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第四卷革命到了亚洲

　　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满怀希望的年代里，为了促使欧洲所有国家的革命早日来临，苏维埃政府在那些国家乱花了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列宁的格言：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准备牺牲一切，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同志们进行不可避免的革命。

　　把大量金钱从一个国家送到另外一个国家，是很困难的。新政府拒绝支付沙皇时期欠下的外债，又将外国在俄国的工业资产收归国有，因此，它在国外已丧失了信用。由于协约国的封锁而造成的贸易中断，使俄国无法出口商品，而这种商品交换本来是可以在国外积累一些财产的。沙俄的货币当时还在流通。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已经贬值到几乎是一张废纸，因此也就不能在国外兑换了。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通货是不兑现的纸币。印刷机印的新货币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以致它的实际价值变得一文不值。苏维埃政府既然取消了以金钱作为交换的媒介，它发行的通货自然就没有货币价值了。这种货币的流通不是作为交换的手段，而是作为宣传的工具。在票面价值很高的纸币上，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鲜艳的颜色印上了世界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对外贸易中断的同时，俄国在国外的国家资产也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大国冻结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苏维埃政府还是能够输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硬币。不过大量的黄金运到外国港口自然会引起怀疑，很有可能被没收。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新政府采用了一个非常新奇的办法来资助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皇室的大量珠宝被秘密地运送到国外，换成现金。这种活动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敌对政府会把珠宝看作是偷窃的财产而加以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干过好几次。因此，这种做法虽然头几年还能蒙混过关，但后来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想合法地运转布尔什维克黄金到国外去，必须等到与德国、然后与英国恢复贸易关系。

　　向国外运送大量金钱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而且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但确实是大大地促进了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因此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府的梦魇。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否能够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还很难说。时间一长，它就对运动起了腐蚀和败坏作用。但开始时，它确实是在全世界发展革命组织的一种有力手段。

　　在俄国革命爆发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人数很少的组织，对于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很小。俄国在财政上的帮助，使具有高度热情和理想但几乎没有物质来源的那些小的共产党发展成为大的，并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组织。他们第一次能够建立由领取工资的职员组成的机构。他们也能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印发大量的宣传品。不久以前还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的各国共产党，现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给中产阶级那些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左翼分子也都聚集在这种新的党组织的旗帜之下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不可能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这种形势有一个阴暗面，在这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一点是，这些共产党变成了俄国的附庸。由于国内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抽不出很多一流的党员来管理共产国际的事务。因此，这个任务就留给了二、三流的人物去担负。他们利用掌管金钱的大权，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卑躬屈节地服从他们一时的兴致和很不高明的政治领导。每个共产党内大批领工资的职员势必丧失他们原来的革命理想，把党组织变成了官僚机构。此外，早期那种偷运沙皇珠宝非法变卖的做法，也使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了一些可疑的人，而这种交往使不少人学坏了。事实上，受委托负责财政工作的非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了。

　　我在柏林期间，会见了一家私营小银行的董事，要他把我手头上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英美货币兑换成德国货币。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社交会上，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奚落他代表德国所有三个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这件事说明了由于需要而进行非法财政交易所造成的局面。

　　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以金钱接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这种早期的做法，不仅导致了腐化和道德败坏，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这种做法如果停止，又必然会伤害年幼的共产党的成长。大家觉得必须进行一定的控制。共产国际的中央机构作了适当的改组。一个叫作国际关系部的秘密活动的新机构成立了。这个新的部门本来只是打算作为一个技术管理的工具；但是由于它是向国外共产党输送金钱的渠道，因此很快就具有与其职能很不相称的重要地位，几乎使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处都黯然失色了。

　　德国形势及德国共产党活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德国共产党由于在德国中部暴动问题的争论而产生了裂痕。仍然以保罗·莱维为首的党领导谴责“三月行动”那一次地方暴动是不成熟的和冒险主义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暴动是正确的那一派指出那次暴动是经过共产国际俄国领导人批准的。无论怎样，共产党内的这种争论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党就要瓦解了。保罗·莱维已经在对抗俄国人的领导，并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亚洲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德国工人没有号召力。人们觉得，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派一位有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亲临现场。于是作为共产国际德国问题专家的拉狄克就被选派前往德国担任党的实际领导人，以接替像保罗·莱维及其同伙那样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者。

　　拉狄克一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务就空缺了。一位名叫奥西夫·皮亚特尼茨基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共产国际，当了共产国际新成立的国际关系部的部长。尽管他实际上当了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但他并不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政治威望与才干。自从一年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来到了莫斯科。由于只有他们真正搞过一次革命，而且在俄国以外居然建立过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因此他们很有威信和名望。他们在国际上也是闻名的，尤其是曾经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袖的贝拉·库恩。因此，他是最有理由候选共产国际总书记职务的人。最后，这个人选落到了如今名声很响的马蒂亚斯·拉科西的身上。他曾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拉科西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形式上虽然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提名，实际上却是皮亚特尼茨基选中他的。此人无大才智，却以矜夸来掩盖他的庸才本质。拉科西和皮亚特尼茨基上台后，俄国共产党一些二、三流人物和国外的拍马逢迎之辈也都涌进了共产国际总部。结果是，为了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这个组织开始变质了。

　　拉科西在他身边用了一大批秘书，借以显示他的重要性。这些秘书大都是德国共产党的年轻女党员。在具有批评眼光的人们看来，拉科西用这种希奇的方法来显示他的重要性，并没有提高他的权威和声望。恰恰相反，这却使他变得荒唐可笑。当时有一种恶意的传说：拉科西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的理论，把社会进化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社会、父权制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风传这位共产国际的新书记主张，即使不在理论上，至少在实践上，“秘书社会”（the “Secretariat”）将继“无产阶级社会”（the “proletariat”）之后，成为社会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了一件事，暴露了拉科西在精心养成的傲慢态度下所掩藏的卑劣品质。

　　那是在一次共产国际的“小型政治局”（最高执行机构的会议上），要讨论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几位与共产国际没有正式关系的俄国重要领导人将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在全体外国共产党人居住的“豪华饭店”的前厅里举行。为了保卫会议秘密进行，门口布置了武装哨兵，一会儿，拉科西在几位私人秘书的陪同下来了。他刚走到门口，两旁的哨兵就把枪交叉在他的面前挡住去路，要他出示身份证。拉科西勃然大怒：普普通通的士兵怎能冒犯他的尊严？他大声说：“难道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想推开卫兵，走进房间。但卫兵们摇了摇头，再次要他出示身份证。这件事引起了屋里人们的注意。布哈林走到门口，温和地劝慰那些认为自己是在执行职责的哨兵，并请求拉科西出示身份证。布哈林强调他的请求说，屋里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必须向卫兵出示身份证才能通过。

　　尽管拉科西这样自命不凡，他却是皮亚特尼茨基的一个奴才。皮亚特尼茨基在很短时间内竟成了共产国际那个机构的实际上的老板。在革命前的日子里，他一直从事于把国外出版的材料偷偷运进俄国的工作。由于他有这种经验，所以被认为是负责共产国际地下组织最合适的人物。然而分配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掌管开支，不仅是中央机构，也包括其他接受金钱的国家。各国的全部共产党组织，都年复一年地派遣自己的代表带着来年的开支预算来到莫斯科。虽然这些预算形式上要提交共产国际书记处，而且必须经它批准，但批准与否实际上全凭皮亚特尼茨基最后一句话。他被认为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信得过的人。由于他掌管金钱，所以就专横地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系统，监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的特工人员都以“联络官”这个无害的头衔被安插在各国共产党的总部里。他们都是些没有政治才干的小人物，以前大都是俄国秘密恐怖组织“契卡”的小职员。可是他们那通常出于个人恩怨的报告，却毁坏了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政治生涯。也是由于他们的建议，许多老练的领导人被撤职，代之以善于拍马谄媚的人。

　　事实上，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中起着很坏的作用。我坚决地反对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从一开始就必然招惹了他的不满。但他假装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宠儿。由于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很想得到比正当需要还要多的金钱，因此，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置于皮亚特尼茨基的控制之下。当时印度还没有共产党，而我在国外所能做的工作也不需要很多钱，因此，我只要求数目不多的经费，而且每到年底还能交回一部分钱，这就使皮亚特尼茨基大为吃惊。居然有人能够避开他的控制，这使他大为烦恼。可是，我有与俄国的高级领导人接触的门路，而且他们总是愿意听我的。就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皮亚特尼茨基才不得不对我装出一幅友好的态度。但很明显，他是不喜欢我的，并且一再企图剥夺我对印度革命工作的领导权，而且把这个任务授给英国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印度，因此我并不反对共产国际通过伦敦与印度联系的方案。不管怎样，这个方案没有执行。唯一的结果是，共产国际拨给英国共产党在印度开展工作的经费，比我以前所要求的超出了许多倍。虽然拨出的经费很少用于原来的目的，但却从没有交回一文钱。

　　到了最后，我不能避免与皮亚特尼茨基发生冲突了。他控告鲍罗廷盗窃了沙皇的珠宝。那些珠宝是鲍罗廷偷运出来交给苏联在美国的贸易代表的。我已经叙述过鲍罗廷在墨西哥同我接触的情况。鲍罗廷已经对我讲了丢失珠宝的经过。在得到墨西哥政府的默许后，我煞费苦心地想把珠宝找回来并查明了鲍罗廷所讲的情况属实。皮亚特尼茨基向管制委员会控告鲍罗廷挪用和私吞公款，有一天，我被叫到管制委员会去作证。根据我的证据，鲍罗廷被宣布无罪。我从皮亚特尼茨基的魔爪下夺走了他的一个牺牲品，他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的。但这并不是由于我的作证，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鲍罗廷无罪。他收到了住在芝加哥的他妻子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自称作过奥地利军官的人访问她，交给她三个崭新的手提箱，说那是鲍罗廷在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一个岛上托他保管的。鲍罗廷立即发电报让他的妻子带着那些箱子前来莫斯科。箱子被砸开了，所有珠宝都原封原样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