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第二部分[1]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模模糊糊憧憬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伯恩施坦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证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发展。最初，在《新时代》杂志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速度，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工业统计对比材料。而为了利用这个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纯粹累计的和机械的方法。但是，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伯恩施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论证也丝毫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折。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即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一定期限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第17页[2]〕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伯恩施坦在书中进一步发挥自己观点的时候引证了新的证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的统计材料。他以为统计材料表明股东在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阶级不是减少了，而相反地越来越增加了。伯恩施坦多么不熟悉这些材料，多么不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运用这些材料，真是令人吃惊！
如果他真的想用股份公司证明什么违反马克思的工业发展规律的东西，他本来应该使用别的材料。每个了解德国股份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均投入每个企业的创业资本几乎是不断减少的。这种资本在1871年以前约一千零八十万马克，1871年只有四百零一万马克，1873年三百八十万马克，1883-1887年不到一百万马克，1896年只有五十六万马克，1882年六十二万马克，从那时以来，总额在一百万马克上下摆动，但它又从1895年的一百七十八万马克降到1897年上半年一百一十九万马克了。[3]
多么惊人的数字！伯恩施坦大概会利用这个数字制造一个由大企业退回到小企业的完全反马克思的趋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反驳他说，如果你想用这个统计材料证明什么，那你就必须首先证明，这些统计材料指的是同样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会在当时有单个资本或有作坊或有细小企业的地方出现。但是你是无法作这样证明的，因为大股份公司过渡到中小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渗入新的部门来解释，而且如果在开始时它只适用于少数大企业，那么现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甚至适用于小企业了。（用一百马克以下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现了！）
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到的最辉煌的证明。
的确是这样！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许多小的货币资本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联合成一个经济单位，另一方面，是生产同资本所有权脱离，因此，这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引证的统计材料中所说的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又说明什么呢？这只不过说明，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像过去那样相当于一个资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资本所有者，因而“资本家”这个经济概念不再是指“个人”，今天的工业资本家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组成的，“资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里变成社会范畴了，它社会化了。
既然如此，伯恩施坦把股份公司这个经济现象恰恰反倒理解为资本的分散，而不是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扬弃”[4]的地方，伯恩施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施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拉斯看到的不是一万二千三百人合为一体，而是看到整整一万二千三百个资本家，因此，在他看来，工程师舒尔采也是个资本家，因为他从食利者缪勒那里得到了“一大笔股票”作为妻子的妆奁（见54页）[5]，因此，在他看来，全世界密密麻麻一大片都是“资本家”。[6]
但是，这里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庸俗经济学的谬论只是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基础。当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主而谈人们”（第53页）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从生产范围搬进财产关系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贫与富的关系中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顺利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被带到《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作者魏特林那里去了，只是有一个区别：魏特林正是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并且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施坦则相反，他是通过化贫为富即抹杀阶级对立的办法，也就是采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
当然，伯恩施坦不仅限于收入统计材料。他还拿出了企业统计材料，而且有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统计材料呀？这不是每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国家一个时期的材料。因此，他不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况作比较（除德国外，他重复了过去1895年和1882年的对比情况），而只是把不同国家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经占优势，那么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计算进去，即使在普鲁士这样先进国家，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在整个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情况也是一样（84页）。
他用这种办法要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么这种证明所根据的理论是，决定社会意图结局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施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但他在这里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指望暴力革命，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施坦却相反，他根据人民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多数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获得自己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也不是依靠多数人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依靠经济必然性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引导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上。
在谈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问题时，伯恩施坦本人只否认大的、普遍的危机，而不否认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认太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却承认存在一点无政府状态。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用马克思的说法——就像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像无政府状态这样的事，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施坦承认有一点无政府状态，那么商品经济的机构本身就会注意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强化到极大的程度——直到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保持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希望使这一点无政府状态逐步溶化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以生产方式为转移的东西。[7]
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惊人的混乱，要把它和盘托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问题有关，我们应当简单说明一下。
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劳动价值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第44页），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正直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本来可以容许马克思把商品的属性忽视到这种程度，使商品终于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正像可以让柏姆-杰文斯[8]学派自由地把除了效用以外的商品的一切属性抽象掉一样”（第41-42页）。
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都是一样的，都纯粹是抽象。可见，伯恩施坦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马克思发现的抽象人类劳动，其发达形式不是别的，正是货币。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天才的经济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农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货币的神秘的本质一直是一本不可理解的天书。
相反，倒是柏姆-杰文斯学派的抽象效用事实上只是一种思想映象，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没有思想的映象，是一种不能张扬的愚蠢，这既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负责，也不能由任何别的人类社会负责，唯一应该负责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伯恩施坦、柏姆、杰文斯和他们的一大批伙伴一样，头脑里装着这种“思想映象”，就是在货币的秘密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只能得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又是不用他们指点任何皮鞋匠也早已知道的：货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
可见，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但是，凡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
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封建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利润率学说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
这一点也是衡量伯恩施坦在他的书的结尾关于“二元论”（“分裂”）的一段话的尺度。他说：“二元论”“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在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也就是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罗·卢·），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第117页）
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
当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说明他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的二元论，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空想主义的残余”。一元论，即伯恩施坦的一致性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以便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
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看不到分裂即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为了至少是在形式上挽救社会主义纲领，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
可见，资本主义用以装扮自己的伯恩施坦的“合作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炼物”，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让步，而是对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过去的让步。
[1] 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斯图加特版）的评论。——卢森堡注
[2] 参看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
即小册子的第一部分《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一节中，「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到该节结束的部分。——录入者注
[3] 见王德博尔得《政治科学手册》。——卢森堡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编者注
[5] 本文中以下罗莎·卢森堡在圆括孤内注明的页码均为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6] 注意！伯恩施坦显然认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经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小民的证明。实际上，除了小资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谁还去购买例如1分尼或20马克这样的小股票呢！很遗憾，这个假设是根据一个错误的计算得来的：用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而这是两回事。可以举个例子。在采矿业市场上，其中就有南非边区的股票交易。其股票大部分的票面价值是1分尼（等于20马克）。但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43分尼（见3月底的行情表）。也就是说，不是20马克，而是860马克。一般情况平均都地如此。因此，“小”股份虽然听起来很民主，实际上大部分是中等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按票面价值获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卢森堡注
[7] 二版册去了这里的一个脚注：〔“的确，伯恩施坦对我们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第一组文章的有些地方的答复是相当广泛的，不过他还是露出了自己的狼狈相。例如，他为了轻易地答复我们关于他对于危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批评，竟认为我们把马克思的整个危机理论变成了未来的音乐。但这是随意曲解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说的仅仅是危机的通常的机械的周期的图式，确切些说，是仅仅适合于充分发展了的世界市场的十年一次循环的危机的图式。至于谈到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内容，我们认为它是对机构（Mechanismus）的唯一科学的表述，也是对迄今发生的一切危机的内在经济原因的唯一科学表述。
伯恩施坦对于我们其他的批评的答复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卡特尔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提供对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因为它们（如制糖业所表明的）只是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了尖锐的竞争。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回答说，这固然是对的，但是英国制糖业的尖锐竞争却有力地促进了果酱和罐头的制造（第78页）。这个回答使我们想起了奥伦多尔夫的语言自修课本第一部分中的会话练习：“袖子短但是鞋子小，父亲个子高但是母亲已经睡觉了”。
我们说，信用也不可能是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适应手段”，因为它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反倒更为加剧。伯恩施坦对于我们的这个论证也用同样的逻辑回答说：信用除了有破坏性外，还有积极的“创造”性，这一点连马克思也是承认的。对于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看到了社会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一切积极出发点的人来说，关于危机的这个论据是一点也不新鲜的。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信用的这种积极的、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特征性是否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实现，信用是否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还是像我们所指出过的那样，它本身反而蜕变为相反的东西，只会使无政府状态更加扩大。伯恩施坦一再重复的“信用的创造能力”（这的确是整个辩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在理论方面向来世逃避”，即向讨论范围以外的来世逃避。〕
[8]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者注
现译作，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录入者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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