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缅怀李永爵同志

　　革命者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互相之间虽然在一起，彼此之间常不交往。我与李永爵的关系就是这样。从1947年开始，我与他曾一起听彭述之讲课，每周一次是雷打不动的，期间有一次参加叶家花园的战后托派大聚会，我的记忆那次聚会，是借用给刘乃光和印蓉秋开结婚派对的名义。后来我把此事写进回忆文章《听彭述之讲课》，永爵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参加人家的婚礼，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错了。那次是用我与罗丽萍结婚的名义。”可是“特殊的婚礼”主角却是老头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当我与永爵再次会面时，已是1987年我从内蒙劳改单位回到上海以后。永爵比我早几年回到上海，当他与妻子罗丽萍团聚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没有子女。当我重晤李永爵时，罗丽萍已病逝了。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独自蛰居在那里。

　　李永爵理论水平比我高，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排练指挥歌咏，还是居委会的文体委员，专教老头老太唱歌。画艺虽不很精，但喜欢露一手，李培和秀云结婚时，永爵画了一幅“晚晴”祝贺。

　　李培去世后，我和李永爵轮流去帮助郑超麟。后来永爵住所拆迁，得到的拆迁补助款全部给了罗丽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与邹秀云分住两室。秀云一再对我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从不问这些事。直到他们住到一室，我也不问一辞。我每到郑超麟家，一定要到秀云与永爵家，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喝酒，秀云总是热情相待。

　　帮助郑老的工作，永爵与秀云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与外界联系方面比他做得多。郑老是少数派的领袖，李培去世后尚有少数派叶春华住在邻近，可是帮助郑老的却是两个多数派成员。

　　在与郑老相处的七八年中，我与永爵帮助郑老是尽心尽责的。2004年我家被强迁，我家搬到浦东，离得远，郑老也去世了，我与永爵的见面就少了，只是通电话或发e-mail。秀云患心脏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们多次住院。后来永爵病情日益严重，到2006年经多方检查，最后确诊为前列腺癌，且己到了晚期。他的最后二年，病魔缠身，在痛苦中熬过的。

　　永爵自从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为革命坐过日本宪警的牢，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被共产党关押了三十多年，可说一生坎坷，历经苦难，但始终坚贞如一，无怨无悔。晚年他曾笑着说，他一生有二次关键的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永爵父亲是华侨，要他留在海外，他选择了回国。另一次是1949年，他与妻子罗丽萍身在香港，他们却选择了返回大陆。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有一批已经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国解放后却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大陆，主要是当时在香港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就业生活困难，又见到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认为返回大陆可能对革命有所作为。据我所知，有喻守一、谢山、林松祺、李永爵、罗丽萍、黄禹石、陆绩、曹惠白等人。到了1952年12月共产党在全国大肃托时全部被捕，后来判刑时，非但没有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而减轻，反而以“潜回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加重，没有一个逃脱轭运。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汉劳动改造。期满后还不许回家，直到1983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许回家，但没有退休劳保，每月只给45元生活费，他们幽默地说，只够喝开水的钱。生活全靠亲友援助。即使如此，他们仍乐观地生活，常说要多活几年睁眼看看世界的变化。永爵平时写些回忆文章，十多年下来积了不少篇，亲自编成一册，书名《坎坷》，已由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

　　2007年他的病情加重，国外朋友知道后，纷纷寄钱给他治病。一次老李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已将过去写的除收入《坎坷》之外的文章编成一册《夕阳红》，已交香港出版，书出版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嘱我以后代他分发。又一次打电话对我说，康溪要从国外回来，到时约我聚会。2007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嘱他到上海后先找我。我立即发e-mail给戈兄，请他转告康溪，戈兄回信，康兄已经动身赴大陆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后，住处没有人，康兄无法见到永爵了。

　　我家发生变故，家务缠身，我未及到医院看望永爵。我家2008年1月2日搬家，原有的电话停机了，宽带转移还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时去世，秀云及朋友一直联系不到我。待我知道时，追悼会都开过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后来我去看望秀云，她告诉我永爵最后病况，还对我说，康溪找到医院见到永爵了，二位战友，终于见到最后一面。

　　近年来，周仁生、胡振东、刘平梅、周冀瓯、姜君羊、章宏业、李永爵、康溪等相继逝世，他们都是无愧的战士。老一代的相继逝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可喜的是第四国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壮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原稿，最后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后的最后一句话：“我深信……第四国际定将胜利……前进。”录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辈。

写毕于2008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