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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
〔美〕保罗·斯威齐
1978年4月
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现状的独特之处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称之为史无前例。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目前的衰退或萧条比三十年代大萧条情况“更严重”，而只是说，目前的经济状况显示出很多新奇特征（如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我们将它同过去的情况对比时，必须谨慎，要认识到这种对比虽然可能有所裨益，但也可能引起误解。指出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下文所述几乎仅涉及“中心地区”的工业国家，然而目前状况中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新方面，却既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有关，也与边缘地区同中心地区之间的关系有关。我所以片面地强调中心地区，一方面是因为时间不够，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的事情，主要地依赖于源出中心地区的势力。
本文援引的这套图表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绘制的（见第20页到第21页）。这个以巴黎为基地的俱乐部，几乎囊括了中心地区的所有国家。在我看来，这套图表生动地反映了各先进工业国家的状况，颇为有用。我的演讲就从这套图表开始。全部图表涉及各个不同的国家，并都是在相同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1.00处的横线分别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法国为6%，美国为4.5%，英国为3%，等等）。高于或低于这道横线的偏差表示增长较快或较慢的年份。根据“正常的”预期，衰退阶段的增长率理所当然地应低于平均水平，回升阶段的增长率应高于平均水平。图表所示的1974年以前各个年份的情况也的确如此。
1974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在1973和1974年之间画了一道粗线，粗线的右边表示1974.1975.1976三年和1977年的头三个季度，实际上是整整四个年头。观察这一部分图表可以看出，1974年和1975年年初，与长期增长率相对而言是急剧下降的时期。对大多数国家来说，1975年年中左右出现的回升，开始了一个正常类型的经济周期，这次回升经过1976年持续到1977年。但接着便发生了奇怪的事情。除了美国和意大利以外，此次回升并未使增長率达到长期的平均值，而且，大多数国家1977年的增长曲线趋于平缓，并似乎有重新下降之势，尽管它还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意大利的情况特殊，1976年底，其增长率上升到平均水平以上，这是唯一的例外。但意大利的兴旺为时短暂，它1977年的下降，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猛烈得多，在这一年，这些国家的增长曲线都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只有美国的增长曲线在1977年上升到平均水平以上，并且全年保持不衰。所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国家中，美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等一会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很明显，这些图表的意义之一是描绘了一种周期性的下降和回升，这种周期表现出资本主义活动的固有特征。但图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这也是很清楚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正常类型的周期，其回升应从低于平均值的最低点上升到高于平均值的最高点。现在，我们却清楚地看到，当增长率还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时，新的下降就开始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全新的现象，自三十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类现象。
增长率显著停滞的后果多种多样，在这里，我只讲以下几点。
（1），就业的增长赶不上劳动力的增长。截至1977年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国家失业工人的官方统计数字约达1700万（如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实际数字无疑要高得多）。
（2），闲置生产力增加，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开工率即实际使用的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比一直在下降。这一点，在全部工业最重要的基础——钢铁工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去年5月23日《纽约时报》一条电讯写道：“从英国的兰开夏，经比利时和法国的洛林，到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欧洲的钢铁制造厂正经历着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危机”。电讯还写道：“仅日本一国就闲置了年生产能力超过3000万吨钢铁的设备，接近共同市场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在美国，在经济回升时期，按常例本应扩大钢铁生产，而实际上钢铁巨人们却在关闭工厂，最显著的例子是俄亥俄的扬斯敦。再以对战后繁荣浪潮贡献殊多的造船工业为例。1978年3月6日《纽约时报》头版电讯一开头就写道：“西方工业国家和日本的造船工业陷于严重的困境，原因是全世界运输能力长期饱和，闲置了三分之一的油船吨位，造船生意被削减了一半。”虽然钢铁部门和造船部门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过剰的最突出的例子，但它们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其他许多部门，诸如汽车工业、重化学工业、造纸工业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
（3），由于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现有生产能力的开工率严重不足，资本家对新的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当然会极其迟疑。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繁荣时期，他们的投资活动是随心所欲，十分自由的。
增长率的停滞，失业率的上升，闲置生产能力总量的增加，厂房设备投资水平的下降，所有这些因素，当然会彼此影响，互为因果。但是这些因素，无论是个别还是其总体，都不能解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目前所处的状况。下面，我们将要研究一下这个“解释”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就美国的例外情况讲几句话。
首先，如图所示，1977年美国的增长曲线虽然高于平均水平的1.00，但仍低于人们根据战后阶段的早期经验预期可以达到的水平。在周期性回升的第三个年头，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仅高出平均水平3%左右，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数字，而且，就是这个数字，也是以特殊的环境为前提的。与通常的预期相反，这次美国回升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消费。我们可以看到，1973~1977年间的情况，就显示出消费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在1973-1977年间，个人消费支出（按1972年美元计算）增加了10.8%，而非住宅建筑固定投资（按1972年美元计算）却下降了3%[1]。
给消费增长火上加油的是消费信用的异乎寻常的膨胀（1970-1975年间，未偿清的延期消费信用平均每年净增11亿美元，197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2亿美元，1977年上升到309亿美元。[2]）在这个方面，延期付款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愈来愈多的房产主趁房地产涨价之机，重新抵押他们的房屋，利用所得款项，购买形形色色的消费品。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消费膨胀，美国经济成就给人的印象，就不会比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深刻。美国同其他国家之间为什么存在这种区别，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我还没有看到在任何其他文献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据我推测，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美国消费信用的历史比较长（这一点又同美国社会“汽车化”较早有关），在于对此起着促进和补充作用的广告制度的高度发展。
197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现已进入第5个年头，对于这次危机，各个大学、企业和政府里的正统派经济学家们是怎样解释的呢？一般地说，下述估计我以为是正确的，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的失败。当然，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政策，彼此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某种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危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财政政策是关键。还有许多人主张将这二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在一起。但总的说来，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相信，甚至没有怀疑到危机的原因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之中。三十年代以来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最近以来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其最知名的理论家的货币主义者，他们设计的众所周知的方案都无法医治和矫正这些原因。
但是应当补充一句，在危机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仅限于职业经济学家的思想，还有一些受正规训练的束缚较少毒害较轻的学者，已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当前的局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显著的例子，即杰伊·福莱斯特。福莱斯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专家和管理学教授，作为《增长的限度》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在几年以前就知名于世。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由深孚众望的（资产阶级）罗马俱乐部发起撰写的。
1月16日出版的《幸福》杂志刊载了一篇福莱斯特访问记，题为《我们面临着另一次萧条》（从文章的上下文看来，福莱斯特并没有忘记三十年代大萧条一类的经验）。福莱斯特发现了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二十年代提出的理论，康德拉季耶夫确信，资本主义的历史被划分为若干以50年为期的大周期。增长有时加速，有时停滞，这类波动的存在很少成为问题，至于这类波动是否具有康德拉季耶夫所赋予它们的那种周期特性，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据我看来，这个理论不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故意耸人听闻，容易造成混乱。访问记引证了福莱斯特的下述言论：“大周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商品部门增长到无法抑制的规模，从而陷于崩溃。”
这种说法对于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显然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描述，而且比任何职业经济学家的说教更有启发性得多。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还在等待——甚至还在预期——资本商品部门出现新的繁荣，以便将整个经济重新推上持续增长的道路。不过，在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制以这种方式运动方面，福莱斯特并不比这些经济学家高明。我们只好在此向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王国告辞，从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要到对资本本身的本质的认识中去寻找。资本不是物，不是一笔货币，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它具备所有这些东西的某些特性。资本首先是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为了解释这一点（顺便指出，这一思想对所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们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篇（篇名为《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所使用的符号。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这种社会从来没有以纯粹形态存在过），在这个社会里，全部生产均由独立生产者进行，他们自主地工作，并且销售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以购买所需要的物品。每个生产者生产商品Ｃ，卖掉商品Ｃ换取货币Ｍ，购买别的商品，这些商品也可以用Ｃ来表示，于是这一循环采取Ｃ-Ｍ-Ｃ的形式。循环开始时的Ｃ和结束时的Ｃ，交换价值相等而使用价值不同（以一个农夫为例，循环开始时的Ｃ代表谷物，终结时的Ｃ代表一篮子为维持这个农夫的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整个行动的动机一目了然，生产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这种循环不能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控制者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资本家。资本家用货币Ｍ开始，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二者都是商品），然后再卖出产品，获取货币Ｍ。在这里，循环的形态是Ｍ－Ｃ－Ｍ。货币在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又不能直接满足需要，因此，循环开始时的货币Ｍ和终结时的货币Ｍ只能从量上加以区别。如果二者在量上相等，则整个循环便失去了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制度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必须用某种办法，使资本家售卖产品时所获得的货币经常多于生产这些产品时所垫支的货币。这一点究竟怎样成为可能，其原因是什么，当然只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对我们当前的课题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一理论当作既定的原理。这样，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循环过程的公式表示为Ｍ-Ｃ-Ｍ′，其中Ｍ′＞Ｍ。不过，这个公式只表示一个生产周期，在第二个生产周期开始时，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要多于第一周期开始时拥有的货币。也许他打算比过去多消费一些，但从根本上说，资本家关心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点舍掉，假定资本家在第二个生产周期开始时拥有货币Ｍ′，在周期结束时拥有货币Ｍ″（Ｍ″又大于Ｍ′），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而货币额则越来越大，有增无已。
这就是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的资本的含义，资本家可以说是它的职员和代理人。根据资本家在生产中和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性质，他必须千方百计不断地扩大他所控制的资本，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积累啊！积累啊！那是摩西和预言家们的教训！”（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52页）资本家服从这一命令，极力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并尽最大可能把攫取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借以增加生产。结果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加速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是限制社会消费能力。无限的生产和有限的消费这两种趋势的并存，是一种最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促使马克思写下了如下的话：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是这个事实：资本和它的价值增殖，表现为生产的始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利益的生产，而不是相反，不是生产资料对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只是生活过程的面貌得以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
你也许会表示反对，认为这个理论企图证明的东西太多了，它不仅要证明资本主义有发生危机的趋势，而且要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不过，我们应当懂得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虽然，只要这类趋势是重要的，客观固有的，它们或迟或早必将显示出它的支配作用，但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它们可能会遇到其他因素的阻碍作用。万有引力定律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如果它总是以其纯粹形态发挥作用，那么就不会存在飞机一类的事物了。但是，也没有哪架飞机能永远飞行不息，万有引力定律早晚要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也是如此。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生产的冲动能够自由地发挥作用，只遇到一些偶然的小挫折，以产业革命和新大陆的开拓为背景的十九世纪就是这种情形。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战后，百废待兴，构成世界体系的各个单位之间的崭新的关系正在形成和组织起来。但这种时期也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无限扩大的生产同有限的消费这两种趋势之间的根本矛盾逐渐地发挥作用，一旦它居于优势地位，它就将釆取这样一种形式（福莱斯特描述了这种形式，这是他的功绩），即资本商品部门的发展已经到了无法支撑的规模，于是崩溃接踵而至，给整个制度的机能带来了悲惨的后果。[3]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非常有利于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个时期延续了整整三个十年——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危机爆发于1974年，并一直拖到现在。这种形势标志着一个新的衰退时期的到来，它使人联想起三十年代的大衰退（有人喜欢称之为停滞）。这一时期将持续多久？这个问题无从预断。它绝不取决于经济学家们所据以思考的政府政策的种类，而是取决于是否会形成新的历史时机，以利生产的迅速扩大和资本积累的重新出现。当然，谁也不能断言将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时机，但是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直到现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时机的性质和轮廓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对于当前的危机，我只想讲一点意见，作为本文的结束，就是当我说我摒弃当前那种认为改变经济政策就会使整个局势改观的时髦观点时，我的意思并不是否认出现动乱或结构变化的可能性，无论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以内还是超出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外；也不是否认这类变动将形成新历史时机的生气勃勃的局面，这种新的历史条件可能需要对我们面临的前景做出截然不同的估价。我们必须防止滑入武断的思想方式的泥坑。不过，无论如何，我可以满怀信心地断言，七十年代的危机标志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发生非常根本的变革，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们走上新的道路。
（杨德明译自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4月号）
[1] 见联合经济委员会1978年1月发表的《经济指标》第2页，在这里，我没有考虑美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区别，如多年来联邦预算的巨额赤字，近十年来日益严重的巨大的进出口逆差。在任何完整的论述中，这些因素（还有其他某些因素）均应加以研究，赋予其应有的重要性。
[2] 上书第27页。
[3] 这段话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复述如下：在对生产扩张特别有利的时期，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以比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高得无法容忍的速度增长着。我们应当懂得，当有利条件发生变化，第Ⅰ部类的膨胀速度减缓时，一个自我增强的过程将产生效力。因为在第Ⅰ部类扩张时期，其大部分产品用于第Ⅰ部类本身，以钢铁工业作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当钢铁工业增长时，大量钢铁用于兴建新厂。一旦扩张过程停顿下来，这部分钢铁需求将立即消失，因而钢铁生产能力就会突然显得大于其他经济部门对钢铁的需求。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整个第Ⅰ部类。同钢铁部门一样，第Ⅰ部类的产品也为本部类扩展所必需。因此，即使消费资料部门（第Ⅱ部类）的增长没有出现停滞，更不用说衰退，资本商品部门兴旺局面的崩溃也可能发生。
感谢 雨宫花凛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