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萨米尔·阿明
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
——萨米尔·阿明访谈录
2000年8月
来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说明：2000年8月30—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的国际会议，许多著名的国内外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本刊主编王逸舟博士采访了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教授，并就全球化的概念、第三世界的理解、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请教了阿明教授。
王逸舟博士（以下简称为王）：阿明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采访。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您就全球化和第三世界问题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请您先谈谈自己的经历。
萨米尔·阿明（以下简称阿明）：我于1931年出生于埃及，在法国巴黎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57年至1960年的3年间，我承担过一些与经济相关的职务。1970年到1980年，我担任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因为赞成共产主义，为避免被捕我离开了埃及。又因为不愿在西方国家做政治难民，我后来生活在邻国——那里与我的祖国非常相似——并在那里继续奋斗。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始终认为我会回到埃及。另一方面是我的政治立场，就像我所说的：我一直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的家人属于左派，但却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左派，如果和中国的现实历史相对照，相对应的可能就是汉语中的国民党左派。1957年中苏论战开始时，我转向了毛泽东主义，它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我一直对中国很有感情，并有强烈的兴趣。我认为对中国而言两个方面尤为根本：一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强大以建立更有利的均势，也由于这个原因，我非常强调帝国主义敌人企图弱化中国，甚至企图分裂中国的战略，也就是想象它们破坏苏联那样破坏中国；二是如果没有基于社会公正的国内社会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强国。中国必须保持进步，同时我也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需要为之长期奋斗。说到民主，我所认同的民主概念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我认为它是大众民主，也就是大众阶层，如工人阶层、农民，可以更自由地组织起来。而多党选举等资产阶级民主则是反对国内的收入平等，以实现资本增长以及官僚政府等。帝国主义在西藏等问题上的用意就在于削弱中国。
王：教授，您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您的观点。这两天我们集中探讨了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等有关问题。您对全球化有什么看法？第三世界在该过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起不了哪些作用？
阿明：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在英语中只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个词。我不知道在汉语中有几个词来表达全球化。据我所知，比如，在法语中有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他们代表不同的概念。“mondiali sation”意指人类历史中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强有力趋势，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一种客观力量，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众多事物作用的结果；是生产力极度发展，使得相互依存和各种关系愈来愈纵深化的结果。这种趋势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总之，甚至在现代以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古老时代“mondialisation”所说的全球化的各方面就已存在。通常而言，资本主义已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它是“globalisation”。全球化还与不同国家的内部社会制度有关。在现代，就资本主义理论而言，许多论点也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不断演变，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今天的全球化是通过两个阶段发展而来的。第一阶段是从1500年到1800年，该阶段是地中海世纪，伴随着开发美洲、奴隶贸易、开放贸易，也伴随着征服印度、征服远东，如中国。然后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是从1800年到1950年的150年，也就是到二战及战后，该阶段是全球化另一种模式的长时段，这个时期也包含了殖民化。列宁对此做过定义，帝国主义，它是中心帝国主义——英、德、法、后来的美国和更后来的日本以及其他较小的国家——竞争加剧的产物。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正进入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该阶段反映在对以医药、互联网、计算机、信息等为基础的技术和产业形成主导，并且完全由科技发展所推动，这是新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除科技外还有劳工组织等的变化，社会政治形态平衡发生变化，这是全球化的新发展。作为客观趋势的“mondialisation”是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历史，并不是在1992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这只是“mondialisation”趋势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全球化也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相互联系，不断交往的趋势。
在法语中“globalisation”的全球化有另一种含义，它意味着只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解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这种客观趋势并不是无中生有、空中楼阁，而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的一个体系中被摈弃或者被获得。这种主观趋势并不能单边地决定历史，而是由于战略因素才在历史中获得。我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辨别主客观趋势。另一方面，这种趋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又在资本主义内部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被滥用、被整合或被获得。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即“globalization”，但不幸的是该词又常常会引起困惑，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左派也落入此巢臼。他们说到全球化时，是指一种我们无法逃脱的事实，我们注定会卷入其中。那么，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安全大大增长的时期，是古典殖民主义消失之时，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全球化。这是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居高临下地下定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会持续存在，而且没有可替代的方式。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要说，替代方式一直都存在。历史就是在各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所谓没有替代方式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球化逻辑。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全球化，只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种社会、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上进行设想。我们也不应该相信在未来的2年、5年、10年或者20年内会实现全球化。或许在一二百年后，我们有可能拥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全球化。所以说有替代方式。我们要继续走向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是想要另一种全球化？这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这样持续滥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致力于政治稳定和谈判，只会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以，我尽量避免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我认为需要对该词加以限定。什么是全球化？哪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模式的？还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全球化有变迁的不同时期，这是一点。第二个重要之处在于，我们今天生活在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时代，全球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并不是新的全球化，而是由资本所控制的全球化，而且是通过造成不平等来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是两极分化，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这是资本关系内在逻辑的后果。例如，以19世纪的世界形势为例，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西欧开始时，中国、印度、欧洲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拥有世界80%人口，它们的人均生产力和欧洲相比差距并不大，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最大差距不过是1:2。200年后，这种差距变成了1:60，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创造了第三世界的全球化。在19世纪，中国和欧洲一样发达，在某些方面，还发达于欧洲；印度的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还要高于英国。这样看来，这些变化就是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是这种全球化是否会继续，它是否会继续拉大差距或者说会在资本全球化范围内被利用？在此，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任意发展或者忍受着这种逻辑，那么，甚至中国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差距都会越来越大。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机制在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每一阶段都会出现，这并不总是新现象。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将近150年的时间，“中心”和“边缘”总是被对应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含义几乎是工业化地区和非工业化地区的同义语。如果我们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是非工业化国家，再看那时的印度、中东、非洲和拉美，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情况有所变化，或者是在俄国和中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在印度、非洲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但这些国家并没有进入工业化。一般来说，国家都有所壮大，这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现在，“中心”和“边缘”不再是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的同义语。甚至在中国也有了不断工业化的幻想，“我们要赶上中心”、“我们会变得与它们——资本主义——越来越像”。我认为这也是中心国家的梦想，他们的工业垄断已经走向了其他领域。我称之为五种垄断：第一，对技术的垄断。这种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原来的旧工业，而是指其他技术，如医药、核技术、空间技术等等。第二，对获得全球自然资源手段的垄断。现在已不再强调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而是垄断将全球自然资源用以维持少数人需要的手段，甚至包括处理垃圾和废物。在中东，石油已不再是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而是西方的石油。也正是西方将它们的垃圾埋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土地下。第三，控制着金融流动，控制着资本。如果细看资本的转移，不难看到一些大银行、跨国公司正控制着我们。第四，控制着通讯。最现代的是垄断着互联网，不管互联网本身所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它都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干预他国的能力和手段。第五，垄断着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军火交易。如果不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不管我们在工业化等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就，由于这五种垄断，所创造的价值都最终会被它们（帝国主义）俘获。
最后一点，军事手段会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不好，不听话，我就揍你。就像它们在海湾、在前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globalisation”暗示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是资本全球化的政治方面。所以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替代方式；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搬出地球，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这也并不是说其中不存在冲突，这是具有冲突性的革命。我也知道前苏联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幻想：虽然我们的冷战打败了，但西方会来帮助苏联进行现代化、民主化并提高效率，真是太愚蠢了！认为西方是自己的朋友，简直疯了。他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打垮社会主义，而且会继续这样。帝国主义的目标不仅针对中国，而且是任何大国，对印度亦如此。对美国而言，这些国家都太“强大”了，它们所做的是避免这些国家现代化，避免成为强国，竭力摧毁所有被认为“太强大”的国家，建立尽可能多的附庸国。美国只允许自己是惟一的大国，不允许任何能够抗拒华盛顿的大国存在，因为它们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一种威胁（即使从长远来说）。因而我们应当将全球化问题看做是冲突的过程，而不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总之，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后果必然使帝国主义和美国成为敌人。
王：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第三世界的。您提到了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它是一种西方现代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史。在这一历史中，盎格鲁—萨克逊，即西方国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垄断或霸权地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他们担心一件事，第三世界怎么样？到底该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个很让人迷惑的字眼。非洲、亚洲的“小龙”，发展的模式都不尽相同。一些学者提议不要使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教授先生，您是否可以给我们的读者一些看法？
阿明：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而且会继续对“第三世界”这个词提出批判。我更愿意使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的概念，那会更科学一些。该怎样理解这些概念？我认为“中心”是指那些从一开始就具有一致性的国家和社会。在资产阶级基础上，改造和革命通常都同民族资本紧密相连，并整合为内部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是封闭的经济，而是开放经济，自帝国主义开始，又具有了侵略性。在这种意义上，有一体化市场、国内市场、开放经济、一体化的民族资本以及一体化的劳动力。只要多个国家同时存在，有国籍，就有差异。“边缘”是指从外部引入资本的国家，它们的资本来自于中心向外的辐射，因此它们很难完全由自己来建设。这些社会都比较弱小，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而且被动地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存在一体化。南方国家之间也存在许多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相互联系。目前南方国家的状况要归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它们正是这些国家发展一些内部联系或者保持与外部联系——甚至发展它们自己——需要的，而且有一半取得了成功。韩国比中国发达，中国又比印度发达，而印度则又要比坦桑尼亚发达得多。当然，这些是由于政治和社会历史原因。在我看来，是“中心”和“边缘”，而不是什么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在日常语言中，它们或多或少是同义语。因为人们使用这些词，便于理解你也不得不这么用。对我而言就很难理解。
王：您说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一些带有西方模式的国家，如果我们注意观察这些亚洲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和智利等国，亚洲、拉美甚至非洲的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的趋势又是什么？它们最终会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后阶段所覆盖吗？还是它们有希望创造一种基于其本土文化的新模式？就像中国这样，邓小平领导了英明和富有创造性的改革的新形式——建立在中国具体情况上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些国家呢？在现代世界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可分为哪几类？它们的前景如何？充满希望呢？还是不容乐观？
阿明：你感兴趣的也正是我所感兴趣之处，也就是这些国家的未来是什么？这些国家可分为三类，韩国为第一类，韩国正处于美国同中国和朝鲜对立战略的中心。你或许会记得，在朝鲜战争后，朝鲜日益比韩国发达，美国和韩国就很不高兴，他们采纳了在印度、巴西和埃及决不会采纳的土地改革，虽然它们一致都反对土地改革，但这似乎是一例外，在韩国它们允许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考虑。我没有谈到新加坡，因为这是个城市国家，就像未回归大陆之前的香港一样，是个在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多媒体”城市。大多数东南亚较发达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的情况也不同，它们不如韩国那么发达，正处在发展的低级阶段，它们甚至还没涉及到国内社会这一方面，内部缺乏凝固性，对外依赖并有民族主义倾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韩国有美好的梦想——也就是追赶发达国家，它正朝向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前进，目前已是OECD成员。接着金融危机发生了，这次危机给美国和日本提供了借口，它们企图彻底破坏韩国的生产体系。而借口则是该体系受寡头垄断集团的控制。事实上，美国和日本都有寡头垄断，为何不许韩国有寡头垄断。难道只有韩国的寡头垄断不好，而美国和日本的寡头垄断就好吗？这样做无非是将韩国纳入所谓的全球化，企图破坏韩国民族的相对自主性并使韩国服从于美日寡头集团的战略。因而发生在最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事例，正是朝着五种新垄断方向前进，这不是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充斥着国际金融、技术等战略目标，它们想全面控制韩国。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得逞，这要取决于韩国人，他们肯定会战斗，也会有起伏，这并非最近几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可能要持续到未来的二三十年，并且不会一帆风顺。这是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接下来，我们看看处于中游的那些国家，一些是诸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大国，另一些是像埃及、阿尔及利亚、被破坏前的伊拉克等较小的国家，它们在地理上是大陆国家，平均人口规模为5000万人～6000万人，并正走向工业化，但由于各种原因依然很脆弱。部分是由于经济原因，另一些则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原因。经济原因是工业体系很不完整和谐。这些工业体系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很少依靠国内市场，这是一大弱点。说到市场，就要考虑：究竟由谁来管制市场？西方国家要求放松管制，是为了本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国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方面，北欧国家将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管制结合得最为妥当，是比较成功的典型。现实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基本上依赖于国内市场，而较少依赖于国际市场，那么一旦外部市场发生什么不利之事，它依旧能挺过难关。如果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出口肯定会使这个国家变得弱不禁风。国家需要将实力奠基于国内市场消费，但这通常会涉及到几个层面。如果国民收入差距非常大，该国肯定会出口，因为它缺乏国内市场。它只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消费者。因而这些低廉的劳动力用于生产出口产品，而这个国家在出口过程中就会过度陷入出口，本国劳动力最终为国外消费者的利益而从事生产。如果收入再分配比较公平，国内市场将日益扩展。所以说，对外竞争力和内部分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二者紧密相关。如果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独立性就会更大，所以说竞争性和社会公正虽有联系但不可替代。现在我们转向印度、阿拉伯国家和拉美等中流国家，你会发现它们都具有收入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共性。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是拉美，其次是印度。不平等是这些国家的缺点。就竞争性而言，我们需关注它的来源，如果竞争性的取得是通过剥削，通过牺牲社会公正来获得，这种竞争性应该被摒弃。第三种类型的边缘国家甚至还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例如加勒比海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太平洋上的岛国，它们一般都比较小。那么，中国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处于最发达地区（如中国台湾省）和第二类（诸如印度、巴西等国）之间。中国有自己的优势，通过各种改革解决了许多问题，虽然它还有些不尽完善之处，如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提高效率及怎样保持高效等。当然，任何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它有积极的方面。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优势得到精心的维持。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正在加大，但还未达到巴西或印度那样大的程度，目前正努力纠正各种不良现象。这属于政治问题。我们也可以看看前苏联的例子，特别是俄罗斯，将来会不会有所改变？这点我不清楚。但在长期内我比较悲观，在叶利钦时代，尤其是普京就职后，是资产阶级当政，他们将苏联从强大的军事、工业国家变成了完全依靠出口原材料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国内问题。
王：阿明教授，我们读者也许会这样埋怨，王博士，你让阿明教授谈论西方国家的国际垄断，为什么不谈谈这些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那些弱点和缺陷呢？诸如腐败、经济低效、发展停滞以及由种族问题造成的内战等。发展中国家可否通过改革或其他任何可采纳的方式求得改善和提高？它们自己能做得更好吗？我们怎样做会有助于消除这些缺陷？
阿明：我完全不能提供任何建议。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有哪些缺点，而不要一味地指责别人。敌人终究是敌人，它们会利用你的一些缺点，所以你不得不研究自己的缺点以及该怎样克服它们。的确，正如你所说，腐败、包括内战在内的社会分裂等等都是这些缺点的标志，也是缺陷的一些方面。该选择什么手段去治愈它？仅仅说“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就可以了吗？当然不。这些恶果同国内结构有关，也同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底层有关。腐败并不是由于我们传统上就具有腐败性，而是同融入世界体系的最低层紧密关联。说中国有腐败分子，其实世界上各国都有，在腐败问题上有某些国际共性。只不过（腐败）在有些国家多些，在另一些国家少些而已，所以不可能说你可以抑制腐败，同时又能更进一步地走向资本全球化。只要保证能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就会最终治愈这些痼疾。与此相似，内战也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也分很多种，但是国内发展不平衡肯定加剧了这种危险。所以说只有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朝着进步方向发展，就可以构造高效率。在此我使用了“progressive”（进步的）一词，但它具有可选择性。我们应当清楚，这与阶级密切相关，是指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
王：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控制了当前世界，那么我们怎样改变世界？怎样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
阿明：我认为替代方式尤为重要，因为如果看不到替代方式，人们往往就不会奋斗。该提倡些什么呢？我并不主张沉溺于过去，更不提倡往后走，我不会说中国的出路就是重返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我不这么想。我也不会说南斯拉夫的出路就是重返苏联体系。我们应该从未来寻求替代方式而不是停留在过去。无论有什么建议，也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只要面向未来，都会有益。有几则例子，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念，也许他们就会感到迷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52年开始各种改造措施，到1957年这些基本上完成，中国共产党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5年！在历史长河中5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记。至于苏联，1930年开始了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6年后，也就是1936年斯大林就在党代会上宣布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6年啊，简直太荒谬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思想，因为我们不可能在5年或10年内就完全转换了社会制度，那是需要50年甚至于超过100年时间的渐进过程。为了纠正这种一蹴而就的愚蠢想法，为了改革社会，要开始转变。在这里我强调的是要开始，而不必完成或实现。就这种替代方式该怎样转变的观点而言，我指的是一种长时段的转变，要多长呢？我也不清楚，或许要上百年。从至今还存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到全球社会主义，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阶段性的战略，即我们需要为替代方式确定战略，有三个阶段：开始转变阶段、国内的转变阶段和国际的转变阶段，这些都不可分割，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在国内、区域及各个层面上进行奋斗以修改国际游戏规则。这不仅是要实现平等或者较为平等，而且要进入一个整合公正的社会。如果不在国际上努力奋斗，在国内也不会强大。如果国内虚弱，那你立刻就会感到脆弱，也必定会遭到寡头垄断国家的干涉，甚至军事手段的干涉，政变等等。或者是那五种垄断之一。所以必须做两件事：分析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确立标准以便考虑清楚是否找到了替代方式。我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分析这个世界正发生着什么来作贡献，所作的贡献也只不过是必须坚守严格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使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就需要坚持发展国内市场、使收入再分配公平、使大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以及通过发展不太有优势的地区来纠正地区发展不平衡，否则将会在全球体系中日益衰落，也就不可能参与转变的过程。如果你纠正了国内政策，就会在国际上强大起来，要不然，其他的国际参与者就会来改变你甚至会进行干涉。
王：在中国也存在着有关新左派和新右派的许多争论，而且非常激烈。您可否阐释一下新左派的作用以及它与旧左派的关系？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阿明：首先一点，对“新左派”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也很难界定。你所说的情况确实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时有发生。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从资本主义剥削中取得的利润，在能够发展生产力的、可盈利投资中找不到出路。而解决危机的办法则要涉及到改变指导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决策的社会规则，换句话说，要采用一种更加协调的社会方案，而不是将盈利作为惟一的规则。社会主义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主义的理论，一种一劳永逸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性——列宁和毛泽东都对提高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作出过贡献——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它在现实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什么对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挑战？随着现实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构成有了哪些变化？通过尽可能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对新左派进行定义。新左派是一种倡议，有其积极的一面。新左派当然会引入新概念、新范式以及新的分析来对付新的挑战。我认为在这种框架内，延续着新的方式，正如列宁很好地回答了新问题，毛泽东对新问题的答复也不错。没有人指导说我们应该与他们有差距。我们毕竟是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同他们在50年前或者100年前所面临的有所不同，是一种新形势，所以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应该持续地发展，而不能停滞在过去。问题是谁来进行这些严肃的分析？又新在何处？我认为，如果你曾关注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不难看到有两大进步：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新进展；毛泽东在中国内战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这也是一种新的战略和新的范式。我们需要这类人物。从定义上讲这就是新左派。
王：最后是一个有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您又怎样看待中国的侧重点？
阿明：中国将在未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想在国际层面上完全发生改变，在此之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部分国家首先实现高效率，这可能带些实用主义的色彩。为了要纠正那些不良现象，我们不能再犯错误，这就需要实用性。改变全球体系的奋斗也如此。如果想建立第三世界的大前方，这些也是最基本的。南方需要中国，这个南方包括前东方，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在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就已存在了这种形式，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苏加诺、尼赫鲁等组成了共同阵线，这个阵线简单地将目标定在从根本上讲很重要的那些方面，如民族独立、摆脱军事依附以及建立新国家，这具有循序渐进的次序。如今，这些依旧是七十七国集团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目标，而且也在世界各地努力实践以实现这些目标。那时无论西方倡议些什么，南方和中国就异口同声地加以反对，或者提倡些别的什么。现在要是再这么做就会一无所得。西方帝国主义也为此（中国与南方的协调一致）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要完全消除帝国主义就太不容易了。南方有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相互之间控制冲突，以实现共同需求。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达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有较为强大的国家。绿色力量是南方的实践力量，它在某些方面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资本主义正在毁灭自然，这点很重要。南方国家谁有能力最先行动并推动其他国家？我认为或许中国应该担当起这一责任，中国应该是第一梯队，它也有这种能力。
王：我也很赞同您的观点。我猜想中国并没有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这是事实。我认为您的观点和思路会给我们的读者很深的印象，您关于世界、中国道路及当今世界未来的许多远见定会对大家有所启发。谢谢！
阿明：谢谢！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