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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汉斯·狄芬巴赫
1917年3月30日
佛龙克波森要塞
亲爱的汉:
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摆脱了黑夜的绝望,恢复了自制。今天,天上没有一缕阳光,整个灰蒙蒙的,而且还刮着寒冷的东风。我感觉像–只冻僵了的野蜂。在深秋第一次霜冻来临的清晨,你在你的花园里发现过这么一只野蜂吗?它六脚朝天,僵得像死去了的那样,小脚缩作一团,身上沾满白霜。只有等太阳将它彻底温暖,它的脚才会开始慢慢地活动舒展。然后,小小的躯体又会翻腾过来,最后笨笨地嗡地一声飞向天际。看到这样的野蜂,我总是责无旁贷地跪倒在它们身边,用嘴里呼出的热气,令它们起死回生。但愿阳光能够把我这个可怜虫从僵死中唤醒!与此同时,我也像路德那样、用墨水瓶[1]和心中的魔鬼展开斗争。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做出一些牺牲,容忍一大堆信的缘故。除非你给你的大炮填满弹药,否则我会用小炮轰得你不寒而栗!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在前线装填炮弹的速度,跟你写信的速度一样快的话,那么我对我们日前从索姆河和安克雷一线溃退的事实,就一点儿也不感到震惊了。如果在没有割到美丽的弗兰德平原这块肥肉之前就签署和平协议,那么你的良心肯定会不得安宁的。
多谢你寄来的里卡达·胡希论凯勒的小书。上个星期,在我心情最糟的时候,我饶有兴致地拜读了它。里卡达的确是才智过人,出口成章。但是,她那萎靡苍白、欲言又止、拘束呆板的文风,似乎有点弄巧成拙的味道。她那苦心经营的古典主义风格,似乎有点伪古典主义的成分。一个思想丰富、洒脱开放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自自然然地跟着感情走,又何必对自己不真呢?
我又重读了戈特弗里德·凯勒的《苏黎世中篇小说》和《马丁·萨兰德》。请不要狗急跳墙,但是我坚持认为,凯勒是既不适宜写长篇,也不适宜写中篇的他写的东西,只能说是关于那些早已作古的人和事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涉身其中。我只听到叙述者像老人那样,搜肠刮肚地絮叨美好的回忆。只有《绿衣亨利》的前半部分,才是活生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凯勒于我有益,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喜欢某个人,那么跟他坐下来聊聊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拉拉家常,不亦乐乎?
在我所经历的所有春天中,去年的那个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可谓感触良多。也许是因为它是我牢狱生涯开始后的第一春吧,抑或是因为截至目前,我已经精确地了解了每一丛灌木、每一片草叶,并对它们的生长情况了如指掌的缘故吧。你可记得,几年以前,我俩试图为一株花儿盛开的黄色灌木确定属种。你提议把它定为“金链花属植物”。那个自然不对。3年以前,我突然投身于植物学的研究。这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呀!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那个春天,我活得是多么的紧张充实呀!仿佛像发高烧似的!看到一种新植物、不知道如何分类,只有坐着干着急。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差点儿没急昏过去。每逢此时,格特鲁德就会动气,并且威胁要“拿走所有的植物”。但是现在、我在这绿色王国里如鱼得水,任意纵横。我征服了它,挟雷霆万钧之势。凡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东西,必然在你的身上开花结果。
去年舂大外出野游的时候,我还有个旅伴儿: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许你知道他这么多年是怎么生活的:议会开会、委员会开会、大会小会,东奔西颠,气喘吁吁,下了火车赶电车,下了电车坐小车,所有的口袋里都揣着笔记本儿,胳臂下夹着新买的、永远也没时间读的报纸。虽然他的整个身心,都浸透了大街上的油灰,但是脸上却永远荡漾着青舂温暖的笑容。去年春天,我劝说他稍徼休整休整,提醒他在议会和国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于是他,宋娅和我,就去田野和植物园转了很多次,看见白桦吐出的新花,他快活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有一次我们穿过原野,去了玛丽费尔德。你是识路的。记得吗?我俩是秋大踏着庄稼茬子去的。去年四月和卡尔去的时候,时值上午,出野里仍然覆盖着冬季作物的鲜绿。微风将天空中的乌云,追逐得东躲西藏。云破日出时,田野里金光灿烂;乌云蔽日时,又像绿宝石一样暗淡下来。好一场嬉戏!大家都默默地赶路。突然,卡尔止住脚步,开始怪跳起来,脸上仍保持着那严肃的表情。我愕然地、甚至有点害怕地望着他,问:“你怎么啦?”“我开心极了。”听到他那简单的回答,我们自然哄然大笑不止。
你最亲爱的 卢
又及:你想把我归类为兴登堡[2]的珍珠项链上的“一颗最漂亮的宝石”,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官方声明,我不是战俘。证据:我必须自付邮资。
[1] 据说马丁·路德曾用墨水瓶砸过魔鬼。
[2] 保罗·冯·兴登堡(1847- 1934):对俄战争的英雄,后任西线总司令,徳国民族主义的象征1925年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33年提名希特勒出任总理。
感谢 陈先森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