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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途如何？
萨米尔·阿明
法国《第三世界》1980年1—3月号
吴化麟 译
国际经济新秩序战略的破产和第三世界的解体，不应造成对东西方关系中实际动荡和长期危机的疏忽。因此，仅仅论述南北“对话”的失败是不够的。只有从南北“对话”的演变过程，与整个世界体系的演变过程的相互关系中，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才有可能阐明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种目标构成了符合于第三世界各国愿望的一致纲领。这个纲领要求提高由第三世界出口的原料价格，使以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化有新的发展，促进技术转让并减少转让费用。这些要求反映了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矛盾特征。事实上，一方面，纲领一开始就是为了加深国际劳动分工：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超额剥削）使世界范围内的利润率得以提高，因而它是世界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资本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中，垄断集团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同各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战略又是互相矛盾的。
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对“新秩序”的解释是有分寸的。它们要的是通过对其控制下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实行非区域化，从而进一步扩大对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因此，它们的非区域化战略，绝非在第三世界建立面向外部的一体化民族工业经济。恰恰相反，垄断集团的兴趣在于使出口的各个生产环节互相脱节，以保持其对“世界整个经济生活”的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垄断集团可能向“东道国”作些微不足道的让步，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在形式上放弃对资本的所有权。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转让的零件无法配套和技术上的依赖性（如必须向垄断集团控制的宗主国市场出口商品所造成的依赖性）等因素使表面上放弃所有权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使垄断集团强迫其伙伴接受种种苛刻的条件。这就是由垄断集团控制的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放任”的真实含义。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自己的资金在本区域以外所进行的投资，就成了“交钥匙工厂”销售者垄断集团的附加利润了。这样榨取的利润，实际上在价格结构中是“内在”的。总之，它象为了支持扩大联合而给予贷款的利息一样，在出售技术、专利和商标的名义下扩大了资金的明显转移。
这种战略名叫“调整”，也就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它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实现“新秩序”，扩大新的被包围领土——“自由区”。显然，这种战略将当地国家的作用缩小到最低限度，即单纯管理被剥削劳动力的行政职责。这种战略也是以分裂第三世界为目标的，它不仅扩大了“高速增长”和“发展停滞”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也加剧了高速增长国家之间的竞争。
第三世界国家，至少不结盟国家中起支配作用的集团，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对国际劳动分工的修正被认为可以补充和加强以本国为中心的，工业化的民族经济。
在这个战略中，民族国家的加强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干预，希望使工业不搞成互相脱节的单位，而是形成一整套生产过程。这种进口一整套生产线（购买“交钥匙”工厂）的办法可以导致“传统”原料甚至新的工业品出口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个战略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得让步的能力，而它就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
在涉及国际工业劳动分工和“非区域化”的会谈中，出现了对新经济秩序的两种对立的“解释”。争论的观点涉及所建立的工业的性质和选择，确定非集中的程度，投资和转让方式，人员培养和管理问题以及对外市场的开放。第三世界国家一般坚持建立尽可能完整的“下游”和“上游”相互联系的工业，制订使工业企业的管理服从于国家工业政策的协议条例，选择本国干部管理企业，开放非区域性企业制成品的国际分配网（为进入这些市场，需要减少发达国家缺乏法律根据的保护壁垒），支持国内工艺技术的研究，规定投资方式（如，避免这样的事情：多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不增加新资本的情况下，利用当地银行进行它的投资），规定转让条例（风险的分担，出口利润的最高限额，在国民经济中进行部分投资的义务），等等。
多国公司向来认为这些要求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多国公司感兴趣的只是局部性的非区域化，而且这类非区域化又必须由其控制下的各个分公司来进行。由此，协商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渐渐地制定了调整战略。少数能够继续进行协商的国家，只是那些拒绝建立子公司，并力图在整个工业化计划内购买“交钥匙”工厂以代替子公司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战略是尽可能通过共同的、某些单方面的、有些则是通过南北国家集体协商的行动，顺利地改变国际秩序。人们应该记得，这些想法就是通过组织第三世界生产国的卡特尔以达到强制修订原料价格的目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不仅应该对原料的供应采取行动，而且，特别应该对自然资源实行开发政策；这些政策应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一个不由发达国家的需要来决定的开发速度。第三世界国家还希望通过各种措施获得支配协商的真正权力，以迫使北方国家作出让步；开放它们的市场，制定技术转让的法律，等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集体自力更生）就在于促进上述策略的实现。
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举行的南北协商，1974年通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宪章，事实上收效不大。
根据重新控制本国自然资源的生产国卡特尔的原来设想，以十八种原料为基础的“一体化纲领”和建立共同稳定基金组织已经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内的协商所采纳。然而，就这些原料中每一种原料进行的谈判或者在种种借口下被拖延，或者被搁浅，以致第五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9年5月于马尼拉）只为共同基金组织确定了6000万美元资本，而这些资本仅是采取行动所需最小限额120亿美元的5%。同时，原料价格指数化的思想显然被放弃了。尤其是对某些国家所作的微小让步(象有利于洛美协定签字国的稳定出口制度），拖延了对整个第三世界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为什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没有取得进展？难道纯粹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吗？能否说是第三世界“策略上的错误”（第三世界的分裂和软弱）所造成的？或者说，这些情况和软弱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外围国家不可能自我为中心地发展？
这种危机，我们认为是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构危机。正如已由“古典的”（货币主义的）或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它是难以根除的。六十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关系内的危机，正猛烈地冲击着经济生活和生产体系。
在1974—197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钢产量减少3600万吨时，世界其它地区的钢产量有了同一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东欧国家（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产量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钢产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这种增加只局限于5个国家〔和地区〕：巴西、墨西哥、印度、南朝鲜和台湾。因此，如果要使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的话，只存在于西方、东方和中国之间，而不是在南方和北方的关系方面。
东方国家和中国的发展是否会使它们要求重新改组国际劳动分工呢？改组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控制西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公司的垄断集团是否会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扩大对东方国家和中国的控制呢？曾经一度受到自给自足式社会主义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能重新成为真正的世界性体系吗？
由于形势有利，1970—1975年给人们的印象：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不能忘记，第三世界那几年所取得的一系列政治胜利：1973年十月战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衰退；1974年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部非洲斗争的高涨；埃塞俄比亚的农民革命；贝宁和马达加斯加等国的人民运动等等。甚至在欧洲的南部，随着专制制度的结束，不稳定的情况威胁着意大利、法国（好像是左翼联盟带来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制度。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的。与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这些危机，表现为“恐慌风”；美国霸权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开始谈论欧洲的分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布迈丁总统为首的不结盟集团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不是已证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论点错了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难道不是也已告诉我们：工业化和民族经济的建立总是通过拒绝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吗？
因此，民族经济的建设总是牵连到一个国家的政策。从法兰西共和国到德国和日本帝国，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国家就都是进行这种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它虽然不是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实现的，但是对外关系都是服从于国内建设的要求。此外，这些以剥削外围国家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很明显地加速了国内积累的速度（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对于崛起较迟的国家，例如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奥匈和俄国，自我为中心的建设总是牵连到贸易保护主义、由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家组织财政与货币体制的政策、国家旨在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实现食品自给的土改政策，等等。这些民族经济的发展尽管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范围，但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外部关系总是必然地服从于国内的积累。
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更为明显。不仅苏联和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而且，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这类改革还是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实现的。甚至，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时期，东欧的一些小国也渡过了一段实际上自给自足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民族经济的主要结构就形成了。
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极不相同；第三世界的经济有其本身的特征，即依赖性。在帝国主义时期，它服从于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
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以后”，第三世界向何处去？第三世界会逐渐屈服于垄断集团的调整计划吗？除目前的危机外，调整计划是迫使第三世界接受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最终将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较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分工，由依赖走向独立？或者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未能达到上述目的，因而又爆发一场新的人民反抗高潮，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再次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前列？
最流行的观点是垄断集团终将迫使第三世界接受其调整的战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计划恰恰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相互间的统一战线来加强中心体系。
强调我们这个时代垄断集团的不可反抗的经济力量就会导致对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弱点缺乏分析。无疑，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为垄断集团所控制。它使垄断集团能够出售“成套”生产体系（交钥匙工厂），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新技术。这种地位使垄断集团不仅能攫取全部超额利润，而且，还能使其获得大部分正常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利马宣言所规定的在工业生产中占25%的目标达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所得到的总盈余也得很少。而这是与形式上的所有权无关的。
无论如何，垄断集团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比给东方国家和中国的条件更苛刻。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原因，除已经提到的一般原因外，当东方国家和中国购买工艺技术时，它们有能力吸收、仿制，甚至发展这些新技术；而南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战略的真正实质并不是以建设民族经济为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进入国际劳动分工。在这种条件下，其地位的改善，经常是通过牺牲其软弱的伙伴获得的。侈谈集体自力更生之所以模棱两可，其原因就在于此。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欠发达”国家往往属于第二等附属国，它们又依附于第一等附属国。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必然在“欠发达”国家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对它们来说，在不独立的情况下进行发展的希望本身就是一种幻想。
从对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进行总的分析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危机，就可以看到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的矛盾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可以作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来分析，但是，也可以作为其危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片断来分析。
如果把当前的变化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来分析，似乎涌现出来的新的中心是共产主义国家（东欧、苏联、中国等），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前一类国家具备进行本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了国际分工。
更主要的是，当还未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即使这种过渡后来会偏离正道），资本主义的扩张仍然是外围型的。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