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真正的主张》（泰德·格兰特、艾伦·伍兹，1969）
第八章 一国社会主义
光是“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辩论”这个章节的命题，就预先警告了读者蒙迪·约翰斯通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附以严厉的警告后，他开始说道：
“对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行性的重大历史辩论，至今仍然笼罩于两方长年以来的扭曲和误解。因此，一方面托派形容斯大林自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来是与将革命扩散至其他国家对立的。另一方面，苏维埃史学家们仍然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理论的反对解释成他反对在苏联内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主张以武力向外输出革命。这两个版本都一样的错误。”（《我思》P. 74）
立起两株稻草人又轻松的把它们推倒，蒙迪·约翰斯通占得他惯常舒适的立场“两极之间”。（好一个美满的“客观性”！仿佛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约翰斯通继续他的说教：
“斯大林的论点是：将革命向西方扩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这个过程被延迟了，俄国并无他法，只好将目标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并认为当时的俄国其实是有足够条件来达成的。”（同上）
添加一些恰当的斯大林的引用，约翰斯通洋溢着胜者风采地总结：
“世界各地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在挑战旧的帝国主义阵营，大致上证实了斯大林的宏观看法。”（同上）
斯大林他那被历史拍胸脯保障的“宏观看法”是如何洗链而成的？1924年二月，在他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搜罗了列宁对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集结成以下的文字：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1]
这些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性质”在1924年初都是无可争辩的。它们重复出现在自1905年以来，列宁数以百计的演讲、文章与文件中。我们已经引用了够多的例子；只要你想，它们还能以倍数计。而1924年底前，斯大林的书就已经翻订，并且置入完全相反的立场。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甚至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做出以下断言：
“党始终以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为出发点，而这个任务可以由单一国家的力量来完成。”
着迷在被“整体”历史所证实的斯大林“宏观看法”的钦佩中，蒙迪·约翰斯通只看到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对中，对“俄国内部社会主义力量的驳斥与低估”。对托洛茨基的“教条”，蒙迪·约翰斯通解释：
“托洛茨基对于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驳斥，源自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这是他不认为苏联能够在革命扩散至进步国家之前以一个工人国家型态存活的一个表示。”（《我思》，P .26）
托洛茨基在1906年的《总结与前瞻》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中，曾写道：“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孤立无援的话，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2]
以上的推测是否只是用不断革命论产生的？就如我们所展示的，当时与托洛茨基意见相左的列宁，曾在1905年写道：
“这时无产阶级已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3]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4]
因此，读者们可以看到，不论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趋势都同意一件事，即：没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转型都是空想。比起托洛茨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更为坚决。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预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在西方国家的工人革命之前建立的展望，而列宁的观点是建筑在跟随西欧革命之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蒙迪·约翰斯通为了达成目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先是花了一半的文章来“证明”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冷漠仇视，又花了另一半文章“证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趋势都无异议一致把持的主张居然仅仅是“不断革命论的发明”。实际上，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认为单独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分析（直到1924年都还没有人敢挑起这个问题），不是仅仅来自不断革命论，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解释道，资本主义发展最基本的要素是，超过资本主义狭隘范畴的最剧烈的生产资料的集中；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国家边境制度加速的经济成长的进步功能，转变成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束缚。这些在《共产党宣言》在理论上所验明的过程，在今日变成现代生活的决定性要素。资本主义把整个全球聚合成统一的、相互联系又相依存的整体。 “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已经由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惊人的显现出来，其资本超过了西欧资产阶级在绝望中求生而被迫集合成一个共同市场下的比利时的国家预算。因此，就连力不从心的资产阶级也会试图冲破国家市场的界限。
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应当能够向最食古不化的人证明了老旧民族国家体制，和需要自由适用所有国家资源来达成全球生产力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横跨大陆的跨国企业的巨大发展，让不同国家的工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而现在，《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比以往更清楚地代表者人类向前迈进的唯一出路，以及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纲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不是奠基在空想主义或情感上，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世界性的发展上。
蒙迪·约翰斯通试图要把左翼反对派对抗“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纲要的斗争描述成一场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学究争辩。要对这种妄断加以庄重权威的注解，约翰斯通向“多伊彻主义”寻求一个经典的说词： “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辩”就好像是“两个住在一个屋顶破洞房子里人在争吵是不是有可能把洞完全补好，就算这两个人都同意应该开始补，填补的方式和所需要的材料也都齐全了。”[5]
在多依彻成堆的粗糙理论研究与丰富的半真理之间，要找出更无知的说法也是很难了。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的不同从来就不是关于苏联经济在社会主义路线下发展的需要。谈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反对派为了一个计划性纲领与工业化而斗争，而“一国社会主义”的倡议者们，一直到1929年还反对工业化，并倾向寻求富农与“新经济政策世代（奈普曼）”的支持。坚决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的反对派，同时也最坚决主张在俄国实施社会主义建设，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在俄国内所升起的种种冲突，与学院性“争辩”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而是攸关了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与福利、俄国与国际革命未来的重大议题。我们已经大略叙述过当时俄国所发生的各种过程。我们已经揭露“单独俄国的社会主义”反映了一批在革命后得利，现在寻求停止十月革命所启发运动，重建“平衡”之社会阶层的反动情绪和犬儒主义，。左翼反对派对抗这种“理论”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为了存续而展开的，对小资产阶级，以及对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反动的攻击的斗争的一部分。
斯大林主义官僚源自于革命从沙皇体制下结果来的落后经济和文化。它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每一次失败吸取养分。国际无产阶级的仅需胜利一次就能提供给苏维埃国家资源，用以克服各种慢性病性的落后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执行完整的社会转型。官僚依附在俄国内最落后的、反社会主义的份子（富农与新经济政策的投机者们）来重击无产阶级与其先锋队，也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们不相信西方工人有执行革命的能力，这个观点使它变成共产国际各个年轻、青涩的党活动的障碍。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写作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他们对工人阶级改造社会能力的信念。经过在俄国的政权夺取，第三国际的创建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观念的最高展现，它不是做为一种只在前沙皇帝国范围内才有效的民族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的大事。从最早期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就看见十月革命将会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少了这样的观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变成孟什维克所指控的，是一场冒险活动。 1918年11月，列宁做出回应。而这些批判是：
“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6]
两位大哲学究式的智慧却无法面对一个基本问题：为何在欧洲“未曾有过革命”？确切的说：为什么劳动阶级在1918年到1923年间欧洲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没能夺取政权？从约翰思通和多依彻这里，我们仅仅能得到：革命失败了这件“事实”。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恰恰不能在这里就结束问题。如果我们寻求的不是卖弄亮眼的博学式姿态，而是对实实在在的改变中的社会，我们必须要理解历史的教训，特别是伟大革命运动的教训。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以及托洛茨基一贯的方法；当一个人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那他肯定要绝望地重复这些错误。
1918年到1920年间横扫欧洲的革命性运动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同一批在1914年出卖工人阶级，直接有责屠杀了百万身披军服工人们的叛徒，现在却唯恐自己国家陷入“血腥内战”。从一个国家再到另一个：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当群众以革命性的方向移动时，却只能被他们的“领袖”的无能与懦弱所阻碍。因而在1918年的德国，当革命在这里要把政权和平地交到工人手上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却对资产阶级“举白旗投降”。他们的腐败阻止了德国工人兑现他们的胜利，以及他们援助四面楚歌苏联的可能。
当列宁与托洛茨基解释，没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工人国家必然要被反动或帝国主义战争所摧毁，这个说明并不是约翰斯通所妄下断言的，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而是极度革命性的现实主义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因此也是深刻实际的）的哲学，完全的吸取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与那种自满的“现实”实利主义，实则是各式各样改良主义的内在，是不能相容的。
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俄国与国际性革命的前景，他们的评断一向都是诚恳与实际的。他们已经懂得真正唯一能给苏联未来的保证，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会用关于“和平共处”的蜜糖毒药来麻痹劳动阶级，而是对于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转型，必然要导致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的世界大战——这个事实毫不无情地开门见山。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们的各个雄伟运动，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抱持着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管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保证这些革命性运动的成功。这取决于某些因素：资本主义系统的僵化，政府的危机、工人阶级的运动、以及社会的中间阶层的不满程度。但这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工人阶级是否拥有一个称职的领导团队。在西欧，正确领导的缺乏导致了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为下一个时期中，法西斯主义反动的胜利与新的且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战铺路。2700万俄国人死亡，以及由苏维埃工人们英雄般的牺牲才惨痛地建立起来的工业区块的毁灭，这些是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现实预期，最残酷的一个验证。
在此要深入探究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策略是不可能的。这个议题会在未来的著作中处理。只需要注意到， “一国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苏维埃对外政策从为各国劳动阶级考量为出发点的革命性策略，并且试图要透过第三国际在一些国家建立可行的共产党做为革命领袖，逐渐的转型成与资产阶级政府、工会官僚、蒋介石类型的殖民地“民主派”进行斡旋与“交易”。
原因和结果不会在永恒不动的对跖点，而是经常地改变位置，互相穿插。苏维埃官僚兴起的前提是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1926年的英国，这些革命工人们们遭到惨烈的失败，加上1927年，中国共产党跟随着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的灾难性政策，反过来又加强了官僚的地位以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提倡，并决定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溃败。在1927年开除了左翼反对派，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巩固时期，在俄国一个新的且更加的反动的回合铺路。俄国与国际性革命的命运，绝不是机械式地分解的“阶段论”，把国际革命视为理想，但却不是完全必要的附加物（房子的屋顶、圣诞树上的装饰）会紧密地结合并彼此相互地制约。
托洛茨基和五年计划
蒙迪·约翰斯通以最奇特的一招强词夺理，宣布托洛茨基对于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计画的态度为“失败主义”。这当中托洛茨基所谓的“失败主义”在哪？
就如同我们所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花了一整个时期（1923-1927）年间，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与讪笑下，为提倡以五年计划来发展工业的方案而斗争。随着1927年左翼反对派的开除，斯大林派系为打击布哈林的“右倾派系”，沿用了部分左翼反对派所提倡纲领，虽然这些政策确实以荒诞的方式实行的。
在忽略反对派纲领中建立工人民主诉求的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们挪用了工业发展和五年计划的构想。左翼反对派所警告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之前一再否认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现在却被斯大林派系做为打击他们过去的布哈林派系支持者的手段。
看待斯大林主义者这一见风转舵，约翰斯通是这样写的：
“声称斯大林在1928年后实行了比先前反对派所提出的计画（？）更佳深远的政策，因而证明反对派是对的，是庸俗托洛茨基主义所营造的迷思之一。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解释道：‘在1928-29年之间能够实行的措施不代表它们在先前工业和农业更加微弱的几年内是可行的。但是，申论如果党有听从反对派先前对于富农在乡村权力成长的危险，那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就不必如此暴力（？）的说法，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托派支持以价差系统来牺牲农作物价格，维持工业产品并达到城市剥削农村的效果理论上（参见反对派首席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也会导致斯大林在1929年所实行的许多措施（？）。’”（《我思》，P.25，注释）
我们之后会再谈论更多斯大林其“更加深远政策”。但首先，让我们看看“红色教授”莫里斯·多布。比起更早的时期，在1928-1929年间执行工业化政策与五年计划真的有比较容易吗？当蒙迪·约翰斯通指出反对派警告要对抗富农危机时，他自己就回答了这个狗屁倒灶的问题。
为了对抗斯大林—布哈林，以贫农与产业工人作为祭品，来与富农与商业投机者（新经济政策世代）做出让步的政策，反对派提倡对富农课税，借以提供工业化必要的投资；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能提供乡村各种方法，以克服俄国农业古老的落后性质。只有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才能为农业集体化开出先例并推广。把打击富农的政策说成是“城市剥削农村”，仅仅只是斯大林主义者对左翼反对派做出毁谤的老调重弹-在他们用暴力进行农业集体化的疯狂政策之前！
开除了左翼反对派后，斯大林主义者们被迫要回头对抗被开始招兵买马的富农反动势力所支持的“右派”，偏远农村的情况已经是岌岌可危，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基础重工业，在一整个时期处于瘫痪状态。说1923年到1927年间斯大林主义是基于工业和农业建设的考量而反对工业化是单纯武断的鬼扯。相反的：他们的路线是鼓励那些后来对五年计划中对苏维埃经济生产发展有害的社会份子。
蒙迪·约翰斯通大人有大量，承认如果党曾经考虑左翼反对派对于富农危机的警告， “1929-30年间的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也就会少一点暴力。”试问约翰斯通同志，农业集体化“过程”有多么“暴力”？1930年所有粮秣的收成达到8亿3500万英担。之后两年就下探到2亿；当时粮秣生产的程度差点无法养活人民。结果是百万工农惨不忍睹的饥荒。同一时期糖业生产从1亿零900万普特锐减到4千8百万。
最可怕的是牲口的损失。农业集体化疯狂的步调与恶劣的方式，激化农民做出绝望的抵抗，让农村陷入一场新的血腥内战。愤怒的农民屠杀他们的马匹与牛群以做为抗议。马匹的数量由1929年的3千4百90万减少到1934年的1千5百60万；也就是了减少了55%。牛群的数量则是从3千零70万减少到1千9百50万，共40%的损失，猪羊分别是55%、66%。直到今天苏联农业还是没能从强迫性农业集体化的打击中恢复。但所有最骇人的统计数字是，上百万农民在与红军的追击或奴役劳改营中，因饥寒疾病所遇害；斯大林没有否认这一千万人的遇难人数；最少的估计也有四百万人。这样的小小的“暴力”蒙迪·约翰斯通却羞于在他的脚注中指出。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自然是要比左翼反对派被丢弃的建议还要“高明”！基于俄国农业物质上的落后性，托洛茨基谴责这是一场冒险行动。斯大林的“宏观看法”把俄国农业逼入险境。但在工业上又是如何？难道斯大林各种计划的成功没有比左翼反对派的观点还要“高明”？而证明托洛茨基是过于杞人忧天？
在恶名昭彰的莫斯科大清洗公审后，托洛茨基自行出席试图平反对他和反对派指控的“杜威审议会”，除了其他事务，他答覆了一些1923-1929年间在工业化问题上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分岐问题。我们逐字逐句的引用他的证词：
“古德曼：托洛茨基先生，关于苏联工业化，在你被逐出苏联前你的态度是如何？
“托洛茨基：1922-1929年的这段期间，我为了加强速工业化而斗争。 1925年年初时我写下一本书，在当中试图去证明经由工业化的规划与方向，工业化的年度系数可望上看20%。当时我被谴责为是一个空想家，一个超级工业人
[7]。这是当时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公然称之的。
“古德曼：请问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
“托洛茨基：《俄国何去何从，面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古德曼：我非常肯定就是英文版的《俄国何去何从，面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吧？
“托洛茨基：事情的进展显示出我对于计划经济可能性的激赏过于保留了——可以说是不够果决。这是我在1922-1925之间所做的斗争，也为了五年计划而斗争。这一切从1923开始，当时左翼反对派为了使用五年计划的必要性而斗争。
“古德曼：而当时斯大林称你为‘超级工业人’吗？”
“托洛茨基：是的。”
“古德曼：他当时反对国家的快速工业化。”
“托洛茨基：请容我提到在1927，我时任在Dniep；；rostroy的发电厂委员会主席，我坚持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对于建立这座发电厂的必要性。斯大林则回应，这个回应尔后还被出版：“对我们来说，建立Dniep；；rostroy发电厂和一位农民买了一台留声机而不是一头牛是同样的意思。 ”
[8]
1925-27年间，左翼反对派展开对斯大林布哈林派系领导层在经济面懦弱表现的斗争。斯大林主义者在1926年初提出一个经济成长率年年下滑的“计划”。被统治集团冠以“超级工业人”的托洛茨基形容这是做为一个“工业破灭”的计划的可悲借口（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稍后这个计划经过修正后则是前五年都以9%成长。托洛茨基则是为了18%到20%的成长率而斗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的成长率最少也有6%。统治集团对左翼反对派不顾一屑径自执行他们优柔寡断的计划。反而是由斯大林布哈林派系宏观看法制定的可悲9%成长率，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全体现了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曝露出斯大林与其走狗经济成长的乏善可陈。因此，接下来几年他们陷入“四年内达成五年计划”的灾难般的冒险行径。就算托洛茨基已经警告过了，这是个让一切都失去平衡的疯狂观点。由于官僚御旨，领导层把成长率修定为30到35%。这个时期在工业上的挫败，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冒险主义的结果，却全都怪罪到“破坏性实验”的不幸受害者头上，而斯大林主义者追寻“一国社会主义”以及“四年的五年计划”的这场闹剧造成了对经济上的大权独揽，还有说不完的苏维埃工人的苦难。
要回应蒙迪约翰斯通所有对于托洛茨基面对五年计划态度的误导与真真假假，让我们再看看托洛茨基本人对杜威委员会说了什么：
“托洛茨基：我对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态度能看成如下所说的：我保卫苏维埃经济以对抗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种批判，并且批判领导层的官僚形式。这些推论都十分的简单明了。它们都是以苏维埃本身为基础的。那些官僚催眠我们有一定的自由。绝对看得出来所有以苏维埃媒体本身为基础的所有危险。
“古德曼：能否请你给我们一个苏联工业化成功的总的来说的看法？”
“托洛茨基：这些成功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何时我都肯定这点。这些成功是因为财产私有制的废除以及计划经济在本质上的可能性。但我无法确实的说明，不过我会不只一次的说这些都只能一个苏维埃民主的政权之下。”
“古德曼：所以尽管是官僚的控制与手段下，还是有所进步吗？”
“托洛茨基：那些都是由于生产力社会化本质中的可能性。”
[9]
“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
[10]
“对于对外贸易的垄断，也就是斯大林和党内多数正确地强调这是将苏联保护于如此经济破坏的办法，对托洛茨基来说变成了“证明我们的（对新经济主义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 ”（《我思》，P. 267）
蒙迪·约翰斯通的记忆如同鱼类般的短暂，这也方便了他的论据。同为“斯大林和党内多数”（也就是布哈林），不是在五年前就主张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而实际是在1922年十月十二日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废除垄断的决议。俄文版本的列宁全集包括了所有列宁呼吁托洛茨基要组建一个他的团队，来为维持国家垄断做斗争的一系列信件。因此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给托洛茨基：
“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 ”
[11]
俄国工人在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社会转型开始的条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这才是1905年托洛茨基奠定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本意义。工业国有化、国家计划、对外贸易垄断意味着，俄国工人因此把俄国从古老落后的泥沼给拖了出来对苏联来说，五年计划的历史性成功是十月革命充分的理由。如同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写道：
“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 ”
[12]
尽管拥有超越苏联的不可计量的优势，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一切衰竭的征像。布尔什维克最初在俄国就跟群众的文化落后、技术劳动力的缺稀，一句话，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做斗争。这个因素不是绝对程度上的生产量，是经济成功的正确规划与社会进步。在这一决定性的领域内，过个五十年，苏联仍旧是远远落于美国。
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苏联的工业人均生产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出头。有着庞大的劳动阶级，和两倍计的技术与工人员，俄国的实际工业产量只有美国的65%。重工业的生产指数最为戏剧性。苏联的钢铁生产由1928年的430万吨开始上升，到了1968年的1亿零700万吨，只比美国少了1千8百万吨（不包括2千4百万由美国进口来的）。但一方面，美国的钢铁人均生产量却高过苏联。又一方面，人类生活与文化平稳的发展不能只靠经济面的钢铁生产总量，而是靠消费者的发展与给予人民大众高品质的科技商品才能准确的反映出来。在此一影响了工人生活水平的范畴，苏联仍是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头。
莫斯科成群结队的投机者、地痞、黑市商人，为了把西方国家的商品与货币用以赚取比苏维埃工人更好的利润而周旋在外国游客之间，就清楚表明了即使在今天都没能消失的“廉价外国商品”的威胁。用来打击投机行为而导入的严刑峻法，对于不是由“资本主义的幸存”或是人性质的扭曲，而是由苏联与世界经济客观关系所挤压出的社会危机，可说是毫无用武之地。傲慢的官僚“理论”也无力解决它。
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型态》中所解释的：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长期的短缺，加上昂贵却品质恶劣的消费用品（不只是汽车和科技产品，还有衣物和食物），都是苏维埃劳动阶级生活中的根本事实。这不是指说没有奢侈品。官僚的特殊阶层、工厂经理人、军队官员等等的，占有着苏维埃工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物品：昂贵的华服、名贵的汽车、乡间别墅、奢侈的公寓，等等的。当莫斯科的工人家庭和其它城市苏维埃处于长期拥挤的生活条件下，许多上层阶级除了城市住所外，还拥有不只一栋的渡假小屋。官僚的奢华生活风格是对苏维埃人民大众的不停的羞辱。而在二战后，苏维埃工农在恐怖苛刻的生活条件下受苦时，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玛利却从他的苏维埃“袍泽”官员手中收受了一件要价5000英镑，满是勋章与钻石的苏联元帅毛皮大衣！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 “最高党务薪资”意指一名党员的薪资不能于一名普通工人，就算他的技能职衔合乎更高的薪资。一个工人国家能够成立的条件之一，就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内所奠定的，即任何官职的薪资都不能比一名技术工人还高。十月革命早期的一条法令限制了工人与专业人员薪资的差异上不能为四倍以上，而列宁明白地将其叙述为系统性递减的“资本主义薪资差异”。这项法令一直执行到1931年，被斯大林正式废除。
《被背叛的革命》
约翰斯通在他文章中第32页到33页写道：
“至今，托洛茨基关于建立‘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教条性的陈词滥调，仍然让他低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式系统是多么的扎实和强韧，尽管收到了斯大林屠杀的伤害。在战争情况下，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介入，托洛茨基声称“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
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他写道‘苏维埃官僚已经为资产阶级复辟做了深入的准备，’而且‘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
托洛茨基真的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就从约翰斯通力图从《被背叛的革命》中拣选“最平衡”的小小引用的完整段落来看看。托洛茨基写道：
“官僚已经以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的资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个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会关系的体系。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层所背叛了，但是还没有被他们推翻。
十月革命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符合于已造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活的力量，最优秀的份子的自觉，世界资本主义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13]
“为了更明白的了解现在苏联的性质，且让我们对它的前途作两种不同的假定。我们首先假定苏联的官僚制度，被一个革命政党所推翻，这政党具有资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经验。这样一个政党，首先就要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够而且一定要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它要与群众一起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举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要废除各种等级和勋章，废除一切种类的特权，并且要限制劳动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于经济上和国家机关上绝对必要的程度。它要让青年们有充分机会独立思想，有充分机会学习，批评和成长。它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举行重大的改革，要使这种分配符合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关于财产关系，新的政权便用不着采用革命方法了。它要保持并且发展计划经济实验。在这种政治革命以后即在打倒官僚统治，无产阶级自然要在经济上实行许多重要的改良，但这并不是另一次社会革命。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
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三种假定：即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稳定，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因此，这个第三种假定，又使他们回转到前二种假定来。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起初只提出这二种假定。 ”[14]
约翰斯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就是这样应用的。他提出托洛茨基某些论证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断章取义，就如同从《被背叛的革命》所拿出的此一部份假设（还只是三选一），并且有一堆不包括约翰斯通本身“客观地”谈论托洛茨基观点时所受限的预设立场与解释。
“托洛茨基预视到了在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 ”这是蒙迪约翰斯通“平衡”论证的关键。但是任何读者看过上述《被背叛的革命》的段落都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相反的，托洛茨基一再地重申的是面对政治革命（反官僚）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任务，任何党内官僚重新导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意图，都会遭到苏维埃工人的顽强抵抗，而只能以血腥斗争与内战取胜。
和资本主义在苏联行将到来的复辟的预测相去甚远，《被背叛的革命》解释道，官僚由于它自身权力与特权，而被迫要保护国家的财产关系。对于某些人形容官僚为统治阶级而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解释道：
“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
可是现在来说这种事，至少也嫌太早。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官僚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的社会支柱。他们被迫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15]
“然而我们能希望未来大战时苏联不致于失败吗？对于这个坦率的问题，我们也要坦率地回答：？
如果战争始终限于战争，则苏联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多。
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国主义一定会铲除那产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
[16]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实在的，但革命也是实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发来阻止战争，那么战争就将帮助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分娩一般总比第一次容易些。大战发生后，不需两年半便会出现第一个暴动。而且，革命一经开始，这回就不会半路而废。长远来说，苏联的命运不是由总参谋部里的地图来决定，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地图来决定。惟有欧洲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其资产阶级以及与资产阶级同一阵营的“和平朋友”，才能保卫苏联，免遭毁灭，免遭“同盟国”的暗算。若是无产阶级在好些国家得到胜利，即使苏联战败了，那也不过是短时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国主义仍旧操纵了苏联以外的世界，则苏联无论如何战胜，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
[17]
所有英美帝国主义的诡计都建立这样的情况上。他们的政策就是同时耗弱德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保留实力以扼杀成功击败希特勒的苏联。而为何这个计划流产了？1945年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英美的帝国主义？如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解释的，红军是保卫十月革命成就最有力的因素；但是面临到势力平衡中如此一面倒的不利，红军再如何的英雄气魄也无能为力。
苏联之所以能获救是靠“同盟国”军队的革命情绪以及当时欧洲的革命性运动。希特勒失败后，任何要对苏联展开攻击的意图都会引发所有英美帝国主义军队内部士兵的反叛。托洛茨基已经设想到会如此，而这也被事件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俄国工人而言，二战悲剧已经付出了的可怕代价，是斯大林与官僚在战前时期所追寻罪恶性质政策的结果。这不只是因为斯大林为了削弱德国与西班牙工人士气的国际性的机关算尽，并且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国家的胜利。大清洗审判造成苏维埃武装势力和经济上的分崩离析，苏联国防力量的破坏激化了纳粹的攻势，并且在造成在战争初期，当百万苏联军队面对纳粹不战而降时一系列恐怖的打击。这无关军事劣势的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大清洗而导致的红军领导层的真空状态，以及那些歇斯底里地谴责托洛茨基“悲观主义”的斯大林与官僚的短视近利，让苏联陷入面对法西斯攻势时却毫无防备的状态。
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
蒙迪·约翰斯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因还谈得不够。他无处不放置有关于“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奇怪说词。尽管有着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分析”所有浮夸的说词，但是在通篇文章里头却没有半点分析的成份。约翰斯通在托洛茨基的短语里钻漏洞，无视文本，并且从不同著作中把各种讯息人为的拼凑起来。因此他一方面叫骂托洛茨基是对中央计划上瘾的“大官僚”；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态度分属成“失败主义”！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基础是什么？列宁害怕这个阶层会让革命窒息，并且准备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发生，约翰斯通急欲点出的托洛茨基的关联性，而原来托洛茨基也预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不过就如列宁所解释的，历史知道社会转变的所有形态；不只是只有社会革命与反革命，还有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
对蒙迪·约翰斯通文章的读者来说，在整个历史时期可以透过一个人的专政就把（扭曲的） “社会主义”传达出来，似乎是另人费解的。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就有许多在相似过程中的案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声称本身是受克伦维尔的维护。法国大革命经历许多时期，最后还是屈服在拿破仑的政治反革命下。法国的反动代表的不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而是一个虽然是栖息于由革命建立的新形态资产关系的反革命政权，波拿巴主义。
当然，在任何意义上，如果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的文字，还能假设把社会主义和这一类专政撮合起来，那就是极其荒谬的。但是俄国所有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再者，这一专政是发生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在一孤立无援的落后国家，被各种外来的巨大阶级势力所牵制。想像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经历不了一系列内部的转型的，而是必须一直维持在原始性质的形态才是能够想像的——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从社会所发生的过程中窃取革命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无法随便就与来自阶级社会的各种压力绝缘的。
试图要摆脱苏维埃机构的官僚化威胁，列宁对于在没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协助下而能够解决问题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在这点上他完全是正确的。就如列宁与托洛茨基所设想的可能，西方革命的失败没有导致资产阶级反革命。但是那些由俄国被孤立的革命所产生的社会过程，引起了工人国家往集权主义的转变，在斯大林底下的国家就是波拿巴主义怪物，并且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把一些最丑陋的恶习去化后依旧继续下去。国家把自身置于群众之上，偷取阶级的统治职能，毁坏了仅存的工人民主，并经由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予以物理性质的泯灭来把它的胜利封存起来。
阅读列宁的著作时，最出色的部份莫过于那种丝毫没有一点的傲慢，那些斯大林主义用来吹嘘的语言。列宁在他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写作上一向是诚实、务实、真实的。当时他们有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工人国家，而列宁也不讳言的加注是“伴随着官僚变态的”。不同的是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正移动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自觉地在平等的方向上努力，削弱公务人员特权与权力，让工人涉及他们生活上的经营，还有国家与工业的管理。那今日又是如何？唯一能分辨出苏联是工人国家的只剩下国有化的经济与计划；这些是十月革命仅存的成就。这些对它们自己来说是构成了前进的一大步，但它们仍然无法保证往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
与这些能够经由计划经济来引导至工人们更大的公平与自由的进步相去甚远，由于工人民主的遏止，上层阶层之间最蛮横的腐败与特权不受阻碍在滋长中。
就算是沙皇统治下，来自上层的“改良”，也都要出自于对基层发动革命的恐惧而被制定出来。官僚们不会触及他们特权与权力的基础。就算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施舍，只要让它们能迟疑一会儿，下一秒就会被收回。
官僚会“消亡”吗？
“但是，他不了解一种不确定甚至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非民主、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不安且对立性的共存是有可能的。前者迟早（虽然痛苦的，不均的，且不是“自动化的”）会将社会推向上层建筑的改革（？），并将其更加吻合于其经济基础和逐渐发展（？），受过教育的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愿。”（《我思》，P. 30）
斯大林主义官僚权力的兴起是扎根在俄国社会的落后性质，但预设官僚会随着经济的前进而轻易地“消亡”，这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的“渐进主义”心态所形成的粗糙的错误。在相对健康的，官僚变态较无关紧要的工人国家情况下的确如此，比如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的俄国。但蒙迪约翰斯通的重点是为了粉饰目前苏维埃官僚构成一个特权团体，一群新的达官贵人，并且官僚数十年来已成长为惯常的君临整个社会的事实。这其中包括了政治权力、国家机器、大型媒体、警察与武装部队的垄断。官僚数十年如一日一般的持续展示着，自身能够对即使是最温和的反对，也能变得更加残忍与野蛮的镇压。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解释了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如何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中间生长出来的。但是为了要建立起来，国家总是倾向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它自身的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与列宁在谈及国家权力时所指出的：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所采取的措施，是设计藉由工人所控制的最严密的检查与监督，防止在苏维埃国家机器中某些势头的发展。但自从斯大林主义官僚得逞后（如同约翰斯通被迫承认的），把自身做为一个特殊的特权团体提高至社会整体之上，打击官僚的问题就转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了。官僚各种既得的利益，以及它以自身名义行使统治而与工人完全地相异化，也就意味着新的革命性斗争就变成必要——一场政治革命——借以挣脱官僚警察统治的枷锁。
为何官僚会顽强地攀附在权力上？是否在它们心理层面的粉饰有一些奇特的特征？是否都是“个人特质”的问题？不尽然。就像历史上其他的统治阶级、种性与群体，苏维埃官僚行使国家权力来保护它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比起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会老实交出权力并且由工人阶级夺得，官僚不会有任何自身自愿“消亡”的迹象。
蒙迪·约翰斯批判托洛茨基对于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批判是“吹毛求疵却又考虑不周的”，此一宪法取消了苏维埃系统的选举制度，并以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另一宪法（表面上的）取代： “如他（托洛茨基）对于1936年颁布的宪法错误的批评了其民主的条文，而不是这些条文在当时苏联的现实情况下得以且固然被斯大林践踏而丧失了重要性。”（《我思》，P. 32）
约翰斯通是在自打嘴巴。什么类型的“宪法”是不能实施的？而这一宪法又如何可以被一个人“践踏”的？这仅仅是斯大林的怪诞思维吗？又或者是“个人特质”的强大？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们就再重复一次：一个思想获得大量支持并变成人类事件中的一股力量时，它必然要表现出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 “个人崇拜”的“理论”是无法解释在斯大林下俄国的任何事物的。必须提出疑问：那些斯大林所实施的，对工人民主的压迫，对工会的钳制，取消法定的最高薪资措施，军队中奖章制度、军礼、随从官的重新引进，以上这些措施的获利，对谁来说有利可图的？这些利益都反映在列宁所反对而斗争的，那些多数官僚的斯大林主义反工人阶级政策上——百万个国家公务人员、党、军队、集体农舍和工会。
“但这些是什么？”约翰斯通如是宣称，是由百万人所构成的一个团体！你口中的官僚是包含了：
“所有党、共青团、政府、合作社和集体农舍的领导、官员、管理人、技术士、工头、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来自于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最进步的部分，在斯大林死是有约两千两百万人。”（《我思》，P. 33）
约翰斯通以一种傲慢的态度草草结束论证，两千两百万人的一个统治团体？有人听过这类荒谬绝伦的事吗？约翰斯通没有解释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阶层，而是由一系列不同阶层组成的。托洛茨基不会用斯大林派与勃列日涅夫派去定义地方的党书记，如同我们也不会独断地定义路口转角的小贩就跟富豪洛克菲勒和盖蒂都是一样的资产阶级。
如果垄断资本家最顶端的百分之一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支柱，那这个系统只消一天就会瓦解。但是资产阶级所用的是整个次级与更次级剥削者中间阶层的手段来维持统治。东方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也是类似的现象。斯大林集团是由于背后百万公务人员做为靠山。这也就无法避免斯大林将委任的无数小公务人员（而野心却不小）在集权阵营中带往可怕结局。在奥图曼帝国，乃至于其他专制国家，地方官员都要为整体官僚的罪行而做为代罪羔羊。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新的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之间以鲜血划分界线。对于十月革命的思想，还有工人民主的精神与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感到恐惧，他将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屠杀殆尽，之后对任何人，包括他那些还留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传统连系的支持者们，都予以相同的对待。大清洗就像托洛茨基解释的，是一场由官僚发动的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单方面的内战。苏维埃国家的“领袖们”与十月革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赫鲁晓夫派、勃列日涅夫派，以及柯西金派，这些三零年代的流氓与走狗世代的所有成员，都是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骸而爬上权力。
目前苏维埃波拿巴政权内部的矛盾越发清楚地裸露出来。知识分子之间的反叛运动是即将到来的各种事件前兆。马克思主义者了解知识分子不会因此成为一个阶级，而是社会中各个阶级运动与压力最为敏感的社会阶层。因此，1956年的知识分子的运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都做为工人阶级革命性运动的先导。
格外重要的是其中某些显眼的苏联政权反对者，本身是前官僚体制的成员——如近来由“退伍”将军所发起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事件。官僚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被内部各种矛盾所纠缠而分裂。官僚中与工人阶级有所接触的较低阶层——地方公务员、共产党基层人员、军警中的低阶人员以及小型部门——当顶端的官僚们被架空时，他们会像1956年在匈牙利一样的与工人并肩而行。匈牙利工人面临的唯一阻碍是集结在国家保护局AVO（State Protection Authority）——令人发指的政治警察，最后的下场是在受尽他们罪行恐怖的无产阶级手中迎来血腥的终结——的流氓无产阶级渣滓。
与蒙迪·约翰斯通“渐进主义”的幻想相反，直到俄国与其他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被新的政治革命所推翻，苏联要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是不可能的。这次的革命不是针对改变现有财产关系的一场社会革命。苏维埃工人不会要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在工业与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并走向比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更高层次的工人民主，以及走向社会主义。
反官僚革命会是一场夺取国家与工会控制的革命，摆脱特权寄生虫的掌控，并重新导入一个能够蔚为楷模与世界工人们斗争烽火的健康工人民主，而不是在世界工人们眼中被怪异漫画的既成事实而导致无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害的印象。而且我们对于俄国的说法同样适合在那些资本主义与地主制度已经被推翻的国家，即：东欧、中国、古巴、北越、朝鲜、叙利亚与缅甸。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对托洛茨基政治主张做出有意义的评量，我们必须避免随意抽出历史脉络的定义和无用的文字游戏。”（《我思》，P. 28）
如果这就是我们看待托洛茨基政治主张的有意义的评量，那我们最好再看看别的。蒙迪·约翰斯通在整篇文章中没有一处解释托洛茨基真正写出的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关系。他自我设限的把引用的片段孤立起来，这么设计并非要让读者更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张，仅仅是要让托洛茨基看起来愚昧无知。运用这个模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身上也是“非常管用”的方式——资产阶级教授也经常如此！约翰斯通不能或不想了解的都是同样的现象，这个现象会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问题，除非西方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将其视为必然。事实上在1927-31年间这是有可能的。但在托洛茨基最后的著作《斯大林评传》里，已经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为一些原因有可能以现有的形式持续数十年。
就以“任意妄为”而言，读者们注意到，比起陷入如此无原则的讨论，约翰斯通同志并非快速否认这样的思维。社会主义是指： “一个没有阶级、商品、货币与国家”吗？又或者，是“各种生产手段转为整个社会的一般财产”？约翰斯通的最后结论是“大范围的合作社生产”— —然后一副胜利者姿势的总结“社会主义”已然建立，不只是在苏联，在另外十三个国家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必跟约翰斯通的“定义”瞎搅和了。毫无疑问“大范围合作社生产”的成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吗？约翰斯本人都不敢贸然回答。他在第30页写道：
“在三零年代达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仅是社会主义的骨架，并需要几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才能够完全克服俄国落后的遗毒并呈现了一个完全发展，繁荣的，融洽的，以及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重点）
在约翰斯通看来，一切事物在斯大林的俄国自然是不够好的。但它们直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顶梁柱”……好的，约翰斯通同志，我们来谈谈这个当下吧！在你看来苏维埃社会是“一个发展完全、繁华、和谐并文明的社会”。挺不赖的，但那些有关贪腐的报导呢？苏维埃的领袖声称他们正在“建立共产主义”——人类社会最高最文明的形式——而他们还对于经济罪行还是需要死刑。两年前《晨星报》报导了以莫斯科地区的轻工业巨子因为侵占而被射杀。苏联内部的腐败也是“稳定发展”。薪资严重的不平等有怎么说呢？有500个百万富翁他们的确非常“繁华”。而俄国与捷克的官僚们又能够“和谐”到哪去？又或者这个字眼是意指社会中所有反对事件的情况都被无情的歼灭了？以“文明”的标准来说——他们以履行苏维埃宪法为罪行，把作家们抓到“矫正”的劳改营里。
1935年，斯大林吹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立“已然完成”。当时死刑还适用于十二岁的孩子！事实上，每几年苏维埃官僚的官方说法都是“社会主义”即将“完成” ；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在“完成”已经变成苏维埃工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官僚们在斯大林死后开了一个更糟的玩笑：不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在二十年内！
当然，当我们越靠近这二十年的期限，在俄国的共产党媒体上就越少看到”共产主义的成就”！因此约翰斯通在30页又写下：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声称能够在可见的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普遍被视为（！）是充满巨大夸张的。”
确实如此，约翰斯通同志。但你在第22届党大会时，在共产党读者文摘是怎么描写这一“充满巨大夸张的”的？当时你忙着要兜售这些话语给你的成员们。现在这些话似乎又要有所变动了——却不对基层党员做出任何解释！这个转变简直是“稀疏平常”——这一公式似乎就是这些羞愧“理论家们”的遮羞布，昨天他们还赞扬赫鲁晓夫，前天则歌诵斯大林，并且准备像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换新衣一样地把整套思想和原则换掉。
任何会思考的共产党党员都首先浮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立，如果资产阶级已经被清扫完毕而克服了阶级斗争，那为什么他们还不允许工人民主的权利？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在俄国以及任何工人国家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那又为什么要严禁任何形式的工人政党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如果社会主义主真的已经建立，苏联实在没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参政，也不必假设他们会从事恐怖与破坏活动。你大可允许前剥削者们在报纸刊登满版的呼吁重返有钱人老板、哥萨克骑警、大众文盲的“旧时好光景”。他们都会被工人们投以异样眼光，就像G·K·却斯特顿呼吁重返“欢乐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而被英国资产阶级“公众”视为怪里怪气的人物一般。
我们把问题换个方向：如果社会主义（不只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并且是“因应人类需求调整的有计划并合宜的商品生产”）真的在俄国建立了，那么外在与内部的反动都会被瘫痪。一幅真正“发展完全、繁华、和谐并文明的苏维埃社会”的画面，会在西方国家的工人心中锻炼出深刻的影响。面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冲动是无可抵挡的。但现实生活是如何面对约翰斯通同志的“美丽公式”？苏维埃现实生活能鼓舞西方国家工人往社会主义移动相去甚远，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并且资产阶级还能指着俄国、东欧与中国的集权主义恶瘤来吓阻他们本国的工人。 “想要共产主义？”他们猫哭耗子的说“看呀！那就是‘共产主义’！柏林围墙就是共产主义！1956年的匈牙利就是共产主义！劳改营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辩护士们只能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签来竭力掩饰集权主义的恶心外貌。他们不会成功将俄国官僚洗白——只会让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失去信心。
蒙迪·约翰斯在处理一国社会主义建立与否的问题上，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用诡辩的方式与糟糕的逻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是以逻辑的定义，而是以历史的辩证性订定。约翰斯通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引用了“定义”，却没有解释这本著作中所记载的，一个工人国家能够往社会主义移动的过程的分析。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给工人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立奠定以下的条件：
1.全体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选举权，包含即撤换任何官员的权利。
2.官员薪资不得高于技术工人。
3.废除军队和警察，以武装民兵替代。
4.所有管理任务要渐渐让所有人都能完成——每个厨都应该要能当一名总理—— “当每个人都是官僚的时候，也就没人能成为官僚。 ”
这些列宁奠定的条件不是要给“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要给“共产主义”的，而是要给工人国家最初阶段的——由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转型的阶段。列宁不曾玩弄过什么“社会主义”的定义。工人国家的条件不是列宁发明的。这些条件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总结所构成的。这些条件是萃取了1870-72年巴黎公社经验的精华，并且以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基础，并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做出精湛的分析。
唯有靠工人主动、有觉悟的参与来运作社会、工业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才能完成。这一切不能和和气气的放手给“共产党”的官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都以此一事实为基础。为了对抗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上的混乱，马克思论证工人们需要一个国家来攻克剥削阶级们的反抗。但，一方面马克思的论述被改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为了自己的诡辩而扭曲，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集权主义闹剧已经据称在苏联建立了。但如列宁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国家只能是“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或以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一个“半国家。 ”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苏维埃国家是为了促使工人进入管理与控制的任务，以确保削弱官僚习气与国家权力的“社会职能”而不断的进步所建立的。为了阻止特权团体的形成，而对薪资与官员权力与特权执行严厉的限制。由于普通的落后性质以及熟练工人的缺乏，而订定薪资差距不得超过四倍。1919年，一个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同于一个内阁部长）只能领取与工人相同的薪资。资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可以领取多一些——但一个党员同时身为专业人士同样也只能领取工人的薪资。
斯大林于1931年将最高法定薪资限制给废除了。今日俄国工人的平均月均薪资是八十到九十卢布（约二十五英磅，如果在官方通膨时，最高为四十英磅）。但部长级人物的月均薪资却是五千卢布（一千二百五十英镑至二千英镑）且不算可观的“油水”可捞，如未核定的开支，人的疗养院、剧院、别墅、酒吧，等等的。当托洛茨基缔结红军时，红军同时是以同样的国家工人民主观点为基础；旧沙皇时期的军服、等级、奖勋等等的阶级区别的传统都被废除了；没有任何特权官员团体；红军官员的组成自由，在“等级”上也是平等的。在斯大林时期，所有的“废物”全都再次引进了；所有的军官职务都重现其拜占庭式的华贵：等级、奖章制度、军礼以及私人侍从官——所有旧团体与等级崇拜、阿谀奉承，在三零年代全都复活了。今日在俄国与东欧，军事服役代表的是两年的微薄薪资的辛苦劳动，同时将军与元帅是所有等级的主宰。如在保加利亚，工人的月均薪资约一百列弗，士兵一百五十列弗，基层官员则是两百列弗起跳。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军队会以一种更快的方式揭示所有社会矛盾。
当然，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社能够不经过中间阶段，就立刻从资本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尤其又是在一个落后国家。但如同列宁所解释的，过渡时期的本质是，当人民大多数投入到社会运作的计划工作时，国家权力的逐渐削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问到，不只是关于现有的社会本身，还有社会本身移动的方向。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苏联正由无产阶级专政往社会主义的方向移动。在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是一个极度变型的工人国家——保留了生产方式国有化与计划经济，却是由一个集权者控制，一党专制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往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相反的，是往一个寄生物统治集团的更多财富、特权与权力的方向移动。
蒙迪·约翰斯通食之无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立的保证，已经构成对所有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的巨大毁谤。他一面是所有现今统治集团的承诺，另一面则是异议，尽管这一切由于1956年对匈牙利工人的血腥镇压，特权、贪腐的持续存在，俄国内部的抵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文字狱，对托洛茨基以及“老布尔什维克”著作的持续抵制，对于如乌克兰人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威胁， “官方”历史的明显伪造，反犹太主义等等的族繁不及备载，而已经失去价值。苏联官僚的统治已经使“社会主义”一词臭名远播。蒙迪约翰斯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主义与国际间共产党领袖的重大罪行。
各个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堕落倾向
“虽然我们必须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来汲取许多正面及负面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于斯大林主义做出的根本批判，是不会以托洛茨基的提论为出发点的。然而就连他不时做出的犀利见解，仍然是源于根本上是错误的社会学模式，这也阻止了他得以了解苏联社会的发展常规，或掌握了（固然是全新，前所未见的）斯大林主义现象及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也造就了历史对他做出的上述主要预测的刻薄否定。”（《我思》，P. 33）
我们已经评论过以非历史的方式，约翰斯通对托洛茨基“预测”的“处理”。非常遗憾地，他并没有谈论某些斯大林的，或者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共产党领袖所做的“预测”。他没能敢引用这些言论。他也不必以诉诸扭曲使这些言论表现完全离开现实的渠道！
我们希望能展示出，至少是以概论来说，托洛茨基是如何给出斯大林主义“诚然是新的且没有前例”现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仍然在探求那些勃列日涅夫式的与柯西金式的，杜特式的与克卢格曼式的，那些“精湛、深奥、多面向的分析”。历史会公平处理这些言论——因为这些言论从未发生过！
那历史对托洛茨基那些最重要的预测是如何“苛责”的？在1928年托洛茨基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他写道，如果第三国际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必然要导致第三国际朝着民族主义堕落：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对党组织和工会的忠诚，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薪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已经夺权的无产阶级对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和国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立场之间，本来有；； 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思想上摧毁了这种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什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任务。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共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18]
托洛茨基提前几十年在这些文字中精湛地预示了第三国际的瓦解，以及各个“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堕落。在将第三国际犬儒式的当成苏联的边境守卫后，斯大林于1943年，做为对他对帝国主义同盟的示好，轻蔑视地将第三国际解散。在当时，在战争的冲击下，意大利、希腊、中国、东欧、英国，百万工人向革命方向移动，而第三国际被邀请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确实，由于某些理由，斯大林主义从二战展现暂时性的强势。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破产；在二战结束时资本主义无力再干涉对抗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运动以及“同盟国”军队的情绪，麻痹了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对于在东欧与中国干预上的无力，加上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腐败，导致推翻了资本主义与地主制度，根据蒙迪·约翰斯通的说法，这些是对于托洛茨基错误质疑了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性质，所无法反驳的演示。他没有提到法国的情况，在法国，共产党藉由党员在二战中英勇地对抗而获得群众支持，得以进入戴高乐的联合政府；或者是意大利，当时北方的一些城市在工人的掌握时，斯大林指示共产党要支援“前法西斯份子”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在希腊，二十万人由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游击队被告知要放下武器并“等候选举”，而Grieva的右翼暴徒则在街上射杀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英国，在这里共产党主张与丘吉尔一起组成一个“民族阵线”政府！
中国与东欧的地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对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而言是一记重拳。特别是1949年中国红军的胜利，是继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二十世纪第二大的伟大事迹。由于这场革命，数百万中国农民大众第一次站上历史的舞台。
这些发展在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间颇受欢迎，这些人不曾怀疑这些落后国家能开启克服半封建时期所留下的问题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也完全了解，在中国与东欧所发生的这类“革命”当中所隐含的矛盾。我们了解这些革命是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阶层以波拿巴主义风气所执行的。将红军做为攻城炮，俄国官僚打碎虚弱、拔去利牙的资产阶级，并在这些区域安置他们自身的衍生物。在阶级间追求平衡，他们以莫斯科的形象创立了国家。工人苏维埃的统治，被斯大林主义俄国模版的“国家”变型的一党专政国家的所有可怕的畸形所取代。东欧与中国的“革命”是从俄国革命的终结——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畸形政权——所开始的。
自二战后，我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见证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分析的真实性。与蒙迪约翰斯通所指出的团结地、和谐地的社会主义集团不同，首先我们看到的恶心至极，在战后俄国官僚对东欧的压迫与掠夺，接着是沿着民族主义分裂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集团”，由南斯拉夫的崩溃的开始，并以俄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军队在边境冲突中以坦克、战机、枪炮的互相残杀做为终结。
十月革命以它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号角赢得了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注意。布尔什维克以“没有兼并与赔款的和平”做为呼吁，包括德国在内，在所有交战国中厌战的工人心中演奏出反响的旋律。由于德军基层大量的不满，而能在阶级路线进行宣传与团结，在稍后的协约国武装干涉中也起到同样作用。
二战期间俄国官僚在它的宣传中使用了最无耻的沙文主义偏见。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张不同，官僚们以轻薄的伪装宣扬“唯一的好德国人是死德国人”的思想。而这种反德国因子仍然布满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宣传中。俄国官僚的政策是：让德国工人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代价。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罪恶的行动让希特勒的胜利变成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斯大林与德国共产党所造成的。在战后一千万名德国人被强制驱离出东欧，其中有两百万人在过境时因为野蛮的条件而遇难。
在战后的几年间，俄国官僚掠夺东欧，而东德付出了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赔款，而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分别是五亿七千万以及四亿。不只是对“敌人”，连东欧国家都被系统性的被掠夺了由俄国提供的工业铁路等等的。因此，这些在战后斯大林沙文主义者的罪行，造成在西德被驱逐的人民之间，反动运动的崛起，并且让“共产主义”在战前“欧洲的大红旗”的德国工人阶级间臭名远播。
战前东欧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它的民族隔离问题。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展现了他们无法和平与理性地处理从民族与语言的复杂拼凑织物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民族隔离问题已经是东欧的灾难，是延续了区域的落后性质与人民的贫困与苦难，以及对少数民族血腥镇压的最大因素。如果斯大林主义者还保有一丝丝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传统，他们会以一个合理的经济计划，并联结苏联广大资源与潜力，来提出东欧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东欧的“巴尔干化”是俄国斯大林主义者在战后有意培植的，并必然要上升为现有的情况。如托洛茨基所预判的，每一个民族官僚集团都会看照“所拥有的”边境！当时就算是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都面临了在民族市场与现代经济势必要求之间的狭隘限制的矛盾。当然，就算是在生产方式私有制的基础上，对于此一民族矛盾也是无法解决。
此一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可怕的。现在的南斯拉夫有三十万人失业，在他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则有将近四十万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到西方国家工作。隔壁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呢？他们用着同样的语言，由于半技术性的机具缺乏而有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的企业工作[19]。捷克斯洛伐克与东德同样拜主要是苏丹德兰德人的驱逐，与大规模从另人讨厌的乌布利希斯大林政权的出走所赐的劳工短缺而受害。
然而“一国社会主义”最罪行重大的表现莫过于中苏交恶。蒙迪约翰斯通指出1949年中国红军的胜利是“一国社会主义”与革命性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并非毫不相容的“证明”。尽管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的苏维埃“同志”的“兄弟般”的建言下还是夺权了。斯大林更赞成瓜分中国，或者是与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
看看蒙迪·约翰斯通对中苏争议的分析是十分有趣的，而这一分析打从他文章的一开始就没有提到！这该做何解释呢，约翰斯通同志？还是那句话是另一个“悲惨的错误”吗？还是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呢？如果斯大林的“个人特质”能将整个俄国以恐怖控制，相必毛泽东也是以他的强势来控制七亿的中国人民！事实上，蒙迪约翰斯通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曾解释过中苏交恶。如果我们接受俄国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没有任何解释。
中苏交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毛泽东的军队夺取政权前，就已经以托洛茨基的各种预期为基础而预料到了[20]）在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两个敌对民族官僚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就像是在艾尔·卡彭的芝加哥的两派黑帮火拼，俄国与中国的官僚互相都还没准备好要和任何人分享他们的权力与财富，并妒嫉地守护“他们的领土”来对抗“兄弟般的同志”的入侵。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中苏争议是一场奇怪的事变，在两个正统健康的工人国家之间是绝不会发生的。这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数不清的伤害，而且是站在对中苏两国工农利益的对立面。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很久之前就应该会提出如下的初步要求：一个俄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联邦。俄国官僚试图要在亚洲让苏维埃遍地开花，矿产丰富的亚洲能够让整个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方向转变。而主要的阻碍是劳工的短缺；苏维埃工人不愿离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而到中亚去。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大人民为它的历史任务提供潜力无穷的劳动力。当中国人跨越一条随意且毫无意义的，切断了所有自然单位的“边境”时，他们仍然被红军单位所强制驱逐。同一时间，俄国官僚还为了开放西伯利亚而忙着与日本的财阀磋商。
他们犬儒式的叫喊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不管俄国或中国的官僚都不提出真正国际主义的纲领，来联结中俄两个经济巨人的人民利益。我们反而见证了边境冲突的场景，俄国与中国军人罪恶的谋杀案，而俄国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更加罪过与险恶的宣传，已经不只是沙文主义的程度，而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语调。
这就是蒙迪·约翰斯通的“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相，是十三个集权主义国家，由十三个用机关枪与火箭炮的兄弟语言来互相对话的民族主义官僚统治！
不过托洛茨基的预期还适用于另一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指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显现民族主义堕落的危险，不只是在夺取政权后，同时在夺取政权前也是。今日的前第三国际党派的立场是什么？不论何处，取得政权与否，那些所谓的“共产党”都显露出所有民族主义取向退步的丑恶性质。
数十年来，国际间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都以一种真正卑贱的方式向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命令叩首跪拜。他们的政策依斯大林的最新的谋算而由一系列矛盾曲折所组成；一会儿谴责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工贼”与“原法西斯份子”；一会儿又高喊与所谓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同进退；一会儿又面对希特勒以和平为由反对德国战争；一会儿在1941年以“民族利益”为由扮演最糟的罢工破坏者。
蒙迪·约翰斯通以操弄各种引用的手段试着“证明”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各种分析是相互矛盾的。但他的朋友们却在政治上有着一系列翻船的表现，如波利特、杜特、葛尔兰、坎贝尔等等都榜上有名。如此的谋算与马克思主义与其方法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不过只是证明了各个共产党领袖完全无原则性的手段。
斯大林主义的神主牌在过去二十年造成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南斯拉夫解体、波兰的事件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最糟的中苏交恶，都弱化了俄国官僚在国际运动的大权在握。但“进步的”或“左翼”的共产党领袖选择如何诠释“莫斯科路线”？回到列宁去吗？这可差远了。
各地的共产党领袖挟着情况的优势独揽每个民族官僚的权力来各自占地为王。 “英国社会主义道路”、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层民族心态，狭隘的声明，并且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守护守护自己的领导地位， “远离红尘，不问世事”。
某些国外共产党对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证明。对1956年俄国官僚行动造成的灾难结果，他们“袖手旁观”。葛尔兰派、杜特派、约翰斯通派，对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分析或解释。 “是党的领导层与入侵还没切割完全吗？你所要控诉又是什么？”没错，同志们，但马克思主义者该关心的不只是虚伪的举措（右翼的工人领袖同样也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切割”！），还有对事件的解释。
勃列日涅夫与同伙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丝丝民主让步都能影响俄国工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自信与强势，而是头皮发麻的明。而葛尔兰派与约翰斯通派还是一副这只是部份俄国官僚的“悲惨的错误[21]”！
与莫斯科对峙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层的“独立”立场不过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葛尔兰派与罗歇派[22]不断努力去迎合“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舆论”。新斯大林主义者的“新面貌”比旧斯大林主义者的还要丑陋。这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虚弱改良主义闹剧。因此，每日工人报变成了晨星报，共产党领袖们的声明都强调他们的党是非革命性的、尊重资产阶级的，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正要在英国来个“伟大”回归。很显现的，共产党领袖们想证明他们能把民族曲调唱得比保守党或右翼工人领袖还要嘹亮。每个大型共产党都表现出英国国旗的性质；毕竟，这才是“我们的”旗帜啊……！
重要的是，那些相同共产党的，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批评的“理论家”，在年五月风暴期间与结束后，却同样声援法国共产党与法国工会总同盟所扮演的可耻作用。
[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此段中文翻译摘自林建华/孙国华，“列宁、史达林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https：//read01.com/65QDDG.html，作者的重点。译者注：由于现有的斯大林全集是被修改过的版本。格兰特和伍兹在接写来的段落有提及了这本书后来的修正。译者也找到了这篇对于历代史达林全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格兰特和伍兹所引用的段落来自于那本书的第一版（文中也正好翻译了这段，完全与作者们所引用的段落吻合）。
[2]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蔡汉敖译，陈泰编校（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index.htm）
[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1页，“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PDF）（https：//www.m 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2.pdf）
[4]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11卷，第65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11.pdf）
[5] 本书译者自译
[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5卷，《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PDF），P. 187-1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35.pdf ）
[7] 译者注：“超级工业人”是斯大林/布哈林派指责托洛茨基工业化政策，认为其不切实际所产生的骂名。
[8] 《关于莫斯科公审对托洛茨基指控的听证会》（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Report of Hearings on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in the Moscow Trials，又名“杜威委员会听证报告”），1937年4月于墨西哥召开，英文逐字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session07.htm
[9] 同上
[10]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吴继淦、李潞译，陈泰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1]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52卷，P. 548（PDF）（https： //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52.pdf ）
[12]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1.htm
[13]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作者的重点
[1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 ）
[15] 同上，作者的重点
[16]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8.htm），作者的重点
[17] 同上
[18]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19] 参见《经济学人》杂志，1968年1月20日
[20] 参见泰德·格兰特，“论中国革命” ，杨进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ed-grant/mia-chinese- ted-grant-1949.htm
[21] 对捷克与法国事件的分析，请参见《SPARK》期刊， Winter 1968-69.
也可参见Czechoslovakia： An Open Letter to a CP Militant （London） and Czechoslovakia （1968） by V. Karalasingha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ombo）
[22] 编者注：约翰·葛尔兰（John Gollan）是当时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总书记； 瓦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是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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