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中国的土地问题 一 目前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翻开中国历史，每一次朝代的变换和社会大动乱的发生，差不多没有一次不是从农民群中暴发出来。从陈胜吴广到最近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动乱的主体总是农民；同时能够把握住当时农民的力量的，他便能够平定动乱，建立统治。 农民是决定中国政治唯一的主体，这当然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应有的现象。不过农民对于政治虽然有着主要的支配的作用，但本身却很自然地受着另一种关系的支配，——农民的生命是完全寄托在土地上面的。土地决定农民的生活，农民又决定国家的政治，那末农业的中国，土地问题的急待解决，实在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曾说：『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业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先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 又孙中山先生十三年八月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说：『农民是我们这个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 既然『中国之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须首先得到农民都来参加，才能够成功。那末我们现在试想一想，自十六年北伐国民党统一全国，经过大革命破坏后的中国农民得了什么解放，得了什么救援呢？水灾，旱灾，虫灾，匪灾，兵灾，苛捐杂税，农民由土地所得的是微乎其微，甚至一无所得，但负担却是一重一重的加上去，逼得卖妻鬵儿，有的铤而走险加入盗匪，抢劫绑架等案件层出不穷，这正证明了饥饿垂毙的农民除了冒生命的危险以外就没有生路可走了。 更严重的如湘鄂赣各省的匪兵，数千百万的农民被不合中国实际社会的共产主义麻醉着，于是一切奸盗抢劫，杀人放火的行动都公然活跃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部各省数万万民众固因共匪的骚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政府却也因几次的南昌告急，长沙失陷，感受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虽有军事当局的苦心应付，得免大患，然而危亡之祸，实已迫诸燃眉了。当然，在成千成万的共匪之中，主动的百不获一，胁从的却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可是我们试想那广大的农民群众，如不到了忍无可忍，而有一线生路可走的时候，共产主义不论怎样美丽好听，他们也决不肯活生生的走上死路啊。现在侥幸经过长期的围剿，政府耗费了不可计数的兵力财力，匪共是行将扫灭了。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次剿灭了，就可以高枕无忧，长享太平；因为匪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剿灭了就不会再有，如果不先解决土地问题，不改善农民生计，那末农民还是无路可走，征伐虽能奏效于一时，然而日久以后，能保证这种祸害不再生长出来吗？ 中国农村所以会陷入如此破败衰落的地步，害得广大的农民群众失掉生路，而逼得为匪作盗，加入共匪队中，当然自有其根本的原因。现在我们试将那些杜绝农民生计的根本原因，扼要地探述出来： 第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联合进攻，前者要把中国造成最有利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给地，造成模范的殖民地的农业国，最后侵略的对象自然是痛苦无告的农民了；后者则荫蔽在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下，取着一种趁火打劫的姿态，流氓，地痞，军阀，土匪，奸商，高利贷主，一个个都蹈着农民的头颅『称孤道寡』，做着好汉，种一亩地要抽上三五十种一二百种正附税，预征三五十年钱粮，甚至不种鸦片要收『懒捐』，种了鸦片更要缴纳比田赋大十百倍的『特饷』，这样农民在军阀统治之下固已左右都是死路，不是军阀统治的地方也到处都是流氓，地痞，土匪，奸商，高利贷主，和各色各样的贱买贵卖的奸商。重重叠叠的侵略剥削，农民有什么办法呢？革命的政府如果懒惰下来，智识简单的农民除坐等饿死冻死以外，便只好挺险去做强盗土匪，或者受了共产党的欺骗麻醉去当共匪了！ 第二，中国农民的科学智识太欠缺，死守着数千年来祖传的一点农业智识，什么都听天由命，不求改进，这也是中国农民陷于绝境的一个原因。一个进步的农民和一个落后的农民，他们虽使用一块同样的土地，但对于这块土地的关系，从这块土地上所得的收获，却是远不相同的。进步的农民因为智识丰富，技术精良，对于土地可以支配自如，一切水旱虫灾都有方法预防，收获量却特别加多；落后的农民什么都听天由命，智识浅薄，技术拙劣，保持着陈旧的迷信观念，水旱虫灾一味都去求神，不讲改进，结果生产落后，生活自然痛苦不堪了。尤其是自与外国通商以来，中国农民的一粒谷一张叶都变成了商品，商品当然要有市场有价格；中国的农民根本连耕种的智识都不完全，那些商场和经济的智识当然更不会有了。农民没有一点商场和经济的智识，那末农民所得的产品即使遇到了大丰年，没有销场，不能卖到往常的价格，但租税不能不缴，债欠不能不还，这样，荒年的农民固然不得不死，丰年的农民又何尝有好日子过呢。 第三，中国内地交通的阻塞，这也是中国农业不能发展，农民生活不能改善的一个大原因。本来在生产发达社会进步的世界，农民的生活已不应拘限于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应该利用社会进步的工具和肥料，以帮助发展自己的耕种事业，同时也可以将收获的盈余去交换享乐品。再不然的话，人口庶密的地方还可以向人口稀疏的地方移殖过去，使土地得到一种自然的调剂。但是在中国呢，因为交通的阻塞，沿江沿海一带交通便利人口庶密的地方，每年要从外国输入一二万万元以上的食料品；内地却有着很多的食粮，因为产地偏远，交通阻塞，无法运送出来，结果就只好喂牲口，甚至烧成灰炭当作肥料了。还有许多广漠肥沃的地方，数千数万方里的土地荒废了无人耕种，也因为交通阻塞，无法移民，人口过庶地带的农民除了不得已的投入都市作乞丐苦工以外，就只好困守家园坐待死亡了。 上述那三种恶势力的压迫，只要有了一种，就够使农民受累无穷，痛苦不堪。中国的农民却集世界所有的灾害压迫于一身，跌入最黑暗最悲惨的深渊。世界如果有奴隶，那中国的农民真是最低下的奴隶，世界如果有地狱，中国的农村也就是最残酷的地狱，奴隶们最需要革命，而地狱中是最容易暴发革命的！ 二 中国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对于土地革命的问题，我们不敢说谁的观念太浅薄了，但一般人讨论到土地问题，动不动就把阶级斗争连在一起。共产党提起了土地问题，总是机械似的抱着一个观念： 『平分一切的土地』！ 试想，平分了一切的土地，中国的土地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的农民就算得救了吗？俄国新经济政策前的土地革命早已失败了，中国匪区平分土地的口号虽曾骗倒了一般浅见的农村的游民流氓，但自私心比什么都深厚的农民层，平分土地的制度实行，农业生产便骤然降跌，过去食粮丰盛大批出口的区域，变成匪区以后，就连自给的食粮都不够了。 共产党为唯物的机械观念所拘囿，一切问题都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于是谈到农业革命，谈到土地问题，便也必须在土地上面巧妙的构造对垒的阶级，藉以发动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了。可是自承与共产党相异的思想家，以孙中山先生信徒自命的理论家，于『解救农民』『复兴农村』等空洞的口号叫倦以后，提到行动和实施的办法的时候，却又会抄上整篇整部的统计图表和数字——正确不正确当然不问，——说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一贫如洗空无所有的农民又有多少，『贫农』怎样『需要土地』，『大地主』怎样『是农村崩解的因素』，好像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只要跟着共产党来一手『平分土地』，消灭一切地主，给贫农以土地，——在那些大理论家看来，一亩两亩甚至三分五分也好——农民就一个一个都富有了，农村也一个一个都复兴起来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这样的容易解决，共产党虽然失败，三民主义的政府却不妨借用一点阶级斗争的妙法到农村里去用一用，就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这真是妙到极点了。 但是不幸极了，把阶级斗争搬到农村中去运用，只是形式上变换一下土地制度，用强权去侵扰一下人民的土地占有权；并不能够扩大农业的生产量，给农民以真实的利权，农民依然穷困，依然饥寒。所谓解放与复兴的话，实在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恶梦啊。 机械地搬弄统计数字的先生们，他们是会说（十六年武汉土地委员会报告）一亩到十亩的小农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四四、四五的比率，占有的土地却不过占着百分之六.一六；反之，百亩以上的大农，户数只占百分之五.三三，土地竟有百分之四三.〇〇，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已到了极点，要赶快平均一下才好。中国土地分配的确不平均，但实际的土地情形我们也不能完全不顾呢。老实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地主，更绝对不能和帝俄的地主比拟，旧俄地主在政治上占着地位，对农奴的摧残压迫剥削可以任所欲为；中国在横征暴敛的军阀统治下，人民几视土地为祸水，地主力量的贫薄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中国土地的集中，也并不是集中于少数个人之手，而是集中于若干种团体的手里。这些团体如宗祠、寺庙、教会——学田屯田，也可以列入——之类，在中国的数目真实难于统计，恐怕占着全耕种地的三分之一，实是中国唯一的地主，不过这些所谓地主，除了新起的教会对待佃户比较苛刻，其余如宗祠、寺庙等类的土地租给佃户都有相当的历史关系，租宗祠的土地的大都就是本祠的子孙，租寺庙的土地的大都就是本庙的『施主』，这中间地主与佃户的阶级关系非常抽象。革命以来中国受着世界潮流猛烈的冲激，人民的宗族观念迷信观念逐渐消灭，宗祠寺庙的土地已有被分散的趋势，如政府不一再下令『保护祠产』『保护庙产』，这占有全耕地三分之一的地主也许就在短时期中自然解决了。 『贫农需要土地』，这句话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不单佃农雇农贫农需要土地，连那小农中农也需要着土地呢。可是他们所需要的土地，倒不是被旧俄式那样的大地主占霸着，而是不知不觉的隐藏在荒废之中了。照专家的意见，中国的可耕地约达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现在耕地面积还不及百分之二十，垦殖程度已经很低了。但这样低的耕地面积，还在逐年减低下去，荒地一年一年增多起来，据前北京农商部的调查：
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司根据二十一省五百六十七县的呈报，荒地就竟增加到了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亩：
中国荒地不完全的统计起来，已达到十二万万亩的数目，要是全数都统计进去，恐怕和耕地相等了。将来如能采用科学的耕种方法，发展水利和林垦，则可供耕种的土地至少还有两倍以上。 我们现在认明了农村土地的情形，中国由土地占有权上所显出的阶级分界是那样的模糊，而荒废的土地又是那样的广大，就知道中国农村的枯窘破败自有历史的原因，决非机械地发动阶级斗争所能解决的。由土地关系所发生的阶级斗争，只能扰乱农村原有的生产秩序，使农村更陷于破败的境地，绝不能使农民生计得到一点解决，使农村显出丝毫复兴的气象。 三 厉行协作制度与改进农业技术我们如明了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的联合进攻，第二是农民科学智识的欠缺，第三是内地交通的阻塞，那末我们就知道中国目前的土地问题，最急切的任务不是与地主斗争，也不是与富农斗争，而老实是与自然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与军阀、土匪、奸商、高利贷主斗争。中国的农民如不能战胜自然，战胜帝国主义，战胜军阀、土匪、奸商和高利贷主，即使分给了土地，在严重的水旱虫灾之下，固然籽粒无收；在军阀与土匪的轰击抢掠烧杀之下也会有家归不得，有地不能耕；侥幸遇到了大丰年，但稻、麦、丝、茶在贱买贵卖的奸商侵蚀之下，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垄断之下，还不够偿还债欠的什一。这样，无地农民固然无路可走，有地农民的生活也未尝有所保障啊！ 目前中国农民革命的对象既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科学智识的欠缺以及内地交通的阻塞，那末真正能够有力量复兴农村，解除农民痛苦就只有两条路：第一是厉行协作制度，第二是改进农业技术。实行这两个办法，农民才能够造成力量，用以抗御自然，抗御帝国主义，抗御封建残余势力。 把问题分辨得更简单明了些，则我们可以说中国土地问题最急切的任务乃是整理与经营。这个经营与整理的任务，如交通、水利、植林等重要工作，革命的政府自然要尽极大的努力，边远的荒地，农民在开始的时候一定都观望不进，政府便应该自己去开辟农场积极经营。又如农产品的推销，——尤其是向国外的推销——改良等等，农民自身也没有这种力量，听任商人自由经营则危险很大，这也应该由政府负统制管理以及经营的责任。 土地的经营与整理，政府要竭力尽监督与辅助的责任，但主体终还是农民自己。可是我们早就说过了，一般散沙的衰弱的中国农民，挣扎眼前的生命已经力不暇给，如何还谈得到经营整理的话，这就非厉行农村协作制度不可了。譬如在某一个农区或农村中，种植稻麦蚕桑已经没有利益，而要改营别种如烟草棉花茶叶或其它工业原料品，个别的枯窘的农民一定无力举办，全区全村的农民联合起来协力经营，更得到政府或其它机关——如银行——的帮助，就很容易举办了。又譬如改进农业上的某种技术或工具，藉以节省成本增加产量，个别的农民也往往无法举办，协力联合起来便轻而易举了。 中国的协作事业，尤其是农村协作事业，因为文化程度低，民众智识浅，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点基础没有。虽然自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政府对于协作事业的提倡指导不遗余力，各省各县成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不过能够切实生效的寥寥无几，大都有名无实，能够粗具形式已经不容易了。破败衰弱到了极点的中国农村，需要的是能够切切实实在农业经济上发挥协作力量改进农民生活的合作社，却不需要那些有名无实有形式无实际的合作社做累赘的点缀品，这样的点缀品对政府并没有什么光荣，只在农民的头脑中种下深刻的反感。 协作运动的没有成绩，农民智识的欠缺固有关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全盘的计划和严肃的策动。政府视协作运动为民间的私人事业，甚至视为慈善事业，由若干社会公团名流去做。协作的目的要推进社会经济，改善农民生计，策动的力量却只是一些公团名流的各自为战，地方政府的指导辅助，真是所望太重而所费大轻了。世界协作运动的先例，英美法德荷兰瑞典等国因为经济发达民智进步，又有长久的历史基础，虽然仍视为民间事业，还能够对社会经济发生相当的良好作用。革命后的苏俄就完全不同，合作社的组织已经全国造成一个整体，政府对于合作社也差不多视为自身的重要责任，合作社的各种金融、运输、营业问题，政府都有极周详极完密的辅助和保护。中国经济落后民智低劣，协作事业的推行当然不能比拟英美，若由国民党专政的政体看来，则与苏俄的性质很近；协作运动当然应该取法苏俄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取法苏俄并不就是机械地去模仿苏俄，不过在大体的规模上以及政府对待合作社的态度上看来，中国应该猛然觉醒而急起直追啊！ 并且苏俄的协作运动因为政制的不同，共产党政府不过用以调整国民经济藉为国家经济造成安全的基础。中国的政体则与苏俄完全不同，非但目前解决土地问题复兴农村经济必须厉行协作制度，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的实行，也急切地需要民众协作的经济组织的帮助呢。中国能够厉行协作制度，非但土地的经营整理问题可以得到迅速美满的成功，就是所谓移民垦荒振兴实业，使农业的国家渐进而为工业的国家，也可以有着确实的把握呢。 四 从平均地权到理想的土地制度农村协作制度的厉行，目的无非是用合理的手段复兴全国破败的农村，造成国民经济的一个强韧普遍的基础组织。中国厉行了农村协作制度，首先将发生两个伟大的作用，第一是发展了农村经济，第二是使全国的经济造成一个最下层的组织的联系。不过这只是农村中一个经济上的活动发展和组织的要素，它本身并不就是土地革命，中国的土地革命，最正确的方策当然还是孙中山先生所亲手规定的『平均地权』。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孙先生曾经有过不少的解释，现在将重要一些的话引证于下： 『中国今日民穷财尽，所患在贫；而各国之所患在不均。以予观之，贫富问题，即分配不均问题。欲谋救贫之法，同时须先将不均问题详加研究。故民生主义必不容缓，否则三十年后，产出多数资本家，其害殊非浅鲜。第就吾国现势而论，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但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尚不必遽学各国须资本家悉数扫除。因吾国尚鲜大富豪，将来纵或有之，果使先事预防，其弊亦不如欧美之甚。预防之法维何？依余所见，不外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对于土地问题，宜先平均地权。此与中国古时之井田同其意而异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为照价纳税，一为照价收买』。（军人精神教育第三课）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患贫，非患不均，现在看了普遍的农村破产的情形，便确切的得到了一个证明厉行协作制度能够整顿并发展农村经济，但我们如专门注意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整顿与发展，贫富问题不先事预防，致将来『产出多数资本家』，反而做着革命的大害。所以于农村经济的开始发展之前，同时就应当实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意义及实施步骤，中国国民党党员训练大纲中说得很明白：『由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要等工商业发达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受欧美的影响，工商大变动，不但大家贫富不齐，就是同时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齐，比方甲有一亩地在上海黄浦滩，乙有一亩地在上海乡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种，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与别人，最多不过得五元十元。但是甲在上海（黄浦滩）的土地，每亩可租得一万几千元。由此便可见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到几千倍，乡下的土地只能够得一倍。同是有一亩地，便生出这样的不平。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各国不同。而且各国有很多繁难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 『对于最终目的土地公有入手的办法，在第一步是打破现在土地分配不平的制度，而主张平均地权，由政府规定地价，其办法由地主自己报价，政府则按价征税。地主以多报少，政府则照价收买，如以少报多，政府照价抽税。自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社会的进步而增加地价，则其利益即归公有，以预防土地为少数地主垄断的种种弊端。第二步实行耕者有其田。第三步实行土地国有，以达到人民共享土地所生一切利益的理想』。
从平均地权的『照价收买照价抽税』，进到『耕者有其田』更进而到人民共享土地一切利益的『土地国有』的理想，很明白的表示了『平均地权』便是达到理想的土地制度的一条平坦大道，同时也表示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最正确最平稳的办法。『平均地权』不像苏俄那样奖励懒惰的暴民，也不像英美那样的偏袒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实是最公平最稳当的土地革命，也可说是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在历史上就比较的合乎理想，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土地上面也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来。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政策，并不是从什么外国搬来的，而是依照着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规定出来的。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虽然变迁繁多，情形复杂，但从制度上分析起来，可有下述的五种： 第一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中国比较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土地制度。周代的井田，土地为全国所公有，平均分配给各家耕种。一个井字形的田庄，中间的一区是公田，大家共同的种而归公家收获，人民不要再纳任何税；周围的八区便分给八家耕种。人民都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但所有权属于国家，不能自由处置或私相接受。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无顾虑，快乐度日，这真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黄金时代。 第二是王田制度。周末井田渐趋破坏，商鞅佐秦，许人民自由买卖田宅，政府不再负授田责任，井田制度便完全消灭了。土地许人民自由买卖兼并，结果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几无立锥。汉沿秦制，兼并强霸之风更甚，王莽毅然想恢复井田的精神，收全国土地为『王田』，禁民买卖，规定每家八口田占不得过一井九百亩，余田分给乡党九族。 第三是均田制度。王莽想以王田制度来恢复井田的精神，但结果很快的失败了。后来从北魏到唐初，土地私有制度才又受了打击，而有均田制度出现，均田制度是一种计口授田的制度；政府授田，人民都有耕种土地的权利。不过中唐以后，人口繁殖甚密，土地不足，均田制度又破坏了。 第四是官田制度。到了南宋时代，土地情形日渐复杂，学田，义田，职田，官田等等名目不一。所谓『官田』，是国家将所有属于公家及没收来的土地，设立『官庄』『官田』募民耕种，或租给农民去耕种。但私有土地则仍旧存在着。 第五是限田制度。限田制度是中国土地最后的一种办法，井田均田都已破坏，又没有一个比较能使人满意的土地制度出来，于是元明清诸代就有限田的倡议，限制人民私有土地不得超过一定的数量，超过的田应即分赠或出卖，否则政府要来没收。不过这终只是一个理论，提倡的人虽然很多，政府只是因袭旧制，并没有切实施行。 中国土地自从『井田』『均田』破坏，『王田』『官田』都无成效，『限田』又未能切实施行，于是千余年来严重的土地问题就一直无法解决了。直到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来，国民党又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千余年纠纷难解的土地问题这才走上一条解决的新途径了。平均地权的方法，在实行上不涉一点空想，在内容上则兼有『官田』『限田』种种的长处，将来实行成功以后，我们相信世界上最合乎理想的土地制度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啊！——理想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度便是一个很好的先例，但我们如要把名词规定得漂亮时髦一点，那末就说它是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也无不可。不过我们应该尊重现实，努力实际，未来的事实用不着先事夸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