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俄国的革命（摘录）[1]

〔英〕彼·奈特尔

1969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俄国二月革命第一次突破了帝国主义大战中令人沮丧的均势。当然，谁也不曾想象到，彼得格勒的事件会最终导致俄国脱离反德同盟。与此相反，人们还以为，一个较得民心的政府会更加坚决地把战争进行下去。谁都不很清楚，对这一事件应作出怎样的判断，它对于德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来说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罗莎·卢森堡最初的反应是属于个人性质的：“多年来被关押在莫斯科、彼得堡、奥廖尔或里加的监狱里的我的一些老朋友现在获得了自由。这使我在这里的狱中生活变得比较轻松一些！真是奇特的变换位置。对吗？但是我很满意，我为他们得到自由而感到高兴，即使这样一来恰恰会使我获释的可能性减少了……”[2]在1917年7月，以及在第二年再一次出现一个问题：罗莎是否应当申请俄国国籍，好让政府把她驱逐出境。另一种办法是对著名的革命者进行特别交换。当时曾经考虑过对卡尔·李卜克内西采取这种特别交换的可能性。罗莎一度犹豫不决，最后拒绝了这种办法。她希望为迎接德国革命作好准备。而这个革命总有一天会到来的。这是唯一应予考虑的，即使这对她来说意味着将在监狱里关押更长的时间。[3]
　　有关俄国事变的消息，罗莎都是从报刊上得到的，而报刊很谨慎。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发布了有关报道俄国事件的明确指示。
　　报刊不能发表有关革命所建立的新宪制的消息，“因为它指明在进行一次革命时应当采取的道路”。虽然十月革命无疑对德国是有利的，但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只允许发表那些能够对德国人民起恐吓作用的有关苏维埃国家的报道；“但禁止发表一切有关俄国革命家的活动的消息”。[4]
　　罗莎·卢森堡在1917年4月的《斯巴达克书信》中所作的第一次正式反应同样是谨慎的。[5]她的分析是历史的，回顾性的，这是没有把握的明显标志。她只能援引1905-1906年的事件，指出自由派这一次又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是正要转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必须懂得，今后的进展只取决于它自己。罗莎列举了最近的目标：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剥夺大地产，但首先是结束帝国主义大战。呼吁和平是必须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中的第一个要求，这并不是希望这一要求会得到实现，而只是把它当作发动工人的手段。这是罗莎对于一个纲领的老的看法。谁想要理解斯巴达克派对布尔什维克在不到一年之后出乎意料地缔结和约的反应，就必须懂得这一点。要求和平只是一种武器，但是人们并不期望会真正实现和平。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罗莎详细驳斥了德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下列论断：反对俄国的战争是为争取从沙皇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服务的。
　　“但是德国无产阶级由于俄国的事件也面临着一个涉及它的荣誉和命运的问题。
　　只要在所有交战国家里都是一片墓地般的寂静和死尸般的顺从，无产阶级不起作用就是一种国际性的共同负责的过错，一种世界性的共同不幸，所有的方面对此都应承担责任，即使程度不同。然而，既然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公开的革命打破了'国内和平'，那么德国无产阶级继续平静地支持战争行动就是直接从背后打击了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在东线作战的德国军队已不再是反对‘沙皇制度’，而是反对革命了。——当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这肯定已经开始并将日益扩大，——德国无产阶级坚持当驯服的炮灰的立场就变成对俄国兄弟们的公开背叛。
　　'在俄国打响了第一枪。’俄国自己解放了自己。谁将把德国从马刀专政、易北河以东普鲁士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种族灭绝者之下解放出来呢？”[6]
　　在1917年5月出版的下一期《斯巴达克书信》中有罗莎·卢森堡的两篇长文。[7]当时，她有时间进行阅读和思考。这一次她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彻底地研究当前的局势。
　　“在充满了霉烂空气的欧洲，人们将近三年来几乎要窒息了，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流进了新鲜的令人振奋的空气……当然，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使以最大的英雄气概也无法冲破〔世界大战的〕这个罗网。俄国革命将自行发展成一个国际问题。俄国工人由于他们的和平意图确实不仅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已经懂得如何制服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同英国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发生极为尖锐的冲突……而德国资产阶级又怎样呢？……它也许可以利用俄国无产阶级，以便尽早地摆脱战争。德国帝国主义正陷于困境，它现在在西线和小亚细亚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而在国内还没有找到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它愿意尽快地在保持起码的体面的情况下摆脱困境，以便不受打扰地重新为继续战争拼凑力量和武装起来……这是同协约国列强一样借助于俄国革命来做帝国主义的投机买卖，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进行。西方列强想使革命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倾向适应帝国主义的利益，想利用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倾向为自己服务，以便逃脱面临的军事失败的危险。唉！为什么不呢？我的先生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干得如此出色，竟把发动灭绝种族的战争伪装成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解放行动’，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应当帮助陷入困境的‘解放者’从日趋恶化的战争的不妙处境下摆脱出来。”[8]
　　在德国外交部的同意下帕尔乌斯通过幕后活动为谢德曼充当德国和俄国之间调停人的角色作了安排。斯巴达克派对这些活动略有所闻，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计划的提出者的目的。罗莎感觉到，艾伯特和谢德曼在哥本哈根的倡议是德国官方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就是：同俄国革命者合作，反对那些主张继续进行战争的俄国自由派。她确信，这种接近的尝试“至多只会得到形形色色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一顿脚踢”，但是她错了。帕尔乌斯在这一阶段越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促使德国当局直接同列宁，而不是同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进行谈判。[9]
　　罗莎·卢森堡非常正确地分析了各交战国家及其追随者的利益之后，再一次转过来分析俄国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她认为，现在才第一次能够谈到进行一次真正的解放战争，一次防御战争，她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曾描述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
　　“革命的爆发和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立即在俄国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保卫祖国的战争，而按照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似乎在所有国家都是保卫祖国的战争。工人和士兵群众迫使米留可夫先生及其同伙立即收回了他们的美妙的君士坦丁堡梦想以及使大家都满意的‘民族民主的’瓜分计划，保卫祖国的口号当真付诸实行了。但是，只有当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革命的成果及其继续顺利的进展得到保证，俄国无产阶级才能真心诚意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他们，俄国无产阶级，是目前唯一真正捍卫自由、进步和民主事业的力量。”[10]
　　罗莎的观点在这里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列宁的观点。从俄国方面来看，还是老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现在不是由尼古拉和他的大臣们而是由克伦斯基和齐赫泽来领导，对此必须使用同过去完全一样的手段来加以反对，也就是说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德国的援助在内。从德国方面来看，俄国革命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是应该加以捍卫的，以防止强大的顽固的德国反动派的侵犯，德国反动派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也许愿意同俄国缔结和约，但是从长远来看则宁愿扑灭这次革命。这就是斯巴达克派在随后的十八个月中的基本立场。斯巴达克派承认，为了开辟新的革命前景，和平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和平不应当使帝制的德国成为胜利者。在这个方程式中的未知数就是德国革命。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协定中，一个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另一个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不断”革命的动力。在缔结这个协定之前，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的监狱中宣布，俄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发展。只有当俄国革命引起在其他地方，首先是在德国爆发革命，它才能够长久地获得胜利。这是决定性的因素。谢德曼关于在俄国革命和德国帝国主义之间缔结和约的谈判只是为了说明其荒谬绝伦才被提到。罗莎对于帕尔乌斯，卡尔·莫尔和德国外交人员的频繁接触、对于列宁及其周围的人员即将进行的乘密封车厢通过德国的旅行一无所知。她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她和她的朋友们当前的任务是在德国引起革命爆发。从今以后斯巴达克派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要能够唤醒群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利益所在，那就好了！为此罗莎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没有人听她的话，人们关心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去拯救俄国革命，她的语调就变得愈来愈尖刻挖苦了。
　　斯巴达克派热烈地欢迎二月事件，并且在德国为之进行最广泛的宣传。《斯巴达克书信》（罗莎曾在其中发表了自己的两篇文章）公布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系列文件和号召书。斯巴达克派其他文章的作者坚决支持卢森堡的观点。1917年8月[11]发表的一篇题为《刻不容缓的当前问题》的文章的无名作者预言在俄国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接着写道：“但是这里开始了俄国革命的命运。如果没有一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及时地给予支援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注定要遭到一次令人震惊的失败，巴黎公社的命运与之相比将只不过是一场儿戏。”[12]
　　这里可以看到罗莎·卢淼堡在短期内有过的很深的悲观主义的最初迹象，这种悲观主义是她对于俄国革命的观点以及后来对于德国革命的观点的特征。她不可能公开地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尤其是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1917年4月她写信给马尔塔·罗森鲍姆：
　　“俄国发生的美好事情对我的作用就象是一帖延寿剂。来自那里的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我担心，你们对此没有予以充分的估计，没有充分感觉到正在那里取得胜利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这必定而且将要对整个世界起解放的作用，这必定会扩散到整个欧洲，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战争再也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13]
　　但是这种热情只适用于遥远的将来。一个时代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当罗莎的朋友们开始对最近期间作出最有利的预言时，她泼了一盆冷水：“不能指望那里（在俄国）取得持久的成功，但是无论如何那里为夺取政权进行的准备就已经是对于这里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整个酣睡的国际是当头一棒。”[14]在十月革命以后她还更加坚决地预言：“当然，他们〔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混乱中将无法维持下去。”[15]她在这里也表达了斯巴达克派的共同信念，同时也促成了这种信念。不过在十月事件以后克拉拉·蔡特金和梅林更加乐观一些。
　　十月革命的直接背景以及列宁的和平政策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的真正意义在德国谁也不清楚，也许德国政府除外。左派，特别是在监狱中的领袖们，没有能力把俄国事件中的不可避免的和特殊的，历史的和“人为的”因素区别开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看到使布尔什维克得以生存下去的因素。至于说到他们在认识到这些因素之后不赞成这些因素这个事实，以及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此作出判断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另一回事。
　　1917年7月，罗莎，卢森堡从弗龙克要塞转移到布勒斯劳监狱。她在那里的行动自由要少得多；接待探望的情况以及其他方面的待遇都变坏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她的转移是作为对破坏纪律的处分而采取的行动，或者是由于当局听到了通过玛蒂尔达·雅科布和马尔塔·罗森鲍姆偷运秘密材料的风声。
　　“我在这里过着一个囚犯的正常生活，这就是说我日日夜夜被关在我的牢房里，只看得到对面的男子监狱。当然，我被准许在下面的庭院里随意地散步，但这是一个位于监狱建筑物中心的普通的铺着石块的大院，犯人们在那里跑来跑去干活，因此我在那里逗留时只限于进行医生为保持健康而规定的最低限度的运动，而且即使在散步时我也尽可能少看周围。我现在的境况同弗龙克相比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落千丈，但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抱怨，而只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暂时不能给你们写象过去从弗龙克习惯写的那些充满了玫瑰的花香、蔚蓝的天空和云雾的面纱的书信。”[16]
　　此外，她的健康状况又一次恶化了：“一个半星期以来，我的肚子很不舒服，以致我不得不躺了一星期之久，即使现在我也主要靠热敷和薄汤为生。原因我不清楚，大概是由于总的生活条件突如其来的恶化在神经系统方面引起的反应。”[17]
　　从1917年底起，罗莎·卢森堡对斯巴达克派的政策和策略的影响下降了。这一部分是由于她个人的情况、一部分是由于总的形势造成的。在布勒斯劳她比过去更加同外界隔绝，因此更多地为自己的事情操心。她是《斯巴达克书信》的主要鼓舞者：没有罗莎的经常撰稿它就丧失了许多光彩。此外，罗莎最亲密的政治友人们开始失去同事件的直接联系。1918年3月24日利奥·约吉希斯被捕。官方知道，它通过逮捕约吉希斯就是逮捕了斯巴达克派的主要组织者和罗莎·卢淼堡思想的宣传者。[18]还没有被捕的领导人现在只剩下梅林、迈耶尔和列维。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反对派当时的发展是不利于斯巴达克派施加影响的。全国爆发了两次罢工浪潮，一次在1917年4月，另一次在1918年，这是第一次具有明确政治反响的罢工。斯巴达克派虽然用传单和号召书来支持这些罢工，但对它们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19]从这些罢工中产生了一个松散的工人组织，它以柏林的大企业为依靠，成为工人委员会的最初萌芽。虽然数以千计的起来反抗的工人被捕或应征入伍，这个组织在战争期间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它以“革命工长”作为自己的政治表现形式，后来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期间，这个“革命工长”组织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斯巴达克派从1917年底起注视着德国的事变，但无法影响它。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太正直了，不会要求起目前他们无法起到的领导作用。李卜克内西的通信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他只能自己写札记对发生的事情经常进行评论；在罗莎的信中只找得到对德国形势的粗略的绝望的评述。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们集中精力于一个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他们的意见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这就是俄国革命。
　　她并不属于最早公开表示赞成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胜利的那些人之列；这可以归之于技术上的困难。从拉狄克在不来梅的老朋友以及从克拉拉·蔡特金那里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评论。[20]两篇文章虽然强调了危险和困难，但毫无保留地赞成布尔什维克。罗莎在11月24日写给路易莎·考茨基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你为俄国人感到高兴吗？当然，他们在这场混乱中将无法维持下去，这不是因为统计资料表明俄国的经济发展很落后，象你的聪明的丈夫所估计的那样，而是因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是由一些卑鄙可怜的胆小鬼组成的。他们将冷眼旁观，听凭俄国人流血至死。但是这样的灭亡比‘为祖国而活下去’更好，这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它的痕迹将永世不会消失。我期待最近几年还会发生很多大事，只是我不想仅仅通过牢房的窗栏来赞叹世界历史……”[21]
　　在一个星期以前，她写信给玛蒂尔达·符尔姆：“我心中很为俄国人担忧，可惜我预料列宁主义者不会取得胜利，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样的灭亡倒比‘为祖国而活下去’更好……”[22]
　　12月中旬，了解到同布尔什维克的和平谈判马上就要举行，罗莎在私下的评论尖锐得多。
　　“啊，这些布尔什维克！当然，他们的那种和平狂热现在也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归根到底，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应当为魔鬼从俄国革命中获得利益承担责任的是另外一些人……因此，让我们把自己门前打扫干净吧！事情总的来说是宏伟壮观的，并且还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23]
　　斯巴达克派对于十月事件的第一次公开评论，对俄国革命者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以奇怪的方式互换了角色。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谈判的前景表示欢迎。他们企图利用俄国的事件来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它缔结一个符合考茨基原来计划的没有兼并的“公正的”和约，[24]于是他们接过了斯巴达克派的口号：如果无产阶级中有些人幸免于难的话，那么必须首先不惜任何代价缔结和约。斯巴达克派则与此相反，认为现在同俄国缔结和约只对想要消灭俄国革命的德国帝国主义有利。1918年1月《斯巴达克书信》中的《历史的责任》一文流露出烦恼和不安，匿名作者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抉择中找不出任何良好的东西。在缔结停战协定后，现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单独和约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现在需要把自己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即和约问题上的政策看作取得成功的，并且也向俄国人民把事情说成这样，这从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对事情进行冷静的考察，就会看出这是另一回事。
　　东线停战的直接影响仅仅是德国军队从东线转向西线……德国军队在康布雷附近以及在南方的最后的浴血挺进，在意大利的新的‘辉煌’胜利就已经是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十一月革命的后果……它〔德国帝国主义〕由于到目前为止的困难处境不得不戴上有道德的克制的假面具，它将首先高兴地把这个假面具抛给谢德曼之流，并且迫使别人接受一个“德国和约”，因为如果存在上帝的话，大家知道它总是站在强者一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单独和约的角度出发，对全面和约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那他们就是在进行自我欺骗。在俄国革命中‘笑在最后的人’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兴登堡和泛德意志主义者。”[25]
　　1918年1月，信心和希望都落到最低点。这位匿名的耶雷米阿[26]提不出一点好建议；所有走向好转的出路都堵塞了。这篇文章听起来就象是一篇墓志铭。
　　“〔俄国革命〕只有作为欧洲革命的序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与此相反，欧洲工人、德国工人继续对紧张的局面采取友好的旁观态度，只充当一个不付门票的观众，那么，俄国的苏维埃统治就只会遭到和巴黎公社同样的命运。
　　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现在已经表现在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各种各样明显的困难之中。要说明（即使不是为之辩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最后甚至同德国的政府派社会主义进行勾结，只有指出他们是在拼命探索德国无产阶级行动的出发点。他们同兴登堡和黑尔特林（德国新首相）进行谈判，这在他们看来也许只不过是可悲的必要性，这件事固然使德国的情况显得一片光明，但也没有给彼得堡统治者蒙上阴影。但站。他们企图通过象帕尔乌斯一谢德曼这样的肮脏渠道来使德国群众受到革命感染，这对他们来说也应该是意味着一种轻率的暧昧行为，这同布尔什维克一向极端严格的道德和毫不宽容的精神是很不相称的。”[27]
　　这是德国左派发表过的对布尔什维克最尖锐的公开批评，它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阴暗时期的很深的悲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怨恨。
　　1918年3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后，斯巴达克派的公开言论令人惊异地重新变得比较友好。列宁曾作了很大努力来为单独和约进行解释和辩护；他完全正确地感觉到，这一步骤会在德国遭到不理解和不满。“我们清楚地了解布列斯特条约带来的一切困难”——他在受到热烈鼓掌的情况下宣告说，“我们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共同努力，找到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他还为德国工人没有行动起来进行辩护，——也许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行动？“有人责备德国工人没有进行革命，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革命不是按定单进行的……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28]他还说“……〔德国〕劳动群众将来不能不说：是的，他们〔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是对的。”[29]
　　除了克拉拉·蔡特金（她的热情主要是感情方面的）及其人数不多的不来梅小组之外，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从历史上为之辩护的首先是弗兰茨·梅林。早在1917年底他就公开地运用了罗莎·卢森堡只是在她的私人书信中提出的那种从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的方法。
　　“革命是一次很长的呼吸，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各自需要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获得成果，而同俄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非常巨大的问题相比，英国革命，甚至法国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很小的，甚至可说是微不足道的。”[30]
　　梅林在整个1918年都是按照这样的思想发表意见的。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公开为俄国革命者辩护（整个斯巴达克派都承认，罗莎·卢森堡也勉强承认，这是一个必要的任务）。甚至李卜克内西在卢考监狱中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他所写的尖锐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的一篇文稿的页边加了一个附注：“不要发表！要作很大的保留，因为还不十分了解情况！只供讨论。我们必须提防原则上的反列宇主义！从德国方面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批评必须极端谨慎和非常小心！”[31]梅林的态度比较积极。他对策略不感兴趣。尽管他能够怨恨别人和怨恨自己，但是他真诚地喜爱非个人的历史过程。在罗莎·卢森堡面对肉体消灭和工人阶级的痛苦而感到惊愕的时候，在列宁评定死亡和破坏对于革命目标的价值的时候，梅林则看到抽象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与日俱增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尽管他也批评单独和约）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将会坚持下去的信念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的；无论如何梅林的态度决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一个论断的证据，根据这一论断，似乎布尔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最好地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斯巴达克派激烈地转向布尔什维克（姑且完全撇开梅林的个人动机不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想陷入在1918年1月的《斯巴达克书信》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否定立场的话。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后，德国军队在1918年春天和夏天占领了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大部分。对这种兼并最坚决地表示抗议并从而帮助布尔什维克，这是有关荣誉的事情；德国实际上重新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由于单独和约而引起的良心问题已成为过去。此外，曾经对俄国二月事件和十月事件表示欢迎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现在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17年11月15日考茨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俄国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令人满意，根据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梅林1918年1月5日在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驳斥了这种观点；连罗莎也公开地和在私下嘲笑考茨基的论点。当问题涉及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和考茨基的时候，罗莎立即支持布尔什维克。[32]
　　俄国革命的“很长的呼吸”妨害了不久发生一场德国革命的机会。罗莎不准备公开说出这一点；梅林则说出了。他在致布尔什维克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如果我至少能把有关德国工人活动的较好消息告诉你们，那该多好！但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象油迹一样在不断扩散，尽管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愈来愈遭到破产。”[33]梅林通过宣布德国革命运动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整个斯巴达克政策的失败；谁说了A，就必定也要说B。“我们只是在一点上犯了错误：也就是我们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从组织上加入了这个党——当然是在保持我们独立的观点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推动他们前进。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34]此外，恩斯特·迈耶尔也在1918年9月5日几乎按照同样的精神写信给列宁。[35]
　　罗莎·卢森堡曾透露，她打算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她对俄革命的批评，她力图促使梅林也这样做。一切使她改变这种想法的尝试看来都是徒然的。[36]她在长久沉默之后于1918年9月在《斯巴达克书信》中发表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批评；编辑部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表示不同意见的附注。[37]她写了更加尖锐的第二篇文章，她在其中抨击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附加条款。
　　这一次列维、迈耶尔和勒维内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38]在第二篇文章送到柏林以后（象通常一样由玛蒂尔达·雅科布转交），保尔·列维来到布勒斯劳，以便向这位桀傲不驯的女批评家彻底说出自己的意见。关于这次会见我们只掌握他自己写的十分简短的报道。[39]
　　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列维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许是在最后十年里唯一的一次罗莎听从别人的劝阻而放弃发表自己的文章。当然，最后使她信服的只是这样一个论据：她的言论可能被敌人利用。但是在列维离开后，她立即坐下来写了一份草稿。她在1918年9月通过一个中间人把这份草稿交给了列维。她向他保证：“我这本小册子是为您写的。即使我只能说服您。那我也就没有白费力气。”[40]
　　因为实际上这是一次个人之间的讨论。所以罗莎能够比在准备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更加直截了当、更加详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完全就象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写的札记里毫无保留地倾吐自己的思想一样。她从原则上着手分析问题。她的文章不仅是对俄国革命的评论，而且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的批判。在这本结构严密的著作的开头部分说了一些赞扬的话。
　　“列宁的党是唯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它通过提出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保证了革命向前的进程。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解决了‘人民的多数’那个著名问题。这个问题从来就象是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一座大山……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列宁和同志们在决定性时刻提出了唯一能向前推进的口号即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受迫害受毁谤的非法的少数（其领袖不得不象马拉那样藏在地窖里）成为形势的绝对主宰。”[41]
　　这一段话经常引起疑问。布尔什维克把这一段话解释成是对他们的政策的完全赞同，这种赞同只是由于随后的、因不了解情况而提出的批评而稍微削弱了。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则把这段话理解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她仍旧希望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统治中看出民主制来，当然是不惜违背逻辑和对情况的全部考察的。而且从形式民主制观点来看，布尔什维主义多数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荒谬的。但这也并不是罗莎·卢森堡的意思。在她看来，问题不在于选举和委托书。她所说的“争取多数”同她1910年至191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所鼓吹的主张是一个意思：用革命行动代替静止的反对派立场，用运动代替僵化。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行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革命时期，取得了向前的突进，并且暂时地把群众争取了过去。但是她在一般的赞扬之后具体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土地政策。不能根据苏维埃政府没有立即把大中地产收归国有这一事实就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要求或者期望列宁和同志们在他们统治的短暂时期内，在国内和国外斗争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状态中，在四面受到无数敌人的压力，碰到种种阻力的情况下，竞能解决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最困难的任务），或者哪怕仅仅着手去解决这一任务，这可以说是开一个蹩脚的玩笑！……一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如何必须做一件事：采取措施来促使后来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那些基本前提得到实现，它至少必须避免做妨碍它采取这些措施的一切事情。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农民立刻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口号恰好一定会朝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它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创造了一大堆不可克服的困难……列宁的土地改革给农村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42]
　　（2）民族问题。在这一部分罗莎·卢森堡强调了她始终不渝为之辩护的关于俄罗斯帝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论点。把自决权不加考虑地给予所有的民族集团，不论其大小，这是一个错误；例如，给予乌克兰人，而他们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少数学究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滑稽剧”。
　　“这简直就象是沿海地区的人在随便哪一天早上想按照弗里茨·罗伊特的说法建立一个新的低地德意志民族和一个国家一样。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把他们关于……的这一可笑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人为地夸大成一个政治因素。起初这只是一种滑稽剧，他们却赋与它以某种重要意义，一直到这一滑稽剧成为十分严肃的事情：并不是成为一个认真的民族运动，因为这种运动过去和今后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而是成为反革命的招牌和集合旗帜！德国的刺刀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孵化出来的。”[43]
　　这些话几乎同样可以用来反对波兰社会党。但是随后的论证则是更加原则性的。
　　“‘民族自决权’……成了一个战斗口号，即将发生的国际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世界的清算就将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显然，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词句和目前成为对国际社会主义最大威胁的整个民族运动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谈判而特别加强了……从这一局面产生了恐怖和扼杀民主。”[44]
　　无论是特殊的或一般的论点都不是新的。然而，结尾处把民族运动同恐怖联结在一起的直觉则是很出色的。由于政府采取情误的策略，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使得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边缘地区有可能产生强大的敌对运动，现在政府不得不采取最激烈的措施，以便至少保持剩下的地区。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各民族的离心力最终引起的反响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的镇压政策。这三位非俄罗斯人在实践中代表了完全不同于列宁的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列宁在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之前不久曾试图约束他们的恐怖政策，但无济于事。
　　（3）立宪会议和选举权。小册子的下一部分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对待立宪会议以及在选举权问题上的政策。罗莎·卢森堡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驱散了他们自己召集的立宪会议，还因为他们限制了某几类人的选举权。后来她收回了她在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问题上的批评，但仅仅是在这些问题上。
　　她重新从原则上考察了策略问题。她反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他是随时能拿出理论来的），根据他的理论，国家机构有自行其是的倾向，当它不再反映实际状况的时候，就必须加以清除：这是一种对僵化的担心，这种僵化在苏联的宪法实践中至今还存在着。罗莎用她关于群众对国家机构的影响的老的论点来反对他：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滑稽地翻起筋斗来呢？……为什么每当工厂、车间和大街上发出喧嚷声时……形形色色的小谢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中找到革命的声音呢？”[45]
　　罗莎·卢森堡不仅批评解散立宪会议和限制选举权，而且批评“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敌人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要为这一侵犯自由和权利的行为辩护，上述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笨重性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46]
　　从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意味着：苏维埃政府最好是保持目前的家机构，保障完全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等。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应当成为将来的榜样，未来的最后革命（在德国？）的榜样；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应当用背离和妥协的代价来保持政权。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即使这会损害策略的成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罗莎·卢森堡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提出任何具体的纠正办法。她所写的总的说来不是为了布尔什维克，而是为了将来，为了德国革命者。归根到底，现在是不重要的；现在、过去和将来有着同样的重要性。罗莎以为俄国群众会向立宪会议施加压力，推动它前进并且关心它继续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她是错了，情况恰好相反。罗莎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在国内代表很小的少数；她只是模糊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的统洽不过是因为受到农民的宽容才得以保持下来，农民关心和平和土地更甚于关心社会主义。但是，同下面这个原则相比，这也只是次要的理由：在一次革命以后，不应任意地废除不合心意的机构和妨碍人民的生活；这种做法就必然会重复出现，成为恶劣的习惯，并使政府愈来愈脱离群众。
　　（4）专政。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专政问题。在这一章中也流露出同样的不安。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47]
　　当然，这不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辩护；罗莎所指的是那种按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民主制。无疑，这种民主制要以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怀有热情为前提。而这种热情却并不存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得到的印象是，布尔什维克自上而下实行民主制，而不是自下而上建立民主制，
　　“列宁……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督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48]
　　归根结蒂，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布尔什维克是否能站住脚跟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她和他们之间的重大的差别。她与其说害怕一个遭到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更加害怕一个遭到歪曲的革命。她非常认真地看待列宁的组织才能和要达到的目的，因此能够想象到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井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49]
　　当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控诉斯大林的体制时，如果他想起这些话，他可能也会这样说的！这些话包含了他在自己的长篇演说中所说的一切，只是表达得简要得多，人们只要用“一个人的专政”代替“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够了，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
　　在结束语中罗莎再一次谈到纠正这些倾向的办法：“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50]
　　罗莎·卢森堡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她在德国曾为苏维埃制度进行辩护并且激烈地反对召开立宪国民议会；她曾表示愿意一笔勾销老的关于俄国问题的争论。她1918年12月19日在柏林会见拉狄克的时候没有再就过去的这件事情进行争吵；她曾向瓦尔沙夫斯基承认，她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哪些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些事实使后来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得以宣称，她收回了自己的全部批评。然而我觉得这是一个片面的论断。无疑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当她在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主张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时，她拒绝同1917年12月的俄国相比，因为德国还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府。在德国革命中，她没有兴趣去批评俄国的过去，这个事实比改变观点更为重要。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她在关于俄国革命的论文中主要关心的不是个别的政策问题。她研究了革命的基本事实并用寥寥数笔勾画了她所想象的未来的情景（她只有这一次这样做）。她的总的结论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她所批评的细节；她宁可把固定不变的、系统的原理运用到新的事实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说，她的推论方法是高度演绎的；她从一定的观点——她的观点——出发对事实作出判断，而不是——象乍看起来那样从她所知道的事实出发制定一个革命的理论。
　　同列宁相反，罗莎·卢森堡在党的生活和将来的公共生活之间，在党和革命后的社会之间不作任何区别；在她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从党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主义者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在她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接受甚至暂时巩固这种现状并把这一切称作稳定。她觉得这是极端荒谬的。如果只有在这样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那么罗莎就是坚决地站在第二国际的立场上了。与此相反，列宁在党和社会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别。他发展了一种关于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的理论，并用一切方法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然而他在革命后对待公共生活的态度则完全是从经验出发的。只要党很好地组织起来，它就可以容许任何的改变方针，克服任何的阴谋勾当，随意地加强或废除任何的社会机构。只有党的制度是重要的。除了政权问题之外，革命没有使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的观念发生多大变化；它停留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党的纪律不能松懈，而是要加强。只有这样，政府政策的策略改变才迅速顺利地得到贯彻。斯大林后来对这一观念作了进一步补充。首先他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地把党的铁的纪律扩展到社会；然后，他把打击的方向倒转过来，从地方到中央，既削弱了党的权力，也削弱了社会的权力。在使社会和党“保持平衡”中斯大林与其说接近列宁，不如说更接近罗莎·卢森堡；当然，他们的方法略有不同。
　　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论文现在被当作差不多有先见之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控告而受到赞扬。这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更公正地对待这篇论文，那就应把它当作是用罗莎·卢森堡常常采取的那种批评性对话形式（在这一场合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写成的关于理想的革命的阐述来读。谁喜欢看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础的批评，最好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找。

译自《罗莎·卢森堡和1917年十月革命》
1970年汉堡德文版第71-90页。
（辛庚 译）




[1] 本文是彼·奈特尔《罗莎·卢森堡》一书1969年科伦德文版第14章《在德国的监狱中，俄国的革命》中的一部分。——译者注

[2] 1917年3月27日致迪芬巴赫的信。见《致友人的信》第87-88页。

[3] 1917年7月29日致玛蒂尔达·雅科布的信，照相复制品，IML.，NL.2III-A/16，第20页。

[4] 萨克森邦中央档案馆，内务部。转引自《1917-1918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德国的革命事件和问题》，柏林德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博士阿尔伯特·施赖内尔教授编辑，1957年柏林德文版第282页。

[5] 《俄国的革命》。见《斯巴达克书信》第302-305页。我认为这是罗莎·卢森堡写的。

[6] 《俄国的革命》。见《斯巴达克书信》第305页。

[7] 《老鼹鼠》。见《斯巴达克书信》第322-329页；《复活节的两个消息》，同上，第347-351页。

[8] 《斯巴达克书信》第323-325页。

[9] 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第1卷第420-427页。

[10] 《斯巴达克书信》第326-327页。

[11] 奈特尔《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事业》1972年巴黎法文版第2卷第665页上写的是1917年10月发表。——译者注

[12] 《斯巴达克书信》第356页。从文风来看此文很可能是约吉希斯写的。

[13] 《致友人的信》第157页。

[14] 同上，第160-161页（1917年4月致马尔塔·罗森鲍姆）。东德历史学家利奥·施泰恩在描写德国左派对俄国革命爆发的反应时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欣喜而不是悲观的言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第79页）。

[15] 《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第210页。

[16] 1917年8月13日致迪芬巴赫的信。见《致友人的信》第126-127页。

[17] 同上，第127页。

[18] 《德国工人运动史档案研究》第4/III卷第1282页。又参看《文献和资料》第2卷第131页。

[19] 参看埃伯哈德·科尔布《1918-1919年德国内政中的工人委员会》（1962年杜塞尔多夫德文版第49页）中的概述和例证。

[20] 《工人政策》1917年11月14日第46期，克拉拉·蔡特金在1917年11月30日《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副刊上的文章。

[21] 《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第210页。这封信是在汉斯·迪芬巴赫去世后不久写的，当时罗莎非常悲痛，废了很大力气才能够写这封信。

[22] 《致友人的信》第55页（1917年11月15日）。“为祖国而活下去”这句话出自亨利希·海涅的诗歌《两骑士》，他在其中嘲笑了当时摆出英雄姿态的波兰革命流亡者。

[23] 《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第219页（1917年12月19日）。

[24]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25] 《斯巴达克书信》第406-409页。

[26] 旧约圣经中一个先知的名字。——译者注

[27] 《斯巴达克书信》第415-416页。我无法很有把握地确定这篇令人沮丧的文章的作者。这种不加掩饰的悲痛失望完全不合罗莎·卢森堡的心意。关于波兰和立陶宛自决的长篇论述使人们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约吉希斯。——关于帕尔乌斯和谢德曼的那一段话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1917年12月应帕尔乌斯提出的关于同俄国谈判缔结一项可能的合约的请求到斯德哥尔摩的旅行。这次旅行是在德国政府的知悉和同意下举行的。德国政府想对苏维埃政府进行非正式的试探，以便了解它的条件。帕尔乌斯从夏季开始同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办事处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俄国人最后不愿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谈判，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也不准备满足俄国方面的关于在德国开展真正的和平宣传活动的愿望。参看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第2卷第123页以及以下各页。

[2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513-514页。——译者注

[29] 同上，第31页。——译者注

[30] 《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31日。转引自施莱夫斯泰因《弗兰茨·梅林》1959年柏林德文版第317页。

[31] 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第34页。

[32] 《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第210页。

[33] 《文献和资料》第2卷第158页。

[34] 同上，第161页。

[35] 同上，第195页。

[36]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立场》（1922年汉堡德文版），见《克·蔡特金演讲论文集》第2卷第385页。

[37] 《俄国悲剧》。见《斯巴达克书信》，第453页。

[38] 参看恩斯特·迈耶尔《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见《红旗报》1922年1月15日。

[39] 保尔·列维为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一书所写的前言，1922年柏林德文版。

[40] 同上，第III-IV页。以下《俄国革命》引自《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06-141页。

[41] 《洛萨和·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15页。

[42]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17-118、120页。

[43] 同上，第125-126页。

[44]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26页。

[45]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29页。

[46] 同上，第133页。

[47]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34页。

[48]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36页。

[49] 同上，第136页。

[50] 《罗莎·卢森堡政治论文选集》第3卷第141页。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