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悼亡儿

　　我的独子周大烨，1951年7月22日（六月十九）出生于厦门，2007年5月10日（三月廿四）逝世于上海。2006年，我年届八十，当时写下遗嘱，指定大烨于我死后，将我的骨灰送到温州和他的母亲合葬。不意大烨反而先我去世，现在由我写此悼文了。

　　1952年夏，我和妻钱慧初携未满周岁的儿子大烨返回上海，钱慧初留在上海新群中学任教，我再去福建，当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和慧初在福建上海二地同时被捕。第二年慧初获释，先在市二女中，后调五十九中学任教。我在人间消失了三、四年后，他们才得知我在内蒙古劳改，从此慧初和儿子大烨相依为命，慧初忍辱负重，独自承担起抚育儿子的重任。后来慧初得知我判刑七年，他们期盼我期满后回家团聚。1979年12月22日，我服刑期满释放，但被强迫留场就业，不许回家，当年也不准请假探亲。无奈，慧初在1961年1月携大烨去内蒙古看我。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要在南京下关过渡，然后转乘三次火车，路上走了六、七天，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孟姜女千里寻夫。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离平齐铁路江桥车站约四十里，他们动身时给我发了电报，江桥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站，晚上连照明都没有。我到车站接他们，一连二天都没有接到，第三天晚上，火车到了，在漆黑的站台远处，我听到慧初和大烨说话的声音，我马上奔过去，终于接到了分别已八、九年的母子二人。当时慧初对我说：大烨很懂事，路上还会照顾她。

　　我所在的劳改农场办有员工子弟学校，正缺师资，知道我妻钱慧初是中学老师，动员我把她接到内蒙，所以那几天的生活安排得不错。那个寒假是父子分别八、九年后的首次团聚。

　　1962年1月我回上海探亲，1963年7月，慧初又携大烨到内蒙探亲。那时我已被调到学校当代课教员，他们这个暑期就住在校内。大烨那时小学五年级，整个暑假与我的学生在一处，有时去钓鱼，一次钓来一面盆的鱼。

　　大烨聪颖，从小与妈妈住在校内。妈妈是物理教师，大烨爱好电子，从装矿石收音机、一管机开始，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独立装六管收音机了。大烨好钻研，也好将整机折卸，这样却练就了一身手艺。

　　文革时大烨读初三，后来到皖北插队，1976年5月才返回上海。为照顾患病的妈妈，没有继续去读书。在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VCD、DVD、摄像机、数码机。大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可凭他的刻苦钻劲，在修理电子产品方面，都能跟上每次的产品换代。近年来电脑和网络普及，他完全由自学而入门。在电子修理方面，大烨几乎无所不能。单位的有些人，叫他“周工”，其实他既无学历，也无职称，本人也无意冒充，只是因为单位里有些技术问题，正式的工程师无法解决的难题，大烨能解决。

　　2002年我家居住的北京西路进行旧区改造，当时动迁布告写明是建商品住宅，部份居民天真地想，既然是商品住宅，当然是出售的，于是要求回搬，愿意拆一还一，超过部分花钱购买，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想不到上海官方与开发商早有一律不许回搬的密约，不少居民被迫走上抗争道路。大烨也为维护权益，用过去钻研技术的心思，买了许多司法的书籍，认真钻研，居然达到粗通的程度。他联合沈婷等人，将开发商周正毅告上法庭，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他们没有想到，我国目前司法名为政治服务，实为腐败服务，为权贵服务的，结果是每场官司必输，虽然如此，大烨仍依法抗争，并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从有关部门取得大量资料，证实周正毅的非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的上海东八块拆迁事件。详细情况，沈婷著的《谁引爆周正毅案》有了记述。实际上当局最怕老百姓依法抗争，于是执法者非法镇压守法者。从那时起，大烨和我们全家受到与奸商周正毅相勾结的当局的打压，周大烨夫妻二人被拘留三次，房屋被强迁，大烨身心受到损伤。2007年1月14日夜又遭抄家，并被拘留，因此诱发了他的胆和胰腺病突发，于2007年3月5日发病，5月10日身亡。从医学上讲，大烨是死于急性胰腺炎，其实是因动迁受迫害而死。大烨去世后，外界反映强烈，网上也有“周大烨被迫害致死”的文章，那些日子当局很紧张，不断找君娣商谈，有些人劝她停尸抗争，我们全家商量后，考虑到上有两位老人，下有未成家的小孩，忍痛接受了调解。

　　我的弟弟没有儿子，大烨是我祖父以下唯一的孙儿，是我们家庭的主梁，大烨的去世给全家带来极大的困难。孙儿女虽已成年就业，但未成家，尚不会理家，我已年迈无力，家庭的重担都落到儿媳君娣的身上。现在她强忍悲痛支撑这个破碎的家。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