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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2018年10月发布遗稿
王立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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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样，一直平稳地流传至今。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共产党宣言》一样，直到今天还一直有效。甚至今天，这个文本的所有段落，都还对的上——甚至比1848年更符合——当代的现实。从在当时很难说明显的前提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被后来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展开充分巩固了的结论。在本文中，我将给出进一步发人深省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受启发的先知、是能够在水晶球中读出从他们的直觉来看异常的存在的巫师吗?不。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好地——在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如此——理解那个定义了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存在而已?马克思一生致力于通过对新的经济（从英格兰的例子开始）、和新的政治（从法兰西的例子开始）的双重考察，来深化这一分析。
我在《1917年10月革命，一个世纪以后》（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2017），第三章，《读资本论》第四十一页写到过这个主题。
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呈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何以资本主义与更早之前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严格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第一卷便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它直接地澄清了私有产权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意义（并说明了，这个特征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哪怕之前商品交换就已经存在的），特别是，价值和抽象的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从那个基础出发，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了，何以无产阶级把他或她的劳动力卖给“有钱人”这件事情，确保了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者，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价值的支配，不仅统御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还治理着现代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异化这个概念，指出了那个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统一，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得到表达的。
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也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外——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得出类似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思想的错误，特别是其“经济科学”（马克思非常合理地把它描述为“庸俗”经济学）的错误，是大师级的。由于它没本事理解就其本质实在而言，资本主义是什么，故而，这种异化了的思想，也不能想象资本主义社会将去往何处。未来将由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革命将终结资本的支配）来塑造吗?还是说，资本主义还能继续苟延残喘，并因此而开启通往社会衰落的道路?资产阶级思想忽视了《宣言》提出的这个问题。
的确，我们在《宣言》的第七页（引文均出自拉法格的法译本，Temps des Cerises， 1995）读到：
“……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恩引文所用译文均出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下不赘述。——译注）
长久以来，这个句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这句话出发，我逐渐提出了一种对历史运动的解读，这种解读以不平等的发展这个概念，及其转变的可能的不同进程（转变最可能从它的边陲而非中心开始）为焦点。我也在澄清以下两种回应挑战的模型的意义上做了一些努力，这两种模型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衰落的方式。
我已经在《阶级与民族》（Class and Nation， 1979）里的《革命或衰落》一章的第250-252页，254-255页写过这个问题。
通过选择从普世经验推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我们已经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关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前资本主义模式，朝贡模式的表述，一切阶级社会都趋向于这种模式。西方的历史——古罗马的建成，其解体，封建欧洲的建立，以及，最终，重商主义时代绝对国家的形成——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地方，则是通过不那么断续的，完整的、朝贡国家的形成（中国是其中最强力的表达）来表达的。在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中，奴隶模式不如朝贡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那么普世；它是特别的，严格来说，是在与商品关系的延伸的关联中出现的。此外，封建模式则是朝贡模式的原始的、不完全的形式。
这一假设认为，罗马的建立与后来的解体，是建设朝贡模式的不成熟的尝试。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需要罗马帝国那么大规模的朝贡集中模式。在这第一次夭折的尝试之后，是一次强力推动的过渡，从封建的分裂开始，在此基础上，集中再一次在西方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框架内得到了恢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西方的生产方式才接近完全的朝贡模式。而且，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西方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达到帝制中国的完全的朝贡模式的水平；这无疑不是巧合。
西方的落后——这在罗马的夭折和封建的分裂那里得到表达——当然给了它属于它的历史优势。的确，古代朝贡模式的特定要素，与野蛮人的公有模式的特定要素的结合，是封建主义的特征，并给西方以其灵活性。这就解释了欧洲经历整个朝贡阶段的速度，它快速地超越了东方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超过了东方，并进而发展为资本主义。这种流动性和速度，与东方的完全的朝贡模式在演变上的相对僵化与缓慢构成了对照。
无疑，罗马-西方的案例，不是夭折的建设朝贡模式的尝试的唯一例子。我们至少还可以辨识出三个这一类型的案例，每个案例都有其自己特定的条案件：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的案例，印度的案例，蒙古的案例。在这三个实例中，建立集中化的朝贡体系的尝试，都远远领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至于，它们没法把这个体系稳固地建立起来。在每个案例中，集中化的形式都很可能是特定的，国家、类封建、和商品（这三种）手段的组合。比如说，在伊斯兰国家，商品集中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续的印度的失败，一定与印度意识形态的内容相关，我曾拿印度的意识形态来和儒家对照。至于成吉思汗的帝国的集中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极其短命的。
当代的帝国主义体系也是一个世界规模的，“剩余”（the surplus）的集中化的系统。这个集中化，是在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法则的基础上运作的，并且以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的臣民边陲的支配为条件。我已经说过，世界规模的资本的积累法则，是一种形式的，在此规模上运作的价值的法则的表达。服务于价值的集中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特征，是积累的加速，和体系中心生产力的发达——同时，在边陲，生产力则受到阻碍、变得畸形。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他们的历史。动物和非动物之物都不能控制它们的演化：它们服从于演化。实践概念是为社会所专有的，是决定论和人类干涉的综合的表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也是为社会所专有的，它在自然中没有等价物。这个关系不是单边的。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的需求的反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社会就永远是异化的，而要看到何以社会能够成功地解放自己，也就不可能了。
这就是我们提出，要区分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两种，在质上有差别的类型。如果这一过渡是在无意识中、或带着异化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影响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允许他们控制变革的进程的话，那么，这个进程看起来就像是以一种类似于自然的变化的方式运作的了，同时，意识形态也就变成这个自然的一部分了。我们用“衰落的模型”来表达这种类型的过渡。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形态成功地提供了人们所欲的变革的总体的、实在的维度，那么，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谈得上革命。
为成功地把资本主义思考为一个在整个未来时间里都将存在的合理的体系，为能够思考“历史的终结”，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得不忽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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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有力地指出——从《宣言》的时代出发——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小段插曲。不过，在他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超出英格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小片区域，以及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在整个欧洲的其他地区，都不存在类似的东西。尽管如此，马克思已经想象到了，“不久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将在欧洲发生。《宣言》的每一行字，都透着这个预期。
马克思当然不知道革命会从哪个国家开始。是英格兰，唯一一个已经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吗?不。马克思并不认为这是可能的，除非英国的无产阶级把自己从对殖民爱尔兰的支持中解放出来。是法国，这个就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不那么先进，但就其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这个成熟，是从法国大革命那里继承而来的）而言又比英国更先进的国家吗?也许吧。《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1871）肯定了他的直觉。出于同样的原因，恩格斯也对“落后的”德国抱很大希望：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可以互相碰撞（创造出更大的能量）。《宣言》在第五十四页写到了这个：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这并没有发生：在反动的普鲁士的扭曲下的联合，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平庸及其懦弱使得民族主义大胜，而人民的抵抗则被边缘化了。在生命的尽头，马克思把他的目光转向俄国的方向，他希望俄国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点可为他与者维拉∙查苏利奇的通信所证明。
因此，马克思的确有这样的直觉：革命的转变可以从体系的边陲——用后来列宁的语言来说，就是“薄弱环节”——开始。不过，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还没有得出这个方向的结论。要等到历史前进到二十世纪，到了列宁和毛那里，共产主义才变得有能力想象一种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这个表达不太准确，我更喜欢更迂回的说法：“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路上的不平等进步，在一些国家——支配的帝国主义的策略持续、严厉地与这些国家斗争，并把它们孤立了出来——地方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即关于向共产主义方向的、朝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过渡，和这场运动的普世视野的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条件和影响、在这个长期过渡中农民的地位、反资本主义思想之表达的多样性的问题，我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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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比任何人更理解，资本主义有征服世界的使命。他在一个这一征服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代，就写到它了。他从头开始思考了这一使命，这一使命的起源，即对美洲的发现，开启了为期三世纪的重商主义，及最终，向资本主义的成熟形式的过渡。
他在《宣言》第十一页写道：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欢迎这个全球化，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宣言》里无数的段落证明了这点。比如说，在第十页，我们读到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以及在第十三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言辞是清晰的。马克思从来不是面向过去，缅怀“美好旧时光”的人。他总在表达一种现代的观点，现代到看起来像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很远。然而，用城市劳动力来取代农村劳动力的野蛮化，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同样地无用吗?马克思并未忽视伴随资本主义扩张而来的，城市的贫困。
写作《宣言》的马克思是否正确衡量在欧洲本土，甚至，在被殖民的国家里，摧毁农民带来的政治后果?我将在谈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的不平等特征的时候回到这些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也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世界部署，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种，也即，同质化的那一种，这样的部署给被征服的东方以摆脱历史给它的桎梏，并变成符合西方国家的意象的“文明”民族——也即，工业化国家——的机会。马克思的后期文本对印度的殖民化的呈现，很少有令人心安的。但马克思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些间接的提及，而非得到系统阐述的论证，见证了殖民征服的破坏效果。马克思逐渐意识到我所谓的“不平等的发展”，也就是说，对支配的中心与被支配的边陲之间的反差的系统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这样一种不可能：边陲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事实上，它在性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框架内，靠资本主义的工具，“赶上”中心的。
在这方面我说过，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赶上来”是可能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政治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力量，能够与资本主义匹敌了。
关于中国的“开放”问题，《宣言》的马克思在第十二页写道：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样开放的：迫使中国开放的，是英国海军的加农炮。中国的产品经常比西方的更有竞争力。我们还知道，使英国能够成功支配印度的，并非英国更加先进的工业（再一次地，印度的织物比英国的质量更好）。相反，是对印度的支配（以及对印度工业的有组织的破坏），给了英国在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不过，更老年的马克思也学会了如何摆脱自己年轻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就世界的演化而言，马克思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看法。
因此，在1848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了这样一种强可能性：一场、或多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在他们时代的欧洲发生的，这些革命将正面，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段简短的插曲。事实很快就证明，他是对的。《巴黎公社》（1871）就是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它也是最后一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的革命。随着第二国际的建立，恩格斯并没有失去对新的革命进步（特别是在德国）的希望。但历史证明，他错了。但1914年第二国际的背叛，也不应让任何人感到奇怪。除他们的改革主义偏移外，当时欧洲工人党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政治的结盟也表明，这些个党，也不预期从第二国际那里得到什么。世界转变的前线移向了东方，先是在1917年移向俄国，然后，又移到了中国。当然马克思没有“预言”到这点；但他后来的文本允许我们假设，很可能，他也不会为俄国革命而感到惊奇。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马克思认为，即将发生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联军干涉（作为对义和团的回应）后，马克思提醒他的读者，下一次欧洲军队试图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会震惊于他们将读到的前线标识：“注意，你正在进入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上领导的，发动1911年革命的国民党，也像马克思一样，想象过宣告成立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孙既没有在击败旧制度（旧制度的军阀四处割据）上取得成功，也没有在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摆脱日本的支配上取得成功。蒋介石的国民党在路线上的偏移，肯定了列宁和毛的看法：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再可能了，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正如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没有未来，因为它不能战胜旧制度，因此它呼唤十月革命那样，中国的1911年革命，也在呼唤毛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革命，只有后者才能回应（人民对）解放——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的期盼。
因此，在巴黎公社后，开启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是俄国，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然而，俄国的十月，并没有得到欧洲工人运动的支持，反倒成为了其斗争对象。罗莎·卢森堡用严厉的言辞来表述了欧洲工人运动在道路上的偏移。她说到他们的“无效”，说到了“德国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无能”，说到了“背叛”（Luxemburg， 2017： 10： 59）。
至于我，我则提出了对发达的西方的工人阶级的这一倒退的分析——他们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征的巨大威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其资产阶级）因此而从它们的支配地位获得的巨大好处，而放弃了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传统。我因此而认为，在我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普世重要性的解读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我的《1917年十月革命。一个世纪后》， 2017的第四章《从1917年到201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来分析导致欧洲工人阶级否弃他们的历史使命——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的发展。读者可参阅这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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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上的进步，很可能只会在世界体系的边陲社会，确切地说，也就是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先锋会理解，通过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来“赶上”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以别的方法为之”，也即，争取在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中领先——开始。列宁和毛就表达过这一信念，他们宣告，我们的时代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从今以后，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
这个结论又引出了另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在一国”发生，这个国家还会因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反攻而遭到致命的“孤立”。这是别无选择的事情；不会有“世界革命”了。因此，走上这条道路的民族和国家，都会遭遇双重的挑战：它们既要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的永恒战争（热的、或冷的），又要努力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联合农民的大多数。《宣言》，甚至马恩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任务。
这些反思把我引向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阐发的，关于农民的思考的评估。马克思把自己放进了自己的时代——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本土完成自己的革命。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在《宣言》的第十八页读到：
“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就像在具体而言，法国那里，资产阶级革命也把土地给予了农民。因此，大多数农民，变成了资产阶级，及那群认为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权的捍卫者的盟友，而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对手。
不过，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力中心的转移——从支配的、帝国主义的中心，移向了被支配的边陲——从更本上修正了农民问题。不过，在农民依然占多数的社会中，只有社会主义的先锋队能够贯彻把农民的大多数整合到反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战斗阵营中的政策的情况下，革命的进步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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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相信——在编写《宣言》时不相信，在后来也不相信——工人阶级有自发革命的潜力，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宣言》，第三十四页）。出于这一事实，工人，和其他人也一样信奉“竞争”意识形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石），并且，因此，“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宣言》，第二十页）。
因此，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过渡，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主动的干涉：“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第二十五页）。
肯定先锋队不可避免地要扮演的角色，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意味着，就要提倡“一党”。在《宣言》的第二十五页，我们还读到：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而后来，在他对无产阶级国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构想中，马克思认为，把所有受益于真实的人民、工人受众的思想和行动的党派与潮流都整合进这个无产阶级国际，是必要的。第一国际就把法国的布朗基派、德国的拉萨尔派、英国的工会主义者、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作为成员加了进去。马克思当然也会批评，且经常是严厉地批评他的许多同伴。你也可以说，很可能，这些互相冲突的辩论的暴力，就是这个国际短命的根源。该怎样就怎样吧。不过，对于未来参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骨干来说，这是第一所给他们教育的学校。
下面两点观察将引出关于党和共产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首先，和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相关。在宣言的第三十三页，我们可以读到：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民族的斗争（译注：中译本原为一国范围内的斗争，这里根据阿明的强调有调整）。”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无产阶级不共享其国家的民族主义，他们不属于那个民族。理由是，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中，民族主义的唯一功能，是一方面，给对既定国家的工人的剥削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给资产阶级反对外来竞争者、实现其帝国主义抱负的斗争以合法性。不过，随着最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切都会改变。以上这些话，与边陲社会中，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的、长期的阶段有关。它也表达了对道路多样性的尊重。此外，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个概念，强化了这种无产阶级民族在民族上的多样性的重要性。《宣言》已经表述了这样的观念，即，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个体、集体和民族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的。团结并不排除，反而是包容了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题，资本主义，尽管提倡“个人主义”，却在事实上通过竞争，生产出一个又一个被资本的支配设计的克隆体。
现在我将进一步引用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个世纪后》第八十三、八十四和八十五页里写到的，与此相关的内容。
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在战略针对的那个框架中，把战略的阶级内容识别出来，那么，支持或是拒绝民族主权，都会引起严重的误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的社会阵营永远会把民族主权构想为一种促进其阶级利益，也即，资本家对国内劳动的剥削，以及同时，在全球体系中对自身地位的巩固的工具。今天，在被三巨头（美国、欧洲、日本）金融垄断支配的全球化的自由主义体系的语境中，民族主权，是允许统治阶级维护其在此体系中的竞争地位的工具。美国政府就为这一持续的实践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主权被设想为只为美国的垄断资本所有，并且是被认为高于国际法的美国国内法造成的结果。过去，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是这么干的，而欧盟中，主要欧洲国家的实践也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我在我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的第四章从欧洲的角度出发，讨论过这个问题）。
记住这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赞美主权的种种美德、而隐藏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的民族话语，为什么总是不为那些保卫劳动阶级的人所接受了。
然而，我们也不应把对主权的保卫，简化为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模态。保卫主权，与保护民众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选择，差不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构成了要朝那个方向进步就没法回应的条件。理由是，全球秩序（及其子-全球欧洲秩序）永远不会自上而下地通过统治阶级的集体决定而被改变。这方面的进步，永远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斗争的不平等进步导致的结果。全球体系（或欧盟子体系）转变，是那些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框架内运作的变革的产物，而那些变革，反过来，又修正了它们之间的全球势力平衡，民族国家依然是最终将改变世界的那些决定性的斗争部署的唯一框架。
那个体系边陲的，因自然而多极分化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经验着主动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也是反帝国主义的，它拒绝中心强加的全球秩序，并因此而有反资本主义的潜能。我说只是潜能，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可以激发这样一种幻觉（被影响的人会觉得，他可以建设一种能够赶上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心的民族资本主义秩序）。边陲的民族主义只是在那个条件下，即它保持反帝国主义，也即，今天，与全球的自由主义秩序冲突这个条件下，才是进步的。任何其他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只是门面而已）都会接受，全球自由主义秩序是地方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他们的目标是参与对他们的人民、以及最终对其他弱小的伙伴的剥削，因此，这些民族主义也就起到了次-帝国列国势力的作用。
混同这两种相反的，对民族主权的构想，并因此而拒绝一切民族主义，也就抹除了出离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一切可能性。不幸的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左派经常犯这样的迷糊。
第二点与工人阶级的分裂有关，尽管“社会的简单化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相关”，但是，在《宣言》第七页，我们读到：“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个双重运动——无产阶级立场的普遍化以及，与此同时工人世界的分裂——在今天要比在1848年更显眼得多，当时这一现象几乎才刚刚出现。
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岁月中见证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境况的一般化。今天，在中心，几乎整个人口的总体，都被化约为贩卖劳动力的雇工。而在边陲，农民则前所未有地，在进入消灭他们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被支配的契约者的商业网络之前，在事实上就已经被化约为出卖劳动力的人了。
这场运动与贫困化进程相关。“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宣言》，第二十三页）。这个贫困化论题，在《资本论》中又被马克思拾起和充实了，它是庸俗经济学家讽刺批评的对象。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层面，也是唯一能够给对实在/现实的分析以完整意义的层面上说，这种贫困化，比马克思想象的，要更加显著和真实的多。不过，类似地，资本主义势力也成功地，通过贯彻以在所有层面（从民族国家到国际层面）分化工人阶级为目的的系统战略，削弱了普遍化的无产阶级所代表的那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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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第三部分，题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文献》，对当代的读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是真的属于过去了。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像我们提供了对历史主体、这样的主体的属于自己时代的智识生产的评论。在被全盘忘记后，看起来，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某些研究过去的档案家专属的主题材料了。
不过，我又震惊于（《宣言》这部分内容）与更为新近的，事实上，是当代的运动与话语的持续相似。马克思谴责各色“改革主义者”，认为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资本主义部署的逻辑。这些人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么?马克思谴责那些虽然谴责资本主义的不义，却又像《宣言》第三十九页说的那样，“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的人的谎言。难道二十世纪的、和今天的法西斯主义，“过去主义”的所谓的宗教运动（穆兄会，印度教和佛教的狂热信徒）有时候不同吗?
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者、对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在识别他们作为代言人所属的社会环境上做出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来说，或对我们来说，本真的反正资本主义运动，在灵感来源上不应该是多样化的。关于这个主题，读者可参阅我近来的一些著作，其中，我的思路是，我们应该重建一个新国际，以这个新国际为保障民众斗争之效力与关于未来之愿景的条件。（见《社会主义民众运动的统一和多样》[“Unité et diversité d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au socialisme”]，载《埃及，纳赛尔主义与共产主义》[Egypte， nassérisme et communisme]， les Indes Savantes， 2014； 以及我发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工人与人民国际之重建的不可或缺性》[“L’indispensable reconstruction de l’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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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几句话来总结我对《宣言》的解读。
《宣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之荣耀、为此现代性所激发的那套动力机制（它在文明悠久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的赞歌。但同时，《宣言》也是这个体系的绝唱——这个体系自身的运动，不过是在生成混乱罢了，就像一直以来，马克思理解并提醒我们主义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历史原因，不过是在短暂的时间内，生产出使超克它成为必然的一切物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条件罢了。
我一直分享着这样一个我相信，从《宣言》到恩格斯所亲历的第二国际的第一个时期，也为马克思本人所持的观点。我提出的分析，与资本主义漫长的成熟——十个世纪——和世界不同区域对此成熟做出的贡献（中国、伊斯兰的东方、意大利城市、以及最终大西洋的欧洲），其短暂的鼎盛时期（二十一世纪），以及最终，它长期的衰落（表现为两次长期的系统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890年到1945年，第二次则是从1975年至今）有关。这些分析的抱负在于，深化在马克思那里还只是直觉的那些看法。（参见《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年。）
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的看法，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改革主义”潮流抛弃了，接着，又遭到了第二国际外的马克思主义的抛弃。取代它的，是这样一种想象：资本主义只有在它成功地，根据其发达的中心的模型，把整个星球同质化了的时候，才会完成它的任务。我们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部署的过去主义的想象——它完全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主义天生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我们相信，与顺从资本主义文明之衰落的变迁相反，世界是可以通过革命的进展而发生转变的。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