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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秋天，但还不是人民的春天
萨米尔·阿明
2012年10月2日
玛丽·穆拉德、穆罕默德·萨阿德 采访
您是怎样从您提炼的中心与边缘理论，来认识今天的全球危机的？
首先，我必须描述一下我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的生产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和一套文化价值，这三个方面加起来，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两极分化，而决定中心与边缘的，是价值规律；中心-边缘这个模型适用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历史演化阶段，而且，因为资本积累的逻辑使边缘永远无法赶上中心，所以，两极分化一直在加剧。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两个分离的现象，因为没有后者的话，前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在历史上，帝国主义的模型变过，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也变过。因为边缘的大众拒绝自己的这种处境，所以，资本主义系统永远不会稳定，而且历史也见证了这个张力在政治层面上的表达。
我们可以通过价值规律从最简单的形式（用从边缘低成本进口的原材料在中心生产昂贵的出口品）向最先进的形式（我称之为全球化的价值规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变异。
许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资本主义模型早期的变化，即，从工业革命之后不久的竞争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晚期持续至今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变化，但现在，在我更加细致地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各种次级的阶段。
我所谓的南方觉醒的第一次浪潮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在这次浪潮中，边缘反抗支配性的资本主义，并最终迫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做出调整，以适应边缘的需要。在埃及，就是纳赛尔的时代，当时埃及试图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现代化，这个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未能引发更高水平的发展，原因主要是缺乏民主。已故的记者莫哈迈德·西德·艾哈迈德（Mohamed Sid Ahmed）称此阶段为“政治的民族化”。这个缺陷使得来自中心的风，可以摧垮边缘的有限成功，这就是在1967年战争后，在埃及接受了随战败而来的依附条件后发生的事情。
我还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又有了一次快速的发展，这一次，重点不在是资本的所有权，而是对资本的更大的控制了。我把这个阶段称作“垄断的全球化的一般化的资本主义”。
“一般化的资本主义”这个新术语强调的是，现在，一切生产方式，都被整合为这些垄断资本的一部分，起到垄断者的分包方的作用了——哪怕这些分包方看起来是独立的。任何一个小公司，都为它从垄断技术、资金或资产所有者（上游）那里接收的投入所控制，都为它的产品不得不销往的垄断市场（下游）所控制。欧美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只是这样的，一般化的资本主义的分包方的几种形式的案例；他们靠国家补助而非利润生存，也就是说，他们靠普通公民的税收生存。
在这里，价值规律，也就成了全球化的一般化的价值规律，而这也就是我在我最近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的著作，《世界价值的规律》（The Law of World Value）中要描述的东西。
伴随着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中心开始统一，统一为美国领导的三巨头。不过，新兴的强国最终也可能迫使资本主义让步，成为新的中心。
您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系统正在崩溃吗？
这个新自由主义阶段，就是崩溃状态。不是说，资本主义正在崩溃；而是说，它当前的形式正在崩溃，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必须调整，但新的系统是偏向统治阶级还是偏向大众，还有待揭晓。
我们可以透过许多现象看到这个崩溃：欧元区的各种挑战和它的大崩盘，这个崩盘也可能会推翻整个欧盟；银行业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那样的“上升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上升社会”也开始迫使全球帝国主义模型接受新的规则，它们发展出新的军事、公民技术，并因此而打破了中心对技术的垄断、和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控制；核技术和和武器的扩散（尽管我当然是反对这些武器的，但如今，中心对它的垄断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正在见证当前资本主义模型的秋天，但这还不是人民的春天，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出替代性的方案。全球的运动和抗议正处在混乱阶段，它可以导致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系统、国家解体或某种全新的东西。
您怎么看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和军方下台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审视纳赛尔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主的缺乏在政治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如今，伊斯兰主义者填补的，正是这个真空。此外，“自由化”的开始、国家基础结构的崩塌、和贫困的深化和扩大，使埃及在残酷的需求下，对西方的控制敞开了大门，并因此而使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由过去几十年来携手并进的三股势力共同构成的三角结构：上层，是西方，底层，则是军队的独裁，和落后的伊斯兰主义势力。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三者之间角色的切换罢了；现在，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话语（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直以来唯一一个被允许存在的反对的声音）相反，我们有了一个更强大的，反对军队底层的声音。无疑，军官和将军们还是安全的。
我们不应该只把穆兄会当作一股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穆兄会是一场落后的运动，它拒斥工人运动和社会正义，而更喜欢谈论慈善，以之来确保他们对人民的控制。
伊斯兰主义在开放市场和私人产权的伪装下，接受了依附的政策；他们公开接受美国在此区域扮演的角色，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包括戴维营协议。
伊斯兰主义在选举上的成功在预料之中，他们的大失败也一样。少数（虽然也有几百万人）有时可以把多数拉下台，但埃及革命的情况是，少数把大众来过来反对政权。不过，快速选举的策略，给组织性更强、资金更充足的势力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这股势力，就是穆兄会，而它面对的，不过是各种工会、联盟、运动等等的零散的势力。合法性从街上，转移到了投票。要是革命运动统一起来的话，，比如说，如果哈穆丁·萨巴希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勒-福图赫联手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也只有那样，埃及才有成为“上升国家”的政治选项。
海湾国家也扮演了反对“埃及上升”的角色，因为它们不为自己考虑，却跑去支持美国在此区域扮演的角色，帮助维持埃及比彻底失败好一些、但永远不会成功的状态。IMF的贷款和其他海湾国家的钱，不过是对此境况的补充罢了。
当前（埃及）的非伊斯兰主义政权也没有提出真正的经济计划，部分是因为，关于埃及政权遭遇的挑战，它知识有限，但它实际上不得不提出一个实际的路线图，以免未来某一天，有冒出一个“（比它）稍微好一些的”政府。
左翼伊斯兰主义有机会吗？
眼下当权的极右翼的落后的伊斯兰主义是不会容许有人提出另一种有反对其利益之风险的，对伊斯兰的诠释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今天，没有人会说自己反社会正义或反民主了，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口号了，我们只能依靠实际的行动。
看看苏丹伊斯兰主义左翼思想家，默哈穆德·马哈茂德·塔哈的遭遇吧。他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对伊斯兰的诠释，但支持他的，只有世俗派。同时，其他伊斯兰主义者则坚定地反对他，尽管眼下的社会条件，给了这些反对极大的便利。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