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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国际货币体系吗？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1993年10月号
继周 译
一
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但如今不再起作用了。如果说自1945年开始的漫长的战后时期终于在1990年结束，或者说后继的世界体系与我们熟悉已近半个世纪的体系将有质的区别，那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
作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明确指出，战后周期好似一条漫长的上坡路，其基础就是部分相互抵触部分相互补足的三个支柱：（1）在西方，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受凯恩斯学派国家政策调节的福特式积累——固然向世界市场开放，但仍与积累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劳资和解之间的协调性相一致：（2）在新独立的外围地区，是受作者所说的“万隆计划”制约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万隆计划”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有限独立的情况下实施的“追赶”计划；（3）苏联依靠积累战略赶上西方的计划；这种战略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战略非常相似，但不受世界资本体系的限制，而且是在一国或多国范围内通过国家所有制以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在正在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手中实施的。
这种三极体系构成了以上三个地区中每个地区在经济上（全面）得到重大发展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计划，甚至计划的成功，一开始都是意识形态的幻想，是在固定信念的影响下起作用的。在西方，人们相信稳步增长已是既成事实。在第三世界，人们相信国家建设最终会解决不发达问题。在东方国家，人们相信社会主义。
商业危机的有力再现标志着这一发展时期的结束；这是构成战后年代三极体系的三种模式所共有的结果。它使地球上所有这些地区陷入深刻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而且看来无论对西方、东方或南方来说，都没有迹象表明会在隧道尽头发现光明。
世界货币体系始终是与世界秩序的组织结构严格一致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相对应的货币体系。战后时期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与美国霸权完全一致的。那是美国对其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强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之一；社会主义国家则置身圈外，不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货币秩序建立联系。
在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辩论中，提出了两种立场。凯恩斯维护日益衰落的帝国特别是英国的立场，建议建立能够发行国际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国际货币的币值与市场“主要货币”篮子挂钩，以新霸主美国及其“下属”盟国之间的稳定和解为先决条件。美国强行通过这种解决办法，使美元成为由于美元与黄金有固定兑换率而与黄金等价的唯一世界货币。
以1971年停止美元可兑换性为标志的美国霸主开始衰落后，整个体系便立即遭到了怀疑。不过，正如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衰落在1931年以前没有使英镑失去其中心地位一般，美国的日益衰落本身也没有导致货币体系改革的开始。如果现在有人企图维持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就会像1930—1945年时期那样，注定要在混乱中走向崩溃。
二
1971年采取的灵活汇率制并非真正的解决办法。它只是承认了存在混乱情况。此外，这种制度加剧了不以生产变化为基础的汇率波动：70年代的美元疲软，至少下降到相当于4个法郎的水平；80年代里根时期的美元坚挺，上升到相当于10个法郎的水平，然后回落。即使“经济效率”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是霸权的最终基础，也不能把霸权简化为“经济效率”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而且在货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也不是论述霸权的唯一依据。美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警察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也是同样重要的。今后，由于苏联解体，这种作用会得到加强，因为过去美国在干涉第三世界时是受到了苏联强加的限制的。
现在，人们往往会听到所谓军事霸权不能持久的断言，因为正如克林顿当选所表明的，保持军事霸权花费太大，美国社会无意承担这种费用。作者对这种论点是有某些保留的，理由至少有二。第一个理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军事开支会使这个国家陷入一场至少与30年代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作者与斯威齐和马格多夫一样，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永远具有生产过剩倾向的社会结构；而且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危机”是正常情况，繁荣则要用特殊因素来说明。例如，美国只有使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的年代实行超武装，才能从3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今天，美国经济严重畸形：几乎有1/3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取决于军工综合体，只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才达到了这一比例。第二个理由是，军事霸权正是通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授予的特权而受益的。所以，要华盛顿同意减少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与欧洲和日本“分担”责任，就会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使美元加快丧失特权，从而不仅不能“节省”，反倒会使有利的资本流量枯竭。
因此，我国危机的复杂形势一定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的声明都以危机的发展为中心，而不以摆脱危机为中心的原因。例如，问题不在于减少西方的失业，而在于“在失业的情况下生活”。有人在谈论“两种速度的经济”，等等。按照这种逻辑，最强大的伙伴就要设法把危机的负担尽可能地转嫁给最弱小的伙伴——南方外围地区和现在的东方，以便减轻危机在国内造成的后果，避免危机严重化，即使这样的策略无助于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从这种观点出发，尽管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寿命不长，处理危机时至少也要使这一体系多维持一会儿。但是，在急风暴雨的情况下如此维持一种过时的体系，就会像1930年英镑本位制让位于预示战争的不协调的竞争时一样，冒体系崩溃的风险。
三
既然情况如此，那么仔细考虑一下专家们提出来的可供选择的建议是有好处的。它们有时就是外交考虑的目的。
这些建议一开始都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重要看法：在战后年代里，全球化的加深在性质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它们的全国生产体系和历史性建设，都在有利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情况下逐渐遭到摧毁。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已与这种具有崭新性质的体系结合起来。
可以从这种看法引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世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全面的世界组织，这当然包括货币方面，但也包括政治方面。它需要“世界中央银行”（从而也需要由这家银行发行新的世界货币）；它如果不需要世界国家，至少也需要某种真正有效的世界政治组织。
作者想说的是，这种逻辑认真地采用了自由派的论点：世界市场应当向全面一体化发展，也就是说，应当取消妨碍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工流动的边界，应当在产品和资本流动的基础上对人们的迁徙开放。这就是建设“世界国家”的含义。
但是，作者马上又发现，这种方案，因此还有体现在其逻辑之中的建议，特别是管理世界货币，都确实是空想。我们的现实世界现在是，将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仍然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其基础乃是经过压缩的包括商品交易和资本交易，但不包括劳动力迁徙的市场体系）和作为调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的民族国家持续存在之间的重大矛盾上。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一再导致世界两极分化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谈已经提出的有关世界货币体系的建议。这类建议有三项。
第一项建议是恢复金本位制，“只有金本位制才能抵制这种混乱的潮流”。作者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最终摆脱了这种旧时的物神。相反，资本主义现在是，将来基本上也仍然是拜物教的。作者之所以排除上述可能性，是因为利用商品货币（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其他经济考虑支配）来调节货币体系当时是与“竞争性的”前垄断资本主义调节方式相一致的。只有调节信贷才是可以取代现在不再起作用的这种调节方式的唯一办法。
因此，第二项建议乃是设立世界中央银行；没有这样的银行，当前就不可能建立拥有类似权力的世界政治机构。这是已故的罗伯特·特里芬在很长时间里经常喜欢提到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欧洲的选择；在建立共同的政治权力机构之前，先建立（由共同的中央银行发行的）共同货币。有人回想到凯恩斯在1945年提出的建议：美国、欧共体欧洲和日本等伙伴之间达成稳定的和解。但是，这样的稳定有无可能？也许，这个问题不是提得有点天真吗？如果对参加体系的各国没有制裁可言，又能采取什么做法才会使这种共同调节得到实行呢？经济学家不同意经济选择只有在它所包含的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解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才切实可行的说法，因此他们正在鼓励空想经济主义。正如我们可能会见到的，如果欧洲一定要向真正的政治联盟发展，一个欧洲而非世界的银行不仅很有可能成立，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将说明为什么这样的银行只能建立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和解的原则上，从这方面说，这种社会和解与历史上导致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建立的社会和解是具有相似之处的。
这种选择对发达世界的伙伴们是一种约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使南方和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集体重新买办化或对它们采取集体“瓜分”的做法。除发达世界的伙伴们在这个问题上会达成一致外（例如，德国可以继续追求俾斯麦时期以来所追求的东欧“拉丁美洲化”的目标），十分明显的是，这种重新买办化意味着经常进行强有力的干涉，以镇压由此必然引起的反抗。
现在要谈谈第三项建议，即扩大货币方面的和解，把南方和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进来。这就是七国集团1975年提出的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这是建立国际货币的问题，国际货币由国际社会管理，开始时与已在使用的手段（美元、黄金和其他主要手段）并存。很明确，目标就是把发行这种货币和经济发展挂钩。众所周知，这个建议已经夭折，建立的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名为特别提款权的一种较次要的国际货币。在作者看来，失败的原因很明显：建议假定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也就是说，中心会同意外围加快相对独立的发展。货币手段为这一目标服务，而这一目标不过是空想，因为它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是矛盾的。
四
作者视为下列主张的基础的原则，与可供选择的对世界政治机构的看法（即多中心地区化的看法）相一致。这种选择以如下论点为基础：各国和各地区面临的真正问题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它们的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可能相同。它确定的主要目标就是缩小发展程度的差别，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乃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所引起的两极分化。它承认，如果全球化认为自身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为上述主要目标服务，那么全球化是有其地位的。同时，它也承认，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较大的发展，就要实现地区性的团结互助和独立自主；在世界体系中，由于继承发展程度不同的状态而存在下来的机制和机构，使两者结合在一起。最后，在每个阶段，它都把调节经济和货币的准则和有关政治机构的类似主张联系起来。
因此，这是涉及到唯意志论方案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人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方案是“空想”，并不是因为它与世界由市场调节属于同一意义的空想。后者是真正的空想。如果试图实施自己的方案，就只能造成巨大的灾难。对比之下，作者提出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将会使实施方案的条件逐渐得到改善。所以，人们称之为空想，只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现在表现活跃的政治势力没有朝方案指明的方向努力。实际上，实施这一方案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性质将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本文提到的地区几乎都有明确的限定。如果说美国（可能因与加拿大结合而扩大，但不包括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由于人口众多）、日本（由于它的历史）本身都构成了“地区”，那么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就应该设想自己并入一系列大的地区：欧洲（东欧和西欧）、前苏联、阿拉伯世界、非洲世界、东南亚、拉丁美洲。
上述地区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大不相同，因此不可能设想它们会按照同样的方针路线发展自己。例如，所谓利率应该到处一样或资金应该自由流向最赚钱的地方，是没有道理的。货币金融机构应该按照地区性的方针路线发展，以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货币资本市场。
尽管欧共体的欧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地区中的“病人”，发展的是欧共体计划中的一个纯经济主义概念（“一体化市场”），但它仍在朝上述方向前进，并且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大问题，即赋予自己以相应的政治权力。不过，尽管仍然需要从社会角度对这一计划进行清理，只是一个空壳的共同市场仍会引起不可克服的社会冲突（因此也会引起不可克服的政治冲突）。欧洲各国经济的进一步结合，需要由一个能在一体化市场的范围内强制实现劳资和解的国家（或许是邦联式国家）进行调节。传统右翼就其本质来说，永远不会理解这种需要，他们关心的是在近期内利用“差别”。正如不久前在欧洲民族国家范围内强制实现社会和解的是工人运动一样，现在能在欧洲范围内引路的，只有勇敢的有远见的左翼。在朝向能使共同货币金融机构具有合法性的共同政治机构迈进的情况下，很可能建成一个发行欧洲内部货币以取代各国货币的体系。
东欧能够纳入欧洲体系吗？有可能，但唯一的条件是西欧人不把东欧人视为他们的“拉丁美洲人”。要消除欧洲发展程度不同的状态，就需要组成一些容忍欧洲大陆两个不同的部分各有自身规章制度的泛欧机构。因此，在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达到最终阶段之前，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
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情况性质相同，即使俄罗斯由于幅员辽阔而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如果这些国家想避免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爆炸性危险，那么它们之间重新建立合作与一体化就会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欧洲建设即使仅限于欧共体的伙伴们，也会有一种危险：重新陷入怀疑其存在理由的思潮。西欧人对东欧和前苏联“外围化”缺乏一致；这种情况由于东方国家的竞争而加剧，而且暴露了欧共体内部的冲突。相当明显的是，这种选择将会引导德国独自前进，从而迫使它的伙伴们尾随其后，以致局势变得无法接受，欧洲计划也化为泡影。按照这种设想，“欧洲中央银行”（届时会成为德国联邦银行事实上的附属机构）有可能不过成为为德国计划服务而不是为欧洲计划服务的暂时工具。
第三世界各个地区的“不发达状态”更加明显，但是，它们的问题却各不相同。因此：（1）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完全纳入正在建立的全球生产体系。除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属重大特殊情况外（香港与中国部分地结合在一起），在第三世界所有半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有限的生产体系纳入了新的全球经济；（2）它们之间的一体化程度甚至更低，基本上可以说毫无一体化可言，特别是对“第四世界”而言；（3）它们的发展程度不同，战后的发展又加剧了这种不同，现在甚至使半工业化国家从第四世界国家中分离出来；最后，（4）由于上述原因，它们受到了南北对话地区性结合的吸引，而这种结合却起着损害它们集体自主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地区性货币机构并不是应当予以优先考虑的事。在此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以前，还需要经过若干准备阶段，强调建立协商一致的设想周到的生产互补性。在这样的阶段，最合适的地区性共同货币机构就是努力缔结的多边清算协定、支付联盟等，这样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一些限制，如国家必须拥有主要货币储备。但是，不言而喻，在这方面，和在别的方面一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要求各国政策趋向一致。不应拖延建立雏形的“联盟”组织——情况正好相反。在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同时，可以想象，将会逐步用阿拉伯人民联盟、非洲人民联盟、拉丁美洲人民联盟和东南亚人民联盟代替当前的国家组织。
这一系列地区机构、经济机构、货币机构和政治机构要求集体国际谈判，是理所当然的。从货币方面看，重新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管理美元、日元、欧洲货币和卢布间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地区间支付安排的过程中，是会找到一种新的职能的。但是，在联合国本身经过改革变成国际事务中的一个真正对手，而不是美国及其北方伙伴们的政策的执行者以前，这种改革不会有实际意义。按照这种意图，世界银行（从它对南方的政策看，至今一直是北方的银行）同样会得到改造，成为雏形的世界资本市场，可以对集体谈判地区协调发展政策提供协助。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