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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利奥·约基希斯
1905年10月26日
柏林弗里德瑙
最亲爱的：
附上我的文章“论自治”。[1]收到你的电报后，我反复咀嚼电文，发现有一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即“文化利益不可能是自治的基础”。首先、我们在此要考虑的，不是“经济特点”（你的提法不太准确），而是阶级斗争。因为随着资本的分散，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在日益的地方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试图修改的缘故！《火星报》[2]的人（孟什维克）[3]，跟在资产阶级政客的身后亦步亦趋，机械地重弹“历史和经济特点”的老调，就像小孩模仿大人似的。这只能说明他们缺少批判的才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接受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提法，只有特鲁别茨科伊[4]和斯特鲁维[5]才会说好。我们的党，是阶级斗争的党，不是“历史规律”的党。
至于你的其他意见，我坚持自己的立场：
（1）我认为，粉碎特权、民族平等，是我们工作之中的重头戏；自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和结果而已。这是区分我们和波兰社会党以及他们的自治概念的关键所在。对于我们而言，共同利益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国家民族的团结，就是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波兰社会党的出发点，则是波兰的特色。其他的国家民族把他们的自治概念颠倒过来，于是就演绎出了一场以联邦主义的箴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家作主”、“解放自然力”——为基础的黄粱美梦。在做宣传鼓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奉行自己的逻辑主张。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准备就自治的问题，写一本小册子或一篇文章。
（2）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按照你的意思，把我的论文冠以“论自我管理”的题目的缘故。我想把它题为“国家的体制”云云，就像我们对莫斯科人说的那样，它是总纲和民族自治中的一个项目。切记，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我们活跃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党，而是从国家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波兰社会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在任何问题上维护我党的基本的国家性质。
好了，我想我的启发性见解，已经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吧？
你的罗莎
又及：关于标题，我的心里存在好几个疑问：“给所有的民族以保障”，听上去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不像是一个纲领性的要求“在纲领当中，应该要求特定的、具体的体制或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起向莫斯科人提出的那个说法（国家体制），现在似乎也同样的不合适。具体地说，我们现在应当为所有的民族提些什么要求？我认为应是：“保障居住在俄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民权平等，保障语言和文化自由（特别是在学校里），保障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自治。”
[1] 文章是以波兰语发表的，其英语译名为：“A Commentary to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纲领》）。
[2]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其编委会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谢罗德、扎苏里奇和波特列索夫。1903年，继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分裂之后，列宁离开了编委会，《火星报》此打便沦为孟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
[3] “孟什维克”是少数派的意思：在1903年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会议上，列宁领导的党派，虽然在整个运动中只占少数，但却通过运用议会手腕，以多数派的形象出现，并开始使用“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称号。因革命的组织问题发生的冲突，是俄党分裂的根本原因。
[4]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5）：莫斯科大学校长、哲学教授，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过一份请愿书。
[5] 彼得·斯特鲁维（1870-1944）：19世纪90年代“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楷模，后成为宪章民主党的领袖，反对十月革命，在内故中支持反革命分子，后移居国外。
感谢 陈先森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