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施略普尼柯夫
我们的意见分歧
施略普尼科夫
（1924年1月18日）
关于争论
照党报上某些同志的我法，从党内民主问题开始的关于党的生活与政策的重大问题的争论，快要结束了。然而，这种问法只能代表同志们的个人希望，可是完全不符合实况。甚至在莫斯科，激动的党员群众都不愿回复原来的平静，认为争论还远没有谈完党的生活的重大问题。甚至于有某种预兆，党内多年的“风平浪静”将要变为急风骤雨，但不是在工人民主问题上，而是在问题的周围和与它有关的方面。中央委员间开展的争论实质上也从工人民主的问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争论的问题和争论接触到的小问题从莫斯科传到全苏联，这是无法阻止的，应该关心的只是使各地的争论有原则的方向。应该抛掉害怕争论坏处的心情，应该集中注意，在热情的原则争论中，谁也不要忘了党，不要把争论降低为感情用事的揭发和“马德里宫闱秘史”的轶事。我们这样并不是想说，我们主张掩盖党内和党领导机关中的不正常关系。不过，鸡毛蒜皮的争谕，甚至党机构各个成员在党报上的争论，不应成为广大党员群众注意和争论的对象。根据我们的经验，从党史上我们知道，在党内原则分歧的同时，并且往往是因此引起的，我们之间表面上有过倾轧，勾心斗角，彼此攻击。但是这等现象从来不曾引起广大党员群众的特别注意，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上荒谬无稽的一方却总是突出这等荒唐现象，并虚伪地叫嚷对此愤恨不已，企图这样来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对政治争论实质的注意。整个党则仅从政治分歧方面作出决策，仅仅以此来确定党的工作。其余一切都被当作垃圾抛进历史的字纸篓。现在只应努力使这次开展的争论有助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性，表现他们的积极性，尽可能不要引起对党内历史垃圾的注意。
近来在党员大会上常常很注意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向反对派进行争论的方法。我们决不是想要议论中央机关报为中央委员会及其路线作辩护的权利，我们是要赞同抗议对反对派进行政治诽谤的企图。近年来我们在党报上看到不少诽谤反对派的文章和发言。在目前抗议党员之间这种不高尚的争论方法的人中间，我们看到有的人不久以前还花过不少力气损害和诽谤过另一些思想不同的人。我们对他们的转变只应表示欢迎，并希望现在干着这种勾当的人引以为戎。
历史情况
我们布尔什维克从来不脱离条件，时间与地点来看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工作方法。我们总是使工作方法配合和服从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的。组织的正式代表和反对派内的某些同志对于“民主的春天”直到1923年12月才出现的事实所作的历史解释，是不确切和不完全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各种委员会的拥护者之中的某些人装作拥护党的统一的姿态，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任务必须改变中央在党的建设中原先的立场，以此证明领导机关的正确，这引起许多党员的疑虑。开始了争论的中央代表在自己的言论中对党的新转变所作的解释证明，“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思想对他们并不是陌生的，如果不怀疑他们借此来掌握“民主的自发势力”的话。中央委员同志们现在捍卫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定，他们现在所说的话，所代表的思想和道理，正是几个月以前这些中央委员谴责普通党员的地方。
代表一部分反对派发言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同意和辩解中央委员会的总路线，坚决和过去的工人反对派的思想划清界限，认为为错误仅在于，中央委员会过渡到党内民主稍为迟了一些。他的历史靠着未遭到在争论中发言的中央委员的反驳，因为这与他们所作的解释没有不同之点。关于过去的同题，关于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过于迟缓”的原因，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了解现状的某些方面的关键。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大家都清楚，由于战争的结束和过渡到和平的经济建设，要求党改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当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要求每个党员积极贯彻时，这点体会得尤为明确。关于党内工人民主的决议使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出席的各派大为满意。反对派认为实行这项决议就能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党的生活，认为这是影响党的政策的一种手段。但是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向“无政府工团主义”作斗争和关于党内统一的两项决议。代表大会之后，展开了反对“倾向”的斗争，即反对在大会上投票支持“工人反对派”代表的人，以及反对这个派别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本身。并不是在思想上进行斗争，而是停止和撤销工作，无止境的调动，甚至开除出党。每一个曾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民主决议的党员，都被宣布为“工人反对派”的拥护者和破坏党的罪人，遭到党内业已根深蒂固的命令制度的鞭挞。
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这次争论的前夕。进行这种残酷斗争的不仅有党的官方领导集团，而且有今天的反对派的领导人，而今天的反对派很多人曾是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反对派”现在的领导人和“机构迷”异口同声，高喊“工人反对派的危险”来吓唬党员群众，并且无条件地支持党内镇压任何在言论中依据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主张健全党的队伍的党员，“反对派”的领导人现在把这项决议奉为“信仰的象征”。这就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贯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委员会既然得到反对派现在的活动家对于摧残“工人反对派”拥护者的办法的赞同与支持，所以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就觉得自己有力量对那些在政治局领导人看来不同意政治局工作路线，并向它进行明争暗斗的人也采用一些这种办法。统计分配机关的打击指向不曾悔过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民主集中派。这些派别的拥护者开始被撤销政治工作。斗争在中央内部和外面都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与工人阶阶级中暴露出我们弱点的十分严重的现象相吻合的。
这场党内斗争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呢？任何知道党史的人，即使并非老布尔什维克，都会说这决非事出偶然。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思潮是在派别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为了追求向自己提出的政治目标，秘密工作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并不害怕党内的分裂。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由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地下活动时期，我们党十分注意，在党的领导成分中，尤其是在地方上，应有最密切的“合作”，应和中央同心一致；中央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期间都极力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共同斗争中坚决的无产阶级路线而作了斗争。这些经过考验的挑选人材的老传统与组织习惯，正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复活了。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却没有估计到两点事实：此起地下工作时期来，总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俄国共产党本身的党员社会成分起了变化，于是经过考验的挑选人员的老传统与组织方法就充满了不相干的内容。我党的社会成分多种多样，和地下时期根本不同，而且80％的党员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此外，党内有22,500多名脱离其他党派的人，为数也相当可观。他们中间不少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我们过去进行了斗争，并继续进行斗争，争取成为俄国无产阶级唯一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老的组织习惯已显得不够，要求有所补充和改变。党过去和现在遇到的，我们早在两年前就预见到了．现在连中央的官方代表都不加掩盖的那些危险，我们早就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过，但是中央却充耳不闻我们的警告。
党内状况
我们党面临着危险，这一点现在谁也不争论了。目前的危机要求采取大家称之为“坚决转向新方针”的措施，这一点也没有人争论了。但是对于党内危机的原因的解释，关于这个危机的程度，却是众说纷纷，而且对新方针的概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党的意见”的官方发言人最关心的，是不让反对派的拥护者从新方针上面“赚取资本”。他们大卖力气为自己谋求信任，争取因新方针的宣布人们对中央的致意和对中央政策的赞同。
反对派（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M•H•斯米尔诺夫同志为代表）为中央的总的政策作辩护，驳斥我们对中央错误的指责，认为中央的政策只有党内建设这一个部分不正确。我们认为反对派这样出发来解释是有局限和不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把党的“总的”政策和组织方面的政策分割开来。如果反对派认为，“中央政策的总路线”正确，那末中央就大有根据声明并证明说，这条路线在党内政策方面也是正确的。
在分析危险的原因和性质方面，我们不同意这个反对派及其方针的拥护者。我们不同意中央在各个方面的政策，认为中央的基本政策、即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是错误的，而对待这个政策是和中央旨在维持政权的全部政策同等的。这个看法从下面的情况也得到证明：争论本身的出现和经济危机吻合，而且实质上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大会上，以及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都指责了中央。我们表示不信任中央的政策，就得委婉些，这是因为，较之中央助长了无产阶级基本干部的分散和引起了全国失业人数的增加，中央很少实际关心和注意工业的利益。直到今年我们才听到承认中央在大工业方面犯了错误。
党的社会成分近年来也一直起了不利于无产阶阶级的变化，这也证明近年来党的政策有脱离无产阶级（它的“狭隘的”、“行会的”利益）的倾向。1922年登记时有党员和预备党员共514,529人。按照社会成分，当时他们可以划分如下：工厂支部的党员与预备党员为54,283人，占党员总数10.5％；运输部门支部的党员36,626人，占7.1％；军事支部122,642人，占23.8％；农民支部164,228人，占30％;苏维埃机关支部97,571人，占19％；学校支部49,279人，占9.6％。可见，和生产及运输部门相联系的职工，我们党内只有17.6％。这个数字说明我们和广大非党群众的每日联系。这个数字也说明工人真正信任我党的程度。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危险，我们看到已非一日。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也决不是偶然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小市民进入党内也决非偶然。他们之所以加入党，是因为他们看到党的政策中表现了他们的利盆。如果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与作用在党内并未因此而减弱，那末小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党的政策是“自己的政策”也并非坏事。当发生非无产阶级成分承认我党的政策的过程，而工人和贫农又和党疏远下去乃至于退党，应当估计到这是表明党和领导机关的政策蕴藏着严重的危险。工人群众疏远和脱离党的情形，不仅可以从统计材料中看出，而且可以从近来的事件和工人罢工浪潮中看出。贫农疏远和脱离党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彼得格勒省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看出。加里宁同志在圆柱大厅的演说中也指出了这个现象。党应该立即估计到这种现象的政治后果。问题的政治方面就是如此。
党在基本政策（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在组织工作中的错误。现在遭到尖锐指责的党内制度曾盛行一时。迄今以前执行的政策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主动性，而非无产阶级分子则由于他们的心理而成为对于命令制度知恩的人，历来的工作方法未曾引起他们的激情；他们从中央在这套制度和方法下执行的政策中，使自己的社会阶级利益获得满足。但一切都有个限度。建立在窒杀党内主动性和批评之上的党内制度不仅过时了，而且早就过时了，并且使党近来面临着危险的边缘。这种危险非常尖锐地表现在脱离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群众，丧失对他们的领导。
在我们今日看到的扮演民主派的游戏中，大家都同样否认党内的“旧制度”。如今大家都成了“民主派”，终于又想起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丢失的文件。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个制度与政策的联系．因此采取不正确的步骤，责备党机关罪该万死。如果说，党机关内有坏分子，有与党机关精髓背道而驰的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和孟什维克，而“老布尔什维克”则不多，这是有很大的道理的。可是为了使现在兴起的反对“机构迷”的吵吵嚷嚷的斗争取得实在的政治效果，而不致于用张三代替李四，其保证何在。布尔什维克习惯于打蛇打七寸，应该彻底考虑这种现象。对机关的痛恨仅是对于把党员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部分的制度不满的反映。只有实行另一种制度，在党的领导机关与广大党员群众之间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更换人选，才能清除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想认真长期执行“新方针”，在这番工作中最不需要吵吵嚷嚷。不要忘记，新方针并不仅仅归结为机关，而在吵嚷声中可能使事情仅仅归结为人事的简单更换，对工人民主毫无好处。
关于工人民主
有些同志把党内的争论描绘成新老党员之间打官司。没有再比这种说法更错误的了。谁也不能根据党龄的不同制造出党内组织的原剧分歧来。争论是从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的问题开始，而转到党组织与全体党员群众之间的互相关系上来。
人们争取党内民主时，往往忘记说明，我们党内的问题不是关于一般民主，而是关于工人民主。这种“工人民主”不应理解为剥夺非工人党员的民主权利。我们所说的工人民主不仅是每个党员参加党内事务的各种权利，而且包括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
有些同志总愿把党内民主看作是练嗓子的工具，或者是培养党内演讲艺术的手段．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纯民主”的爱好者。我们把党内民主仅仅看作为提高党员积极性与觉悟性的手段，健全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团结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工人民主使全体党员能够参加解决党的政治问题并影响党的性质与方向。同时我们并不是佯作不见，工人民主的顺利开展与坚决使无产阶级成分占多数以根本改变我党的社会成分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不是抽象地理解“无产者”这个词的，而是向党提出吸收现在参加生产的工人入党的任务。这不是一项技术性的任务，它不能用组织教育的办法解决，而应从政治上实现。只有在政策上实际扩大和发展工业，不只在宣言中提高工人的物质福利和为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服务，我们才能指望工人必然加入我党。只有发展一切工业部门和增加消费品生产，才能顺利解决“剪刀差”问题，并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失业现象，把革命年代中分散了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增加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比重，并给予在富农压榨下呻吟的贫农以出路。这就是我们对于工人民主和现时顺利开展工人民主的了解。
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仅是贯彻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民生”的决议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决议中看到了不少这样的指示（集中等等），其实质不是巩固与开展，而是破坏工人民主。党现在的社会成分不能使我们确信，党不会继续缩小我国无产的基础，关于集中的这个条文不会实现。人们现在议论纷纷的党内党外的种种动摇，仅仅是我们在国内统治的主要基础国营大工业的极端衰弱和工人阶级的极度分散与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工人阶级如果再削弱下去，会包藏着极严重的危险：全面削弱甚至丧失我们的政治领导。这个危险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如果中央委员会在实行工人民主时不用上述政策加以补充，就不能够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消除党内的一切意见分歧，包括我们自己的意见分歧。
党员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要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不致成为“丢失的文件”，不致被“机关”吞没，其“保证”何在？现在对这重重顾虑的答复只有一个：这就是基层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无须压制监护，这就是首先的保证。党的干部反对或阻挠执行12月5日决议的一切企图应受到坚决谴责，受到每个普通党员的极力反对，有这种企图的人应被同样坚决地撤消领导职位。
使全体党员群众接近讨论和决定党的政策问题的各种措施，也是使这个文件不致被抛在脑后和丢失的保证。为此就应铲除广大党员群众与领导机关之间的一切障碍。不仅应当召开“负责工作人员”、“积极分子”的大会等等，而且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不要把党员分门别类。应取消党的干部和执行机关不经党员大会、委员会和支部的全权过问而决定党的政治问题的权限。我们形成了一种制度，组织员、“组织委员”、书记等认为不经组织、支部的全权过问和讨论，径自作出决定和代表组织、支部的意兄，是他们份内的权限。这种风气应当结束。支部应当摆脱纠缠不休的监护，有权不经负责人员和委员会事先决定而召开会议。委员会的简单通报完全能保证联系和工作制度。我们都有着“统一的”党证，都是俄国共产党的党员，然而我们却无权参加党员大会，如果这些会议不是在我们所属的“户落”里面召开的。这种制度应当废除，党员持有党证便应让他参加所有的党员大会，甚至委员会的公开会议。必须立即停止对党员作秘密鉴定、秘密处理个人事务的制度。鉴定应由支部大会来作，并且应当是完全公开的。从谈论“接近”生产转入行动，让党员自由讨论他所在单位的经济或工作。实现这些不高的要求，就足以根本击破关子“机构迷”问题的不健康的提法。
党员物质上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和党内工人民主的问题不可分割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想要普遍平等是一种空想。然而，有办法消灭那些惊人的浪费，这种作风不仅腐蚀本人，而且也腐蚀周围。为了解决这个同题，回想一下我们有一次曾解决这个任务并且解决得正确，并不是多余的。十月革命后，我们颁布法令实行了关于国家负责工作人员薪金的条例，按照熟练工人的工资规定。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了呢？为什么不禁止兼职兼薪及其他“寄食”现象呢？这种办法一定会使党内和党外广大群众感到满意。应该记住，巴黎公社也是走这条道路的。
关于派别和集团
在争论的过程中，党内多数派的代表经常向党员群众提出小集团和派别的问题，并且完全正确地指出，在党目前的成分的情况下，在党内组成一些有组织联系和纪律约束的独树一帜的集团，必然会引起党的分裂。党的分裂，这是反对派的一切敌人现在用来恐吓和刺激普通党员的僵尸。可是，单单指出分裂的危险还嫌不足，还应该考虑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这个危险。单方面的好意往往不够。我们根据三年来的经验深知这点。要求一切反对派自愿放弃组成为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党内给工作和相互关系制造良好的条件，以不致于逼得反对派处于闭关自守的孤立地位。新方针以前在我们党内存在的那些条件刺激党员走向狭隘的集团。党内活生生的思想要寻找出路，而它也只能不经党内正式的方式而流露出来。
从中央以及仿效行事的地方委员会向“工人反对派”的方向及其拥护者作斗争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教训。从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数以千计的同志因为持有党内工人民主的思想，因为对经济事务采取批评态度而被谴责和讨论过。许多党的工作人员整月整月地搜索“工人人反对派”派别，但他们的搜索都遭到了惨败。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尽管没有人能够证实在我们的党组织内有什么“工人反对派”有组织的派别集团，可是“工人反对派”的拥护者却经常遭到迫害，正是被指责为派别组织者和瓦解党的统一的人。人们用这种办法处心积虑地推动他们走上孤独派别的道路，但却没有收效。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之至，但我们有根据的说，有人竟企图挑动“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拥护者来发表反党的言论。为了同样的政治贬低的目的，有人不断地企图把我们这些“过去的工人反对派”、党内的一定思潮，一会儿和潘纽什金及其“党”联在一起，一会儿又和米亚斯尼科夫及其“工人集团”联在一起。然而，潘纽什金和米亚斯尼科夫却从来也不会代表工人反对派的意兄。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米亚斯尼科夫是十人政纲的拥护者。他之所以脱离俄国共产党，和工人反对派的思想并无丝毫联系，而他敌视工人反对派的思想之深并不亚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是他却直到现在还为了贬低的目的把我们和“工人真理”联在一起。米亚斯尼科夫在22人的信上签名就是有力的证明，这封信背后并无任何派别小集团。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2月9日“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把工人反对派和“工人真理”联在一起．其唯一的理由是，“工人真理”认为“工人集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左翼。既然，‘工人真理”对“工人集团”深表同情，所以“工人集团”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俄国共产党工人集团”。由此（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方法）就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它是“工人真理”的密切的直系亲属。其实“工人真理”派对过去“工人反对派”正是深抱敌意的。“工人真理”把工人反对派称之为“客观上反动的集团”和“披着羊皮的狼”，而且从“工人真理”的文件中举出前一句话的正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
虽然有分裂的危险，虽然大家都渴望统一，为什么在目前争论的过程中又如此尖锐地提出不容许小集团的同题呢？事实上应当承认，我们党内存在着分裂党的队伍、组成小集团的客观前提。复杂的社会与民族成分蕴藏着这种危险，仅有人们现在号召的“好意”是不够的。只有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消灭这个分裂的幽灵。只有坚决实行党内工人民主，才能防止派别的危险，不致影响以无产阶级的士敏土（也就是水泥——校对者）来加固党。实现工人民主就能发现今天被一片关于新方针的喊声盖住的宿愿。使党内民主沿着工人路线发展，就能防止组织脱离无产阶级的轨道。如果在实行工人民主的过程中，党能够发现党的某些社会成分（“部分”）竟力图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好听其自便。关于派别活动、组织小集团的罪名，曾不止一次加在笔者和其他许多同志身上。我们激愤地驳斥这种指责，不过并非害怕对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在称为“工人反对派”的思潮内，包括不少见识过和进行过派别分裂的老工人地下党员。布尔什维克并不害怕分裂，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分裂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有益。在目前的环境中，我们则认为为党的分裂对无产阶级是有致命危险的。党的分裂会使无产阶级可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碰到新的国内战争，可能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我们从来都不掩饰这些思想，因为这种原因，并因为明确意识到组织小集团必然会使党发生分裂，所以我们避免结成派别。工人反对派的志同道合者，老地下党员和无产者，散居在各个城市，尽管受着迫害，却同心一致地按着上述方向行动，这个情况是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的证明；而决不是他们进行派别联系的罪证。现在开辟的党内讨论党的政策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影响党的政策的可能，大大地消除结成派别的基础。
关于机关与托洛茨基主义
关于党内民主的争论开始充满着政治内容。关于民主的谈论结果产生了更换机关的口号。托洛茨基同志的信给人以口实来谈论振刷机关，许多人觉得这好像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老争论。然而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根据来详尽分析他的立场的一切特点，指责他犯了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但是我们也有许多根据，根据在别处的各种说明来议论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我们还就得关于工会的争论。他提出“党”应当使“机关”服从自己，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想脱离党的政治任务来解决组织问题的企图。于是党的政策被组织机构所代替，而关于党的政策的精神的争论被争夺机关的斗争所代替，而且这个斗争又和政治目的没有联系。这就使人有根据说，在目前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反对派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夺取机关。在对待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执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此问题的决议的作用上，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并不是指责中央和政治局不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结论而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而是责备中央与政治局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受了敌对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影响。关于经济的问题首先就是一个政治同题，它正是在这方面引起意兄分歧。我们从报纸上知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建议，在经济政策方面归结为进一步集中国营工业和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当国营大工业企业日益减少、我们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更加削弱、这个工业中只有调节原则有所加强之际，他主张从近年来没有停过的工业危机和经济危机、尤其是从国营大工业的严重危机中尽速找得出路。我们不赞同他的从集中工业解决这些问题的观点和希望，我们赞成坚决增加、扩大消费品以及机器与工具的生产，以改造和割除我国工农业的技术落后状态。关于机关的争论具有政治性质。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指出，他考虑从那个方向进行“新的”机关或者革新的机关的工作。向党机关伸手的大有人在，其目的之一是集中我国工业。从这种攫取机关的倾向中，我们看到以技术性措施代替政治任务的危险。关于集中的问题就是有关工人阶级命运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谁也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用组织措施加以掩饰。至今都毫无根据把托洛茨基同志在政治问题上和其他中央委员划分开来。他在党的政策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与其他中央委员一致。如今在争论的过程中，关于经济政策方向的问题又再度提出。从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中，我们可以评论他所支持的掌握党机关的口号有多少理由。
（译自1924年1月18日“真理报”第15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2月第1版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