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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1973年版后记
〔西德〕伊·费恰尔
1973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
在保尔·弗勒利希关于卢森堡的书的修订新版问世以来的六年里，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对罗莎·卢森堡的兴趣都加强了。保尔·弗勒利希的书现已译成八种语言就是例证。
关于罗莎·卢森堡的遗著，关于怎样中肯地解释她的著作，一直存在着争论。在民主德国，1969年君·拉聪再版了她的《政治论文选集》，1970年起又开始出版精心编辑、内容广泛的《全集》（目前已出了第1卷第1分册和第2分册，第2卷和第3卷[1]）。讲德语的读者这才第一次能够方便地接触到罗莎·卢森堡的许多著作（也包括有关波兰的文章，如对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个主要受卢森堡思想影响的小小的革命政党的纲领的解说。载第2卷第37-90页）在联邦共和国，1971年出版了罗莎·卢森堡致利奥·约吉希斯书信选集（可惜不是全集）。这个选集虽然也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重要的交往关系的个人方面，但是更主要的是说明了她为德国和波兰两党和在这两个党内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明确目的。同年，于尔根·亨策以《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为标题出版了《波兰论文集》。这个集子主要是纲领解说和对那个较大的波兰社会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还击。卢森堡否认波兰资产者和工人有任何“共同利益”，强调波兰对俄国经济区的实际上的从属性。她认为这种从属性的后果是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也有着相应的一致利益。在这方面，就罗莎·卢森堡对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和估价来说，她肯定是错了。
但是她的长期预见是非常正确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皮尔苏茨基的领导下愈来愈滑向民族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的短评《教会和社会主义》（1905）也是很有意思的。她在其中指出，当基督教教会本身变成不顾一切的物质特权的保卫者时，它们就同自己的根本信仰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她试图通过对教会史的批判性概述来回答这个问题：“教会今天不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而是财富和血腥剥削的堡垒和庇护所”这一情况是怎样发生的？象多罗特·瑟莱这样一个热心于社会革命的基督教徒把这篇短评当作有现实意义的论战著作来再版是丝毫也不奇怪的。最后，日本的朋友们在使我们全面地掌握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书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伊藤成彦教授出版（1972年东京现代史研究会）了卢森堡在1913-1918年间写给玛蒂尔达·雅科布（长期任卢森堡的秘书）的信。碍于当时的检查，这些大半写自监狱的信几乎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其中仍然有许多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罗莎·卢森堡的精神世界和她伟大的人性。
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安内利斯·拉席察和君特尔·拉聪的几种著作[2]以及卢森堡全集编辑部给各卷写的前言在解释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时没有多加指责。没有一处还坚持说罗莎·卢森堡阐述了一种“自发论”并从而低估了自觉因素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同过去相比，现在对她同列宁接近的程度估计得高得多（就象在保尔·弗勒利希的书中那样）。不过由于总是拿列宁当作战略上和理论上的绝对完美的模型去衡量她，自然对她就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比如安内利斯·拉席察现在就回到了旧的阵线，反驳彼得·奈特尔的一个论表：“罗莎·卢森堡是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3]。”拉席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只能引起“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混乱”。
还有一段话就象是直接否定了一度硬栽在罗莎·卢森堡身上的自发论。这段话说：“所有德国左派领导人都和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宁一样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来自某种自发的运动，而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一种在民主基础上自动实现的群众意志。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包含着一个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并以它为前提。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和弗兰茨·梅林的全部著作都是以这一首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只有当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通过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而了解社会总的发展过程，并且清楚认识到客观规律性向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提出的要求的时候，这一运动才能够革命地变革现存社会。工人阶级和科学法会主义的这种结合……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达到的。”[4]
以下几点被算成是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左派在大战前时期的错误：低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过高估计了“革命家在党内给予思想表述的那种群众意志自发地转变为行动的可能性”以及他们认识不到“列宁为新型的政党而进行的斗争的普遍适用性”。[5]
拉席察和拉聪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专著《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1971年版柏林）中，也研究了保尔·列维于1922年发表的罗莎·卢森堡的遗著《俄国革命》的手稿。他们反对利用这份不完整的文件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还力图缩小这一文件对全面评价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观点的重要意义。他们的论点如下：
1.罗莎·卢森堡“受到德国革命事件力量的推动，修正了她在布勒斯劳手稿中写下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从而向列宁的观点接近了”[6]。
2.罗莎·卢森堡存在“主观上的缺陷，即她对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律在理论认识上不足”，但是决不能从她的著作中推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证”来。
3.除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她在她的手稿中也没有否认这一点），罗莎·卢森堡还认识到苏维埃思想的伟大意义，因此她修正了她对俄国在革命后没有充分实现民主（特别是对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批评[7]。不过她认识不到“如果民主的社会内容改变，它的形式也必须改变”，这一点仍然是她的缺点[8]。
对于第三条论点当然必须提几点异议。罗莎·卢森堡固然认识到苏维埃民主的意义（而且在1906年就已经认识到了），但是依然保留了她从行政手段对出版自由、辩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注意：甚至对于无产者和无地农民）的束缚而预见到政治生活要死亡的观点。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论证中，一再指责罗莎·卢森堡没有认识到民主——用列宁的话来说——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9]。但是，这一定义是片面的，罗莎·卢森堡否定它，也是有道理的。这里涉及的不是工农群众和过去的剥削阶级中的极少数人的关系，而是新的阶级统治本身的组织。如果多数（或者更精确地说，那些懂得把自己成功地打扮为多数的人）对于被压倒的少数“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变成了民主的本质，那么，任何一种辩论、任何一种公开的意愿表达都会被禁止并被命令所代替。同时又决不能保证——甚至在成分相对一致的社会集团内部——多数的意志（不管它是实际上的还是名义上的）总是“正确”的。对于这里得到默认的犯错误的自由表示怀疑的正是罗莎·卢森堡，而且不是从1918年才提出来，而是在1903年她的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从列宁的建党理论可以得出这种论断，即一切重要的决定性政治问题都可以毫无疑义地、直接地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伸出来，掌握了这一理论的党的领导因此就有权以他们对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的正确理解的名义来领导劳动群众，把任何一种偏离的观点判决为对工人阶级、对革命、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并对之进行迫害。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是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的第一人。
在今天，也许必须反对列宁的列宁主义朋友们来保卫列宁，就象例如罗伊·麦德维杰夫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列宁至少是看到了甚至党内民主也有消亡的危险，看到了专政的官僚形式有占上风的危险。他趁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际强调说，这仅仅是由于各种情况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措施[10]。可是这一暂时的规定却被变成了非历史地绝对化了的列宁的组织理论的一个永久性组成部分。在当代的列宁主义政治家中，毛泽东敢于对这一理论作重要的修改。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承认党的领导也有可能犯错误，必须用相当强有力的群众示威或甚至群众罢工才能使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苏联，始终习惯于只是在以官僚主义方式将一个政治领导人免职之后，才由他的继任者作这种批评性的改正说明，而群众在这以后，照样象追随前任者那样一致追随这些继任者。
尽管民主德国仍然坚持列宁那时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是无可争辩的评价标准，但是对她的描绘已经比较符合历史面目了。另一方面，从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萨格勒布）和莱利奥·巴索（罗马）的书可以看出，她的著作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起着何等现实的作用。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史》中首先强调罗莎·卢森堡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定性批判中的贡献，然后批判地分析了斯大林把自发论的卢森堡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弗兰尼茨基试图为列宁受到的“极端集中主义”的指责辨解，他说：“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人（指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一伊·费注）把列宁坚决主张需要一个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党的观点变成了粗暴的集中主义，而‘卢森堡分子’（大概是指保尔·列维——伊·费注）又陷入另一极端，过分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和革命积极性而忽视了组织因素是首要因素。”[11]弗兰尼茨基坚持说，虽然罗莎·卢森堡后来（1906年）强调过党的先锋作用，但她对“群众的自发性、群众的创造作用”估计过高；他还认为——尽管他从1918年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中引了整整一大段——从罗莎·卢森堡后来在德国革命时期的观点看，她基本上已改正了她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但是弗兰尼茨基仅仅能够证明罗莎·卢森堡在苏维埃民主或立宪会议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这并不排除她仍旧坚持她在手稿中讲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需要的那些生存条件。手稿里明确地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12]
莱利奥·巴索也在他的著作《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中努力消除虚构出来的列宁和卢森堡的矛盾，但是他并不回避偶尔对列宁进行批评。他从列宁所接受的考茨基关于必须从“外界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输入阶级觉悟”的观点开始，根据《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国际章程论证这决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说，这些段落“说得很清楚，无产者是自动上升成为阶级和组成政党的，而对于通晓马克思思想的人来说，这就是提高到具有阶级觉悟；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这些理论家就不过是空想主义者，而当无产阶级终于达到了组成政党的成熟阶段时，理论家就只需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可见，理论家只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可见自觉性绝不是从外界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相反，理论家是根据无产阶级的经验得出他们的理论的。至于这些理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思考的工人，这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只要他们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就同这个阶级化为一体了。工人阶级通过官己的斗争获得阶级觉悟，这对于马克思说来是重要的。此外，只要提一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尤其是它的第三条，就足以弄清楚，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是不能从外界接受教育的（否则谁来教育教育者呢？），由于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觉悟只能逋过实践，而且是通过自己的……，通过斗争、行动、经验而形成”[13]。
考茨基和列宁承认自发性和觉悟的对立，巴索却更好地掌握了马克思的传统并据此认为二者之间有辩证的联系：“……由罗莎·卢森堡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认为，自发性-自觉性的关系并不包含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过渡：自觉性从自发性产生，它又在不断的教育过程中克服自发性；这种关系避免了破裂，使群众和政治积极分子之间、阶级和党之间、基层和领导之间产生一个持续的循环，它不仅朝一个方向转（自上而下输送自觉性），而是朝两个方向转，因为自觉性本身是从自发斗争的经验中产生的，并且从其中汲取营养。”[14]根据同斯大林主义打交道的经验，我们在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要是一个超越于一切批评之上并且受到制度的保护而免受批评的领导声称，它已经从理论上对劳动群众的经验进行加工、概括并依据它作出实际的决定，这自然是不够的。如果这一“循环”中断，变成了一条下达命令的轨道，必然会发生象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在他的《转变的书》中生动地描写过的事：“要是犯了错误（指共产党内——伊·费），受惩罚的是批评错误的人，而犯错误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职位上。他们很快就不再是最优秀的人，而仅仅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就再也不会正确地描述情况以便让人们开展有计划的行动了，而如果事先没有得到不了解情况者的同意，那些至少还能根据经验了解情况的人就什么事也不能做。苏联的下达任务者再也听不到他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因为秘书不向他报告这种靠情。面对这种情况，优秀的人产生了怀疑……”[15]。卡尔·多伊奇把这个过程称作“病态的学习”。他却把权力叫作“毋需学习的可能性”。如果接受这个定义，那么倒过来就意味着，当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时，中央就逐渐停止学习（因为它不是“必须”学习的）。那么，民主如果是有效的，它就是一种强迫当权者（代表、领导）经常向群众学习（不仅仅是口头上讲）的制度。根据这一理由，莱利奥·巴索也认为罗莎·卢森堡强调必须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和布朗基-雅各宾分子的集中制是正确的[16]。
巴索虽然没有批评那种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所谓卢森堡的“自发理论”，但却也批评她“对群众的自发的首创精神过份信任”。[17]不过她对革命群众的重视显然是由于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所采取的制动态度。莱利奥·巴索概括地说明了罗莎·卢森堡关于党和阶级的关系的观点：“罗莎·卢森堡承认……领导的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低估了领导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认为她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种领导因素不能仅仅属于领袖们，把群众排除在外并且凌驾于群众之上，因为没有群众的自发参加和直接经验，要提高阶级觉悟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是达不到的。领导和自发性决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因素，而是一个合题的两极，这就是说，没有群众的经验就不能培养领袖的才能，而领袖的才能又是成功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是有一个条件，即领袖要依靠这种才能不断地深入了解群众的觉悟。”[18]
卡尔·考茨基认为，罗莎·卢森堡属于工人运动历史中一个已终结了的时期，相反，巴索却深信她今天仍旧在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今天，“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已把西方无产阶级中的多数引向全面投降；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主义又拒绝必要的妥协，企图在‘此时此地’进行全面革命，在同时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卢森堡关于日常工作和最终目的的合题就更有必要了”[19]。
如果把这几部新的著作给人的印象综合起秦，那就是保尔·弗勒利希的观点已开始逐渐不同程度地流传于各地。
译自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197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357-367页。
（刘绮 译 殷叙彝 校）
[1] 指1973年的情况。1975年已出至第5卷。——译者注。
[2] 安·拉席察、君·拉聪《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1971年柏林德文版；安·拉席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论民主就社会主义的关系，德国左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历史科学杂志》1971年第19 年卷》；安·拉席察《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论和平利社会主义的 辩证法》（《历史科学杂志》 1971年第19年卷）；君·拉聪为《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1969年莱比锡德文版写的后记，安·拉席察、君·拉聪《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71年第187页以下）。——伊·费恰尔注
[3] 安·拉席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 879页。——伊·费恰尔注
[4] 同上，第880页。——伊·费恰尔注
[5] 安·拉席察：《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第881页。一伊·费恰尔注
[6] 安·拉席察、君·拉聪《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第433页。拉席察在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对民主的理解的文章里甚至说，“现在，既然他们自己已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罗莎·卢森堡关于自由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错误观点就无立足之地了。”这样就把罗莎·卢森堡的一种深刻 的政治信念变成了一时的策略错误。对于“思想相同者”来说，并不需要先要求政治上的言论、集会和组织自由，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保持不同意见的权利，政治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伊·费恰尔注
[7] 安·拉席察、君·拉聪《罗莎·卢森堡在得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第437 页。——伊·费恰尔注
[8] 同上，第441页。——伊·费恰尔注，
[9]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1页。——译者注
[10] 参看罗伊·麦德维杰夫《反对派中的苏联公民，为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辩护》 1973年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德文版第6章注1 ，第341页以下。麦德维杰夫在这里指出，在斯大林时代以来流行的解释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党内组成派别的决议的说法中，隐瞒了由具体情况造成的这一决定的特殊性质，也 隐瞒了以下的事实，即明确地规定“在各种专门的书刊利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给被击败的少数“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之间能对各种问题交换意见”（《联共决议汇编》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376页以下）。——伊·费恰尔注
[11]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72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329页。——伊·费恰尔注
[12]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1968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3卷第136页。——伊·费恰尔注
[13] 莱·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1969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11页。——伊·费恰尔注
[14] 莱·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1969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12页以下。——伊·费恰尔注
[15]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著作集》第5卷第539页。——伊·费恰尔注
[16] 莱·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1969年法兰克福德文版第113页以下、118页以下。——伊·费恰尔注
[17] 同上，第118页。——伊·费恰尔注
[18] 同上，第121页。——伊·费恰尔注
[19] 莱·巴索《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辩证法》1969年法经克福德文版第148页。——伊·费恰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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