务上。形势似乎非常有利，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跨步向前了。
英革共成立后，我们又在帕丁顿的哈罗路256号房租了一个新总部。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钱买下它，我们也没有印刷机。但这标志着英革共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哈罗路的办公室里，我们有一个会议厅，我们用它来召开党的会议。我们为所有的全职人员提供了单独的房间，一些专职同志实际上就住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当然，我们全职人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在战争初期，我们每周的收入不到一英镑，后来涨到了30先令，甚至在英革共的最后几年，大约只剩21先令左右，刚好能过活而已。
有趣的是，在英革共成立初期，「左派」的罗宾逊常说，他在伦敦东区睡在地板上，所有革命家都应该这样做，因为工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好吧，我不知道工人们是否是如此，但我们被迫睡在哈罗路256号的地板上的床垫上，这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家具！这当然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资质的问题。我们之中更有位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成员克里夫·史坦顿（Cliff Stanton）。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的他，在那个年代经常到处炫耀他拒绝洗澡。因为，工人们是不洗澡的！这就是旧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中那类对工人阶级持完全错误看法的中产阶级份子。
学徒罢工
此时，英国出现了严重煤炭短缺，反映了煤炭业资本家几十年来缺乏投资，以及劳动力老化的结果。1943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推出了所谓的「贝文男孩」（Bevin boys）制度——即把从应征入伍者中被表决选出的年轻人派往矿区工作的制度。这种做法极不受欢迎，而且由于年轻学徒必须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引发更多民怨。不满的情绪在泰恩赛德矿工学徒的罢工中浮现出来。
1944年3月，在英革共的成立大会期间，10万矿工举行了罢工。哈斯顿为《社会主义呼唤报》写了一篇头版文章：《10万矿工没有错——是霍纳（矿工工会领袖）出卖他们》。几乎在几个月内，英国就有了新的工业抗争高潮，这反映了一种新的情绪不仅在工人阶级中，而且在军队中也在发展。首先，在工程业和造船业，特别是在泰恩赛德的造船业内发生了学徒罢工。他们正在罢工反对实施将青年征召到煤矿坑工作的贝文投票计划。我们参与了这次学徒罢工，并协助把它推广到全国。罢工具有强大的扩散性质，但在纽卡斯尔和泰恩赛德地区尤其如此。
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希顿·李和安·基恩的带领下支持并协助了学徒们，甚至通过学徒领袖比尔·大维（Bill Davy）提供了重要罢工策划的指导。特尔斯解释道：
「我们与比尔·大维的第一次接触是由泰恩赛德工人国际联盟的成员进行的。一开始纯粹是政治接触。比尔是个政治动物，当时他既是共青团的成员，又是工业界的学徒。这次接触，是由纽卡斯尔的同志们，像希顿·李、杰克·罗林斯（Jack Rawlings）等人负责。我和大维的第一次认识，也是通过他们。这时学徒委员会已经成立，比尔已经成为学徒委员会的主席，而且有可能发动罢工。但是，一旦以战斗工人联合会书记的身份进行接触，就意味着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例如，我被邀请在桑德兰和其他地方的学徒会议上发言，因此，战斗工人联合会相当迅速地对学徒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还得以同时与克莱德赛德的学徒们保持联系，并促成他们与泰恩赛德、哈德斯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人串连起来，所以战斗工人联合会在促进串连的方面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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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罢工的蔓延，学徒们的行动在泰恩赛德和整个工程行业的老工程师中获得了巨大的同情。随之而来的是保守党和他们的报刊大肆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煽动者在争端中的影响。保守党对内政大臣莫里森施压，要求府方对这些「颠覆者」采取行动。
一如既往，统治阶级的喉舌试图将工人阶级中不断发展的战斗情绪归咎于所谓的颠覆份子。政治保安处和军情五处也当然大刀阔斧地展开行动，利用透过电话窃听、监视等方式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在当局一天凌晨所发动的军事搜捕行动中，英革共在全国的每一个重要支部都同时被突袭。伦敦、曼彻斯特、诺丁汉、纽卡斯尔、沃尔森德、格拉斯哥、利兹和其他地方都被搜刮。甚至较小的支部也遭到突袭。各个分会书记的家在凌晨两点和三点被警察查访，并被从上到下搜查。警察特别要找的是文件，或者任何可以用来审判英革共领导人的罪证。纽卡斯尔的英革共支部书记希顿·李和同样在当地的安·基恩被逮捕。然后，作为党的工业组织者的特尔斯也被羁押。深入参与罢工的哈斯顿当时正在爱丁堡巡回演讲。
哈斯顿后来透过广播新闻听到消息后，就知道当局正在找他，于是决定和警察玩一个捉迷藏的小游戏。于是，他设法避开他们的搜捕，然后到一家电影院内躲了起来。当警察在爱丁堡到处找他时，他就留在戏院内看电影。他们同时还突击搜查了他母亲，亦即我们党的爱丁堡分会书记的房子。哈斯顿在电影院里等到了晚上。之后，他去警察局自首，并安排目击者来证明他完全是自愿就范的。从以后申请保释的角度看，这一点很重要。
被捕的人都被指控协助非法罢工和违反1927年《劳资纠纷法》（Trades Disputes Acts）的规定。这是鲍德温政府在总罢工失败后所实施的恶毒的反工运立法第一次被使用——而且是被工党部长在与我们的交易中丑陋地当作筹码。这一行动是由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的联合政府采取的。当保守党人鲍德温在推动《劳资纠纷法》立法时，他把任何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司法部长。因此没有司法部长的许可，当局不得对被告提出起诉。当然，在行使任何权力之前，司法部长也必须得到内阁的许可。鲍德温确保，如果要动用这条法令，只有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虽然这些逮捕和对我们组织的攻击开始不断出现，但我们的队伍却保持绝对坚定。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并做好了迎战这些困难的准备。工人国际联盟的老同志没有一个人叛变。大部分仍然活跃的老社员，也毅然坚守岗位。但是，在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前成员中，也有一些人开始退出。这些从前自视为具有「革命」原则的「伟大人物」，往往在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就逃之夭夭。讽刺的是，这些叛逃者都是来自于那些以前顽固坚持「革命失败主义」政策的「革命战士」，而根本不是来自于「沙文主义」的工人国际联盟的队伍。
由于保守党的反工会法被用来对付我们，我们立即成立了一个反工会法受害者辩护委员会。我们与马克斯顿、麦克格文和其他独立工党议员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奈·贝文（Nye Bevan）、戴维斯（SO Davis）和其他工党左派取得了联系。我们成功地成立了一个团结委员会，为了保卫我们的同志筹集支持和资金。在伦敦康威厅举行的发起会议上，威廉·科夫（WG Cove）议员、约翰·麦戈文（John McGovern）议员、英革共的英格兰中区召集人萨斯特里（V. Sastry）、马克斯顿议员和我本人都作了发言。虽然一些工党领袖，甚至是左派的工党领袖都支持战争，但他们同情我们对学徒斗争的支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改良主义和左派改良主义的矛盾出发，力图在他们和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打下楔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清教徒式的极左顾虑。
反工会法受害者辩护委员会以及其运动，在工会和劳工运动中立即取得了成功。我们筹集了数千英镑用于打官司和支付法律辩护费用。我们首先在工会运动中开展，在尽可能多的工会分支机构和工厂代表委员会中派人演讲。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传阅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工会支部，这相当于数千个支部，支持和金钱实际上是源源不断地涌来。值得重视的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些工会支部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必须牢牢地闭上嘴巴，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其他工人的怒骂。他们要反对我们的阶级呼吁，并提起他们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一切的抹黑，是非常困难的。就连《工人日报》在最初报导了我们如何是「破坏者」之后，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和工党议员普利特（DN Pritt），以及其他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血腥嚎叫。《工人日报》咆哮着说：「至于格兰特，他对自己城市里的英国工人运动一无所知。」特尔斯则被打成「三流又没效率的工厂代表」。
尽管他们声嘶力竭、怒气冲冲，但斯大林主义者却处于困难的境地，并被我们的反劳动法受害者保护委员会逼到了防守的境地。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围绕此案的宣传，发动了一场巨大的运动，涉及到组织的每个部门。我们的同志被关进了监狱，不释放他们我们决不罢休。虽然被捕的人最初被拒绝保释，但在上诉后，只要他们每天到警察局报到，就被释放。这样他们就可以参加保卫运动，受益匪浅。安奈林·贝文和其他左派人士成为保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对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与工党和工会接触有很大的帮助和协助。保卫运动真正把这个组织放在了地图上。我们在工会中已经有了基础，在来自国家的这些攻击的基础上，我们的支持进一步扩大。英革共的影响力开始增长，我们在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更深的根。
这些同志受到不公开审判，当局的借口是警方没有时间完成对所指控罪行的调查。与此同时，新闻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我们的巨大的仇恨运动，散布各种惊悚故事。他们实际上犯下了大规模的藐视法庭罪，但这是战争——所以谁在乎呢？ 斯大林主义者加入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破坏者」的大合唱，据说他们在前线背叛了我们的士兵同志。但他们从第八军的部队那里得到了答案，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我们是在为罢工的权利而战。」
该案本身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废除《劳资纠纷法》之前唯一一次使用该法。同志们得到了陪审团，特别是参加庭审的观众的同情。同志们一如既往地对诉讼程序采取了非常庄重而坚定的态度，并对他们的所有集体诉讼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们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学徒们的斗争。他们拒绝屈服，拒绝在检方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下屈服。然而在那天，对当局来说，不幸的是陪审团只在两项罪名上认定他们有罪。
「就审判和监禁而言，重要的是学徒们的政治态度。」特尔斯回忆说：「当时根据法官和媒体的说法，我是主要的辩护人，而检方传唤罢工委员会作为检方证人。整个罢工委员会都被传唤为检方证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要做的是宣布每一个证人，除了一个，都是敌对证人。他们在审判期间绝对百分之百地声援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比尔·大维所做的证词真的非常优秀。他当时只有19岁。如果你看一下诉讼记录，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能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关于审判问题，当我第一次被指控时，我在治安法院被指控为助长工业争端的行为。当我们到了巡回审判时，有13项指控。如果他们不能直接抓你，他们就会在迂回地追捕你。他们在『进一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密谋』的罪名。『协助和教唆大维采取推进罢工的行动』。最后我的罪名共有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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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卡塞尔斯法官宣判，哈斯顿被判6个月，特尔斯和希顿·李各被判一年。安·基恩已经服完13天的监禁刑期，立即被释放。同志们立即发起上诉，但在上诉审理期间，被迫服刑。
特尔斯回忆道：
「我记得令人震惊的是，当陪审团回来宣布我们被控的前11项罪名都是『不成立』，我在想，天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在最后两项上，他们认定我们有罪。当然，我们赢得了上诉，我们之所以赢得上诉，是因为陪审团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定罪实际上被撤销了，但希顿·李和我的两项罪名各被判处一年，同时执行，哈斯顿被判处六个月，安·基恩被判处十三天，这意味着她会被释放，因为她一直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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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哈斯顿和其他同志去达勒姆监狱时，他们被要求说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是英国监狱的正常做法。于是他们恶作剧地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由于狱警不会拼写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宗教，他干脆写下「DM」，以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哈斯顿回忆道：
「还有一次，在托洛茨基被暗杀的周年纪念日，我要求见典狱长，以申请与另外两位（希顿·李和特尔斯）举行纪念会。他拒绝了这个申请，我指出他不能拒绝这个申请，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会议，我们就『宗教』的含义进行了非常哲学的讨论。我的论点是，法规规定，如果有三个或更多的任何宗派的成员，他们必须有机会在一起聚会。最后，他拒绝了实际的申请，但他说，『我会安排让你们聚一天的』，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监狱里开了一个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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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内，哈斯顿花时间学习法律，这使他能够向律师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他非常勤奋，给律师们提供了与以往案件有关的技术资料，在这些案件中，有类似的法律要点适用。尤其是作为法律上的一般原则，在某件事情真正发生之前，你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甚至在这些问题上也被表明了！
在我们都参加的上诉法庭上，现场充满了可笑的法律观点的旁证。例如，检方律师愤愤不平地出示了一期《社会主义呼唤报》以期待能加强自己的论据。报纸上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的右翼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前去赶火车的路上，在他身后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搬运工，拖着贝文很大件，甚至是超载的行李。下面的标题是这样的：「你看——两个人在同一个工会里，但贝文作为内阁部长，每年能拿到那么几千块钱，而搬运工每周只有三四镑。」检察官非常愤慨地把它交给了法官们，显然是希望他们也能同样愤怒。然而，这张照片实在是太逗趣了，尽管如此，法官们还是发出了笑声。
在上诉法院内，我们的辩护委员会辩称，我们的同志被指控的所有行为，都与学徒罢工之前的时期有关，但「推进罢工」只能适用于已经爆发的罢工。因此，陪审团被误导，应立即撤销判决。显然，就法官而言，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如何，罗特斯里（Wrottesley）法官随后转过身来问显然正准备发表长篇大论的检方：「某某先生，如果我们接受你关于这样那样的意见，你是否会停止你的诉讼？」
极度自信的检察官对这样的请求满意地露出了笑容。上诉肯定要被断然驳回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顾问板着一张脸——我们也是。我们以为今天彻底没戏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于是公诉人说：「当然，各位法官，我接受意见书」。当他坐下后，罗特斯里法官转过身来，说法官们不接受他对这个案子的意见，他们会在稍后以书面形式作出完整的判决。但与此同时，他们驳回了法律观点的指控，即在罢工发生之前，推进罢工的行动，并没有违反法案。我们胜诉了！罪名被撤销了，我们的同志也随即被释放了。
尼思补选
被宣判无罪后，我们赢得了学徒们的领袖比尔·大维和一些年轻的罢工者，这是英革共的一大胜利。这场战斗一结束，另一个机会就向我们敞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议会战线。南威尔士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薄弱地区。然后，由于一名工党议员的去世，突然要在南威尔士的矿业小镇尼思召开一次补选。1945年初，在充分考虑之后，我们决定提出一个候选人。这次选举是在一个工党的据点进行的，工党在当地拥有极大的多数支持。这次也是让我们能在先前于南威尔士各个矿区的防卫委员会内部所取得的支持基础能更上一层的机会。尽管曾经有传言指英共会提名一位候选人，但后来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广我们的纲领，并在这个英共仍然非常强大的重要工业区建立一个英革共的基地。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同情我们的独立工党人，但在我们参选之前，我们没有一个党员来自当地。
工党赢得尼思席位是势在必得的。然而，由于有选举休战，保守党显然不会反对工党的候选人，所以我们决定提出一个候选人，以结束工党-保守党联盟的纲领为基础，来解释革命性的政治选择。补选的缓慢程序，让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尼思选区内打了一场精力充沛的革命选战。所有能放假的同志都安排在竞选期间放假。同志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们开展了一场极为成功的运动。这场运动以我们的候选人哈斯顿在位于Gwaun-cae-Gurwen市镇的矿工社会福利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拉开了序幕。我们从十人或十五人的小型会议开始，到竞选活动结束时，逐渐在整个选区举行一百人、二百人和三百人的会议。矿工、马口铁工人、钢铁工人、运输工人等都来听我们的发言。我们的想法开始得到群众的支持。
斯大林主义者提出了所谓「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诽谤，为了响应他们的攻击，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公开辩论的挑战，但起初，这一挑战被他们听而不闻。我们进行了一场盛大的竞选运动，这与宗派搞选举政治时，那种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早就解释过，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一体两面。这些宗派完全不能接近工运，也不能说普通工人的语言。他们显得与工运完全格格不入。但是，英革共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它掌握了工人阶级的脉搏，知道如何以普通工党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运动是作为一场反战运动公开进行的。在解释我们反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阶级立场，即我们对英国统治阶级发动战争没有信心。我们还解释说，德国工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责任。我们主张工党打破与保守党的联合政府，主张工党以社会主义纲领争取政权，以改变国内和国际的形势。这是一个完全国际主义的要求，它与这个坚实的工党选区中的工人情绪相联系。工党在这里的支持度，就如同他们曾经所说的，在这里他们赢得的选票不是一张一张数的，而是成堆的！然而，我们在尼思的竞选活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工党候选人实际上开始惊慌失措。他开始慌张，是因为在工党在没有认真打选战的情况下，参与他自己竞选活动的人寥寥无几，而我们的活动却是整个选战中出席率最高的。
共产党对我们的出现当然是怒不可遏。我们正在影响他们的支持者，并威胁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一如既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诽谤，说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纳粹的代理人、希特勒的傀儡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不断地提出口号：「投哈斯顿一票就是投希特勒一票！」当然，这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只是在竞选过程中成功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把工党候选人、曾是全国劳工学院理事会（NCLC）总召集人的D. J. 威廉姆斯（DJ Williams）斥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实际上，威廉姆斯是一个相当左派的半和平主义者。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们也有参选。但他们也未能像我们一样，获得很高的活动出席率。
我们在尼思市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带有商店门面的建筑。我们不得不放了一张床铺，以便来访的同志能有地方睡觉。右翼份子在这一带散布了各种关于这些床铺的谣言…声称有奇怪的托派煽动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镇上。在选战期间，我们与基层的共产党员和前党员，以及独立工党的成员取得了联系。我们甚至设法在我们周围拉拢了一层独立工党党员，并招募了他们，结果在尼思成立了一个英革共的分会。在安曼河谷、Gwaun-cae-Gurwen的矿村，以及在其他一、两个地区，我们在这次运动中大概赢得了大约30名新同志。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准备不顾一切为我们的理念奋斗。
在Gwaun-cae-Gurwen市镇，我们招募了六、七个矿工，钱宁·克朗·琼斯（Johnny Crown Jones）是当地的分会书记。他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矿工，并一同加入了这个组织。他是一位优秀的自学成才的作家，经常为《社会主义呼唤报》投稿。多年以后，钱宁回忆起当时在托派运动中的情形：「在矿坑入口推销《社会主义呼唤报》总是以与斯大林主义者发生冲突而告终，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在这一领域非常强大。但我们是坚强的小伙子」。
时隔二十多年后，其中一名矿工奥尔温·休斯（Olwyn Hughes）重新加入了我们在南威尔士的组织。他参加了安曼福德的工人教育协会课程，当时艾伦·伍兹（Alan Woods）正在那里演讲，他在自我介绍时说：「你认识泰德·格兰特吗？」当他多年后回来时，他对我们的趋势组织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评论。这感觉像离开了很久之后回到家乡一样。当我们设法与他联系时，他非常高兴，从而重新结上了不解之缘。他说，这些理念、观点和方法，与他在1945年第一次加入英革共时听到的一样。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政治趋势一直是一致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休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直到几年前去世前，一直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趋势。这证明了英革共对工人同志的理论训练。我们始终明白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明白要提高那些被拉入趋势组织的工人在政治水平的重要性。休斯这位威尔士矿工热衷于读书，自学成才，他从未忘记对他的教育。因此，尽管他已正式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多年，但他很快就能重新振作起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并在试图于安曼河谷重建一个分会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尼思的补选活动开展得非常积极，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在各处散发的主要选举传单向尼思的工人男女发出呼吁。这些传单概述了战争的性质和丘吉尔奉行的反动外交政策，并呼吁建立欧洲的社会主义合众国。传单最后发出了一个号召：
「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可以给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起个头，拒绝阶级合作的政策，投票支持阶级独立和阶级斗争。」
「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其血腥的战争和失业！」
「把殖民地人民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残暴中解放出来！」
「为了英国工人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
「打倒丘吉尔政府！」
「结束朝野联盟政府！」
「为了作为共产主义欧洲和共产主义世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英国而斗争！」
共产党关于「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抹黑在工人中完全无效。西威尔士地区的一个主要矿工领袖是一个叫特雷弗·詹姆斯（Trevor James）的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公众演说者，也是一个坚定的阶级斗士。他是矿工的代理人，也是工党党员，而且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他后来证实，虽然他是工党党员，但他非常同情英革共。事实上，他是最初可能被提名为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候选人的选择，但他回绝了。他回忆说，工党候选人向他抱怨说：「你从来不参加我们的会议。你总是参加英革共的会议。怎么了，特雷弗？」他回答说：「嗯，他们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你们却没有。」这确实表明了该地区劳工的情绪，至少是工党和工会中的活跃份子的情绪。我们正是与这种心情相通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方法（这当然很重要），还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纲领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社会根本变革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选区内平均每两星期售出约2000份《社会主义呼唤报》。
这些在工会和工党中活跃的人，为拒绝投票给英革共而能提出的唯一论据是：
「我们同意你的观点，但你应该加入工党。你的候选人应该是我们的候选人。哈斯顿应该是工党的候选人。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应该是工党的思想。」一般来说，这些人非常同情我们，尽管我们是站在工党的对立面。他们很公开地说，他们很高兴我们来到尼思。「你们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运动，它起到了恢复该地区所有社会主义愿望的作用，不仅是这一地区，而且远至默西尔、斯旺西和其他地区。」
我们卖出了7500多份《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特别选举刊，把我们的理由充分地提出来，涉及战争、德国、朝野联盟政府等等。每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这些《社会主义呼唤报》当然值得重新出版，用以表明我们对待工人阶级和工运的方式，那种灵活的方式、非宗派性的方式，甚至在这种选举运动中也是如此受用。
由于这场运动，我们成功地在西威尔士地区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这场运动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共产党处于守势，我们多次向他们提出挑战，要求就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辩论。当然，他们对此并不热衷，担心在工人面前受到政治上的打脸。然而，他们内部出现了信心危机，而要求他们有所作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格温大厅组织了一次选前晚会，预计会有800甚至1000人参加。在最后一刻，共产党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挑战。如果他们要保持任何信誉，就必须进行公开辩论。事后我们得知，威尔士共产党曾给国王街打电话，希望波利特、坎贝尔或加拉格尔或其他领导人来参加辩论。但坎贝尔又回答说：「你们可以处理好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让我们下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公开地蒙羞。
所以在这最后一刻的情况下，英共被迫接受挑战。当时间到了的时候，大会堂绝对是挤满了人，可能有两千名工人试图进入。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听这场辩论。最后，考虑到格温大厅的限制，许多人在门口被拒之门外。辩论在英共组织者艾伦·摩根（Alun Morgan）和哈斯顿之间进行。辩论涉及一系列问题，从莫斯科审判、法西斯主义问题、战争的性质，当然还有我们关于工人阶级的整个纲领。虽然我没有发言，但我在那里协助哈斯顿，拿着一捆出自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列宁和马克思的引文，准备在他们辩论开始时，把它们交给他。弗兰克·沃德回忆说：「我只记得桌子那头的泰德，每当共产党把观点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跳下去，不断地拿出一些精选的反对的引语…」[5]到了晚上，观众席上绝大多数工人无疑都支持我们，并反对共产党提出的立场。
哈斯顿说：
「我们向他们提出了辩论的挑战，我们和该地区的共产党领袖进行了谈话，我们在公开场合上粉碎了他们的论点。会议上有几百人，外面更多的人想进去，很多人掂着脚从窗外观看辩论。在那个阶段，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们随即开始和他辩论，并绝对性地驳倒了他。」
[6]
当工党候选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工党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矛盾的是，这就是我们竞选的结果。我们激发了人们对选举政治的兴趣。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运动，投票率可能会很低。但由于我们在该地区的活动的结果，产生了群众对政治巨大关注，工党也得到了超过30000张破纪录的得票数。工人们对我们提出的观点表示同情，这一点从我们的公开会议的出席率上就可以看出，但我们事先就认识到，这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兴趣的结果，会让工党的得票率非常高。然而，我们还是获得了1781张可观选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选票是在战争期间投给革命性国际主义纲领的，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是在一个我们在竞选前没有一个成员的地区。对于一个小的革命趋势组织来说，选举领域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舞台。然而，从这项工作中，我们在尼思、Gwaun-cae-Gurwen市镇、庞特普里斯建立了英革共的分会，也加强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们的整个方法和活动，与早期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无能方法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方针，对该地区的工人阶级采取非宗派的策略。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对结果以及我们所招募到的人员感到非常满意。由于投票日是在欧洲宣布胜利后几天才举行的，这确实令人吃惊。人们本以为这将会激起一场巨大的爱国主义情绪爆发。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日本的战争还在继续，但欧洲战争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德国则被打败了，且英国大选在即。所以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是我们清楚的国际主义态度以及我们革命性军事政策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是我们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纲领，促成了我们的成就。在欧洲的胜利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产生了淹没我们的效果。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大约五、六千张选票，所以相比之下，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确实做得非常好。我们从事了群众工作，并成功地将托洛茨基主义与整个先进工人阶层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呼唤报》的《组织报告》中（1945年8月中旬）记载到：
「在尼思选战期间，党分发了10万多份传单。我们张贴了8000张海报，出售了15000份《社会主义呼唤报》和大约数百份各种小册子。举行了70次室内公开会议，其中两次出色的会议分别吸引了750名和1500名工人。」
「在创党合并大会时，我们在威尔士几乎没有任何基础，但现在我们有三个无产阶级的分会，几乎全部由矿工和钢铁工人组成。」
「事实证明，党的名称是我们最好的资产之一。开始转为怀疑斯大林主义版本『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基层工人们，让我们能够在斯大林主义者全程防守的情况下揭发后者的本质。」
报告结论道：「在胜利日、群众组织的沙文主义气息下，以及我党从来没有活动过的环境内，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能够得到1781票的支持，是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
潮流的转变
德军被苏联打败了。这证明了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当希特勒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英国的军事战略家认为苏联会在几周内被打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在最初的失败之后，红军如猛虎一般奋力反击。苏联工人奋起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国有化计划经济。就连农民，自他们一看到纳粹野蛮主义的现实，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一周的鏖战中损失了10万人。这次战败后，红军开始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推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战线移动了200英哩。
1943年7月，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在库尔斯克打响。在莫斯科南部广袤平坦的玉米田上，展开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坦克大战。希特勒把一切都投入到这场巨大的冲突中。俄国人缴获了一份他的命令的副本：「这是一次如此重要的进攻，以至于战争的整个未来可能取决于它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胜利将向整个世界表明，对德军的抵抗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德军惨败于红军手中。
直到这时，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只是欧洲战争的旁观者。除了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外 他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英国人正在为捍卫他们在北非的利益而战。美国人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以控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真正的反对希特勒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上进行的。
为了表明英国帝国主义的真实态度，我们可以举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的时候，在波斯（现在叫伊朗）驻扎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英军。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的石油利益。斯大林问丘吉尔，为什么不派这些军队去斯大林格勒与德军作战。丘吉尔以典型的犬儒的态度，反而提出斯大林应该从波斯边境撤军，派他们去斯大林格勒作战，而英军则负责照顾与苏联的边境！自然，这个「慷慨」的建议被拒绝了，就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和苏军在波斯边境对峙。丘吉尔态度的真正原因是，他认为红军可能在斯大林格勒被打败，然后他就可以派英军进入苏联的阿塞拜疆，夺取巴库的油田。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大委员会内的一场政变所推翻，国王和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也参与其中。丘吉尔急忙表示他对巴多格里奥的支持。但墨索里尼的被推翻为革命打开了大门。工人们走到意大利北部各地的街道上，于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月、2月、3月，对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进行了地狱般的轰炸。然而，权力真正掌握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对外国势力游击队手中，他们成立了敌对于巴多格里奥的革命委员会。
英国和美国在西西里的登陆，是作为对此事件的一种反应而匆忙组织的。丘吉尔想给国王和巴多格里奥以支持，并强调「所有幸存的意大利幸存的势力都应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周围」。8月，盟军再次轰炸米兰和其他意大利北部城市，表面上是为了加快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停战协议。但在9月9日，国王和巴多格里奥离开罗马前往布尔迪西，任由德国人接管意大利。
1944年12月，英国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性质在希腊表现出来。在雅尔塔会议 （Yalta Conference）上，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犬儒的协议，将东欧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根据这个协议，希腊将成为英国利益范围的一部分。丘吉尔想控制希腊，因为它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核心问题是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该运河将英国和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联系在一起。
丘吉尔在他的《胜利与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一书中以惊人的坦率揭示了斯大林和他的犬儒行径，「就英国和俄国而言，」他对斯大林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的话语权，在南斯拉夫占百分之五十，这怎么行呢？」一张写有这些比率的纸条被递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在上面写了一个勾，然后把它传回给了丘吉尔。「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丘吉尔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定下来。」但丘吉尔担心这可能会被视为「相当犬儒」，于是想把这张纸烧掉。斯大林说：「不，你留着吧。」
希腊的对外国势力游击队，在对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之后，有效地控制了雅典。最强大的组织是希腊民族解放运动（EAM-ELAS），它由左翼和中派势力组成，但实际上由共产党人领导。与在意大利一样，丘吉尔希望支持反革命势力，特别是君主制。由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在反纳粹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国王不得不向他们做出让步，同时策划了一场政变。
在与斯大林达成秘密协议后，丘吉尔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1944年10月从莫斯科回来后，他评论说：「现在正是解决我们在巴尔干地区事务」的时机[7]。1944年10月，英军在希腊登陆，人民把他们当作解放者迎接。
11月7日，在英军到达约三周后，丘吉尔给二战时的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发了电报：「我认为，我们已经为在希腊的军事行动自由向俄国（原文如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英军支持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先生所领导的希腊皇家政府。 我希望希腊旅很快就会到达，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开枪。我完全预期会与希腊解放运动发生冲突，但只要选好地盘，我们就决不能退缩。」[8]
最后一句话表明，丘吉尔在准备一场挑衅行动。英军充当了法西斯主义者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上校所领导的右翼保皇派部队的掩护。丘吉尔向斯科比（Ronald Scobie）将军发出指示：「不要犹豫，就像你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当地正在发生叛乱一样，我们必须守住并支配雅典。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这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如果必要的话，也要流血。」
12月1日，希腊解放运动代表离开政府，并呼吁举行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结果在宪法广场发生了屠杀事件。同日，警方在雅典宪法广场向反政府示威者开火，挑衅行动上演。11名示威者被打死，66人受伤。《泰晤士报》记者写道：「今天上午，雅典警察向儿童和青年的示威活动开火，很好地播下了内战的种子。」
当丘吉尔向英国议会报告这些事件时，他说示威者「冲撞了警察」。这是个谎言。警方在政府和英国军队的支持下，故意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而且当他们趴在地上时，还不断地开枪。目的显然是要挑起内战，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军队将被用来对付对外国势力游击队。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之间，密谋策划了扼杀希腊的革命。
自1941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坚持要求他的英美「盟友」开辟对抗希特勒的第二条战线。这一点被忽略了——直到意大利的事件迫使他们动手。然而，意大利战役实际上是一场旨在阻止意大利工人夺取政权的小插曲。只有当人们清楚地看到红军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欧洲推进时，英国和美国才决定在1944年发动对法国的入侵。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在英吉利海峡，而不是在德国与红军相遇。
1945年的工党政府
此时，我们和整个国际一样，根据托洛茨基的预测，认为世界大战将在欧洲掀起一场革命浪潮。这又会暴露过去旧组织的反革命作用，导致第四国际的群众政党的产生。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的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情况相似，当时英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出现了革命的情势。1920年的短暂衰退，预备了工人阶级随后的激进化。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阶级斗争的时期，一直持续地起起伏伏到1939年。
我们认为，1945年后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战后时期将非常有利于革命趋势组织的建立。我们还预期工党政府会在下个阶段经过危机，我们知道群众需要这段危机的经验，然后才会开始得出革命性的结论。我们设想，这个政府将像1929-1931年一样是一个处在危机的政府。在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条件下，工党的队伍中会出现左翼或者是中派潮流的结晶。我们也明白，在这些条件下，英革共将不得不进入工党，并以其思想为基础，赢得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激进工人的支持。这将为在英国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组织铺路，并为了赢取大多数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做好准备。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被各种事件所证伪，新的形势不但对我们的发展非常不利，反而为革命趋势组织产生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
到了1944年，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激进，联合政府正在失去工人和士兵的支持。这一点在1944年的工党大会上得到了体现，在大会上通过了非常激进的决议，包括土地、大规模建设、重工业、燃料和电力以及一切形式银行的国有化。工党领导人大多赞成继续进行战时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对此也是热烈赞成的。但党的基层却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英革共的口号——工党终结联盟政府，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工人的心情。我们在军队中发现的激进化情绪，现在大家都清楚看到了。
欧洲胜利日过后不久，工党与战时联合政府决裂，于7月15日举行大选。这时，英共还在呼吁继续成立全国联合（National Unity）政府，其中应该包括他们自己！在大选前，他们不得不像丢掉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丢掉这个想法。当然，我们支持选举一个工党政府——但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并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去。看到当时工人的反应很有意思。丘吉尔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把自己推举为伟大的政治家，是赢得了战争并能在和平时期领导英国的人。这是保守党和资本主义媒体打出的终极手牌。他们把丘吉尔标榜为「平民政治家」在全国各地游行。
尽管丘吉尔已被树立为一个「伟大的战时领袖」，他的海报随处可见，而且他在广播中获得的时间是工党候选人艾德礼的四倍，但他还是被绝大多数人拒绝了。当然，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主要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问题是，这数万人不是为了支持丘吉尔，而是为了反对他！在伦敦，大批敌视他的工人正在迎接开着吉普车绕行的丘吉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卖报纸等等。他愤怒地对这些他口中的「希特勒的朋友」进行了抨击。但这并没有拯救他。工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反映了人们对革命性变革的渴望。
7月26日，选举结果公布。在总共640个席位中，工党赢得393个席位（如果加上独立工党和共同富裕党（Common Wealth）的席位，则为397个）。它的总票数为11,992,292张，而保守党-自由党全国联盟的票数为9,960,809张。诚然，在1951年的选举中，工党赢得了更高的票数，但从百分比来看，工党在1945年的选举得票率是在48%以上。保守党失去了200个席位，而工党获得了同样多的席位。这是一场绝对的压倒性胜利。
工党领袖们对这个结果几乎和保守党一样感到惊讶。1931年失败的污点现在被完全抹去了。工党第一次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几个月后，同样的结果在11月的地方选举中重演。群众希望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并通过投票给工党来表达这个愿望。如果工党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议会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是，他们当然并不打算做这样的事情。
讽刺的是，大选前的工党组织绝对是一团糟。保守党的组织仅仅是依靠他们的有偿代理人而存在。但工党在联合政府时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极其薄弱的。工党的选区没有开过一次会。选区党不开会，或者即使开会，也只是以骨架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当时工党几乎是没有组织的。保守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在工党重新站起来之前催生一场选举，他们就会迅速获得胜利。但他们完全算错了。群众的情绪是这样的，尽管工党缺乏组织，但广大工人还是踊跃地投票给工党，这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巨大激进化。
士兵们以我们在第八军中已经观察到的，以相同的战斗性心态回国——90%的士兵投了工党的票。这表明了军队中存在的革命情绪。统治阶级被警钟惊动了。丘吉尔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紧急要求尽快遣散士兵。当这一切完成后，他又发表演讲，指责工党政府完全消除国防。
1945年8月，英革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有200多名代表和参观者出席。我们认识到，工党政府的选举标志着「群众激进化的第一波浪潮」 ，并指出：「在西方任何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以压倒性多数重新上台执政。」《社会主义呼唤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我们会议的全页报导，最后说：「第二次全国会议标志着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我们的力量相对于工党和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来说是很小的，但在战争期间，我们的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的发展，我们的党在这一时期把自己确立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派，这是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正在发生变化的令人振奋的景象。我们的同志带着新的决心和活力回到自己的地区，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并运用我们国际组织纲领的原则，而只有国际组织的纲领才是我们阶级解放的指南针。」（《社会主义呼唤报》，1945年8月中旬）。
9月，我们的建筑工人同志，通过建筑工人工厂代表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非官方群众示威，吸引了海德公园的10万工人参加。杰出的工人同志乔克·米利根（Jock Milligan）策动了这次活动。工会中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反对工会的行为」为由，成功地取消了他的工厂代表资格，但在路厄斯罕（Lewisham）的工人们威胁要就此问题举行全面罢工后，他在几天内就恢复了职务。乔克有一段巨大的历史。他被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l去镇压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捡到了一张传单，传单上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签名，是由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起草给英国军队的呼吁书。回国后，乔克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他对斯大林主义感到失望，于是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他加入了工人国际联盟，然后又加入了英革共。他在工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一直待在我们的趋势组织中，直到他在50年代末去世。
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认为随着工党政府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基础上执政，局势将按照托洛茨基在战前所概述的同样路线发展。也就是说，一旦改良派上台，鉴于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就会开始在群众的眼中暴露自己的无能。然而，在论述这个观点之前，我想先论述一下从1944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与第四国际领导层之间的分歧。
我们与第四国际的分歧
1945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托洛茨基运动没有预见到的新发展。工人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袖，背叛了1943年以来席卷欧洲的强大革命潮流。这为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没有出现托派所预言的经济危机，而是出现了战后重建时期，在这一时期，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美国，其生产能力完好无损，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资本主义进行了有效的掩护。这为新的繁荣和相对的社会稳定时期奠定了基础，并要求对我们原来的观点进行大幅度的修正。
我们与英革共领导层讨论这个情势，并很快意识到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旧的观点过时了。通过这些讨论，我们相应地修正了我们的分析和观点。然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新的发展视而不见。1940年8月托洛茨基被暗杀后，第四国际的领袖们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事实证明他们在分析新时期和调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向上是远远不够的。与英革共不同，他们完全没有上升到历史所提出的任务的等次。坎农和第四国际的其他领导人显然从来没有掌握托洛茨基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们只是鹦鹉学舌地重复托洛茨基的话语和公式，甚至在这些话语和公式被各种事件证伪之后，仍然坚持这些话语和公式。当然，这使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
首先，他们拒绝面对事实。他们拒绝承认战争已经结束！坎农说：「我们不同意有些人粗心大意地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战争还没有结束。」[9]然后，他们说不会有经济复苏，只会「接近于停滞和衰退的水平」，而所有的事实完全相反！[10]曼德尔写道：「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在英国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再经历繁荣中的局面」[11]。
然后他们坚持说，欧洲只会有军事独裁的统治，而实际上，正如英革共人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正在以「民主的形式」进行反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官方发言人E.R. 弗兰克（E.R. Frank）谈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复兴理论的有害性」，并明确提到英革共党人，即「帝国主义者的成功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他们用一点——非常少的——民主外衣来掩盖他们的军事独裁，他们甚至成功地愚弄了少数托洛茨基主义者。」[12]。
最后他们认为，苏联在战后已变得软弱无力，而不是像英革共所坚持的那样得到加强。他们甚至在国际会议（1946年）的决议中指出，外交压力就足以推翻苏联：「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积极地团结起来支持它的群众运动，苏联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摧毁」，决议指出：「即使没有直接的军事干预，而仅仅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的综合压力以及美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英革共内部公报，1946年8月12日，黑体字是我的强调）同样，「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预，才能使苏联免于过早且致命的终末」。
第四次会议的「领导人们」，坎农、巴布洛和曼德尔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现实，这一事实将对第四国际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在每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一个不犯根本性错误的。例如，弗朗克提出了一个「理论」，即欧洲只能存在波拿巴主义政权。弗朗克把自己的胡言乱语看得太重了，以至于他决定转入地下工作，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非法生活，而且还造成战后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转入地下，因为他们担心将来会受到镇压！这种荒唐的想法，我和其他英革共领导人曾多次回答过。但是英国支部的论点，国际却听不进去。
只要把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与英国托派所采取的立场比较一下，而我们的立场可以在我们打算公开的许多文件中读到这些材料。从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马上就会明白，英革共能够理解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新的形势中去，并且能够调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向。遗憾的是，这个事实从来没有得到承认，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因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相关的材料。而且，有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提高个人的威信，隐瞒了事实真相，这是政治上一种非常恶劣的倾向。
克里夫的扭曲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当时是英革共的二线领导人，后来成为错误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的主要倡导者。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after Trotsky）的小册子中，克里夫公然无视英革共的伟大成就。他以一种典型的不诚实的方式，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哈斯顿和我本人的角色，以及我们在战后反对坎农和第四国际其他领导人立场的斗争，完全保持沉默。
克里夫的小册子会让读者认为英革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他给人的印象是，我们都支持国际的政策，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同一个作者以惊人的虚伪，大肆宣扬要「实事求是」！按照克里夫的说法，只有「少数开创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的同志」（即他自己的团体）「在1946-1948年不得不在非常困难的问题上进行讨论。」[13]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
托洛茨基曾写道：「私怨在政治中起着可怕的作用」。坎农从未原谅过工人国际联盟的李-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因为这个领导层在1938年反对过他，当时它拒绝接受坎农对英国托派团体合并的条件。他对此非常重视，从1943年起秘密组织了一场破坏和清除英国领导层的协同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坎农与希利建立了一个无原则的集团，而希利由于自己的原因，对组织的领导层怀恨在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希利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但他曾有六、七次被开除或退出工人国际联盟。其中一次，即1943年初，他冲出工人国际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说他要加入独立工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在希利的辞职被一致接受后，中央委员会成员罗伊（Ajit Roy）说：「他是对组织的威胁。但如果他和我们一起工作，以他的精力和能力，他对我们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将来肯定会有破绽，但可以利用他。」（1943年2月6日）随后，他重新申请入会，并再次被接纳回来成为会员。但他不是作为一个忠诚的成员回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阴谋家回来的，他总是在反对工人国际联盟领导层的斗争中寻找盟友，而第四国际不择手段的领导层正是这样的盟友。
1945年10月，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坎农带头对戈德曼和莫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少数派进行了口头攻击。在这其中，坎农联系到了对英国英革共的攻击：「你们现在正在说明哈斯顿和格兰特打击希利。你们正在给哈斯顿发私人信件，帮助他们与希利作斗争——利用反对希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国际内会发生什么事吧。」[14]
当然，坎农从1943年开始就一直在帮助希利，但这一点没有提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不断地密谋反对英革共多数派，把希利当作它的傀儡。「在1943年至1949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在反对哈斯顿集团的斗争中对我们特别有协助」希利后来承认：「这个集团包括英国托派组织的大多数，基本上由哈斯顿、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和泰德·格兰特领导。」[15]
1953年4月，坎农在给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的私信中透露了他对英革共领导层的真实态度——以及其中的原因：「这个腐朽到极点的哈斯顿派的所有罪行和错误，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它在1938年作为一个无原则的小集团的起源。那年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会召开前夕，我在英国时，曾谴责李-哈斯顿派系在诞生时就没有原则可言。在他们后来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不管他们此刻写了什么论文，投了什么票，我对他们从来没有一点信任。」[16]
敌对阶级所使用的手段
至于「他们写了什么论文，投了什么票」，第四国际成员都无法知悉。英国革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被国际压制，就是被系统性地扭曲或忽视。「战后初期」坎农说：「哈斯顿一伙被斯大林主义的扩张所吸引，认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未来的浪潮』。他们在红军占领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赋予了『工人国家』的光荣称号，当这一占领发生的那一刻。哈斯顿派是目前污染洛杉矶地方气氛的弗恩趋势的真正教父。」[17]
这些文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非常典型的坎农的手法。它们从头到尾都是完全的扭曲。据我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弗恩-瑞恩集团文件中看到，他们并不持红军一占领东欧就建立工人国家的立场。这似乎是坎农的误读。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观点，因为坎农很清楚。在红军占领后的东欧，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已经确保他们控制了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特别是内政和国防。只是后来在1948年，在试图推行马歇尔计划之后，斯大林主义者才依靠民众，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进行了一次社会颠覆。
坎农对少数人意见的不容忍，在他对「污染者」弗恩的尖锐语气中表现得很明显。不管弗恩的趋势是对是错（他们肯定是混乱的），但坎农的态度简直是畸形的。这反映了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对待政治反对派的全部态度。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总是倾向于以组织的方式处理事情，而不是处理政治问题。这一点在1939-1940年与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的派系斗争中得到了体现。坎农的做法与托洛茨基处理内部分歧的方法是天差地远的。
托洛茨基总是以政治的方式处理事情，包括组织问题。他在纠正其他同志的错误观点时，总是表现出最大的技巧和耐心。他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别斗争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保持着坚定的立场，但他从不赞成坎农对待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反对派的方式，甚至准备在1939-1940年与沙赫特曼-伯纳姆少数派达成和解——如果说实话，这个「和解」被坎农破坏了。
东欧
英革共比所谓的国际领导层更了解世界局势变化的性质。英革共认识到苏联在战争胜利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它在东欧的主导地位。然而，在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之后，我们加深了最初的分析。我在6月号的《社会主义呼唤报》中论述了正在展开的进程，表明斯大林主义者依靠工人阶级进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征收，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
随后，所有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华府试图利用马歇尔援助东欧的延伸，将这些国家拉回世界帝国主义的轨道。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者明白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们扫除了「资产阶级的阴影」，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将经济国有化，并按照莫斯科的形象建立政权——不是列宁的莫斯科，而是斯大林的莫斯科。东欧革命在俄国革命结束的地方开始：作为社会主义的怪物极权官僚主义的扭曲版本。
在毛泽东农民军胜利后的中国和铁托游击队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然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些革命的发展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展开，一直到1951年，他们仍然把这些政权定性为「资本主义」。直到1955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才把中国定性为畸形的工人国家，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他们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毛泽东产生了幻想，认为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对于是否绝对需要进行政治革命以实行工人民主，他们仍然模棱两可。
在斯大林和铁托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伟大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一夜之间从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跳到了铁托被视为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的首脑的立场上。他们向铁托屈服，成为南斯拉夫政权的拉拉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给铁托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群众对它（贵党）的信心将大大增强，它将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有效集体表达。」
英革共对此行为表示抗议，认为铁托政权在本质上仍是斯大林主义，但我们的抗议却被随手忽略了。在1950年我刚被希利开除后写的一份声明中，我列出第四国际在英国垮台的三个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即是它「在国际上向铁托-斯大林主义屈服。」与此同时，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皮埃尔·朗贝尔（Pierre Lambert）却在热情地报告说：「我相信，我在南斯拉夫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它是由一个热衷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工人民主的政党所领导的政权」！[18]
第四国际的腐化
在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的这种变质和崩溃，部分是由于客观因素——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强大上升，以及群众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新幻想。这意味着，在一整个时期内，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势力无法指望得到巨大的收获。然而，主观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学里，在进军的时候，有好的将领指挥是很重要的。但在撤退时期，他们就更重要了。有了好的将领，你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撤退，以最小的损失，保持部队的完整，为更有利的形势做准备。差劲的将领会把失败变成溃败。第四国际所谓的「领导人们」，直接导致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破坏和毁灭。
这里不是讨论所谓第四国际领导人所奉行的灾难性政策的细节的地方。我只想说，他们的个人行动和政策给第四国际带来了灾难，而该国际在这类人的领导下也胎死腹中。
一个革命性的国际组织，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纲领、观点、传统和方法。其次，它才是一个执行这些政策的组织。所谓的第四国际一再践踏这些原则。最后，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那些保持真正传统和纲领的人。只有英国支部的领导人为了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些原则进行了一场战斗。在英革共被摧毁之后，我们的趋势组织持续地传承着香火。
坎农、曼德尔、弗朗克、巴布洛等人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没有从政治上回答英国领导层的批判，而是采取组织上的周旋和阴谋，以破坏英国支部。这是季诺维也夫主义，利用组织方法处理政治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首先，英国支部的材料被压制或扭曲。然后，国际领导层在英革共内部组织了一个围绕着希利的秘密派别，以破坏和清除领导层。这些灾难性的方法起到了致命的作用，最终破坏和摧毁了国际运动。坎农、希利、帕布罗、弗朗克和曼德尔等人痴迷于一有机会就破坏和摧毁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的企图，他们对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1938年我们拒绝了坎农向我们提出出关于与其他团体随便合并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但除此之外，那时我们和国际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哪怕是一丁点的歧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托洛茨基已经不在人世，无法给予指导。此外，由于纳粹占领了欧洲，国际书记处已被转移到美国，并实际上由坎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管理。随着战争的结束，在欧洲的前景方面，分歧也开始发展。
在战后重新加入第四国际的弗朗克，向国际书记处作了一份关于1945年8月会议的虚假报告，声称英革共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此外，这些困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领导层，他们不关心澄清政治问题（原文如此），反而相当关注如何保持他们对组织的无可争议的控制。」不久，哈斯顿给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于我们的党来说，我们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太高的评价。」虽然是轻描淡写，但这些文字肯定刺痛了弗朗克。
这不是偶然的，——尽管在世界大战中，英革共是欧洲托派运动中最大的、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弗朗克撰写的片面第四国际「党史」中，却丝毫没有提到工人国际联盟或英革共，更不用说我们的政治观点了。他只说：「战后，国际曾出面赞成英国托派进入工党。」[19]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支持希利。
这是第四国际领导人试图篡改国际历史和掩盖英革共作用的典型方法。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声望，并奠定了与教皇无误的地位。声称「领袖们决不会犯错！」是摧毁任何革命组织的秘诀。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错误总是诚实的，并准备承认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但坎农等人不能容忍英国托派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指证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
其实，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说过关于弗朗克的一句好话，他反而希望把后者开除。「我们在德国和西班牙不断地同弗朗克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怀疑论者，反对那些想创造奇迹的冒险家（并在这个过程中扭断了他们的脖子）。」[20]这种尖锐的批评，不仅是对弗朗克的批评，而且是对国际上所有其他领导人的质量的批评。对于弗朗克这样的人，第四国际领导们却在托洛茨基死后认为应该提拔他。
然而，弗朗克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同道们「试图澄清政治问题」，指出欧洲正在发展的是军警国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在希特勒倒台后，统治阶级在欧洲继续其统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军事警察政权，或者像法国倒台后建立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如佩坦独裁政权。弗朗克和坎农的论点是，1944年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意大利试图建立巴多格里奥的独裁政权以取代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
我代表英革共领导层对弗朗克的论点写了一份答复：
「弗朗克试图将西欧的所有政权等同于波拿巴主义。他的概括甚至更进一步：他认为，自1934年以来，法国就有波拿巴主义政权；在欧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除了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政权。这一点，请你以『我们的政治分析在法国历史上十多年的连续性』的名义来做！。这种自满使理论沦为无形的抽象，掩盖了不可避免的、偶发的错误，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体系。我们不能让这种方法存在于第四国际的队伍之间」。
「弗朗克同志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波拿巴主义这两个词混为一谈，没有解释两者的具体特征。他把『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要素』互换着讲，他把民主自由与『一种可以正确地定义为民主的政权』对立起来。然而，读者却要徒劳地寻找他理想的『民主政权』与非常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的定义。他否认当今欧洲存在着民主政权，因为『实际上没有民主政权的位置』。」
英革共领导的分析解释，由于欧洲群众的运动，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欧洲将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或者给它一个正确的名称，即「民主反革命时期」。
「英革共把西欧的政权（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说成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政权。弗朗克同志声称，『民主反革命』的思想『没有任何内容』。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很难解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魏玛共和国是什么。他将不得不辩解说，1918年在德国发生的，不是被『民主形式的反革命』（通过对1919年1月起义的不民主且血腥的镇压）所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推翻德皇并以『纯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取代其政权的民主革命！这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这个政权是由戒严令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与帝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容克党人和资产阶级的阴谋所带来的，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结论，即当时发生的是『民主的』反革命，而资产阶级则利用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托洛茨基在1930年就预见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崩溃后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的理论可能性。当时他致信意大利同志们，并写道：
『继上述问题之后，就是意大利的「过渡期」问题。首先必须非常明确地确定：从什么过渡到什么？ 从资产阶级（或「人民」）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一回事。从法西斯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是另一回事。如果设想的是第一种设想，那么首先就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然后就是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之后，才会提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期的问题。如果设想的是第二种设想，那么就会提出一系列战斗、动乱、局势的颠覆、突然的转折的问题，在它们的合奏中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的数量可能很多。但无论如何，它们内部都不能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或其神秘的混合体，也就是所谓的「人民」革命。』
『这是否意味着意大利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再次成为议会制国家或成为「民主共和国」？ 我认为——我认为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那样的话，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是不够成熟和过早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在发生深刻的革命危机和群众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无法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可能会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政权。』
『比如说，能不能说现在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在1918-19年，德国曾发生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由于失去了领导，被欺骗、背叛和粉碎。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这种粉碎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情况，不得不采取「民主」议会形式的共和国形式。意大利是否排除了同样的——或者说差不多的——最终结果呢？不，没有排除。法西斯主义的登基是1920年无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只有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次它也不应该注定要取得胜利（共产党的软弱，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天主教徒的操纵和背叛），那么，资产阶级反革命届时将被迫在其权力的废墟上以法西斯的形式建立的「过渡性」国家，只能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意大利革命问题》，1930年5月14日）
「意大利在战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托洛茨基非凡的远见。资产阶级被迫接受王室的废止，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叛徒把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议会和民主国家』的管道。这当然不会达到稳定的基础，而会经过危机和动乱、无产阶级方面的运动以及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反运动的影响。弗朗克现在会不会否认托洛茨基想法的正确性，并断言自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就会出现一个波拿巴主义国家？」
「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没有什么能拯救西欧的资本主义体制。当资产阶级依靠它的社会民主和斯大林主义机构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时，这种反革命的『内容』是什么？ 是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吗？ 当然不是！它的内容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民主反革命的基础上长期稳定自己。在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走狗所策动的地方，阶级力量不会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经过一个时期，根据国际上和特定国家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这个时期可以或多或少地延长，资产阶级就会转向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
我们的论点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莫罗和高德曼——他们现在是坎农的反对派——所论证的不一样，他们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民主时期，或是他们所谓的「民主革命」时期。但至少与其他的人相比，他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摸索。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是次要的，而是根本性的。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托洛茨基运动方向的问题。托洛茨基曾多次解释过：如何提出问题会决定你的态度。如果你正确地提出问题，你通常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不正确，你总会得到错误的答案。我们指出，欧洲的工人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共产党和社会党是革命组织，那么革命必然会进行。然而，这些组织，特别是共产党，也包括社会民主党，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相同，他们背叛了欧洲存在的革命浪潮。
我们进一步解释说，由于（a）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巨大力量、（b）当时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欧洲实行波拿巴主义的军事政权。相反，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内——这种事件的时间尺度难以计算——阶级力量的平衡将有利于工人阶级——因此，也将有利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在欧洲，从1943年起，意大利、丹麦、希腊、法国，甚至英国，都出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的运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正如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以民主形式进行反革命，导致魏玛共和国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也会背叛运动。尤其是共产党，由于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抵抗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将利用自己的权威来拯救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这将迎来一个不是民主革命的时期——正如戈德曼和莫罗错误地提出的那样——而是相反，是一个民主反革命的时期。这首先是由于革命力量的虚弱，而革命力量在1917-1920年的欧洲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1945年以后欧洲局势的发展中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从波拿巴主义的这一错误观点出发，国际领导层开始犯一个又一个错误。我们和国际书记处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这正是后来第四国际将要发生的堕落的表现。我不打算详细论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有更充分的论述（见附录和《评第四国际》）。但是，有必要简要地解释一下现在开始出现的歧见。
注释
[1] 特尔斯与理查德森（Al 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
[2] 同上
[3] 同上
[4] 哈斯顿与理查德森（Al 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4月30日
[5] 转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德森（Bornstein and Richardson），《战争与国际》（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P. 139
[6] 哈斯顿与理查德森（Al Richardson）的访谈，1978年4月30日
[7] 引自麦克·富特（Michael Foot），《贝文传，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P. 417
[8] 同上，P. 418
[9] 坎农，《1945-47年著作与演说集》（Writings and Speeches 1945-47），P. 201
[10] 见《新的帝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1946年4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
[11] 引自格兰特，《不间断的传承》（The Unbroken Thread），P. 372
[12] 《第四国际》，1944年12月。另见格兰特撰写的《欧洲各势力的关系变化和第四国际的角色》（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of Forces in Europe and the Rol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45年3月
[13]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after Trotsky），「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的起源」，伦敦，1999年，P. 23
[14] 坎农，《1945-47年著作与演说集》，P. 183
[15] 《托洛茨基主义与修正主义》（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第4卷，伦敦，1974年，P. 298
[16] 坎农，《对党的讲话》（Speeches to the Party），纽约，1973年，P. 296-7
[17] 同上，P. 297
[18] 转引自Jan Norden，《南斯拉夫、东欧和第四国际：巴布洛主义清算主义的演变》(Yugoslavia, East Europe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Evolution of Pabloist Liquidationism)，纽约，1993年，P. 13
[19] 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派的长征》（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long march of the Trotskyists），伦敦，1979年，P. 85
[20] 托洛茨基：《法国支部的危机 1935-36》（The Crisis of the French Section 1935-36），纽约，1977年，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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