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 在这民国二十三年的时代，我们便若有其事的来讨论中国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或者是一种过早的忙碌吧？中国是否需要法西斯蒂，或者中国只需要在相当的限度之内采纳法西斯蒂的精神，这本来都是另一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在国民党未决心放弃专政以前，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及国民党的全体中央委员在三民主义的建设未真正完成以前，不草草结束训政，勉强实行宪政，中国的法西斯蒂可说是没有单独起来争取政权的必要和可能的。中国法西斯蒂暂时既还谈不到争取政权的问题，那末现在就谈论起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来，对于事实当然不会怎样的真切。 中国有一个最可注意的现象，就是一般民众对于政治的放任忽赂与一般政治家（？）对于政治活动的轻率燥急。当世界发生了某种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这种思潮与运动虽能震动全世界，但中国民众却能毫不察觉似的放任过去，而那些奇怪的政治家（？）呢？他们不单有了太敏锐的感觉，并且还能凭着他们那种太敏锐的感觉去支配他们自己的行动。世界有了什么，只要他们的感觉能够接触到的，他们便会在中国也照样来制造什么。虽然身为国民党党员，也不妨预先布置一个阵势，留作他日政治变动时图谋继续活动的余步。至于客观条件和民众需要的问题，在感觉敏锐的政治家（？）目光中，简直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有钱，找几个文人，把外国政党的纲领和理论作蓝本，便可在租界上的小洋房里组党了。若再找得若干军人政客互相联络，更有一买办资本家或金融资本家作经济上的接济，那就要算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 民众不知道什么是组织，而感觉敏锐的政治家（？）则太爱组织，结果任何军人政客在高兴时都可随时捧出民众的招牌，组织的幌子，但实际上这组织是怎样的内容，与民众有怎样的关系，谁都不知道啊。这些感觉敏锐的政治家（？）的投机组织，除对外国作无耻的效颦，而对本国则极尽了制造内乱的能事以外，就只有堆积成山汇流成渠的被害民众的白骨与鲜血，以及愈加衰弱的民族国家，和一笔征剿讨伐的巨额的国内战费。 九一八暴日侵占东三省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如火如荼的反帝情绪爆发起来，老死不问政事的中国民众受了这严重的刺激，现在却也关心国家关心民族不惜断头折足倾家荡产以拯救国家，都成为坚毅勇敢的爱国志士了。义勇军的抗御日军，「血魂团」的排除奸商，弥漫全国的抗日空气，加以政府的懦弱无能，外不足以御强暴，内不足以除奸贼而一般散沙的四万万民众又不能一致行动，在这事实的教训之下，于是中国感觉到组织与纪律的需要，感觉到中国有容纳法西斯蒂的精神的必要了。接着看到德国希特勒革命的成功，以及世界经济恐慌的阵阵紧逼，更使全国民众同时感觉着中国应立刻实行法西斯蒂，「法西斯蒂救中国」几成了上下一致，万众一声的呼号。 可是革命并不像砌造一只火炉那样简单容易，中国需要法西斯蒂，但中国却不能立时立刻便砌造一只法西斯蒂的火炉。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适合的主义，孙中山先生规定的建国的制度也是中国革命唯一适合的制度，那末法西斯蒂既不能像对待火炉那样放弃了旧的而另行砌造新的，事实上就只有以法西斯蒂的力量去充实国民党的革命。所谓法西斯蒂的力量，法西斯蒂的组织与纪律，本来是国民党所固有的，孙中山先生历次改组其所领导的党，没有一次不是为了要加强组织严正纪律而实行改组，而且每一次改组都有党员须绝对服从领袖遵守纪律的训诲发表。可是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停止总理制，实行委员制，于是组织徒具形式，纪律已等空言，种下了中国革命最大的致命伤。组织涣散，党便会变成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做不成；纪律荒废，党便会立即变成贪污集团，非以救民而反以扰民了。 孙中山先生在亲手领导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的组织与纪律既早已充满着法西斯蒂的精神，那末现在在全国民众的自觉状态下，只要国民党恢复当日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制度和精神就好了。国民党只要恢复总理制，严厉树立党的纪律，我们相信中国革命在极短的期间内就可以超过德意志甚至超过意大利的。国民党恢复总理制，实在有千利而无一弊，民众欢迎，全体党员也欢迎，所困难的就只是那些自视甚高的「革命元老」们，他们深恐自己做不到总理而又不愿向谁低首，就以为恢复国民党的总理制是大逆不道了。其实事与人的问题是根本不相同的，对人而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扩充到三百万的数目也不嫌多，因为这样就每个小党员都可以做中央委员，但对事而论，则现在济济满堂的一百七十八位中央委员实在还不敌半个总理，因为委员多，派别多，力量的牵制也多，结果除争权夺利外，反是一事无成。 中国需要法西斯蒂的精神，国民党需要恢复总理制，这都是我们在国民的立场上，在党员的立场上，最忠诚的说话。我们做小国民做小党员的只要有国可救有力可用，就会不避艰险，勇往直前的去拼死。究竟谁来做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第一个总理，蒋介石也好，汪精卫也好，胡汉民也好，只要能够掌握住全部革命的力量，得到多数党员的拥戴，这个被拥戴的领袖就应该毅然出来负担总理的重责，完成中国的革命。否则国民党如不克完成自己的使命，长在领袖的意气与私斗之中，不久训政期满，中国法西斯蒂也许要毅然起来代行国民党所未完成的任务吧？ 最近见陈曦载天一君之「论中国法西斯蒂应取之策略」一文，作者与天一君表示同意之处固多，但不愿随声附和之处亦不少，尤以其中「直接政策」一节为怪诞不堪。天一君详道其十人征求法，一若革命组织只需要有纵的关系，而不宜有横的关系，庶免起「分化」及「不复为我所有」之弊。实则革命根本不能避免纵横组织之复杂关系，主要者乃在于领袖对内对外之应付方针及权威运用以及领袖伟大人格之表演。若谓法西斯蒂之成功在于领袖对党员之蒙蔽与隔离，则未免厚诬墨索里尼希特勒矣。又天一君之「直接政策」，如真能加强组织而获得成功，则国民党中若干领袖之「裙带政策」，岂不更万岁万岁万万岁耶？ 本篇之作，原拟与天一君讨论法西斯蒂之组织问题，但在论列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一问题后，深觉国民党如能恢复总理制，则法西斯蒂之革命精神已有被国民党充分容纳之可能，吾辈只须誓死努力不避流血以拥戴此最高领袖，（国民党的总理）实无另起组织的必要啊。四五十年来中国民众为革命而流血，已流至最后一滴，我们难道还希望再有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组织以重苦吾民吗？法西斯蒂精神诚然可贵，但法西斯蒂精神如能注射于国民党那就更可贵啊！中国法西斯蒂既以注射法西斯蒂精神于国民党为第一业，本身的组织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起初预备驳斥天一君组织理论的文章，在正文里竟未及详论，只好在此拖一条尾巴以了公案。 作者附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