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履锵文存
1．与王凡西通信
（第六十一至八十三封，及附件）
（六十一）2000年10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五日寄上胡志明文，附信，收到否？甚念。盼告。
我近来身体极差，不能多写。问
好
根上 十月卅一日
（六十二）2000年11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31日来信于11月13日收到，来信只写了短短的几句，看来你的身体很差。我们远隔万里，无法照顾你。唯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我已于10月29日寄上一信，附上《公理与强权》在上海《档案与史学》刊出的复印件，并奉告你寄来的资料都已收到。迄今为止，我们来往邮件，都没有发现遗失。
《动态》21、22期一定已收到。第22期14页张同写的《一首赋诗说真情》读到了吗？大陆有一位作家吴晓，此人写了多册有关“陈独秀”的书，胡编乱造，有损老先生的形象。张同此文就是批评吴晓的。我和吴孟明认为张同“陈独秀是于1937年出狱后与杨鹏升在武汉相识”是可信的。你在《回忆录》中只提到何基丰。你可否知道当年老先生与杨鹏升交往的情况，请于身体较好时将所知告诉我们。
请你以休养为重，不必急于回信。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11，17
（六十三）2000年11月2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十一月十七日来信已于廿五日收到。《陈研》第二十与二十一二期，由唐君直接寄来，于廿四日收到。现在写字太困难，请你给他去信时，代为提及并转达谢忱。
《陈研》字太小，我阅读困难。评吴晓文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吴某十分轻浮，记得靳树鹏曾给过他批评。
我的健康日走下坡，随时会离开这世界，但也可能“活尸”似的再拖一些时间。（我不希望后一情况）。
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我不喜欢“代理人”这个名称，因太巿侩气了）。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稍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你那里有我的《毛论》吗？如无当寄上，祝
康健
老王 十一月廿九日
（六十四）2000年12月3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000年11月29日来信于12月4日收到了。
今天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回顾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感触颇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你与郑老等老一辈，都是当年重大事件的弄潮人，现在你是唯一跨世纪的老革命家。我祝愿你再多活几年，也许会见到更意想不到的变化。
你来信中对我的信任和嘱托，我是既高兴又深怕难能完成。特别目前出版关卡多多，一时不会有大的突破。不过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
你的《毛论》我处没有，且我还未读过，盼能寄我留存。朱正曾来信，云要争取重版《日记、书信及其他》，但何时实现，都是未知数。
祝你新世纪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0，12，31
（六十五）2001年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寄出的信，一月十日就收到了。稽复[迟复？]，歉歉。节前节后收到较平时更多的信，只是无力作复，真是憾事。自去年秋天心脏病又一次突发后，体力显著衰竭，用脑、写字愈加困难。甚至行动都几乎不能了。希望不久能追随超、春二位“火枪手”于地下。
《毛论》久已包好，待寄，只是无人替我拿去投邮，寄出后希望能收到，另有一本《诗与自传》拟寄给王观泉先生。
最近看到《十评》上有人写长文批评老超《晚年文选》，署名“前戈”，不知是哪一位老朋友写的。
《陈研动态》最近有新的出版吗？祝
安健
根上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道同写的文章《陈其昌之死》，已由日友寄给我看了，写得极好，你见到他时，请转告。
（六十六）2001年2月2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一日寄出一信，谅早收到。那信中提及的《毛论》却一直拖延到昨天才能寄出。原因是天气坏，一直没有人替我将书送去邮局付邮。我自己近来已无法出门，一切都要依赖人了。
希望这本书能平安寄到。同时寄出一本《诗与自传》给王观泉先生，大概也能收到。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主要的文件全送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前几天收到最近一期的《陈研》，是唐宝林直接寄来的。字太密，我无法细看，大体看了一下，觉得这本杂志越办越有意思，看了很高兴。很想给唐去信，只因我有心无力，暂时写不出，你如给他去信，盼代我向唐致意并道谢。问
好
根上 二〇〇一年二月廿七日
（六十七）2001年3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10日来信22日收到。2月21日寄来的《毛论》已妥收，请放心。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你给我的信函和邮件遗失。今天（3月8日）又收到你写于2月27日的信，仅六天就收到了。
《陈研动态》确实越办越好，唐宝林进步很大，尤其在《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在大陆出版后，唐宝林从中得到启发，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你对他的致意，我会写信转告的。
目前国内出版阻力仍很大，只好尽力争取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我们抓住一个机会，终于出版，并发生较好的社会效应，实属万幸。到今天为止，译者稿费还未拿到，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
北京施用勤和他的老板分手了。施是学者，无法忍受老板的市侩作风。班兄的《山火》原是施君经手的。现在施离开了，也没有消息了。
我你天各一方，我无法像为意因伯父做事一样，为你服务。现在只能把你的著述保存下来，留待他日出版 。
怕你牵挂，先写此信，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3月8日晚
（六十八）2001年5月6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22日收到你2月10日来信，3月6日收到《毛论》，3月8日收到2月27日来信，当天就复上一信。快二个月了，未收到你的信，心甚悬念。
寄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摘要。全文很长，俄罗斯《独立报》用了三个半版的篇幅。国内已有译文，你如有需要，我再寄奉。
王观泉已从哈尔滨搬到上海，住在中山公园后门，原圣约翰大学附近。我和他时有见面。他将你春节寄给的精致的贺卡塑封珍藏起来。唐宝林5月下旬来上海，我和王观泉等与他会晤，届时我要将你对唐的致意当面转告，期他将《陈研动态》办得更好，将陈独秀研究更往深层推进。
你以前询问《十评》署名“前戈”是谁。据我所知，“前戈”是广州的刘平梅。刘是与超伯父最后被释放的几个人之一。他们当面也是争吵不休的。北京施用勤去年下半后就与老板袁亮分手了，《山火》的出版再也没有消息了。
祝
长寿
小周敬上 5月6日
（六十九）2001年5月2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五月六日的信，同月十五日才收到，邮程实在太长了。普列哈诺夫的“政治遗嘱”我怀疑是伪造的。俄国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十月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只是少数人搞的“苦狄塔”。“遗嘱”的全文如果不太长。能复印一份给我也好。但如果页数太多，份量太重，那就不必了。这方面的论据，我相当熟悉的。
原定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研究会”想必已举行过了，唐到上海大概为了参加那次会议。见面时盼代致意。
王观泉曾有信来，我很喜欢这个人，也许因为我们性格上有若干共同处吧。
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你见过未？写得很好。据一位日本朋友来信告诉我，它将在行将出版的一期《鲁迅研究》上登出来。
想说的话很多，可惜我的体力日见衰退，现在连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写字用脑不用提了。胡乱写几句，聊当面谈。祝
健康
根上 23/5/01
又：
最近一期《陈研动态》上登载的一则有关中译《中国革命悲剧》再版的广告，说易洛生当年搜集中国革命历史资料，目的原本在帮助陈独秀写这部历史。不确，陈独秀从未有写中革史的计划。易洛生对陈独秀保持“敌意”（受刘仁静影响）。他当年在北京，搜集资料，完全因为他决心自己写一部中革史，此事可参考老托致易洛生的九信，以及我写的几点说明。你若见到唐宝林，盼转告此事。
次日补写
（七十）2001年6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5月23日来信6月4日收到。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遗嘱的真伪，我们也持怀疑的想法，不过将之视为一种思潮，其中提及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现将全文寄上。
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后期思想研讨会”已经开过了。据说会上各叙己见，相当活跃。广州刘平梅也去参加，会后到上海住了五天。他说日本朋友佐佐木参加，会上谈到，自从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托派是合作对敌的，以法国、意大利、丹麦最好。
陈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已在《鲁迅研究》第四期登出来了。该刊第二期登王观泉的《重版 “独秀文存”序》，写得很好。过去《鲁迅研究》也发表过超伯父的文章，该刊主编王世家是王观泉的老朋友，对我们持宽厚同情态度。现在也退休了。
我们过去的文件资料都损失了，连超伯父都没有。你手中的文件资料，日后由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确是能长久留存的好办法。不过国内朋友使用就不方便了。最好你移交之前先复印下来，寄国内收不到，可寄港友收存。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 6月8日
（七十一）2001年6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八日寄出的信及附件早收到，请勿念。《遗嘱》才读了三分之一，因为眼睛出毛病未能读完，等眼疾好转后再告诉你我的读后感。
一星期前收到日本朋友从杭州寄来他参加座谈会的情形，这封信另有一个人具名，可惜我不认识。
※ ※ ※
三天前写了上面这几行字，当时突感头晕，停笔。昨天收到日本佐佐木君从日本寄出的信，告诉我温州集会的详情，又附了照片，想必你已知道或见到了。照片中有唐宝林，不知他过沪时，有否与你见面。
二位日本朋友，佐佐本与长崛祐造，都给我来信，并提了一些问题，可惜我身体越来越差，连写一张短条子都千难万难。此事无法可想，只好随它去了。
你见到道同吗？如见到，请转告他，他的文章《陈其昌之死》，香港朋友想发表，（声明转载自《鲁迅研究》杂志），倘他觉得不好，盼即来信告诉我。又：得知他正在写一篇文章谈“何子瑜”，此文我也想看。祝
健安
根上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七十二）2001年8月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七月九日寄出的道同文章及你所附的信后，我有否给你寄一短简，记不真了。我近来体力大衰退，读写都几乎不行了。大约不久会和老超老楼“见面”。
道同的第二篇长文，没有第一篇好。定稿前，最好再仔细改进一下。
普列哈诺夫的“遗嘱”我勉强看了第二遍，很难断定哪些是真的口授，哪些是他人的“发挥”。有关革命后俄国前途的预测，肯定是他人的“创作”。
《陈其昌之死》一文，我已转告香港友人，请他们不要转载。
写不下去了，祝
安健
根上 〇一年八月四日
（七十三）2001年10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六日收到你同月十日寄出的信，邮程太长，收到后，我又无力早日作复，实在泄气。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脑和手足都已拒绝工作、看书、写字，走动愈来愈觉得困难。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先生寄赠的陈研《简报》，你若和他通信，请代我致谢。
国内的邮检似乎对我太严。我在北京的大侄女向我讨一套《回忆》，寄出三月，未曾收到，显然没收了。今年初给海宁的一个侄女寄去二册，亦遭同样命运。
最近我从荷兰的“国际社会学院”得到中托早期的一些文献，可惜复印太麻烦，无法寄你一份。
最近得悉吴甲原早已亡故，以后有关他与老先生之间的一度往来，提及时不必顾虑了。勉强乱涂，希望你能看出大意。祝
安健
根上 〇一年十月十六日
（七十四）2001年10月3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16日来信10月26日收到。这次比较迅捷寄到。
你的来信虽然写得比较简短，但能读到你的信，总是很高兴，特别这次信中说近日身体较好，希望伯父超百龄的愿望 由你完成。
你写的字，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写得比意因伯父的“甲骨文”好多了。
《双山》寄不进来，国内世文公司曾有出版的意向，后来受阻。前些日子向东方出版社去信，谋求出版也无回音，只好待加入WTO后再争取了。班顿的《山火》也无出版的消息。
你过去寄给我的《毛论》、《谎言与真实》等都收到了。但是去年香港友人给我寄《悲剧》却没有收到。
楼叔去世后，一批文件已交里兹大学图书馆收藏，移交前不知有否留下目录。你准备移交的文件，最好留下复印件，至少要留下目录。大陆的朋友，根本没有资料。即使意因伯父，也不过晚年收集到几册旧书和他晚年写的文稿。过去的文件都被没收了，但是唐宝林手中有不少原始资料。
意因伯父去世后，我与唐宝林、王观泉、靳树鹏等学者保持一些联系，但因我理论水平太差，无法对他们有所影响。老人相继走了，当年属小字辈的我也已七十五岁了，眼看就要后继无人，奈何！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 2001，10，30
（七十五）2002年1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寄出的信，收到已经很久，一直无力作复，真是憾事。我近来身体还好，只是脑子更不能用，记性更差，手抖得更历害，有时竟致完全不能握笔。结果与朋友的通信，大多有来无往，非常糟糕。
最近一期的陈研《简报》收到了。字太小，太密，我的半盲的眼睛无法细看。从大体看清楚的文字所得的印象，觉得很好。你如与唐先生通信，请代我向他表达敬意。我本想直接给他写一封谢函，头脑和手指都不听使唤，只好算了。
想和你谈的话很多，可惜写不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精力还能回复一些。祝你
新年快乐
老王 二〇〇二年一月七日晨
（七十六）2002年2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月7日来信于1月18日收到，逢到过年，把给你的回信拖到今天，请谅。
我已将你对唐兄的致意转告。朱正先生嘱托我向你表示敬意和问候。
上海《报刊文摘》转载一文《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摘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说的是在莫斯科开六大时，王若飞为陈独秀辩护。和意因伯父写的《记王若飞二三事》内容相近，当时你正在莫斯科，一定知道得更多。
安徽省沈寂拟编《陈独秀年谱》长卷，曾与任建树、吴孟明商谈，当时我也在座。准备将最新公开的苏联档案有关部份收进出。沈寂也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学者。
国内老朋友越来越少，我这样的当年小青年，现在已经76岁了。意因伯父去世后，就失去了核心。
朋友们都惦记着你，如有近照，请寄一张。
马年祝愿你
健康长寿
周履锵敬上
2002年2月18日
（七十七）2002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二月十八日的来信，同月廿八日就收到了，无力早复，祈谅。
今天勉强能写几个字，决定将手边的三个短件寄给你看：
1、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1]。此件写得极不完全，但对某些关心中托史的作者，也许有用。此件不要发表。
2、一篇怀念汪孟邹先生的旧文，二十多年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的，因沈寂那篇谈汪与陈的关系文章曾提及此文，寄给你看看。
3、一则日记[2]。此文请便时交给道同，因它涉及其昌也。不要任何刊物上发表，因若发表，必将引起《王实味传》作者的反击，而我现在无力与人笔战也。祝安健
根上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
[1]注：王老此件中列出他自己的笔名：文元、连根、惠泉、双山、三男、凤岗、振声、木君、守一、义方、宇人、严可、三原、耕莘、李书勋、张家驹。其他人的笔名并不完全。
[2]注：日记一则，是谈刘莹为王实味平反写的“申诉材料”。就是王老1994年5月1日写的札记，见《王凡西晚年札记》第135页。
（七十八）2002年4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3月12日来信3月21日收到，很高兴读到你寄来的三个附件。
《日记一则》一定尊嘱不在何刊物发表，其实想发表也很难找到肯发表的刊物。大陆关卡很多，班兄的《山火》至今仍无音信。你是读到黄昌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的《王实味传》后写下《日记一则》。去年黄又发表了长编《王实味传》单行本，书末也附刘莹的申诉材料。超伯父生前曾对我说；“刘莹瞎说”。道同看了后说：“王实味怎不知道我家的地址吗？他去延安时把所有家具都送给我家，我们用了几十年，现在还有几件”。我和道同估计，黄昌勇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你的此件我们当然不谋求发表，但可以寄给黄本人，并把道同有力说明告诉他，供他再版时参考。我和道同的这个意见是否可取？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之前，我是不会寄给黄昌勇的。
《记汪孟邹先生》写得很真切，吴孟明读后认为可以寄给汪的后人，汪原放去世多年，他的大儿子汪无忌是华山医院名医师，四年前去世时超老还写了一首悼诗。次子汪无功退休前是育才中学副校长，与吴孟明相识，准备将你的记汪文给汪无功。
你寄来的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虽不完全，但你自己和超老的就很完整，许多笔名我都不知道。关于陈独秀的曾用名，任建树写过一篇文章，列有几十个曾用名，刊在《陈独秀大传》附录中。
祝
健康长寿
周履锵于2002，4，15
（七十九）2002年4月1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二月十八日寄出的信，同月廿八日收到。我身体不好，直到三月十二日 才给你回信，内附三个短件，希望已顺利寄到。当时因手头没有最近拍摄的相片，未能遵嘱寄奉一张。
上星期有客来替我照了一张，兹特寄上留念。
手抖，头晕（因最近新添的高血压），实在写不下去了。请谅，祝
安好
根上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七日
（八十）2002年5月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17日来信和照片于4月25日收到。
我在4月15日寄上一信，那是复你3月12日信的，现在一定收到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的近照。看来虽较清瘦，但“千金难买老来瘦”。大家祝你健康长寿，完成超老没有完成的“登百岁”任务。我也寄上一张一九九七年与超老合拍的照片。我这个当年的小青年，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法国大选已落幕，国内消息闭塞，仅知道有我们的三位候选人参选，得票情况不甚清楚，如有资料请寄给（英文的可不必译出）。
祝
安好
履锵上 2002，5，9
（八十一）2002年5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上月十七日寄上一张近照，未知收到否，甚念。
我近来体力急剧衰退，写字完全不行了。今天重读你五月十五日来信，我有点意见勉强写出寄上。
我的《日记一则》当年写出后即寄给黄昌勇，他没有回信，只是将它交给刘莹看。据说刘莹大怒。黄在日后写成的《王实味传》中，更作了一些不确切的“考证”（例如说我的儿子在安庆出生的，为生产筹款，我“欺骗”王实味要他译老托二章自传。）这些瞎说，不值一驳。但我如今无力写文与他辩驳，所以你不要将“一则”寄去，免烦恼。
任建树的《大传》写得极好，但也有小错，例如在一个地方，把“西流”（小濮笔名）说成是何子瑜的一个笔名。
写不下去了，问
好
老王 〇二年五月十六日
（八十二）2002年7月1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五月十七日收到你来信，同一天寄上一函，谅达。本拟即答复你来信提出有关法国选举的问题，不料我心脏病突然恶化，此后一直不见好转。头晕手抖，无法写字，累你空等了。
半个月前我收到王观泉兄寄来一函，内附他写的一篇短文及“陈胡二人合影”，非常高兴。本应立即作答致谢，只因无力握笔写字，未能如愿，憾甚。此事请你转告，请他原谅。
想说的话很多，奈力不从心，算了。问
好
根上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一日
（八十三）2002年10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老弟[1]：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2]还值得保存，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 二〇〇二年十月七日
[1]周注：这封来信10月19日收到，11 月13日我给王老寄去一信，没有收到回信。王老于2002年12月30日逝世。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如果写完此信之后没有再写其他文字，那就是他的绝笔了。王老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给我的信称我“履锵兄”，我很不安，写信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一直不改，唯独这一封称我“履锵老弟”，当时倍感亲切，想不到竟是唯一最后的一次。
[2]周注：“二信”是曼台尔与王老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我猜想，王老旧信一定堆积“如山”，他在身体极差的情况下，找出此二信，而且说；“二信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可见王老生前始终惦记这一团结统一问题。
附件：曼台尔与王凡西一九八一年来往的二封信。
曼台尔致连根同志
亲爱的连根同志：
我刚刚读完你的书，读时情绪愈来愈激动，同时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到可怕的大苦难，全世界的托洛茨基者运动却没有能力给他们以什么援助，这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无力与孤立的一个标志。目前我能见到的，也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安慰是：今天，更正确些说最近十五年来，情形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的运动现在已越来越有能力去保卫、甚至去拯救全世界我们最困苦、最受威胁或最受迫害的同志们了。这是历史性成长的一个可靠标志。而且我相信，它会继续成长的。
你给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托派以外更多的人——描绘了一九二七——五七年期间在你们国内以及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真实事变的一幅远较清楚的图画。在某一意义内，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端。在过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已确定地为历史所谴责，似乎因为他们在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而遭到谴责了。未来的发展将在实际上依照这一平反工作走去，而且会走到最高点，即使我们的纲领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中获得胜利。
在你的书中，曾经好几次正确地指出长期间进行派别争吵的无谓，尤其是当争论的政治实质业已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之后。但是否以为这个看法适用于目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你是否应该发挥其影响，以便和香港的年青同志以及和老彭的一派统一起来？鉴于我们目前在大陆上已经打开了缺口，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这些分裂乃是阻止我们前进的一个巨大障碍。那些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们会感觉莫明其妙的。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以我在我们的运动中担负了许多职务，以致无法学习中文。但虽如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迷恋着中国，迷恋着中国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乃至阅读了我能找到的各种欧洲文字中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东西。我对中国的文明怀着极大敬意。不管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个文明呈露出它的颓败的方面，不管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之后，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贫窮，但过去它却总在一千年以上的长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前进的文明。
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甚至比俄国历史更加是不平衡发展律与配合发展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其二十年代的飞速上升，卅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悲惨暗淡，以及最近廿五年来的新的成长，综合了这个发展。
今天，经历了这所有的升沉以后，无产阶级比它在一九二七年与一九四九年的力量是不可比拟地更为强大了。它的智能，它的经验，都更加成长了。它将把自己体现为中国文明中一切伟大的与不可摧毁的事物之合法的继承人，而且它将消受世界革命至今为止的一切矛盾的教训，把这份遗产和那进入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最勇猛的一跃结合起来。我但愿，你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能见到未来“中国之春”的最初阶段，它将远远超过“布拉格之春”与“波兰之夏”的。这个春天的初步征兆业已出现，关于这点，你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恩斯脱·曼台尔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
连根致曼台尔同志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少数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一九五二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瘐死于廿七年的监狱中的少数几个倖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幅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 ：“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次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二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托派统一问题的态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将近一百年。这个发展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一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雪斯基、普列哈诺夫与列宁。”（我在一九七五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邓小平派）是越来越反动了。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邓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邓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 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一九五七的情形又在出现（一九五七年是毛泽东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些在“大鸣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个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邓派，要像在廿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很多的。现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邓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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