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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
斯大林
于1906年6—7月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决不能认为自由主义是什么不可分割的整体：它适应着资产阶级中各个不同的阶层而分为各种不同的派别。
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也包含各种不同的派别。
我们暂且不在本文内研讨自由主义，最好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只想把社会主义及其各个派别向读者介绍一下。在我们看来，这对读者是更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分成三个主要派别：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改良主义（伯恩施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几篇阐述社会主义内容的论文里研究它是毫无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它们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派别，它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们都力图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把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当然对读者的意义要大得多。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一听见有人提到“无政府主义”就轻蔑地转过身去，把手一挥说：“你们何必理睬它，它是连谈都不值得一谈的！”我们认为这种没有价值的“批评”既不庄重，又无益处。
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说，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群众，因而并不怎样危险”。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而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根据是应当加以证明的。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只有策略上的分歧，所以在这些人看来，把这两个派别互相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也就承认对真正的敌人要进行真正的斗争。因此，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从头到尾审察一下，并从各方面把它彻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互相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我们这几篇论文的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加以对照，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加以比较，从而阐明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这几篇论文的梗概。
我们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开始，附带涉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然后再来批评无政府主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将首先说明辩证方法，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方法的看法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唯物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这里也将讲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专政、最低纲领并一般地讲到策略）；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和组织；最后则提出我们的结论。
我们将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是小村社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也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也要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现在我们就来讲本题吧。
一 辩证方法
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生活在变化着，
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
——马克思 |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阐明辩证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个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而理论是唯物的。
什么是辩证方法呢？
有人说，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民粹派硬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民粹派说：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占大多数，而且他们的生活又穷又苦。
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是的，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目前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是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小资产阶级早巳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成长壮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体和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另一方面，很明显，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流浪汉”比小资产阶级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阶级今天占大多数，或者哪一个阶级穷些，而在于哪一个阶级在壮大，哪一个阶级在解体。
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唯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末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现时运动中的主力，应该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回答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把社会生活看成停滞不前的东西。
辩证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发展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间”的运动，那时无产阶级挺起胸来，袭击军械库，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须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
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自然界也有这样的过程。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十分详尽地阐明了的各种事实，我们就不谈了。
辩证方法的内容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看辩证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辩证方法的创始人是黑格尔。马克思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当然，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们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骂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拚命“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赞美专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见“号召报”[2]第六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证明”这一点（见他用俄文发表的“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我们的克鲁泡特金派，从车尔凯兹施维里一直到沙·哥·都异口同声地附和克鲁泡特金（见“号召报”）。
其实，谁也不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比谁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书中证明过：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和人民专制根本矛盾的。虽然如此，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证明”并且认为必须每天“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读者觉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厌恶的”和非科学的吧。
无政府主义者想用这种手段来驳倒辩证方法。
我们说：他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们的进化论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为什么不能承认黑格尔虽是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黑格尔创造出了叫做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这一事实呢？
不，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继续讲下去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他们既然“想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想把哲学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所以他们就驳斥辩证方法了（见“号召报”第三期和第九期沙·哥·的论文?又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咳，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真是“嫁祸于人”。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后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3]）。
形而上学向我们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形而上学者蒲鲁东的格鲁吉亚的门徒却一味向我们重复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承认各种含糊不清的教条，例如所谓“不可认识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无内容的神学。与蒲鲁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方法来反对这些教条（见“费尔巴哈论”）。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斯宾塞的门徒向我们说：蒲鲁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骗自己，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混为一谈。
不用说，以永恒观念为依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彻头彻尾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同样很明显，否定任何永恒观念的黑格尔辩证方法却彻头彻尾是科学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给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时又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认为他的辩证方法“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低头，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的跋）。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可能在这两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辩证方法当做主要东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可能持最极端的反对立场。”（见“费尔巴哈论”）
无政府主义者看不出这种区别，却一味轻率地重复说：“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我们再往下讲吧。无政府主义者说：辩证方法是“诡计”、“诡辩方法”、“逻辑的翻筋斗”（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方法能同样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初看起来，也许觉得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不无根据。现在请听听恩格斯论到形而上学方法信奉者的时候所说的话吧：
“……他们的说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决不能同时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互相排斥的……”（见“反杜林论”引言）
无政府主义者狂叫道：怎么能够这样呢！难道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吗？这是“诡辩”呵，这是“玩弄字眼”呵，这就是说，“你们想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们且思索一下问题的本质吧。
今天我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能不能说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好或是在各方面都坏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共和国只有从一方面看，即当它破坏封建制度的时候，才是好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即当它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却是坏的。因此我们说：民主共和国既然破坏封建制度，所以它是好的，我们就要为它而奋斗；但是民主共和国既然巩固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它是坏的，我们就要和它作斗争。
由此可见，同一个民主共和国同时既“好”又“坏”，既“是”又“非”。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这样说，它在同一时候既然加强无产阶级，所以是“好的”；既然巩固雇佣劳动制度，所以又是“坏的”。
恩格斯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来描述辩证方法特征的时候，正是指这样的事实。
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诡辩”。
无政府主义者看见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见沙子，——这是他们的权利。但这和辩证方法有什么关系呢，辩证方法和无政府主义相反，不是闭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并且直率地说：既然生活总在变化，总在运动，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现象都有两种趋势，即肯定的趋势和否定的趋势；我们应当维护前一种趋势，反对后一种趋势。
我们再往下说吧。在我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首先是过去的一切消灭干净，然后是将来的一切另行确立起来……居维叶的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则是由辩证法产生的”（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同一个作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见“号召报”第六期）
请注意一下！
居维叶否认达尔文的进化，只承认激变，而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发。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因而是排斥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否认居维叶的激变，承认逐渐的进化。于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居维叶的激变。
一句话，无政府主义者一面责备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同时又指摘他们附和达尔文而不附和居维叶。
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注：引自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市长对赫列斯塔科夫说的话〕显然，“号召报”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记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说的话。
究竟哪一期说得对：是第八期还是第六期呢？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但是，“不论哪种社会形态，当从它这里获得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4]）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很明显，居维叶的激变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
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这样，“号召报”在前后两种场合，即无论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弄错了。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责备我们说，“辩证法……并不使人有可能翻来翻去、跳蹦自如”（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可敬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这完全是真话，诸位在这里说得十分对，辩证方法确实不使人有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使人有这种可能呢？因为“翻来翻去、跳蹦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辩证方法是供人使用的。
秘密就在这里！……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辩证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他们虚构了自己的辩证法，并且正是这样无情地和自己的这套辩证法进行斗争。
我们瞧见这种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为看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幻想作斗争，粉碎自己的虚构，同时却竭力要别人相信他在打击敌人，这是不能不令人发笑的。
二 唯物主义理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
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 |
我们已经认识了辩证方法。
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呢？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生活中一切都在发展，但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发展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呢？
例如我们知道，地球原来是炽热的熔浆，后来逐渐冷却，然后生出植物和动物，随着动物界的进化出现了一种猿猴，最后才出现了人类。
一般说来，自然界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同时我们又知道，社会生活也不是停滞不前的。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靠原始的狩猎维持生存，出没于森林，寻找食物。后来原始共产主义为母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靠原始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接着母权制为父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靠牧畜业维持生存。然后父权制为奴隶制所代替，这时人们已靠较为发达的农业来维持生存了。在奴隶制度之后出现了农奴制度，最后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制度。
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是的，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发展的经过是怎样的，是意识引起“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呢，或者相反，是“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引起意识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有些人说，在“自然”和“社会生活”出现以前就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它们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发展的外在形式或简单表现。
例如唯心主义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唯心主义者分成了几派。
另外一些人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否定的力量：观念和物质，意识和存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互相否定，彼此斗争，所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
例如二元论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二元论者也像唯心主义者一样分成了几派。
唯物主义的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
当然，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方面和物质的方面是同一个自然或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决不能把它们看做不相依存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
由此看来，所谓二元论是没有根据的。
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就是如此。
同时，唯物主义理论也否定唯心主义。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彷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自然发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谓唯心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应该这样说。
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有一个时期，人们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和自然作斗争，当时他们的所有制也是共产主义的，因而他们几乎不分“我的”和“你的”，他们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后来生产中浸透了“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分别，于是所有制也就具有了私有性，即个人主义的性质，人们的意识中也就浸透了私有感。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生产又具有社会性，因而所有制也将很快地具有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意识也就逐渐浸透着社会主义思想。
举一个筒单的例子来说。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换句话说，这个鞋匠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已经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没有消失，他的意识落后于他的实际地位。
很明显，就是在这里，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人们的地位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意识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我们还是回头讲我们那位鞋匠吧。我们已经知道，他打算积些钱，再开自己的鞋铺。这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鞋匠工作了一个时期就感觉到积些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领到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而且他又看到开个铺子并不是那样吸引人：要付房租、顾客刁难、手头无钱、大厂主的竞争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麻烦，——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而无产者可以少操这种心，既没有顾客的麻烦，也不必担心房租，早晨去上工，晚间“安心地”下工，星期六也同样安心地把“工钱”装进口袋。我们这位鞋匠的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就在这里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意向。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这位鞋匠觉察到：领到手的钱连买最必需的东西也不够，增加工资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发现他的工友们在谈论着什么工会和罢工。我们这位鞋匠在这里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和厂主作斗争，而不是开自己的鞋铺。他加入工会，参加罢工运动，并且很快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
这样，鞋匠的意识终于随着他的物质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了：首先是他的物质地位发生了变化，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他的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关于各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也必须这样说。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愤、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彷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像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另一方面，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彷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萧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注：这并不与认为形式和内容间存在着冲突的意见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冲突不是存在于一般内容和形式之间，而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著者注〕，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产生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东西）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
有人会向我们说：很好，这就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说来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所谓外部条件是否实际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们关于这些外部条件的观念呢？如果外部条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觉和认识它们的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唯物主义理论说道：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使我们的“我”发生印象的外部条件存在的缘故。谁要是轻率地断定说，除了我们的观念以外什么都不存在，谁就不得不否认任何外部条件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其余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认自“我”的存在，但这种观点是荒诞无稽而和科学原理根本矛盾的。
显然，外部条件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条件存在于我们未生之前，也将存在于我们已死之后，并且它们愈是频繁而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愈能容易地感受和认识它们。
至于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们应当指出，这里也是简略地重复着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形。在这种场合，我们身外的对象也是先于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观念即形式也落后于对象，即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我望着树，就看见了树，这只是表明，在我的头脑中还没有产生树的观念以前，树本身就已存在，树使我产生了相应的观念……
扼要说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就是如此。
不难了解，唯物主义理论对于人们的实际活动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既然首先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然后是人们的意识相应地发生变化，那就很明显，我们要探求某种理想的根据，就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不应当在他们的幻想中去探求，而应当在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去探求。只有依据对经济条件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理想才是好的，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切不顾及经济条件、不以经济条件的发展为依据的理想都是坏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既然人们的意识、人们的风俗习惯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决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以下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人是从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习惯于养成人的特性……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由于有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惩罚个别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应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见“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马克思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5]
※ ※ ※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辩证方法导源于黑格尔，那末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利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缺陷来糟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方法，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罢了。关于他们对费尔巴哈和对唯物主义理论的攻击也必须这样说。
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刚愎自用地向我们说：“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见“号召报”第七期杰连吉的论文）“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似乎马克思由此作出了结论：“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诚然，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时还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这是谁也不怀疑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认为必须把已经揭露的错误再“揭露”一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们想在痛骂费尔巴哈的时候，间接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也糟蹋一番。当然，我们要是大公无私地观察问题，那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费尔巴哈除了有不正确的思想外，还有一些正确的思想，正如历史上的许多学者那样。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继续“揭露”……
我们再一次声明：他们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罢了。
很有趣的一点（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看到）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理论毫无认识，竟想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因此他们往往互相矛盾，互相驳斥，这当然就使我们的“批评家”陷于可笑的境地。例如，假若听信车尔凯兹施维里先生的话，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恶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论的了。他说：
“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具有进化论体系、变迁说和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科学，即恩格斯极其憎恶的科学……是避开了辩证法的”等等（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说来，车尔凯兹施维里所赞同而为恩格斯所“憎恶”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值得赞同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却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显然是不值得承认的。
但是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应该摈弃的。他说：
“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黑格尔隔代遗传的东西。一般地说，绝对客观主义的一元论唯物主义，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经济一元论，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这样说来，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憎恶它，恰恰相反，他们自己就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者，因此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应该摈弃的。
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你去分辨一下看，谁说得对，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彼此之间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优点或缺点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自己还不懂得这个唯物主义是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比较可以接受的是庸俗唯物主义还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就大吹大擂地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粉碎了！
是的，是的，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今后还是这样彼此拚命粉碎对方的观点，那末不用说，未来是要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了……
另一件同样可笑的事实就是某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大名鼎鼎”，但对于科学中各种不同的派别还没有初步的认识。他们原来不知道科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彼此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有否认观念方面的意义及其对物质方面的影响的庸俗唯物主义，也有科学地考察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相互关系的所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无政府主义者把这种种不同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甚至看不见它们之间有显着的差别，同时却又神气十足地声称：我们让科学复活起来了！
例如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自信地宣称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以“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为根据的，但是他却没有用片纸只字来说明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究竟根据哪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是根据庸俗的或一元论的，还是其他的什么“唯物主义哲学”。他大概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派别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他不了解把这些派别混为一谈并不是“让科学复活起来”，而是表现出十足的愚昧无知（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
关于格鲁吉亚的那些克鲁泡特金信徒也必须这样说。请听吧：
“在恩格斯看来，以及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也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学说。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凡认为社会机构彷佛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和地球转动条件、宇宙条件、人类进化条件和生物条件推动的历史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全是唯物主义者”（见“号召报”第二期）。
这样说来，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之间，或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摩莱萧特的“唯物主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了！这算什么批评！具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居然也想来革新科学！俗语说得好：“皮匠做肉包，真是糟糕！……”
其次，我们那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填胃的理论”，于是责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这个公式迷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是生产关系……”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就用哲学家的口吻教训我们说：“如果吃饭和经济生产是达到这个目的（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错了……如果思想体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饭和经济地位来决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会是天才人物了。”（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你看，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驳倒，原来多么容易呵。只须从某个贵族女学生那里听到一些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谈巷议，只须用哲学家的武断的口吻把这些街谈巷议在什么“号召报”上重复一下，就能马上博得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头衔了！
但是，请诸位先生告诉我们吧：究竟何时、何地、在哪个行星上，有哪个马克思说过“吃饭决定思想体系”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话或一个字来证实你们这种论调呢？诚然，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思想，可是谁向你们说过吃饭和经济地位是同一种东西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像吃饭这样的生理现象是和人们经济地位这种社会现象根本不同的吗？要是有某个贵族女学生把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摧毁者”和“科学的复活者”，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地重复着贵族女学生的错误呢？
而且吃饭又怎能决定社会思想体系呢？请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所说的话吧：吃饭和吃饭的形式是不变的，人们吃饭、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样的，而思想体系始终在变化。例如古代的思想体系、封建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几种形式。难道可以设想不变的东西能决定经常变化的东西吗？
我们再往下讲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平行主义……”或者说：“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论，是因为他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虽然存在但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第一、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是和糊涂的平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物质方面（内容）必然先于观念方面（形式）。平行主义却驳斥这个观点并坚决宣称物质方面和观念方面没有先后之分，它们两者是一道地、平行地发展的。
第二、即使实际上“马克思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难道这就表明马克思是二元论者吗？大家知道，二元论者是把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而认为它们有同等意义的。但是，如果据你们所说马克思是偏重物质方面而把观念方面看做没有意义的“空想”，那末你们这班“批评家”先生们又是从哪里弄出马克思的二元论来的呢？
第三、连小孩子也知道一元论从一个原则出发，即从具有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自然或存在这个原则出发，而二元论则从两个原则出发，即从物质和观念这两个按二元论说来是互相否定的原则出发，那末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又能有什么联系呢？
第四、马克思什么时候“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空想和幻想”呢？的确，马克思会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人们的意向和意志”，并且把某些书呆子的不适合于经济环境的意向叫做空想。难道这能表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意向一般地是空想吗？难道这还需要说明吗？真的你们不知道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即一般说来，人类并不追求空想的目的。很明显，我们这位“批评家”不是不了解他自己所说的话，就是有意歪曲事实。
第五、谁告诉你们说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意向和意志是没有意义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指明他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一点呢？难道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及其他小册子中没有说过“意向和意志”的意义吗？如果马克思不承认“意向和意志”的意义，那他为什么又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发展无产者的“意志和意向”，他为什么又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宣传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间发表的一些著名论文中说的不是“意志和意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诚然，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志和意向”是从经济地位中吸取本身的内容，然而，难道这就是说“意志和意向”丝毫不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吗？难道无政府主义者真是这样难于了解这一简单的意思吗？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责难”说：“不能想像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说“形式跟随着内容(落后于内容。——柯巴注)……它们‘同时并存’……否则一元论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见“号召报”创刊号沙·哥·的论文）。
我们这位“学者”又有点糊涂了。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没有了解这一点，这当然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不能怪唯物主义的理论。
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叫做观点的话，那末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就是如此。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认识了他的方法，也认识了他的理论。
我们从这个学说中应当作出什么实际结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呢？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然而，服务和服务各有不同。伯恩施坦要无产阶级忘掉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克鲁泡特金向无产阶级提出分散的、没有广大工业基础的、村社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去争取以广阔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为依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服务。
我们应当怎样使我们的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应当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唯物主义理论说：一种理想，只有它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相矛盾，只有它完全适合于这个发展的要求，才能对无产阶级有直接的帮助。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具有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根本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这就是说，鼓吹忘掉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学说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本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在一天天扩大，它不能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省份的范围内，它不断地打破这种范围而遍及全国。因此我们应当欢迎生意范围的扩大，承认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而是统一与不可分的全国的领域，这个领域将来当然会更加扩大起来。这就是说，把未来的社会主义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范围中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是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利益相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生活这一主要目的而奋斗，——我们就应当这样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很明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结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现代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阵营，一个是大多数人的即无产者的阵营。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彷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为什么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的正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自己呢？为什么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呢？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买卖原则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你们不仅能买消费品，买食品，并且也能买人们的劳动力，买他们的血汗和良心。资本家知道这一切，于是就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他们。而这就是说，资本家成为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主人。无产者却失去支配这种已经卖出的劳动力的权利。就是说，由这种劳动力造成的东西已不归无产者所有，而只归资本家所有，只落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也许你们卖出的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值一百卢布的商品，但这和你们无关，不归你们所有，这只和资本家有关，归资本家所有；你们应得的只是你们一天的工资，这工资也许能满足你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你们要过得很俭省才行。简言之，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无产者，因此资本家也就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此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
但是，为什么是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呢？为什么是无产者被资本家雇佣，而不是资本家被无产者雇佣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因为工厂、土地、矿藏、森林、铁路、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是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这一切。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厂开工必须雇佣无产者，否则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所以无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这一切都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质。第一、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是什么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它完全分散成各个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二、同样很明显，这种散漫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产出卖的商品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想多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尽量多生产商品，结果市场上商品充斥，物价下跌，普遍的危机就随之发生。
由此可见，危机、失业、生产中断、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无组织性的直接结果。
这种无组织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暂时还没有被摧毁，它之所以暂时还能坚强地抵抗无产阶级的攻击，首先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国家保卫它，有资本主义政府保卫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如此。
※ ※ ※
毫无疑义，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说，那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没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清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
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6]
“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
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舘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没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细”工的差别，这时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一定大感困难，所以社会不得不暂时走上某一条中间道路。但同样很明显，当未来社会走上自己的轨道而资本主义残余被连根铲除的时候，上述原则就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原则。
因此，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说道：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其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8]
这都很好。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以想像的吗？可以设想人们能铲除本身的“野蛮习惯”吗？
还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够得上这种需要吗？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记，在未来社会中，现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们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性；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们的“情感”和观点吗？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呢？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学证明又在哪里呢？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耍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 ※ ※
历史告诉我们说：凡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并掌握主要生产职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经过一些时候必然成为这种生产的主人。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而男子则出没于森林，寻找野兽。后来一个时期，即父权制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了。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以戈矛、套绳、弓箭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牧畜经济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无产者开始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产职能都转入他们的手中，没有他们则生产一天也不能维持（且回忆一下总罢工吧），这时资本家不仅对生产无益，而且还妨碍了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或者是一切的社会生活都要完全遭到破坏，或者是无产阶级迟早一定会成为现代生产的主人，成为这种生产的唯一所有者，成为这种生产的社会主义所有者。
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临终祈祷并确定地提出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现代工业危机，使这个结论完全明显，并一目了然地揭露了资本家的寄生性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又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上，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义”上，并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热爱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学根据上。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
恩格斯还在一八七七年就说道：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根据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正义，认为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这里最主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力和由这生产方式造成的财富分配制度，已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惊人的矛盾，并且矛盾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想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的话，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对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根据这个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根据某个学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奠定的”（见“反杜林论”）
[9]。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 ※ ※
要自觉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应当走什么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不能靠和资产阶级妥协而达到社会主义，它一定要走斗争的道路，而且这个斗争应当是阶级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应当依据的原则。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性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借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突然的、短促的打击，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群众用以击败资产阶级并夺取其阵地的长期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战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阶级冲突时期一个阶级的失败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应当采取的步骤。
这就是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战败时，当它的财富还没有被没收时，无产阶级一定要拥有军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以便用它来打退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正如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时期曾有过的那样。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利用这种专政就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并没收整个资产阶级的土地、森林、工厂、机器、铁路等等。
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达到的结果。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就是如此。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说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它应走的道路。
其余一切策略观点都是由这个总原则产生的。罢工、抵制、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只是在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 ※ ※
总之，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应当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来剥夺资产阶级。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必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使之不断地壮大起来。
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采取哪些形式呢？
最普遍的群众性的组织就是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产消费合作社）。工会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工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商业资本，用减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工人的消费，这当然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论工会或合作社，作为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手段，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两种组织形式，巩固和加强它们，当然这要以现存政治条件所允许的程度而定。
然而，单有工会和合作社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这是因为上述组织不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其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工人所需要的，是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是根本打破这种范围，而不是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兜圈子。因此，还需要一个能把各行各业工人中的觉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觉悟的阶级、并以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最主要目的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这个党应当是阶级的党，应当完全不依赖其他政党，——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手才能获得解放。
这个党应当是革命的党，——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只有用革命手段、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宝现。
这个党应当是国际主义的党，党的大门应向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敞开，——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格鲁吉亚无产者，或是对俄罗斯无产者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都是同样重要的。
因此很明显，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得愈紧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民族壁垒破坏得愈彻底，则无产阶级政党就愈强大，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可分的阶级就愈容易。
因此，必须尽可能在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中实行集中制原则，反对联邦主义的散漫性，无论党、工会或合作社都必须这样。
同样很明显，这一切组织都应当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自然要某些政治条件及其他条件不阻止这样做才行。
党和合作社、党和工会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合作社和工会应当是党的组织还是非党的组织呢？这个问题要以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来决定。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无论工会或合作社，它们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愈友好，其发展就愈充分。因为这两个经济组织若不接近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往往就会琐碎化，就会只顾狭隘的职业的利益而忘记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保证工会和合作社受到党的思想政治影响。只有这样，上述组织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学校，把分散为各个集团的无产阶级组成为觉悟的阶级。
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怎样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首先必须知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单是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旗帜，全世界无产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活生生的领袖。谁要反对这个学说，谁想“推翻”它，谁就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一切，免得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斗争时，使用着一种迥非寻常的新武器。
这种新武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驳斥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是！也许他们是用“新事实”和“归纳”方法武装起来，“科学地”驳斥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吧？也不是！那末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盗窃他人的著作”!你们以为怎样？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捏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彻头彻尾都是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偷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比的领袖”车尔凯兹施维里却神气十足地向我们讲这个滑稽故事，而有位什么拉姆斯这样一个轻率的、车尔凯兹施维里的“门徒”和我们的那些土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如此拚命地重复这种“发现”，所以我们至少也要把这个“故事”简略地说一下。
请听听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话吧；
“‘共产党宣言’的整个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孔西得朗那里拿来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合法革命民主派的这部圣经——不过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头换面一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抄袭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内容，而且……甚至剽窃了个别的标题。”（见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奥拉三人论文集“‘共产党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页）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姆斯也重复着这一套：
“可以坚决地断定：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简直是一种盗窃（剽窃），一种无耻的盗窃，然而他们并不像普通的窃贼那样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论……”
（见同书第四页）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原来是从孔西得朗“宣言”中“偷来”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孔西得朗是什么人呢？
马克思又是什么人呢？
孔西得朗死于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义者傅立叶的门生，始终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阶级调和才能“挽救法国”。
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义者，是空想主义者的敌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继地主农奴制度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制度，那末这只能“归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制度必然产生出来。再就是，如果说继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末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由此就产生出资本主义毁灭和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就产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见“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吗？
我们断定说，无论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或是我们的“号召报派”，都没有从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话或一个字来证实孔西得朗是个唯物主义者，证实他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演进的。反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义者闻名的（见波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
既然这些奇怪的“批评家”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区别，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饶舌呢？为什么他们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难道是为了引入发笑吗？……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叙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承认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吗？
从车尔凯兹施维里和拉姆斯的论文（见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而仅仅指出了阶级斗争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至于作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阶级斗争，那末请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对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是剽窃”第十四页，那里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证了这段话）
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布的口号。
这种阶级调和的策略和坚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策略，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
那末，车尔凯兹施维里这伙先生们和他们的轻率的应声虫为什么胡说呢？莫非他们把我们看成死人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使他们原形暴露吗？！
最后，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末写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欧洲各国文字再版多次。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论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无论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孔西得朗“宣言”里剿窃了“社会主义”。读者，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激起这些“归纳派的”风头家们……对不住，——“学者们”——胡说八道呢？他们究竟是用谁的名义讲话呢？难道他们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吗？或许他们以为孔西得朗及其信徒们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但是够了……已经够了，因为连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地注意拉姆斯和车尔凯兹施维里的唐·吉诃德式的讨伐，这种滑稽的讨伐的可耻结局已经过于明显，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批评的实质。
※ ※ ※
无政府主义者患有一种宿疾，就是很爱“批评”敌方的政党，但又不愿费一点力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些政党。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批评”社会民主党人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见第一章和第二章）。他们讲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就拿下面一件事实来说吧。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这谁不知道呢？社会革命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否认它的辩证方法，否认它的纲领，否认阶级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这谁不知道呢？对于即使偶然听到一些有关“革命俄国报”（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和“火星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论战的人，这种原则上的区别也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那些看不出这种区别而竟叫嚷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就硬说“革命俄国报”和“火星报”这两个机关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见无政府主义者文集“面包和自由”第二〇二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认识”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究竟他们的“科学批评”有多少根据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批评”吧。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责难”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复地说：你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得出和……社会民主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我们……要达到的是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作者注)要达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见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所有一切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应当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将把这些财富交给工人团体，组织生产和交换，并注视着社会的生活和工作。”（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六十四页）
其次：
“集体主义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双重的错误。他们既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又要保存构成这个制度基础的两种制度：代表制和雇佣劳动制。”（见“争取面包”第一四八页）……“大家知道，集体主义……保存着……雇佣劳动。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这个政府的代表“有权为大家的利益而使用从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此外，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出工人的劳动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杂工的劳动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简单劳动，而手工业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则从事马克思称为复杂劳动的工作，并有权获得高额工资”（见同书第五十二页）。这样，工人在领取其必需的产品时，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为标准”（见同书第一五七页）。
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一套，不过讲得更加神气十足罢了。他们中间素以鲁莽见称的就是巴顿先生。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集体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的：每个人愿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国家规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报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劳动的价值……”于是，这里“必须有立法会议……（也）必须有执行机关，即阁员、各种行政人员、宪兵和侦探，如果不满分子过多，也许还要有军队”（见“号召报”第五期第六十八页至第六十九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责难”就是如此。
※ ※ ※
总之，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彷佛在社会民主党入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非有政府不可，这个政府将以大老板的资格雇用工人，并且一定要有“阁员……宪兵、侦探”。二、彷佛照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粗”工和“细”工的区别不会消灭，那里将摈弃“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承认“按功取酬”的原则。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难”就建立在这两点上。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这种“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可以断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场合所讲的这些话，不是糊涂，便是无耻的造谣。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写道：“国家将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写道：“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复过同样的话（见“法兰西内战”引言）。
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会有所谓国家、政权及其阁员、省长、宪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余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是国家存在的最后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将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后，在各个阶级已经消灭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后，就再不需要任何政权了，所谓国家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此可见，上述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至于“责难”的第二点，马克思说过以下的话：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没有雇佣劳动存在的余地。
显然，这一“责难”也是毫无根据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根本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或者是他们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谎。
第一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二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向我们这样说：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否认暴力革命，你们想单凭选票来建立社会主义。
请听吧：
“……社会民主党人……喜欢高谈‘革命’、‘革命斗争’、‘拿着武器斗争’等等题目……但是，如果你实心实意地向他们要武器的话，他们却会郑重其事地给你一张选票……”他们硬说：“革命者所宜于采取的唯一适当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进行议会活动，同时宣誓忠于资本主义，忠于既有的政权和整个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页和第二十二页至第二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当然是说得更加神气十足些。就拿巴顿来说吧，他写道：
“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公开宣称：用步枪和武器进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党只有凭选票，只有靠普选，才能取得政权，然后经过议会多数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会。”（见“夺取国家政权”第三页至第四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是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个“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自己愚昧无知和热心诽谤。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共产党宣言”。在某些公开版本的译文中遗漏了几个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国即将有新的发动时，马克思写给当时的德国同志们说：
“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他们都不应当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
工人们应当……
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总参谋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是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注意的”。（见“科伦审判记”中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书”）
[12]
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选票”。
最后，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的历史，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样和平地行动的，当时公社竟满足于在巴黎的胜利，放弃对凡尔赛这个反革命巢穴的进攻。你们以为马克思当时说过什么话呢？他号召过巴黎人去进行选举吗？他赞同过巴黎工人（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态度吗？他赞同过他们对战败的凡尔赛人所表示的宽大态度吗？请听听马克思的话吧：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挨了六个月的饿……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近卫军反动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时候，本
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
开始内战，彷佛丑陋不堪的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也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给库格曼的信”）
[13]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一味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们只对选票感觉兴趣，他们不承认暴力的革命行动！
可见这个“责难”也是一种诽谤，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为何物。
第二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三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性，把社会民主党人描写成一些官僚主义者，并且断定说：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使革命陷于灭亡，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这种专政，那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想建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请听一听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吧：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已对专政宣告了最后判决……我们知道：任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我们知道……专政这个观念无非是把政府偶像化的有害产物，它……力图永远保持奴役制。”（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二一页）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承认革命专政，并且他们“主张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对工人所以感到兴趣，只因为工人是一支被他们掌握的有纪律的军队……社会民主党力图利用无产阶级来把国家机器抓到自己手里”（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主张专政的人们是国家派，他们的专政不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自由活动，而是在社会头上建立一个现今也存在着的代表制政权。”（见巴顿“夺取国家政权”第四十五页）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专政，不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用自己的统治来建立新的奴役制”（见“号召报”创刊号第五页巴顿的论文）。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第三个“责难”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个专为欺骗读者而进行的诽谤，也是不难揭破的。
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克鲁泡特金极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专政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的观点。这一点让我们在以后分析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时再说。现在我们只想就这个“责难”的本身谈一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说过，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治上的专政，以便运用这个专政来打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并没收其生产资料，这个专政不应当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几个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后来，他们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杜林论”等等著作中都重复过这种思想。
但是还不仅如此，为了要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要弄清楚他们认为这个专政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极有意义的就是要知道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遭到指摘，而且在包括屠夫和酒馆老板在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在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庸人的人们中间都遭到指摘。下面就是恩格斯向这些庸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话：
“近来德国庸人又是一听到
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引言）
[14]
显然，谁想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所想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谁就应当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我们也来看看巴黎公社吧。如果巴黎公社真的是个别人物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末就打倒马克思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吧！但如果我们看出巴黎公社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末……那末我们就要尽情耻笑无政府主义的诽谤家，因为他们在和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时除了造谣之外是什么也不做的。
巴黎公社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有名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巴黎城内一切事情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央委员会”任期已满而将管理权交给了刚刚选出的公社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面前摆着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史”，这部书，照阿尔努说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的回答。斗争刚开始时，就有约三十万组成为中队和大队的巴黎工人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组成的。
阿尔努说道：“所有这些公民（即“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是由自己的中队或大队分别选出的，知道他们的只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小集团。这是些什么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无名的政府，差不多全由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组成，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本条街道或本事务所以外都是不知名的……传统被打破了。世界上发生了一种意外的事情。在那里没有一个是来自统治阶级的人。革命爆发了，代表这个革命的不是律师，不是议员，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将军。代表革命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来自克列索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见“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页）。
阿尔努继续写道：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声明说，——是不出名的机关，是被攻击的人民手中顺从的工具……我们是……执行人民意志的仆人，我们在这里要响应人民的呼声，使人民取得胜利。人民要成立公社，我们就留下来着手选举公社。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专政者没有升到群众之上，也没有降到群众之下。令人感觉到他们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群众中间，并且是依靠群众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和群众商量，他们听从群众的话，传达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力求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三十万人的意见。”（见同书第一〇九页）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就是这样行动的。
巴黎公社就是如此。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巴黎公社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公社已经代替了“中央委员会”。阿尔努讲到为时两月的这两个时期，欢欣地说，这是真正的人民专政。请听吧：
“这里的人民在两个月内所体现出的雄伟的图画，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正视未来。在这两个月内，巴黎有过真正的专政，有过最完备的和无可争辩的专政，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作为时局之唯一主宰的全体人民的专政……这个专政一直继续了两个多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八七一年）……”其实“……公社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政权，它除了……公民的普遍同情外，没有其他的物质力量；人民成了统治者，成了唯一的统治者，人民自己创立了自己的警察和法院……”（见同书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积极参加过白刃战的公社社员阿尔努就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
另一个同样积极参加过公社工作的公社社员利沙加勒，也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见他的“巴黎公社史”）。
人民是“唯一的统治者”，“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
“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大声地对庸人们说。
你看，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对他们时常加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竟像我和读者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
很明显，专政有两种。有少数人的专政，一小群人的专政，特列坡夫和依格纳切夫之流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人民。这种专政通常由一群权奸把持，他们秘密决定问题，加紧绞杀大多数人民。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人，而且他们反对这种专政要比我们那些喜欢叫嚣的无政府主义者顽强得多，奋勇得多。
又有另一种专政，即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少数人。这里领导专政的是群众，这里不容权奸立足，也不容秘密决定问题，这里一切都公开进行，在街道上进行，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这因为它是街头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旨在反对任何压迫者的专政。
这种专政，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双手”支持的，因为这种专政是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雄伟的开端。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把这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因而陷于可笑的境地：他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而是和他们自己的幻想作斗争；他们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搏斗，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诃德当时那样同风车搏斗……
第三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待续。）
注：续文不曾刊印出来，因为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年中被党中央委员会调到巴库做党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在那里被捕了，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著作末尾几章的笔记则在被搜查时遗失了。——编者注。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
“新时代报”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
“我们的生活报”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和十日
“时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各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
[1] 一九〇五年末和一九〇六年初，在格鲁吉亚一带，由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崇拜者、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车尔凯兹施维里及其信徒米哈柯·策烈铁里（巴顿）、沙尔瓦，哥格利亚（沙·哥·）等人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展开了猛烈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这个集团在梯弗里斯出版了“号召报”“工人报”等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但他们在游民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就。斯大林发表了总标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前四篇论文是于一九〇六年六、七两月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以后几篇论文，因该报被当局封闭，没有登出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曾刊载于“新生活报”的论文又转载在“新时代报”上，不过略有修改。该报编辑部对这些论文加了以下的按语：“不久前职员工会写信给我们，要我们登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及诸如此类问题的文章（见“新时代报”第三期）。另一些同志也表示了这种愿望。我们很愿意满足这种愿望，就登了这样的文章至于这些文章的本身，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从前已在格鲁吉亚报刊上发表过（由于和作者无关的原因，这些文章没有登完）。虽然如此，但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些文章完全登出来，并请作者把文章修改得通俗一些，作者已经乐意地这样做了。”这样，“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部著作的前四部分就有了两种原稿。这部著作的续文是在一九〇七年二月“我们的生活报”和一九〇七年四月“时报”上发表的。在“新生活报”上发表过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原稿，作为附录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我们的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自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起在梯弗里斯公开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共出十三期。该报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因持极端主张”被封闭。
“时报”是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文日报，“我们的生活报”被封闭后，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梯弗里斯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参加该报编辑部的还有齐哈卡雅和达维塔施维里。共出三十一期。
[2] “号召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刊，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
[3] 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八七页。
[4] 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三二七页至第三二八页。
[5]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的家族”中“对法国唯物主义进行的批评战”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六〇页）
[6]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一四八页。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上册第一四九页。
[8] 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五三页。
[9]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二八~一二九页。
[10] “工人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报，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
[11] “呼声报”是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报，于一九〇六年用格鲁吉亚文在梯弗里斯出版。
[12] 见马克思“科伦共产主义者审判案真相记”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铁锤”出版社版第一一三页（第九节“附录”：一八五〇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一三三、一三四页）。
[13] 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二七页。
[14] 引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该书附有恩格斯的“序言”。一九〇五年版，从德文译出的俄文本经列宁校审过（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三六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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